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智慧(6篇)
传统文化的智慧篇1
关键词：智慧城市；扬州；传统；工艺美术；继承发展
扬州传统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技艺独特、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文化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智慧城市新时期，科学技术更新的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网络计算机技术参与其中，以科技促进经济成为主流。扬州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也面临技术变革的新挑战，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利用科技研发技术实现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化。扬州工艺美术因其丰富的种类，精湛的技艺以及浓浓的民族神韵而享誉国内外，本文立足于扬州传统工艺美术发展现状，对智慧城市下的扬州传统工艺美术的传承与发展进行研究。传统工艺美术结合实用与美观，体现着民族文化价值与内涵。扬州传统工艺美术涉猎漆器、玉器、刺绣、陶瓷，牙雕，木雕，剪纸等领域，强调手工技艺，艺术成品绚烂多彩，深受人们喜爱。但是以目前的发展来看，扬州的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仍然停留在传统手工业时代，这与智慧城市的发展相悖。面向社会创新的智慧城市，需要我们运用智慧参与其中，本着以人为本的初心进行创新发展，保护发展，促成扬州的传统工艺美术行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将其打造成国内顶尖品牌。
一、扬州建设“智慧城市”图景分析
扬州是全国“智慧城市”的领军城市，打造了28个信息化项目，目的在于为市民带来便利的智能生活。扬州率先以信息技术的深度拓展和集成应用为突破口，站在未来科技的发展高度上，增强城市的全面发展。其中主要包括扬州产业的生产力、经济的竞争力、各大行业的创新力等等。智慧城市的关键就在于建一个平台，整合所有便民资源，将独立的便民项目利用大数据库的后台处理中心联系起来。为了促进扬州“智慧城市”有序发展，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扬州经济结构转型、城市网络管理、三网融合等入手，提升扬州的网络信息系统建设。“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得到各方面的重视，覆盖城乡的通信传输网络，智慧城市信息感知和传输骨干网已成型，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陆续推广开来，将工作重点设为组织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与扬州各项目的对接。充分利用国家科技成果，充分保持扬州智慧城市的先进性。本文讨论的重点就是在扬州发展智慧城市的蓝图之下，完成扬州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继承与发展。其中大数据库的后台处理中心是核心，整合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产品，将各种不同类别的工艺美术品创作系统联系起来，共享数据，以大数据的后台处理为中心，实现智慧城市下传统工艺美术行业的现代化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二、智慧城市下的扬州传统工艺美术继承与发展的思路
1.以创新为指向标，与智慧城市发展齐头并进
建设“智慧城市”不仅是一个城市先进性的代表，还意味着一个城市整体发展战略的形成。以发展城市科技、促成经济转型、实现产业升级为新标杆，努力提升扬州经济竞争力和城市竞争力，创新精神和创新理念才是这个时代的正解。扬州传统工艺美术作品历史悠久，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新时期工艺品的创新发展却始终停滞不前。结合当代人的审美，在风格上、形式上、趣味上融入大众喜爱的元素，在传承古代技艺的同时，服务于当代的物质文化生活。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智慧城市下的创新也应当是有限度的创新，在继承中发展。不能一味的迎合当代快餐文化的需求，全盘传统工艺美术的技艺。应当重视传统工艺美术的文化价值，传统工艺美术韵味十足，如何适当的利用古典文化，结合建设智慧城市的需求，让传统工艺美术重拾往日风采，需要我们进行思考。智慧城市的一大主旨就在于通过科技的创新实现经济的发展，对于扬州的工艺美术行业来说，为此努力的方向唯有创新。
2.打造扬州工艺美术品牌
以文化内涵为价值导向的经济发展是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的传统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技艺成熟，加强宣传，打造品牌对于工艺品的发展非常重要，对于智慧城市的打造也是增光添彩的一笔。将传统工艺美术作品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需要一个可以吸引消费者的品牌作为支撑，而不是作为地区性的散兵游勇，一盘散沙。利用品牌将扬州的传统工业美术品的种类综合起来，同时设立监管部门保证质量，设计好产品，打造美誉度。使扬州的工艺品走上有梯度的产品价值路线，将民族元素融合进去，合理设计，利用一条龙式的品牌路线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和消费者的信任感。结合区域优势和企业品牌，给予政策鼓励，培养优势工业品，提高创新能力，开发产品工业设计。一方面保持传统工艺品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着重开发机械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既重视质量，也重视生产力。
3.结合旅游业，扩大工艺美术品的市场
扬州传统工艺美术品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不仅在传统工艺美术行业声名响当当，也是旅游业的一大卖点。建立旅游和产品销售的合作区，向游客展示手工制作的过程，既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利于传统工艺美术的技艺传承。传统工艺美术作品以往以实用为主，美观为辅。现在，我们可以结合其手工制作的特点，主打文化内涵，为当地的旅游业增光添彩。同时，我们亦需要意识到传统工艺美术品与现代旅游市场结合之后，必然要面对量产的现实，科技创新，进行机械生产是必然的选择。我们要以自主创新为核心，创新工艺美术的设计，创新工艺美术产品的制造，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制造工艺，丰富产品的文化内涵，以传统工艺美术作品吸引游客，以旅游业的兴起发展消费者。
4.从技术发展的视角,实现工艺美术信息化发展
智慧城市以新生代的信息技术为核心，代表着知识创新环境下各式产品的创新发展。扬州的工艺美术有较好的发展土壤，从产品设计上，可以引进全面透彻感知的信息技术不断寻求突破；从产品生产上，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与自身科技创新相结合，实现生产力的飞跃，满足市场需求；从产品管理上，结合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配置的计算资源共享池，快速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做好产品管理与销售工作。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之后信息化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融合网络技术发展扬州工艺美术产业，将对于消费者的服务与体验融入每一个环节，发展新的业务模式，用户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确定自己的喜好与选择，而供应商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完成对于产品质量的保障和服务质量的保证。工艺美术承载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传统工艺美术的继承和发展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智慧城市下的扬州的发展，鼓励各式各样的创新，我们应该努力去保护、继承、发展传统工艺美术，结合现代元素，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扬州经济的发展，打造智慧城市，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参考文献：
[1]何松.中国玉文化[J].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05（3）.
