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例(12篇)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1篇1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Parsons（TheSystemofModernSocieties，EnglewoodCliff，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Kerrt（IndustialismandIndustrialMa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of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andRosovsky，Balassa，Wolf，Chen，Bhagwati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PackandWestphal，Amsden，White，Wade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Gray，《亚洲的崛起》（AsiaRising，1995）一书的作者JimRohwer，《东亚之锋》（TheEastasiaEdgeRoy，1982）的作者Hofheinz，Jr.andKentE.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威胁论——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篇2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贸关系；新挑战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01-064-4
当今世界经济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大潮流下并行不悖地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球涌现，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指狭义上普遍认同的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以及经济货币联盟等形式。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内容广泛深入，涵盖的范围大大扩展，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统一的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共同的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甚至提出要具备共同的民主理念等。
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不仅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特点，而且反映了世界多极化曲折发展的新趋势。在参与国际经济的活动中，中国顺势而动，融入潮流，一方面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积极推进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合作的总体布局，实施以自由贸易区为契机的发展战略。阿拉伯世界是一个拥有22个国家、142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3.39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群体。50多年来，中阿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中阿关系的良好发展符合双方的利益，而频繁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将这一关系不断提高到新水平。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开始进行调整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基于国际贸易固有的外向型特点，中阿经贸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世界经济复苏态势的影响，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和阿拉伯国家经济多元化的发展有利于中阿经贸合作关系朝着更深层领域的拓展。阿拉伯国家作为中国的第贸易对象国，其经贸关系的发展取决于阿拉伯国家自身的供求关系市场和支付能力，以及中国所提供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在中阿之间的贸易往来中，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已成为集消费、劳动力、技术和资金为一体的综合市场，这就为中阿经贸合作关系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一、中阿经贸关系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走向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阿拉伯世界对我国经贸发展愈显重要，它不仅是我国进口能源的最大供应方，而且也是重要的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合作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从长期来看，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困难是暂时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发展前景广阔。中阿间良好的政治关系和巨大的经济互补性为双方开展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当前阿拉伯国家普遍实行的工业化强国战略，将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机电设备、信息通讯等高新技术产品以及物美价廉的纺织制品提供巨大而稳定的市场。
（一）中阿经贸论坛的成立和发展
国际和区域论坛不仅是全球流行的多边对话、交流和智力碰撞形式，而且可以形成颇具规模的消费链条和低碳经济。成功的大型论坛，不仅可以集纳高端、专业和权威智力资源，为国计民生发展和内政外交决策提供方向性、趋势性和全局性的判断、预测和建议，而且能着实形成以会议服务、高档消费和旅游观光为核心的内需拉动，形成论坛GDP，改善经济和就业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实现以服务、旅游、贸易和文化产业为龙头的产业升级，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中阿经贸合作论坛的长期举办，必然会填补这一空白，并有望形成世界性论坛品牌。
2004年1月30日，中国外交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在开罗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04年9月14日，中阿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开罗召开，中国外交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在开罗签订“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在“行动计划”中，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在贸易、投资、能源、科技、农业、环保、工程承包、劳务及其他项目合作；鼓励双方非官方机构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开展合作；推动社会、文化和新闻等领域合作和互惠发展。自从中阿论坛成立以来，中阿互信互利关系进一步加深。
（二）中阿经贸合作的发展走向
双边贸易不断上升，是双方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双方经济的互补性。中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为实现持续发展，每年进口的油气不断上升。双方投资起步良好，前景广阔。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人口结构；经济发展；关联度；耦合关系；东北地区
