人本主义的特点(6篇)

时间：2025-10-30

人本主义的特点篇1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重要结合点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6-0272-04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要的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普及和大众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它具有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世情与国情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继承与发展的结合、真理与价值的结合等等一系列理论特性。这些理论特性是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结合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其各门课程应当紧紧抓住这些重要结合点，积极、深入地渗透和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教学，努力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课堂、深入大学生头脑，为培养新一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思想基础。

一、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让大学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特质和科学魅力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与现实的交互变化中关于世界重大问题和中国发展问题的智慧结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它的灵魂，勇于创新、与时俱进是它的理论品位，人民利益至上是它的首要价值原则。它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蕴，体现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稳定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反思性与前瞻性的统一、批判性与包容性的统一、科学性与务实性的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原则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等等鲜明的理论特质和科学魅力。对大学生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向他们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特质和科学魅力，以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具有的传统性与时代性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结合的理论特性,要求我们必须紧密联系它产生和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现实依据这个重要结合点，在历史性纵向联系与现实性横向比较的有机结合中全面展示它的理论特质和科学魅力。

首先，要让学生在历史的纵向联系中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从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特质和科学魅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现实是在历史中生成并在历史中具体化的。以社会现实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抽象的，它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特征，这正是它的理论特质和科学魅力的一种体现。说明这种阶段和特征上的差别是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因为只有通过历史地揭示以往阶段与当前阶段的内在联系，才能说明历史进程的规律性与特殊性。对于当代大学生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不仅可以通过历史来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理论特质和科学魅力，而且能够通过历史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其次，要让学生在现实的横向比较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现实依据和社会要求，从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特质和科学魅力。“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要阐明一个理论体系，就必须充分揭示这一理论体系植根其中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既是理论体系的深刻基础，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是社会现实的理论表现，从根本上说，它就是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高度思想概括和理论表现。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特质和科学魅力，必须讲清楚它产生、发展和存在的客观依据，讲清楚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经验和成就。只有这样，才能让当代大学生真正体会到三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及其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成就，从而使大学生们真正理解和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世情与国情的结合：让大学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双重维度和本土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理论特质。在强调民族性和本土特色的同时，它密切关注世界发展和变化的趋势，又体现了它重视从世界与中国的双重维度去观察、思考并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性。对大学生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当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理论特性，围绕世情与国情这个重要结合点，从世界与中国的双重维度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国内形成条件，尤其是其民族的、本土的理论特色。

首先，要引导学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视野和本土特色。“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离开中国的国情，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是具有世界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但是,它必须同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改造世界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要影响中国社会,就必须充分考虑中国本土的特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始至终从中国实际出发，用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它立足于中国实际，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要求紧密结合，并熔铸于本民族的创造活力之中，凸显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得到了具体化，使其每一表现都带有中国特性，从而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具有鲜明的、民族的、本土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也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了它鲜明的中国特色。

其次，要引导学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视野和世界特性。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注意从世界与中国的双重维度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把握不同阶段的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推动中国发展，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揭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振兴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大学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本性和价值内涵

大学生接受并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关键，是深入理解并把握它的实践本性和价值内涵。在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牢牢抓住理论与实践这个重要结合点，向学生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内涵及其在实践中形成与发展的具体过程，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本过程，在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中全面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内涵，用以武装大学生的头脑，使之成为大学生的思想武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源于实践，反映了社会的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追求，总结和提炼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经验，有着鲜活的实践特色。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另一方面，从实践的需要出发，用不断创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重大现实问题作出科学回答，也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实践催生理论、理论又回应实践的过程。这个辨证统一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所具有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价值内涵和实践本性。

理论从实践中来并由实践加以检验，实践由理论加以指导和推进，这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虽然其植根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但它同时也是划时代的理论创新，是这一时期指导社会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的实践就是盲目的，就会迷失方向。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另外，理论自身的生命力必须通过干预现实生活才能得以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实践性为本质特征，它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以实践为目的。它要指导实践，就必须融入现实生活，在具体的实践中实现理论的突破性发展。事实上，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历程，到处都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实践原则，到处都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立场和理性光辉。

