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人类社会论文范例(3篇)
化学与人类社会论文范文篇1
一、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末：人类学的中国启蒙、实践与学术转型
基于对中国人类学学术思想史发展脉络的理解，我们把中国人类学在20世上半期发展历史的下限确定在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是近代以来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出于救亡图存的爱国民族主义情结，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最先自觉地接受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意图“洋为中用”，改造中国社会，使之走上富强之路。以古典进化论作为先导的人类学理论思想就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进入中国社会，并逐渐为国人了解和接受。为了叙述的条理性，我们把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又细分为三个小时段，它们分别代表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启蒙、实践与学术转型。
（1）、人类学的中国启蒙：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末
作为知识的人类学在中西方社会历史文献中早就存在了。我们可以从二千多年前留下来的《历史》、《日耳曼尼亚志》、《史记》、《山海经》等文献中看到“人类学知识”的历史痕迹。但我们在这里指涉的人类学，是指近代以来才发展起来的知识传统，也就是如沃勒斯坦所言的，到十九世纪才完成自己“蜕化”的作为学科的人类学（沃勒斯坦：1997：22）。
受生物和社会进化论的影响，19世纪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就是古典进化论学说，它带有对于客观性和进步性的深切关怀，主张社会与人文类型的研究应着眼于社会理论的实证价值，能直接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这无疑与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求索的改良社会的思想路径是契合的，所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人类学的理论思想传人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和进入。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译著在中国问世：
英国的赫胥黎著严复译的《天演论》在1895年完成，1903年出版；
德奥帝国的哈伯兰（michaelhaberland）著林纾、魏易译的《民种学》在1903年由北京大学堂馆书局印刷发行；
英国的斯宾塞（h.spencer）著严复译的《群学肄言》（又名《社会学研究》）在1903年全书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
法国的涂尔干著许德珩译《社会学方法论》在192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英国的威斯特马克(e.westmarck)著《人类婚姻史》期间在北平《晨报》连载达一年之久；
日本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
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萨端译的日本学者贺长雄的原著《族制进化论》；
1903年马君武把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第二编《社会学引论》的日译本转译成中文；
另外还有林楷青译鸟居龙藏著的《人种志》、高种译太原祈一著的《社会问题》等等；
不难看出，这些译著主要集中在二个方面：一是为人种学和民族学著作，二是为社会进化的人类学著作，而且以后者居多。这些译著为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使国人不但了解了能改造社会的人类学进化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促使一些知识分子自发地“西学中用”，并运用这些理论思想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来审视中国的现实社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基于西方人类学思想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学著作，像1903年刘师培著《中国民族志》，1906年章太炎著的《俱分进化论》，1918年陈映璜著《人类学》，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顾寿白著的《人类学大意》等等，这些著作都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已传入中国的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来解析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或者说，著述的作者试图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求本土的概念，以理解西方的思想体系。如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一书中记述了中国历史上诸民族的分布、兴衰以及同化，其中即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观点来分析，强调中华民族必须自强。又比如说，严复把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studyofsociology）翻译为《群学肄言》，就是基于中国古代荀子的思想，他说：“斯宾塞……是根据进化理论来解析人类社会和文明起源，我把这种科学称为社会群体科学，因为正如荀子所说的，人类优于动物之处就在于其形成社会群体的能力”（转自王正毅：2000：358）。在这些著述中，不难看出有些分析尽管在今天看来并不尽完美，但却十分切中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
在运用西方人类学知识分析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思考把相关的知识系统化和制度化，进行科学的学科建设。
1906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在文学科大学中，可以设经学、理学、史学、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四种，其中前三科的课程都应包括社会学，史学课程中还包括人类学；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中规定：文科文学门理科动物学门设人类学课程；
与此同时，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人类学系或确定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出现了专门的人类学教职和教授，如：
李济1923年应聘为南开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后转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人类学讲师；
厦门大学1922年开设了社会学课程，不久设立了历史社会学系，到20年代末先后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徐声宝，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等，并有相当丰富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出版；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担任校长后，成立研究所，设立国学门，社会科学门等，1917年，在国学门通科（一、二年级）就开设了人类学课程，北京大学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近世歌谣的收集工作，把研究视点转向平民生活。
