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发展论文(6篇)
地方经济发展论文篇1
关键词：可持续性；生态文明；经济科学；生产活动文明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0-01＼
一、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应将生态、社会、经济等几方面有机结合
经济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以及生态资源的持久稳定的供给为基础，生态经济学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整体经济社会系统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各种生产生活都离不开自然界的物质资源，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也正是建立在整体自然资源有限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有限的自然资源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各种物质和能量基础，因此，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必然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要实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必然要求生态系统的整体良性循环以及物质能源等生态资源的稳定、持久的供给。这样才能为健康和稳定的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生态基础。只有积极地保护这种基础，使其能够长久的，稳定的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这是在现展中，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客观规律。
经济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有必须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所谓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社会的发展产物不仅可以保证人们目前的生产生活，还可以长久的保证以后所需，至少不削弱这种发展能力。这种发展本身即是以促进社会的整体政治经济文明程度，提高人民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平，进而达到整体社会的全面进步以根本目的的。由此可见，经济科学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是为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的，经济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有必须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经济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途径和手段。经济科学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在满足当代人的需求的同时，不能够以牺牲或是伤害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误解，可能有人会认为可持续发展只是着眼于未来人类发展的长期利益，并不考虑现代人的现实利益。但是在事实上，我们不但要对后代的发展负责，同时也要面临着当代人民经济发展这一问题。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考虑到未来人们的经济发展，同时也要注意当前的经济发展。不仅要注重后代长远利益的问题，同时也要把当前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现实问题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只有对未来利益和当前利益进行有效地平衡，才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排放，在维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样才可以使经济发展成为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手段，从而更好地适应与符合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的整体理论体系的要求。
二、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要基于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
（一）立足中国国情，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就目前中国国情而言，中国为“人口大国，资源小国，生态弱国”。这种国情使我国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变得很脆弱，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从而制约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和谐等问题。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将生态思想与生态经济发展理论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解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三、发展可持续性经济科学要重视生产活动的方法和原则
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必须要正确的把握市场机制，并且掌握先进技术推动市场发展，并保护好生态环境，使其支持市场运作。而当代主流经济学的问题是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就目前国内外的发展趋势就是只顾当前经济发展和技术更新，从而忽略了生态环境，进而给生产生活造成更大影响。时至今日，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该问题，正在逐渐改善和解决。所以，现代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必须以尊重生态自然为前提。尤其要用生态原则矫正市场原则和技术原则所带来的生态环境负效应。
从过去传统的经济学发展到现代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最为关键的原则就是生态原则、技术原则以及市场原则，二十一世纪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对市场机制进行准确把握，将生态支撑、技术进步推动、市场机制运行这三者进行成功协调、有机统一以及紧密结合，将这三大基本原则所具有的协同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已经成为了二十一世纪我国现代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最为基本的原则。当代主流经济学中存在的缺陷是不能够对这一种客观要求进行适应的，所以，直到今天，国内和国外主流的经济学仍然仅仅对技术进步以及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一切的问题进行强调，过分相信技术原则以及市场原则，对生态原则自身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增长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进行否认，这已经成为了传统经济学中的重要原则。技术进步以及市场机制这二者的确是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增长过程中最为基本的工具，但是，因为技术力量以及市场力量这二者都是讲无限追求经济效益看作是唯一的目标，将生态方面的要求忽视，这一种在生态方面存在的巨大缺陷不仅仅不能够将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增长实现，不能够实现其和可持续性之间的有机统一，而且还能够成为当今时代中，生态危机的技术根源以及经济根源。因此，需要人们明确的是，技术进步以及市场机制虽然能够将资源环境中一些具体的问题解决，但是，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都不能够克服地球资源自身所具有的有限性，所以，在当今环境全球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这样相互融合大趋势之下，对于某一种生态恢复以及环境修复方面，技术以及市场都仅仅是配角，技术和市场都需要依靠自身和生态原则协同作用以及紧密结合，才能够将当今不可持续发展这一实践进行终止。
参考文献：
[1]赵心宪.新世纪初国内期刊文化生态概念的阐释过程——巴蜀作家群生态研究理论依据的文献整理之一[A]//巴蜀作家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C].2006.
地方经济发展论文篇2
关键词：民国；经济思想史；人物经济思想研究；期刊论文；专题研究；理论框架；学科体系
中图分类号：F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3-0089-06
一、引言
民国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发展大波动、思想文化大转型的时期，因而经济问题和矛盾相当突出与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思想也相当活跃与丰富。但在改革开放前以至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问世；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也只发表了少量涉及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相关成果；真正开始系统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出现于20世纪之初；此后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呈现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热潮。
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首先是从通史型研究开始的，然后在专题型研究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通史型学术成果中，胡寄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对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打开了当代学者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大门；此后，马伯煌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册）》也阐述了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专题型学术成果相对略多一些，如郑学益的《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钟祥财的《法币政策前后中国的货币理论》、曹均伟的《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叶世昌和施正康的《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程霖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59―1949》等。此外，一些研究人物或群体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也涉及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内容，比如胡显中的《孙中山经济思想》、钟祥财的《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史》、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和李翠莲的《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
专门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严清华和邹进文的论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提出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领域中专题型研究民国经济思想的基本思路[1]，此后相关成果不断涌现。这方面已出版的著作如孙智君的《民国产业经济思想研究》、邹进文的《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李蓉丽的《民国对外贸易思想研究》、宋丽智的《民国会计思想研究》和张霞的《民国时期“三农”思想研究》等。
随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回顾其研究状况的综述型论文也相继出现，其中有一些成果包含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状况的内容。比如郑剑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2]、刘甲朋和魏悦的《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3]、程霖的《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4]、付志宇和缪德刚的《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5]、张亚光的《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6]、朱鸿翔和孙的《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7]、苏全有的《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8]。
近些年来，学术界形成了一股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因此有必要专门对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进行全面总结。而学术期刊作为研究成果重要的展示平台，其刊载的论文能够充分展现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状况。鉴于此，本文以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探讨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展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研究工作可以更好地以目前已有的成果为基础，也有利于推进和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服务。
二、当代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整体特征
本文选取的考察对象全部来源于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由于中国知网并没有对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进行单独的分类，因此本文选取期刊论文的方法是首先在中国知网页面精确搜索全文中既包含“民国”也包含“经济思想”这两个重要词汇的期刊论文，的时间跨度为1979年至2011年①，满足上述条件的论文总共有2530篇；然后根据这2530篇论文的内容，筛选出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总共589篇。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有学者发表过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论文，比如赵靖先生在1962年发表了《康有为的经济思想》，但是论文数量极少，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大规模研究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之初发表的期刊论文绝大多数是对之前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延续，集中探讨“五四”之前的经济思想，研究对象和内容还没有出现广泛的扩展。因此，本文未将1979年以前发表的期刊论文纳入考察范围不会对整体性统计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另外，通过文章所含词汇搜索论文的方法难以搜集到本领域所有的论文，在考察对象的全面性上肯定存在一定不足。但是，对“民国”和“经济思想”两个词汇的搜索应该能够囊括大部分兼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论文。为了尽可能消除589篇论文的样本误差，本文只将经过考察得到的显著统计结果作为期刊论文研究的整体特征进行阐述。