四、继承与发展的结合：让大学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创新和创新本质

解释和改造时代现实问题的先进性与科学性体现了一种理论的生命力和创新能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科学的，在时间上具有普适性。但是，随着时代和实践主题的变化，它必须丰富内涵，增添新的内容，必须对新的时代及其主题作出科学准确的分析和解释，使其理论符合当前新的实际，从而积极地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活，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以始终体现它的先进性与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秉承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特质，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体现中华民族的本土特色，顺应当今时代的潮流与趋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和生命力，也体现了它继承与发展辨证统一的理论特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性和创造力，一方面表现为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问题实现了重大突破，主要包括：（1）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传统观点和认识做出新的科学结论，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传统认识和理论的重大突破；（2）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做出了科学阐发，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的突破性贡献；（3）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提出了以往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提出的新理论，如“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及其成功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做出了创新性贡献。另一方面表现为它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相应地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成果。尤为特别的是，这三大理论分别产生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同历史阶段,它们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传承、延续，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不断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推向前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本质。同志指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4]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也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越发展,认识越深入,理论越完备,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创造性特征。

当代中国马思主义要被当代大学生理解和掌握，就必须体现它对时代现实问题的科学解释和现实改造功能，体现它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能力。因此，在对大学生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中，应当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与发展辨证统一的理论特性这个重要结合点,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辨证统一关系，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创新过程和创新成果，在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中充分演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创新魅力,以增强大学生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感悟。

五、真理与价值的结合：让大学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宗旨和价值目标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党始终坚持这一基本观点，因而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原则。始终追求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因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宗旨和价值目标，这充分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理性和价值性辨证统一的理论特性中。

首先，以实现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决策判断的最高原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人民的利益是实践的目的。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判断依据根本在于其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和规律，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和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作为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始终以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地反映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科学地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成功地指导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不断地实现和扩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无可辩驳地体现和验证了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其次，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视为一切实际工作和理论创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价值取向上的人民主体性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二是始终把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最高价值评价标准；三是始终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的。马克思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要以人为目的，自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主体论”思想，始终强调最广大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根本利益。强调要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建设为民；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意义和目的意义的统一，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反复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继而我们党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理论，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6]进一步凸显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的发展的首要地位和基础意义。这些思想和理论观点都突出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人民群众主体性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原则。

最后，坚持理论的实践检验标准与人民利益至上价值标准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一致性。就理论而言，真理性是价值性的前提，价值性是真理性的目的，真理性与价值性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确认理论是否为真理,必须经由实践的检验和判断；但仅仅如此，还不是目的,还需运用真理指导实践，改造世界，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实现其作为真理的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价值的主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与历史发展规律是一致的，凡是符合规律的要求通过实践主体的努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历来坚持真理的实践检验标准和满足人民利益的价值标准的统一，强调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一致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系列规律，成功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检验了其理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同时，它致力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最大程度地实现和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把理论的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有机统一起来，既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又合乎社会发展的目的性，充分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一致性。

在对大学生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理性和价值性辨证统一的理论特性这个重要结合点，积极宣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尊重规律，追求真理，尊重实践，注重创新，努力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理论宗旨和价值目标；积极宣扬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的执政理路和价值理念，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原则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深入地植根于大学生的头脑，以引导他们接受和拥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增强和巩固他们学习和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觉性，坚定他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0.

[2]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3]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1.

[4].全面建设小康杜会,开创中国特色杜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共产党人,2002,(12):7.

人本主义的特点篇2

关键词：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辩证统一，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中国特色，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助于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一、从理论体系上看，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立足于中国实际，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科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渊源的承续特色

从理论渊源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表现出承续性特征。这首先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从根本上看，是坚持和运用上述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必然结果。

其次，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理论飞跃的成果，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科学运用的理论结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和现实启迪，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理论来源。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有机统一体。其三个组成部分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在新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立于中国实际，围绕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这一理论主题，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和系统化的结果，体现出鲜明的相承性特征。