另外，燕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等先后开设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相关专业。所以,可以说从20世纪初到1927年，中国的人类学知识逐步得到了机构性的制度化，并逐步从进化论、人种学和民族学的思想启蒙转化为一个具有学科体制的知识体系（王铭铭：2000：397）。当然，更为重要的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这些区域性和全国性的专业机构的设立，为推进人类学在中国的实际研究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和人员准备工作，把中国早期的人类学的发展推向了实践阶段。
（2）人类学的中国实践：20世纪30年代初-----20世纪40年代末
此处言及的人类学的中国实践，既指涉实地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又包括西方人类学理论思想的“中国化”。这二十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早期发展的“黄金时期”。大量的各类专门化的研究机构的设立，大范围的科学的田野调查，以及许多当代仍健在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怀着对认识和改造国家的满腔热血，脚踏实地的追求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他们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播下了燎原的“火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28年始，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开展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
1928年夏，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夫妇、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容肇祖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助理员杨成志等受派去云南进行人类学方面的调查；
1928年8月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黎光明到川边作民物学调查，同年夏，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派遣颜复礼和专任编辑员商承祖，与地质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联合组成广西科学调查团，前往广西对瑶族进行调查；
1929年初，林惠祥受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的委派去台湾进行高山族调查；
1929年4月末，民族学组的凌纯声和商成祖赴东北进行满---通古斯语民族的调查；
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燕京大学杨懋春的山东胶县台头村调查，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凌纯声和芮逸夫的浙闽畲族调查，刘咸、杨成志、伍锐麟、王兴瑞、江应梁等先后对海南岛的黎族调查；
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著名的调查还有1935年费孝通、王同惠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1934和1937年林耀华的黄村和义序调查，凌纯声、逸夫等对湘西的苗族瑶族调查；陈礼颂对潮州地区村落社区和宗族的调查；陈达对闽粤社会和南洋华侨的调查；陈序经、伍锐麟、杨成志等对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蛋民调查；罗香林对广东北江等地的客家文化调查，以及有关机构的大、小凉山的彝族调查等等，不一而足。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从东南沿海转移到大西南，人类学的研究中心也随之转移到西南、西北一带，学者们仍坚持调查研究的学术风范，并形成了颇有特色的边政研究。这个时期的调查大多是在当时的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带有明显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比较突出的调查有：
1938年李安宅等人到甘肃从事藏族文化的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并对藏传佛教作了研究；
1939年费孝通、张之毅等在“云南三村”调查；
1941年许?R光的云南大理调查，大夏大学的吴泽霖、陈国钧等在贵州调查；
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成了以凌纯声任团长的川康民族考察团，调查川康民族文化；
1942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学组的助理研究员张之毅到新疆调查社会经济；
1943年林耀华从美国学成回国，与胡良珍等到四川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考察；
抗战期间，还有李方桂、罗常培、马学良等在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对侗族、水族、傣族、纳西族、彝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调查。
这个时期的调查大多是以资料收集的形式完成的。抗战胜利后，才系统地加以整理，在此基础上，陆续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专著，如1947年商务印书馆（上海）出版了凌纯声、芮逸夫在1941年的湘西调查成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林耀华1944年写就的《凉山夷家》也在这年出版，另外还有：
194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了费孝通等在1943、1944年云南三村的调查成果《被土地束缚的中国》；
1948年王兴瑞的海南岛黎族调查的成果《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出版；
1948年江应梁的云南调查成果结成研究文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由珠海大学印行；
所有这些调查涉及社会文化、体质、语言、历史、考古等各个方面，留下了大量的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锻炼和培养了一批研究骨干，这既是一个通过调查尝试将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过程，又是一个人类学中国化的实践过程。
（3）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转型：20世纪50年代
学术思想的演进与社会的变迁有极大的相关性，一方面可以说某一学术思想的产生发展是某一社会时段的折射，另一方面它又并不一定与社会“事件”（如政权更替，意识形态的转变等）同时发生，前者往往滞后于后者，毕竟学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则。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我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50年代末这10年看成是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转型时期，并把它归入中国人类学早期发展的时间范畴之内。从学理上来看，至少有三个学术现象可以体现出其特征：
其一，组织机构的调整。随着新兴政权的建立，原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使命也宣告终结（其中有小部分的机构和人员迁台，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大学里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院系也面临着“撤、停、并、转”的命运，即使是这样，这个工作的最终完成拖到了50年代末期，期间贯穿着民族院校和与文化人类学类似的“民族学”专业的建立等“事件”。尔后形成的组织格局就是：华东、华南的人类学民族学机构被取消，华北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形式保留了研究队伍，并充实了一些南方学者。至于其他各地的人类学研究机构几乎消失殆尽。