（一）人物经济思想是期刊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论文中，427篇论文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了研究。1979―2011年，每年发表的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占当年所有发表期刊论文的比例，除了2004年和2008年为40%～50%，其余每年均超过50%，详见图1。因此，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427篇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中，179篇对孙中山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探讨，占据41.9%的比例。赵靖的《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中国近代振兴实业思想的总结――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和《现代中国对外开放思想的伟大先驱――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陈可清的《试论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王功安的《论孙中山经济思想》，赵靖、陈为民和郑学益的《中国近代经济管理思想遗产中的珍品――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叶世昌的《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曹旭华的《孙中山货币理论述评》，吴景平的《孙中山建立近代银行的思想主张与实践》，严清华和李蓉丽的《论孙中山“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思想》，钱津的《论孙中山建国大纲的经济思想》，《论孙中山民生思想的中国特色》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辨析》，周建波的《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思想评议》，孙智君和严清华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钟祥财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价值层面》，赵泉民的《孙中山的合作经济思想论》，孙智君和朱凯的《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研究》，张亚光的《现代化视野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孙中山〈实业计划〉释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是中国百年来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之一[9]，以此为基石的孙中山经济思想涉及广泛的经济领域，并有着深厚的思想内涵，对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而言，具有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深远的研究价值。
（二）专题研究期刊论文的增多
经济思想史通史型著作基本以人物或者学派的思想为线索进行编撰，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初期，为了配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通史的编撰，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以人物经济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虽然专题研究“将一定历史阶段及其整个发展过程的思想全貌割裂开来，不符合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但是专题研究也“能给读者对每一专题有一个系统的理解”[10]。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专题研究，以此更加系统地把握同一个专题内百花齐放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轨迹。
在本文考察的589篇期刊论文中，专题研究的论文总计143篇。由于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当年所有中的数量占比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大幅波动，这会对趋势判断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通过计算累计占比使统计结果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平滑，以此清晰地显示趋势的变动。累计占比的具体计算方法是将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论文累计篇数。1979―2011年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结果详见图2。图2清晰地显示，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增多。
对民国经济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期刊论文，涉及到了广泛的经济专题。刘方健的《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在对民国时期的经济期刊和经济研究机构进行阐述之后，通过专题的形式对民国时期经济研究最多的七个领域进行了简要论述。在研究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论文中，程霖的《西方银行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影响》和《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朱华雄和李俊的《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都是研究用力深厚的作品。张秋雷的《中国农村土地经济思想研究概要（1924～1949）》、邹进文和王芸的《国民政府时期乡村经济建设思潮研究》、程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造模式与发展路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的探索》、彭立峰的《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思想述评》、程霖和毕艳峰的《近代中国传统农业转型问题的探索――基于农业机械化的视角》，都对民国时期复兴农村、振兴农业的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统制经济”思潮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引起过广泛争论，因此当代学者对此的研究也相当丰富。黄岭峻的《2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及其与杨宁一起撰写的《“统制经济”思潮述论》、郑会欣的《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钟祥财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统制经济思潮》，是其中的代表作。民国时期的“立国之争”也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专题之一，钟祥财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立国之争及其理论影响》和《对20世纪上半期“以农立国”思想的再审视》、张霞的《现代化浪潮的经济思想回响――近代中国的三种立国思潮》，都是受到学术界肯定的成果。另外，一些学者在其他的专题领域也出产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论文，比如赵晓雷的《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评析》、王同勋的《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赵泉民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和《民国时期的工业区位思想》、黄岭峻的《中国现代“自由经济“思想钩沉》、宋丽智的《国民政府时期超然主计思想变迁研究》、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结构思想的变迁》、阎书钦的《抗战时期经济思潮的演进――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兴盛到对自由经济的回归》、徐敦楷的《民国时期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邹进文和李彩云的《中国近代地方政府间财政分权思想研究》。
（三）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研究较多
由于人物经济思想研究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期刊论文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哪些人物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样的结构分析相当必要。民国经济思想的主体绝大部分来自于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于是本文将期刊论文研究的具体人物按照上述三个群体进行分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人过去的经历是其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但是当前从事的主要工作将会对其当前的思想立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群体分类模糊的人物，本文以其在民国时期主要从事的工作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比如张謇，他既有知识分子的背景，也有过显耀的仕途经历，但是在民国时期，其主要工作是经营大生纱厂，因此本文将其划归到商界人士之中。
在本文考察的427篇研究人物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288篇论文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77篇论文研究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68篇论文研究商界人士经济思想。②每年发表的所有以人物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分别以政界人士、知识界人士及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比情况详见图3。③从中可以看出，每年发表的研究政界人士经济思想的论文占比始终不少于另外二者的占比。
由此可见，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主要集中在政界。除了孙中山，一些研究学者对其他政界人士的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尤学民和汤可可的《朱执信的财政金融思想》、姚家华的《略论朱执信的经济思想》、《廖仲恺经济思想述评》和《廖仲恺的中国贫富论》、吴传清的《论宋教仁的经济发展思想》、严清华和杜长征的《孔祥熙经济思想初探》、叶世昌和丁孝智的《孔祥熙的经济思想》、张霞的《阎锡山的“三农”思想研究》，都是对人物经济思想进行探析的优秀成果。
（四）对知识界和商界人士经济思想研究的增多
在分析知识界和商界人士论文占比的过程中，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趋势变化，本文采取与分析专题研究论文占比同样的统计方法，分别计算每年截至当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或者商界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除以截至当年发表的所有研究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的累计篇数的结果。图4显示了1979―2011年发表的研究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期刊论文累计占比情况，图中的曲线说明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研究的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对于知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1997年以来，其期刊论文累计占比始终处于上升之中。虽然图3说明民国时期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以政界人士为主，但是图4展示的趋势表明，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当代学者增加了对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商界人物经济思想的研究。
在研究民国时期知识界人士经济思想的期刊论文中，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叶世昌和苗欣宇的《陈翰笙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思想》、孙智君的《刘大钧的产业经济思想述评》和《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吴传清的《论任美锷的中国工业区划方案》和《陈振汉的工业区位经济思想研究》、蔡志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经济思想论析》和《著名会计学家徐永祚经济思想评析》、张霞的《“三农”视野下的〈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三农”经济思想研究》和《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都是非常优秀的成果。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商界人士经济思想也进行了深入探讨，钟祥财的《穆藕初农业思想略探》和《穆藕初后期的经济思想》、姚家华的《略评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吴传清的《穆藕初的经济发展思想述评》、赵泉民的《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赵波的《穆藕初科学管理思想及其实践论略》，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上述论文中所探讨的商界人士，普遍在知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商业经营。张謇是清末状元，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穆藕初与董东苏翻译了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的名著《科学管理的原理》，对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传入中国贡献很大；薛仙舟曾经任教于复旦大学，对国外的合作运动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各自知识的积累为他们的商业经营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同时知识和实践的互动也丰富了他们的经济思想。另外，近些年来，除了单个人物之外，群体研究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涌现出不少佳作。孙大权的《中国经济学社的兴衰及其影响》、颜敏的《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农村派”研究综述》、吴敏超的《“中国经济派”考》、周建波和颜敏的《“中国农村派”的土地所有权思想探微》及阎书钦的《外资外贸与中国工业化――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分别对某个知识界群体的经济思想或者整个知识界对于某个问题的思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三、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展望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时期，各种经济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留下了许多值得当代学者仔细探究、深入挖掘的经济思想遗产。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风气的逐渐开明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本文所考察的589篇期刊时间的分布来看，2000年以来，每年发表的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期刊论文数量一直不少于20篇，而且2004―2011年发表的期刊论文篇数之和接近总篇数的一半。随着近些年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鉴于此，本文通过考察所选取的期刊论文，总结和归纳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进一步深入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由于古代中国未能出现系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清朝末年才传入中国，因此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并且面对社会大变革和国家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民国经济思想以政策化的经济主张为主。于是，在当代学者对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以政策化经济主张为表现的政治人物经济思想占据较大比重。而且民国时期的著名经济学家大多有过仕途的经历，比如马寅初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大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何廉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等行政职务。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依然有着不少政策化经济主张的内容，这些内容受到了当代学者更多的关注。然而，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思想重要的组成部份之一，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得以创立，当时的经济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和发展经济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因此，民国经济学理论具有相当的研究内涵和理论价值，值得当代学者深入挖掘。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当代学者开始重视对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叶世昌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赵晓阳的《西方经济学的传入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李源涛的《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郑娟和梁捷的《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1927―1937》、钟祥财的《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王的《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20世纪20～40年代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引进和讨论》、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孙大权的《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都对民国时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或者经济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探讨。此外，杨永华的《20世纪中国经济学回顾》、林毅夫和胡书东的《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也有相当篇幅对民国经济学发展进行了追溯。