人口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1]。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方面，人口的年龄结构、城乡结构以及文化结构等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与效益；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波及人口结构，对城乡人口变化、人力资本积累等产生联动效应。有关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2~13]。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口年龄结构中，一般认为0~14岁和65岁以上人口是被扶养人口，若这一部分人口较多，会使社会保障体系面临财力支撑的风险，对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人口的城乡结构主要在城市化过程中通过促进集聚经济的形成、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积累，进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人力资本通过带来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增强城市竞争力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产业结构变动为主要特征的结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是现代经济基本的增长方式，中国已经进入依靠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人口性别结构受生理因素以及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限制，而其一旦形成，又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从人口失业结构来看，经济增长会增加劳动就业岗位，从而降低失业率，因此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已经被主流经济学理论和实证分析所接受。反之，若经济发展水平发生变动，人口结构各方面也会随之产生联动效应。整体来看，国内外学者较多的关注了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单方向研究，而对于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及协调性方面研究成果甚少。因此，基于前人的研究工作，本文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除大兴安岭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外）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和耦合度模型，探讨影响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因子及其作用强度，揭示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的时序变化与空间分布规律，以期为优化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实证依据。
1研究方法
11.1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本文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比性等原则，同时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特色，分别构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指标体系。通过频度统计法和专家咨询法对指标进行筛选[14~16]，为保证人口结构系统和经济发展系统的完整性，全面分析人口结构系统和区域经济发展系统关联关系，最终选取7个人口结构指标和11个区域经济发展指标构建了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测度指标体系（表1）。所使用数据来自《黑龙江省统计年鉴》[17]、《吉林省统计年鉴》[18]、《辽宁省统计年鉴》[19]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或移动平滑法补齐。人口的统计口径为户籍人口。
11.2研究方法“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的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21]。2000年以来，不断有学者将此方法运用到经济发展、城市化、生态环境、能源效率、旅游业等领域[22~26]。本研究通过构建灰色关联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对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进行测度。计算方法如下：1）选择分析序列。本研究的两组分析序列为人口结构（Xi）和经济发展水平（Yj）。2）无量纲处理。鉴于上述两组分析序列的原始指标数据量纲和数量级不同，为便于比较，在进行灰色关联之前，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X'i(t)与Y'j(t)。3）计算关联系数。采用邓氏关联系数方法计算关联系数ξij(t)。ξij(t)=miniminjX'||i(t)-Y'j(t)+ρmaximaxjX'||i(t)-Y'j(t)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篇4
关键词：文化产业经济增长VAR模型
引言
201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要让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根据测算，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3479亿元，比2010年增长21.96%。江苏省也加快了由文化大省建设成为文化强省建设步伐，到2012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多。但是江苏文化产业发展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江苏省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不够，文化产业结构不合理，文化产业效率较低，文化产业领军人才缺乏，这些问题制约了江苏省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也抑制了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
文献回顾
文化产业是一个产业链长、产业关联度大，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的产业，它能够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综合的联动效应（王乾厚，2008）。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
英国文化学派认为文化产品是可以批量生产的，文化是可以产业化的生产力，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文化生产力来实现。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首次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认为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途径可以通过文化资本的报酬递增来实现。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研究发现，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导产业发生质的变化，文化产业可以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Wynne（1992）研究了英国文化产业发展与相关城市和地区发展的关系发现，文化产业迅速增长不仅是英国的大城市经济发展的显著推动力，而且还是英格兰中北部一些旧的工业城镇经济发展的显著推动力。Gnad（2000）的研究也发现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德国Ruhr-Gebiet地区经济发展的显著推动力。Graham、Ashworth和Tunridge（2000）认为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可以升级与重塑地区文化资源，提升各处文化资源的历史和艺术的吸引力，进而吸引更多的参观者；还可以提升地区形象，吸引高层次的投资者和高素质的劳动者，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如Beyers利用OECD国家1980-1996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证明文化产业发展是OECD国家在统计区间内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DominicPower使用1970-1999年的时间数列数据，证明文化产业的发展显著地提高了瑞典的就业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第三个层面是深入分析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如Kibbe认为文化产业发展在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方面具有外部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远大于对GDP的贡献率。