其二，研究人员的分流与思想改造。机构不存在了，这些研究人员不得不分流到其他的单位，除了一部分人集中到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南民族学院，能继续从事少数民族的研究以外，其余大多数的人类学者不得不转向历史学和考古学，并且从事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不仅如此，为了能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彻底的决裂，这些从“旧世界”过来的，一直从事“资产阶级性质”的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在新政权的指导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洗脑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50年代时期，在人类学民族学界，出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述，如林耀华在1951年运用恩格斯的劳动观点，写出了《从猿到人的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梁钊韬、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林惠祥等转向从事原始社会史和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并自己编写新教材《原始社会史》、《人类学概论》、《中国考古学通论》等。这种思想改造运动直到50年代末“反右运动”的兴起，才发展延续到另一层次的更为激烈的思想革命运动。
其三，人类学研究思想“苏维埃化”的完成。随着新兴政权的建立，确立以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思想成为新政权的当务之急，这项工作首先在知识分子集中的高等院校展开。1952--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学里进行院系调整，高等教育部提出“苏联经验中国化”的口号，在全国高等院校中，依照苏联模式展开各项工作。于是，在各类学术刊物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学的文章和著作，高等院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也是按照苏联模式来改造的，更为重要的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出局”，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得以完全确立，所以，有学者在反思中国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学术思想时，就认为主要是秉承单一的原始社会史和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路径（王铭铭：1997：27）。这个研究取向具体贯彻于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思路之中。
新兴政权在民族事物上的最迫切的具体工作就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从1953—1956年开展的全国性的民族识别工作和1956始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50年年代末“反右运动”一开始曾一度中断，但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工作中的理论指导思想就是社会进化论，把民族访问所见到的风俗、语言、制度、经济等现象归结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残余”。随着这两项工作的完成，参加这项工作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也基本上完成了其思想的“洗礼”和转变，他们的研究兴趣和理论取向也从多元归于单一，完全站到马克思主义的阵线上来了。所以，从学术思想来说，基本上完成了转型。
尽管如此，从50年代末开始，新兴的政权对党内的矛盾，对于阶级斗争和重新出现的担忧，以及对于政权稳定的关系的考虑，使以政党为核心的国家逐步采取一种极端的策略来摧毁可能存在的威胁。自由知识分子显然一直是1979年以前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所密切关注的威胁之一（王铭铭：2000：418）。也就是从这时起，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三反五反”、“反右倾”、“四清”、“”、“批林批孔”等运动，对学者们从思想到肉体都进行了彻底的打击，同时也把中国大陆的人类学的发展推向了低谷甚至停滞发展的境地。但作为知识的人类学通过流向相关的分支学科得以生存和低度发展。
二、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知识的人类学的蛰伏和低度发展
这20年是中国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劫难，不但各类学术研究机构完全被解散，而且研究者本人的权利也完全被剥夺：他们的思想被否定，他们的书籍被没收和焚烧，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也就是说，这些运动从制度上彻底瓦解了人类学这门“资产阶级学科”。但作为知识的人类学仍能以它自己的方式得以发展。比如在否定人类学学科的情况下，担心被扣上资产阶级帽子的学者们不敢再提人类学，转而以民族研究、民族问题的提法取代。在进行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一些人类学家也在进行书斋式的研究工作。他们一般关注的是原始社会史、中国的民族关系史、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等与社会现实比较疏离的问题。换言之，人类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被历史学式的考古、语言、民族研究所取代。并且，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比如说，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按照苏式古人类学的方向展开研究，在各省文管会、博物馆及有关单位的配合下，发现了北京猿人、元谋猿人、蓝田猿人以及其他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少数民族语言学、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民族政策等研究在配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治理民族关系上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研究虽然可以作为人类学研究的素材，但只是起了资料知识的作用，对学科本身的意义并不大。
与此同时，在台湾的人类学却一直延续它的发展路子。1949年，政权退居台湾，一批与该政权关系密切的人类学家随迁台湾。他们在台湾继续人类学的研究，一方面重建和新建人类学的研究机构，另一方面，在研究对象上转向台湾原住民，在研究方法上仍坚持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取向。1949年成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并于1953年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考古人类学刊》，1955年台湾政治大学建立边政学系，1955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筹备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些专业性的研究机构不仅为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建立了组织框架，更重要的是，在偏隅一方的台湾延续了人类学在中国的持续发展。这一时期对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台湾学者黄应贵就认为，有关原住民的研究成果已发展到了理论建构的萌芽之际，如果没有1965年正式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在推进台湾的人类学研究取向的转变的话，有关人类学本土研究的“中国经验”的理论就会喷薄而出。