（二）考察视野的不断扩展
随着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考察视野也不断扩展，主要体现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在考察视角的扩展方面，民国经济思想史考察的视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人物著作和人物讲话为主，近些年来，一些研究成果从新的视角去解读民国经济思想，挖掘出了更多的思想内涵。王欣瑞的《从〈东方杂志〉解读民国乡村建设思想》从民国时期期刊的视角来分析民国的乡村建设思想；吴传清的《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史料钩沉》对民国时期工业区位、区划思想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挖掘，从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视角丰富了经济思想史料的搜集；张亚光的《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和《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分别以民国时期的金融出版物、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创立和发展为视角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另外在考察的内容方面，虽然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民国时期讨论最多的农业、土地、工业化道路、国际贸易、金融、财政和战时经济为主，但是考察的内容还是呈现出一定的扩展。杨兵杰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工资制度思想评析（1927―1937）》、毕艳峰的《20世纪20～4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思想评析》、周建波和马亦欣的《投资人力资本，重建乡村经济――晏阳初乡建理论的经济学分析》，分别对工资制度思想、农村剩余劳动力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剖析，这些内容在2000年以前很少被学者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重视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
虽然，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可以抛开经济史的背景，对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利用现代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总结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但是也不能否认，任何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都会受到当时特定经济环境的影响。学者不应该仅仅以理性重构的方法探寻经济理论中的绝对真理，还应该充分考虑特定的经济环境和人物的立场，以历史重构的方法探究经济思想在当时产生的相对合理性[11]，这就需要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融入经济史的背景。
经典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特定的经济环境。《国富论》问世于工业革命的初期；新古典主义在经济学界发展和辉煌的年代正好是欧洲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如果没有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成为经济理论界主流学派的时间或许会推后。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影响经济问题的产生和经济思考的广度、深度，而且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制定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状况。因此，经济史不但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而且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之间存在着互动。鉴于此，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将经济史研究融入其中。徐建生的《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程霖和韩丽娟的《论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四种模式》、王的《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张忠民的《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王和熊金武的《从“涨价归公”思想到土地增值税制度――兼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思想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宋丽智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东方回应》都是将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相融合的优秀论文。
（四）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讲，研究过去的经济思想能够借鉴人类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考，以此有助于为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状找到正确的解读，为今天面对的经济问题找到合理的对策。世界在发展，但是没有人否认历史存在重演的可能性。当现在和未来呈现出与过去某种相似的客观条件时，过去的经济思想也许可以给当前的经济研究者提供思维上的启发。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就给凯恩斯带来过这样的作用[12]。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期刊论文都在为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或者经济政策提供借鉴，但这些论文的主要着力点是论述思想。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现了更大的理论价值，而对实际经济的指导作用并不突出。如果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对今天中国经济出现的具体问题给予更多有益的启发或者合适的建议，那么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这将有利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时期不但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且在民国中期，中国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已基本确立。由于经济发展主线决定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因此民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线应该是市场经济理论的演进，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13]。当然，与民国时期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考虑当前的时代背景与民国经济思想产生的背景之间的区别。研究者们只有扎实掌握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深刻思考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准确把握当前与民国客观历史条件的区别，才能够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给予当代中国经济有价值的借鉴。比如马涛的《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及现代启示》阐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个货币锚问题，即纸币发行需要以商品货物作为保证，以此对我国当前货币无锚滥发的现状提出借鉴；熊金武和王的《“涨价归公”正义――对今日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和房产税制度的反思》通过对孙中山先生“涨价归公”思想的探讨，给予了当今中国扭转土地财政困局一定的借鉴。
四、结语
民国经济思想史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学术界太多的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从本文以当代期刊论文为考察对象的统计结果来看，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人物经济思想研究为主、专题研究为辅进行展开，不过学者们进行专题研究越来越常见；研究的人物对象虽然以政界人士为最多，但是对知识界人士和商界人士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从近些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学术界会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民国经济学理论，这将丰富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另外，研究视野会在视角和内容两个方面不断扩展，这将有利于学者们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提出新思路和新观点；同时，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重视与经济史研究的融合，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待经济思想，有助于提升民国经济思想生命力的持久性；最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会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经世致用的价值，这将增强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从本文考察的当代期刊论文来看，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足，理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特征也不够明显。不仅是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学科体系方面”同样“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14]。由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特点，经济思想史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但是作为学者，应该在保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特色和继承老一辈学者肯坐“冷板凳”、刻苦钻研经济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去借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丰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手段，“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15]，以此更加符合现代经济学的科学品质。并且，民国时期作为距离当代最近的历史时期，其经济思想中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因素并不少见。因此，在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学者们可以尝试合理、合适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也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①本文对于期刊论文的搜集工作截止于2012年2月23日。由于中国知网的论文收录时间较发表时间存在滞后，因此本文未能包括所有2011年发表的论文。
②有些论文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因而在此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③为了在占比计算中不影响作为分母的论文总篇数，因此对属于两个不同群体的人物进行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期刊论文，在此统计为这两个群体各计0.5篇。
参考文献：
[1][13]严清华，邹进文.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构想[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2]郑剑顺.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2002，（5）.
[3]刘甲朋，魏悦.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综述[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5）.
[4]程霖.20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4）.
[5]付志宇，缪德刚.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总结与展望[J].上海经济研究，2008，（10）.
[6]张亚光.近30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回顾和展望――对象、方法与学科建设[A].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会议论文[C]，2008.
[7]朱鸿翔，孙.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基于学术论文的考察[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9，（4）.
[8]苏全有.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学术探索，2010，（3）.
[9]严清华.中国百年经济理论创新的三大里程碑[J].经济评论，1998，（3）.
[10]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学术月刊，1986，（3）.
[11][12]赖建诚.经济思想史的趣味[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2-32.
