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论文(6篇)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1
论文摘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思想建设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关键是要创新方法、拓展途径，不断增进武装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胡锦涛同志在同青年代表座谈时，要求全国广大青年“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在人生的关键时期确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立志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终身奋斗。”当代中国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党领导的社会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需要确立正确的方法论，通过方法创新和途径拓展不断增进武装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尊重青年的主体地位，调动青年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积极性
作为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成长的一代青年，他们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积极进取，思维敏锐，善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开拓新领域，具备许多超越前辈的优点和特色。但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和透彻的理解。面对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交织的时代，不少青年在自觉寻求理论支持，希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获得价值追求与精神归宿。
既然学习、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当代青年内生的一种现实需要，那么，他们在教育活动中不是消极被动的被改造的客体，而是具有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等主体性特征的人。他们的主体地位应该得到确认，受到尊重，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应该得到激发，发挥作用。因此，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首先应在基本教育理念上凸显主体性教育思想，实现方法论的重大转变，尊重、保护青年的主体地位，以当代中国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来设计、组织武装教育活动。
青年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是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学习主体所具有的本质属性，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独立性相对于依赖性，主动性相对于被动性，创造性相对于复制性，而依赖性、被动性和复制性恰恰是在传统教育中受教育者的主要特征。一方面，受教育者依赖教育者直接传授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依赖教育者给出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以致于离开了教育者便无所适从，从而丧失作为主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受教育者消极被动地接受教育和改造，缺乏主动性，游离于教育活动之外，尽管他们能够在各种检查、考试情境中复制出教育者所教授的内容，但这种复制不是真正的内化，不能构成外化为行为的基础。结果是“说归说，做归做，行动归行动”的知行脱节，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无疑是低效的。因此，尊重、保护青年的主体地位，以当代中国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来设计、组织武装教育活动，实质上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超越。
以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建构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活动，就是要把培养独立性、创造性，调动和发挥主动性的要求贯穿教育过程的始终，在交往、互动、对话中，实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心与心的交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心入脑，转化成内心信念和行动指南。
二、着力建构与社会发展趋势和当代青年发展特点相适应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其预设目标的实现程度，其教育内容对人们思想观念影响的深刻性、持久性，以及对人们思想意识判别、选择、理解力等诸方面所产生的强化作用。”而这种有效性问题往往会在具体教育活动和实际操作(实施)环节中显得更为关键，需要我们加以重点关注和解决。比如，在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我们经常讲要实现“三进”，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对此，不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就机械地认为：进教材，写进教材中去就完了；进课堂，确定开设一门课程就可以了；进头脑，加大灌输力度就行了。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虽然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满意度和接受程度与我们的预期还有很大差距。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青年中获得普遍接受和认同，必须把有效性作为一个基本取向，着力建构与社会和时展趋势相适应、与当代青年对理论信息的接受特点相协调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
首先，传播方式、教育方式要由单向性向多向性拓展。“过去马克思主义传播、教育理论与实践，曾过于强调传播、教育过程中传播者和教育者的主导作用，而把受众、受教育者置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没有足够重视其主体地位，以致出现过分强调灌输的片面倾向。”与以往的教育环境所不同的是，在当今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十分发达，城市乡村、各行各业的青年都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如网络、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介获得信息资源，而不像以往那样只能靠书本或者领导、老师、家长与长者的传达、讲授来获得。因而，在当代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单向性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而需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渠道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全国青年当中的覆盖率和受众面。
其次，传播与教育方式应注重显性影响和隐性影响的相互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拓展和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性，这种变化在当代青年身上反映得尤为明显，他们在价值选择、理论认同上更加主动和自觉。因而，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采用灌输这种显性影响的传播与教育方式虽然是必要的，但也要注重多重渗透，为青年自主学习、自主选择创造条件，使显性影响和隐性影响共同发挥对青年的理论教育功能。只有贴近实际，通过多种方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渗透到当代青年日常生活之中，引导他们在一种潜移默化的环境与氛围中自主选择、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
三、积极开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的有效载体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是新世纪面向当代中国青年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普及运动，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重大举措，需要选择恰当的载体形式。就目前的经验来看，可以积极开发以下几种有效载体形式。
1．编写出版面向青少年的理论普及读物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一本曾被毛泽东盛赞其胜过十万雄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读物，其成功之处就在于以通俗化的语言表述阐释深奥的哲学理论，且并没有因其通俗性而丧失学术性，成为党的理论建设与理论普及教育的典范。因此，在当代中国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理应把这种实现理论普及的方式和经验继承下来，以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每年都会组织专家编写《理论热点面对面》，该丛书对人们普遍关心但又存在种种疑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给予了解答，在青年中也受到普遍欢迎。
2．编辑出版理论宣传画报
这是一种以图片、画报的形式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载体方式，它“按文配画、以画解文”，以鲜明、形象、可感的图片、画报、海报等向人们解释、说明那些看似深奥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近年出版界先后出版了《画说邓小平理论》、《图说邓小平理论》、《画说江泽民“三个代表”》、《画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画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画说科学发展观》等图书，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发挥了向广大群众和青少年普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积极作用。
3．组织多种形式的人文社科报告会
理论通常是通过纸质媒介来传播的，这往往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使人们觉得理论晦涩难懂，只能供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来研究和阅读。因而，要在当代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使这些理论成果走出书本、走出书斋、进入当代青年日常的学习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在大学校园里，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在大学生当中举办关于理论传播、理论宣讲方面的报告、讲座越来越受到他们的欢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结合青年学生、部队战士以及青年公务员、青年工人、青年农民的思想与生活、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为他们举办人文社会科学报告会、理论宣讲会、社会思潮评介讲座青年骨干理论培训班等，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4．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理论解读
在当今时代，电视、网络、报纸、广播等传播媒介日益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青年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建构发挥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打开荧屏、网络，我们注意到，解红楼、评三国、读论语等文化娱乐活动在当代青年中颇受热捧，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典著作、传统文化在他们中的普及。因此，在当代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理论武装，我们当然应该借鉴和运用这些传播媒介来推动理论的普及工作，可以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搬到电视、广播中和网络、报纸上进行解读，从而扩大理论在青年中的影响力和受众面。
四、注重引导青年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因而，让青年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是马克思主义普及化、大众化的成功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实现的思想升华与理论总结。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要注意克服理论学习与实践教育脱节的现象，更加积极地拓展实践教育途径引导广大青年在参与社会实践中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2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既是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时展的必然要求，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和应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
(一)时代的发展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产生于革命战争的硝烟之中，发展于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时期，其内容有许多与当今时代难以协调。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发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只有这样，党的思想理论才能引导和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提出的新的要求。