传统文化的智慧篇2
1．智慧城市的概念与内涵
1.1智慧城市的概念
智慧城市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在城市的各行各业之中的基于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创新2.0）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智慧城市是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大数据、社交网络、FabLab、LivingLab、综合集成法等工具和方法的创新应用。智慧城市实现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可持续创新。
1.2智慧城市的内涵
1.2.1更透彻的感知，更全面的互联互通
智慧城市基于无处不在的智能传感器，实现对城市物理空间的全面、综合的感知，动态的获取城市的各种信息，对城市核心系统进行实施感测，实现“无所不在的连接”。
1.2.2更深入的整合，更协同的运作
通过城市“三网”融合，再加上物联网和基于云计算平台的多元异构数据（多参考系、多语义、多尺度、多时相等）的整合，构建智慧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1.2.3更多样的服务，更积极的创新
智慧城市所构建的服务，是一种新的提供服务的体系结构，对所感知到的海量数据能够进行不同深度的处理、挖掘与延伸，为人们提供不同种类、不同层次、不同要求的低成本、高效率的智慧化服务。同时智慧城市给了政府、企业、个人更多的创新的机会，鼓励在智慧城市提体系内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明前进提供不息动力。
2．智慧城市实现的关键技术
2.1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的网络架构可以分为三层：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如图1所示。感知层对物理世界感知、识别并控制。网络层实现信息的传递。应用层在对信息计算和处理的基础上实现在各行业的应用。
图1
2.2云计算
2.2.1云计算的定义
现今，广为接受的是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定义：云计算是一种按使用量付费的模式，这种模式提供可用的、便捷的、按需的网络访问，进入可配置的计算资源共享池（资源包括网络，服务器，存储，应用软件，服务），这些资源能够被快速提供，只需投入很少的管理工作，或与服务供应商进行很少的交互。
2.2.2云计算的特点
云计算是通过使计算分布在大量的分布式计算机上，而非本地计算机或远程服务器中，企业数据中心的运行将与互联网更相似。这使得企业能够将资源切换到需要的应用上，根据需求访问计算机和存储系统。特点如下：(1)超大规模(2)虚拟化(3)高可靠性(4)通用性(5)高可扩展性(6)按需服务(7)极其廉价2.3物联网与云计算的关系
目前物联网的发展存在“信息孤岛”现象，其在各个行业、各个小地域的应用互相隔离，不能形成城市范围的一体化协作平台。究其原因除，社会经济层次上的困难外，主要是标准化程度较低，缺乏统一的中间件接口，以及各部门、各行业应用融合所带来的海量信息存储和计算的压力，而云计算技术为后者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
3．智慧城市建设应用体系
3.1智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智慧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系统。通过加强就业、医疗、文化、安居等专业性应用系统建设，通过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的规范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有效促进城市公共资源在全市范围共享，积极推动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协调高效运行，在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推动城市发展转型升级。
3.2智慧城市综合体：采用视觉采集和识别、各类传感器、无线定位系统、RFID、条码识别、视觉标签等顶尖技术，构建智能视觉物联网，对城市综合体的要素进行智能感知、自动数据采集，涵盖城市综合体当中的商业、办公、居住、旅店、展览、餐饮、会议、文娱和交通、灯光照明、信息通信和显示等方方面面，将采集的数据可视化和规范化，让管理者能进行可视化城市综合体管理。国内公司也在“智慧地球”启示下提出架构体系，如“智慧城市4+1体系”（图2），已在城市综合体智能化天津智慧和平区等智能化项目中得到应用。
图2
3.3智慧政务城市综合管理运营平台：此类项目已有实际案例，天津市和平区的“智慧和平城市综合管理运营平台”包括指挥中心、计算机网络机房、智能监控系统、和平区街道图书馆和数字化公共服务网络系统四个部分内容，其中指挥中心系统囊括政府智慧大脑六大中枢系统，分别为公安应急系统，公共服务系统，社会管理系统，城市管理系统，经济分析系统，舆情分析系统。
3.4智慧安居服务体系。开展智慧社区安居的调研试点工作，在部分居民小区为先行试点区域，充分考虑公共区、商务区、居住区的不同需求，融合应用物联网、互联网、移动通信等各种信息技术，发展社区政务、智慧家居系统、智慧楼宇管理、智慧社区服务、社区远程监控、安全管理、智慧商务办公等智慧应用系统，使居民生活“智能化发展”。
3.5智慧教育文化服务体系：积极推进智慧教育文化体系建设。建设完善我市教育城域网和校园网工程，推动智慧教育事业发展，重点建设教育综合信息网、网络学校、数字化课件、教学资源库、虚拟图书馆、教学综合管理系统、远程教育系统等资源共享数据库及共享应用平台系统。
3.6智慧服务应用。组织实施部分智慧服务业试点项目，通过示范带动，推进传统服务企业经营、管理和服务模式创新，加快向现代智慧服务产业转型。
智慧贸易：支持企业通过自建网站或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网上询价、网上采购、网上营销，网上支付等电子商务活动。积极推动商贸服务业、旅游会展业、中介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领域运用电子商务手段，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层次。
建设智慧服务业示范推广基地。积极通过信息化深入应用，改造传统服务业经营、管理和服务模式，加快向智能化现代服务业转型。
4．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展望
伴随网络帝国的崛起、移动技术的融合发展以及创新的民主化进程，知识社会环境下的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之后信息化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技术和金融的创新，需要有统一的标准和完善的法规，更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市场的主导。但是发展智慧城市要防止一哄而起，急于求成，炒作概念。希望我们智慧城市的建设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我们相信我们通过城市的智慧的发展，我们一定会迎来一个幸福城市、智慧城市、绿色城市和和谐城市的时代。
然而，智慧城市建设必然会改变城市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21世纪的“智慧城市”，能够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于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的智慧篇3
1.1智慧城市内涵
2008年，IBM提出重大社会发展理念：“智慧地球”。认为世界的本质和变化，在未来是能够被感应和度量的。所有事物、流程、运行方式都将实现更深层次的智能化，整个世界正在向着全面互联互通的趋势发展。2010年，IBM又提出了“智慧城市”愿景，指出智慧城市是智慧地球的一个核心要素和突破口，是智慧地球落实到实际区域的做法。所谓“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和下一代创新（“创新2.0”）环境下的城市形态。具体而言，智慧城市是通过信息化技术取得良好效益的一种城市形态，它着眼于城市发展的总体效果，反映了社会对未来城市知识化、信息化、高效益的一种愿望。其核心特征是信息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成为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在城市建设实践中，“智慧城市”以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为基础，为城市公共管理服务、城市产业持续发展等城市综合规划提供新的发展模式。在实践中，智慧城市利用信息社会的发展，抓住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新形势，以人为本，促进城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城市实力与综合竞争力的提高提供了战略制高点。
1.2国内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目前，中国几乎所有的一线城市、50%的二线城市已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的构想，部分三、四线城市也喊出了创建智慧城市的口号。迄今为止，全国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总数已超过150个，投资规模超过1.1万亿元。截止2013年1月，住房建设部确定首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共计90个，其中地级市37个、区（县）50个、镇3个。北京、上海等城市也都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的方案，将加快城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主要推动力，努力把信息化提升到新的高度。
2智慧城市对档案信息化的影响
智慧城市的建设如火如荼，身为智慧城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档案馆，它的建设也面临着巨大变化，同时也蕴含着机遇。智慧城市中，信息存储与呈现形式的多样化，使得档案不再以单一纸质形式展现，电子档案数量将急速增长，档案类型更加错综复杂。
2.1海量数据涌现
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网络技术的催生下，大数据时代翩然而至。大数据具有数据量大、类型众多、生成速度快、价值巨大但密度低等特点。据统计，目前档案馆中采集到的电子数据很大一部分是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而档案是人们在以往历史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各行各业由于电子信息化所产生的大数据，也包含着能够收录为档案、具有价值的数据。大数据与信息化的汹涌而至，使档案馆陷入了迷茫，由于档案馆信息技术水平和软硬件设施配备有限，档案馆在处理电子信息，进行档案信息化工作时，时而发生“信息库存”过多，处理不及时甚至无法处理的现象。