地方经济发展论文篇3
关键词：传媒经济理论结构广播电视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220【文献标识码】A
我国城市广播电视传媒现在的结构模式基本上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的。具体来说，1983年，国家广播电视部根据党的第十二届代表大会的要求，召开了中国第十一届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现在，我国的城市广播电视传媒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发展起来的。可见，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既是我国广播电视传媒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国广播电视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的一盏指路明灯。正因为这样，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以后，一方面是广播电视广告业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报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率先起步促进了广电人把广播电视经济研究提到了议事日程，并于1984年开始了“广播电视经济”的研究。到1990年，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体系的雏形已基本形成，但是真正科学的、完整的中国广播电视经济理论体系以及结构模式是在2000年以后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
一、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
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与我国的宏观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一样，它们是一个共同的整体，所谓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也就是我国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在我国传媒人的共同努力下，我国“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已基本形成。其中的第一个“1”是指传媒经济中枢理论，“2”是指传媒经济造血理论与传媒经济输血理论，第二个“1”是指传媒经济纳新理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依据“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的要求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我国的整体传媒文化产业。
传媒经济理论系统涵盖的十大基础性理论是引领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的核心理论、路标性理论。这十大基础性理论主要是：传媒二重性理论、传媒生产力理论、传媒结构理论、传媒产业资源理论、传媒产业经营与管理模式理论、传媒产业集团化理论、传媒资本运营理论、传媒多种经营理论、传媒市场营销理论、网络经济的本质理论等。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1+2+1”的传媒经济理论结构模式。
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二重性理论、传媒生产力理论、传媒结构理论、传媒产业资源理论等四大理论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传媒经济中枢理论。传媒经济中枢理论是一种引导性理论、灵魂性理论、宏观性理论、聚集性理论、共享性理论、中心性理论、主导性理论，它一方面告知传媒人应该如何科学认识传播媒介和科学开展传媒经济活动以及其他的相关活动，另一方面又告知传媒人应该如何科学感悟传媒现象和自己的传媒行为。传媒经济中枢理论是阐述传媒的性质、功能、走势等传媒的重大理论问题，不是阐述传媒运作的具体技巧，但是它可以引导传媒人通过自身对传媒经济中枢理论的感悟而创造出具体的、具有特色的传媒经济的运营技巧。
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产业经营与管理模式理论、传媒产业集团化理论、传媒资本运营理论、传媒多种经营理论等四大理论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传媒经济造血理论。血对于人体是何等的重要，同样，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它的生存和发展同样需要“血”。传媒产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血”是从哪里来的呢？简单地说是从传媒产业经营活动中来的，若从理论的角度来说，它是由传媒人在传媒经济造血理论的引导下创造出来的，是以传媒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传媒经济输血理论――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传媒市场营销理论。传媒经济输血理论与传媒经济造血理论是传媒经济生命理论链条上的两个环节，传媒经济造血理论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传媒产业如何创造价值（造血），传媒经济的输血理论是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传媒产业如何实现价值（输血）。传媒经济输血理论是从医学中的“输血”理论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理论。输血理论是当代医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包括采供血理论和输血理论两个部分。传媒经济输血理论的实质就是借鉴医学领域中输血理论提升传媒市场营销理论的地位和作用，它的任务主要是：（1）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传售各类传媒产品；（2）监督和检查传媒产品的质量；（3）实现传媒产品的价值，保证传媒产业功能和传媒事业功能的实现。
传媒经济纳新理论――传媒经济理论基础体系中的网络经济的本质理论。传媒经济纳新理论是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常态现象以及传播媒介生存、发展、壮大的实践要求形成的一种理论。我国有一个成语，即吐故纳新，其原意是指人呼吸时，吐出浊气，吸进新鲜空气。后来，人们常常把扬弃旧的、吸收新的行为称为吐故纳新。一个组织要永葆青春，就应该不断地吐故纳新。同样，传播媒介作为一个实体也必须吐故纳新，只有这样传播媒介才能永葆青春，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才能充分地、更好地发挥传播媒介的作用。但是，传播媒介的吐故纳新既是一般意义上的吐故纳新，又是具有传播媒介特点的吐故纳新。所谓具有传播媒介特点的吐故纳新，主要是指传播媒介实体应根据传媒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那些不适应传媒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传媒生产关系，绝不是取消某些传媒实体。比如我国的报刊、广电等传统传媒可以借用网络技术和网络传媒的孵化器作用，推动传统传媒实施吐故纳新，一方面提高了传统传媒的网络技术含量，实现了传统传媒的吐故纳新，另一方面借用网络技术实现了整体传媒文化的融合，为推动我国整体传媒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全方位地发挥整体传媒文化产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做好了传媒体制上的准备。
二、广电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形成过程
（一）广播电视经济的发展历程
我国的广播电视传媒始于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到现在可区分为两个阶段：1.广播传媒单一事业功能发挥作用阶段。1940～1980年的40年间，我国广播传媒和1958年5月1日开播的电视传媒（1958～1978年称为北京电视台，1978年后改称中央电视台）只执行单一的事业功能，否认广播电视传媒的产业功能。2.广播传媒事业功能与产业功能共同发挥作用阶段。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率先播出了中国大陆第一条电视广告以后，我国广播电视传媒在功能上开始由单一的事业型功能转变成为两种功能――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可见，我国广电人对于广电传媒二重性的认知是从认知广电传媒的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开始的。广电传媒的事业功能和产业功能是一种传媒现象，广电传媒二重性是传媒本质的体现。根据认识论的本质要求，人们对于任何事物的认知都是从其现象开始的。可见。广电人对广电传媒二重性的认知过程，是认识规律的一种体现。
随着广播电视传媒产业功能作用的发挥，在广播电视传媒领域内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广电经济学理论开始萌芽。1979年初，当我国的电视传媒广告经营问世以后，电视传媒产品经营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为了保护具有中国特色的广电经济的萌芽，1979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明确肯定了传媒恢复广告的做法，并作了具体规定。1979年12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商业信息》节目，开始集中播送国内外商业广告信息。1980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该台有史以来的第一条广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均先后开办或恢复播出广告节目。
在此情况下，人们对广播电台、电视台能否创收（即经营收入）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传统观念开始动摇。正当广电人困惑和徘徊的时候，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于1983年3月13日～4月1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第十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的经验，讨论和确定了广播电视传媒改革的基本方针，会议指出：要“自己走路”，要“以宣传为中心”，要“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要“四级办节目、四级混合覆盖”，要“开展多种经营，广开财源”，开创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1985～1991年的六年间是我国整体传媒经济元素发现最多的六年，也是广电传媒经济发展最快的六年。在这六年间，就传媒经济元素问题学术界进行了认真讨论，进而科学地确定了哪些是传媒经济元素，哪些不是传媒经济元素。比如新闻就不是传媒经济元素，它是新闻学的核心元素，但是，也是发展传媒经济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六年间，在广电传媒经济理论上确定了广播电视也是生产力理论、传媒二重性理论等传媒经济理论元素；在广电传媒实践上，于1986年12月15日，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经广播电影电视部和广东省委的批准成立，其办台方针是：“大众型、信息型、服务型、娱乐型”；呼号为：“珠江，珠江，珠江通四海，经济第一台！”从此时起，中国大陆第一个直播电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用全新的广播方式开始了播音。1990～1993年，我国相继成立经济广播电台14家、经济电视台10家、有线电视台12家。
1992～1995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广电传媒开始进入了市场。
1996～2002年，中国传媒经济理论博弈进入高潮。1996年5月29日，全国首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事业集团宣告正式成立，并宣布从即日起中国传媒业走上了集团化发展的道路，同时在传媒理论界也开始了中国传媒集团应该是产业性还是事业性的博弈。1999年6月9日，中国第一家城市广电集团――无锡广播电视事业集团宣告成立，此后，中国传媒集团性质的博弈进入高潮。2000年12月27日，中国第一家省级广电传媒集团――湖南广播影视事业集团宣告成立；2001年12月6日，中国最大的传媒事业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挂牌，标志着我国广播影视事业管理体制和事业性运行机制“重大改革”的全面展开，广播影视事业集团化运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3年以后，一方面广播影视事业集团的弊端日渐暴露，另一方面广播影视产业的优势在“夹缝”中有了一定的发挥。为了促进广播影视产业的发展，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明确提出“产业化年”的口号。2005年1月，广电总局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不再组建广播电视事业集团，对已组建的广播电视事业集团改为“总台”，同时对“总台”进行“产业化”改革，并恢复了建立“制播分离”制度的政策。2005年以后，广电总局没有审批一家广播电视事业集团，但是有相当多的省市成立了与“总台”并行的“广播电视台”。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安徽、黑龙江、湖北等省成立了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在，我国的广播电视传媒正朝着传媒融合化、一体化以及整体文化的方向稳步健康地发展。
（二）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
我国广电传媒经济同我国整体传媒经济一样，是逐步走向成熟的。