(二)社会主义建设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理论来指导。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在前进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严重滞后于时展，不能很好地回答和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所提出的各种思想政治问题和现实问题，客观上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三)国际形势变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
当今世界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一切又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特征。全球化浪潮中经济上的相互渗透必然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思想政治文化的相互激荡，在开阔的时空之中，不同思想文化相互学习、借鉴、交流、融合、竞争和斗争，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化相对处于强势，而我国则处于相对弱势。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解决人们深层次思想问题方面遇到了严重挑战。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批判与继承相统一的原则
该原则就是既要批判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理论中不适合当代社会形势，阻碍社会发展的理论内容，代之以新的符合社会需要促进社会发展的理论内容，又要继承传统理论中仍具有生命力的内容，特别是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的目的是为了继承，继承必须以批判为前提，批判必须以继承为归宿。单纯强调批判，就会导致虚无主义：单纯强调继承就会导致理论的停滞不前。
(二)扬弃与借鉴相结合的原则
该原则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必须看到，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借鉴是远远还够的。当前，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我们已经借鉴了西方国家的许多优秀成果，但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我们对西方文化总是以批判为主，对西方先进文化持虚无主义态度，这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的突出表现。
(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协调的原则
无论是对经典理论的新阐释，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掘：无论是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先进成果的借鉴与吸收，还是有关学科知识及成果的吸纳，都应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协调的原。也就是要把古今中外优秀的普遍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当代中国国情，与当代中国人民的实际这个特殊性相结合，使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特殊的中国当代实际相协调。
(四)改革与发展相一致的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新，既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改革，又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是改革与发展的一致。改革与发展相一致的原则，要求我们辩证地认识二者的关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发展必须以改革为基础。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都要坚决冲破，就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从而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
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实施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不仅需要坚持一定的原则，还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才能实现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主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
(一)科学阐释思想政治教育的经典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要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辩证法来培养人们的生活态度，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辩证法是哲学的思维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思想境界。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它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复杂，有更多更深刻的矛盾，只有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分析和判断当代社会的矛盾，才能更深刻全面具体地认识社会，才能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生活道路，才能超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使人生充满活力，富有生气，使生活境界保持蓬勃朝气和有所成就。
(二)始终坚持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揭示的真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历史，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紧密结合当代实践，与时俱进，开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新境界。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创新应结合以下理论和实践热点来进行：一是要用和平与发展的理论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以时代特征；二是用改革开放理论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以发展动力，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视野；三是要用可持续发展理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关注人身自由的思想道德到探索人的思想政治道德同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生存环境的关系，以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全球视野和全人类意识；四是用科教兴国理论和素质教育理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从国家富强和民族兴亡的高度，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为根本取向，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五是按照人力资源理论要求，让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担当人力资源开发的重任，努力改变中国深层文化思想结构，为培养选拔任用人才创造有利环境。
(三)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理论
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所谓“中国特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符合中国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兼容道、法、佛、墨等思想的传统文化，其中有丰富的思想品德教育理论。这些理论的精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也成为世界文化之林中的奇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使其凸显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永远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传统文化确实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和推动力。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国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四)充分借鉴国外优秀成果
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立，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社会的到来，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课题，而我们对这一切则缺乏经验，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则相对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那种在思想领域盲目自大、闭关自守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对国外的各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行分析、比较、鉴别，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结合我国国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新。其实，西方国家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历经文艺复兴时期、工业革命时期、新技术革命时期发展到现代高度发达的国家，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是博大精深的。西方国家的天赋人权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分权制衡理论以及自由主义思想、人本主义思想，都有其进步意义和借鉴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3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金融学
一、困惑与迷思
人类历史是无数伟大文化的剪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与斑斓中迤逦，一个个疑问会久久在耳边萦绕：为何拥有先进技术的古代中国没有孕育出工业革命?为何周礼中的“泉府”没有演进成现代金融体系?徘徊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字里行间，我们甚至不能寻找到答案的缥缈踪迹。
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的信实，但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他们买东西的人要带自己的秤”。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封建权力，文化和礼仪只约束普通人，对权贵却毫无约束，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道德精神与国民行为恰恰相悖。韦伯认为文化是社会追求的体现，16世纪席卷欧洲的新教(Protestantism)继承了文艺复兴的灵魂，“以身许主”的新教理念造就了辉煌的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相反，中国古代社会是“依靠政治权力积累经济财富，城市贵族既没有封建印记也没有资本主义特征，而是靠政治投机，全靠升官(才可以)发财”，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儒教与道教基本持否定态度，儒教和道教“缺少个性和独立司法，国家层面缺乏流动资本竞争”，因而不可能孕育市场经济。2006年兰德斯在《经济学展望》(JournalofEconomicsPerspectives)重要位置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质疑：尽管古代中国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尽管古代中国应用技术始终自我复制，但这种文化缺乏积累与升华，古代中国交易关系依赖个人信任、缺乏法律保护。兰德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社会忠诚、社会信任，社会进步几乎完全依靠个人努力，更可悲的是煌煌华夏文化仍主宰当代中国文化，最终他得出结论“睡狮渐醒?绝不可能”。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今天都是从历史中走来，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先贤们不止一次试图走出困惑，摆脱传统文化的悲观宿命。国民教育是屡被提及的自强救国途径之一，早在1902年中国高等教育的雏形“壬寅一癸卯学制”就提出高等教育要以“端正取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或许是出于学习西方科技的急功近利，又或许缘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读，中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官方宗旨却放弃了上述原则，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使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梅贻琦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了其中的弊病，他提出“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窄，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梅贻琦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的概念，却洞悉了通识教育的本质。
一般而言，中国高等学府中的通识教育应当根植于饱受西方学者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冲破这个亘古迷思?以经济理性为根基的现代金融与“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切点解吗?
