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理论范例(12篇)
气候变化理论范文
1.马修•霍夫曼:《十字路口的气候治理:〈京都议定书〉之后一个全球性应对的实验》，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MatthewJ.Hoffmann，ClimateGovernanceattheCrossroads:ExperimentingwithaGlobalResponseafterKyoto，Oxford，USA:OxfordUniversityPress，May1，2012．)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应对行动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自从1992年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来，世界各国一直在努力尝试通过大范围的多边缔约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些努力确实气势宏大，但总是让人失望。随着气候变化加快的证据日益涌现，国际条约谈判的进程却仍陷于口水大战，而且许多人现在已经在质疑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景。然而，全球性的缔约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或者说正在发生作用的方式。气候治理的模式正在发生转变。这正是本书希望传达的核心信息。与热衷于多边气候谈判的那些人不同，本书作者把目光转向了过去10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涌现出的无数个减排倡议。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选择了多边谈判的方式来治理气候变化?为什么现在人们又使用本书中所阐述的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治理?本书作者使用了建构主义和复杂系统的理论来回答这些问题。作者认为，多边谈判的方式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所有全球问题都是如此被解决的，人们很自然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是想到它。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员、资金和信息的全球性流动的幅度与速度迅速增加，已经使得这种模式的缺点暴露出来，多边谈判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不再被人们所信赖。于是人们开始探索新的治理模式。作者使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各种减排倡议。所有这些行动都是自愿的、市场导向的。它们独立于联合国之下的官方谈判和协议，或者说仅仅是与之有着松散的联系。在正式谈判面临僵局之际，当今世界正在以替代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途径进行“试验”。《十字路口的气候治理》记录下了这些创新:全球各地的城市、省和州以及公民团体和企业在如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的重心正在从多边缔约转向谈判大厅之外的多元化行动。这些创新正在推动气候行动的表层束缚(theenvelopeofclimateaction)，并展示可行的行动方式，而且他们为世界有效应对气候危机提供了希望。通过引入气候治理“试验”(experi-ments)的概念并考察其中新的气候政策制定模式的开发与运行，该书提供了理解气候政治的一个有趣的新视角，并且提供了理解和影响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工具。概括来说，该书:(1)展示了一种分析替代无效多边谈判的气候治理积极路径的全新和广阔的视角。(2)建立了一个总结气候治理在个人、省市、国家、次国家、企业以及跨国层面的各种倡议的原创数据库。(3)分析了新的气候治理创议的前景及不足。作者马修•霍夫曼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科学系国际关系专业的副教授，研究和教授气候政治、全球治理、多边谈判、复杂系统以及国际组织等。他的著作包括《臭氧层消耗物质与气候变化:构建一个全球性应对方案》，并主编了《争论中的各种全球治理视角:一致、纷争与世界秩序》(2005年出版，与AliceBa合编)一书。美国著名的全球环境治理专家奥兰•扬这样评论本书:“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日益关注，以及对政府间气候谈判进展不足的失望，一同推动无数次国家层面的政府及非政府行为体来开展气候治理的替代路径。这本书是对这些倡议的第一个系统的评估。通过关注试验性的治理体系，它不仅指示了气候问题治理的未来方向，也为我们对更加一般的治理问题的理解提供了很多根本性的知识。”
2.弗兰克•比尔曼、帕特伯格和泽里主编:《2012年之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制度构架、机构与适应》，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F．Biermann，P．PattbergandFari-borzZelli(ed．)，GlobalClimateGovern-anceBeyond2012:Architecture，AgencyandAdapta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这是一本讨论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政策选择的前沿论文集，讨论的核心议题是未来气候变化治理的政策工具。文集中的30多位作者都是来自欧盟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一流专家。作者们基于多学科分析路径，使用各种定量及定性的方法对各种政策选项的成本及收益进行了深入分析。本书是由欧盟委员会资助的ADAM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该项目全称是“适应与减缓战略:支撑欧盟的气候政策”(AdaptationandMitigationStrategies:SupportingEuropeanClimatePolicy，ADAMProject)。参与该项目的有27个机构的100多名专家，专业包括经济学、工程学、政治科学与气候建模等。本书也是地球系统治理项目(theEarthSys-temGovernanceProject)的一个成果，得到全球环境变化的国际人文维度项目(theIn-ternationalHumanDimensionsProgrammeonGlobalEnvironmentalChange)的赞助。这两个项目都是欧洲目前研究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大型项目，近年来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对学术界和决策层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讨论了任何一项新的气候协议都必须涉及的三个问题。首先，对于一个成功而有效的气候政治，最为有效的法律和制度构架是什么?其次，诸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公私伙伴关系和市场机制等非国家行为体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第三，我们如何才能改变现有的制度去适应确实正在变暖的世界?对应这三个问题，全书共19篇文章，分为三部分，分别讨论架构(Architecture)、主体(Agency)以及适应问题。全球治理被定义为“在既定世界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公共及私人制度的系统”，制度包括组织、体制(regimes)、规制(regulations)以及决策程序。本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全球治理的碎片化程度(fragmenta-tion)。作者将其分为三类:(1)“协同型碎片化”(Synergisticfragmentation)，其中一个核心的制度囊括了所有的国家，并提供了有效和详细的原则来指导政策，其代表是1985年的《维也纳公约》与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2)“合作型碎片化”(Coope-rativefragmentation)，其中不同的制度与决策机制只是松散联系，核心的制度并没有包括所有国家，而且不同制度的规范与原则之间的关系是模糊不清的;(3)“冲突型碎片化”(Conflictivefragmentation)，其中各种制度之间没有相互联系，原则存在冲突，而且其中的成员并不相同。其代表是植物基因资源的收益分享与准入机制。在评估了不同形式的构架的优缺点之后，作者认为，“协同型碎片化”是一种“现实的次优选项”(因为最优选项是普世的治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之间的关系就属于“合作型碎片化”。书中还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比如“在短期非常不可能发展出覆盖所有国家的自上而下的政府间限额与贸易机制，但是，自下而上的区域间限额贸易体系的直接链接很可能是发展公司之间交易的国际碳市场的方向，并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率。”“国际协议是加强气候友善型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最佳机制。”“适应问题必须与减缓政策问题一样被认真考虑，以保障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以及优先性得以满足。”作者建议欧盟承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质性的和义务性的资金援助，建立一个解决适应问题的法律框架，以及一个独立的“适应议定书”(AdaptationProtocol)。
3.哈里特•巴尔克利、彼得•纽厄尔:《治理气候变化》，伦敦:鲁特里奇，2010年4月。(HarrietBulkeley，andPeterNew-ell，GoverningClimateChange，London:Routledge，2010．)《治理气候变化》以简洁而又通俗的文字介绍了日益多样化的行为体是如何治理气候变化的，从公民社会和市场行为体，到多边发展银行、捐赠者以及各地城市。本书评估了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多重政治组织(地方、国家以及全球)中治理气候变化的角色;讨论了气候变化治理的理论探讨，超越了仅仅关注民族国家以及国际谈判的分析范式;考察了气候变化政治中的一系列关键议题;收入了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种案例;提供了基于地理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等多学科的视角。本书除了导论与结论，主体内容共有五章。第一章简要回顾了气候治理的历史。第二章从政治学的角度讨论了“为谁而治理”的问题，探讨了治理过程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第三章探讨了治理的疆界问题，题为“全球与地方之间”。第四章重点介绍社区层面的气候治理。第五章题为“气候变化的私人治理”(Privategovernance)，讨论企业及非政府组织的贡献。作者彼得•纽厄尔是英国东安格拉大学国际发展学教授，从事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工作超过16年，著作包括:《变化的气候》(ClimateforChange，200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合著《气候资本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巴尔克利是达拉谟大学地理系助教，研究环境治理的性质与政治，尤其是气候变化与城市的可持续性，合著有《城市与气候变化》(2003年)。
