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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的开始范例(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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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的开始范文篇1

牛顿曾经有这样一句名言:“如果说我能够看的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媒介亦是如此。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在研究手机媒介和一系列数字媒体时,曾经提出了“媒介达尔文主义”和“补偿性媒介”的观点。他认为,媒介的发展也会遵循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规律。媒介的变革与创新,都是继承既往媒介的优点,并弥补其所存在的某些缺陷,而人们选择媒介,也是基于其某些独一无二的特性。沿着这样一种思路,我们可以假设手机这种备受关注的媒体形态,也是站在既有媒介的“肩膀”上成长的。这样,我们便可以从人类媒介传播的历史脉络中,寻找手机媒体的“时空线索”。

保罗・莱文森指出,人类最基本的两种信息交流方式是说话和走路。原始社会仅仅存在一些简单的语言信号,有形媒介还未诞生,面对面的说话是最常用的交流方式,现在一段幽默中所说的“通信基本靠吼”就是对我们祖先的信息沟通行为的真实写照。而走路是说话的一种延伸,当传递距离超过吼声可以到达的范围时,就必须用走路来缩短这段距离。事实上,这两种沟通方式贯穿了人类文明演进的每个时代。诞生于3000年前的《荷马史诗》,最初就是源于人们的口耳相传。公元前490年,在希波战争的马拉松战役中,希腊军队大获全胜,一位名叫菲迪庇德斯的希腊士兵奔跑到42公里以外的雅典,向国民传递胜利的消息,这一壮举被后人所称颂。而著名的“丝绸之路”,更是用双腿将世界联系起来,成为东西方物质和文化交流的纽带。

法国拉斯科岩洞壁画产生于距今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一重大发现,说明人类很早就进入了原始的书写时代,诸如图画和文字这种文明记录符号出现了。较之纯粹的口耳相传,书写性传递更容易将信息保存,首次取得了信息交流在时间上的延续性。文字不断演变后,形成了当时的象形文字。而人们也意识到信息载体的重要性,除了在墙上涂鸦以外,开始使用石板、兽骨、金属器皿、竹简等,这就是最初的平面媒介形态。传说摩西就是将《十诫》刻在石板上,旅途中随身携带,才最终传向世界的。媒介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可搬运性,但是摩西的事迹并不能掩盖这些载体笨重的本质,对于信息的空间传播来说,这些媒介显然太不方便了。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在想方设法使文字媒介变得更为轻便。布帛,丝绸固然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其高昂的价格注定只能成为王公贵族的奢侈品。相比之下,纸张的成本则低很多。早在公元前4000年,埃及人开始使用莎草纸,这种纸张的大量生产和使用对古埃及文明的繁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之后欧洲人用羊皮纸代替莎草纸,13世纪英国著名的《大》就是用羊皮纸呈递给约翰国王的,“自由”的概念第一次在英国民众中得到传播。公元206年,真正意义上的造纸术在中国诞生。《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筒;其用缣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纸的出现,为人类信息传播的大众化开启了第一扇窗。公元14世纪,造纸术传入意大利,成为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开启光明的天使。

造纸术发明后,推动了手抄书籍的发展。纸质媒介延展了信息传播的空间性,但是人工抄写复制的成本依旧很高。而纸张本身又是脆弱的,在历经战争或浩劫之后,往往损毁严重。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亚历山大城所经历的两次焚书事件,都使大量的孤本被毁,许多宝贵的人类文明成果就在那一刻彻底消失。曾经使用过5000年的莎草纸,其制造技术也已失传,这种失传正昭示着纸质媒介的脆弱。而当时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寻求可以进行大量信息复制的技术。

印刷术被誉为“文明之母”,正因为其首次解决了信息的大量复制问题。造纸和印刷两项技术使平面媒体大规模出现,这些媒体基本实现了长期保存信息和远距离传递信息的功能。同一时期,欧洲渐渐进入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在此后的几百年中,书籍、报纸等媒体为人文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广泛传播提供了绝好的条件。英国的绅士常常坐在马车上津津有味地读当天的《泰晤士报》,而法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们也会聚集在咖啡馆里,对一本启蒙思想著作展开激烈的评论。