二、通识教育释义与国学殇逝
1．通识教育起源与内涵
“通识教育”起源于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的“博雅教育”(LiberalArtsEducation)，博雅教育以“七艺”为主要教学内容，即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古罗马和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起源，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现代大学都秉承了其研究独立、言论自由的传统。英国剑桥、牛津两所大学是当时的典范，牛津、剑桥设立之初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自由、公平、沉着、稳健和智能”的绅士。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后，剑桥、牛津等象牙塔出现了人文与自然科学并立的学术格局。大学不但为新兴资产阶级培养了专业技术人才，更主要的是缔造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根基。人们经常以“绅士”代指英国人，实质是一种敬业、自由、开放的国民精神，正是这种文化使英国成为当时的世界翘楚。
随着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重心，20世纪上半叶“通识教育”开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学府盛行，并由此衍生出芝加哥模式、哈佛模式、哥伦比亚模式等表现形式。透过纷繁的学分、学制等概念，美国通识教育的重点仍然是培育美国政治制度文化根基。“通识教育”是本科教育或者至少是初期本科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识教育课程并非逸兴所致的随意挥洒，“核心课程”要经过专门的委员会审定，教学内容、精泛读文献由全校最著名的教授确定。教学安排上课程内容也十分密集，以芝加哥大学人文学为例，它要求学生在六七门课程中任选一门，但无论选择那一门都必须连续3个星期阅读柏拉图、莎士比亚、福楼拜、卡夫卡、康德拉等人的原著。通识教育教学方式非常灵活，注重学生团队合作精神。20世纪90年代芝加哥大学曾开设过一门名为“财富、权力与美德”的通识教育课程，由本科学院院长主讲，20多名博士做助教，助教与主讲院长每周沟通讲授内容，每个助教带两个班，每班20人，每周两次各80分钟的授课，考核方式为学生每两周交一次作业。
2．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探珠撷英，我们不禁惊讶于其瑰丽与华美：深邃而浩繁的诸子百家，壮阔而隽永的唐诗宋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朱程理学等等。在岁岁如斯、代代如是的环境下，与其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得以流传的先贤思想，毋宁说是维系民族认同的象征体系。古代中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农耕文明，早在盛唐时代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原粮产量便达到4524斤，这一数字足以令当时的欧洲瞠目结舌。任何现代文化都是历史的投影，传统文化不是现代的点缀，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民族血脉。正如人不能离开社会，社会同样离不开传统文化，背叛自身传统文化的社会将注定消亡。
从文化发展视角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兼收并蓄的综合文化。炎帝神农氏战胜东夷太昊伏羲氏的典故之源就是夏商文化冲突，公元前16世纪商文化容纳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先秦文化涤荡中的佼佼者，此后数千年孔子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孔子所谓的“罕言利”是斥责权贵聚敛，实际则提倡义利并重，主张“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儒家文化精神的本质更应该是“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临终前告诉子贡：“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孔子对古文化的眷恋、对儒家学说被异化的担心在临终慨叹中一览无余。果然，孔子及儒家思想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被统治者伪装成了“利而巧”、“君子耻言利”，与其说这是后世儒生的误读，毋宁说这是统治者的有意安排。
数千年封建长夜中儒家精神也曾闪耀一时，宋代书院对以儒学进士进行了激烈批判。以四大书院(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为代表，儒学的真正继承者认为教育的关键是使弟子形成一贯的道德情操，书院教育不是弟子致仕捷径。诚如朱熹所言“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而其所以教之具，则皆因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正是摒弃了仕进思想，书院文化才培养了大批宋、明、清各代名流(如王守仁、顾宪成、魏源)，以书院文化自标的东林党人甚至发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呐喊。与中世纪的西方大学相比，书院教育与大学“通识教育”殊途同归，教育中所积淀的文化传承才是今天高等教育最弥足珍贵的大学精神。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锁的大门，西方思潮随之而来。尽管封建官僚将西方科技排斥为“奇淫技巧”，但也不得不惊叹科技手段带来的便捷。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到胡适的《独立评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并把中国落后原因的矛头指向了被统治者异化的传统文化。然而新文化运动中新与旧、中与西并非形同冰炭，胡适在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提到“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儒学的道德伦理从理性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归到原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历史背景中的地位”；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也曾提到“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学，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于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
当代学者在解读新文化运动时却提出了“全盘否定论”，认为传统文化阻挡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应该全部摒弃，美籍学者林毓生是这种思潮的代表。1949年后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体系模仿前苏联模式。前苏联大学体制的特征是以专业划分高等教育结构，试图培养某一学科领域的“高级人才”。虽然这种集中化的大学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却摒弃了通识教育原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一批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由此诞生，同时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批名校被肢解。1952年中国大学院系调整对“通识教育”的打击是致命的，人文学科因为“资本主义性质”被全盘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被取消了专业设置，与实用技术无关的国学则被摒弃出大学之门。1952年院系调整固然培养了大批工科、医科、师范类学生，但对人文学科、大学教育乃至民族文化的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香港学者甘阳先生将之称为“大学的终结”。大学“通识教育”的本质在于孕育学生人文素养和科技创新能力，现代大学教育不同于技工学校，技能训练模式下学生可以很容易被训练成“匠人”却很难成为“大师”。
三、金融学发展与当代中国金融学“通识教育”
1．金融学的概念及其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2001)指出“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摆脱不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就金融学科来说，东西方的金融学科，也同样是分别根植于东西方文化平台之上。当然，金融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导源于市场经济的本质，并从而有其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普遍意义，但共同规律在不同文化平台上的显示，却决非必然雷同”。按照黄达教授的界定，广义金融学研究范围包括“与物价紧密联系的货币流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短期拆解资金市场、资本市场、保险系统以及国际金融等领域”。
现代金融产业发展早已超越了金融中介模式，获得了主宰世界经济的魔力，1929年美国股灾、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美联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都充分显示了金融对世界经济的话语权。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相关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MM定理、VaR理论等一系列新概念几乎重构了现代金融学。总体上国外著名大学金融学教学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经济学院模式”的核心课程是“货币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货币经济学侧重研究货币运行、金融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重点是构建学科基础理论：货币金融学侧重微观层面，如风险敞口计算、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等。20世纪70年代之前“经济学院模式”是主流趋势，侧重基础理论发展，对金融业务的研究不充分。现阶段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经济学院模式”被纳入宏观经济学研究框架，在任何一部国外流行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货币经济学相关理论，代表刊物是《货币、信用与银行杂志》(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20世纪70年代后“商学院模式”逐步兴起，该模式以公司财务和资本市场理论作为基本组成部分，独特之处是以金融工程、计量经济学、现代统计方法作为技术手段，对相关问题进行定量判断。“商学院模式”重视处理实际问题，对金融业务、机构管理的研究高度依靠计量模型，代表刊物是《金融杂志》(JournalofFinance)。尽管两种模式已经并存了近30年，但“商学院模式”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操作技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是主流发展方向。
