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诗歌(3篇)

普通话小诗歌篇1

为营造活泼向上的校园文化，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让学生在朗读过程中提高语文素质，我校特举行本次诗歌朗诵比赛。

二、活动安排：

1、活动时间：20xx年6月1日

2、活动地点：南明小学操场表演台

3、活动对象：1-6年级全体学生

三、比赛规则：

1.朗诵篇目为诗歌或散文诗。参赛内容健康，积极向上，切合主题，适合小学生朗诵。

2.参赛选手原则上要求脱稿朗诵。

3.参赛选手必须用普通话朗诵，发音准确，感情充沛，声音富有表现力，达到一定朗诵效果。

4.参赛人数不限。

四、比赛评分细则：

1、作品主题鲜明突出，内容积极向上。

2.参赛者精神饱满，仪态大方、着装得体、动作适当，能通过表情的变化反映诗歌的内涵。

3.参赛者朗诵熟练普通话标准、吐字清晰，声音洪亮，正确把握诗歌节奏。

4.参赛者能声情并茂，朗诵富有韵味和表现力，能与观众产生共鸣。

5.朗诵形式富有创意，配以适当乐曲或以其他富有创意形式朗诵。

五。具体评分标准：

比赛采取10分制，其中：

(2)节目形式(2分)：形式灵活新颖，令人耳目一新。

(3)语言技巧(2分)：普通话标准，发音准确，吐字清晰，声音洪亮，语言流畅，语速得当。

(4)形象仪表(2分)：衣着得体，体态语适当，表演到位，台风大方。

(5)表达效果(2)感情充沛，感染力强，现场效果好。

六。奖励办法：

本次活动，高年级组、低年级组各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一名。

十、组织保障：

1、现场总指挥：

2、比赛主持安排负责人：

3、比赛策划：

4、音响设备负责人：

5、进退场秩序及现场秩序负责人：

6、照相：

7、会场布置：

普通话小诗歌篇2

摘要：劳伦斯的诗歌作品是他一生中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生活经验和创作激情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劳伦斯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的晚期创作，作品中探讨了寻求新生的自我之路——死亡。他在诗中对死亡唱起了颂歌，把死亡视为一个失去了活力的躯体获得新生命的必要途径，视为自我实现之路，如同浴火重生的凤凰获得了新的生命。

英国20世纪的小说家大卫·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在小说方面不仅为世界文学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诗坛上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本人一直认为诗歌创作是自己整个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创作贯穿了他的整个写作生涯。他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诗歌具有一定的自传色彩，表现出了以文学的形式进行哲学探索的特点。中期的诗歌着重处理人与现代社会的关系，进而揭示自然与现代文明的对立关系。而最值得关注的是他晚期的诗作，在这个时期的诗作里，诗人最为关注的是灵魂的重要性，突出了灵魂不灭、死而复生的观点，着重描写寻求新生的自我之路——死亡。

劳伦斯的一生经历了多种坎坷，其作品长时间受到官方的查禁，他的思想和观点在他有生之年一直被看成谬误和下流的东西，他寻求自我实现的途径一直未能成功。晚年疾病的折磨增强了他渴望死亡，摆脱不幸的欲望。但他相信死亡不是一切的终结，而是通向新生的门坎，于是他转向歌颂死亡，企盼在死亡之中获得新生。死亡成了他这个时期大多数诗歌的主题，这些诗歌主要收集在《三色紫罗兰》《荨麻》《三色紫罗兰续编》和《最后的诗》中。

《最后的诗》是劳伦斯晚期最著名的诗集，“歌颂死亡，赞美新生”是其中心主题，展现了劳伦斯从理解到接受死亡的内心挣扎与斗争。在这一时期劳伦斯致力于对生命问题的探讨，把死亡看成是新的自我实现之路，他的思想也达到了深化和升华。他认为死亡是生命的平衡物，通过毁灭腐朽和消耗殆尽的东西来实现再生的可能。在这部诗集中，《巴伐利亚的龙胆》《灵船》和《不死鸟》等诗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劳伦斯寻找新的自我，歌颂死亡的主题，同时也展示了劳伦斯辉煌的艺术成就和思想成就。