2.2信息技术处理难度增加
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和建设，给予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处理技术、4G通信等新兴技术用武之地。智慧城市，其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互联化、感知化、智能化的方式，将城市中的物理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连接起来，成为新一代的智慧化基础设施，为各产业发展提供设施基础。这就意味着，无论何种产业，在运作和发展过程中都将会产生大量的档案文献，有时，由于各系统、各领域之间的交错，以及不同行业间信息技术的错综复杂，都为未来档案馆的档案信息化工作增加了难度。智慧城市中的档案馆，担当着历史记忆的重任，更有记录重要信息知识的职能。因此，如何利用各类新型信息技术，处理档案信息化问题是档案馆各部门与系统需要努力的方向。
2.3服务方式转变
目前，有两种驱动力推动智慧城市的逐步形成，一是以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二是知识社会环境下逐步孕育的开放的城市创新生态。前者是技术创新层面的技术因素，后者是社会创新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智慧城市建设，使得档案馆的档案信息化工作，从以面向档案实体保管为重点，转向面向电子档案形式为重点，从提供传统纸质服务、到馆服务，逐步转变为提供电子化、社会化服务。同时，也促使档案部门加快了各类档案信息资源的采集、监控、统计、互联和共享，将档案服务与档案信息化密切相连，着重对搜集的档案信息进行智慧感知与分析，强调用户的档案信息电子化需求，逐步走向智慧化档案信息化服务体系。
3智慧城市中的档案馆创新
进入信息时代以来，档案馆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主要集中于数字档案馆。数字档案馆以数字技术处理和存储传统载体档案信息、原生电子档案及其目录信息，应用网络传输技术实现档案信息网络查询和传播。数字档案馆的产生，使档案信息得以脱离传统载体的束缚，以数字及电子形态存储、传播与利用，给档案工作带来革命性变革。数字档案馆作为档案信息化的开拓者，顺应大势，将档案工作从原来的“纸质化”推向“电子化”，将服务模式由原来“封闭化记录化”逐渐“开放化信息化”，但数字档案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数字档案馆在依托数字技术进行档案信息管理的同时，存在档案信息与档案实体相互分离的，无法做到迅速查找与利用；数字档案馆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传统档案资源建立了数字镜像和利用平台，无法进一步辅助档案管理工作者进行信息分析，更好地提供用户服务；数字档案馆中，信息的管理、服务与安全上也存在薄弱点，很难进行系统化的档案信息化工作，而且其中一个环节有问题，便环环相扣。相比数字档案馆，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的档案馆，在档案信息化方面存在以下创新点。
3.1档案信息协同性增强
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档案馆与数字档案馆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档案信息感知与协同处置的功能。档案馆运用智慧城市中先进的物联网技术、4G通信技术等技术，构建一个能够自动搜集与接收档案信息内容的智能化感知系统，增加了档案管理各环节的互联性与协同性，进而提高档案馆档案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除此之外，档案馆还注重档案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对各类档案信息进行感知、挖掘，通过档案管理技术人员以及智能技术软件，将信息整理集合，妥善应用于档案馆日常管理、服务和决策中。
3.2服务水平更高
与目前的数字档案馆相比，智慧城市背景下档案馆的服务范围因移动服务技术的使用而更加广泛。智慧城市提供的互联网、物联网以及目前4G通信服务平台，促进了档案馆在数字档案馆的基础之上，实现随时采集动态信息，相比数字档案馆，智慧城市中的档案馆在信息搜集和获取、信息实时反馈和信息智能服务上，都更胜一筹，它能够运用智慧城市背景下提供的各类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手段，对包括档案收集、管理、利用、存储、监督等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化响应和智慧支持，为档案馆中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的全面互联、互通、互动提供了良好基础条件，为档案信息化的开发与管理创造了更广阔的平台。
3.3注重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服务是智慧城市背景下档案馆的重要服务导向。在信息时代里，信息服务一方面可以实现信息资源的增值，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便利。智慧城市的建设尤其注重以人为本、市民参与、社会协同的开放创新空间的塑造，以及公共价值与独特价值的创造。在城市建设实践中，智慧指挥中心体系，以数据信息互通互联为基础，运用公安应急、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系统；数据共享平台系统，通过网络学校、教学资源库、远程数据库等系统，来提供公共文化信息服务与智慧教育文化服务的建设；卫生服务体系，通过卫生服务网络和卫生管理信息平台，建立覆盖全市居民的电子健康档案，来提升医疗和健康服务水平。因此，智慧城市中档案馆也以做好档案社会服务为工作根本要求，将城市建设和社会大众视为智慧城市档案馆的服务对象，充分贯彻国家档案局提出的“以人为本为核心，实现‘两个转变’，建立‘两个体系’”的方针政策。无论是在信息收集、资源开发，还是在提供资源利用上都要充分考虑城市建设和社会大众的需求。
4档案馆档案信息化工作的“智慧”出路
在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一方面大量运行数据积累，档案馆面临海量信息的采集、存储、利用等一系列处理上的棘手问题；另一方面，多技术、多系统的智能兼容也会给档案馆信息文件的存储与阅览带来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毫无疑问，智慧城市建设给档案馆带了机遇与挑战。
4.1档案信息化管理
智慧城市建设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其在关注信息资源的生产、积累和应用的同时，更加注重从用户视角出发进行信息服务设计。这就对档案馆在档案信息化服务方式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档案馆在“三个体系”建设中，更应注重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从用户的需求角度出发，在档案信息数字化和对电子档案的整理、编目、挖掘工作中，都应制定一个科学化、信息化、用户化的服务视角。智慧城市建设中另一个特点，是调动各方力量，努力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城市高效运行与发展。根据这一特点，档案馆需要在工作中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将档案信息化工作与国家建设、城市建设大局紧密相连，运用相关档案专业技术，提升档案工作的服务水平，实现档案工作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独特价值。
4.2档案资源信息化转换与记录
智慧城市不再满足于通过城市信息虚拟化的静态形式展示传统城市，而是更加注重进一步利用传感技术、智能技术实现对城市运行状态的全面、实时的感知。因此，档案馆在档案信息化工作中，注重将传统意义上的“死档案”通过数字化技术转变为“活信息”。此外，档案馆应破除传统档案保管理念与场所的限制，注重对转换为电子档案的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归档电子文件的内容、格式与利用，不过分强调档案最终存放地址，而对管理权限加以关注。迎合智慧城市运行的动态形式，努力在不同领域、不同平台，及时有效地记录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所需的档案信息。
4.3档案信息资源互联互通
智慧城市建设，强调各行各业间，迈向统一开放、整合协同的城市信息化架构，发挥城市信息化的整体效能。因此，档案馆应加强档案信息资源从获取到利用的“互联互通”。这种互联互通即体现在档案馆馆内各部门之间，也体现在对外部档案信息资源的收集与利用上。馆内各部门之间在档案信息化工作中，应当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与联系，为信息化工作提供制度保障与技术保障。对于外部信息资源，档案馆需要适时地与各个行业、各个系统进行必要沟通，加快消除档案信息搜集、利用的限制。总而言之，档案馆一方面需要建立一种更加合理的档案信息集成、整合制度，另一方面，需要建设与智慧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档案信息共享制度，以及档案开放利用制度。
5结语
传统文化的智慧篇4
关键词自然平等；价值平等；孟旦
DonaldJ.Munro，汉名“孟旦”，又译为“蒙罗”，1931年出生于美国，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既有“哲学味”又有“中国味”，还渗透着深刻的教育思想。孟旦的著作和论文颇丰，在他的代表作《中国早期“人”之概念》中一反传统的“中国古代没有平等思想”观点，以独特的视角挖掘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平等观念。(DonaldJ.Munro，TheConcept0fManinEarlyChina，NewYork：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9，本文对这本英文著作中的文字作了大量的引用，所引文字的大部分是在参照中译本[美]孟旦：《早期中国“人”的观念》，庄国雄、陶黎铭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的基础上，由笔者本人作了重新翻译)
一
他首先区分“平等”的两个概念，即人的自然平等和价值平等。人的自然平等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指一切人与生俱来的共同属性或者性质；而人的价值平等是一个评价性的术语。指一切人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应当受到同等的待遇、享受同等的权利。(同上，第1－2页)