4.戴维•维克托:《全球变暖的僵局:为保护地球创造出更有效的战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D．Victor，GlobalWarmingGridlock:CreatingMoreEffectiveStrategiesforProtectingthePlane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1．)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热情一度高涨。但是会议接近失败的结果为这份热情浇上一大瓢冷水，随之而来的是一股质疑气候变化和反思全球气候治理的潮流。尤其是后者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研究学者的重要研究方向。其中，维克托的《全球变暖的僵局》是一部集大成的代表作品。通过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效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认为，当前解决气候变化的路径几乎都是无效和混乱的，替代性路径也很艰难，并且需要耗费时间来启动和运转，但是最终是值得的。作者认为，基于之前其他环境问题上国际合作的经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都不足取，因此需要一种革命性的反思(radicalrethinking)。作者认为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更佳的战略是慢下来，再集中到基本问题上来，我们需要更适合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模型。作者建议，应该积极鼓励基于地方、区域和全球性的自下而上的倡议，从而撬动民族国家政府基于自利采取行动，而不再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气候变化问题提出的三个挑战，是本书分析的核心内容。它们分别是:控制排放、技术投资以及拥抱变化。首先，最为困难的是减排。控制排放需要足够灵活地接纳各种不同国内路径的国际法律框架。但是目前的外交都是侧重设定排放目标，可是排放水平受各种因素影响，比如经济状况和燃料相对价格，往往超出政府直接控制的范围。因此，政府往往很难做出有益的承诺。因此更好的策略是承诺政策，而非承诺排放，而前者是政府更可信赖的承诺。当然，协调也应该在更小的集团范围内，而非联合国框架内。为每个国家创造承诺更多的激励，而不是让每个国家都坐等其他国家先走一步，这正是气候外交的核心挑战。在小集团的基础上，再不断深化和扩展。第二个大挑战在于技术创新，因为若无巨大的革命性新技术，就不会有气候变化问题的最终解决。可是当前的问题在于缺乏对政府鼓励大量创新投资的激励，没有哪个政府因为大量投资于创新而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获得奖励。而有效的协调全球创新的机制几乎不存在。只有大概10个国家是最为重要的。他们占全球研发投资的4/5，占专利总量的95%。考虑到一个积极的技术战略将需要50—70年以上才会发生效果，因此我们不可能希望情况很快会发生转变，急于求成并不现实。第三大挑战是“拥抱变化”。温室气体仍在积累，气候变暖必然发生。作者认为，在这个方面国际社会没有什么好做的，适应是各国自己的事。只有一些大型的、设计良好的国际项目会在特殊的情况下产生效果。与适应的行动同时，社会也必须准备应对迅速而糟糕的变化的可能性。这意味着需要投资于应急响应系统，比如“地球工程”。政府等待开发有效减排计划的时间越长，气候变化发生糟糕情况的可能性就越大。全书的结构围绕上述三大挑战展开。其中第3—4章讨论减排，第5和第6章分别讨论技术与适应问题。剩余部分批评当前管理全球气候变化的战略。第7章分析了为何这种战略会被选择，以及何以很少有寻找新战略的努力。这需要从谈判历史中寻找答案。接着，第8章提出了替代性的战略。这两章一起回答了何以外交陷入僵局，以及政府在未来可以采取何种更好的方式。在最后的第9章中，作者探讨了对于联合国外交、企业组织以及中美两国角色的启示。由于认真对待气候变化也意味着大型的有计划的综合性经济重组，第9章也讨论了其中有可能产生的一些副效应。本书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为2011年最佳图书之一。作者戴维•维克托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及太平洋研究教授，并领导其中的国际法和规制实验室的研究。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环境规制、能源市场以及国际法等大量主题。他已经出版了八本著作或编著，包括《天然气与地缘政治》(NaturalGasandGeopolit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京都议定书的崩溃与减缓气候变化的斗争》(TheCollapseoftheKyotoProtocolandtheStruggletoSlowGlobalWarming，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1;secondedition，2004)等。
5.戴维•赫尔德等主编:《气候变化的治理》，伦敦:政体出版社，2011年。(本书已被收入《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译丛》，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DavidHeld，AngusHerveyandMarikaTheros(ed．)，GovernanceofClimateChange:Sci-ence，PoliticsandEthics，PolityPress，2011．)本书是一本由12篇文章组成的论文集，来自学界和政策制定圈的16位重要作者共同考察了气候变化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之间的交叉问题。贯穿全书的是四个具有争议性的基础问题。(1)气候变化的有关争议有多确定?自从哥本哈根谈判破裂以来，气候怀疑论为何又死灰复燃了?曾任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科学家戴维•金爵士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进行了高屋建瓴的阐述，而代表新西兰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工作的马丁•曼宁则澄清了气候科学争议背后的原因。(2)为什么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那么棘手的问题?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当前的气候风险“不仅是超越性的，而且是‘去边界的’(de－bounding)，因为它们最终转变了自身的边界，具体体现在空间上(跨越民族国家)、时间上(不同的时间范围)、社会上(义务、责任、债务)”，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世界主义现实政治”(Cosmopolitanrealpolitik)，它能够赋权于社会和国家。赫尔德和赫维认为，在国家层面上，现代自由民主政体不幸拥有了许多妨碍其应对气候变化的结构特征，在全球治理层面也面临“无政府状态下的非效率”。彼得•辛格、奥诺拉•奥尼尔和迈克尔•梅森等哲学家从讨论气候变化的伦理含义出发，展现了行动的复杂性以及正义的重要性。(3)在减缓和适应气候方面何者有效，何者无效?牛津大学詹姆斯•马丁、21世纪学院院长伊恩•戈尔丁以及英国政坛的两位重要政治家戴维•米利班德和埃德•米利班德，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只有通过一个全面的全球协议才有可能实现。罗伯特•福克纳、汉内斯•斯蒂芬和约翰•沃格勒表明，达成一个全球协议的努力已经因气候政治的深层分歧而失败，应该转向一种自下而上的“支撑板块”(buildingblocks)模式。(4)未来正确的政策组合是什么?能够找到可行的联盟吗?参与撰写斯特恩报告的两位伦敦经济学院的学者，讨论了气候政策的成本与收益比较，以及碳交易与碳税等工具选择问题。用主编赫尔德的话说:“总的来看，本书各章全面审视了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的巨大挑战……解释了为什么现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在科学上是合理的，在经济上是合算的，在伦理上是合意的。但它也凸显了在这个群体分化、国际竞争的世界中要催生一种清晰连贯的政治和经济响应是何其步履维艰。”
6.约翰•德雷泽克等主编:《牛津气候变化与社会手册》，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J．S．Dryzek，R．B．NorgaardandD．Schlosberg(ed．)，TheOxfordHandbookofClimateChangeandSociet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1．)本书是牛津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手册系列丛书之一。全书一共包括47篇文章，分12章，除了第一章导论，剩余的11章分别为:挑战及其历史、科学社会与公众意见、社会影响、安全、正义、公众与运动、政府应对、政策工具、生产者与消费者、全球治理、重建。涵盖的重要话题包括:气候变化问题的历史;对气候科学的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接受过程;个人及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对气候科学的否定;气候变化导致的社会破坏的性质;这些破坏的经济学及其可能应对，人类安全及社会正义问题;未来世代的义务;减排的政策工具，以及在地方、区域、国家、国际及全球层面的治理。本书的特点在于，它对于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性的全球问题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的分析，采取了从经济学、政治学到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分析路径，并邀请杰出的学者参与撰写，包括许多名家，比如奥兰•扬、弗兰克•比尔曼(FrankBiermann)等等。气候变化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它囊括了气候治理的方方面面。因此有评论认为，气候变化就是关于社会与自然及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是关于人类社会、我们的需求、需要以及贪婪的“性质”。但是之前人们对于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这种联系说的很少。这本手册连点成线，带给我们关于社会如何通过“修理”自身来“修补”这一现有挑战的丰富认识。此前出版的类似书籍还有《Routledge气候变化与社会手册》(C．Lever－Tracy，RoutledgeHandbookofClimateChangeandSo-ciety，Taylor＆Francis，2010)。两本书在讨论的主题设计方面非常类似，但是后者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似乎都不能达到本书的高度。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6月英国政体出版社出版了兰开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Urry)的著作《气候变化与社会》(JohnUrry，ClimateChangeandSociety，London，UK:Polity，2011)。该书试图用社会学替代经济学成为分析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导范式，对于理解气候治理非常有意义。编者约翰•德雷泽克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协商民主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的政治学教授、著名的环境政治学家。他在民主与环境政治方面出版了很多著作，比如《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中译本)等。
气候变化理论范文篇2
2013年年初，我收到一个部门评价中国“2012年十大科学成果”的初选项目，其中有一项是董文杰先生的一个成果，董研究发现大气里增加的温室气体，发达国家有2/3的责任，可是现在西方国家提出的减排责任只有1/3，显然不公平。我给它投了票，最近公布的十大进展里没有此项。可能反映了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研究的意义，这一研究的突出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气候伦理的基础研究。在西方批判我们是气候沙文主义时，我们太需要应对气候变化的伦理学研究了。在IPCC第5次评估报告就要出台时，中国太需要自己的伦理应答了。
伦理（Ethic）一词来自希腊语（Ethos），意思是惯例，在这个意义上，伦理是指一般的信念、态度或指导惯例行为的标准。这样，认识到任何社会都有确定的惯例、典型的信念、态度和社会标准，因而任何社会都有其伦理。气候伦理问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但是2004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0次缔约方会议是一个关键点。在这个会议上，由于对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争论，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罗克伦理学研究所发起了气候变化伦理维度的合作研究计划，他们于2007了《气候变化伦理维度白皮书》。实际上此前，国际著名伦理学家、英国爱丁堡大学的MichaelS.Northcott出版了气候伦理向世界发出警告。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提出了谁绑架了世界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中第一次将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提到“国际伦理”高度，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响应。
目前，在人类众多的研究中，气候伦理被强调要同舟共济，人类协作应对气候问题。有一个广泛流行的寓言故事反映了流行的气候伦理的核心。在一条大船上有各种各样的游客，现在船要沉，只有抛弃游客的行李才能让大船平衡，保持不沉。因此大家不应该争论谁该抛弃行李。这个寓言，反映了气候伦理观点核心：同舟共济。同舟共济是一种合适的伦理，也是传统环境伦理的表现。由此，一些学者批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强调国家利益的国家是“气候沙文主义”。然而，发展中国家从自己的发展中发现了新问题。各国同舟共济的责任不能仅仅如西方国家学者强调的是关于环境的理论问题的认识，它提出了发展的伦理问题。前面的大船故事可以进一步演化为：由于游客富裕程度不同，大量携带行李导致船体破裂的富人，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多责任。这就是说，行李的抛弃，存在如何分配的问题。如果每人抛弃一件行李，富人，由于多带了行李有责任也有能力把自己的众多的行李抛弃一件，而对于穷人来说，现在的行李已经是唯一了，他们抛弃行李意味着冻死、饿死，我们要求每人抛弃一件行李，在伦理上公平吗？这就提出了气候伦理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的问题。进一步的，那种认为发达国家技术先进，获得同样碳排放权可以为人类增加更多GDP。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气候殖民主义思想，发达者有权进一步占有资源。他们完全忘记了，同样的排放权，发展中国家增加的净福利虽然可能比发达国家少，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前期福利水平低，这种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提高的福利倍数更为突出。