1.广电产业经营已市场化。自1978年以来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广电传媒产业从“无”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再到产业化经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在它的变化过程中，我国广电传媒人创造了许多广电产业经营市场化的经验，其中有两种广电传媒产业经营的经验是一定要写入传媒经济发展史的，因为它体现了广电产业发展的一种规律。这两种广电产业经营的经验是：一是由央视传媒人创造的黄金传媒资源广告招标式的广电广告产业经营模式；二是由湖南广电传媒人创造的用广电经济活动塑造企业形象的传媒产品经营模式。
2.广电传媒经济政策已逐步走向完善化、科学化。从整体传媒经济来看，比较完善的、科学的传媒经济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实施这些政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间，如果把我国制定的传媒经济政策细分一下，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辅助类政策，即新中国建立初期，为解决报纸所需资金短缺问题所采用的政策；其二，事业类政策，即1956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2年间制定的关于传播媒介的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其三，“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类政策，即1978年国家财政部批准的《人民日报》等八家在京新闻单位可试行的一种办报模式；其四，产业类政策，即在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类政策的博弈中以渐进式态势逐渐走向完善化、科学化的传媒产业政策。这类传媒产业政策体系的形成大致可区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83年中央37号文件确定的“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二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三是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十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一条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之路的论述。十年来，我们在认识上的一大突破就是将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两手抓，两加强等，并在党的重要文献中，全面阐述了我国传媒文化产业政策。
3.广电经济理论已体系化。基于整体传媒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广电经济理论也已体系化。所谓理论体系一般是指基于某一公理的演绎。传媒经济学是一门社会学科，它的理论体系就是基于传播媒介的特点和运营规律而形成的一种被社会认可并能指导传媒组织或机构实体依据传媒运营规律持续发展的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传媒经济理论基于的一种“公理”。对于传媒来说，这一“公理”就是传媒二重性理论，它是实现传媒经济平衡发展的支点理论。不管是人类社会还是自然界，只要发展，就必须保持平衡。因此，保持传媒活动各要素的平衡、有效开发传媒资源是传媒人追求的基本的价值目标。但是传媒活动各要素的平衡是相对的，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传媒人为了促进传媒业的发展，必然追求新的传媒平衡并努力保持这种平衡，因为平衡可以表明传媒业已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统一、和谐、一致，标志着传媒业已在原有平衡的基础上，经过平衡与不平衡的博弈进入了一个高水平的平衡。传播媒介同其他事物一样，就是不停地从不平衡进入平衡，循环往复，进而促进传媒业的发展。可见，传媒经济理论体系化必须具有三组基本的传媒经济理论系统，即传媒二重性理论系统、传媒资源理论系统、传媒平衡管理系统。传媒经济理论体系内的这三组基本理论系统的科学结合度是决定传媒产业发达度的重要因素，也是检验传媒经济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
4.广电经济活动制度化。长期以来，我国的传媒制度是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特别是广电传媒更加强调公有制。后来，随着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发展，除在传统传媒领域仍然坚持公有制外，在新兴传媒领域采取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
就传媒经济活动制度来说，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传媒经济活动的主体已经多样化，既有公有制性质的实体，又有集体性质的实体和个人。但是大部分传媒经济活动是由传播媒介主办和发动的。
就传媒管理体制来说，当前的传播媒介基本上是以事业性管理为主，产业性管理所占的比重还不大。但是，从传播媒介的发展趋势来看，传媒文化产业在整体文化产业中的主体地位决定其产业化管理所占的比重将会增大。具体来说：（1）报业传媒将实施“三分开”的管理体制，即产事分开、产政分开、管办分开。通过“三分开”的管理体制的实施，一是改变报业的高度垄断状况，二是纠正“千报一面”的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始实施“三分开”管理体制以来，虽然推广较慢，但是效益还比较理想，因为“三分开”的管理体制，有利于报业尽快转企改制，有利于更充分地调动报人办报的积极性，有利于更好地利用报业资源，有利于改变过去“千报一面”现象，是报业传媒体制改革的最佳途径。（2）广电传媒应实施“制播分离”制度，这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业界率先提出来的改革设想。经过18年的反复实践，证明这是广电传媒实施管理体制改革的最佳选择。（3）我国的网络传媒应建立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实施传媒产业化经营，充分调动各类网络传媒的积极性。
总之，根据我国传媒产业制度的特点，要解决当前我国传媒产业机构中存在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经营好公有制传媒产业的同时，支持和扶植民营传媒产业公司的发展，以便更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促进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
5.广电传媒经济教育规范化。传媒经济理论作为一门专业课走进大学课堂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其中作为一门知识课较早走进大学课堂的应该是《广播电视经济学》。所谓广电传媒经济教育规范化就是说《广播电视经济学》作为一门新专业不仅已经走进大学课堂，而且从1995年起，我国的一些高校已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一规划开始招收传媒经济学类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2002年，中国传媒大学还招收了我国第一位传媒经济学博士后。从此，传媒经济学就成为我国高校的一门常设课程，既有规范化的《传媒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又有相应的《传媒经济学》教材建设，传媒经济教育已被纳入到了我国规范化教育的行列。
三、未来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
基于我国已形成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和我国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传媒环境，未来我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应该是：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即树立科学的整体文化观，深化城市广电传媒体制改革，加快实施转企改制，促进广电传媒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城市广电传媒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这是我国未来城市广电传媒发展的一种科学的发展模式，只有从整体文化的角度和整体传媒文化的视野去改革城市广电传媒、去发展城市广电传媒，我国的城市广播电视传媒才能够快速发展，才能够大发展，否则，企图把城市广电传媒做强做大是不现实的。现在，根据我们党和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深化整体传媒文化体制改革的社会环境、技术环境、政策环境、理论环境都已具备。对于我国城市广电传媒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抓住机遇，既要在宏观上弄清楚我国“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大好形势，又能从本地实际出发，科学地实施转企改制，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样，不久的将来，一个具有中国整体文化特色的新的城市广电传媒将会出现在世人面前。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战略思想，它一方面科学地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对于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文化管理体制、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文化法制建设、文化市场培育等都作了全面部署；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命题，并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次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进行了讨论；党的十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定“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了快车道，有关“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战略思想日渐明确，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政策日渐完善。这种宏观的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已为深化我国传媒文化体制改革、解放传媒生产力做好了准备。
从文化和文化产业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在理论上弄清楚了文化也是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弄清楚了要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就必须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就必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就必须大力发展重点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传媒文化产业。
任何一种传媒产业都是传媒文化产业，都是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支柱性文化产业，其发展受着两种力量的支配，即受传媒发展规律的支配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支配，特别是受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支配。传媒经济活动是所有传媒活动基础，因此，传媒经济的发展同样受传媒发展规律的支配和社会生产力以及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支配。作为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的支配力量是永恒的，但是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活动的支配力度是同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和驾驭度相联系的。那就是说，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越深、驾驭度越娴熟，传媒经济发展就快些，反之，传媒经济发展的速度就慢些。但是，还应该明白：从总体上来看，不管传媒人对于传媒发展规律的认知度如何，传媒发展规律对于传媒经济的支配作用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真理，是不可怀疑的。作为社会生产力对传媒经济的支配力度通常是指社会生产力对传媒经济的影响力，其核心是传媒自身的力量，即传媒文化生产力或传媒技术的作用力。比如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产生了许多新传媒，而且也促使传统传媒焕发了“青春”，衍生了新的生命力。现在，我国的传媒经济在传媒发展规律和社会生产力的支配下，不仅得到了健康、快速的发展，而且它正在促使我国的分散性的传媒文化、“独立”性的“传媒小文化”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传媒大文化的方向发展。分散性的传媒文化造成了我国传媒文化机构“林立”和在传媒资源利用上的浪费；“独立”性的“传媒小文化”造成了传媒实体的“小而全”“大而全”和“重复建设”，严重影响了整体传媒文化功能的发挥。造成我国传媒文化的分散性和“独立”性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我国的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二是由于观念更新的滞后性。传媒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造成了我国长期的单一纸传媒文化独占鳌头的传媒文化模式，不会与新传媒合作，更不会与新传媒分享传媒资源，于是，当一种新传媒产生以后不得不另立炉灶，实施分散化独立运营。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新传媒越来越多，形成了我国目前多传媒并存的局面，或者说是多传媒割据的传媒结构。观念更新的滞后性造成了我国传媒文化组织职能发挥的局限性和组织职能的相互制约性，使本来就具有局限性的我国传媒文化组织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内耗，既影响着传媒文化组织职能的发挥，又影响着我国传媒文化的发展。根据我国传媒文化体制改革实践提供的经验，要改变目前我国传媒文化现状，必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基本精神，不断提高传媒融合的品位，在实现传媒高层业务融合的同时，积极推进传媒文化机构之间的融合和传媒文化机构与相关宏观文化机构的融合，逐步改变我国分散性传媒文化和“独立”性“传媒小文化”的现状，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文化”，即整体文化。