Allen采用2001年美国48个州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改变了企业的投资模式，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拉动了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张斌（2009）引用多个国家统计数据认为，要使得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子，还需代以时日。王林和顾江（2009）根据长三角地区14个城市1992-2006年的年度数据实证分析认为即使在当前准入门槛较高的情况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也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存量、资金流入规模等因素影响了文化产业的增长效应。边璐、张璞和张江朋（2013）研究表明人均GDP增速对于文艺娱乐科研业、其他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产业没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后两者对于人均GDP增速则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作用。成学真、李玉（2013）以1994-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在罗默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计量经济模型，针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还很大，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现阶段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相反，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于经济的发展通过财政的支持来促进。陆立新（2009）采用1990-2006年的样本数据，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作了实证分析，定量揭示了我国文化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郑仕华（2012）基于2007年的浙江省投入产出表的资料数据结果表明：浙江省文化产业具有很好的关联和波及效应，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浙江省文化产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远大于国民经济发展对其拉动作用，文化产业应采取主动的发展模式。陈石清、李健健和龚芳（2010）利用湖南省1991-2008年文化产业相关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认为文化产业增加值对地区经济的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是文化产业总产出没能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文化产业的发展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水平分别用GCI、CIIV、PCI三个指标来度量。GCI为文化产业规模化指标，用文化产业的总产出与名义GDP之比，反映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文化产业所在GDP比重越大，则规模越大。CIIV为文化产业集约化指标，用文化部门中文化产业增加值占文化产业总增加值比重，该指标反映文化产业结构水平，文化产业结构越优化，集约化程度越高。PCI为文化产业专业化指标，其值等于第三产业文化产业增加值除以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数，该指标反映了文化产业的运行效率，运行效率越高，专业化程度越高。经济增长指标用传统的实际GDP来度量。
原始数据来自《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GDP来自《江苏统计年鉴》，选取时间段为1996-2009年。本文所使用的软件为STATA12.0，各个变量说明如下：GDP=实际GDP，以1996年为基期，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处理；GCI=文化产业的总产出与名义GDP之比，CIIV=文化部门中文化产业增加值占文化产业总增加值比重；PCI=第三产业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数。
计量方法
本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来研究江苏省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考虑变量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对称地对待每一个变量。VAR模型在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时，涉及采用变量的一阶差分形式还是采用变量的水平值形式。由于样本数据较小，根据Toda和Phillips（1993）的建议，本文采用一阶差分形式而不采用水平形式，如表1所示。
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
（一）单位根检验
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存在，本文对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为了消除时间序列容易产生的伪回归，还能使得趋势线性化，并且可以消除异方差以及反映两者之间的弹性值。在时间序列的分析，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来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并根据AIC和SC最小准则，和实际情况综合确定滞后阶数（见表2），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
从表2通过ADF检验可以看出，所有指标在一阶差分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证明其序列平稳。所以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即为I（1）过程具备协整的必要条件。本文进一步进行协整分析，来检验各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二）协整检验
在进行协整检验时，首先采用VAR模型中的AIC准则、SC标准以及更为严格的对数似然比检验等标准综合考虑VAR模型中变量的最优滞后长度为2，由于协整检验选择的滞后阶数等于无约束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减去1，因此Johansen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表3给出Johansen检验的结果。
协整分析结果表明，零假设r=3时，迹统计值小于临界值，因此拒绝该假设，LNGDP、LNGCI、LNCIIC、LNPCI至少存在协整关系，即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为：
长期来看，文化产业的结构优化每变动1%，经济增长同方向变动0.71%；效率的提高每变动1%，经济发展同方向变动1.1.9%，而且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促进作用最大。但是文化产业规模的扩大每变动1%，经济发展反方向变动1.35%，长期对经济发展的反向减缓作用。由于R2=0.7616，说明这一模型拟合度较高。对协整方程进行平稳的检验，伴随矩阵特征值落在圆圈之内，表明协整方程是平稳的。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时，VAR模型必须含有误差修正项。同时为了避免数据样本较小而造成的结果的不稳定，在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VAR模型中的I（1）序列取一阶差分形式。
表4给出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LNGDP是LNGCI、LNCIIV、LNPCI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是（0.026，0.001，0.70）。因此，就江苏而言，是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文化产业规模扩大、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但是文化产业规模的扩大、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garanger原因的概率是（0.447，0.723，0.678），这就说明，在目前阶段，江苏省文化产业规模的扩大、结构的优化和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但是文化产业效率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大于结构的优化。