气候变化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气象；气象因隶；病因；辨证；时间医学
气象即天气现象，气象因素即影响天气变化的因素。由于气象随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变化，所以气象因素包括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也就是说不同年度、季节、时辰、不同地点有不同的气象特点。由于气象变化时刻影响着物候的消长过程，所以，气象又称为“气候”。中国古代医家在儒道文化的影响下，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与时偕行”的思想指导下，认为天地万物无时不在运动变化之中，人生于天地气变之中，自然界的气候环境无不时刻影响着人体的生命活动。正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说：“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认为人体生命随天地间气机的运动变化而形成，随四时气机的运动变化而运行，生命从始到终是以时间为本的活动过程，强调“时间”与“过程”，没有时间也就无所谓生命，只有形体，没有生命体的运动变化也就是生命的终结，所以，中医学研究生命活动也着重于时间方面。中医学中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脏腑经络等基本名词和理论都是从时间角度来描述人体及大自然运动变化的状态的。阴阳是气运行的两种状态，阴气与阳气运动的过程又分为五行，五行在天应五运四时、在地应六气五方，在人体应五脏六腑，阴气与阳气的运行变化在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分为三阴三阳，中医学应用以上基本理论辨析人体生命过程的不同状态。生命状态用病性、病位来描述，病性由人体气、血、津、精的量(虚、实)与质(寒、热、温、凉、气滞、血瘀、水湿、痰毒阻滞)决定，病位有上下、表里、脏腑、经络等不同表述方法。中医治疗病证的手段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调治生命状态的方法，一切蕴涵时间过程的有形或无形的存在都可以作为治疗病证的手段和方法，包括有形的动、植物、矿石等，无形的语言(如布道及心理疏导)、针灸、按摩、引导、气功等，后者没有实体形态而只有无形的调气过程。中医学从时间角度认识生命的生理、病理状态，强调人体生命贵在“动态平衡”，如环无端，所以中医学是一门时间医学，其相应的治疗手段和方法也是用来调节生命的时间状态的。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不能分离，中医学理论把人与自然界气机运动变化过程用同一名词和概念来描述，所以辨人体的证离不开分析自然界气的变化(气象)，同一疾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其证候不同就是因为气象随时问、地点的不同而不同所致，所以气象及气象因素(时间、地点)与中医时间医学关系密切。下面我们从不同层次探讨气象及气象因素与中医时间医学的关系。
1气象阴阳五行学说与中医时间医学
古人把自然界运动变化的气候分为阴阳两个方面的气化。《内经》分析了昼夜交替、四时变更的阴阳消长过程，认为：一日十二时辰中的子、午、卯、酉四个时辰，一年二十四节气中的二分(春分、秋分)与二至(冬至、夏至)四个节气，是阴阳交替的枢机。子午与二至正是阴阳转折时期，卯酉与二分则是阴阳平衡之际。中医学认为人体的生理活动是随着阴阳消长过程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皮肤腠理的开合，脉象的变化(春浮、夏洪、秋毛、冬石)；十二经脉气血的运行，也随着阴阳消长存在有规律的涨退，经穴也相应地出现定期的开合。在摄生方面，提出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之说。人体的病理变化也无不受到阴阳消长的影响。《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认为，因昼夜阴阳交替，疾病也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变化。在阴阳变化之际，阳盛的病能冬不能夏，阴盛的病能夏不能冬。年老、体弱、虚衰者，每当二分、二至之时。即不能适应而发病或加重病情，甚或导致死亡。在治疗上强调“必先发气，毋伐天和”，即是要注意阴阳气化、四时节气的特点，用药要遵循“四时药法”。所以，从阴阳气化理论来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活动，并据此指导治疗、预防，这是祖国医学整体论的核心内容。
2气象五运六气与中医时间医学
五运六气理论是中医运气学说的核心，它是古代医家结合医学探讨气象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是在当时历法、天文、气候物候等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支架，用以说明气候运动的一个基本规律一动态平衡。五运是探讨不同年度不同的气象特征及不同季节气象变化规律的，六气是从我国的气候区划、气候特征来研究气旋活动的规律问题。古人的气候区划，还是从五方的观念来的，所以才有东方生风、南方生热、中央生湿、西方生燥、北方生寒之说，把风与热、湿、燥、寒相提并论，便知其所说的风不是风向的风，而是代表
气候温和之意。故《素问・五运行大论》在发挥“东方生风”的具体内容时便说：“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气为柔，其性为喧，其德为和，其用为动，其色为苍，其化为荣，其政为散，其令宣发。”总的来说，无非是一种春风温和的气象，因此可以说“东方生风”，就是东方生温，这样，东方温，南方热，中央湿，西方燥，北方寒，是对气候的5种划分。由于东、南、西、北、中不同区划有不同的气候特征，所以各区的温度、湿度、气压不同。五行之火分为君、相之火，六气之热相当于君火，六气之火相当于相火，君火属阴，相火属阳，在六气则为热属阴，火属阳。风、热、湿、火、燥、寒六气之化，复用三阴三阳以识别，风化为厥阴，热化为少阴，湿化为太阴，火化为少阳，燥化为阳明，寒化为太阳。以六气之化为本，三阴三阳之辨为标。这六种具有不同特征的气候，时至而气至，便为宇宙间的六元正气，如果化非其时，便为邪气，也就是气候学所谓的灾害性天气。《素问・五运行大论》所谓：“非其时则邪，当其位则正”，就是这个道理。中医学即运用阴阳五行及五运六气理论及其术语来辨析和描述自然界的气象特点与人体的气机状态(气、血、津、精的虚实及运行状况)，从时间与空间的气候变化角度。探讨人体生理、病理活动及治疗问题的。
四时、六气、二十四节气乃一年中气候变迁的“常律”。但是，人们发现各年气候并非简单的重复，四时、二十四节气虽有固定的日期，但四时气候是常中有变、变中有常。时令气候有太过不及之变，即使同一节气，各年之间气温有高低，雨水量有多少。从整个年运来说，各年也不尽相同。由于“岁化”的影响，各年的作物成熟有早迟、多少，色、味有厚薄之分。运气学说把十天干配阴阳五行，根据天干的不同推算不同年度的中运(大运)。分为木、火、土、金、水五种类型，根据天干的阴阳属性，中运有太过与不及之分。一年之中，分为五季，以五行属性来表达不同季节的气候特点，有常(主运，每年各季特点不点，从大寒日起，等分为五季，分别配以木、火、土、金、水)，有变(客运，即以中运为初运，分五季(五步)运行，依相生的关系类推其他四季的气候特点)。六气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类型，分属一年
六个阶段(每气60日有余)。
3气象天人相应与中医时间医学
古人通过对自然界气象的长期观察，得出天地气温(阳气、阴气)差异的规律，这种规律蕴于太极图中(见图1)。
太极图中外圆代表天阳(气)――春、夏、秋、冬四季的变轨迹；内里的“S”形曲线则为天阳作用于地，天地相交之后地阳(气)的变化轨迹。中也描述了这种地之阳(气)的变化规律。说：“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冬至一阳生，指冬至开始白日渐长，指天阳，冬至后四十五日，阳气微上指我们感觉的大地气温变化，尽管冬至以后天阳渐旺，但大地上的气温仍在下降，直到立春气温最低，阴气最盛之后阳气才微上。夏至日最长，夏至后日渐短，但我们感觉到的气温(地阳)仍在继续上升，立秋时阳气达到最盛，阴气才开始微上(见图2)。现代气象学资料(根据北京市气象局提供的资料)也表明，气温最低的时间不在冬至(12月21/22日)，而在立春前后(1-2月份)，气温最高的时间不在夏至(6月21/22日)，而在立秋前后(7―8月份)。现代光学理表明：在太阳热辐射的条件下，一份阳光产生一份热，一份阳暗对应一份寒。一年之中，冬至日最短，阳光最少，阴寒最极，故气温最低；同样。夏至日最长，阳光最盛，应最热，但这指的是天之阳气，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地之阳气，因为大地有吸热和散热的过程，冬至之前，白日渐短，大地积寒，至冬至白昼最短，冬至一阳生，日渐长，但大地仍处于积寒过程，到之后约45天(间隔3个节气)左右才积寒至极。我们感受到的气温(地之阳气的表现)最低；夏至之前，白日渐长，大地积热，至夏至白昼最长，夏至一阴生，日渐知，但大地仍处于积热过程。到之后约45天左右才积热至极，我们感受到的气温最高。北京市气象局提供的资料也表明，地温最高月份在7―8月份，地温最低月份在1―2月份，与我们感受到的气温一致。我们把人感受到的地面温度变化一地阻变化曲线和所观察到的白昼的长短及日光照射量多少的天阳变化曲线描绘如图2。
一年之中天阳与地阳的变化存在45天的差异，一天当中也存在类似的变化差异。
一天之中，天阳变化和人体感受到的地阳变化有一个半时辰的差异，人身之阳主要随所感受到的阳气的变化而变化，故寅到辰时，地中阳气初生，此时，人体少阳之气最旺；巳到未时，天阳最旺而地中阳气急剧上升，但尚未达到极点，在人合太阳之气，太阳之气随天阳而旺于此时；申到戌时，天之阻气衰减而地中阳气到最极点，在人则应于阳明，故阳明之气随地中附气的旺盛而旺盛于此时；亥到丑时，阳气敛藏，天之阳气衰减到最低，而地之阳气尚未降到最低，在人应于太朗；子到寅时，地之阳气衰减到极点，在人应于少阴；丑到卯时。两阴交尽，地之阳气开始回升，在人体应于产厥阴。
资料显示，人体所能感受到的地之阳气的变化曲线与现代气象学气温检测结果一致，也就是说，一天之中，气温最低的时问不在夜里12时左右(属太阴所主时间段)，而在日出前后，在夏季为5时左右，春、秋为6时左右，冬季为7时左右(属厥阴所主时间段)，一天之中，气温最高的时间不在中午12时左右(属太阳所主时间段)，而在下午15－16时(属阳明所主时间段)。
所以，不论是在一年中，还是在一天中，均存在与人体相应的节律变化，即少阳一太阳一阳明一厥阴一太阴一太阴六经(三阴三阳)经气旺盛的时间随人体阴阳节律变化而变化。一年或一天的气象变化与人体气机变化相应。由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其气象情况不同，故时间与人体的节律变化同样有其相对应的方位。现将人体与时间、空间的对应关系总结如表1。
这种天人相应规律反映在临床病证中，应用于临床因、机、症、治、防诸过程中。《伤寒论》六经病欲解时、欲剧时的时间节律思想即渊于此。
4气象因素与中医辨证
气候变化理论范文篇4
今年夏天,中国、美国等北半球多国遭遇历史罕见酷热,一些地区的气温更是打破多年历史纪录。2010年7月上旬,北京遭受39℃~40℃的高温;当地时间6日,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的最高温度也达到39.45℃。极端高温事件正在频频发生,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今年的特例,于是,各个媒体惊呼:全球真的变暖了!
那份由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于2007年,宣布全球变暖是不争的事实的报告里说“过去100年(1906-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0.74℃”,这个0.74℃能有这么大威力以至于引发全球“高烤”吗?
三大因素引发地球“高烧”
全球高温频现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专家们主要有以下观点:
全球变暖是全球高温的大背景。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董文杰认为,近百年来,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这种全球性的气候变暖是由自然的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所共同引起的。全球气温上升,而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尤其明显,这是北半球及我国夏季极端高温热浪频繁出现的大背景。
大气环流异常是直接原因。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丁一汇等气象专家撰文称,印度半岛上空持续被东进的伊朗高压所控制,干热的西北气流造成了持续的干燥酷热天气。而在欧洲,一个较强的高压脊稳定在欧洲中南部上空,使该地区热浪不断。同样的,国家气候中心首席气候专家任福民也表示,大陆暖性气团长时间稳定控制和太阳辐射增温是我国此次高温事件的“幕后真凶”。
城市热岛效应是催化剂。国家气候中心首席气候专家任福民表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生产、交通集中,在工业生产、家庭炉灶、内燃机燃烧、机动车行驶等方面消耗能源的同时,都有一定的废热排放,使城市区域增加许多额外的热量收入,形成热岛。同时城市规划建设使得土地利用发生变化,植被减少等城市化造成的热岛效应也加剧了极端高温的酷热程度。
全球高温是由全球变暖导致的吗?