然而,由于纸质媒体自身的局限,信息传播的滞后性无法避免。进入工业时代的人类社会每天都在发生着巨变,人们对信息的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广播可以说是第一种电波媒介,电波媒介首次解决了信息在远距离空间传播中所产生的时间滞后性。1909年,美国科学家查尔斯利用广播成功地转播文艺演出,几乎就是现代“直播”的概念。1916年,在纽约于第一时间向民众广播了总统竞选的得票数字。更应值得关注的是,广播是第一种允许接收者在移动状态接受实时信息的媒体。早在1906年,美国科学家费森堡从实验室用无线电波进行了首次广播,他播送的一些圣经朗诵节目被行驶在大西洋上的轮船报务员接收到。而进入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车载收音机大量普及,广播成为旅途中不可缺少的媒介伙伴。

电视媒体进一步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现场直播”概念得到发展,使视频传播与事件发生同时进行,无论距离事件发生地点有多远,都可以通过电视了解实况。新闻报道和体育赛事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受到信息传播者时间表的制约。但是在模拟电视时代,信息传播是单向的,观众必须在同一时间而且必须在有电视的地方才可以观看到内容。数字媒体出现后,在先进的网络和数据库技术支持下,出现了VOD视频点播,定时下载录像等新的功能和业务。这些新功能和业务使传统的电波媒体在信息传递上变得非线性化。用户可以定制业务,或将节目事先录制,或在时间允许的时候点播观看。

自媒体时代的开始范文

关键词:技术理性;文化工业;媒介文化;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2-0189-02

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理性与近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就其典型特征而言,是一种追求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理想性和条件性的人类智慧和能力。作为一种发展着的过程,是人类的一种以有效为目标,采用分解化约、实施定量计算的理性活动,表现为工具理性、操作理性和价值理性三个阶段。因此,技术理性化的展现,既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的因素。本文以此为背景,具体分析技术理性主导下的媒介文化。

媒介文化(MediaCulture)指因大众媒介的社会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是显现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社会文化现象。媒介文化的形成与大众社会的出现、大众媒介的发展和普及密切相关。媒介文化以不同的媒介形态分为电影文化、电视文化、网络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类型,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媒介文化具有广泛推行社会价值规范与建构社会价值意识的社会功能,是现代社会总体文化系统中由大众媒介所建构的一个亚文化系统,但其发展趋势正在从边缘文化形态进入当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体系。媒介文化是当代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关切的热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及其文化力量,一直是西方文化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媒介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媒介文化这个概念的出现是文化和传播技术发展到一定阶级的产物。在以文字为主的媒介传播时代,由于符号本身就是稳定不变的,而且在相同的意义空间之中,大部分受众都有着相同的编码和解码的规则,同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会大同小异,所以主观介入的因素会相对少一些。

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媒介的这种生存意义发生了改变,人们不仅意识到媒介作为信息中转站的巨大作用,而且也开始感受到技术手段本身对信息文本的表现方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普及之后,几乎家家户户都能在家观看到电视新闻,人们对媒体的信任度开始加深,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观念开始在电视媒体的出现后得到证实,它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并成为生活中很重要的内容。人们开始纷纷表示如果在家不看电视就像少了点什么似的,即使不看也要开着的心态。这也证明传播媒介不单单是传播信息的工具,媒介特性对信息构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媒体不但传播文化,而且也在创造新的文化文本形态。

“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例如,在看现场直播的电视节目时,我们总是觉得特别的兴奋,很容易就能融入其中,因为感觉自己是在同时同地亲身参与的。但是在看报纸的时候,很难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认同感。一来报纸报道的大多数是昨天的新闻,其次是文字的表现力只是视觉上的冲击,不会调动全身的感官,属于热媒介。而电视媒介则需要调动全身的许多感官是属于冷媒介,而且是眼球经济,二者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贝尔・杰姆逊认为:“电视机的出现给信息带来了一个很奇怪的变化。当你在看电影,或是在读报纸的时候,你看到一个视觉形象,例如:……你看到一张关于中欧某地的大屠杀的照片,你依然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一切仍然发生在外界,仍然是他性的,和你没有直接关系。这样,这一信息就保存了某种客观性,对你来说属于另外一个外部的现实。但是,同样的信息出现在电视机上的时候,便失去了他性,因为电视机是你家庭的一部分,就像你的汽车或洗衣机一样,是属于你的,电视是属于家庭的东西而报纸或新闻纪录片仍然是外部的,是关于遥远的另一现实的;……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所有其他媒介中所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由此可见,电视并不是简单的信息承载工具,而逐渐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一种富有现代生活气息的产物,也是一种感官经验的再现,虽然也存在虚假,也要依靠后期的制作而产生完美的效果,但是却代表着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感受。