本文利用江苏省1996-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江苏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非常微弱的，但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促进了文化产业规模的扩大、结构的改变和效率的提高。对一些国家而言，很可能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出于不同阶段、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政策的地区而言，很有可能是经济增长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结论及不足
第一，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清楚地表明，从短期来看，存在着文化产业规模、结构和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短期内经济增长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但是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弱，这与成学真和李玉（2013）结论一致。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是文化产业规模有限。文化产业在我国起步较晚，我国在1998年才在文化部下组建文化产业司，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事业建设，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才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规模有限，2009江苏省文化产业占GDP比重仅为3.5%。二是在文化产业规模有限的情况下，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分工专业化程度不高，文化产业结构也相对来说简单，文化产业结构反映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水平，所以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也比较低。三是文化产业规模有限，专业化分工程度不高，必然使得文化产业效率较低，从而使得对经济的发展推动作用有限。
第二，由协整分析可知，长期来看，我国文化产业规模、结构和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长期内文化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拉动作用；文化产业规模关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1.35，即文化产业规模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1.35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结构关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是0.71，即文化产业结构优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71个百分点；文化产业效率关于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是1.19，即文化产业运行效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19个百分点；即从长期来看，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而文化产业规模扩大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性，这与预期不符。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原来是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不分，大多数是非赢利性的文化产业，基本上相当于我国的文化事业。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地方性民间艺术、高雅艺术、有形或无形的文化遗产等这些部门只是消耗经济资源，却难以带来经济效益，它们注重的是产品的文化属性。从这种角度看，非赢利性的文化产业近似于一种公益性的基础设施，是为社会的和谐运行服务的。虽然非赢利性文化产业也会带来某些收入，如门票收入或其他服务性收入，但并不刻意追求赢利，所以其规模越大，投入越多，反而分散了政府对其他能产生经济推动作用产业的投入，使得经济增长的推动为负作用。二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是政府主导型产业，大量文化资源掌握在国企文化单位，被国有企业垄断，文化产业规模扩大，表明国有企业垄断程度越高，反而对经济发展起着阻碍作用。
第三，误差修正模型中经济增长的短期动态方程的判决系数为0.7616，这表明，短期内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可以用本模型中四个变量的短期波动以及它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解释76.16%，但还存在大量的其它因素（如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技术进步等）影响经济增长，而这些因素没有被引入模型。
由于计量经济学的样本容量与各变量有着明确限制，而我国文化产业历史资料较为欠缺，统计数上数据缺乏，只能取得1996-2009年的数据，进而限制了研究的精确性。
对策及建议
（一）深化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文化产业运行效率
深化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政事分开”“管办分离”。过多的行政干预导致文化企业整体经营效益低下，需要消除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建立现代管理体制，文化企业需要以盈利作为根本目的，而清晰的产权、有效的激励制度能够激发企业积极性，更加主动地进行文化作品创造，企业以市场主体身份参与各类市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能够获得更多资金，让企业实现跨越性发展。
文化产业体制的改革要积极引进社会资本，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社会支持。融入社会资金，一方面可以引进社会竞争机制，让文化企业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文化生产效率，生产面向市场、大众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还可以使文化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文化产业体制改革应该提高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质量。要运用艺术和经济手段大力培养和引进一批高素质的文化经营管理和文化艺术创作人才，同时通过美育教育培养“生活的艺术家”和文化市场的消费者。另外，必须变文化产业政府主导型为市场主导型，提高文化产业的运行效率，完善相关的文化产业市场政策和法规，使得文化产业发展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二）提升文化产业价值链，优化文化产业结构
用科技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文化行业，促使新型内容和传播模式产生，可以带动传统文化行业的升级换代。创意是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层动力，可以充分利用文化资源的潜在优势，发挥创意性，开发更多新奇的文化形态和创意品牌，促进产品链与价值链的统一，实现文化产品的文化价值向商业价值转变，增加核心层文化产业新的生产能力，攫取产业链上游空间，使得文化产业层次结构和行业结构得到优化和提高。
（三）继续保持经济良性增长，提高文化消费能力