孟旦研究发现，儒家相信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一切人生来都平等地被赋予了能够评价物体、活动、地位或事件的天然差异、是非以及事物或行为合适与否的“评价之心”：同时他们又有着相同的生物特性，对相同的状况(如恐惧、欺骗、饥饿、亲情)也会作出相同的反应，因此他们是自然平等的。(同上)但是，他们却主张现实中的等级制，因为他们认为人的后天是可以不平等的，因为社会等级制是自然的，它并不与人的先天自然平等观念相矛盾。人们虽然都平等地拥有“评价之心”，但因运用评价之心所表现出的程度不同，而显示出等级差别(同上，第115－116页)。
道家认为，万物(包括人)都是由“道”而生，都是遵“道”而出，所以人是自然平等的。可以说，道家将平等主义推向了巅峰。但他们否认儒家的道德观念、等级制观念和社会特权观念；坚持平等不仅存在于人之初，而且存在于所有成人之间。
墨家反对世袭特权，承认人的自然平等。如墨子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韩非也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道》)可见，法家也认为人生来是自然平等的，没有人能把特权当作生而有之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由上可知，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承认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平等，但儒道两派对后天人是否平等却意见相悖。另外，笔者认为法家的平等观十分复杂，并不像孟旦说的那么简单。人们也许会称法家为现实主义者。因为法家除了主张人的自然平等外，还极力主张在现实生活中或在现实利益面前是平等的。在法家眼里，君臣之间也不过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有着共同的利益罢了。但是，如果从“势”的角度看，法家又认为，君臣之间也是不平等的。当然不仅是道家和法家，甚至就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承认人的不平等，人有与生俱来的智力差异，人有“上人”和“中人”之别等。
二
人的“自然平等”思想是理解早期中国人性的基点，对后世的中国教育制度、中国佛教思想以及儒家伦理思想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孟旦认为，人的自然平等思想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影响最大。他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坚信人的自然平等，坚信人的可塑性，因为没有什么人存在先天的缺陷，因此，人的道德发展的方向主要取决于教育。也正是由于这种自然平等的思想，中国人把教育技术的变化当作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锁钥，把教育当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手段。
人的自然平等思想对中国的佛教也有很大影响。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来自印度的某些观念存在下来，而另一些观念则销声匿迹呢?玄奘历经千辛万苦去西天取得大乘佛经，可佛经尚在，影响阙如。因为该宗派坚持认为某些人生来便有不纯的“种子”，所以他们永远逃脱不了轮回。永远不能涅槃；而另一些人则生来具有纯的“种子”，他们便能逃脱轮回。由此可见，这是一种自然不平等思想，与中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然平等思想格格不入，其灭亡的命运也在所难免。相反，天台宗或禅宗则得到广泛地传播，因为它们强调人生来都就具有“佛性”，这恰好吻合了中国本土的自然平等的思想。
人的自然平等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的伦理制度。儒家伦理学虽然坚决反对世袭制，可现实中却建立了以“德”为标准的等级制。因为早期儒家坚信人生来平等，没有贵贱，后天的等级分化是根据“功德”为标准来划分的。某些人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是不可能世袭的。
自然平等思想影响中国社会可谓深矣。除孟旦以上所述之外，笔者认为，影响最为显著的是时至今日仍令许多西方人叹服的科举制。可以说，在科举制度的作用下，中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政治。“文官选拔促成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现行欧美、日本等国的文官考试制度，究其根源，是在中国科举制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这是一种不论出生、财产、地位、名望等条件，只凭个人学识进行的平等考试，是受到自然平等思想以及儒家反对世袭制的思想影响。
三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自然平等思想的不足。因为“人们在某些方面天然相似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天然相异。如果强调自然平等，那不过是强调人们某些相似的特征：即所有人都能(以评价之心对事物)进行评价；‘道’存在于万物之中；或所有人都有某种需要、都会经受某些情感等。如果主张人的自然不平等，就会去强调人们另一些相异的特征：如肤色黑白不同、身体强弱不一等。儒家和道家在争论‘人的自然平等’问题时，无非是把他们各自关于什么是重要的标准强加于读者。可见，在他们的争辩中暗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
传统文化的智慧篇5
［关键词］智慧;比较研究;早期儒家;犹太—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1—0039—07
智慧处于一切哲学与宗教传统的中心。哲学直接起源于对涉及到存在、本体、知识和善的本质和意义的智慧(Sophia)的爱和探索(phila)，而宗教本质上是对关于如何超越人的有限性的智慧的探求（人的有限性则包括身体上的、智能上的和精神上的）XinzhongYaoandYanxiaZhao:ChineseReligion—AContextualApproach,London:Conitnuum,2010,p.173。表面看来，智慧似乎只是一些箴言、格言、警句的简单汇集。这些箴言、格言或警句来自于生活的阅历，人们用来指导特定团体中的个人如何处理日常事务。这就是所谓的实践智慧，一种与技能、技术和精明密切联系的智慧。借助于这种智慧，人们可以较好地履行其职责并圆满地解决问题。然而，智慧还有更深刻的含义，涉及到宇宙、人类社会和个体生活的本质、终极意义和隐蔽的“模式”，一般称之为“理论智慧”“先验智慧”或“大智慧”。无论冠以什么名称，这种智慧或者表现为对于似乎不可知的事物的一种近乎直觉的理解，或者表现为一种穿透事物的表象并领悟存在的本质的洞察力，或者表现为对于人们的好运或不幸和事务的好坏结果的预言性结论。它是一种知识，但又不是一种普通知识。它与生活经验相联，但又常常需要超于经验之上。它渗透在宗教的、社会的和个人的事务中，但又常常并不明显，而是隐藏在人们或事物自我运动的某种近似于神秘的模式中。虽然智慧有“较高”与“较低”层次上的区别，但必须指出实践的或理论的，表面的或深层的，都仅仅只是理论上的区分，并未涉及真正的智慧。智慧，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不仅关涉实践中的问题，更关涉到根本性问题。它是生活意义和价值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人类作为种族和个体具有连续性的主要原因。本文主要是对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智慧观进行比较研究的一种思考，通过分析包含在儒家典籍和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文献或篇章，力图从比较的框架来审视智慧的哲学含义、伦理蕴涵和宗教层面，进而理解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智慧观在文化、政治和哲学上的类似与分歧之处。一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
在远古时代，世界上兴起不同的文明，尤其是在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和中国。其中的每一种文明都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的源头，从中产生了许多有创造性的思想体系。这些文明在卡尔·斯贝尔斯所称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200年的这一历史时期达到顶峰卡尔·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3.。尽管“轴心时代”的界说也许对于我们绘制不同的智慧传统的形态图是适当的，我们对智慧的探究却并不局限于这个时期，而是延伸到这一时期之前并扩展至稍后的历史。在我们看来，智慧更像一条穿越时间和空间永不停息的河流，流经不同的时间区段，这些时间区段中有些相对比较关键，有些则比较平常。但它们都是智慧长链中的组成链环。正是通过这些链环，人类得以形成连续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也得以逐渐形成。要理解人类历史、哲学和文明，我们必须研究人类探询智慧的源头、特性和共性。本文所特别感兴趣的是来自两种不同源头的两种特殊传统。即早期以色列传统和早期儒家传统根据《旧约》中“创世纪”32:28,“Israel”是由耶和华授予雅各的称号，意思是“与神较力的人”。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他们后来成为12个以色列部落的首领。我们在本书中所用的“Israel”并不指这个意义，也不是指后来建立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两个王国（犹太和以色列）中的一个。而只是表示被记载在希伯来人的《圣经》中的“以色列人民的传统”。在本文中，早期儒家指的是包括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其他公元前6－2世纪追随儒家之道的儒家学者们所阐发的世界观。。这两种传统都既是哲学的又是宗教的英文中的“Philosophical”可以有多种含义,有些学者倾向于从狭义来解释，即认为只是从古希腊到现代形而上学哲学理论的分析传统。这里，我们从更为一般的性质上来理解哲学,即指以分析和论证的方式对真理的理性探究。而英文中的‘religion’也有多种意义：“信仰上帝或神”、“宗教礼仪体系”、“寻求生命中的神圣意义”,但在本文中，它主要标志某一特殊文化的观念、理想和行为之综合体，特别是指一种寻求突破人之有限性的生活方式。现代学术往往明确地把宗教与哲学、神圣的与世俗的分割开来。有一种意见认为古以色列传统中的智慧主要是宗教的，而儒家思想本质上是非宗教的或者说是一种伦理文化。这是对思想史的一种狭隘理解。事实上，这种区分并不适合古代欧洲或亚洲的思想体系。在古以色列或古希腊，并没有一个与我们今天所谓的与宗教相对应的词：“在希伯来语或希腊语圣经中，没有一个有意义的术语一以贯之地与拉丁文中的religio或英语中的religion相对应”PaulJ.Griffiths:《宗教多样性的问题》，BlackwellPublishersInc.,2001,p.3.希腊文中通常用来表示敬畏上帝的祭祀或仪式行为的词是thrēskeia,尽管当用来表示异教徒或可疑的教徒时，这个词的意义是消极的。另一个词eusebeia指“虔诚”,指敬畏上帝和他所维护的社会或道德秩序。这个词转换成箴言(1:7)，即：“敬畏上帝”。。古汉语中也没有一个对应于religion的特定词。而是用不同的汉字来表示一种传统的不同的方面：‘宗’将祖先和他们的后代联系起来，‘教’指对古代教义的传承，而‘道’则指其神秘的本质或深奥的学说。所有这些词并没有将宗教的与哲学的、教育的与政治的、道德的与习俗的割裂开来，而是反映了运行于历史与文明之中的作为整体的同一个系统。如同儒家传统一样，以色列传统中的讨论也涉及到生活的所有方面：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既是哲学的思索又是宗教的规则。