一、寄新生于死亡

《巴伐利亚的龙胆》是一首关于珀耳塞福涅神话的诗，珀耳塞福涅是女农神得墨忒耳的女儿，被普路托国王打下地狱，一年中有六个月必须与普路托一起呆在阴间。这首诗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开始部分的描写美丽、阴沉而又使人感到自信。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借助于冥王普路托和冥后珀耳塞福涅的神话故事，描述了一个人的生命灵魂走向阴间拥抱黑暗和死亡的经历。在诗人的笔下，阴间不但不阴森可怖，反而庄严神圣，充满爱情的幸福。诗人把龙胆花这一黑色花的庄严的意象比做火炬，这一联想奇特大胆，龙胆花成了一把指引诗人进入死亡疆域的火把，指引灵魂通向地狱之路：

给我一支龙胆花，给我一支火炬！

让这朵蓝色叉状火炬之花给自己引路

沿着那越来越黑暗的楼梯下去，蓝色越来越暗

……

到那看不见的王国去，那里黑暗醒着，

冥后只是一个声音，或是看不见的黑暗，

她投入冥王普路托的怀抱，他黑色的激情深深地打动她的心，

被浓厚阴影的激情穿透，

在黑暗火炬那璀璨的光华中，

黑色的光芒撒向沉湎于幸福中的新郎和新娘

“黑暗在黑暗中苏醒过来”集声音、思想和意象于一体。诗人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这一黑色意象，让它在神话故事的背景下显得神圣而庄严，指引着灵魂通向黑暗的地狱之路，同时又把它做为通向未来的明灯。全诗到处弥漫着黑暗，并且黑暗逐步加深，直到与普路托的黑暗融为一体。龙胆花从照亮到冥府之路的“黑暗中冒着幽幽蓝光的火炬形花”变成“照耀在沉湎于幸福中的新郎和新娘（普路托和珀尔塞福涅）身上”的婚礼之火炬。珀尔塞福涅手中火炬形的龙胆花，照亮她去普路托的寝室，走向冥王普路托的怀抱。龙胆花成为引入“看不见的王国”的向导。诗人发出一连串的沉思，借助龙胆花和神话道出了诗的深刻意蕴：拥抱死亡不但不阴森可怖，反而庄严而神圣。死亡是我们不可逃避的结局和命运，但死亡并不可怕，正如凤凰一样，珀尔塞福涅将得到重生，因为她是春季万物复苏的象征，她最终将会把我们引向光明和复活。因此，死亡从一种具有毁坏性的东西转化成具有神秘的毁坏兼具创造力的东西。这种作用通过诗中对看似矛盾的龙胆花的处理得到了加强，它因黑暗而显得明亮：

巴伐利亚的龙胆，又大又黑，唯有黑暗

用普路托忧愁的冒烟的蓝色

染黑火炬般的白昼……

发射出黑暗，蓝色的黑暗，像得墨忒耳的苍白的灯放出光芒

指引我吧，给我引路。

这里的神话典故作为和平死亡的前兆，有着黑暗的神圣感。为了加强它的象征性，劳伦斯运用了重复的技巧，同时也表达了诗人急于踏上死亡之路这个神圣的旅程。在《鸟·兽·花絮语》中劳伦斯也写道：“啊，冥后普西芬妮，普西芬妮，从冥王哈得斯那儿带给我一个死人的生命吧。”

二、告别旧的自我——躯体，追随新的自我——灵魂

劳伦斯一生都在探索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他创作中的黑暗意识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为对于死亡和死后灵魂的想象和探索。在诗人看来死亡不仅仅是生命的等义语，而且是生命的再生，是告别旧的自我，追随新的自我的途径，他认为只有在死亡之中才能复生。这种死亡意识也体现在另一首诗歌《灵船》（theshipofdeath）中。在《灵船》中，两个基本的意象是秋天的果实和小小的灵船。从早期的生活开始，地中海一直是诗人想象力充分驰骋的天地，它的神秘性一直对即将死去的诗人有着不可抗拒的创作激情，诗人搭建《灵船》，乘着灵船在地中海上起航。灵船的意象取自《伊特拉斯坎古墓》中的“小青铜灵船”（thelittlebronzeshipofdeath），就是这艘灵船把伊特拉斯坎（又名伊特鲁里亚人）带到“另一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死亡只是完整生命的自然延续。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的，秋天种子重生的意象使劳伦斯想到了完整生命的自然延续，腐朽在他的意识中不含有任何绝望之意。