实现分散性传媒文化和“独立”性“传媒小文化”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大文化”的转变，是传媒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聚合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的结果，也是未来我国传媒经济理论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过去，对于传媒文化经济与我国宏观文化产业经济的关系问题研究的较少，只是在传媒经济学体系的研究中、在传媒经济整体理论体系的研究中以及传媒经济发展走势的研究中，对于整体传媒文化经济的发展及其在我国宏观文化产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分析，其目的是为了给未来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从现在起，特别是党的十以后，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是：在已创立的传媒经济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深化研究整体传媒经济理论和文化产业经济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用科学的“大文化”观统率传媒经济理论研究、指导传媒文化经济理论研究，从“大文化”的角度去解决传媒文化经济活动中的一切问题。这既是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心，也是我国传媒经济运营的重心。
城市广电传媒是我国广电传媒产业的基础性产业，它具有数量多、差异大、资源丰富等特点，它既是我国城市文化事业的主力军，又是我国城市文化产业主体产业。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我国整体文化实力和竞争力过程中，城市广电传媒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对于整体广电传媒文化的发展，还是对于整体传媒文化的发展以及整体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要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当前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其一，在思想认识上，一定要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把握文化、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把握我国已形成的广播电视经济理论结构模式和我国广播电视经济开始走向成熟的传媒环境对于建立整体文化框架下的中国城市广电经济发展模式的意义；把握传媒生产力就是传媒文化生产力，它是我国文化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在理论上，一定要明确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主体产业，是实现城市传媒资源整合的一种主导性力量。
其三，在资本运作上，一定要面向资本市场，充分利用传媒文化产业的技术含量高、产业链长、盈利点多、资源广泛等优势，有效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本，促进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率，满足社会投资者的需求。
其四，在广电传媒产品的经营上，一定要提高传媒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广电传媒产品经营者可以借助于传媒产品品牌的力量占领市场、获得盈利，促进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提高传媒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必须强化品牌策划，必须打造那些具有本地特征的传媒产品品牌，打造那些贴近本地受众文化心理和审美诉求的传媒产品品牌，用这些品牌产品提高城市广电传媒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其五，在城市广电传媒资源开发策略上，一定要注意其层次性，既要重视对重点资源的开发，又要避免对资源的浪费；一定要注意提升城市广电传媒文化产业的规模化，这是实现城市广电传媒优势资源科学开发利用的关键。
地方经济发展论文篇4
[关键词]奥运经济体育产业发展研究
一、奥运经济对我国体育产业的影响
奥运经济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吸引各种生产要素聚集，使原有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产生出新的力量，具有强大的市场和经济能量。为了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国将投巨资兴建体育设施、加强通讯系统建设，扩建机场、建设高速公路。北京奥运会总投资为2800亿元，三分之二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按照规划，2008年奥运会比赛项目将有28个大项，300多个小项。2008年奥运会不光是满足奥运会所需的各类体育器材、设备用品等物资将接受价值约1.7亿元的供货和服务，还将在北京新增656万个就业机会，额外吸引261万外国游客，15.55亿国内游客，社会消费品总量超15000亿元，极大地刺激和拉动内需，从而进一步带动经济的增长与体育产业化的高速发展。
二、江西省体育产业现状
江西省地处中国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东邻浙江、福建，南连广东，西靠湖南，北毗湖北、安徽，属于内陆且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省，体育产业起步也较晚。作为江西省体育产业重要支柱的体育，2005年体育销售16亿元，用于全省体育系统的公益金达到2.28亿元，体育竞赛表演市场结合无形资产的开发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潜力，已初步形成了以体育为支柱，以体育场馆经营、体育电子设备生产为先导，以体育产业无形资产的开发为潜力的产业结构基本框架。但与其他先进的兄弟省市相比较还是不容乐观的。调查表明,江西省的体育产业整体规模较小，规划不合理，经营领域较窄，主导产业实力不足。而广东省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专门性体育经营企业达2000多家，上海有43.7％的市民每月的体育消费（包括健身娱乐，购买体育服装等支出）达到了100元以上，而江西省市民每月的体育消费超过100元的不足20%。
三、奥运经济对江西省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
1.有助于推动本省经济的发展
体育产业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状况影响人们对体育的消费,从而影响体育产业的发展。要使二者很好的结合，相互影响呈螺旋上升态势发展。1988年汉城奥运会借筹备奥运会共带来了相当于70亿美元的生产诱发效果和27亿美元的国民收入诱发效果，并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此案例表明，在现代商业社会里，奥运会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力，这意味着北京甚至整个中国都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奥运商机。根据奥运会举办地的扩散效应，奥运会将通过市场途径，将中心城市的发展势头通过技术、组织管理、生产要素、市场和信息等渠道向其周围地区扩散，从而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奥运经济影响，辐射的产业和市场远远超出了主办地城市经济的范围。
2.有助于本省体育产业政策的完善和规范化管理
由于体育产业在江西国是新兴产业，国家对发展体育产业的政策还处于探索阶段。江西省出台的体育产业法规大多是综合性管理办法，对管理的每个环节和各运动项目的相关规定不很细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尚缺乏可操作性，因此需建立健全我省体育产业法规体系，特别注意完善体育的发行、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包括体育市场管理信息反馈系统、分析系统、决策系统在内的管理机制，充分发挥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的培育和宏观调控职能，是当前该省有关行政部门的一项紧迫任务。应借助奥运带来的机遇，积极调协有关部门及时建立和完善包括政府财政投入、产业项目基本建设投资、社会集资、税收、体育和基金等体育产业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体系，使体育产业政策更完善、更规范化与国际化。
3.有助于促进江西省体育产业结构合理调整
该省的体育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没有建立有效的产业统计和评估体系，区市以下体育系统中产业门类较少，产业收入中，体育收入占90%，产业发展过分依赖体育的收入。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有许多有利条件，如对各赛事和活动的冠名权及会徽、会标的印制等，通过必要的商业运作，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筹资。我国体育比赛与职业俱乐部冠名权的开发，有些项目协会取得了很大成绩。每年为体育投入3000万马克的奔驰公司的信条就是：为体育投入的越多，获得的利润就越多。我国的体育广告也越来越受到企业界的青睐,而本省在这些方面的开发和利用还远远不够，尽管本省从省第十一届、第十二届运动会上取得不错的经验与收效，但效果还不是太满意。奥运经济有助于促进江西省体育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促进体育产业国际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规模化的整合，从整体上提升体育产业的竞争力。
全世界普遍关注奥运会，中国将在全球主要媒体获得长时间、高频率的报道周期，这对扩大我国的“国家品牌”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使江西省的体育产业插上奥运的翅膀,飞向全国,飞向世界。
参考文献：
地方经济发展论文篇5
关键词：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理论
引言
产业革命之后，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使经济学家们逐渐发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各国政府开始对市场经济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好的经济政策成为一国经济的发展加速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今天，合理有效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在区域经济研究这一领域，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下面文章将从五个层面阐述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
一、包括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和微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从区域经济政策的共性与个性的层面看，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和微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一）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
区域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世界各个国家都有，特别是国土面积大的国家。由于气候地形的差异，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的不同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区域间的经济不平等。为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健康快速的发展，绝大多数国家都正对自己国家区际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策。学界对发达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对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等几个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的进行研究。刘建芳（2002）分析了二战后美国为缩小区域差距而实施的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李亚琴（2011）分析了苏联时期、叶利钦时期、普京时期三个不同时期俄罗斯对远东地区的区域经济政策；衣保中、任莉（2003）阐述了战后日本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实施的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地区振兴与开发政策、区域产业布局政笨、缩小地区差距政策及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政策，日本在实施区域经济政策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进行统一规划协调指导，给予财政金融支持，加强基础设施推动和法律法规保障，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日本区域经济政策；[1]李晓辉（2013）分析了统一后的德国为减小东德和西德之间的经济差距所实施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内容和实施步骤。而我国更是典型的区域经济平等的国家，改革开放后更是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东部沿海开放城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经济政策，众多的学者从各方面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