2．当代金融的文化印记
中国当代金融学高等教育分为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层次，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本科培养目标是“具备坚实的金融学基础、较强数学功底、计算机及外语应用能力的应用型、实践型人才”，硕士培养目标是“有深厚金融学理论基础，掌握应用技能，具备很强的解决金融实际问题能力的高级金融人才”，要求博士具备“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独立从事金融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能主持较大型科研项目和探索重要金融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培养目标来看，金融学本科、硕士教育主要是培养实践型人才，而博士教育主要是培养理论创新人才。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异常重要，是因为社会行为理念决定了居民的金融行为，如果单纯移植西方金融理论，无论采用“经济学院模式”还是“商学院模式”都会使金融学高等教育脱离中国本土文化土壤。
在“经济学院模式”中M2/GDP是衡量一国经济货币化水平的关键指标，20世纪90年代中国M2/GDP突破100％，按照“经济学院模式”这一指标快速增长可能会扭曲金融结构。如果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
就不难理解了。西方人常惊讶于中国的高货币化水平，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传统理念却很容易解释上述问题。“商学院模式”所倡导的公司金融根植于西方“信托责任”(FiduciaryDuties)，16世纪所有者无法控制航行于浩瀚海洋的探险舰船，信托责任便由此诞生(Young，2002)。随着英国皇室不再从事商业行为，普通法系逐渐成为公司金融的根基。在新教加尔文教派影响下，新大陆移民把新教伦理溶入“信托责任”，加之美国继承了普通法制度，“信托责任”获得了滋生土壤。非精英制度是普通法系的灵魂，在多数情况下陪审团成员都不从事法律工作，这种非职业化的法律制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简直匪夷所思。中国最初的公司源于清末洋务运动的“官督民办”，复兴于20世纪80年代初，资本市场在建立之初便与“信托责任”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内涵。虽然不能把中国资本市场全部问题归结于此，但银广夏、蓝田股份等一系列问题必定与缺乏“信托责任”有关。实际上，不仅仅是中国，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无一例外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单纯移植西方公司金融理论，忽略中国文化传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金融实务都不可能有突破性进展。
3．当代金融“通识教育”思辨
如果说缺乏“通识教育”，理工科高等教育仍然能培养出技艺高超的“匠人”，那缺乏“通识教育”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则注定陷入“白马非马”的尴尬境地。西方金融学理论的哲学根基是经验主义。由经验主义衍生出个人主义，进而衍生出交易自由、经济自由、金融自由。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中国金融根植于一个具有悠久集体主义历史的国度，居民对集体的信任要远强于对个人的信任。中国商业银行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时至今日中国本土商业银行都有着浓厚的国家背景，与其说居民信任银行股东能管理好存款，毋宁说居民信任国家行政能力。也正出于对国家能力的信任，中国金融业渐进式改革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西方金融理论则难以解释资本充足率曾经偏低的银行为何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银行。
毋庸置疑，西方金融学和金融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仍远在中国之上，向西方学习对提升中国金融产业发展、提升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意义也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代中国金融学高等教育开始系统引入西方金融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相继翻译了一系列国外金融学经典原著，同时编写了诸多以西方金融理论为主体的金融学教材，提升了中国金融学教育水平，促进了金融学科发展。在引进西方金融理论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理论对受教育者潜移默化的文化侵蚀。中国高等教育生存于中国本土，无论在哪个层面，金融学高等教育都必须适应中国实际，这就要求我们对学生开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通识教育，以保证学生的中国文化印记。通识教育不仅能提高金融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在中西文明中找到结合点，进而成为黄达教授所言的“东西方文化平台上自由往返和‘漫游’的人才”。也只有通识教育才能奠定学生的中国式人文意识，在学习、实践、科研中探索，发展适合中国的金融改革道路。
如果将当代中国镶嵌在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背景中，通识教育对金融学、高等教育，乃至国家民族的意义就更加显而易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传统文化维持民族认同，失去自身文化的民族甚至很难延续。如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及其文化理念真正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主流思想，中国不仅会成为文化上的碎片，也将成为经济上的碎片。同时，中西文化、教育也存在可融合性、共通性，“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明教之心”，扬弃传统文化并吸纳西方理论的先进部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融贯中西的学术思想体系。
四、金融学科的新桃与旧符
1995年国家教委召开“文化教育试点会议”，高等学校开始把“通识教育”提上日程，自此各大学不同程度加强了人文教育。有观点认为，中国“通识教育”的改革途径有两条，一是大规模调整课程体系，模仿哈佛、芝加哥等名校建立本科学院，复旦大学的“复旦学院”即遵循这种路径，但成立本科学院涉及所有专业，不太可能断然在全国范围推行；另外一种方式是依靠现有师资力量，增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这也是多数高校的做法。金融学科“通识教育”既有与其他学科的共性，又有自身特殊性。
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必须与中小学教育衔接，如果没有中小学作基础，大学“通识教育”很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在我们现行的中小学教育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散落于语文、历史、思想、音体美教学，没有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不应该是常识性教育，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前就应该对传统文化基本了解，一个民族直至大学才进行传统文化基础教育，这无疑值得反思。
在金融学专业中通识教育必须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完整了解，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底蕴、具备时代色彩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第二，培养学生文字能力，务使学生既能用浓墨重彩的语言描绘“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又能简捷勾勒出“枯藤，老树，昏鸦”；第三，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当前高校学生考核一直针对个人，“通识教育”应该重点培养学生团队精神，一个可能的途径是考试以团队形式进行，并以团队成绩替代个人成绩；第四，加深对经典著作的认识，目前国内大学的普遍做法是开设“××导论”、“××概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应该采取助教辅导下的原著阅读，授课重点应该是讨论而非讲授。
金融学“通识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推进学科整体建设，学生必须能接纳西方先进理论，进而学贯中西。任何高校都很容易拿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课程设计体系，至于授课内容是否能与国际接轨、是否能建立扎实的金融学教育根基却考虑甚少。金融学主干专业课程设计必须突出各高校自身科研优势，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身的研究传统。国外著名经济学、金融学流派都是基于高校各自的研究传统，甚至多数学派都以学校名称冠名。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现代现代美育研究述略
【中图分类号】G40-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9-0043-02