全诗以秋的意象出现：时值秋天，掉落的水果通向湮灭的漫长的征途。秋天的苹果像大颗的露珠一样掉落，撞破了自己，为自己打开了一个出口。苹果掉到地上以后腐烂，释放出种子来获得新生。灵魂也一样，人死之时，灵魂脱离躯壳，因此，得制作灵船，装上逃离了躯壳的灵魂，告别旧的自我，通往湮灭之乡，乘坐灵船到另一个世界。“向自我道一声告别，从掉落的自我中寻找一个出口”，到达黑暗的湮灭之乡（thedarkoblivion）。这小小的灵船使劳伦斯强调死亡的创造力并深化了死亡的概念——死亡是一段生命之旅的结束，同时，又是另一段新的生命之旅的开始。他将生命神圣进程中的死亡描述为“灵魂最漫长的旅程”（thelongestjourney），死亡从而成为了生命中的一部分。在这种意义上，死亡则是生命以另一种形态的延续。根据《圣经》，诗中“ark”（方舟）一词暗示了劫后重生。短语“soundless,ungurglingflood”（无声的、不是汩汩作响的……洪水中）的运用使劳伦斯成功地把对感官的影响和引起感情的象征结合在一起，写作上的这种特色使得整个旅程既有说服力又富于联想。

诗的最后两部分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在劳伦斯看来，有黑暗必会有光明，黑暗过后，黎明就会到来，黑暗与光明、生与死在不停地相互转换，灵船在黑暗的死亡之海上没有目标地航行，从永恒中分离出一条线，破除黑暗，迎来黎明，灵船归来了，因此，灵船找到了新的自我，像玫瑰一样萌发，开始新生。“虚弱的灵魂从灵船中走出来，重新以宁静填充心房”，表明了劳伦斯对自然界的更替、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深信不疑。诗人在诗中恳求“把死亡处死吧，处死这漫长痛苦的死亡/摆脱旧的自我创造新的自我。”

三、凤凰涅槃——新我的实现

除上述两首诗外，“新生”在《死亡的欢乐》（gladnessofdeath）《死亡之歌》（songofdeath）和《不死鸟》（phoenix）等诗中也受到了褒扬。诗人把死亡看作通往新生的门槛，“经过无比痛苦的死亡体验/便会出现生后的欢乐/巨大冒险中的奇特的愉快”，并且还说“我将像黑色三色紫罗兰那样绽放……很高兴地感觉到在死亡的黑暗阳光下展现自己并带着一种奇怪的甜甜的香水味……在死亡的巨大空间，生后的轻风把我们亲吻成人性的花朵”。《死亡的欢乐》这些诗句反映了诗人在死亡中寻求自我实现——新的自我的愿望。在《死亡之歌》中，他唱道：“没有死亡之歌，生命之歌就会变得愚蠢，没有活力”，诗人把死亡——对生命的冷酷的否定——看作是一种凸现生命意志的反衬。《不死鸟》一诗就集中寄寓了这种思想：