1965年以后，台湾学者的关注点从对文化史的建构转向对现存文化结构功能的分析，和对台湾社会文化现实问题的关注，也就是说，台湾的人类学开始把研究对象从原住民转向汉族。这个学术转型可以说是在西方的汉学人类学家的推动下进行的。由于不准外国人进入中国大陆做研究，西方的汉学家们把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当作他们研究汉人社会的“实验场”。在西方强势学术场域的影响下，台湾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从宗族、民间信仰、大小传统、经济方式、社会结构以及海外华人的社区研究等方面切入，来研究中国的汉人社会，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提出了一些具有原创性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一直影响至今，比如，李亦圆对民间信仰和华人社会的研究，陈其南对弗里德曼宗族范式的富有建设性的批判，庄英章对台湾地方社会结构和经济的经验研究等，从这些研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方法一度成为大陆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以后与台湾人类学对话的主要“命题”。
这一时期在台湾的人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显示出人类学发展的“繁荣”，但如果我们把它置于一个较大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维度中，并从整个百年学术史的发展角度而言，这种“繁荣”并不能改变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低度发展的事实。毕竟，台湾是文化中国的一个部分，而且它是一个移民社会，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中国社会的“浓缩”，因此基于此上的研究而得出的所谓“台湾经验”并不具有中国文化的普适意义，此其一；其二，台湾的人类学研究从学术思想上来看，仍是沿袭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并没有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概念，并因此对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社会学人类学界提出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的讨论，不能不说是它对这一“缺陷”的自主审视和反思。显然，要完全走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低迷”状态，单有台湾的“繁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期望整个中国人类学的全面复兴和发展，可喜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大陆政治运动的结束，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也迎来了它的春天。
三、20世纪80年代初---21世纪初：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的重建与兴盛
华勒斯坦认为，任何一种知识成为一门制度化的学科有三种主要方法是不可逾越的，那就是：大学以这些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后来更成立国际学者机构），图书馆亦开始以这些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的系统（华勒斯坦：1999：214）。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类学的重建过程也是沿袭这个路径。1978年，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相继恢复或筹备重建，上海开始酝酿成立人类学会，1979年4月，在昆明召开全国民族研究规划会议，民族学组的一些代表呼吁重建人类学，1980年9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筹委会，1981年1月，教育部正式批准中山大学建立人类学系，同年5月4日—9日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会议在厦门大学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中国人类学会，并推选了第一届理事会、主席团和顾问。所以，可以说，中国人类学学科的重建是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办和中国人类学会的成立为标志（周大鸣：1992：137）。
随着人类学学会的成立，研究机构不断增多，专业队伍也不断扩大，50年代被“撤、停、并、转”的各高等院校里的人类学社会学系也纷纷恢复和重建，被分流的人类学家重新回到人类学研究的阵营里，他们抓住科学的春天，以饱满的、高昂的热情投入到人类学的研究中去，一时使人类学的研究呈现出繁花似锦的局面。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和人类学系，1985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民族学系，1987年云南民族学院在历史系设立了民族学专业，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专业教学科研机构也开设人类学的课程，培养人类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不仅如此，人类学的各种学术活动也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末，单中国人类学学会就举行了三次年会，一次笔会，一次小型座谈会和一些专题讨论会，1984年12月在中山大学举行了“中山大学校庆60周年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国内人类学的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类学与世界同行的交流。1989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国际都市人类学学术会议。这些学术活动不但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发出了人类学的最强音，而且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激发了老中青年人类学者的科研创作热情，一批批的人类学著作面世，如林耀华和杨?曳直鹬?小睹褡逖Ц怕邸罚?航硅旱摹吨泄?褡逖Ц怕邸罚?馊昕档摹豆湃死嘌А罚??髡?摹段幕?死嘌А罚??咨氐摹督逃?死嘌А罚?艽竺?颓窍?诘摹断执?死嘌А返茸苈坌缘氖榧??褂幸恍┞畚募?偷餮凶ㄖ??热缰泄?死嘌Щ岜嗟摹度死嘌а芯俊罚?猩酱笱?死嘌?当嗟摹度死嘌?畚难〖?罚?涛裼∈楣莩霭娴摹堵砜怂既死嘌П始茄芯柯畚募?罚?畎裁竦摹镀?吹拇蟮亍罚?妹糯笱?死嘌?当嗟摹冻缥溲芯俊罚?窭盏摹堵鄄刈逦幕?钠鹪葱纬捎胫芪?褡宓墓叵怠返鹊取?nbsp;
作为一门西来的学科，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一直承受着“洋风”的吹拂，在人类学重建的头十年，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国门打开，中国人类学届和人类学者笑迎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如许良光、高斯明、张光直、宾福德、中根千枝等都来华访问过，还有一些大型的代表团如美国人类学社会学代表团、温纳·格伦人类学基金代表团、澳大利亚博物馆代表团等，当然也有不少的外国学者参加在中国召开的人类学国际会议，如前面提到的中山大学的国际人类学会议，北京的都市人类学会议等都有国际代表出席。我们也能走出国门，到国外访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83年8月，秋浦就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加拿大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1989年我国组团参加南斯拉夫第十二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1990年参加了在法国举行的瑶族国际会议。
与涉外学术活动紧密相连的是大量外文书籍的翻译出版，80年代中期出版的有关人类学的外文译著之滥觞，俨然有20世纪初“西学东渐”时的风范，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30余家出版社出有人类学方面的译著，在出版的二十余个系列丛书中，人类学译著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著中信手拈来的就有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列维—斯特劳斯的《广阔的视野》，基辛的《文化与社会》，f·普洛格的《文化的演进与行为》，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莫里斯·布洛克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等。这些译著的出版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文化热”提供了一个“异域文化”的参照物。也为当时开展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大讨论立起了一面反观自我的“镜子”。