从实际的媒体分析而言,报纸时代寻求的是一种踏实、严谨、单板、统一的生活方式,而到了电子时代人们就开始突出个性,张扬自我,勇于创新和突破,寻求一种感官上的刺激和生活中的多姿多彩。这就是不同的文化诉求点,也是不一样的精神世界。

二、媒介由技术理性走向文化工业

信息社会,科技依然是第一生产力。媒介的技术理性也是因为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才会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分析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社会进行系统分析的过程中,提出了技术合理性等概念。“所谓技术的合理性就是以技术进步作为一切合理活动的标准与模型,技术的进步及其理性的扩展,成了操纵大众意识,对人实施控制的有效工具。”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并无好坏之分,这就要看操作技术的人是怀抱着怎样的心态和目的来利用这种高科技。随着媒介技术的日益发展,媒介产品也开始逐步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文化工业是时代的产物,是一系列的媒介产品生产链形成后的结果,它可以降低成本,节约人力,提高效率……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如新闻作品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创新,具有隐蔽的欺骗性。

在“文化工业”时代,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都打上了商业操作的烙印。“文化工业”的掌控者通过分析消费者的需求,并且根据这些需求对文化产品的生产流程进行分工,为了使利益最大化,这种分工也就随着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完善变得更加的细致和精准,这就是文化工业中的管理。正是由于技术理性的认同和发展才使文化工业逐步形成。在文化工业中,文化产品的价值是由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体现的,而不再取决于它们自身的特殊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在这样的生产体系中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具有相同的特点:商品性、标准性和批发性。这些带有商品性的媒介产品被标上了“文化”的标签开始在受众中贩卖,把握得好就是降低成本的文化产品,没有把握好就是一堆文化垃圾,浪费人力物力还会降低民众的文化欣赏水平。

媒介技术理性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媒介中的文化生产开始采取了工业化的生产及销售方式,所以人们就称之为“文化工业”。现代技术和大众媒介的兴起,使人们开始消解文化的阶级性和垄断性,广大民众都可以成为媒介的主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然而大批量的文化产品必然关照最多的是利益机制所驱动的文化形态,即大众文化。

三、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人文主义”这个口号最早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提出来的,目的就是反对当时的教会权威,反对宗教对于人性的奴役和压制,恢复人本身的自然本性。提倡科学技术的发展,希望人类能够借助理性和科学技术取得个性独立和人类的自由解放。因此可见,近代的“人本主义”实际上是“理性主义”。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主要敌人是宗教,是“神”,那么在现在人文精神萎缩的主要根源则是在于人的“物化”,在于技术社会中失去了价值引导的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

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让人们身处都市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恐慌和浮躁,人们不再相互相信,处处都布满了陷阱,到处都是潜藏的危险,于是处在危机中的现代人日渐需要一种人文精神主旨的回归,人们正在试图寻求技术理性和人文精神的融合,在媒体报道中也越来越强调人文关怀。

以武汉地区的《楚天都市报》为例,这是一份在全国销量都比较靠前的都市报纸,这份报纸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彰显人文关怀。首先是对读者的关怀,在《楚天都市报》创刊之初,它的首任主编杨卫平,就规定了记者采写稿件的长度上限,并要求写作尽量用本地口语化的语言,以至形成了所谓的“楚报体”的文稿格式。

这种“楚报体”,使得不少业内精英嗅之以鼻。但“楚报体”真正体现了一份都市报对读者的人文关怀。在业内精英以洋洋洒洒,下笔万言为能的同时,他们也忘了一份都市类报纸如何和市民沟通,更不知道什么是都市类报纸对读者的关怀。

第二是对文章中当事人的关怀。都市类报纸文章中的当事人主体,往往和它的读者是统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事人的关怀,其实是对读者关怀的一种延续。都市类报纸必须依主席之言,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报纸也不应该忽视每一个人的利益。记者在采访民生新闻时,一定要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着想,尽量多帮助他们,楚报还有一些跑腿记者,就是专门为广大民众排忧解难的。这样当事人能很容易就感受到媒体的人文关怀,很快就会到这个媒体产生好感和信任感。

第三,对记者的关怀。记者也同样是普通人,为了让他们更好的工作,也要对他们进行关怀,这是确保报刊能正常有效运转的方法和手段。《楚天都市报》提出“记者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总编全心全意为记者服务”的口号。刚开始办报时,记者的稿酬并不高,但是,如果记者出去劳动,写了稿,报社千方百计使之见报,以此承认记者的劳动。记者之所以当记者,是要养家糊口,但是,决不应仅仅是养家糊口。如果办报者对记者的认识仅仅是按搞取酬,就能调动了记者的积极性的话,永远不能成功。