（二）微观的区域经济研究
在对各国区域经济政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研究之外，还有大量学者致力于区域经济政策的微观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分析各种区域经济政策发挥的具体作用，例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体系构建、实施细则、取得的成绩等；二、研究区域经济政策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例如区域经济政策与金融业、环境、民生以及公共产品与非公共产品的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三、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相关内容，例如区域经济政策法研究（绍跃，2008），区域经济政策评价研究（楼海鹏，2007），区域经济政策体系构建及评价研究（王文慧，2014）等。
二、系统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
从理论层面看，当前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论文主要包括两种情形：系统的阐述区域经济政策产生和合理存在的基础理论与运用具体的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博弈论上。
（一）系统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
当前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对现存的各种区域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还对区域经济政策这一事物的产生、演变和发展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和支持，挖掘区域经济政策存在和发展的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周毅（2003）在《区域经济政策理论及其误区超越》一文中阐述了区域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理论：地域分工理论、区域发展阶段理论、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孔舒、李伟红（2007）从区域经济政策在区域经济中的内在机理以及发展中的作用出发，从理论的角度阐述其存在的必然性。[2]金铸（2013）阐述了区域经济演化的理论基础。
（二）具体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
现有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除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的产生和演变外，一些学者还用个别理论深入的阐述区域经济政策。罗辰宇（2012）运用增长及理论分析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变迁。马丽、庞效民（2001）针对传统区域政策只基于目标区域利益考虑的缺陷，应用博弈分析的原理，分析区域分工的动力机制，以及区域政策对区域竞争和分工过程及结果的影响。[3]葛新蓉（2009）运用增长极理论、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倒U模型分析俄罗斯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
三、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和地区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从区域的大小的层面看，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第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主要是国际合作组织，现在世界上最成熟的国际合作组织是欧盟；第三、地区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当前的研究集中在省一级。
（一）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下，各国加强了彼此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现今世界，成立了多个跨国经济组织。规模最大、发展成熟的是欧盟（EU）、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TTA），其中欧盟是迄今为止最成熟的跨国经济合作组织，学术界关于欧盟区域经济政策的理论研究，从多个角度展开，例如现行制度框架中欧盟基金的分配机制问题（RiccardoCrescenzi，2009；Sascha0.Becker，2012）；欧盟多层系统内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财政负担问题（ArthurBenz，2011）；欧盟经济结构调整中结构政策和结构基金的设计与完善问题（周淑景，2002；马颖，2000）；欧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布局与空间规划问题（刘慧，2008）。[4]
（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关于国家层面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对国家层面区域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讨。例如，关于中央政府在区域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性（DelphineAnicien，2005）；区域就业保障政策的效应评估（BarryMoore，1973）；国家区域政策成功经验的分析和总结（沈建法，1996）；国家区域政策发展历史的回顾及其发展趋势的判断（魏后凯，2010；汤学兵等，2013）；国家区域社会经济政策绩效的评价（淦未宇等，201l；贾彦利，2006）；国家区域政策对生产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刘可文等，2012）；国家区域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逆向软预算约束”现象及其原因等（杨爱平，2007）。[4]
（三）地方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相比于学界对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对地方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存相对不足。但是随着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一些省级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论文成果。促进京西南区域发展的地方性区域经济政策趋向研究（梁延杰，2008）；地方区域经湫的存在雠与形成原因――来自苏北的经验证据（徐龙字、黎欢，2013）；湖南省粮食主产县的区域经济政策调整研究（江红梅，2009）；试论东南亚因素与中国发展战略作用下广西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1950――2006）（吴永威，2008）。
四、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
从研究的方法层面看，当前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个案实证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
（一）个案研究
就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内容而言，学者的研究更偏向于具体个案的实证分析。大量的论文都是阐述各国家、各地区的某个或某些区域经济政策。例如，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王怀新，2006）；南太平洋区域经济政策、体制和渔业开发（李令华，2003）；战后日本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分析（张洁中，2013）；试论治理环京津贫困带区域经济政策（孟元新，2007）；论区域经济政策中的政府干预――以江苏省苏北区域为案例（魏晓锋，2005）等等。
（二）比较研究
相比个案研究，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而且集中在国外与国内的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上。例如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及其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颉雅君，龚勤林，2002）；中外区域经济对比（吕允英、刘慧，2006）从欧债危机救助机制看中欧区域经济政策的差异（时雨田，2011）。
五、借鉴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和针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
从研究的对象的目的层面来看，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分为以研究成功区域经济政策案例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给予借鉴的启示研究和深入研究国内现有的区域经济政策发现其功能和不足的反思研究。
（一）借鉴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
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凡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或地区，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的区域问题，如区域分工与合作不协调所产生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地区间竞争过度、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等诸多因素所引起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5]而一些发达国家在解决区域经济不平等制定了一些成功的区域经济政策，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学界很多学者也致力对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成功范例的研究，为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给予启示。例如，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路径建构与思考（李福柱、丁四保，2005）；欧盟区域经济政策学习与借鉴（张志强，2005）；国外区域经济政策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张秉福，2006）；美、日区域经济政策及其启示（陈涛，2008）；美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机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张力、夏露林，2010）等。
（二）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
对国外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是为我国制定更完善的区域经济政策给予借鉴，而学界对区域经济研究的重点更倾向于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例如，完善区域经济政策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机制（沈培科，2008）；我国区域经济政策重心转移及效应分析（李光德，2009）；我国区域经济政策解读（戴绍波，2010）；中国区域经济政策演进与区域经济发展变化分析（姚敏，2011）；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与展望（刘名远，2014）。
结语
研究有关区域经济政策的文献，梳理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的内容、方向和方法，能够清楚看到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高度关注，也能够深刻认识到好的区域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还能够使之后的研究者了解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区域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衣保中、任莉.论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及其特色[J].现代日本经济2003（5）：18.
[2]孔舒、李伟红.区域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J].现代商业2007（23）：144.
[3]马丽、庞效民.区域经济政策的博弈解析[J].地理研究2001（4）：1.