第二，理论品格的创新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基础上，又充分体现出创新的特征。

邓小平以超人的胆识和巨大的理论勇气，针对“两个凡是”的束缚，在坚持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同时，特别强调“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并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相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比较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阐明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经验，形成了比较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并就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现实和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而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又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第三，理论风格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有机融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这种民族性首先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前提下，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汲取理论资源。例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总体的形式融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渗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诸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其次，表现在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加以创新，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概括。邓小平理论对传统文化中“藏富于民”的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做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传统文化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与时俱进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做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论断;科学发展观对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得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论，都是既源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高于上述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创造，更好地做到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最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中华民族的形式，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四，理论体系的开放特色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个提法实际上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特色。

这一特色主要表现在，从理论自身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不仅体现于它是在借鉴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明精华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我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结果，而且体现在这一思想体系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着蕴涵有实践和时代精华的要素。

一方面，这个理论体系是在以往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党的三代中

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从理论上提出并初步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条件下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得这一理论继续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肩负起既坚持这个理论、又顺应客观实际的变化创新发展这个理论的历史责任，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将这一理论继续推向前进，体现了这一理论日益发展和丰富的内在规定性。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二、从制度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大异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基于中国国情自主探索的结果。相对于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体制上，与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上由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把运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功能同社会主义保证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了独特的所有制结构。在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前提下，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再次，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方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突破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只能是按劳分配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新观念。

第二，在政治体制上，与苏联模式高度集权和集中的政治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体现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突出了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统一和稳定的职能。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相适应，我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最高实现形式，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有效的政党制度，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第三，在文化体制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前提下保证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体制。

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文化发展多样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治国的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反对和抵制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发展中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同时，要发展多样化的文化。人民的文化需要具有广泛性、多样性的特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文化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立足点、着眼点。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多样性文化，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繁荣文化艺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从实践上看，找到了一条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领导人民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这一实践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态的总体概括和外在表征。

在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符合时展要求的新的发展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伴随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这种变化及其引发的新的阶段性特征，逐步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整体发展格局。

一是适时启动和加快对外开放进程，改变了过去的封闭发展格局，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对外开放、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全新格局。二是改变了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先发展起来，形成了差异化、差序化的发展格局，整个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分工、协作、竞争、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建立在竞争和效率的基础之上。三是改变了过去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不分的格局，适时推动社会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建设，整个社会开始呈现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分野、经济领域效率提高、社会领域迅速发展并开始承担社会整合和维护社会公平职能的局面。四是逐渐从外延式、粗放式发展向内涵式、集约式发展转变，经济发展开始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托，结合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我们就能清晰地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征。

第一，科学性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过程，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浓郁的科学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实践特征。

首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及由此而来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科学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党始终坚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取向，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其次，立足现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科学性特征的重要标志。邓小平认为，“真正的马克思列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

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3]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条件，邓小平有过精辟的论述:“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4]建立在这一科学的认识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经济建设中心论，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一个现实的基础上，明确了奋斗的方向和任务，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得到了升华。

再次，在发展步骤和发展规划方面，坚决纠正了战略目标超越历史阶段的急性病和战略措施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政治化的失误，坚持战略目标的现实可能性与战略措施的可行性的统一。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参照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实现现代化的经验，精心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目标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步骤。提出用10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为了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邓小平提出了循序渐进的“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开放性特征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性决定了它也必然是开放性的，开放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特征。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融入世界发展中的，本身已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它既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

其次，从内容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十分注重对各国经验、模式、手段的借鉴与吸收。在分清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实现手段基础上，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5]

第三，渐进性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在探索和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中得以前进的，它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渐进性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史性表征的概括。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循序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逐渐加深对“三大规律”认识的过程，是一个在摸索中前进、巩固中提高的过程，具有内在的逻辑发展理路。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问题，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6]这实际上就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循序渐进性的深刻理解。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循序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过程，既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飞跃，既有形式的改变，也有内容的更新。

第四，全面性特征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的全面发展，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不断培育、完善和优化人的社会关系，客观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实施“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既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的具体的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全面性的发展特征。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布局，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而胡锦涛同志在上述基础上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构。这一探索过程，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追求全面性特征的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路。这条道路的基本轨迹就是从照搬“苏联模式”到走出“中国特色”。可见，只有真正弄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才能真正高举这面当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旗帜。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1.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2.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

人本主义的特点篇3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其内容而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