报纸为社会之公器,其服务社会的功能必须通过报社中每一个具体的人来实现。“记者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总编全心全意为记者服务”,这句口号内聚记者,外聚读者。媒体的人文关怀是没有止境的,做得好,报纸兴。人文关怀是一种境界,相信它的人,通过不断的努力,一定能使报业进入一个高的、更高的境界。

在技术理性下更要突出人文关怀,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由于把关人的缺失,总有一些人在网络上散布谣言,侵犯他人隐私,给当事人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当事人的确如所披露的那样,那也无可厚非,但的确存在因个人私恨,无故陷害诽谤的情况,这就不可取了,会给整个社会造成混乱以及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

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合首先的、根本的在于突破彼此的心理防线:人文文化从科学技术理性那里寻找自信心、理智的意念,科学技术从人文精神中吸取朝向人的情感,价值观念,从而使文化获得不断进取的健康心态。这种心理上的贯穿是文化融合的起步,而真正使二者相辅相成还在于文化创造的主体――人的不断努力,在于人能否负责地对待文化。事实上,技术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如同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本是不言而喻的技术的发展不能离开人文价值的参照,人的问题的真正解决也离不开技术的相助,它们理应携手共进。

参考文献:

[1]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3]江建文.大众媒介与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变化[J].当代传播.2006.

自媒体时代的开始范文

【摘要】本文主要以恩施州建始县为例,结合其现代传媒的使用情况,特别是电视和网络的发展及应用状况,分析了现代传媒在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民族文化发展中扮演的消解与重构的角色,同时解读了现代传媒在民族文化嬗变中所发挥的推动器与加速器的功能。

关键词现代传媒民族文化消解现代建构

一、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现代传播媒介发展现状以及媒介接触与使用情况

1、建始县媒介发展现状

恩施州地处我国中部山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建构健康的信息生态环境相对比较困难。但随着恩施州自身的努力和国家政策的扶持,如今的恩施州已构建了包括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在内的多层次、多种类、多媒体融合并存的多样化信息生态环境。以建始县为例,目前已经有《恩施晚报》、《建始新闻周刊》、建始电视台、中国·建始网、建始手机报、建始网络电视等。

然而,尽管目前建始县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媒介系统,但是发展中还存在不足。首先,传统纸媒的覆盖率相对较低,不足以体现其影响力。以《建始新闻周刊》为例,它是依托建始网面向州级有关部门、建始县事业单位的赠刊,不公开发行,影响力有限。其次,由于特殊地形,一些传播技术问题亟待解决。如整个建始县有400个村,但目前有线电视只覆盖了138个村,大多数农村家庭无法收看建始县电视台的节目。再次,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虽然有所发展,但更多的是作为官方的话语机构呈现,缺乏专业性。以《中国·建始网》为例,本地新闻数量偏少,更多的是转载自全国各地的新闻,而且互动不足。此外,网站缺乏专业的媒体人才,交叉任职、岗位职责不明现象较普遍。

2、被访者媒介接触与使用情况

(1)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从调查结果来看,传统的报纸、电视仍是当地使用率最高的媒体。目前仍喜欢或者看报纸、电视的人数比例分别为54.9%和97.1%。电视已经成为他们获取信息、了解世界的主要渠道。而且,利用电视来打发时间、消遣娱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方式。(如图1)

(2)新媒体(手机、网络等)。调查发现,手机和电脑在当地的使用率分别达到了96.1%和66.2%。从上网的内容选择上来看,互联网已经成为当地人们获取国内外新闻、学习、社交、休闲娱乐的重要阵地(如图2)。至于手机,已经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数据显示,在使用手机以前,75.4%的受访者都是以打座机电话以及写信等方式与人联系,而使用手机以后,62.9%的受访者表示手机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如下图3、4)。

因此,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在当地已经得到了较好的普及,对当地民族文化生态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但是,在媒介接触频次和媒介接触内容方面,城乡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现代传媒对农村的影响不如城区明显。

二、现代传媒对湖北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文化的消解与现代化建构

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遇到更先进的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才会得到更新发展。”①所以,民族要发展、文化要进步,就必须跟上现代化的步伐,以信息化促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建构。

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建构,指的是少数民族传统社会被全面卷入现代化进程之后,其民族传统文化在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所发生的再造与重构。它以相对独立的少数民族社区为基本场域,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外显形式和内在功能为建构对象,在多元力量相互交织的文化网络中有机展开。因此,现代传媒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在建构着新的少数民族文化。