地方经济发展论文篇6
鄂尔多斯文化具有历史性、民族性、交融性、世界性的主要特点。由于鄂尔多斯文化历史悠久，吸取了多民族的精神食粮，传承发展了开拓创新、包容开放、海纳百川的文化精髓，特别是其主体文化――成吉思汗文化所具有的开放胸襟、多元融合、多项交流特点，对世界文化亦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其创造性、凝聚力成为世界文化潮流中的一朵奇葩。
成吉思汗文化是蒙古文化的集大成者，以蒙古族英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奠定了全国大统一基础，推动了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世界奇迹而得名。成吉思汗文化是中国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文化，是在继承发展蒙古传统游牧文化精华的基础上，集中原文化和其他多民族优秀文化智慧形成的民族文化。成吉思汗文化是鄂尔多斯文化的经典。成吉思汗文化具有兼容性、开放性、统一性和传承性特点。它是蒙古民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其他民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结晶，是鄂尔多斯文化的典型代表。
鄂尔多斯文化孕育着深厚的富有特色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对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无疑具有典型示范作用。
敢为人先、开拓创新、创业进取、兼容并蓄的开放观念和团结协作的思想是鄂尔多斯文化所具有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与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凝练升华为“战胜自我、推进文明、实现跨越”的新世纪鄂尔多斯精神。
地方文化结出经济硕果
鄂尔多斯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丰富自身内涵，又有力促进当时的生产发展和经贸往来。改革开放以来，以成吉思汗文化为核心的鄂尔多斯文化不断传承发扬，创新思维，抢抓机遇，开拓进取，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鄂尔多斯模式”，实现了由“鄂尔多斯经济现象”向“鄂尔多斯模式”的嬗变和跨越。
大文化建设的主要特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促进，以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和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大市建设成为实现科学发展观促进城市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融合、渗透，产生了“鄂尔多斯生态现象”，创造了基于“鄂尔多斯经济现象”、“鄂尔多斯文化现象”、“鄂尔多斯生态现象”基础之上的本质概括――“鄂尔多斯模式”，推动了鄂尔多斯实现新的更好的跨越。2007年，鄂尔多斯市被评为全国十大金融生态城市和投资环境百强城市，地区综合实力跃居全国百强城市第28位。源于鄂尔多斯文化中的诚信理念，民间融资活跃，民间力量已成为全市经济的主要支柱。
文化产业作为经济与文化的结晶，经过多年的积累，目前已成为第三产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成吉思汗陵祭祀、鄂尔多斯婚礼、鄂尔多斯民歌、鄂尔多斯古如和漫翰调已列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内蒙古准格尔旗被评为部级漫翰调艺术之乡，伊金霍洛旗等被评为自治区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蒙古剧《银碗》、《森吉德玛》、民族舞蹈诗《鄂尔多斯情愫》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和“文华奖”，大型民族舞蹈诗《鄂尔多斯婚礼》入选国家30台精品剧目，秦直道为核心的影视基地正在规划之中。文化旅游业发展已成为文化产业的领军行业。2007年，全市共接待旅游人数达43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8.1亿元，创税1.4亿元。鄂尔多斯品牌价值200亿元。江源文化创业园区成为创意产业的集散地正在建设之中。
鄂尔多斯的文化建设，历经3万多年的演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轨迹，已走上了一条文化自发、文化自醒直至文化自觉的经济与文化互动、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之路。
地方文化发展未来展望
韦伯和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原先整合在一起的不同领域的逐渐分离的过程。如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的分化，文化从政治经济中剥离。而我认为，这种分离到一定程度又会表现为更高程度的融合，如文化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和结晶。
文化产业是二十一世纪最具增长潜力的朝阳产业和支柱产业。这已为目前全球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所证实。全球95％的文化市场份额为50家娱乐公司（传媒）所掌控。美国电影公司中，时代华纳和哥伦比亚就占据了82％的利润。全球音乐制作业主要被美国5家大型跨国公司掌握。法国戛纳是只有9万人的小城，但通过举办电影节，以电影文化带动了商业、餐饮、旅游和会展业等系列文化经济发展，成为全球的文化旅游名城，形成了巨大的文化生产力。
鄂尔多斯文化是以蒙元文化为主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特色文化。“十一五”是鄂尔多斯建设文化大市的关键阶段。按照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到2010年，全市人均主要文化发展指标要达到自治区领先水平，文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分别达到15％以上，使文化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文化发展走进全国先进行列。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经济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社会消费结构将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这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从目前鄂尔多斯文化与经济互动的发展轨迹和趋势分析，鄂尔多斯文化发展整体尚处于初级阶段。可以预测，未来10年中，鄂尔多斯文化发展将呈现一个大的跨越式发展的趋势。
（一）文化发展将出现快速发展趋势，发展势头良好。
1.这是经济文化互动发展规律性的结果。鄂尔多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呈现高速高效态势，人均GDP已实现10000美元，但文化发展相对滞后，与经济发展极不适应，成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短腿”。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为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
2.二十一世纪，全球许多国家都把发展文化产业放到战略性高度，中国亦不例外。鄂尔多斯市委政府在十七大召开后明确提出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的目标，并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如投资45亿元打造文化创意园区，请鸟巢设计者赫尔佐格设计100座各具特色的建筑；投资36亿元建设七大文化标志性建筑；投资10亿元建设秦直道影视产业基地；投资500万元对恩格贝生态建设基地重新进行规划等。全市还制定了系列文化发展规划，出台了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和规定。
3.鄂尔多斯文化发展已初具成效。2007年，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产值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达7％左右。文化知名品牌和文化艺术作品已初显魅力。如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鄂尔多斯婚礼、蒙古三部曲等。
（二）文化与经济的交融更为紧密，文化旅游业将成为地区经济的支柱产业：
1．地区政府在关于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目标中提到，文化产业及从业人员占GDP及全部从业人员比将达到15％，文化产业占第三产业40％以上，文化产业占GDP比重8％以上。文化产业年均增长30％，使其成为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文化发展走进全国前列，建成全国文化先进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为实现这一目标，全市正从培育文化品牌、打造文化产业集群、建设标志性文化基础设施、组建文化企业集团、发展文化旅游业、培育文学艺术作品等几方面来进行运作，并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文化旅游业将成为文化产业的领军行业。2007年，旅游业实现28.1亿元，比上年大幅提升。黄金旅游线路，特色旅游景点、原生态的旅游文化整合将是发展文化旅游业的亮点。目前，黄金旅游线路的盘点中，主要以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园和文博园为中心，呈网格辐射状，包括响沙湾、恩格贝、七星湖等沙漠自然景观、七大文化标志性建筑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人文景观，以及大路新区、神东工业旅游区、天然气化工园区等工业景区。特色旅游景点包括国家A级旅游景区和工农业示范点20家，如萨拉乌苏文化遗址、九成宫、七星湖等。原生态的旅游文化资源及整合将是未来鄂尔多斯文化发展的最具竞争力的要素。如沙漠生态旅游资源、独具特色的马文化资源、恐龙足迹化石、阿尔寨石窟、准格尔召等。文化旅游业将围绕“成吉思汗长眠地、鄂尔多斯蒙古风”整体旅游形象，突出“天骄圣地、蒙古风情”这一主题产品，全力打造鄂尔多斯旅游知名品牌，将鄂尔多斯建成世界知名的蒙古族文化旅游的代表性地区和游牧民族风情旅游区，建成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三）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发展将呈现产业集群趋势
文化产业集群主要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具有整合文化资源，增强区域综合竞争力、推动区域创新和超速发展等功能和作用。文化产业集群是全球文化生产力形成的主要载体。好莱坞的电影产业、硅谷的IT业、日本的动漫游戏之所以享誉全球，主要依托于产业集群的发展。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在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表现即以文化产业集群形态出现。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向企业集团化方向聚集。政府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主要表现在创造优良环境、增加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培育各类文化软实力人才等方面。而文化产业集群将各具特色。以蒙古族民俗文化和成吉思汗文博园为重点的草原文化产业集群将以蒙古族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婚礼文化、祭祀文化及产品来体现鄂尔多斯文化的个性和特点；以响沙湾、恩格贝、七星湖为重点的沙漠文化产业集群将以神奇的沙漠植物类产品、林沙产业产品、沙漠生态型产品等体现鄂尔多斯沙漠文化内涵；以鄂尔多斯人遗址、秦直道、阿尔寨石窟、恐龙足迹化石等为重点的历史文化产业集群将从时空角度透视鄂尔多斯35000年的演绎轨迹；以漫翰调艺术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集群将从原生态角度展现鄂尔多斯原汁原味的艺术魅力；以标志性建筑和工业旅游区为重点的城市文化产业集群将向世人展示更具实力、充满活力、富有魅力、文明和谐的现代化鄂尔多斯的风采。
（四）文化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将会凸显
全市八个旗区自“十五”以来经济发展差距迅速拉大。主要表现为东部四旗区与西部四旗间的差距。2007年，最高的东胜区地区生产总值290.01亿元，财政收入65.12亿元，最低的鄂托克前旗只有22.88亿元和1.54亿元。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直接决定了社会事业的发展程度，尤其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未来10年，鄂尔多斯各旗区将把挖掘整合本地文化资源放到非常重要的议事日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将出现高潮，旗区之间文化产业的竞争将趋于白热化，文化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将会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