到90年代，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兴盛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老中青学术梯队的框架已搭建起来，中青年学者已开始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中坚力量。经过十年的恢复性发展，各类研究机构已经完善，研究人员已经到位，主要的任务就是人才的培养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学子，到这时已发展成熟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开始接上老一辈传递过来的“接力棒“。费孝通、林耀华、宋蜀华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大师般的恢宏气势，又有诲人不倦的谆谆教诲，后辈就是在这种春风化雨般的学术氛围里成熟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庄孔韶的《银翅》，周大鸣的《中国乡村都市化》，彭兆荣的《西南舅权论》，麻国庆的《家与中国社会结构》等。90年代中期，一批在80年代出国学习的学子学成回国，如中央民族大学的庄孔韶，北京大学的王铭铭、麻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纳日碧力戈、翁乃群、黄平，厦门大学的彭兆荣等，他们大多在国外求学数载，对当代西方人类学的发展现状和话语有相当的了解，他们的研究能直接与现代西方人类学接轨和对话，给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也提升了中国人类学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
（2）科际整合的研究取向显示出人类学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在具体的应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一方面人类学工作者自我超越原有的兴趣，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人类学又与其他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相结合，以望取得研究上的新突破。如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的人类学系利用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群的优势，重视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运用到探索族群形成的生物遗传特征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与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结合探讨民族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与生物学、物理学和古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对早期人类的环境和生态进行研究。这些不仅是国内领先的研究，也是国际研究的前沿课题。科际整合的方法有利于打破学科“界线”，达到各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的“互渗”和借用。这种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有可能催生新的“边缘学科”，并产生原创性的理论方法，同时，多角度的研究取向更易于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
同时，有关人类学的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大大增多。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各地召开的有关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研讨会不下70余次，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到目前为止，这个研讨班已举办了六届，在研讨班里融合国内外，汇集老中青学者，一方面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培训了人类学的学术骨干。这些高层次的研讨班既整合了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群体，又扩大了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影响。另外，以各大学为单位举办的各类国际研讨会也在积极地扮演着这个角色。
（3）人类学知识的应用与普化已开始影响我国的社会经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来看，中国人类学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应用性格，到90年代已能直接介入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如人类学专家在区域文化策划、综合社会评估、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和保护等方做了不少工作，在西部大开发中，人类学专家参与的民族省区文化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人文旅游规划、文化设计和社会评估已多次用于云南、内蒙、新疆、青海等省区的政府咨询和决策。
另外，由于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特殊的资源优势，人类学学科较易于直接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研究。如人类学者直接参与社会发展计划，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批人类学者参与一些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在华的发展项目的评估，在这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参与的南昆铁路的建设对沿线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云南大学参与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评估计划，即pra（参与式乡村评估），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对江西、新疆等地农村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评估等，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人类学对社会发展的“实用价值”。因此有人就认为这是“人类学在行动”。
不仅如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已可开始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认知方式。从学科发展历史来说，人类学经历了从知识到学科的制度化过程，到20世纪后半期，它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一种超现实的结构和心理研究趋势，使人们以为人类学是一门少数学者自娱的学问而与现实无涉，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边缘化”，与主流社会话语不和谐（孟宪范：2001：213--222）。但人类学研究的边缘视点和“异文化”视角使之能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史诗。比如说，人类学对民俗的研究已在改变人们对农民生活方式的看法，人们对他们的宗族观念，他们的民间信仰仪式等都开始有一个客观的审视，而不是单纯地以“封建迷信”斥之。对人类学知识的应用要有一个普化的过程，让人类学的知识真正服务于人民，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走向人民”。这是知识回归大众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各国人民的交往增多，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人类学研究的“异文化”视角为我们消解这种文化差异而带来的冲突提供了工具。可以预见，在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知识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会加大，人类学也因此成为一门“显学”。