大部分儒家和以色列的智慧课本的作者也是最初的教育者。关于智慧的教学起源于教育。许多学者将儒的起源追溯至周朝(1045?-256BCE)的政府机构(司徒之官，类似于今天的教育部长)。其职责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汉书·艺文志》）。伴随着春秋时期(770-476BCE)宗教崇拜行为的衰落和理性主义的兴起，众多的儒不再从事官方指派的职业,而是进入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儒以其在国家的宗教仪式和在官学与私学的技能而著称。汉字“儒”也逐渐扩展为一个用来指特定人群的专用术语，这些人具有宗教礼仪、历史、诗、音乐、数学和箭术的技能，并依靠其对各种礼仪和许多其他领域的知识而生活。关于古以色列是否存在一个智慧运动以及智慧文本是否由宫廷教师著述而成？当代学者对此没有一致意见。然而，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所罗门王和他的朝臣所起的作用，并推测在国王的赞助下，正式的持久的由“明智之人”组成的团体经久不衰。犹太教智慧文献中的智慧箴言就以此为主要背景。事实上，二者都是官方的或民间教育的产物，就此而言，儒学智慧和犹太教智慧的起源看起来是一致的。通过使用或收集来自宫廷教育的原材料，后来的儒家和犹太教师们构建或改造了对智慧的理解。将智慧教义的教育延伸到更大范围的各个社会阶层。通过编辑和阐释，他们创造了一个或口头或书面的“新”的智慧传统,使之既适用于正式教育又适合于大众学习。
只是在约近几十年之前，圣经旧约文献中的智慧才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中心。关于圣经文献的研究者逐渐形成对智慧的浓厚兴趣，并在神学，哲学和社会学等不同的层面上，开展了对智慧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GerhardvonRad可以说是这一新兴趣的始作俑者。他在其著作《以色列的智慧》（Nashville:Abingdon,1972）中开创了对圣经的智慧研究的一个新方向。随之有RogerN.Whybray的著作：《《旧约》的理性传统》（BerlinandNewYork:deGruyter,1974）,JamesCrenshaw的《古以色列的智慧研究》（NewYork:Ktav,1976）和《《旧约》的智慧：导论》（Louisville:WestminsterJohnKnoxPress,1998）,和RolandE.Murphy的《智慧文献：《旧约》文献的形式》（VolumeXIII,GrandRapids:WilliamB.EerdmansPublishingCompany,1981）;《智慧和知识：帕宾纪念文集》（ed.byJ.Armenti,Philadelphia:VillanovaPress1976）。一本名为《（圣经旧约中）智慧文献研究综述》（DianneBergant,NewYork:PaulistPress,1984）很好地概述并精细地评论了许多对这一领域提出来的新论点和假设以及一些其他有关的出版物。这些研究深化了我们的知识，并扩展了我们对古以色列智慧的理解。另一方面，对作为一种宗教和知识传统的传统儒学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对儒家典籍的带有详细注解的不同翻译版本使西方学生和学者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儒家大师的智慧。尤其是《论语》和《孟子》(刘殿爵英译),《述者和作者：关于《论语》的中国注释者及注释》(byJohnMakeham,HarvardUniversityAsiaCentre/HarvardEastAsianMonographs,2004),《荀子全集》(tr.byJohnKnoblock,StanfordUniversityPress,vols.1-3,1988-1994),《大学和中庸》(tr.byAndrewPlaks,PenguinClassics,2003)。对早期儒学进行精深研究近来也取得进展，许多著作以不同的方式考察了早期儒学的智慧维度。以下是对传统儒家中的智慧进行研究的一些有特殊价值的著作：《儒学之道的变迁》(JohnBerthrong,Westview,1998);《儒学导论》(XinzhongYao,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儒学百科全书》(ed.byXinzhongYao,RoutledgeCurzon,2003);《中国的神秘主义和王权：中国智慧的核心》(JuliaChing,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儒学传统的发展动力》(ed.byIreneEber,Macmillan,1986);《儒学之道－中国哲学之研究》(DavidNivison,Chicago:OpenCourt,1996);《轴心时代的儒家伦理－对后传统思想的突破方面的一个重建》(HeinerRoetz,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3);《美德之路：古老的孔子智慧之现代转型》(JamesVollbracht,HumanicsNewAge,1997);《通过孔子思考》(DavidHallandRogerAmes,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87);和《孔子与论语：新论文集》(BryanVanNorde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
在以上提到的研究成果之基础上，我们打算从一个比较的视角来考察智慧。之所以选择这两种早期传统来加以比较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它们是影响人类文明的两种主要传统。早期以色列传统成为后来犹太－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一文化从根本上塑造了今天的西方世界，而早期儒家思想和理念则成为中国文化的根基，成为影响东亚生活方式的强大力量。其次，两种传统都留下了丰富的智慧资源，这一资源涉及到、哲学推理和心理情感,由信仰、知识、理性和情感的经验积累而来。第三，在其智慧观中，两者都显现了一种宇宙伦理的倾向。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把智慧与知识以及宇宙论分割开来。这并不适合于早期以色列和儒家的智慧观。这两种传统中的智慧与知识、经验紧密联系。换言之，它们都是以知识和经验为基础,蕴涵着人类对宇宙秩序的沉思和体验。从这一视角出发，智慧可以被定义为知识、能力/技能和洞察力。也可被认为是人类命运之路。它来自人类对世界、自然或社会的观察，也是人类对那些只能通过事件结果和社会习俗的作用才能显露的潜藏法则的反思。
二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
的智慧文献每个传统是否存在一组可以准确定义为智慧的文献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何选择犹太智慧文献是当代圣经学者所讨论的问题。有些人相信存在一类特殊的人群（职业）“智者（hakam）”，他们的社会功能有别于先知和牧师。这些智者的成果就是留存下来、可以被清楚地定义为智慧文献的书籍。还有一部分人倾向于从文字风格的角度划清界限：以智慧为核心的特殊的文献类型。另有一部分人认为仅仅那些涉及非宗教启示的言辞和经验才属于智慧文献。我们并不打算介入这样的争论，而只考虑那些已经普遍接受为早期犹太传统中论述智慧的文献典籍。我们将主要从所谓的《圣经》智慧书中汲取资源，尤其是《箴言》、《约伯记》、希伯莱传统的《传道书》、作为伪经（对于犹太教徒和清教徒而言）或双权威书（对于罗马天主教来说）的一部分的《便西拉智训》和《所罗门智训》。这些文献构成所谓的古代犹太的智慧书如何划出圣经中智慧文献的范围是有争议的。有些学者将之扩展到《旧约》几乎所有书中，如《创世纪》1-11，37-50，《大流散记》32，《申命记》，《阿摩司书》，《弥迦书》，《以赛亚书》，《约拿书》，《哈巴谷书》、《以斯帖记》、《撒目耳记下》9-12，《列王记上》1-2等等‥然而在这里我们能做的就是试图为这种探求确定一个界限。即使承认其他圣经文献包含类似于五本书中所发现的词汇和观点，我们也将不会容许自己陷入这场争论之中。，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文献收集了一些早期特殊的教义，指导人们在面对宗教、社会、个人问题时应当如何思考、行为；另外的原因则出于智慧（hkw）的希伯莱语词根，该词根在《旧约》中“以各种形式出现了318次”，《希伯莱圣经》中“一多半（183）是发现于《箴言》、《约伯记》、《传道书》中”，而在两部双权威/伪经书中“希腊文字sophos或sophia出现了超过100次”《铁锚圣经词典》（主编：大卫·诺尔·弗里德曼），达波迪出版社，1992年6卷第920页（TheAnchorBibleDictionary(Editor-in-Chief:DavidNoelFreedman,Doubleday,1992,volumeVI,p.920.)。《圣经·旧约》中保存的其它文献如《诗篇》、《列王记上》和《雅歌》也将被参考以补充上述五本书的论述。
早期儒家对智慧的理解，我们可以追溯到《论语》、《孟子》、《荀子》、《易经》、《中庸》。这些著作是在所谓的经典儒家时代产生或编纂的，并通过解释传统而阐释了关于世界和生活的新观点。儒家经典中的其他文献尤其是《诗经》、《尚书》、《礼记》，这些在或早或晚时代成书的文献对于儒家智慧的解释也非常重要，如果必要的话也将作为参考。然而与早期犹太传统的智慧文献不同，这些书或文献从来没有明确地定义为“智慧书”。它们是儒家传统经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把它们挑选出来，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儒家对世界和生活的智慧观。尽管如此，它们与早期犹太智慧书十分相似，因为它们也记载了儒家圣贤们的言行和教导，其中有一些包含了格言，贯穿了对来自更古老传统的谚语和语录的系统论述。
早期以色列的智慧文献和儒家典籍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形式为我们认识智慧开启了一条道路。通过阅读这些来自互不相关的两种历史传统中的文本，我们确信圣经的智慧和儒家的智慧都试图为知识的探索者规划出一副地图，为精神的旅行者揭示一条路径。三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