经济发展不仅有助于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提高人民文化消费能力，而且消费需求也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并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步发展，消费领域不断扩展，消费内容日益丰富，消费质量不断提高的趋势，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文化产品的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新兴的文化消费将促进以提供网络文化和文化休闲等服务的文化产品大规模地快速发展，文化产品、服务结构和文化产业结构随着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消费结构的转变而发展演变，文化消费成为文化产业结构升级的源泉，文化产业通过市场获得巨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乾厚.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8）
2.李怀亮，方英和王锦慧.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J].经济问题，2010（2）
3.王林，顾江.文化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来自长三角地区14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2）
4.边璐，张璞，张江朋.我国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3（9）
5.成学真，李玉.文化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3（3）
6.陆立新.文化产业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J].统计观察，2009（20）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篇5
关键词：文化；文化经济；黑龙江省知识经济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6-0026-02
文化经济是一个新兴的经济形式，它是随着物质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高度之后的必然的产物。文化经济是人类社会三次工业革命后“第四次革命”，它是一种独特的“朝阳经济”，区别于市场经济的常见经济形态，它是文化经济化的结果。那么何为文化经济？为什么要发展文化经济呢？黑龙江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又如何发展本省的文化经济，本文将一一展开细说。
一、文化经济概述
何为文化经济，文化经济与其他经济的区别在哪里，发展文化经济有什么作用？
（一）文化经济概念界说
在探讨文化经济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文化的相关知识。
文化寓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文化无处不在。德国的人类学家兰德曼说：“我们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我们又由文化所产生。这是一个伟大的因果循环体系，我们决定文化，文化塑造我们。缺乏文化，就缺乏了做人的起码条件。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的存在，同样，没有人去实现文化，文化也将不存在。”[1]由此可见文化与人类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文化的形态有物质的有形文化，也有精神的无形文化。它是人类在劳动中创造的，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同时又反作用于人类。它维系着一个民族的存在，是这个民族存在的文化凭证。这个民族通过自我认识经验的沿袭，确立了这个民族的真、善、美的价值体系及其信仰。文化的功能很多，比如教育、审美等等，但是文化的经济功能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力股。文化的经济功能体现在物质形态、管理、制度及精神等方面。文化的经济功能即是文化的经济化，其产业性体现即是文化产业。“所谓文化产业，包括为全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个体的总和。”[2]
上面探讨了文化的相关知识，并引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下面我们将介绍几种有关文化经济的代表性概念。
谢名家认为“我国今天的文化经济,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文精神为先导、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为依托、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新型经济”[3]；王来金认为“所谓文化经济就是以文化观念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为产业主体支柱的经济。文化经济是相对于物质经济而言的”[4]；张保权认为“文化经济是指文化的经济化，是以文化为轴心的经济活动，是指文化产品商业化，文化单位企业化,文化发展市场化。或者说文化进入产业，文化进入市场，文化中渗透经济的、商品的要素，使文化具有经济力，并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
综上各家观点，笔者以为，文化经济学是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探寻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殊关系以及文化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的边缘学科。它侧重于一般经济学的理论、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产业中的文化活动现象，并力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从较深层次上去揭示文化经济活动的特征、互相关系、变化趋势及客观规律。它关注于文化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配置、文化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并通过文化生产、文化供求、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价格、文化资源、文化投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经济管理等一系列主要范畴的具体分析，深刻地揭示文化经济自身矛盾运动和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
（二）文化经济与经济文化、知识经济的基本区别
文化经济的起始点是文化，落脚点则是经济，即常说的“搭文化台、唱经济戏”；经济文化的起始点则是经济，而落脚点却是文化，即所谓的“搭经济台，唱文化戏”。文化经济主要是由经济活动领域向文化活动领域的延伸，即把经济观延伸到文化活动中去，探寻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及其增长点，走的是文化的经济化之路；经济文化主要是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价值思维的探讨，侧重的经济领域中基本思维的质变，是如何看待物质利益的存活的艺术，走的是经济的文化化之路。
知识经济主要是基于知识及信息的生产、消费和分配上的经济，关键点在于知识与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文化经济主要是对知识经济外延的宽深化；文化经济内含了知识经济，知识经济主要借助文化因子实现自身的完满性升值。文化经济不仅含有科技等技术性因素，还包含了信念、娱乐性、艺术感、价值观等精神因素，既含有科学的精神，人文精神也得以张扬，最终达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满融合。
（三）文化经济涉及的领域
作为一种基于人文精神资源、物质资源及高度发展的科技知识基础上的文化经济，它涉及了文艺、广电、出版业、文娱、博物馆、影音制作、观光旅游业、表演业、影视剧院、图书馆、美术馆、餐饮业等领域。具体地说：“文化经济包括文化资源被运用于人类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包括专门生产文化产品因而可以明确地称为文化产业的那些行业的经济活动；也包括文化因素的应用向其他各行各业的渗透，使那些本来不是文化产品的产品中精神文化含量不断提高；除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以外，文化资源还广泛地应用于微观的企业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决策和调控,以及处理对外经济关系和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等方面；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本身是制度文化，它们的完善过程中也都需要利用文化资源。”[6]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篇6