20世纪初,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开始兴起。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传播的新思想与新文化,使我国美育在民主和科学思潮的鼓舞下,引起哲学界、文艺界、教育界普遍的关注。“五四”以后,美育依然成为现代中国的一大论题,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蔡元培等人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下,我国美育和学校艺术教育的历史进程经过不断的改革、充实,艺术教育学科建设趋于系统化,从专业设置、师资培养、课程建构到教材编写,都有了一定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时,中国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现代美育理论框架。当时的美育实践基本是按照以审美的方式启蒙大众,即塑造符合新文化的道德标准、科学标准和审美标准的“新人”。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用各种艺术形式尤其是大众化的小说和戏剧书写新的道德意识、科学观念和民族理想,使重塑国民性成为中国现代美育启蒙的核心。
中国现代美育理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对象,现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拥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首先,涉及了中国现代美育的建立、理论构架、操作原则等方面。关于中国现代美育建立的研究文章,如杨平的《中国现代美育之建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作者认为从范式的角度看,美育在中国是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的,其至少要涉及到几种学科范式的转换,一是美学范式的建立,二是教育范式的转换,最终才是美育的建立。并且认为美育在世纪初是一种宽泛的教育范式,也就是说,美育是一种大美育的观念和体系。关于其理论构架的,如杜卫的《论现代美育学的理论构架》(《文艺研究》,1993年第5期)一文。作者认为现代美育学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建立一个自己的范畴系统,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继承与借鉴中创新。关于其操作原则的,如易健在《“通过自由给予自由”――谈现代美育的操作原则》(《美育时代》,2006年第2期)中提到,现代美育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则:自由性原则、交流性原则、体验性原则、整体性原则、深远性原则。与此同时,作者还认为“审美教育活动其具体的操作原则既要遵循审美活动的规律,又要遵循教育活动的规律。如何将二者有机地融合起来,科学地总结、制定出现代美育科学的操作原则与实施手段,是现代美育学研究的内容之一”。
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经久不散,这和它本身的种种特点和本质特征是分不开的,因而其本质特征及特点也是研究内容之一。姚全兴在《论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特点》(《江西教育科研》,1989年第4期)中认为可以将其概括为:爱国主义和审美理想的统一性;人生(社会)和艺术(美)的结合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关性;现实主义和空想主义的二重性这四点。姚晓南的《论现代美育的本质特征》(《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中,作者认为美育不应被排除在教育方针之外,把美育看成是德、智、体“三育”的一部分从而取消其独立性,不利于美育的实施,也有悖于美育的本质。现代美育的本质是情感教育,这一本质使美育明显区别于其他教育形式。美育的情感教育本质决定了美育具有自由性、愉快性、个性化和非实用性等教育特征。
易建在《现代美育是一种感性的情感的生命教育》(《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中认为,美育确实是一种直接影响人的生命本体、本源的教育,一种全方位的生命教育。美育始终关注的是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人的自我完善、自我优化。
因此,作者认为现代美育是一种偏于感性的教育,是一种情感的教育,是一种始终关注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的生命的教育。这一观点在其专著《现代美育研究》中也有体现,并且更为具体。姜艳华也认同这一理论,在其硕士论文《现代美育与人的感性发展》(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中认为,作为一个现代性范畴,“审美”的核心意义本来是“感性”,“现代美育是一种促进感性发展的教育”。
陈建翔在《现代美育:从结构主义到节奏主义》(《教育科学研究》,1991年第2期)与《人的生命节奏与现代美育》(《学术论坛》,1992年第2期)中,都提到了人的生命节奏与现代美育的关系。前者认为现代美育在“立美育人”过程中,不但需要结构主义的观点,而且应当建立节奏的概念。受教育者主体的生命节奏是他们审美学习的重要条件和立美发展的“核心细胞”,现代美育应把它作为实践的出发点和研究的逻辑起点。后者认为现代美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美育,它是指“要将美的准则付诸教育的操作形式、内容结构和目标系统本身,建立教育与美的内在本质联系,创造出教育自身的美,亦即达到‘立美育人’。”在这同时最关键的就是要寻找和确定现代美育的基本要素和操作起点。作者认为,人的生命节奏是人感受客体之美以掌握世界的内在的方法论,是人建立主体之美以获得全面和谐发展的核心细胞,因此现代美育的基本要素和操作起点是人的生命节奏。
关于中国现代美育与艺术教育关系的研究文章,如陈池瑜的《中国现代美育与艺术教育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中,作者认为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中国现代新型教育体制的建立及艺术教育的实施,美育与艺术教育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中对20世纪上半叶以蔡元培和鲁迅、林风眠为代表的中国美育理论进行总结,并对以刘海粟、丰子恺、颜文梁等为代表的艺术教育思想作了较系统的研究,认为早期美育理论和艺术教育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现代美育的功能的文章,如李政云的《现代美育与创新精神的培养》(《教育探索》,2002年第7期)。文章通过对现代美育的阐释及其与创新精神间内涵联系的梳理,揭示了现代美育的感性教育、情感教育和生命教育的功能,及其在促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发展和创新精神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作者认为现代美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受教育者对生活、对人生的审美态度。徐景熙的《现代美育与现代人格塑造》(《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现代美育是美育的“与时俱进”,是为适应社会和人的发展需求而作出的自身的机制更新、功能更新。它除了具备传统美育形象性、情感性、渐进性等特点外,还应注入新质新貌,形成自由美育观、发展式美育观;以多元化、个性化、高品位的当代审美文化提高受众审美层次,弘扬民族精神,完善、优化现代人格塑造,促进人的自由、主动发展。
此外,还有对现代美育理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的文章。如杜卫的《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本土意义与历史局限》(《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6期)中,作者首先对作为启蒙思想的中国现代美育理论进行了介绍,接着论述了对美育与德育关系的独特理解,最后指出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局限。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是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一部分,拯救和改造国人心灵的启蒙意图决定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在阐释西方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以及处理感性与理性关系、个性与社会性关系、美育与德育关系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本土化意义。他认为由于历史的局限,这种理论存在着相对忽视感性和个性、夸大美育的社会功能和实践性较弱的局限。在文章的最后提到,我国当代美育研究却仍在重复前人的理论,很少有从事美育理论研究的学者走向学校,走进课堂,走入学生当中,研究具体的美育教学问题,是有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另外,张雪在《综合美育是现代美育模式发展的必然形态》(《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中首先谈到了现代美育模式理论和实践框架的建立发展及弊端。作者认为当今的美育模式是种片面美育,其在教育心理思想上和实践上存在的诸多弊端和自身在根本上难以克服的弱点,必须进行改革。而具有合理性、可行性与优越性的综合美育的实施,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有效可行的模式。
在这其中,还有一些具有回顾性、总结性、前瞻性的文章,如段茂南、杨留兵、段晓静《百年中国美育的回顾与前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文中回顾了20世纪中国美育和艺术教育发展与演进的艰难历程,指出美育和艺术教育对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就新世纪的美育和艺术教育的意义、方法和途径、目标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梁红燕的《我国现代美育发展历程及其启示》(《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梳理了我国20世纪美育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并针对其中存在的美育研究的理想色彩与教育、心理研究的片面性以及美学界与教育学界、心理学界缺乏共识等问题,提出未来美育研究需关注或改进的地方。作者认为20世纪的美育一直处于“附属性”地位,美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方面存在着较大的脱节现象,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美育发展中得到改善。