不死鸟要想恢复青春

只有燃烧自己，活活地燃烧，烧成

炽热的毛状的灰烬

然后，巢中有新的小东西微微动弹

带着缕缕柔毛，像漂浮的灰烬

显示出她已恢复自己的青春，如同雄鹰

永生不死的鸟

不死鸟(phoenix)是古埃及传说中的一种火凤凰，它身体巨大，有着漂亮的羽毛和悦耳的歌喉。传说它可以生长500年，在它死时它会用芳草和树枝造巢，然后点燃树枝，把自己烧成灰烬，最后从火中跳出一只新生的凤凰。劳伦斯非常喜欢凤凰的意象，在他自己设计的乌托邦“拉那尼姆”(rananim)中就选用了凤凰作为徽章中的图案，因为他非常清楚此鸟的特殊含义在于死而复生，象征长生不老。劳伦斯想从火凤凰的传说中对死亡进行新的探索。然而，凤凰涅槃只是一种传说，只是一种幻想，它不能给人以信服的解答，死神是无情的，它于1930年3月2日夺去了劳伦斯的生命，诗人的美好愿望也随之灰飞烟灭。然而诗人留下的诗集却是现实，是永恒。在这些诗中船与凤凰的意象表达了诗人对死而复生美好信念的憧憬和迎接死神来临的泰然自若，诗人的情感、思想显得十分真挚、深沉而感人。

四、结语

由此可见，劳伦斯渴望死亡及强烈的复活和新生的思想已跃然纸上。他的死亡观并不消极，反而蕴含着乐观的精神和深奥的哲理。在他的创作意识中，光明和黑暗是统一的整体，二者对立地存在着，也可以相互转化。黑暗预示着光明，死亡则孕育着新生。他理解死亡、超越死亡，“超越死亡而进入一种新的存在”。死亡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半，生孕育了死，死又孕育了生”。尽管死后的精神复活是一种近乎臆想、多少带有本能求生的精神假定，劳伦斯死后也未能像《不死鸟》中的凤凰一样获得新生的躯体，但诗人正是通过这种看来是唯一现实的途径，来使他此在的世俗生命获得异在的可能，死亡不仅被转化为“一种活的东西”，而且“死亡有真正的尊严和美”，并“和生命一样被承认”。

叔本华说过：“从肉体上看，我们有肉体的生命，不过是一再拖延的死亡，这死亡，便是与生命既对立又统一的死亡。死亡是自然生命的一部分，是毁灭旧的自我开创新的自我的净化器。”劳伦斯用清新的语言、明快的旋律和奇特的意象，歌唱爱情，歌唱死亡，寄希望于灵船，去追随死后复生的新的自我，他的灵魂在他的诗歌中获得了新生，绽放出永恒的艺术光芒。

参考文献：

[1]吴笛选编翻译。劳伦斯诗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2]段吉福编。劳伦斯随笔集(2).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

[3]姚暨荣译。安宁的现实——劳伦斯哲理散文选[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

普通话小诗歌

这一切的起点是：从2010年开始，杨克担任“小学生诗歌节”的评委会主任，“忽悠”了于坚、王小妮、舒婷等一批著名诗人给小学生的诗歌习作评奖，还像交作业似的认真写点评。

有些人说这是“大材小用”，有些人认为他“不务正业”，甚至有批评家言辞犀利地指出他过度沉溺于诗歌的普及化与社会化之中，在诗学追求方面却越来越趋向于保守和平庸，过于放弃诗歌技艺上的难度。

对于这种质疑，杨克在一次和诗人骆英的对话中回答：“在我的写作立场里，文学的标杆不仅仅是现代主义，而是几千年的人类文学。从更长时间的文学谱系出发，我认为诗人和作家应该对自我之外的世界发言，应该并不仅仅追求在文本上突破，也要探索怎么传递人的普遍情感，让读者口口相传——我的写作的理念就是这样，到现在也一样。”

灯光是橡皮擦，把黑暗擦掉

孔子有一则训子名言：“不学诗，无以言。”两千多年过去了，如今自然不会有家长再执着于孩子是否一定要“学诗以言”了，但作为一个诗歌普及的呼吁者，杨克提出，让孩子学诗既不是为了成为诗人，甚至也不是为了“言”，最重要的是一颗诗心。