【摘要】城市化进程作为当前国内重要的现实条件之一，其对民族关系发展产生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总体上看，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但在此背景下民族关系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且给民族关系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因素。分析城市化进程对民族关系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在此基础上思考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发展的对策建议，这对现阶段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及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民族关系发展
【作者】陈纪，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天津，300071
【中图分类号】D63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3-0007-007
中国的民族关系是在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和民族自身条件的综合影响作用下发展变化的。［1］(P105)城市化进程作为当前国内重要的现实条件之一，从积极作用上看，其快速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使城市不同民族群体之间交往频繁，增进了相互认知和相互包容，这些为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消极影响上看，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发展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种种问题，将引发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民族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鉴于此，笔者通过分析城市化进程对民族关系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在此基础上思考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发展的对策建议，这对现阶段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及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化进程与民族关系和谐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观点，民族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不同民族及其成员之间相互交往、互相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领域的关系、经济领域的关系、文化领域的关系等。在现实生活中的民族关系，一般表现为民族群体(或其部分)之间的、不同民族成员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与合作的关系。［2］(P341)总体上看，城市化发展带动的经济社会发展及民族交往加深等，在很大程度上对当前民族关系和谐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城市化进程因促使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而推动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事实证明，城市化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伴生物，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加以保证。在此意义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推进城市化发展战略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须调整民族政策和创新民族工作等，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民族政治发展，使民族群体之间政治关系得以和谐发展。有研究者认为，经济变量是压倒一切的因素，城市的长期发展主要是由经济力量来推动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是一种互动关系。［3］(P4)就是说，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使少数民族生产方式发生转变、竞争合作意识提升，以及城乡间劳动力资源得以合理配置等，为当前民族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民族群体之间经济关系得以和谐发展。同样，与城市化进程相伴而来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现代文明等，可以为民族文化发展注入一些优良的文化因子，为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照，推动民族文化发展与创新，使民族群体之间文化关系得以和谐发展。
城市化进程因促使民族间交往加深而推动民族关系和谐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推移，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成员不断增加且少数民族类别不断增多，使城市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深入。从当前民族交往形式看，不同民族群体及其成员既有以语言沟通、情感交流、物质交换等形式而进行的直接交往，也有通过报纸、网络、手机等形式而进行的间接交往，如穆斯林网站等。哈贝马斯认为：“从相互理解的角度来看，交往行为是用来传播和更新文化知识的；从协调行动的角度来看，交往行为起着社会整体化和创造团结互助的功能”。［4］(P79)例如，在民族交往过程中不同民族群体成员通过日常接触而形成的关系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合作等社会资本，使他们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帮助、相互包容、相互尊重。胡锦涛指出：“随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帮助，共同因素会不断增多”。［5］当前，城市作为不同民族群体生存与发展的共同空间，城市民族成员之间及其与流入城市民族成员之间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联系越来越紧密，使各民族间共同因素越来越多，差别因素越来越少，相互间合作性、互补性、依存性也在逐渐增强，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推动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和谐发展。
城市化进程因促使民族群体居住方式转变而推动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农村民族成员流入城市后，在居住方式上由原来的聚居走向散居，散布于东中西部各个城市中。并且，城市世居少数民族、新进少数民族在城市拆迁与改造过程中，原先相对集中的居住格局有些也逐渐被打破。随着城市化进程深入，城市不同民族群体间的交错混居程度大为提高且多民族社区逐渐增多，这种居住方式的转变为他们之间相互接触、沟通、交往提供了重要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城市汉族、少数民族及大量的流动人口共同居住在同一城市社区中，意味着不同民族群体及其成员以之为基础将形成一种新的地缘、趣缘、业缘关系，为日常生活中不同民族群体及其成员间的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提供可能。例如，居住于同一城市社区民族成员共同参与社区开展的公共活动，如社区文明创建、民族团结月、社区文体比赛等，他们在这些社区活动中彼此间建立和加深了友谊与感情，甚至使民族间通婚现象得以产生。惟有当两个民族之间语言能够沟通，有大量的日常社会交往、价值观念彼此认同，在法律上和权力分配方面基本平等，相互没有民族偏见和歧视行为等客观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族际通婚。［6］(P380)可见，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来的居住方式转变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族际通婚，反映了不同民族群体间开放、友好、团结，成为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一种体现。