而以上这些说法中,最被大家所熟知的便是“全球变暖”了。“人类活动―温室效应―全球变暖―全球高温”这似乎是一个完全顺理成章的逻辑。
2010年7月,原中央气象台台长李小泉在谈及中国北方出现高温天气时就说,“虽然极端高温事件,每年都会出现,不过近年来确实极端高温事件发生的频率比较高,这个就和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背景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里,他用的是“有一定关系”这样的说法,但,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呢?李小泉并没有说明。
2007年5月,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大气物理研究所气候理论实验室主任莫霍夫就表示,俄部分地区近日出现的罕见高温天气可能由全球变暖导致。2006年7月,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首席科学家斯托特说,虽然气温屡创新高不能直接证明全球气候在变暖,但全球变暖无疑增大了出现异常高温天气的可能性。他指出,反常的持续高温天气可能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一种反映。
美国的科学家们用的是反证法。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在2009年11月美国《地球物理研究通讯》上报告说,如果全球变暖现象没有发生,美国每年创纪录的高温天数和低温天数应大致相等。但目前的情况是,从2000年1月1日至2009年9月30日,全美创纪录的高温天数要远远多于创纪录的低温天数。
而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气候诊断专家翟盘茂则认为,大范围高温天气的出现是否与全球变暖有关,现在还不能贸然下结论。全球变暖主要体现在冬半年(每年10月~次年3月),有两个最明显的证据:霜冻日数的下降和极端冷的天气事件的显著减少。然而,事实上,这两项证据并没有出现。而且,从过去50多年的变化来看,35℃以上的高温日数没有出现明显增多的趋势。因此,这种高温天气很可能只是一种主要受自然原因支配的年际变化的表现。
为何看上去这么顺理成章的事儿,到了科学家那里,却变得复杂了呢?因为我们把还有待验证的假设当成了结论。
全球变暖导致全球高温,这个因果关系里其实包含了多层问题:第一,全球到底是不是在变暖?第二,全球变暖是一个气象学上的概念,还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就是说,全球变暖的程度是否足以如此强烈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更重要的一个隐含问题是:即使全球在变暖,那么,这是人为导致,还是地球的自然规律呢?层层分析下来,你会发现,事情根本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一半是寒冷,一半是火焰
2006年5月24日在美国上映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让全球变暖的话题变得家喻户晓。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2007年2月IPCC的第四次全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声明:“气候系统正在变暖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个结论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一个像真理一般铁定的事实。
但是,2009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发生的“气候门”事件,却对这个“事实”产生了巨大冲击:俄罗斯黑客入侵了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计算机服务器,并盗载了该中心主任菲尔•琼斯教授等气象学家上千封电子邮件和三千多份有关气候变化的文件,并在一个气象科学家网站上将这些邮件等资料公布了出来。资料显示,一些科学家涉嫌操纵数据,选择科学流程,支持其碳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的结论。
自此,“全球变暖”这四个字后面被打上了问号,关于这个结论的激烈争论浮出水面,并愈演愈烈,甚至有人认为,全球变暖是一场骗局,是政客们为了通过限制碳排量而限制某些国家发展的闹剧。
2007年的冬天,本来美国国会计划要在华盛顿召开全球变暖的听证会,结果不但预期的暖冬没有降临,天气反而变得异常寒冷,最后这个全球变暖的会议因为天气太冷而推迟了。2009年底,哥本哈根大会后罕见的严寒席卷了几乎整个北半球。2009年12月中旬,暴风雪横扫欧洲,部分地区积雪深度超过50厘米,交通瘫痪;2009年12月19日至20日,美国东部普降暴雪,华盛顿地区的积雪深度达61厘米,创下1932年12月以来之最;2010年1月6日,北京最低气温达零下16.7℃,突破1971年以来1月上旬最低气温纪录。
这些与全球变暖说截然相反的事实,都让IPCC的报告受到了质疑。
全球变暖证据不足
有科学家指出,2007年IPCC的评估报告是基于公元1400年以来的北半球平均夏季温度序列作为对照的古气候资料。但是15世纪是一个介于“中世纪温暖期”和“小冰期”之间的时期,如果用包括了中世纪暖期的10世纪以来的气候资料作为对照的古气候资料,就会发现现在所谓的全球变暖还根本未达到中世纪暖期的温暖程度。
“气象记录并不能被看作是气候变化的证据。”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大气科学教授约翰•克里斯蒂指出。他和其他一些科学家的着眼点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数千个气象站。150多年来,它们被用于收集气象数据。但城市化进程、土地使用的改变等因素对它们产生了严重的干扰。气象学家安东尼•瓦特原本是全球变暖的“铁杆”支持者,但在实地调查534个气象站后,他的看法改变了。按照美国官方的标准,他们发现已调查的气象站中有56%是严重不合格的(误差高于5℃);87%的气象站是不合格的(误差高于1℃)。这些为“全球变暖”提供原始数据的气象站,有的位于空调设施附近,有的位于废弃物处理厂边上。在英国,曼彻斯特机场旁边的一个气象站原本被田野包围,而现在,它周围全是散发热量的建筑。
当然,IPCC在报告中所描述的、证明全球变暖的证据,确实有一部分是大家都能看见的事实,比如:地球上冰川覆盖的面积正在减小;20世纪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了0.1~0.2m等等。
科学家们在那边口诛笔伐,而我们,面对一半是寒冷,一半是火焰的世界,还是不知道:这个地球是不是在变暖。
全球变暖是人为造成的吗?
其实,大家之所以对全球变暖如此关注,最重要的原因是基于一个定性思维:人类活动引发温室效应,从而导致了全球变暖。
那么,如果全球真的在变暖,就一定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吗?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因素是全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大幅升高的主要原因”。美国《科学》杂志报道的海洋模式模拟结果表明,“全球主要由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比重占所有原因的95%”。
我国气候专家郑国光说:“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如果仅考虑太阳活动、火山爆发等自然因子,是无法解释20世纪中叶以来的全球气候变暖现象的;只有考虑人类活动的作用,特别是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大幅增加,才能再现出近50年来全球气候的变暖趋势……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气候变暖不能排除人类活动的作用。”
但这并不是被所有科学家都承认的一个结论,其主要原因是科学家不可能造出一个没有人为影响的实验地球,以对照确定全球气候变暖是由于人为因素还是其他因素。气温升高的原因主要是根据数学模型拟合的,即在数学模型中不断加入各种因素,直至达到最佳拟合实际观测的气温。现在的纳维叶―斯托克斯模型(该模型于1800年初,由英国的G.G.Stokes和法国的M.Navier推导而来)正是在加入了二氧化碳因素后达到了最佳拟合。因此,科学家们认为,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过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进而导致了近几年的全球高温。
对碳排放影响的多方面质疑
但由纳维叶―斯托克斯模型推导出来的人为活动引发温室效应的结论,正受到越来越多方面的质疑:
比如说,实验并不能严谨地验证各因素的得失。物理学中对于多因素(多变量)的问题,常常采用控制因素(变量)的方法,把多因素的问题变成多个单因素的问题(即每次只改变其中的某一个因素,研究其对事物的影响),分别加以研究,最后再综合解决,这就是控制变量法。然而在实际应用中,正因为无法造出一个实验地球的原因,专家很难只控制单一变量(即二氧化碳)来得出准确结论。
另外科学观测与研究表明,由于太阳活动、火山活动和气候系统的内部调整过程等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全球地表平均气温的变化并不是直线式上升或下降,而是存在着多种时间尺度的波动。这一结论表明,高温产生可能其中包含了一些我们尚未确认的由其他活动所带来的间接影响。
还没有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随机漫步模型的新观点,即全球气候变暖是自然随机现象。这是由广西科学院研究员严少敏和吴光提出的新解释,他们认为,全球气温变化犹如用随机漫步解释醉汉行走的路线,醉汉向目标行走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会儿向左侧一会儿又向右侧,地球气温变化或许也如此。
除此之外,科学家们还发现,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经历了冷―暖―冷―暖两次波动。因而当前的高温,很可能是地球冷热交替中较热的一个时期。
人类碳排放仅是“零头”
并且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已有证据显示人类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威力巨大,甚至可以说是九牛一毛。德国马普生物地球化学研究所,克里斯蒂安•比尔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在今年7月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研究报告,研究人员通过在全球采集数据和具体测量,首次回答了气候变暖所涉及到的一个全球温室气体平衡问题,即有多少二氧化碳通过人、动物和植物释放到大气中,又有多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被植物吸收。这项研究对气候变化后果的预测比迄今的气候变化数学模型要准确和可靠得多。他们的测量数据显示,大气中每年约有1230亿吨的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被吸收掉,而在另一方面,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燃烧所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每年约有70亿吨。也就是说,人类的“高碳”相比较于光合作用的吸收量,仅仅只是个零头。更进一步说,这个数据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一些人士所鼓吹的“减排”、“低碳”更像是个骗局。
据2001年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地球气候的变化与太阳活动是有联系的。太阳辐射只要稍微变化,就能引起地球气候的明显变化。另外,印度地球科学家夏尔马认为,全球变暖是太阳磁活动的一个周期变化。他认为,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太阳活动,而非人类活动。如果我们以100万年历史的气候变化为对照,将会发现现在的气候变暖并不剧烈,它只是1500年气候自然周期中的一部分。
IPCC的评估报告里说,“过去100年(1906~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0.74℃”,然而,即使这个数据是正确的,它横跨的区域是整个地球面积,而纵向囊括的时间是100年,并不意味着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一年比一年高,也不意味着地球所有地区均同步发生同样幅度的变暖现象,所以,全球高温,并且准确地说应该是“北半球高温”,和“全球变暖”之间最多是个远亲关系。
“地球变暖”从何而来
全球变暖的理论于1824年被首次提出,当时法国数学家让•B•J•傅里叶发现,地球的气温正在缓慢上升。19世纪后期,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伦尼乌斯把傅立叶的理论贴上了“温
室效应”的标签,用以说明二氧化碳是如何在地球大气层圈闭热量的。1976年科学家斯蒂芬•施奈德首次预测全球变暖。
气候变化理论范文
一、五运六气
五运六气，是中国古代研究天时气候变化规律，以及天时气候变化对生物，尤其对人体生命活动影响的一门学说。它是以《黄帝内经》天人相应整体观为指导思想，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以古代天文历法气象知识为科学依据，以天干地支为推演方法，来研究六十年为一个甲子周期的气候变化与人体疾病发生相关性的理论。
1、五运六气天人观
五运六气理论主要由“五运”和“六气”两部分组成。五运，即木运、火运、土运、金运、水运，五运分别配以天干，用来推测各年岁运和五个时节的气候变化规律及疾病变化规律；六气，即风、热、火、湿、燥、寒六种气候变化。六气分别配以地支，用来推测各年六气的变化规律及疾病变化规律。
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则以中医五行理论为基础，以人体五脏为中心将天、地、人之间的气化、物化融为一体。《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地者，所以载生成之形类也。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形精之动，犹根本之与枝叶也，仰观其象，虽远可知也。”指出了立足于地的万事万物都与太虚宇宙中的天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变化就像树的根与枝叶一样，因此，天与地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人体的生命健康。在人以五脏为中心，统摄着人体的生命活动，而人体五脏又与天地之间的五行之气相应，还与太虚宇宙中的天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五行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化生万物。天地自然界万物的新生与消亡，气候物候变化，以及人体疾病都与五行的生化运动有关。因此，五运，具体指木、火、土、金、水五行之气在天地间的变化规律。由于五行与四季气候的关系是春温属木、夏热属火、秋燥属金、冬寒属水，所以五运实质上概括了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特征，同时，五运还表示不同年份和不同节令的气候变化。
而六气则以中医的阴阳理论为基础，将风、热、火、湿、燥、寒与三阴三阳相对应，建立了六气中的天人观。古人运用五方的观念对气候进行认识和区别，才有了东方生风，南方生热，中央生湿，西方生燥，北方生寒之说。这里所说的风不单指风，还代表气候温和之意，即春季温和的气候。由于东南中西北五方的区划不同，各个区域的干燥度、蒸发量、雨量、积温等情况也各异，必然要产生不同的气旋活动以及温、热、火、湿、燥、寒不同的气候特征。
六气的产生和变化离不开阴阳五行。风热湿火燥寒六气之气化，可用三阴三阳来识别，即风化厥阴，热化少阴，湿化太阴，火化少阳，燥化阳明，寒化太阳。六气是气化之本，三阴三阳是六气产生的标象。
六气与五行也有关系密切。六气为五行在天之气，五行为六气在地之质。《素问・天元纪大论》曰：“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天为寒、在地为水。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化生万物矣。”六气配合阴阳五行之后，还要与年支密切联系，这是推演六气变化的关键。六气与年支配合有其规律可循，反映了六气所不同时段天时民病特点。
2、自然之气与健康
自然界五运六气的气化活动是自然气象、万物征象产生的基础，因此，其气化活动正常与否会对人体生命产生影响。《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意指疾病的发生，大都由于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变化所致。
人体气化现象具有升降出入规律，人体气化与自然界气化一样，也具有阳升阴降的规律，曾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清阳之气气化规律是向上向外走体表，浊阴之气气化规律是向下向内入五脏。如果当升不升，或当降不降，或气机开合失常，或升降太过，均为气机升降出入失常，均会引发相应疾病。
人体气机升降出入活动表现在各脏之间相互配合上，例如：脾主升清，胃主降浊；肝主升发，肺主肃降；心火下达，肾水上奉等。脏腑升降气机协调，以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