谭好哲在其《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进程与目标取向》(《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一文中提到,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现代美育的倡导、确立与初步探索时期,建国至今的50多年则是中国现代美育的沉寂与再恢复以至繁荣发展时期,前后两个阶段的美育理论研究和美育实践探索各有其关注重点和时代特色。但无论前期还是后期,为兴业强国的目的而新民立人,始终都是中国现代教育也是中国现代美育的目标和使命所在,从而使中国现代美育具有了深刻的历史与人文蕴含。而程镇海则在《从“立民”到“立人”――百年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转向》中梳理了百年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肇始、衍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展示了本世纪中国美育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最终完成从“立民”到“立人”的转向。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总之,目前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都已趋向成熟。由于中国现代美育的思想观念及其理论体系对于当代的审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至关重要,因而该课题仍值得学者们进行深入地研究。
参考文献
1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2易建.现代美育研究[M].海口:南方出版社,2000
3王善忠.美育教育研究[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
4杜卫.现代美育学导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
5席勒.美育书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5
一、认清当代艺术发展与高校艺术教育之间的联系
当代艺术的迅速发展，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当代艺术具有显著的跨界与多媒介特征，因此传统的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已不符合当代社会对当代艺术人才的需求标准。目前，当代艺术的发展与高校艺术教育存在脱节的现象，高校艺术专业教育仍采取保守的教育方式和固定的教育内容，其原因有二：一是办学理念僵化，教学内容的不拓展；二是学校管理闭塞，接受外来信息较少，基本为课堂教学，很少走出校园放眼社会。在这样一个闭塞的教育环境中，只有少数学生和一些教师通过网络、书籍、展览了解当代艺术的新观念、新发展。而当代艺术发展需要具有独特艺术能力的顶尖艺术人才推动，这些人才的培养多数来自高校的艺术教育。因此，艺术教育的改革就需要强调当代性，设置当代艺术相关内容的课程来补充艺术教育发展的当代性特征，进而完善中国当代艺术研究和当代艺术教育的学术体系，使艺术教育体现时代效应。
二、当代艺术植入艺术教育的意义
将当代艺术植入艺术教育具有三方面的现实意义：一是时展对艺术教育与时俱进的要求，培养的艺术人才要想适应当今社会对艺术人才的要求，就要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适应当代艺术发展对艺术人才的需求标准。二是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当代艺术以其观念与形象的创新性和大众审美性，在塑造我国文化艺术形象、弘扬中华文明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代艺术已成为国家发展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当代艺术更应该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参与其中，完善已有的艺术教育体系，适应当今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三是完善中国艺术教育体系的需要。目前，中国的艺术教育中以传统与古典艺术为基础的教育体系相对比较完整，而多元、多变的当代艺术在教学运用方面相对滞后。尤其当代艺术已成为表现当下中国的重要文化载体，是中国文化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教育体系中亟待拓展当代艺术的内容，通过艺术教育体系的完善，对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历史性蜕变进行理论上的梳理，特别是在教育学层面上的当代性研究。
三、艺术教育的当代性手段
（一）走出课堂、开阔眼界
当代艺术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化等特点，强调个性的观点与认识，对其他艺术观点不予排斥且可共存。在表现形式上，当代艺术不同于传统艺术形式，采用多种方式和媒介的综合运用，如光、电、数字影像信息等。从当代艺术的表达上可以看出，艺术形式之间在不断地融合与创新中进行交流，给予了艺术更为广阔的发挥和表现空间，艺术学科之间不再进行界限分明的分化，而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成为当下的艺术教育的趋势。基于这一发展趋势，教师应该将学生带出课堂，走向艺术市场，去领略各式各样的当代艺术；多参加艺术沙龙、艺术论坛以及各种主题性当代艺术展，让学生在近距离地接触中加深对当代艺术的理解，从而扩宽学生的艺术视野，让学生领略到以前在学校课堂教育中不曾看到的广阔艺术天地。
（二）培养创新思维与能力
任何的艺术创作，最重要的环节不是制作而是构思，考量的是艺术家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只有不断突破思维的惯性，才能创作出广受欢迎的优秀作品。艺术教育也要创造性地塑造艺术人才，塑造具有创造力的艺术人才，而不是把学生看作原材料，把学校看成生产线，制造出标准化的“机械产品”。在艺术教育中，创造力的培养应学习西方艺术教育中先进的教育思想，按照受教育者的个性特点自愿选择，运用启发式、互动式教学，通过发散思维、收敛思维等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加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发散思维的训练可以使学生超脱惯性思维，通过多方面的联想与想象寻找到多条解决问题的途径，将对余下的较为独特的事物进行深入分析。收敛思维的训练则是在已有的众多信息中寻找最佳的解决问题方法的思维过程，在收敛思维过程中，要想准确发现最佳的方法或方案，必须综合考察各种思维成果，进行综合的比较和分析，因此是具有创新性的整合。利用这些训练手段可以帮助学生打破习惯思维的桎梏，冲破局限，开拓无限的思维空间。
（三）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实践
在艺术教育中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还要通过理论研究，促进艺术创作的提升。一些艺术高校的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不够扎实，缺乏艺术理论内涵，当然也就较少关注当代艺术评论。其实，对于当代艺术的学习与理解，不仅可以通过观看当代艺术作品获得，也可以通过分析当代艺术作品获得，即当代艺术批评。当代艺术批评往往分析的是现阶段比较主流或受业界推崇的艺术作品、创作观念以及创作手法，或者是受到贬斥的“反面教材”，这些批评性的文章真实反映了当代艺术的前沿问题，给予学生以最新的创作指导信息。因此，在艺术教育中除了实践教学外，学生还要加强对当代艺术批评的关注。在教学中，教师可以设计一些互动讨论活动，让学生对最新的艺术评论信息对应作品进行讨论分析，表达自己的观点，加深对当代艺术创作思想与形式上的理解和运用。在思想观念上对当代艺术有了透彻的理解，必然会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领悟能力，教师也能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创作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和引导方式。
（四）艺术教育理念从学历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变
当前是一个开放与包容的时代，资源与信息的共享，使教育格局由传统封闭式教育转变为全方位开放式的教育。学生不仅可以在学校、课堂获得知识，同时，也能从社会活动中获取最新的艺术信息。在教育过程上，从学历教育向终身教育拓展。也就是说，艺术教育不仅指向艺术专业的学生，更指向艺术专业的教师和广大的艺术爱好者。要培养出优秀顶尖的艺术创作人才，艺术教育者需要紧跟时代的脉搏，不断更新自身的信息库和知识结构，才能提高艺术教育教学的质量。对于广大的艺术爱好者，要从课堂教育向实践教育发展，通过终身教育增强大众的艺术修养和艺术素质。
四、结语
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篇6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教育；现象学精神；中国
中图分类号：G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3-0128-04
Inspirationsfrom“phenomenologicalspirits”tothedevelopmentof
WushueducationinmodernChina
FANHua-mei
（DepartmentofPhysicalEducation，GuangdongMedicalCollege，Zhanjiang524023，China）
Abstract:Guidedbyphenomenologicalspirits,theauthorexpatiatedonmodernChineseWushueducationinsuchaspectsasrationality,valueandscientificresearch,andputforwardthefollowingopinionsafteranalysis:rationalWushueducationshouldisaprocessofeducationwhichcanhelpstudentstogainselfunderstanding,selfrespectandselfexaminationinWushupractice,aprocessofeducationwhichsatisfyspiritualandculturalneedsofstudents,aspecificexpressionof“peopleorientated”Wushueducation;suchaneducationalrelationshipisthepreconditiontoensurethatvariousWushueducationvaluesarewellrealizedcomprehensively;scientificresearchesonWushueducationsarealsostartpointstosolvespecificproblemsinWushueducation,butnotbuildingallsortsofvirtual,profoundsystemsof“cultures,theoriesanddoctrines”inapurelytheoreticalway.