四、中国人类学百年审视：观点与讨论
对一个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做回望，要虑及到的方面着实很多，但我们认为就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而言，有三个方面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审视，那就是：（1）、人类学的西方话语支配性；（2）、本土化情结；（3）、历史的研究取向。下面我们逐一进行讨论。
（1）、人类学的西方话语支配性。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发展历史一直伴随着这种现象。20世纪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除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西方著作的翻译以外，还有一批西方的学者活跃在中国各地。他们对中国学者的民族学知识的获取和中国民族学知识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在中国从事人类学调查的外国人类学家主要包括三支（王铭铭：2000：390）。第一支来自欧美，如荷兰人类学家德格鲁特（j.j.m.degroot）等；第二支来自日本，如鸟居龙藏等；第三支来自俄国，譬如，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在1912年就对中国东北诸民族展开调查和研究工作，以后又对华北、华南和西南的各民族进行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不仅如此，他还参加了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工作，培养了一些体质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影响了包括费孝通在内的一批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家的成长。另外，还有一批外国来华的官员、传教士、旅行家、商人、汉学家和新闻工作者等对中国社会的记录，也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他们的中国研究提炼出来的研究模式，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旨趣，使得中国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处于研读和模仿阶段。因而，可以说西方人关于中国文化的早期研究，是中国人类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之一，同时也因此开始了西方人类学对中国研究的强势支配地位的局面。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欧美的人类学家不能到中国大陆进行调查，他们转而去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等地的华人社会作调查，港、台等地的人类学的发展和兴盛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从基本的理论思想到具体的调查方法，就连用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的概念，研究的主题，以及表述的方式都深深地打上西方汉学人类学的“烙印”。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打开国门，那些原来只能在港台等地做调查的西方人类学家，得以进入中国大陆进行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我们一些学子得以走出国门，到西方欧美社会学习它们的最新的人类学知识，这些又合成一股强势的西方人类学思想的支配话语，使得我们至今的人类学研究仍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支配之下。尽管如此，强势之下仍有喑哑之声，在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发展历史之中，一些民族主义意识较强的中国学者在这种重压之下激发出来的自强精神和学术自觉意识，让我们一直能听到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呐喊”。
（2）、本土化情结。回顾过去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一直都在宣泄自己的本土化情结。可以言表的至少就有三次，第一次在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社会和正着手重建社会科学的中国大陆，第三次是在中国大陆人类学研究与台湾和新近归国的学子之间的思想碰撞的90年代。为什么我们一直萦绕在这种情结之中？单以民族感情是不足以解析清楚的，因为每一次的兴起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情景”。
30年代的中国人类学界在经过20、30年的西方人类学思想的影响，在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不满足对于西方人类学的简单移植，试图从中国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人类学学科知识，开始了所谓的人类学中国化的探索，它基本上沿袭这么一个轨迹：中体西用---晚清国粹派---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中国化运动。像吴文藻先生在传播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提出了创立“中国学派”的口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30年代的“中国化”思潮代表着中国人类学在20世纪早期发展时从对于“西学”的兴趣，转向利用“西学”的学理来倡导本土社会和境内少数族群的研究取向，而且这种思潮的涌动一直延及到80年代初。80年代，这个话题在台湾和香港再次被提出，他们发出“学术研究本土化”的声音，不但要求研究理论本土化，而且研究方法也要本土化。换言之，要发展出来一套自己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从原因上来分析，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台湾香港人类学界对30多年仰人鼻息的发展状况的反思，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台湾香港人类学研究的自主意识的加强。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社会科学的全面重建阶段，在本土化的潮流中，以一种很隐喻的方法表达了这层意思。诚如邓正来所言，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所谓“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话题，其实质就是试图通过社会科学的学科恢复和学科建制以使中国社会科学摆脱此前30年来的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科学在当时的本土性问题（邓正来：2000：1—2）。到了90年代中后期，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国社会又发出了本土化的声音，它以广西民族学院1999年召开的“人类学本土化”会议为亮点，回应了二个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学术争鸣现象，一个就是大陆学者在回应台湾人类学家乔健的文章《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时所反映出来的“情绪”，另一个“事件”就是历史学者评述人类学者王铭铭的著作《社区的历程》，从而引起所谓的学术批评规范化的讨论（曹树基等）。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政治隔离带来的误解和学科之间的歧见，但从深层来看，这里反映出了拥有所谓的本土知识的学者对秉承西方学术思想的学者的反弹，只不过它以一种极端的批判的形式，表明了社会科学研究中“本土化”研究的紧迫性。