人体气化现象与自然界气化同步。人体生命秉承天地之气而生，依赖于大自然而存在，故自然之气化的常与变直接影响人体气机，人体气机现象受自然气化影响，并与自然气化同步。正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说：“中央者，其地平以湿……故其病多痰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故导引按跷者，亦从中央出也。”中央地区正因为是平原，所以才洪水泛滥，其后果引起水湿之气太盛。而导引按跷，就是从“舞”及其他一些动作发展而成的古代的气功。也可见导引按跷，在一开始就是被用于防病治病的。
二、气功养生
健身气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作为一种独特的身心锻炼方法，在中国养生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古法记载中，以大舞功法源流为例：大舞产生的时间是唐尧时期，至今约有5000年历史。大舞产生的地点是中原地带，水道壅塞，不行其原。这种自然气候的变化导致了民气郁阏，筋骨瑟缩不达，是大舞产生的重要原因。解决民气郁阏、筋骨瑟缩、腠理滞著的方法是以“舞”宣导，以通利关节。以舞宣导，内容是宣和导，宣是宣发、发散、升发、展开之意，导有导引、疏通，使其恢复之意。利于宣导之“舞”才称为“大舞”，大舞是有意识地、自主地进行的身体活动，以达到促使某些疾病康复的目的。
健身气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着中医学的养生理论，蕴涵着儒家、道家、佛家等修身养性、追求超越的文化理念，又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融合在一起，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合一，进而达到身心和谐的完美境界。
健身气功是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人体生命整体观，通过调心、调息、调身的锻炼，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开发人体潜能，使心身臻于高度和谐的技能。
气候变化理论范文1篇6
投身气候学研究
南京大学东南楼的暗香，还有不远处中国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先生的雕像。这幢楼是符淙斌40年前上课学习的地方。70岁的符淙斌院士的新办公室简约而素净。这幢楼是上世纪50年代建筑学大师杨廷宝先生的杰作。窗外，金陵苑满眼的花树在冬日的阳光下，透着江南特有的气息，冬青、雪松的深绿伴着银杏树的深黄，杂着腊梅花初吐年前上课学习的地方。
从江南的水乡到北方的天空，从爱上气候学到担纲南大气候与全球变化研究院院长，这一转就是近50年的光阴。
1939年10月，符淙斌出生于上海。11岁那年，父亲故离，母亲拉扯兄妹三人艰难度日，伴着他成长的有人间的温暖和自然的遭际。中学时代，符淙斌就读于上海松江二中。符淙斌说：“那时的上海，每到夏天，台风就很厉害，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感受到台风给我们带来的痛苦。1956年，有一场破坏性很强的台风，把邻居的两栋房子刮倒了，两个孩子给压死了。这件事在我心灵上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开始对气象学感兴趣。”
1957年，19岁的符淙斌考取南京大学，就读于气象学系气候专业。一代宗师竺可桢曾在这里创立了我国最早的气候专业及与气候相连的地学学科（大气、地质、地理、海洋、环境等），先辈们的言传身教和学科的交叉融合滋养了他学业的长进。1962年，符淙斌从南大毕业后，赴中国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读研期间，就做台风发展过程中“海洋和大气之间的水分与能量交换”的研究，开始关注海洋与气候的关系。
研究生毕业后，符淙斌留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先后在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大气物理研究所任职。1981年，符淙斌以访问科学家的身份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合作研究。在美国的两年，符淙斌不仅在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而且也为其今后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1985年，符淙斌担任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气候研究室主任。上世纪从60年代到80年代，符淙斌研究的触角已从单纯的气象研究，延伸到气候与海洋、陆地等领域。
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在引起地球环境的加速变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研究证明，人类的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范围之广和强度之大,已经足以开始对整个地球的气候和生态系统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凭借高度发达的智力和想象力,人类已经能够完整地理解地球系统的整体行为。我们这一代人,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从新调整和确立人和地球之间的关系,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想。
“人类圈”和“人类纪”概念的提出正是对地球系统认识的科学总,第一次明确了人类在当今地球环境变化中的核心地位。人类既是地球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受到地球系统自然规律的制约;同时,在“人类纪”的发展中，它又有区别与生物圈其它组分的能动作用。人类将不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是积极主动地调整自身的行为，使地球环境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全球变化和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目标。
参与重大科研项目
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兴起了全球变化的研究。该研究把地球的各个部分（大气、水、冰雪、陆地、生物）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中各种过程的相互作用，从而进行包括气候在内的全球环境演变研究。这是迄今为止地球科学最大、最复杂的一项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符淙斌协助叶笃正先生积极参与了这项国际合作研究的规划，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叶笃正先生是我国大气科学界及全球变化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早在20多年前，叶先生就意识到二氧化碳、甲烷等的排放与全球变暖的关系。1984年，美国著名气象学家马隆找到叶先生，希望合作研究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叶先生慧眼识才，很快又找到符淙斌，邀他一起从事该项研究。
符淙斌表示，气候问题在地域上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学科上是一个交叉性课题，与经济、地学、环境科学、大气科学等专业密切相关，需要多学科共同努力。钟山论坛立足南京，将触角广泛延伸到国内外。开幕式邀请了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江苏省气象学会和南京气象学院的专家领导。首次学术演讲邀请了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大学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托波特教授和大气物理和大气化学研究领域专家毛慧婷教授，他们研究的都是气候领域最前沿课题。
1985年，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气候研究室成立之时，总共有七八个人、一间房。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气候实验室不断发展壮大，人才辈出，最终发展成为全球变化东亚区域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气候环境重点实验室，中国的全球变化研究在叶笃正、符淙斌的领导下得到国际的认可。
经过多年的努力，符淙斌和他的合作者们在季风系统中海洋―大气、陆地―大气和气候―生态系统相互作用、气候突变及其对全球增暖的响应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国际性创新成果。他领导创立的区域环境系统模式研究，被国际上誉为全球变化区域响应研究的范例。
他系统地揭示了东亚季风区气候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基本特征及区域尺度人类活动对生存环境的影响，提出了“广义季风环境系统”的新概念。他领导研究组发展了一个区域环境系统集成模式，成为区域环境变化预测的一个重要工具。他深入研究热带海洋―大气相互作用领域，发现了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与赤道海面温度变化的关系，率先把厄尔尼诺现象同中国气候联系起来，为我国年际气候变化的预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符淙斌领导的全球变化东亚区域研究中心的一系列成果，为中国科学家在这一领域赢得了国际影响力。他领衔的研究成果“东亚季风气候―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获得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领导的“季风亚洲区域集成研究”国际项目得到地球科学系系统联盟（ESSP）批准，中国科学家首次成为国际重大科学项目的发起人。重回南大气候与全球变化研究院
2009年7月，符淙斌挂帅的南京大学气候与全球变化研究院正式成立，标志着他将着力推动母校南京大学成为中国南部地区研究气候变化的中心。
在符淙斌看来，眼下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当今人类的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范围之广、强度之大，已经足以对整个地球的气候和环境产生显著的影响。从《京都议定书》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厘岛路线图”，再到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气候与全球变化问题已经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围，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外交的一个重大问题。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科研目标，拥有地学领域完整学科布局和地处东部发达地区的南京大学有理由在气候与全球变化领域作出更大的贡献。
研究所刚一成立，符淙斌主持的“钟山论坛”就正式开坛。论坛以研究气候变暖为核心的全球变化问题为宗旨，吸引了国际一流的专家和国内气候变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搭建了政府决策部门与学界对话咨询的平台。在校内，由大气、环境、地理、地质、经济、生态等领域的专家也不定期聚在一起，进行前沿交流，促进学科交叉融会，加强集成研究。
回到母校，符淙斌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在仙林校区筹建气候与环境综合观测研究实验站，为南大“大地学”的发展提供基础。
研究院国际化、综合性、前沿性的发展也是符淙斌致力的目标。以徐冠华院士为首的国际咨询评估委员会业已组建，国内外驻院和兼职专家已近30人。目前，符淙斌和他的团队正积极争取承担国家“十二五”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专项和全球变化科学计划。同时，一门面向大学生通识教育的课程“地球系统科学初步”已着手准备……
符淙斌说：“以气候变暖为中心的全球环境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现象。它涉及到海洋环流、陆地生态系统、森林草原植被等的变化，非常复杂。”他表示，现在还有一个流行的理论，认为地球气候存在“法眼”。就像电影《后天》中描述的那样，认为全球气候会发生灾难性突变。这种理论虽然有一定科学依据，但现在来说还只是一种假设。
“国家出台的环境政策对气候的影响十分重要”，符淙斌表示，就能源来说，中国目前主要使用煤，而清洁煤技术可以在燃烧煤时少排放一些二氧化碳。但是应用这种技术会提高企业的成本，推广很难。另外，汽车尾气排放大量温室气体、污染物和颗粒，因此政府也积极采取环保措施，如发展其他能源汽车、推广公共交通等。
回到母校的他，忙碌后坐在曾经是自己的教室所在地的办公室。窗外江南冬日的景观错落有致，仿佛人间万象、世间风云尽收眼底。符淙斌说，一名科学家眼中的气象、气候不是狭义的，宇宙和人间的气象万千、风云际会，永远启发科学家的灵感、责任和担当。
他在这里奋斗的路依旧漫长。
气候变化理论范文篇7
《伤寒论》的精髓在于辨证论治，“证”在代表病机变化共性的同时，又表现了因体质条件不同而带来病机变化的个性。《伤寒论》中在疾病发生、传变、治疗与转归方面均蕴含了中医体质理论，指出体质的强弱对于疾病的发病种类、传变趋势、治疗方法以及转归等都会产生影响，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张仲景；伤寒论；中医体质理论／历史
体质是指人类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由先天禀赋(遗传性)和后天调养(获得性)因素所决定的表现在形体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活动上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性。《内经》在体质与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面的关系均有论及，奠定了中医体质理论的基础，初步勾画了中医体质理论的雏形。张仲景继《内经》之后，将其运用于临床，笔者仅就《伤寒论》所涉内容作以肤浅探讨。
1体质与发病
《伤寒论》作为一部以阐述外感病为主的辨证论治的典籍，根据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结合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邪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等各方面因素，将外感病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证候，按照一定规律分析、综合、归纳成三阴三阳6大“病”类，即后人谓之“六经辨证”。正气是一身之气相对邪气时的称谓。正气的旺盛取决于气血精津液等精微物质的充沛和脏腑生理功能的正常与相互协调。脏腑经络气血精津液是体质的生理基础，体质实质上是因脏腑经络气血精津液的盛衰偏颇而形成的个体特征。体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气盛衰的偏颇。六经病相对而言，患三阳病者正气较充实，抗病能力较强；三阴病者，正气已衰，抗病机能减退。故既病之后，前者病位多在表，病证多为实证、热证；后者病位多在里，病证多为虚证、寒证。
体质强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正气的盛衰，由于个体的差异，对各种病邪有不同的反应性和易感性，其发病倾向也不相同。关系到受邪后是否发病，以及既病之后的发病倾向与证候。
体质不仅关系到三阴三阳六经病种类的形成，而且在同一“病”类中也关系到不同证候的形成。例如，同为太阳病若属平素卫阳较弱之体感受风寒易致卫阳失固，营阴外泄形成太阳中风(桂枝汤证)；若为皮肤致密之体，感受风寒易致卫阳被遏，营阴内郁形成太阳伤寒（麻黄汤证）。同为少阴病，感邪后，心肾阴虚者，邪从热化形成阴虚虚热证；心肾阳虚者，邪从寒化，形成阳虚虚寒证。充分体现了“病之阴阳因人而异，邪气因人而化”的中医发病观。“从化”过程最终是以证候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体质学角度，证候实际上是致病因子作用于人体后形成的临床类型。
2体质与传变
传变是言疾病的发展和发展趋势，是指病变部位在脏腑经络之间的传递转移以及疾病性质的转化和改变。《伤寒论》阐述了外感病的传变，其传变形式既有六经病之间的相互转化，又有转化后出现的新证候，即所谓“变证”。《伤寒论》中指出，影响传变的因素不仅仅取决于邪正盛衰、治疗得当与否，体质因素往往主导着传变的趋势。例如，太阳病变证的内容颇为丰实，突出表现有，误治方式不同而变证相同，或误治方式相同而变证不同的情况，这不仅表明变证的形成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体质在内因中起着甚为关键的作用。诸如，63条、162条一为发汗后，一为下后，均由太阳病演变为“汗出而喘，无火热”的邪热壅肺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64条、66条均属由太阳病误汗所致变证，前者属心阳虚心悸证，后者属脾虚气滞腹胀证。说明前者为心阳素虚之体，后者为脾虚气弱之质。70条“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同为太阳病发汗，结果虚实有异，提示前者素体阳虚，后者素体阳盛。足见体质偏颇直接影响着病理机转，变证的形成。
仲景所论误治，一般误汗多伤阳，误下易伤阴，但由于病人体质不同，阴阳所偏有别，故汗下的结果迥然不一，微甚程度有较大悬殊，如58、59条偏于伤阴，60、61条则偏于伤阳。
【摘要】