Keywords:traditionalnationalsports；Wushueducation；phenomenologicalspirits；China
现象学是20世纪初期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并以其较强的弥散性对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种哲学思潮。虽然经历了中西方学者跨世纪的研究探讨，但发展至今仍没有形成具有严格意义的学科体系，因为现象学本身就是复杂多义的概念。“现象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而是一个由不同理论、学派组成的思想运动”[1]。这种思想运动通常被现象学家称为“现象学精神”。所谓现象学精神，是指现象学研究者应当具有的“回到实事本身”的勇气，是一种“面向实事本身”的态度、信念或方法论”[2]。现象学“面向事实本身”的精神要求我们以怀疑的态度来批判时下流行的各种话语。现象学在研究事物本质与现象关系的时候十分重视对“完善理性”的追逐，在逐步削除现象表象达到一步步接触到现象“本质”的过程中，需要树立持久的“悬置”意识，以及现象学扎实的科研态度等。
最早将现象学理论引入到教育学领域的是德国海德堡大学校长克里克。他首先把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对现象学的本质分析方法应用到教育科学研究当中，奠定了当代教育现象学的研究基础，国内教育学研究者则常将其称为“现象学教育学”，教育现象学研究对象从“存在与意识”、“本质与现象”的宏观研究到具体教育现象问题研究，使当代中国武术教育发展的现象学探索成为可能。对于中国武术教育而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历史构造注定会产生武术教育丰富多彩的现象。一方面，我们承认“武术教育不仅仅指武术教学，它还包括通过这一教育过程使受教育者从身体上、技能上、品行上、人格上得到教育塑造”[3]，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科研普遍重视不够，武术科研“竞技化”现象严重。因此，本文基于对当代武术教育表现出来的矛盾问题的思考，试图从现象学方法论角度对当代中国武术教育引入现象学的“小零钱”思想，以及“描述性研究”、“对话式访谈”等教育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以期为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1从现象学精神对“完善理性”的反思看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理性
“l9世纪后半叶，科技理性主义成为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思潮，这种思潮也对体育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让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体育问题的观念”[4]。而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发展同样面临着以人文理性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质疑，这便是现象学研究提出的理性追问：“自然科学能从自身中获得自我理解吗？自然科学是一种能够自我反思的科学吗？”[5]。鉴于此，当代中国武术教育也不禁反思，当前的中国武术教育“关系”理性吗？教育内容理性吗？教育过程能够帮助学生实现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吗？
武术教育本是一种培养健全人格的实践活动，本应关注人自身价值的弘扬，关注人性精神层面的构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然而，武术教育自身日渐科学化、技术化、专门化使武术教育关注的“意义本质”变成了“工具本质”。在学校武术教育中，学生作为受教育对象成为武术教师捍卫自身教育地位的筹码，在复杂多样的技术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关于武术人文价值的探讨日渐稀少。在教育内容上，国家武术主管部门于20世纪60年代统一创编的“长拳、太极拳”等内容，已经在学校体育教育中推行近半个世纪，时代的发展以及学生价值需求的转变已经让“计划、统一”为特色的教学内容感到羞涩，各体育专业院校以及开设体育教育专业的普通高校正在努力创建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武术教育体系，如陕西的“翻子拳、劈挂拳、通臂拳”，四川的“峨眉武术、青城武术”，山东的“螳螂拳”，河北的“八极拳”等。指出当代中国武术后备人才的主要特征是“说得多、写得多、练得少”，但是这些武术人才“说得多”并非针对学生群体说得多，“写得多”也不是关于武术教育凸显的实际问题而论，好多文章是对过去武术文化知识的现代化翻译，所谓的武术科技也是以优质武术内容对现代科学解剖手段的验证。诸如太极拳等武术内容用科技理性来“裁决”其合法地位对于武术人文价值的弘扬毫无作用。如有学者对太极拳中老年人群身体健康状况的机能监测研究综述中发现：“研究结论具有高度一致性，即太极拳练习者的心肺功能、免疫机能以及心理健康水平等各项指标都优于不经常锻炼者。”[6]诸如此类的研究对于武术教育人才的培养来说是否需要从教育理性的角度去审视。
现象学是一种以反思见长的哲学思维方式，除了对上述武术教育内容的反思外，武术教育模式也是其反思的问题。武术教育的实施目的在于传承武术技击实战方式、传递武术人文理念、延续武术爱国精神，帮助人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生命旨趣等。如中国武术“止戈为武、点到为止、内圣外王、宁静致远、温良恭俭”等精华思想，恰恰是现代武术教育应当格外强调和珍惜的。但这些人文精华观念在学校体育教育平台上被“封了口”，武术只能因“体育”而教育，而不是因“文化”、因“历史”、因“审美”、因“生活”而教育。在普遍强调体育教育的结构性特征的情况下，武术教育对于学生而言丧失了传统的生活中意义，对于教师而言武术教育成了流于课堂形式的工具性意义。
因此，完善武术教育理性不仅表现在适当引入现代科技教育理念与方法，还应当兼顾武术本身蕴含的人文特质，使中国武术教育在科学解释与人文描述中得到全面促进和发展。
2从现象学精神对“教育关系”的确立看当代中国武术教育价值的实现
现象学认为：“师生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师生间相互理解与对话的主体间关系。”[5]但这种师生主客对立的局面却在当代中国武术教育中长期存在着，进而导致武术教师对“教”的价值产生怀疑和厌倦，学生对自己“学”的动机发生动摇。这不仅让我们更加怀念中国武术传统教育范式中才能看到的“师者乐教、生者乐学”的融洽现象。