可见，在整个本土化过程的呐喊中，一直萦绕着二条线索，一是学术思想的顽强的自主精神；二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后者，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对其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为这种本土化情结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科学界都普遍存在，原因就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与这些国家、民族的本土化（独立）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社会科学本土化是西方文化体系与本土文化体系矛盾、冲突、斗争的缩影”（周大鸣：1998：71）。换言之，具体某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的演变与其政治选择是密切相关的（王正毅：2000：389）。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本土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要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观念，要提出与西方不同的理论，以此说明西方观念所开展出来的理论并非唯一的认知自然真实的方法。所以，我们认为，本土化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保持学术上的独立单位和保持本土的特色为本土服务，另一方面要注意学术的普遍性，或者说世界性，使本土人类学能与世界同行交流，并为世界做出贡献（周大鸣：1998：72）。诚如李亦圆先生所说，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在建构可以适合全人类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行为与文化的理论，否则，故步自封于中国文化的理论，也就与西方文化理论自以为是唯一的研究途径没有什么不一样了。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本土化情结最终要解决的是建构一个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解析框架。（李亦圆：1998：3）。那么，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研究有可能从什么方面产生出“中国经验”的理论方法，并因此对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呢？我们认为，它就是历史取向的研究方法。
（3）、历史的研究取向。我们知道，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是从对现代社会中现存的所谓简单原始的部落社会开始的，用埃里克·沃尔夫的话说，他们是“没有历史的民族”。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功能学派开始的，它注重对简单社会的共时性的研究，缺乏历时性的分析。也就是说，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缺乏“历史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理论方法，在人类学转向对复杂的文明的社会做研究时，是否“适用”？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和发展出什么样的分析性概念才能准确地认识其社会的本质？显然，人类学的发展受到了挑战。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秉承历史向度的研究，一方面我们有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可供研究，另一方面，我们最早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学历史或者是“国学”出身的，他们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要认清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非得要从历史入手。自20世纪前半期开始，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都注意到与历史学的结合，把历时性的研究与共时性的研究融入一体，进行了纵横结合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这个特点尤其体现在深受美国历史学派和德国传播学派影响的华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的取向上，以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为中心形成相对注重族群文化区域类型的田野考察，其解析模式一般围绕着语言—文化的特征而得以呈现，视空间分布的人文地理因素为还原田野观察所见现象的历史依据（王铭铭：2000：406）。至于在50年代以后对各民族的研究，则更是从历史的向度进行的，即使在中国人类学重建20年来的今天，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取向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和香港，都是始终如一地秉承着的，也许这种研究取向更能实现当年马凌若斯基对费孝通“研究文明社会”的期待，更能通达弗雷德曼(mauricefreedman)所预言的“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到来。
参考书目：
1、王建民著《中国民族学史·上册》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2、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著《中国民族学史·下册》昆明，云南教育出版1998年
3、孟宪范“人类学应把重心放在应用研究上”载于徐杰舜主编《本土化：人类学的大趋势》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年
4、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5、华勒斯坦等著《学科·知识·权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6、李亦圆荣仕星、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序》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
7、邓正来著《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8、王正毅著《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9、王铭铭《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人类学在20世纪中国”载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周大鸣“中国人类学重建十年---回顾与展望”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
“‘中国式’人类学与人类学的本土化”载于荣仕星、徐杰舜主编《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
11、曹树基等“学术研究与学术著作的评审”载《文汇报》1998年11月13日。
“照顾村落研究的中西方对话----评王铭铭《社区的历程》”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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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人类社会论文范文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体育人文理论；人类学；传统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4-0013-04
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要发展社会学、人类学，紧接着由中国社科院胡乔木牵头，费孝通负责操作，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就这样重新步入学术正轨。在此基础上，经后来体育界诸多专家、学者的努力，又创建了一门体育二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按照卢元镇[1]的观点：“体育社会学和体育人文科学合称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简称体育人文社会学。”其基本研究思路是关于体育人文与社会的联系，集中关注社会各种体育现象，着眼点在体育文化。目前，体育史、体育哲学、体育伦理、体育美学、体育文化、体育人类学等，主要探讨内容包括体育的人文价值、伦理和审美等。作为新兴学科，从体育人文理论发展趋势来看，应有所突破，而不是不断重复前人所述。本文将从理论上围绕哲学思维(价值判断)、理论体系、研究方法(范式)等作简述。体育人文理论研究可借鉴人类学研究，以促进体育人文理论向深层发展。未来体育人文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多将体育归于大文化范畴，所以，发展体育人文理论，可以回到人类学中去找寻那些有价值的东西作参考。