“诗心”听起来很玄，但往往最玄的东西也是最简单的，如同比起大人，孩子才是离诗最近的人。“我看过一个孩子写的一句话，‘灯光是橡皮擦，把黑暗擦掉’，成年人很难想到‘橡皮擦’这个概念，但在小学生的眼中却是天天见到的物品，因此产生的联想是有创造力的。”杨克说，在担任“小学生诗歌节”评委会主任的三年时间里，他看到过无数被毁掉的想象力和真情实感：眼睛一定是心灵的窗户，老师一定是园丁，红领巾一定是烈士的鲜血染成……“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许多高年级学生虽然掌握的词汇量比较丰富，但写出来的诗却不如低年级的学生。为什么比喻同一事物很多人会撞车呢？那是我们的思维也模式化了，以为唯有那样形容才是最恰当最高明的。”

童年天然的语感与未被污染的想象力，是孩子们与生俱来的天赋，而大人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将这些美丽的汉语囚禁在牢笼里。小学生诗歌节期间，为了让更多语文老师了解思维的模式化是多么可怕，写诗并不是“你全家都是文艺青年”的小圈子游戏，杨克到广东各地给语文老师们做讲座，聊现代诗歌该如何鉴赏，聊如何让孩子们通过诗歌去与这个世界对话、与自己的内心对话。“通过写诗，我们对于世界的感觉会更加清晰，对人生的感知也会生动起来，这是一种境界，是人文教育的基础需求。黄磊曾说，在演《人间四月天》的徐志摩之前，他自认为感情方面是比较粗糙的，但出演之后，他用一颗诗心去感触树叶的飘落，对万物产生了美好的感觉，这就是诗的作用。参加我们比赛的孩子们以后也许有人成为了诗人，有些并不想做诗人，重要的是通过诗来加深对宇宙和自然的感知，让生活变得更加生动多彩。”

杨克认为，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孩子，无论对于专业的诗人还是普通人，“我手写我心”始终都是最值得珍视的品质。抛弃一些浮夸的辞藻包裹，用最真诚的语言触摸内心，这是一个诗人必修的课业，也是需要向社会大众普及的道理。

在诗人的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30年前，诗人堪比摇滚明星，那时候，诗歌是受人尊敬的艺术，随便在大街上丢一块石子，就可以砸到一个诗人，20年后即使下一场大雨，也不知能不能淋到一个诗人。”不可避免地，诗歌的黄金年代永远停留在了上世纪80年代。然而，随着杨克等诗人参与到诗歌社会化普及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家长们相信即使孩子长大后不会成为诗人，也能拥有充满诗意的生活。

每个人都是“玻璃人”

在成为诗歌的社会普及者之前，谈到杨克，最醒目的标签当属“民间诗人”。虽然民间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对垒古已有之，但对于拥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头衔的杨克来说，如何在官方的身份下保持民间立场的写作？对此，杨克的回答是“做个普通人”：“我任何时候的写作，希望没有这么高深，没有这么有思想，没有这么深刻，而只是以普通人的视角来写。就像我去贵州的时候，看到那些蜡染很喜欢，但我不会像某些诗人那样，把这种传统技艺美化到很高的程度，把现代性生活写得很恐怖，因为我们知道贵州人很想变成深圳这样。”

杨克特别强调“精神立场”的民间，他连续主编了15年的《中国新诗年鉴》不仅关注那些业已成名的诗人，更多地将目光投射到了年轻的、底层的诗人身上，打工诗人郑小琼、网络诗人木桦等人都被这本年鉴隆重推荐过，而这种开放性正是1999年引爆中国近20年来最激烈诗歌辩论“盘峰论剑”的起点：打破传统的精英话语权：“民间不是一个诗人的身份，民间的指向不是特定的几个人或一群人，民间是敞开的，吸纳的，永远吵吵嚷嚷，民间天然的复杂性和含混性，是诗歌最具活力所在……民间是诗人的精神立场和写作的出发点，是诗歌的在场。”

在他的概念里，“在场”不是冲锋陷阵明察暗访，那是记者做的事儿，但也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诗歌本质上是关于世界的诗歌，这个世界与内心有关，与灵魂有关，但是也跟其他人和万事万物发生关系，因此，“在场”是一种描述和呈现，一种人对生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的映现。“一个诗人应该呈现你所在的时代的语境，告知存在的本相，而不仅仅只是写自己的梦呓。”