智慧观的比较研究在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对智慧的探究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对这两种传统中的智慧观进行比较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孔汉思将世界宗教划分为不同类型：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预言式的宗教，而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宗教则是智慧的宗教。但他也强调在所谓预言型宗教中存在丰富的“智慧文献”，而智慧型宗教又具有“某种类似于预言式的特征”孔汉思秦家懿：《基督教与中国宗教》，NewYork:DoubledayandLondon:CollinsPublishers,1989，第xv,xvi页.。在把哲学和宗教理解为“教义”的基础上，一些现代新儒家认为世界上所有哲学和宗教体系都是“智慧或智的传统”，并由此确定其比较研究的框架，尤其是在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之间进行比较。在这两种传统中，智慧显然是东方和西方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宇宙哲学和伦理蕴涵尚待进一步研究。通过比较这些智慧传统，考察其独特的表达智慧的方式，我们将能更好地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如：“智慧”这个概念表达了什么涵义？智慧在何种程度上成为这两种哲学－宗教体系的特征？毫无疑问，在古中国和古以色列的哲学思考和宗教践行中，智慧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从一开始，这两种传统中就有“大智慧”和“小智慧”之分。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智慧的实际运用的重要性。这典型地表现在如儒家的《论语》和基督教《旧约》中的“箴言”等典籍中所包含的格言和谚语中。这些智慧的并常常是幽默的谚语几千年来一直在起作用，至今，依然有许多人用之解决生活中的矛盾和困惑。与现在关于智慧的研究不同，我们的智慧研究不能仅限于实践问题。为了充分领会其“智慧思想或传统”，我们必须考察较高层面的智慧，即“大智慧”是如何形成、运用和推论的？又是如何成为有关形而上学、伦理道德和政治事务的世界观的主旨，并引导着中华民族和以色列人民探求对人之有限性的突破？（一）智慧的性质
相比较而言，根据如包含在圣经《旧约》中的希伯来智慧文献，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已经完成，而对儒家智慧的研究就薄弱得多。就《旧约》中的智慧的性质而言，代表性的观点有：“以经验为基础的关于生活和世界的规律的实践性知识”GerhardvonRad:《旧约》神学,vol.1,NewYork:Harper&Row,1967,p.418..,“对生活的一个态度或一个思想系统”,或“先验理性”Whybray,1974,p.72,7。关于智慧的起源，要么认为来自“按照关系来探求对自身的理解”Crenshaw,1976,p.484.,或“源自试图发现人类生活秩序的努力”JohnG.Gammie,WalterA.Brueggemann,W.LeeHumphreys,JamesM.Ward,eds:以色列智慧：纪念SamuelTerrien的神学和文学论文集Missoula,Montana:ScholarsPress,1978,p.35.。这些学术性观点试图将圣经的智慧置于人类理性或人类对上帝命令的响应之中。以色列思想的典型特征即充满了救赎的历史和由耶和华创造的针对以色列祖先的教义。以色列人出埃及和西奈山圣约都是叙述上帝的诫命以及如果背叛上帝将遭受的灾难或惩罚的警告。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与关于以色列人民的拯救历史的其他文本中的主题相对比，智慧文本中缺乏一种历史的叙述，而主要针对个体生活的日常事务。对此，有一种解释认为是由于以色列人从一个关于智慧思考的更为宽泛的范围继承了其智慧思想，其记载教规的文本更多地表现出世界的而非民族的特征。然而，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与被强调的其他类型的希伯来经文相比较，在智慧文本中，神的介入是隐性的，在此意义上，这些文本并没有脱离救助叙述的背景，而是巧妙地将这一背景渗入对实践问题和日常事务的解决方法之中。它注重的是“世俗世界的领域”。在此，人更为独立地来思考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从成功与失败中总结他们自己的经验教训。正是古以色列智慧文献中显示出来的这一特征使其尤其适合与儒家典籍进行比较。
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智慧思想”的考察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智慧的本质。智慧是什么？来自何处？它在圣经传统中起什么作用？许多学者已经尽力去揭示这些问题的答案。然而，犹太－基督教的学者并没有太关注作为一种文献类型或一种传统或一种思考方式的智慧，就优先性而言，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犹太教的律法和预言书，以及耶稣基督的古老预言的实现和基督徒的行为准则。
从比较的视角来看，智慧可视为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首先，智慧是一种思考方式，思考、研究和分析人与外在世界，人与一定社会环境下的其他人，以及人与精神权威之间的关系。智慧明智地考虑相关的所有因素并预见好的或坏的结局，在此基础上探求处理生活的最佳途径。在此意义上，智慧区别于其他的思考方式，而成为行动的指导方针。第二，智慧是一种存在于过去的知识和经验传承之中的传统。智慧传统通过一代代人不断地加入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而得以丰富。智慧被具体化为法律规则、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这些是影响个体行为方式选择的戒律性和强制性力量。在此意义上，智慧传统明确规定了生活之路。第三，智慧是一种以浓缩的形式理论地反映智慧思想并记录智慧传统的特殊文献或文本。智慧文献通常是几代人心血的结晶。他们收集、编辑和汇编现存的素材，表现为一种或松散或系统的箴言汇集。被用来作为教育的教科书或作为公众的一般读物。把智慧划分为三种类型主要是从形式的角度考虑，事实上，这三种形式是相互交叉的，应视为智慧整体的三个方面。因此，要理解智慧的本质，我们必须回到智慧存在和产生作用的内容和背景。从这种观点出发，智慧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使智慧富有意义和具有可能性的世界秩序的反映，一种产生于内在智识和外在探究的理性积累。一种人与世界、社会及其精神权威之间关系的丰富和扩展。（二）智慧的内容和背景
1智慧：一种对世界秩序的理解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奇妙。这些是对原初宇宙秩序的反映吗？如果有这样一个秩序，它为什么形成？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对这些问题的探究以及搜索如何应对繁杂世界并使之为人类所用之道是人类文明的起源，也是人类探求智慧的推动力。智慧是一个集合词，它包含了人类知识、技能、洞察力和能力的许多方面或维度。它可以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一些人因此而成为“明智”的。它蕴涵了特殊的技能和能力，一些人因此可以更迅速、更灵巧、更成功地完成他们的工作。无论它以哪种形式出现或存在，智慧主要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在宇宙，在一系列事件，在发展或演化的不同阶段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秩序和模式。如果洞悉了这些秩序或模式，就能确定规章制度。通过遵循规章制度，人们会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处理起来容易得多。发现秩序的人被称为智慧的导师，巧妙地确立和使用规章制度的人被称为“圣人”或“圣王”。于是，规章制度得到道德上的正当性论证并成为道德的、正义的、公正的，并要求人们遵循和贯彻这些规章制度。然而，生活并不总是显得如此简单，往往那些遵循善的规则的人并不总是能有圆满的生活，或者更为糟糕的是他们承受着不该受的惩罚。反而是那些漠视规则的人可能享有财富、权力和名誉。这就触及了世界秩序意义的第二个层面，那些试图思考“混乱的秩序”或“不公平的正义”的人能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发生，他们的发现因此而公认为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
不同社会和文化形成不同的探究方式和使规则形式化的不同方式。由是形成不同形式或类型的智慧。然而，所有潜在的形式都是一种解开世界和生活之秘密、发现或了解控制世界的秩序的尝试。通过希伯来经文和儒家典籍中的概念和段落，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基本信仰：相信存在一个世界秩序，存在一个自然界事件的秩序，存在一个人类日常行为的秩序。对这一秩序的知识使他们能够洞察看起来紊乱的事物和事件。并领悟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法则，从而圆满地履行他们的职责。这些著述的作者强烈地反对当时在生活中盛行的失序，他们严重关切其所处时代中占支配地位的混乱与分裂，他们将智慧视为对世界秩序或对恢复世界秩序特别有效的一个途径。这一秩序可以被充分领悟或遵循吗？犹太教的智者们和儒家大师们基于不同的理由都相信秩序是可以被认识的，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其中的神秘和不确定性。尽管一些儒者将道或命归为超出人类理解力之外的不可知之物，他们中大多会承认最终可以“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对一些以色列智者而言，这个问题对其解释智慧具有更强烈的影响。一些智者不知道人类究竟能否“领悟”上帝的目的，能否认识秩序的最深处，并最终承认“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约伯记》36:26)。
2.智慧：人类的理性
要较好地理解秩序，必须有优良的理性。通过儒家和犹太教的论述，智慧已成为一种活着的传统和一种文献的载体。这一传统由“导师”或智者所驱动，是一种对真实的特殊理解，并具有双重特性：既是宗教的也是理性的。就前者而言，无论其称谓是上帝或上帝的创造，天或天命都是外在的，激励着人类去探求和发现，而后者是人类对秩序或道的反思和遵循。在此意义上，智慧是对已经找到宇宙秩序和协调之人的一种奖赏。