《伤寒论》的精髓在于辨证论治，“证”在代表病机变化共性的同时，又表现了因体质条件不同而带来病机变化的个性。《伤寒论》中在疾病发生、传变、治疗与转归方面均蕴含了中医体质理论，指出体质的强弱对于疾病的发病种类、传变趋势、治疗方法以及转归等都会产生影响，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张仲景；伤寒论；中医体质理论／历史
体质是指人类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由先天禀赋(遗传性)和后天调养(获得性)因素所决定的表现在形体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活动上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性。《内经》在体质与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面的关系均有论及，奠定了中医体质理论的基础，初步勾画了中医体质理论的雏形。张仲景继《内经》之后，将其运用于临床，笔者仅就《伤寒论》所涉内容作以肤浅探讨。
1体质与发病
《伤寒论》作为一部以阐述外感病为主的辨证论治的典籍，根据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结合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邪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等各方面因素，将外感病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证候，按照一定规律分析、综合、归纳成三阴三阳6大“病”类，即后人谓之“六经辨证”。正气是一身之气相对邪气时的称谓。正气的旺盛取决于气血精津液等精微物质的充沛和脏腑生理功能的正常与相互协调。脏腑经络气血精津液是体质的生理基础，体质实质上是因脏腑经络气血精津液的盛衰偏颇而形成的个体特征。体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气盛衰的偏颇。六经病相对而言，患三阳病者正气较充实，抗病能力较强；三阴病者，正气已衰，抗病机能减退。故既病之后，前者病位多在表，病证多为实证、热证；后者病位多在里，病证多为虚证、寒证。
体质强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正气的盛衰，由于个体的差异，对各种病邪有不同的反应性和易感性，其发病倾向也不相同。关系到受邪后是否发病，以及既病之后的发病倾向与证候。
体质不仅关系到三阴三阳六经病种类的形成，而且在同一“病”类中也关系到不同证候的形成。例如，同为太阳病若属平素卫阳较弱之体感受风寒易致卫阳失固，营阴外泄形成太阳中风(桂枝汤证)；若为皮肤致密之体，感受风寒易致卫阳被遏，营阴内郁形成太阳伤寒（麻黄汤证）。同为少阴病，感邪后，心肾阴虚者，邪从热化形成阴虚虚热证；心肾阳虚者，邪从寒化，形成阳虚虚寒证。充分体现了“病之阴阳因人而异，邪气因人而化”的中医发病观。“从化”过程最终是以证候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体质学角度，证候实际上是致病因子作用于人体后形成的临床类型。
2体质与传变
传变是言疾病的发展和发展趋势，是指病变部位在脏腑经络之间的传递转移以及疾病性质的转化和改变。《伤寒论》阐述了外感病的传变，其传变形式既有六经病之间的相互转化，又有转化后出现的新证候，即所谓“变证”。《伤寒论》中指出，影响传变的因素不仅仅取决于邪正盛衰、治疗得当与否，体质因素往往主导着传变的趋势。例如，太阳病变证的内容颇为丰实，突出表现有，误治方式不同而变证相同，或误治方式相同而变证不同的情况，这不仅表明变证的形成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体质在内因中起着甚为关键的作用。诸如，63条、162条一为发汗后，一为下后，均由太阳病演变为“汗出而喘，无火热”的邪热壅肺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64条、66条均属由太阳病误汗所致变证，前者属心阳虚心悸证，后者属脾虚气滞腹胀证。说明前者为心阳素虚之体，后者为脾虚气弱之质。70条“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同为太阳病发汗，结果虚实有异，提示前者素体阳虚，后者素体阳盛。足见体质偏颇直接影响着病理机转，变证的形成。
仲景所论误治，一般误汗多伤阳，误下易伤阴，但由于病人体质不同，阴阳所偏有别，故汗下的结果迥然不一，微甚程度有较大悬殊，如58、59条偏于伤阴，60、61条则偏于伤阳。
3体质与治疗
体质的形成与先天禀赋、后天调养以及年龄、性别、生活习惯、地理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在中医治则治法处方遣药中无一不考虑之。《素问·五常政大论》中：“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即为精辟论述，因人施治是中医的治疗原则，强调个体化的治疗方法是中医学特色。《伤寒论》辨证论治过程注重个体差异，因人制宜在一定意义上是因体质制宜。审度病人体质状况以作为处方用药的依据。诸如大青龙汤外散风寒，内清郁热，为发汗峻剂，张仲景明示“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见38条)，强调表里阳虚之体，慎不可使用。三物白散系温散寒邪，攻逐痰水之剂，因其药性峻猛，服药量强调为“强人半钱匕，羸者减之”(见141条)，使用攻逐水饮的十枣汤同样指出“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见152条)，涌吐痰实的瓜蒂散“亡血虚家”不可服之(见166条)。以上均说明使用伐正气之品尤当量体质强弱而定。阳衰阴盛格阳证以大辛大热之通脉四逆汤速破在内之阴寒，急挽外越之阳气，其中干姜一般用3两，强人可4两(见317条)，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因“附子三枚”较一般量大，故注明“虚弱家及产妇宜减服之”(见第174条)，均强调药量裁酌应视体质而定。再如脾虚之体患表证，发汗当择桂枝汤，如此既能解肌发表，又可调和脾胃，祛邪不伤正，又寓健中之意，示人临证当顾及体质而择方。
4体质与转归
邪正斗争的胜负不仅关系着疾病的发生，而且影响着疾病的发展与转归。体质决定正气的强弱，因此体质又往往是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的重要因素。体质强者，抗病祛邪、修复能力强，体质弱者，御邪抗病修复能力差。疾病预后的善恶，虽与感邪轻重，治疗及时得当与否有关，但相当程度上由体质因素所决定。《伤寒论》所论外感病的演变过程表明邪气侵袭，体质强盛者，正气充足，病邪难于侵入，反之体质虚弱正气不足，邪易侵入，病情多变。例如，《伤寒论》中第4条、第5条论及了伤寒一日即有传变者，亦有二、三日未见传变的，这不仅说明外感病的演变不拘时日，而且提示病情的演变其体质状况起着重要作用。太阳病既有“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亦有“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究其原因又何尝不与体质有关？论中常以日数约略谈及病程及转归，诸如“一日”、“二三日”、“五六日”、“七八日”、“八九日”、“十三日”，这些差异虽有邪气、宿疾、失治、误治等原因，但与体质条件有关却是不可替代的。
气候变化理论范文篇8
1历史分析和地理尺度相结合
在地理学中，尺度分析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学上的考量，尺度分析在地理学上主要指代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而在过去的研究中，如Zhang等和Pei等，都将地理尺度的思考模式，明确地应用到了历史气候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之中。在时间尺度上，章典和裴卿等论证出在短期和长期的时间尺度中，气候变化的影响到底有何不同。同时，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Pei等以移民为例，定量地论证了空间尺度不同，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将有所不同。
但是需要特别提出，虽然在不同尺度上得出的结论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并不相互排斥和抵触，尺度的选择是展开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同时也需要再次指出，在研究人地关系领域中，长时期和大空间的宏观尺度更有利于反映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
2统计因果关系的提出
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往往是基于个别事件或某一时段进行深入剖析、综合评价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给出对此特定案例或者特定时段的历史解释。当然，在此相对微观尺度上，如果单纯认为气候变化是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这将难免会落入“环境决定论”的陷阱之中。但是在宏观尺度上，往往可以更有效地从统计上证明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不可忽略的角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存在。因此，Pei等[[36]明确提出了统计因果关系(statisticallaw)。统计因果关系的提出，不是单纯地建立在数据和统计方法基础上，而是将因果关系理论中的5个标准和统计方法相结合，在大历史数据和统计分析方法之上提出的。虽然该统计因果关系不代表会适用于每一个案例，但是能从一个整体上发现气候变化的作用。同时，统计因果关系是建立在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宏观尺度上，所以，统计因果关系与现有的传统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相悖，因为正如前述所说，两者的研究尺度有所不同。
3历史“大数据”
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大数据是一个重要的理念。而在历史、环境史或者历史地理中，应该有更多的基于大数据理念推行的研究。目前存在的难度主要有:第一，尺度的选择，在传统的微观尺度上，大数据几乎很难实现，主要是因为历史资料相对缺乏;第二，在传统微观尺度上，即使要展开统计分析，但是样本量较小，这时候加入一个或者减少一个影响因子，对于统计结果而言，会存在较大的统计敏感性。
然而在现阶段的发展中，由于在宏观尺度上能够使样本量有所增加，即使是减少或增加个别数据，也较难影响最终统计结果的显著性。并且，大量的数据会加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统计关系的稳定性。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相信在资料完善的基础上，历史大数据的理念将会被进一步接纳，这需要史学家的不断深入研究。
4.4重新审视马尔萨斯理论
马尔萨斯学说认为，资源的增长遵循线性模式，而人口增长是指数模式，因此人口增长会超过资源增长，当人口规模超过农业生产，人间悲剧即大规模的人口锐减和非正常死亡将会发生，因此，马尔萨斯辩称人类悲剧的成因是人口的迅速增长。但是，Zhang等和Lee等的研究中，都发现实际上人类的这些悲剧更多是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减产造成的，因为气候变化影响下资源的波动比人口的波动更加明显和剧烈。马尔萨斯学说强调日渐增长的食物需求是起因，而上述发现起因是气候变化导致了食物供给稀缺，这些研究从长时间和大空间尺度上重新审视了马尔萨斯学说。
4中国与欧洲实证对比研究
气候变化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气候变化;农作物生长;气候适宜度
作者简介:陈炳东(1975-),助理农艺师,气从事候变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中图分类号s16文献标志码b
农业发展中,气候条件的变化对于农作物的种植以及生长影响作用最直接。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的种植布局以及生长情况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我国,不同地区分布的种植农作物对于气候资源的要求也不相同,农业气候资源条件对于农作物的生长以及发展等有着不同的作用影响。在农业发展领域建立农业气候资源的适宜度模型,进行不同气候资源条件下的农作物生长情况评估对于农业的成长以及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1气候资源对于农作物适宜度影响的一般研究思路
在我国农业发展相关研究中,对于气候条件对于农作物适宜度影响的研究中,对于气候变化情况对农作物成长适宜度的影响研究一般是通过进行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长适宜度影响的研究模式选择、气候条件变化以及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等相关资料的来源以及最后对于研究模式的参数的确定实现的[1]。
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适宜度影响的一般研究思路中。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适宜度影响的模式是进行农作物适宜度影响研究的重要的前提,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适宜度影响模式是对农作物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的适宜度变化的情况的正确反映。气候变化以及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等资料情况则是进行气候条件变化对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研究的重要的依据,相关资料的来源不相同,对于适宜度影响的研究结果也不相同。而最后对于气候条件变化情况下的农作物适宜度的参数则是进行研究结论获得的关键,确定参数值情况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2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长适宜度影响研究进展
进行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适宜度影响研究进展的论述,首先需要从气候条件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的研究方法以及具体研究内容进行论述,然后结合气候条件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影响的具体研究情况,进行气候条件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的影响研究进展进行论述[2]。
2.1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影响的研究方法
进行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的影响研究就是对一定气候条件下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也就是农业气候资源情况进行量化的评价以及分析。在进行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影响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数学方法进行研究分析的。使用数学方法对农业气候资源进行量化的评价和分析的过程就是通过多年平均气候资料的收集研究,进行区域内农业气候资源情况的量化指数以及数学模型的建立,最后通过对所建立的数学模型的各项资源数据进行分析已获得区域内的气候变化情况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的影响研究的具体结果的过程。
在进行气候变化对于农业资源的生长适宜度影响研究中应当注意的是,农业资源也就是农作物的气候适宜度是指气候因子数量变化情况下,对于农作物的生长以及发展等相关情况通过模糊数学的相关方法进行转换,从而实现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的影响的具体研究[3]。
2.2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长适宜度的影响的研究内容以及研究进展
进行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生长适宜度影响的研究主要是对一定区域的气候要素、农业气候适度模型以及不同农业生态气候资源的运用和农业生态气候适宜度理论对农业生产的指导研究等。其中,在进行区域气候要素的研究中主要是对气候要素的适宜度曲线变化情况、适宜度状态等内容的研究。具体气候资源研究过程中是通过相关气象监测资料以及农业资源气候适宜度模型以及数学方法进行计算实现研究的。对于农业气候适宜度模型的建立研究也是通过模糊数学理论的相关方法进行模型建立以及研究实现的。除此之外,对于不同农业气候资源的研究实现以及农业生态气候适宜度研究理论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研究等均已经在实际研究中得以实现,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4]。
3结束语
总之,进行气候变化对于农作物适宜度的影响的研究中应当首先进行农业气候资源适宜度模式的建立,然后根据具体研究方法结合农作物情况进行相关研究计算。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具体研究过程中应注意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避免。
参考文献
[1]冶明珠,郭建平,蒋跃林,赵俊芳,袁彬,等.气候变化对农作物气候适宜度影响研究进展.安徽农业科学.2011(15):78-80.