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和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把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规律性作为其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指南，是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论证，是强国富民的大道理。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首倡并开启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料。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本质上说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出发，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探索一条使中国尽快走向人类文明大道之路，并且使中华民族尽快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愧于文明古国的称号。

围绕着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规律性的主线，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了回答。无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回答，还是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认识，也都是围绕着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多方面的，是丰富多彩的，作为这一伟大实践的理论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涵盖面很广，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但就其理论形态而言择其要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大致可以作如下概括，即一条主线，两块基石，十余个主要论点，一个核心理念。

一条主线，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规律性。这既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条主线，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对象。

两块基石，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即我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我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立论的国情依据。二是时代主题理论。即当今时代的主题，一是和平，二是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立论的世情依据。

十余个主要论点，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社会主义建设国际环境论、领导核心论和科学发展论等。

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强国富民。简而言之，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尽快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里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理念，就是指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的中心论点，就是指这个理论的精神实质，这个理论的主旋律。依据这个理论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就是强国富民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和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人本主义的特点篇4

一、非公有制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

所有制及其结构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乃至于政治制度的基础，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根本性质。所以，马克思主义历来‘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冲突。其结果就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保证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这种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亦即社会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同时，由于生产资料的全社会所有，使得任何个人“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劳动也就成了衡量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尺度。所以，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吸纳了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成就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剥削的社会主义，是实行全社会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这是马恩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设想。严格说来，经典社会主义只是关于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至于未来社会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制度安扫^由于他们“不是设计未来的大厦”，则鲜少论及。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必然是政治更加文明、文化更加先进、社会更加和谐。

在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由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要求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私有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所以，经典社会主义没有为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中预留空间。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具体的所有制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在特殊而不是一般的意义上来讨论所有制问题。他们重点研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是这样，资本主义之前的所有制也是这样。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所有制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都是仅仅揭示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拒绝设计任何具体细节。这一点对于我们分析所有制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我们既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空洞地谈论所有制（比如撇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定性认识其基本经济制度)，更不能想当然地设计所有制结构（比如所有制问题上时‘升级竞赛”）。

二、非公有制经济与传统社会主义

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自然会与马恩的设想有很大不同。然而，传统的社会主义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论而忽略了其立论的基础。为了建设“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而大加挞伐。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尽管也有列宁时期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退却，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但就其本意而言确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列宁去世后，对于如何对待新经济政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内争论的问题。斯大林在经过了对新经济政策的短暂肯定后，即于1929年底，终止了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公有和私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基础上，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彻底清除私有制经济。从此，苏联开展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国有化运动确立了国有经济的绝对统治地位，农业的全盘集体化把个体小农经济改造为农业集体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完成，前苏联逐渐形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所有制模式。

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在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认为前者是比后者更为高级、更为先进、距离共产主义更近的公有制形式。在经济体制上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低水平的按劳分配。脱离贫穷落后的本国国情、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照搬马克思主义条条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自然会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在此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等当然也会营养不良。

在中国，对于私有经济在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有过清醒和谨慎的认识，甚至在建国初提出了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重要思想。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就要不停顿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确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从而使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社会）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实现。与此相反，在紧接着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严重背离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国情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仅仅在不到一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原来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留下了“过急、过快、过粗”的后遗症。自此而后，为了建设“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就更是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必须不断地加以铲除。在实践上，漠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客观要求，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大搞“穷过渡”和所有制形式的“升级竞赛”，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的公有制模式。这样的公有制一统天下、国有制占绝对优势、非公有制经济基本消失的所有制结构，不能不严重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非公有制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马恩的设想中，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失去了在社会主义下存在的理由；在传统的社会主义中，非公有制经济是异己因素必须要加以消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两者不同。