上世纪90年代处，杨克从广西来到珠三角，在当时处于改革风口浪尖的深圳、珠海、广州绕了一大圈，写下了《在商品中散步》、《于房地产炒风中怀念家园》、《时装模特和流行主题》、《广州》、《火车站》、《天河城广场》等诗，这些带着明显城市色彩和时髦语汇的诗成为了批评家们笔下“物质哲学”和“商品美学”的代表。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消费时代不可避免地已经侵入了我们的生活，诗人们即使再向往“采菊东篱下”的田园生活也无法回避这个事实。但在当时，“乡土中国”的情结和商业浪潮缠绕共生，人们一方面向往商业发展所带来的新鲜感，另一方面却又害怕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冲击。

凯撒大帝说：“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但到了杨克这儿变成了：“我来了，我看见，我记录。”对于周围不断变革的环境，无论是90年代铺天盖地的商品大潮，还是如今日新月异的网络社会，他都能以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融入其中，并能敏感地发掘其中的诗性，这也就让他在写作中少了一些自我身份认同障碍者的别扭和矫情，正如“80后”诗人郑小琼所说：“我见过很多写都市诗歌的诗人，他们无论从生活的本质与生存的本质都在城市生根了，安营扎寨了，但是在其诗歌中依旧把自己比作城市的拾荒者、流浪汉、假行僧等，这种思维就是一种城乡结合部的思维，这样的思维写出来的诗歌，当然并非真正的城市诗歌。杨克老师的这些诗是观察城市题材诗歌的窗口，他的诗歌呈现了一颗真正进入城市的心灵。”

在回顾这段时期的写作时，杨克说这并不是对商业社会单纯的赞美，而是一种“现代浮世绘”的叙事，关注的更多是人们在当下的状态：“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写了很多关于商品时代与消费社会人的当下生存作品，使用了许多中国已有的诗歌中少见的意象，像石油、玻璃等等。当词语蜕变，意味着存在的异化，比如人在今天都成了‘玻璃人’，个人信息如此容易被‘人肉’搜索，被从中介公司等你办过事的机构买到。”

“一个诗人，必须‘留存’他的时代，哪怕所写的是再世俗不过的生活，发现诗性就意味着神性乍现。将生存现场转化为精神现场，这就是一个诗人的使命感！”杨克说。19年前，美国诗人大卫·艾诗乐就指出：“作为一个读者我们不应该抱怨杨克的诗欠缺某种哲学的一致性，惠特曼说：‘我自相矛盾吗？一点不错，我自相矛盾。’妥协并非我们今天理解的那样一无是处。”在杨克的诗作中，矛盾或焦虑都是并不刻意回避的情绪，他说：“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不是旁观者，而是置身其间。”

数字时代的“未来主义者”

许多人说，杨克是一个“新潮”的诗人。这种新潮并不体现在衣着打扮的时尚上，而在于网络时代的十八般武艺——博客、微博……他都耍得样样精通，至今杨克还在博客上保持着相当频繁的更新记录。

一直以来，纯文学作家们与网络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友善，仿佛网络文学是洪水猛兽，无情地侵蚀着人们的理解和阅读能力，而且可悲的是，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但杨克却并未对网络诗歌敬而远之，相反，他担任《网络文学评论》的主编，还为新锐的网络诗人撰写评论。对于纯文学与网络之间微妙的关系，杨克说自己并不悲观，相反，他是一个“未来主义者”，相信诗歌会找到数字传播的有效途径。“很奇怪，难道真的有人认为网络自由对写作有妨害？我觉得自由还远远不够。对于诗歌作者，在开放性、娱乐性恣肆的‘我媒体’时代，关键是守护内心对写作的敬畏，警惕集体狂欢式的发泄。对于诗歌读者和批评家，则要在繁复性、无序性导致文字爆炸的虚拟空间，从眩晕中清醒过来，致力于沙里淘金。我主编的《网络文学评论》，期待‘全媒体’研究能发掘‘多文体’课题，而非单一地梳理类型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