智慧不仅仅是一种传统和文献，它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一种特殊的生活阅历。源于对人类经历的理性反思，并以语言为媒介得以表达。生活和语言都是多方面的，智慧亦如此。众所周知,在欧洲传统中，智慧在希腊文中指理性、道德和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而且都被导向理性。Sophia指那些投身于追求真理的哲学家的天赋，Phronesis,可以译为实践智慧，指的是政治家所具有的优秀品质，使其可以作出明智的选择，不受激情的驱策和感官的欺骗。Episteme则指某种形式的科学知识，而这样的知识只有那些深悉事物本性以及控制行为的原则的人才能发展起来RobertJ.Sternberg(ed)《智慧：它的性质，起源和发展》剑桥大学出版,1990,p.14.。在希伯来文中，也有许多词对应于我们所称的“智慧”：binah(理解，理性),hakam(明智，教导),hokmā,hokmoth(智慧，技巧),sakal(成为明智或理性)RobertYoung:《圣经注释索引》，London:UnitedSocietyforChristianLiterature,LutterworthPress,eighthedition,1939,pp.1059-1060.。收集在《旧约》中的希伯来圣经中常用的词根是hkm,R.N.Whybray将其解释为“一种非常普遍的天生的智能”R.N.Whybray:《《旧约》》中的理性传统,Berlin:WalterdeGruyter,1974,p.7,和“表现为多样的能力或技巧”，具备这些技巧的每一个人都可“视为明智”DianneBergant:《他们对智慧文献有什么观点》NewYork/Ramsey:PaulistPress,1984,p.7.。古代中国则形成一种根本不同的书面语言系统，它起源于象形文字的象征，试图使内在概念与外在事物及生命之间相互关联据许慎(30?-124?)的《说文解字》（,中国汉字的第一部词源学字典),最初的汉字是对自然事物的简单模仿：“天空中的形象”“地上的图形”“鸟和兽的图形”(《说文解字注》，（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p789.。在后来已经充分发展的先知骨的碑铭中，(约公元前13-15世纪),并没有发现与智慧相对应的汉字，而是由一个与知识相对应并也发音为zhi(知)的词来表示。Zhi由一支箭(矢)和一个口(口)组成，象征着人们像飞驰的箭一样迅速地获得知识。《说文解字注》中给“知”下了一个定义：“智慧指知识，有智慧的人指无所不知之人”同上p227.由于将智慧等同于知识，在大多数早期中国哲学和宗教的文本中，智慧的zhi（智）并没有与知识的zhi(知)区分开来，这表明在古中国人的思想里，智慧主要源于知识。这一词源学证明表明中国的智慧观有很强的知性趋向。
3.智慧：一种关系
认识是为了产生联系，明智是理性地理解并巧妙地利用联系。智慧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也只有处在关系的背景中才有意义。在许多哲学和宗教体系中，关系主要由我们试图领悟的三个客体来阐释：智慧指向的第一个客体是外在世界（宇宙、万物、自然界等等）。在这层关系中，智慧探究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起源、性质和秩序。在有神论传统中，世界秩序也许指创造物的秩序，在其他类型的传统中，或许指自然的或道德的法则。无论是否带有神性的特征，这些传统都相信世界的所有现象都以某种秩序或法则为基础，人们必须遵循它们。在此意义上，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知识和洞察也许应称为宇宙智慧，是对最基本、最深切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探究。智慧的第二个客体是社会，包括政治的、司法的、伦理的和团体的各个方面，这本质上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此，我们获得所谓的社会智慧，常汇集为伦理规范、道德命令、法律制度和政治机构，并通过这些而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要遵循的特殊的社会秩序。人类探询的第三个客体是个体自身即人类的内在世界，包括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方面。对这些方面的理解使我们能获得“个人的智慧”，即关于特殊个体如何思想，如何被激发，在面临选择时如何明智地回应，在日常生活中作什么选择，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个体性格。正如世界、社会和个人不能彼此完全分离，智慧也包含了或洞察力或知识或直觉中上述三个方面，是我们理解、解释和调整我们与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和其他个体以及我们自身关系的有效工具。（三）智慧的四种类型
在JamesCrenshaw对《旧约》中的智慧的论述中，他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另一种智慧的定义即“是对关于人与事物、人与人、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方面的自我理解的探求”JamesCrenshaw:《古以色列智慧研究》,NewYork：KTAV,1976,p.ix.这一自我理解可通向智慧的四种类型：自然的、实践的、法律的、神学的。按关系来划分智慧，还有其他的方式，而每一种划分方式对探求智慧的性质都有其自身的优点。下面我们将阐述存在于早期儒家和犹太教箴言和教义中的智慧的四种类型。
1.自然智慧
自然智慧产生于人与事物和环境的关系。对自然事件和现象的知识使人能够利用自然并导向美好生活。在“列王纪上”（4：33）中提到，除了作箴言三千句之外，所罗门王也“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这说明自然智慧、自然知识是智慧的一部分。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也是儒家智慧的一个重要部分。《论语》中的格言主要论及社会、政治和个人事物，但这并不表示孔子对自然现象毫无兴趣。他曾经想知道为什么“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他也观察了表现为“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的自然秩序。荀子引入了“天”的概念，他认为宇宙的神秘都能由自然事物的序列来解释。我们从这些自然界的知识中获得控制气候、洪水等自然现象的智慧。
2.实践智慧
智慧在行为中具体化，并能通过实践而获得。然后形成某种习惯性态度，这被称为实践智慧。实践智慧作为一种通过对世界和人类的认知来对生活进行的可操作性管理，很可能在古以色列和古中国得到最为引人注目的发展，并在几千年来塑造了民族的特质。实践智慧处理日常生活事物，包含应付生活需要的技巧和能力。技巧是一个有许多涵义和意义的词，它指处理复杂情况如态度、道德取向和灵巧的方式等所谓“软”技巧，也指用来克服困难并完成工作的“硬”技巧。孔子同时注重这两个方面，并教导其弟子学习这些技巧以解决实际问题。孔子的一位弟子称赞他不仅是一位圣者，而且“又多能也”，孔子解释为“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为了说明如何为仁，孔子用了一个工匠为例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犹太教的文献中也将技能作为实践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箴言不仅强调技能可以使人避开危险，也建议一个明智的人应该能够建造房屋（箴言24:3）。
3.法律和政治的智慧
法律和政治的智慧来自对与民众相关的统治实践的衡量的思考，并用来解决法律和政治难题。这一类智慧的核心是如何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以确保和平与协调。如何良好地治理是儒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儒学主要在政策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给统治者提供建议。儒家倡导德治并主张如果适当运用道德来影响秩序则和平自然会实现。关于如何得到普遍民众的支持这一问题，孔子的回答是“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古以色列的政治智慧主要关系到如何处理司法案件，以确保明智之人有好的结果，而愚蠢之人会自食恶果。因此，如何维持社会正义成为犹太教法律智慧的核心。所罗门对两个女人争一个孩子的案件的审判，就体现了政治和法律领域的智慧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急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列王纪上3：25-28)。
4.超越性智慧
第四类智慧来自对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关系的反思。可称为“神学智慧”或“超越智慧”。在古以色列，这主要关系到自然神学的问题，面对盛行的不义和混乱，如何维护耶和华的正义？如果一个人遵循耶和华和他的律法，他应该拥有好的生活、受到保护、富有、健康等等，而一旦违背耶和华和他的律法，就应受惩罚。然而，现实并不总是如此，当善良的人承受痛苦而作恶之人享有舒适生活时，智慧的思想者，尤其是“约伯记”的作者，为了解释这一现象，阐明了人与耶和华的关系，并在希伯来思想中逐渐形成一种玄思的智慧。在中国的同一历史时期也发生类似的情形，即善良之人承担来自自然和社会灾难的后果，《诗经》中的一些诗记载了这些沉思。在这些诗里，人们抱怨天不关心他们遭受的不义待遇。然而，尤其是在公元前7世纪到5世纪产生的理性主义改变了大部分儒家大师的思考方向。使他们从询问天是否公正转向考察人之道：“天道远，人道近”。儒家探究人道如何与天道相合，而不是阐述关于神的正义的形而上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儒家典籍没有对人与超越之间关系的玄思。儒家在思考人与天的关系时，概述了神学智慧：“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人的主要职责是执行天赋予的使命(《论语·子罕》);不可欺骗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这为儒家智慧提供了一个宗教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和实践其他的人类关系。（四）智慧的神圣性