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大失误，在于对贫穷落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所有制结构这个“基本问题”，亦即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恰当的处理。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形成并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关系的结果。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下，在消灭了私有制后又允许存在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就历史起点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历史起点的，而改革开放首先又是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序幕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催生了一大批积极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经营活动的专业户、重点户，他们在活跃城乡市场、方便人民生活、增加就业渠道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上，从改革开放初期主次分明的“有益补充论”演进到并肩而立的“共同发展论”;在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上，由“允许存在论”发展到两个“毫不动摇论”。正是党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上的逐渐提高和政策上的不断完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竞相发展，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不过，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政治要求的多样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社会问题的复杂化等问题，伴随着对这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多领域中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我们逐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逻辑起点看，正是非公有制经济这一根本特色或曰底色，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派生特色。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来说，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现阶段仍然有着存在并继续发展的合理性，就有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它催生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于是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使得部分人可以获取财产收入，于是有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而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努力代表、维护和增进大多数人利益的同时，注意兼顾和尊重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利益，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在各种经济成分中的就业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由于外资的大量引进，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更加复杂，这也要求我们党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在文化事业和意识形态领域，既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在社会建设上，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事实上走过了一条重资本、轻劳动，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发展道路，由此带来了劳资矛盾加剧、资源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于是，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任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

总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所有制结构又是处于经济基础中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所以，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并快速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涂抹上了自己独有的亮丽色彩。

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这一判断，可能会面临一个理论问题的诘问和三种不同观点的论争。

理论诘问是，如果说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那么，怎样理解“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这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这不是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吗？

这一问题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解答。首先，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最为基本的原则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以贯之的生产力标准观。经典马克思主义在评价任何一个阶级或利益集团、任何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及其兴替过程的时候，都是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要求着眼的。无论是对血腥奴隶制替代原始社会时对奴隶制度的热情讴歌，还是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充分肯定，无不是因为这个阶级或这种制度曾经在其进步时期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们所作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论，绝不仅仅是因为资本的罪恶太过深重，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更不是他们对所有制形式有什么个人偏好，而是生产力的革命性所要求的必然结果。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曾一语中的。他认为毛泽东的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其次，消灭私有制是一切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但这是一个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认为，私有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发展仍不充分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不会是永恒的存在，它必定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自然历史过程。私有制的消亡，需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一致的社会关系条件。只有当这样的条件出现的时候，共产党人才能顺势而为，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到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我们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在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尚不具备时，采用超经济手段一厢情愿地消灭私有经济，这样不仅不能达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初衷，也不可能实现巩固社会主义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都已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的非公有制经济不仅没有失去继续存在的理由，而且仍有容纳生产力进步的广大空间。所以，在经济文化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仍然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当然是和经典社会主义迥然不同的根本特色。再次，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社会今天存在并蓬勃发展着的非公有制经济，和过渡时期的私有经济已经有了重要区别。后者作为旧社会的遗迹，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尚未解决之时，是社会主义的对立力量。而前者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完全巩固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依靠党的政策发展壮大起来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主力方面军，其从业人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一个社会的基本性质与该社会存在的各种经济成分是相互规定的。社会主义社会规定了存在其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则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独有特色。既如此，共产党人要消灭的私有制当然就不会是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中，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的问题，有三种颇具代表性的不同观点。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应该说，这三种观点都在努力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色”，三个理论也确实都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都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认识不清、处理失当的地方。但细究之，他们都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是我们想事情、干事业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可以说，没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清醒的认识，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毕竟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借以凭恃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使我们能够客观冷静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它本身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正如出发点并不意味着已经出发、立足点也不意味着已经迈步一样。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预留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重大的理论和体制创新。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释放了蕴积在中国社会中的巨大经济能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后起着更为基础性的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天然地要求把市场经济作为它存在和发展的广阔天地，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理解了前者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后者。因此，非公有制经济比市场经济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色。

人本主义的特点篇5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基本特点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途径探索”（项目编号：L11AKS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项目编号：3132013323），大连市社科重点项目“大连惩治和防御腐败创新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dlskzd201232）。

Absrtact：ThispapersummarizesthepopularcontemporaryChineseMarxismpeopleandpopularizationofthecharacteristicsofthetimesanddynamiccharacteristics，integrity，andlevelthebasiccharacteristicsofthesame.