1人类学与体育人文理论
人类学研究“人”本身及其文化，是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把日常教育的零散科目合为一个便于掌握的整体[2]。人类学最早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多关注体质方面，现在则多集中于文化方面的研究[3]。而体育人文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人本身以及人参与的体育文化活动，研究内容包括对人与体育的哲学分析、伦理关系、审美、价值判断等，也可说是属于人类学研究的部分内容。胡小明[4]教授认为：“体育人类学，属于应用人类学的范畴”。
从人类学看体育人文理论研究，会显得哲学思想更开放、更加具有包容度。人类学注重站在上层(文化的角度)看问题，蹲在下层(田野调查)研究问题，问题集中在人的文化(思想层面)和文明(技术层面)两个层次。从上层看，中国体育人文理论整体架构，即学科的构建问题(体育文化研究的构建)，首先是研究的哲学思维，其次就是学科的哲学、理论框架的构建。从下层看，目前中国体育人文理论的路线，主要是以文化学作理论指导，一直在研究人的身体娱乐活动与社会的关系，具体研究对象表现为“体育文化”。但是，到底什么是体育文化以及如何深入研究体育文化等，体育学界一直还在商讨中。人类学最早研究的是人类体质(解剖特征)，后转向民族、宗教等文化层面，已经从“文化概念”的漩涡中走出，把关注焦点定位于“何时”使用文化这个概念。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人类学能为体育人文的研究提供相对成熟的理论。人类学属于“新”科学的第一个，而不是“旧”科学中的最后一个，它正在探索如何理解人们广泛著述的人类状况之新方式[5]54；“人类学是现代人文社会学科的基础学科，人文社会学科的世界性，是由人类学从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的两个面向的世界性所支撑的”[6]。
2体育人文理论研究的结构性问题
2.1哲学思维和理论体系的缺失
每个民族、国家都应有自己的哲学观、文化观。哲学思维的缺失，会使体育终极价值观不够清晰。中国体育发展的哲学思维，往往被“权势思维”所替代，在这种状况下，体育顺势为权势服务，但是，保障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还需保持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从人类学研究的经验来看，开展体育人文理论研究，首先要找回体育的历史渊源以及自身哲学，其发展方向才不会偏离本位。
中国的体育人文理论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支撑，没有明确的理论方向作指导。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体育哲学研究局限于历史唯物主义。不少体育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唯一的理论工具，坚持在思维领域形成的辩证逻辑关系，过分强调其在社会领域中的应用及外推作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人们必须将理论与社会密切联系，才能深刻洞察社会。实践也表明，如果仅仅背几条耳熟能详的原理，而脱离与社会的联系，就与马克思的要求相背离。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中的理论，还应是被重新创造的理论[7]。僵硬地使用历史唯物主义，束缚了体育哲学研究，使其停滞不前。二是存在着一些不求甚解的时髦理论。不少研究者将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理论生硬地强加到体育人文理论研究中，由于缺乏深刻的理解与剖析，显得非常牵强。
2.2研究方法以文献提炼为主
化学与人类社会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著《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society）的研究，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method）。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著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著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著。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虽然这一批著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著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著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and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著，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and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studiesofscientificwork），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著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著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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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克利福德·格尔茨：《深描：向文化解释学理论》，《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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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runoLalour:LaboralorgLifePrincetonUnicversityPress,1986,p.278.
[12]KarinD.Knorr-Cetina:TheMonutactureofKnowledge,PergamonPress,1981.
[13]"Precoce",in"KnontedgeandSociety:theAnthropologyofScienceandTechnology,Vol.9,1992,"JALPressInc.p.x.
[14]DavidJ.Hess:"Introduction:ThenewEthnographyandtheAnthropolog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ibid,pp.1—17.
[15]詹姆斯·匹科克：《芬三流派：韦伯、帕森斯、格尔茨》，《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p.106—110.
[16]格尔茨：《地方性知识》，《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91,p.93.
[17]SlacieE.Zabushy:"MultipleConlexts,MultipleMeaning:ScientistintheEuropeaSpaceAgency,in"KnowledgeandSociety,Vol.9.".
[18]M.CollonandJ.Laws:"OntheConstructionofSocio-techniceeNetworks:ContentandContextRevisited",in"KowlegeandSociety,Vol.8,1989SludiesintheSociologgofSciencePastandPreseut,JALPressINC.
[19]KarinKnorr-Cetina:"LaboratorySludiesandTheConstructionApproachintheStndyofScinceandTechnologg,（日）《科学·技术·社会年版》1993、卷2p.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