传统武术教育范式中，武术拳师与弟子对自身所参与的武术教育实践活动普遍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他们之所以坚信武术教育的实践价值，原因有：1)武术这一文化现象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彼此的价值需要在武术教育过程中得到双方的肯定和褒扬；3)稳固的师生情感使彼此对武术教育的价值认定更加牢靠。拳师对自己精湛的技艺信心满满，需要获得徒弟的认同和赞美；徒弟通过学习武术可使自己的技艺、道德、品行、情操得到锤炼和提高，需要获得师傅的鼓励和表扬。如许禹生先生言：“习拳术者，一为诱导智识之官能，一为修养道德之忍性。”这足以看出作为教育者的武术大师，他们对武术教育的“育智、育德、育体、育心”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为这种教育价值对于个体或群体、古代人或是现代人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拂古思今，当代中国武术教育价值认同弱化甚至异化的根源也在于当代武术教育过程中师生关系的对立、冷漠、机械的操作方式上。武术所蕴含的个人和社会价值历来都是十分丰富庞杂的，安身立命、强身健体、锄强扶弱、修身养性、保家卫国、弘扬文化、继承民族精神等，这些也都是武术教育参与主体之所以躬身实践的价值导向。而这些武术教育价值却在当代社会的大背景下黯然失色。如形式多样的武术教育被压缩到体育教育的小版块儿当中，致使武术教育所承载的个体、社会性价值因“课时少、重技术、轻理论”等问题而无从实施；如武术教师把武术教育当做是一份“混饭的差事”，武术课堂成了保持教育关系的唯一场所，师生关系由过去的理解和对话变成了技术动作的机械链接；再如武术教育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个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创收、家庭琐事、人际关系、个人成长需求等占据了教师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武术教师对培养优秀武术人才获得的成就感、满足感、欣慰感较为模糊。与此同时，学生对武术的价值认同开始分化，并消极应对武术教学实践。
3从现象学精神的“小零钱思想”看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科研
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哲学，对其它人文社会学科做出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小零钱”思想的提出。所谓“小零钱思想”，主要是一种工作精神，对武术教育科研工作者而言，就是从武术教育过程中的小事情、小问题抓起，对各种教育现象资料进行归纳和反思，解决实际的小问题。胡塞尔曾屡次告诫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基础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需要的不是大钞票，而是小零钱，现象学家要做考古工作者，而不是建筑设计师，进行理论研究工作，需要的不是激情，而是明察和反思，不是凭空构陷，而是脚踏实地的分析和描述。”[7]
周伟良[8]曾在《传统武术俗文化特征散论》中对近代武术科研发展的趋势做出过判断，即“不少研究者似乎只对武术与一些思辩、理智、高雅的文化现象诸如古典哲学文化等发生兴趣，鲜有对它的俗文化属性进行研究。”这种武术科研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且这种来自于武术科研宏观层面的走向也正在严重影响着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的科研状况。大有用宏观的武术科研代替微观的武术教育研究的趋势。广大武术教育研究者也一味追求“立言玄妙、行事雅远”的研究风气，致使不少武术教育研究成果理论构造泛滥、新词频出、歧义迭现，很大程度上成了“造词”工作。武术教育实践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假、大、空”风气的冲击下似乎变成了“饭炒蛋、蛋炒饭”的事情。
“教育研究既有相同于科学研究的一面，也有自身的特性，基本属于行动研究”[9]。自“教师即研究者”观念提出以来，教育研究受到“制度化教育”的驱动，并被赋予“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特征，使教育研究逐渐成为某些专业人士的“专业”，成了置身于直接的教育教学过程以外的“研究者”的专职。一些高校武术教师在科研思想上表现出如下特征：1)通常把承担各级各类课题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2)把武术教育研究简单地看成是写文章；3)对交叉学科的运用上，理论审视多而有效策略少；4)尽力拔高，企图建构出某种高深理论，导致结果僵化无用。这样的武术教育研究成果对武术教育实践的推动效果是软弱无力的。
针对当前我国武术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国家教育部及部分学者早就提出了具有改革意义的措施。2001年颁布实施《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至今已达9年；与教育部联合制定的《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颁布至今已达6年；邱丕相针对当前学校武术教学内容形式单一、动作枯燥，难以调动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提出了“淡化套路、突出方法、强调应用”的策略；王岗[10]提出重构学校武术教育体系必须强调“国学意识”；杨建营[11]提出了武术教育是“国家内驱力”的基本保障等。还有一些关于武术教材、课程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方面的改革性建议，但也只是停留在文字阅读层面。我们认为，武术教育科研的重点应当是如何唤醒、激发有关管理部门的重视，通过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制度来推动武术教育的改革进程，在实践中发现新问题、寻找新出路。
虽然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是以构建新的哲学认知体系为初衷，但我们感受更为真切、直接的则是胡塞尔敢于直面现实问题并进行深刻反思的勇气和精神，即“现象学精神”。当代中国武术教育的开展是异常庞大的系统工程，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教育现象。长久以来，人们对各种武术教育现象中的错误观念视之为“自然、必然、想当然”的做法无疑缺少现象学对事物“原态、原点”进行“悬置”反思和批判的意识和魄力。在现象学精神的启示下，理性的武术教育应当是能够帮助学生在武术实践中获得自我理解、自我尊重、自我反思的教育过程，是以学生精神文化需要为内容指针的教育过程，是实现“以人为本”武术教育的具体体现；是以人之情感为联系纽带的武术教育关系，这种教育关系是确保各种武术教育价值得以全面良好实现的基本前提，而非以“物质回报、课堂规范、考核标准”等非人性因素为基础的；武术教育科研也是以解决武术教育中的具体问题为出发点，而非“纸上谈兵”式的构筑各种玄远高深的“文化、理论、学说”等虚无体系。这便是现象学之所以为“学”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现象学之所以产生如此深远教育影响的根源所在。
参考文献：
[1]数字中国.现象学方法的七个要点[BE/OL].省略/show_hdr.php?Xname=PPD
DMV0&dname=7F99G41&xpos=12，2007-05-20.
[2]蔡春.现象学精神及其教育学意蕴[J].教育研究，2009，21(8)：44-49.
[3]邱丕相，王国志.当代武术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体育学刊，2006，13(2)：76-78.
[4]陈俊钦.论科学体育观与人文体育观的融合[J].体育文化导刊，2007(1)：22-24.
[5]姜凤华，杜大源.教育异化的现象学分析[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6)：141-143.
[6]袁金宝.太极拳对中老年人健身效果的研究现状及展望[J].体育学刊，2010，17(3）：99-103.
[7]高伟.关于教育现象学的几个根本问题[J].当代教育科学，2007(9)：3-11.
[8]周伟良.传统武术俗文化特征散论[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2，7(3)：22-27.
[9]李瑾瑜.教育学基础[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