[2]千怀遂,任玉玉,李明霞,等.河南省棉花的气候风险研究.地理学报,2006(3):170-172.
气候变化理论范文篇10
叶笃正，男，1916年2月出生于天津市，1948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任中科院特邀顾问、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他还是美国气象学会荣誉会员、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员和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
叶院士的主要科学技术成就介绍如下：
1.开创青藏高原气象学
叶笃正首先发现围绕青藏高原的南支急流、北支急流及它们汇合成为北半球最强大的急流，严重地影响着东南亚的天气和气候；他与国外气候学家Flohn各自指出了青藏高原在夏季是大气的一个巨大热源，叶笃正还首先指出青藏高原冬季是冷源；他同时还深入地研究了夏季青藏高原热源及其对东亚大气环流的影响.由于他的研究工作，国际上才接受大地形热力作用的概念，为青藏高原气象学的建立奠定了科学基础.
2.创立大气长波能量频散理论
提出了大气平面Rossby波的能量频散理论，从理论上证明了西风环流中的能量可按远大于风速的群速度向下游（或上游）传播，为现代大气长波的预报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对阻塞高压天气系统的生成、维持和移动给出一种动力学解释.这个理论31年后才由B・Hoskins的“大圆理论”所推广，成为对遥相关和遥响应的理论解释.
3.创立东亚大气环流和季节突变理论
叶笃正与陶诗言等发现东亚和北美环流在过渡季节（六月和十月）有急剧变化的现象，这一发现对中国天气预报有重要意义.他们还发现阻塞形热的建立和崩溃常伴随着大范围环流形势的强烈转变，它的长期维持则带来大范围气候反常现象，从而证明了阻塞高压在持续异常天气预报中的重要性.这些发现和理论成为研究东亚气象学问题的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国天气预报的重要基础.国外的学者在10多年后，由于1976年冬季北美出现极其寒冷的天气，才开始提出各种系统理论，并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4.创立大气运动的适应尺度理论
大气环流中究竟是气压场还是风场为主导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也是天气预报的关键之一.叶笃正等通过一系列工作建立了大气运动适应尺度理论：对不同空间尺度的运动都存在着特征尺度，当实际运动的空间尺度大于这个特征尺度时，气压场起主导作用；当运动的空间尺度小于特征尺度时，风场起主导作用；对中小尺度的大气运动，同样存着适应问题.这个独创的理论完善了大气运动各分量的相互作用过程的物理解释，在天气预报业务上有重要的作用.
5.开拓全球变化科学新领域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叶笃正积极组织并领导中国开始气候变化的研究.他积极参加全球变化科学组织（IGBP）的创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贡献了一系列科学思想，如气候和植被过渡带的敏感性、全球变化中大气化学的作用和“有序人类活动”适应全球变化等.他通过模拟计算后指出，大范围的灌溉对气候和水文的影响时间可长达3~6个月，从而证明了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和可能性（被称为“陆面记忆”）.
6.对中国现代气象业务发展的卓越贡献
气候变化理论范文篇11
《伤寒论》的精髓在于辨证论治，“证”在代表病机变化共性的同时，又表现了因体质条件不同而带来病机变化的个性。《伤寒论》中在疾病发生、传变、治疗与转归方面均蕴含了中医体质理论，指出体质的强弱对于疾病的发病种类、传变趋势、治疗方法以及转归等都会产生影响，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张仲景；伤寒论；中医体质理论／历史
体质是指人类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由先天禀赋(遗传性)和后天调养(获得性)因素所决定的表现在形体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活动上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性。《内经》在体质与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面的关系均有论及，奠定了中医体质理论的基础，初步勾画了中医体质理论的雏形。张仲景继《内经》之后，将其运用于临床，笔者仅就《伤寒论》所涉内容作以肤浅探讨。
1体质与发病
《伤寒论》作为一部以阐述外感病为主的辨证论治的典籍，根据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结合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邪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等各方面因素，将外感病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证候，按照一定规律分析、综合、归纳成三阴三阳6大“病”类，即后人谓之“六经辨证”。正气是一身之气相对邪气时的称谓。正气的旺盛取决于气血精津液等精微物质的充沛和脏腑生理功能的正常与相互协调。脏腑经络气血精津液是体质的生理基础，体质实质上是因脏腑经络气血精津液的盛衰偏颇而形成的个体特征。体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气盛衰的偏颇。六经病相对而言，患三阳病者正气较充实，抗病能力较强；三阴病者，正气已衰，抗病机能减退。故既病之后，前者病位多在表，病证多为实证、热证；后者病位多在里，病证多为虚证、寒证。
体质强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正气的盛衰，由于个体的差异，对各种病邪有不同的反应性和易感性，其发病倾向也不相同。关系到受邪后是否发病，以及既病之后的发病倾向与证候。体质不仅关系到三阴三阳六经病种类的形成，而且在同一“病”类中也关系到不同证候的形成。例如，同为太阳病若属平素卫阳较弱之体感受风寒易致卫阳失固，营阴外泄形成太阳中风(桂枝汤证)；若为皮肤致密之体，感受风寒易致卫阳被遏，营阴内郁形成太阳伤寒（麻黄汤证）。同为少阴病，感邪后，心肾阴虚者，邪从热化形成阴虚虚热证；心肾阳虚者，邪从寒化，形成阳虚虚寒证。充分体现了“病之阴阳因人而异，邪气因人而化”的中医发病观。“从化”过程最终是以证候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体质学角度，证候实际上是致病因子作用于人体后形成的临床类型。
2体质与传变
传变是言疾病的发展和发展趋势，是指病变部位在脏腑经络之间的传递转移以及疾病性质的转化和改变。《伤寒论》阐述了外感病的传变，其传变形式既有六经病之间的相互转化，又有转化后出现的新证候，即所谓“变证”。《伤寒论》中指出，影响传变的因素不仅仅取决于邪正盛衰、治疗得当与否，体质因素往往主导着传变的趋势。例如，太阳病变证的内容颇为丰实，突出表现有，误治方式不同而变证相同，或误治方式相同而变证不同的情况，这不仅表明变证的形成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体质在内因中起着甚为关键的作用。诸如,63条、162条一为发汗后，一为下后，均由太阳病演变为“汗出而喘，无火热”的邪热壅肺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64条、66条均属由太阳病误汗所致变证，前者属心阳虚心悸证，后者属脾虚气滞腹胀证。说明前者为心阳素虚之体，后者为脾虚气弱之质。70条“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同为太阳病发汗，结果虚实有异，提示前者素体阳虚，后者素体阳盛。足见体质偏颇直接影响着病理机转，变证的形成。
仲景所论误治，一般误汗多伤阳，误下易伤阴，但由于病人体质不同，阴阳所偏有别，故汗下的结果迥然不一，微甚程度有较大悬殊，如58、59条偏于伤阴，60、61条则偏于伤阳。
【摘要】
《伤寒论》的精髓在于辨证论治，“证”在代表病机变化共性的同时，又表现了因体质条件不同而带来病机变化的个性。《伤寒论》中在疾病发生、传变、治疗与转归方面均蕴含了中医体质理论，指出体质的强弱对于疾病的发病种类、传变趋势、治疗方法以及转归等都会产生影响，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张仲景；伤寒论；中医体质理论／历史
体质是指人类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由先天禀赋(遗传性)和后天调养(获得性)因素所决定的表现在形体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活动上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性。《内经》在体质与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面的关系均有论及，奠定了中医体质理论的基础，初步勾画了中医体质理论的雏形。张仲景继《内经》之后，将其运用于临床，笔者仅就《伤寒论》所涉内容作以肤浅探讨。
1体质与发病
《伤寒论》作为一部以阐述外感病为主的辨证论治的典籍，根据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结合人体抗病能力的强弱、邪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等各方面因素，将外感病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证候，按照一定规律分析、综合、归纳成三阴三阳6大“病”类，即后人谓之“六经辨证”。正气是一身之气相对邪气时的称谓。正气的旺盛取决于气血精津液等精微物质的充沛和脏腑生理功能的正常与相互协调。脏腑经络气血精津液是体质的生理基础，体质实质上是因脏腑经络气血精津液的盛衰偏颇而形成的个体特征。体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气盛衰的偏颇。六经病相对而言，患三阳病者正气较充实，抗病能力较强；三阴病者，正气已衰，抗病机能减退。故既病之后，前者病位多在表，病证多为实证、热证；后者病位多在里，病证多为虚证、寒证。
体质强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正气的盛衰，由于个体的差异，对各种病邪有不同的反应性和易感性，其发病倾向也不相同。关系到受邪后是否发病，以及既病之后的发病倾向与证候。体质不仅关系到三阴三阳六经病种类的形成，而且在同一“病”类中也关系到不同证候的形成。例如，同为太阳病若属平素卫阳较弱之体感受风寒易致卫阳失固，营阴外泄形成太阳中风(桂枝汤证)；若为皮肤致密之体，感受风寒易致卫阳被遏，营阴内郁形成太阳伤寒（麻黄汤证）。同为少阴病，感邪后，心肾阴虚者，邪从热化形成阴虚虚热证；心肾阳虚者，邪从寒化，形成阳虚虚寒证。充分体现了“病之阴阳因人而异，邪气因人而化”的中医发病观。“从化”过程最终是以证候的形式表现出来，从体质学角度，证候实际上是致病因子作用于人体后形成的临床类型。
2体质与传变
传变是言疾病的发展和发展趋势，是指病变部位在脏腑经络之间的传递转移以及疾病性质的转化和改变。《伤寒论》阐述了外感病的传变，其传变形式既有六经病之间的相互转化，又有转化后出现的新证候，即所谓“变证”。《伤寒论》中指出，影响传变的因素不仅仅取决于邪正盛衰、治疗得当与否，体质因素往往主导着传变的趋势。例如，太阳病变证的内容颇为丰实，突出表现有，误治方式不同而变证相同，或误治方式相同而变证不同的情况，这不仅表明变证的形成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体质在内因中起着甚为关键的作用。诸如,63条、162条一为发汗后，一为下后，均由太阳病演变为“汗出而喘，无火热”的邪热壅肺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64条、66条均属由太阳病误汗所致变证，前者属心阳虚心悸证，后者属脾虚气滞腹胀证。说明前者为心阳素虚之体，后者为脾虚气弱之质。70条“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同为太阳病发汗，结果虚实有异，提示前者素体阳虚，后者素体阳盛。足见体质偏颇直接影响着病理机转，变证的形成。