1、现代传媒冲击、消解了传统民族文化原有的传播逻辑

(1)现代传播方式对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冲击。现代传媒以其跨时空、信息高度密集、传播面广、辐射力强、社会功能显著等优势逐渐得到广大少数民族的接受和认可,成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信息沟通的主要方式,已有千百年历史的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等方式已降至次要地位。②以喜花鼓《黄四姐》为例,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中,只能通过现场演唱这种一次性的文化消费,影响范围相当有限。而如今,电视现场直播、微博微信的现场分享、网络视频分享及链接,可以让不同地方的不同爱好者随时欣赏到这一特色文化,并把这种民族文化传播出去。

(2)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文化传播具有优势扩散的特点,因此,优势文化具有较强的传播力。现代传媒传播的是大众文化,这种优势、主流文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完全是单向的信息传输和文化植入。当现代传媒所传播的文化并非当地的本民族文化时,也就在悄然解构着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今,对于现代传媒的接受和习惯慢慢改变了当地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越来越多的人对本民族的传统已经麻木甚至丢弃遗忘,传统民居、服饰和节庆等文化就在这看似喧嚣的现代浪潮冲击下逐步瓦解,甚至消失。

(3)现代传媒可以将民间记忆转化为媒体记忆,完成“文化修补”。民间记忆与媒体记忆,是指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相对于前者,媒体记忆可以利用媒体挖掘并完整的将某地区的民族文化保留下来,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增强传播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并不是把所有的文化活动都记录下来,而是会经过文化筛选,逐步修补甚至还原民族文化。以建始县的丝弦锣鼓为例,当地分为南乡、北乡丝弦锣鼓,由于地域保守思想,他们在传承上具有不完整性。而媒体记忆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通过对南乡和北乡两种不同的表演方式进行分别深入挖掘,并通过媒体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间接弥补了民间传统传承方式的保守性的弊端。

2、现代传媒在民族文化生态嬗变中的角色——现代化的推动器与加速器

现代传媒正在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湖北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价值观、生活和娱乐方式,不知不觉中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嬗变构建着话语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认同等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方性,变得更加开放,并慢慢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动向达成一致和协调。对于这种文化转换,日本学者主内郁郎把它称为“原有文化的消逝”③。所以,湖北武陵山片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在受到以电视和网络为首的现代传媒的解构,其民族文化正经历着一个嬗变的过程。

(1)部分特有的民风民俗逐渐消失,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商业化。据我们了解,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活动和节日众多。例如每年农历七月七号举行的女儿会等等。然而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和渗入,《非诚勿扰》、《百里挑一》等相亲类节目大火,深受广大年轻人的喜爱与推崇,与此同时带来的却是土家族传统女儿节的“变味”。换句话说,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湖北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正加速着商业化的发展道路。

(2)网购兴起,少数民族服饰已非主流服饰,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社会化。这点在购物习惯和服饰上尤为明显。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们最早都是通过自给自足来满足生活需要的,后来逐渐通过市场购买。而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网购,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很多中老年人也都学会网购了;在服饰方面,几乎全面汉化,少数民族服装已非主流服饰。美丽的婚纱、帅气的西装、舒适的休闲服等等,每时每刻都充斥在各种荧屏上,电视和网络无时无刻不在宣扬着现代服饰的时尚和方便。相反,辗转各个街区,专门卖民族服饰的店铺几乎没有。

(3)传统吊脚楼消失,代之以整齐的楼房,现代传媒加速了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土家吊脚楼一直以来以清爽、简洁和不惧山区地形的优点为我们所知。如今,随着现代媒体传递并勾勒着一幅幅现代都市化的生活画面,人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希望过上这种城市化的生活了。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武陵山区,保留完整的土家吊脚楼已经很难见到,即使有也是非残即破。现如今的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市镇还是乡村,已然是在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步伐已不可阻挡,而现代传媒正是这次现代化建构的推动者。

结语

总之,湖北武陵山片区的民族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山区现代传媒生态的平衡发展也不是一夜就能达成的。如何加快经济与文化的综合发展,克服山区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历史等各方面的困难,实现整个少数民族地区传媒生态与民族文化生态的平衡发展是整个社会、政府值得关注的话题,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武陵山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与现代传媒生态的发展研究,为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建构、传承和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本文是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传播对湖北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的影响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①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史密斯著,顾昕译:《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②李勤,《大众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J]《.当代传播》,2005(5)

③竹内郁郎著,张国良译:《大众传播社会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