Keywords：ContemporaryChineseMarxistPopularizationBasicCharacteristics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5-0009-02

2007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时代课题。在新世纪只有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此需要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首先必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与特点进行阐释，这不仅是进一步做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研究的客观必然，也是助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取得更大成就的基本要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生活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极为鲜明的自身特点，具体表现为：人民性与大众性、时代性与动态性、整体性与层次性的同一，关注大众需求，回应大众关切，解答大众困惑，不断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亲和力、感召力。

1.人民性与大众性

人民性与大众性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为基本也是最为鲜明的特点，这一特点首先是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所决定的。大众性即群众性，是指大众化过程中运用大众话语、丰富多彩的形式表述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看，大众性是大众化的前提，是大众化的必要条件；从大众化本身看，大众性是大众化的内在要求，是保证理论先进性的重要依托。人民大众不仅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者、具体实践者，同时也是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承担者。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来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那么就根本无法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其次，是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最为根本的行动指南。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党执政兴国的最为现实和直接的奋斗目标，同时这一目标也是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和归宿点的。再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决定了其必须具有大众性的特点。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的整个过程，既是人民群众学习、应用、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也是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过程。只有最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理解和掌握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促使其将这些理论切实转化为自身的自觉自愿的实践活动，也才能为自然和社会的改造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如果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具体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空洞的理论，其对现实社会的改造作用也就无法体现出来。而当代马克思主义主义要想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就必须积极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重点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疑点问题进行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解答，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切实转化为不断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过程，让人民群众在自身需要不断得到满足中真切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理论力量以及在客观物质世界改造中的巨大指导意义。最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大众性是由其内容和形式所决定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和形式都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是用人民群众熟悉的语言、喜爱的方式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其根本目的在于让人民群众喜欢听、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

2.时代性与动态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时俱进的产物，抓住了时代主题，反映了时代要求，体现了时代特征，是时代精神的再现，具有鲜活的时代气息。因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时代内涵和要求贯注到广大人民群众实践中，引导人民群众不断提高运用最新成果认识新情况、分析新矛盾、揭示新规律、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的能力，使之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动力。同时，还要采取富有时代气息的鲜活的传播手段和表现形式，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离开时代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便无法满足时展的需要，就会失去生命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动态性，首先表现在其理论内容的动态性。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内部内容上，还是在自身的外在表现上均与外在的现实世界紧密相连并发挥作用。也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这一特性，决定了其必然会随着现实世界情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会在实践发展的推动下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并且发展与完善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还必然会经过实践的检验再次获得新的发展与完善。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具有的动态性特点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对时论呼唤的回应，正是在这种回应中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新的丰富与发展。正因为这些科学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内容，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人民群众中间得以广泛普及。邓小平指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并不是呈现出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从时间上说，它代表了一个时间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活动相联系而使之能够被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的过程。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的展开和运行具有动态性。再次，表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具有动态性。此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环境是动态发展。社会环境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积极的影响能推得动大众化的进程，消极影响则会阻碍大众化的进程。环境的动态性，决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动态性。

3.整体性与层次性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整体性在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统一的整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层次性，是由其对象的层次性决定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又有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等有多层的群体构成。一方面，不同群体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不同。不同的阶级在社会发展中所居于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是各不相同。就我国而言，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发挥着根本性的推动力量的作用；农民阶级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主力军，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推进的可以依靠的最为重要的力量；新的社会阶层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不同群体的实际理解力、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以及地域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也不同。比如说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具有流动性、分散性、人员多、不稳定等特点；大学生群体具有思维活跃、接受力强、易受影响等特点；少数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及问题，每一群体每一区域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和理论需求是不同的。大众群体的层次性，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层次性的特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如果大众群体不具有层次性，那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就根本不会具有层次性。正是由于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不同地域的人民大众所具有的层次性，才使其在对理论需求上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这也就要求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中必须对这一特点予以高度的重视，采用切实可行的宣传教育方式方法，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传播到群众中去，使其能够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需要通过多种形式，把理论通俗化、具体化、形象化，用深入浅出的内容、灵活多样的形式、生动活泼的语言、清新精致的画面解读理论，把抽象的理论形象化，把深邃的思想具体化。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变为通俗易懂并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及运用的过程。其实质就是通过政治社会化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并用它来自觉地约束和指导自身的行为，从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引领意识形态的同时实现其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北京：人民日报.2012-11-1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I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人本主义的特点篇6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路径；三大特色