仲景所论误治，一般误汗多伤阳，误下易伤阴，但由于病人体质不同，阴阳所偏有别，故汗下的结果迥然不一，微甚程度有较大悬殊，如58、59条偏于伤阴，60、61条则偏于伤阳。
3体质与治疗
体质的形成与先天禀赋、后天调养以及年龄、性别、生活习惯、地理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在中医治则治法处方遣药中无一不考虑之。《素问·五常政大论》中：“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即为精辟论述，因人施治是中医的治疗原则，强调个体化的治疗方法是中医学特色。《伤寒论》辨证论治过程注重个体差异，因人制宜在一定意义上是因体质制宜。审度病人体质状况以作为处方用药的依据。诸如大青龙汤外散风寒，内清郁热，为发汗峻剂，张仲景明示“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见38条)，强调表里阳虚之体，慎不可使用。三物白散系温散寒邪，攻逐痰水之剂，因其药性峻猛，服药量强调为“强人半钱匕，羸者减之”(见141条)，使用攻逐水饮的十枣汤同样指出“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见152条)，涌吐痰实的瓜蒂散“亡血虚家”不可服之(见166条)。以上均说明使用伐正气之品尤当量体质强弱而定。阳衰阴盛格阳证以大辛大热之通脉四逆汤速破在内之阴寒，急挽外越之阳气，其中干姜一般用3两，强人可4两(见317条),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因“附子三枚”较一般量大，故注明“虚弱家及产妇宜减服之”(见第174条)，均强调药量裁酌应视体质而定。再如脾虚之体患表证，发汗当择桂枝汤，如此既能解肌发表，又可调和脾胃，祛邪不伤正，又寓健中之意，示人临证当顾及体质而择方。
4体质与转归
邪正斗争的胜负不仅关系着疾病的发生，而且影响着疾病的发展与转归。体质决定正气的强弱，因此体质又往往是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的重要因素。体质强者，抗病祛邪、修复能力强，体质弱者，御邪抗病修复能力差。疾病预后的善恶，虽与感邪轻重，治疗及时得当与否有关，但相当程度上由体质因素所决定。《伤寒论》所论外感病的演变过程表明邪气侵袭，体质强盛者，正气充足，病邪难于侵入，反之体质虚弱正气不足，邪易侵入，病情多变。例如，《伤寒论》中第4条、第5条论及了伤寒一日即有传变者，亦有二、三日未见传变的，这不仅说明外感病的演变不拘时日，而且提示病情的演变其体质状况起着重要作用。太阳病既有“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亦有“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究其原因又何尝不与体质有关？论中常以日数约略谈及病程及转归，诸如“一日”、“二三日”、“五六日”、“七八日”、“八九日”、“十三日”，这些差异虽有邪气、宿疾、失治、误治等原因，但与体质条件有关却是不可替代的。
气候变化理论范文1篇12
该杂志认为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了什么,因此该刊一向不署名,但仍然很有份量。作为国际化周刊,该杂志社论主题往往涉及世界热点问题,如贫困、爱滋病以及环境等,近年来,对全球环境最热门的话题气候变化问题尤其关注。本文作者对2006年至2008年间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上发表的有关气候变化的十篇社论进行了话语分析,试图回答四个基本问题:社论是否反映多元观点?社论的鲜明立场是什么?社论如何呈现建议类话语?社论的语言风格有什么独特性?通过回答这些问题,考察该杂志对气候变化这个全球性问题的态度和观点,也能在一定程度考察其社会责任意识。
导入多元观点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最热门的全球环境问题。
但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以及人类应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人们看法不尽相同。有人认为气候变化是工业污染所致,有人认为是一种自然规律的结果。关键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上也存在争议。《东京议定书》要求世界上40个主要工业化国家在10年之内,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世界大部分国家对此都表示赞成,但美国参议院却没有批准这一议定书。前总统布什说“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同等重要性。”
最令人担忧的是,《东京议定书》到了2012年就要失去效力,到那时世界该怎么办?
对于气候变化这个尚存分歧的问题,从话语表象上看,《经济学人》社论反映了学者、媒体、政府各界的看法,积极容纳各方观点,并尽量全面地呈现出来。例如,在《斯特恩的警告:气候变化的经济学》(2006年11月4日)这一社论中,作者在具体阐释说明这一问题的同时,转引了评论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以及学者们对该报告的不同态度和观点。这种转引策略的运用扩大了对话空间,形成磋商机制,使文风显得较为亲切自然,从而拉近了作者和读者的距离,体现了对读者负责任的态度。
表达鲜明立场
在期刊市场化繁荣的今天,一本刊物就是卖自家的观点。而观点要站住脚,除了积极容纳不同声音,还要对自己的观点做出细致合理的分析,这样才能起到影响读者或改变政府立场和观点的作用。
通观《经济学人》的社论内容,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对有关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等问题发出警告。例如,社论《斯特恩的警告: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全面解读了经济学家尼克拉斯・斯特恩有关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报告。斯特恩对因气候变化导致非洲干旱、欧洲洪涝灾害、美洲飓风以及海平面上升等问题带来的巨大经济代价进行了估算。该社论借此向社会发出警告:“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的费用只需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但是,如果听之任之的话,代价可能高达5%-20%,危险将是巨大的。”二是批评美国在处理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得不够。在《气候变化:使美国变绿》(2007年1月27日)一文中,社论作者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布什政府反对作者认为是最有效的两种减排方法,即“碳税制”和“限额和贸易制”,并把希望寄托在布什的接班人身上;在《能源政策:暗淡的绿色》(2007年7月14日)一文中,作者指出忽视气候变化问题,对其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束之高阁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三是提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措施和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社论在减排措施上观点鲜明,但对气候变暖的“主谋”以及环境伦理等终极价值问题采取模糊策略或者避而不谈,大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之嫌。至于工业化造成的环境危害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破坏等终极环境伦理问题,所有的文章都未提及。因为这牵涉到对大公司商业行为的质问,等于承认商界对于气候变暖带来的后果负有直接责任。而作为自由市场经济代言人的《经济学人》杂志对此采取回避策略不是没有道理的。
以上分析表明,社论发挥了警醒世人、批评监督以及推动政策制定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媒介应有的社会责任。同时,社论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具有变通性和预见性。笔者认为,这种表达风格不仅是成熟度的表现,也是媒介社会责任在话语上的直接反映。总而言之,虽然该杂志社论作者没有能象哲学家或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社会终极目标和价值观等问题,但他们在话语表达的成熟性上为杂志赢得了很高的分。
谨慎提出建议
在叙述方式上,《经济学人》杂志的社论有一个基本模式:作者首先对某个有关气候变化的热点问题或是观点措施进行充分的阐释和说明(或是提醒,或是批驳),把与之相关的各种观点呈现出来,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另外,就建议类话语的呈现方式来看,社论采用了多样化的表达方式,概括起来可以分成三类:一是直接提出,坦率而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社论在呼吁人们对二氧化碳征税时直接提出:“第三种方法是可行的”;二是起敦促作用多以“应该”、“能够”、“必须”等用语体现,例如,“布什的接班人‘应该’抓好这件事(减排问题)。”此类用语隐含了一种期待。由于各个国家之间不存在相互之间的隶属关系,是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经济学人》没有权利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每个国家都采取二氧化碳有偿排放措施,它能做的只是一种建议和呼吁,也就是一种期待,而不是要求其他国家“必须”去做。建议表达的第三种方式则是一种假设的违反。作者通常用“如果不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这一类话语来说明采取措施的急迫性。
从社论建议类话语的分析来看,《经济学人》不仅讲求建议的可行性,而且措辞严谨,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的责任意识,让我们看到了该杂志谨慎负责的形象。
诙谐表达观点
虽然社论话语体裁相对其他新闻体裁来讲属于比较严肃的话语类型,但是《经济学人》社论作者在写作时经常使用一些典故或比喻,增强语言表达的幽默感和诙谐性。剑桥大学的马克博士(现任教于北京科技大学)从《经济学人》社论中挑选了几个他认为最出彩的表达。例如,社论在谈到英国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伦与戈登・布朗之间在环境保护政策方面的竞争时,指出这种竞争是一种“比你更环保”的竞争(greenthanthou)。该典故来源于《圣经》中的“比你更虔诚”;社论在批评布什政府的不作为时,用了有毒的得克萨斯人(ToxicTexan)这一诙谐的称呼,这种表达在讽刺了布什的同时还恰当地运用了首字母押韵这一修辞方式。
这种幽默生动的语言很容易被读者接受并记住。
结语:经过对《经济学人》有关气候变化社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其文本话语表象所传达出来的某些本质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能够积极容纳多元观点和声音,所以使分析看起来比较深入全面;二是极力倡导自己的主张,同时体现变通性,讲究实效性,显得比较圆通成熟;三是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措施或提出建议,但尽量使用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表现出委婉柔和的态度,使读者感到言者谨慎成熟的性格;四是虽然话题有一定难度,文章语言却明白易懂,诙谐生动,给人以一种亲近感。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论老练成熟的文风以及对读者负责任的鲜明个性。当然,作为世界品牌杂志,如果《经济学人》还能够对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从哲学或社会学视角思考的话,就更能体现其独特的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