智慧的神圣性问题在希伯来文献中体现为智慧与上帝的关系，在儒家则体现为智慧与天的关系。对早期儒家大师和以色列智者而言，智慧与他们对宗教或神性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对神性的解释方式也许相差很远。智慧教义与神学问题之间的关系使得智慧具有一层深刻的“神圣”意蕴。早期儒家和以色列传统都认为智慧有宗教层面，在其文献中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了智慧的宗教层面。以色列的智慧观是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智慧教义有其独有的特性，并呈现为一种对上帝的信仰的证明，“敬畏上帝”仍是以色列传统的根基，也是其智慧文献的中心，如“神有智慧和能力”(约伯记12:13)。我们不否认这些讨论本质上是宗教的，因为其基本主题是“敬畏上帝”(箴言9：10),其意义和内容也是由对上帝的创造和行为的理解来决定：“信男人和女人之间基本关系的稳定性，信人类和他们行为的相似之处，信或隐或显支撑着人类生活的秩序，信使这秩序得以有效运行的上帝”GerhardvonRad:《以色列智慧》,Nashville,1972,p.62-6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早期以色列思想家有意地将一般性质上的理智推理和哲学讨论排斥在智慧论述之外。正如许多其他古代传统一样，在早期以色列传统中，信仰和知识是一体的，神圣的体验也就是尘世的体验。作为一种活的经验密码，智者的箴言记录了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处理和对世界和人类的洞察力。把智慧理解为一种“生命之道”（箴言10:17），使以色列人的智慧观和他们的伦理思想联系起来。当一些以色列智者谴责作恶者享受荣华而正直的人却遭受厄运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详细阐述了一种赏善惩恶的正义补偿。在以色列的思想家看来，智慧是神圣的，因为它来自于耶和华并作为神圣的创造物赐予人。因此，神圣来自神性并主要指“圣洁”在希伯来文中，d(holy)的基本语义是“分开”。它特指上帝，和上帝自身的性质(JohnL.McKenzie,S,J.圣经字典,伦敦－都柏林:GeofferyChapman,1965,p.365)。“holy”主要与耶和华及其创造物相联系。耶和华被视为“以色列的圣者”。由于他们由耶和华挑选而来并属于耶和华。以色列成为一个“圣洁的民族”。因此圣洁是神的礼物或奖赏：“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利未记：11:44;19:2;20:7,26)。意识到在英语的习惯用法中，“holy”和“sacred”都指献身于上帝并或多或少地有意义重合的方面。在本文中，我们尝试区分这两个词:“holy”指与世俗的适当的分离，根本上是与“精神的他在”相联系，而“‘sacred”则指通过伦理、宗教和精神的途径加于世俗的神圣庄严的意义和价值。。在早期儒家文本中，智慧也有其“神圣”的层面，“神圣”与“天命”相联系，这使人类的理解力可能超越暂时之物。然而，儒家智慧的神圣主要地并不根源于此，而是源于知识的深远处，源于祖先教义的传承和人类理性与宇宙性质之间的神秘关联。在此种意义上，儒家智慧和以色列智慧对于世俗与神圣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以色列传统中，尽管智慧与上帝关联，并是世界创造物的一部分。但包括人类在内的创造物都没有神性，所有的事物、事件和东西，不管它们显得有多重要，都只有当它们在神的意义上被创造时才成为神圣的。在早期儒家文本中，智慧源于人性与使人可以认识表面“不可察觉”的世界本质的宇宙万物之间的“神秘的和谐”。天地人这三个领域的所有现实事物都部分地或整体地从一开始就带有神圣的本性。要理解儒家的智慧，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儒家大师们为我们描绘的从道德上解释世界的情境之中。世界由天地人所组成，并以某种“道”表现自身，智者通过观察和辨别这些“道”，而能够为人类确立必须遵循的“法则”，而特定的个人能否发现这些“道”并遵循“法则”则主要取决于教育和实践。
智慧不能与早期以色列和儒家思想的其他方面割裂开来，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智慧与人性的关系，这一问题可能对早期以色列教师而言没有特殊意义，却是儒家探索的中心问题。在儒家典籍中，人性既是一个心理结构问题，也是一个道德环境问题。要以对人性的探究为个体智慧的起点，我们将考察智慧是否包含先天因素，人由于其自然禀赋的差异是否可以划分为聪明人和愚笨人这两种，以及智慧是否在生活阅历中起作用？接下来涉及到智慧的认识论问题，智慧是一种知识吗？如果是，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这种知识能够传承或教导吗？它是如何世代传递的？毫无疑问，智慧存在于知识的形式中，但许多传统根本否认知识在智慧中的作用。这也许预示了知识和智慧的差异。我们还必须考察知识的实践层面，即它的有效性。它对于指导生活、形成生活的特定方式的意义和价值。智慧必须具备技巧和能力，古以色列和儒家智慧文献都表明一个缺乏实践能力的人不可能成为智者，而一个很明智的人肯定精通实践事务。智慧不仅是一种狡猾或机灵，更是一种稳定的行为习惯，是一种德性。在儒家的理解中，智慧的德性层面是最为基本的，在犹太教传统中这一层面也很重要，并依次与智慧在社会、政治和司法领域的运用紧密相联。在这些领域里，明智的人与愚蠢的人处理问题、作出选择的方式截然不同。而古以色列和古中国的理想人物就是犹太教的所罗门王和儒家的如尧、舜这样的圣君。最后我们将到达智慧旅程的最后一站。在此，作为整体的人类和作为个体的人都将完全理解世界和生活的秘密和神奇。在这一过程中，人超越了人的有限性而进入神的创造过程，并因此而达致永恒。在这一点上，以色列思想家和儒家学者持有不同观点。以色列人认为人类不能通过自身而成为先知－他们是上帝选定的并赋予其神的智慧。犹太先知由于对上帝的信仰而不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智能而洞悉世界和历史的神秘。而儒家的圣人则不同，在成圣的过程中虽然有一些神秘的成分，但大多数儒者都能通过对美德和知识的学习而成圣。就是在这一差异中，我们将发现早期以色列和儒家传统中的文化、政治和哲学上的类似与分歧之处。
传统文化的智慧篇6
关键词：智慧图书馆；服务途径；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猛，大量的新技术不断涌现。现阶段，物联网的概念正在全球蔓延，物联网的出现也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云计算和物联网的支持之下，人们提出了智慧图书馆的概念。
1智慧图书馆
1.1智慧图书馆的理念和内涵
目前，人们还没有就智慧图书馆的定义达成一致意见，不同领域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智慧图书馆的含义进行了解释。总的说来，所谓智慧图书馆就是在新技术的支持下，包括物联网技术和云计算等，对图书馆进行管理的一种新方式。智慧化图书馆离不开现代化技术的支持，智慧化图书馆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智慧化图书馆是在数字化图书馆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具体数字化图书馆的所有优势，此外，智慧化图书馆还具有数字化图书馆不具备的优势，包括更加的智能化和人性化等等。可以这样说，智慧化图书馆是未来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所以研究如何通过智慧化图书馆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是十分有意义的。
1.2智慧图书馆的优势
智慧图书馆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在物联网和云计算的支持之下，智慧图书馆可以为用户提供一个动态的共享平台。所有用户都可以借助该平台实现资源共享，用户可以十分方便的获取所需信息。
第二，智慧图书馆的管理是智能化的，通过传感器技术可以实现对图书馆中所有实体资料的智能化管理，随时了解实体资料的状态。
第三，智慧图书馆为了用户提供了便捷的沟通渠道，用户可以通过移动设备实现和其他用户或者是图书馆人员的交流和沟通。
第四，智慧图书馆可以在全天的任何一个时间段接受用户的服务请求，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的访问智慧图书馆。
2中国智慧图书馆现有服务模式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我国现有的智慧图书馆服务模式主要有智慧文献模式、智慧信息模式和智慧知识模式。下面进行具体的介绍：
2.1智慧文献模式
智慧文献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RFID射频识别感应系统和自动选座系统。RFID射频识别感应系统的技术依托是物联网，在物联网技术的支持之下，用户可以借助该系统是实现自动操作，无需求助图书馆人员。自动选座系统顾名思义是为了方便用户选择图书馆的座位而设计的，用户可以通过该系统实现对图书馆座位的预定和选择。
2.2智慧信息模式
智慧信息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移动信息服务。图书馆通过移动信息服务为用户提供关于图书馆资源等方面的信息，方便用户更好的了解图书馆，以及更方便的开展信息查询工作。
2.3智慧知识模式
智慧知识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微博等社交网络。用户可以通过微博等社交网络发表评论，和其他用户进行及时的交流和沟通。
3中国智慧图书馆的构建路径
3.1多时间、多空间的图书馆
传统的图书馆为用户提供的是面对面的直接服务，智慧图书馆应该在传统图书馆的基础之上为用户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包括手机图书馆和网络图书馆等。手机图书馆和网络图书馆的出现可以使得用户随时随地访问图书馆，及时的获取所需信息。目前，我国有将近4个城市都建立了24小时自助图书馆，这极大的方便了读者。
3.2以人为本的图书馆
以人为本是21世纪的主题，在图书馆的发展中也要充分考虑以人为本。在建设智慧图书馆的过程中，构建以人为本的服务方式，在传统图书馆的基础之上，利用现代化的技术使得图书馆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奋斗目标。
3.3高度智能的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的一大特色就是智能化，这既包括智能化的管理，也包括智能化的服务。在管理方面，图书馆需要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提高管理效率，具体包括对图书馆资源的管理，对图书馆人员的管理等等。在服务方面，图书馆应该利用现代化的技术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具体包括资料查询系统，图书借阅系统等等。智慧图书馆的目标是方便用户，满足用户对于信息的需求。
3.4基于“第三空间”理念的图书馆
所谓第三空间指的就是为用户提供的休闲空间。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是非常快的，在有限的空闲时间里人们希望可以以一种更加舒服的方式度过。智慧图书馆应该考虑到人们对空间舒适度的需求，为用户提供咖啡屋、音乐室等场所，使得用户可以在更加舒适的空间里使用图书馆的资源。建立第三空间是为了让用户将休闲和阅读有机的结合起来，为用户提供更加轻松舒适的阅读环境。
3.5基于资源共享、集群发展要求的图书馆
现代社会的信息量是巨大的，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为了更好的满足用户需求，图书馆可以利用网络技术建立一个共享；平台。所有用户都可以通过该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这样就可以更好的满足不同用户对不同信息的需求。
4结语
图书馆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在现代社会，新技术不断出现，图书馆也借助新技术在不断的发展，智慧图书馆就是图书馆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在物联网和云计算的支持之下，智慧图书馆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便捷和优质的服务，满足用户对信息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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