[中图分类号]G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2）09-0047-03

赵曜等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论》（以下简称《史论》），总字数近57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作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互动研究，并通过历史视角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路径创新，表现出大历史视域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解和判断，体现出一大亮点和三个特色，阐述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论研究》的亮点和特色

首先，《史论》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历史考察，重点审视中国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道路的发展历程，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的互动结合。正是这种结合，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本书的出版不仅深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研究，而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新路径。

其次，《史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发展”为主线，在逻辑架构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和理论创新统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实践之中。全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历史实践为基础，做到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呈现出三个主要特色。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史论》作者们既坚持了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又通过采用比较法，做到了史论结合。《史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的互动结合上，一方面打破了传统中共党史的宏大叙事逻辑，另一方面则有意识地凸显并使用更多的笔墨叙述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特色。并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色道路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对比，在纵向和横向比较中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解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准备、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种研究方法，不仅有利于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蕴含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意义，而且有利于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存在的失误和曲折，明晰这些失误和曲折发生的原因，从而有助于更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其二，在历史分期上，《史论》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历程把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进行分期。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准备（1949.1-1956.3）、孕育（1956.4-1978.11）、形成（1978.12-1992.2）和发展（1992年2月至今）四个时期。在写作安排上，1949年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为了准备期的起点；1956年4月，撰写的《论十大关系》成了孕育期的起点；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定为形成期的开始；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则成为发展的标志。这种历史分期方法不仅有助于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提升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连续性和历史整体性，而且有助于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思想之间的一脉相承，开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的历史视野。实际上，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去研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有益于冲破狭义历史阶段上（即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景束缚，从而形成对广义历史阶段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认知。其三，在研究内容上，《史论》避免了以论求论的空泛议论，代之以每一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基本路线等重大问题的具体中国化操作来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史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针的转变、新民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改造道路以及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等内容，展现其作为准备期的历史表现；通过对《论十大关系》、、社会主义的矛盾理论、外交政策上的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理论等内容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时的孕育特征，又通过对“左”倾错误指导下的反斗争、“”、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等错误的反思，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间孕而不育的原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期，《史论》围绕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通过对转折期、改革的起步、改革的拓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四个时段的历史考察，从思想领域、生产关系、政治体制、精神领域、外交战略等内容上指出其作为形成期的历史地位。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言，《史论》尤其凸显出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上新的成就和新的经验总结。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政治文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建设、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世界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等内容。可以说，深入历史事件内部，呈现中国特点、突出中国道路，使《史论》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有序严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论研究》的基本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论研究》在章节的安排和观点的提炼上明显表现出历史实践与理论总结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并在深入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提炼出一些基本观点。

首先，《史论》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研究中，突破了狭义视域下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的研究思路，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追溯到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并通过准备、孕育、形成和发展四个时期塑造了广义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样的研究思路，不仅有助于开阔读者的历史视域，全面审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而且能够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当前的道路探索形成有效的历史衔接，更有助于人们在历史实践基础上全面、客观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艰辛历程，增强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信心和信仰。

其次，《史论》不仅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史总结经验来吸取教训，而且把研究的主线始终围绕在对中国道路探索的自觉性之上，凸显出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对中国模式探索的尝试。《史论》比较客观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准备；“左”倾错误的指导是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孕而不育的根源，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得以形成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再次，《史论》通过史中求论的学术态度，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四个层次，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主题和主线，并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和核心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基本理论，这些基本理论不仅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上的创新和突破。与此同时，《史论》还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定位，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而且是21世纪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指针。

三、结论

通过对本书的研读，笔者认为，《史论》不仅内容翔实、观点明确、文风朴实，而且在研究路径上、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的历史分期上、观点提炼上都有新的尝试和创新。它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而且完全可以作为党政干部学习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深入历史发展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知识的重要工具书。

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不但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总结经验，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特别是要在实践基础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五位一体”的发展布局，确保在建党一百周年建成小康社会；而且还要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的宣传和普及，增强中国人民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仰，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提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从国家层面上进一步完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信仰内涵；从社会层面不断打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生态；从公民个人层面提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高尚品质。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中国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调动广大人民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热情，开辟中国新型的工业化道路、科技创新之路、城镇化道路及新农村建设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道路，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朝着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