民族理论政策研究二、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发展的特征分析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篇7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晚年书信；改革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1-0044-05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它标志着我们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和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达到了新水平。这也是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布局的细化和落实。重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原著，从社会哲学的逻辑地位出发，可以明晰的是，文化的改革发展始终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键）、生产关系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可以说，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不仅是中国正在深入推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也具有直接的现实关照意蕴。
一、当前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改革发展的理论依据
恩格斯的晚年书信主要写于19世纪9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受到了挑战和歪曲，恩格斯为了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着重阐释历史唯物主义而写了一系列书信。众所周知，恩格斯晚年之所以写下了这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直接原因是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和攻击，另外的目的是教育和帮助社会的许多领导人。基于这些原因，恩格斯在信中论证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充分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着重论述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提出了历史合力论的重要思想，以及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现成的结论和僵死的教条。尽管恩格斯为“没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清晰而明确的”[1]阐述这些问题而感到遗憾，然而这些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辉的思想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提供了重大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指导。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2]。具体言之，“社会发展过程也便是由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所组成的综合过程”[3]。在社会哲学层面上，我国现在进行的各项改革有其比较严密的内在逻辑[4]。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经济体制改革是各项改革的切入点，随后才逐步推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这是符合恩格斯晚年书信所反复强调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一组矛盾运动规律的。在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等）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经济体制属于生产关系的层面，经济发展方式当属于生产力的层面，相应地，政治体制改革（当前为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属于上层建筑的层面。这正印证了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反复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两条基本原理，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具有巨大反作用等。结合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境遇，许多疑问会迎刃而解。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
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认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5]591。在这里，恩格斯把经济状况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基础性地位，用词的关键是“归根到底”四个字，当然说明它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两种不同质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最终意义上的，而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各因素有时也起一定的决定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都要把经济建设作为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首先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各项改革的切入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经济状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占有基础性地位。
另外，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准确地解释了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的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5]667。它既包括以科学技术装备为标志的生产力，也包括“地理基础”“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以及“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但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是起决定作用的，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恩格斯的这一界定，更加深刻地说明了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6]。
再者，此处的“经济关系”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经济基础或者生产关系，它作为一种物质交往关系，它同生产力一样，也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即客观物质性。每一代人开始生产时，不能随意选择生产关系；同时，它的变革是由当时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发展要求决定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当生产力诸要素所蕴涵的生产的可能性获得巨大增长时，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就变得僵化起来，并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由潜在的转变为激化的形式，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或革命，或者在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不变的条件下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改变，或者根本改变旧的经济制度而建立起全新的生产关系：前者是一种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即改革，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属于这一种；后者是一种经济制度代替另一种经济制度即革命，历代王朝更替、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等都属于此类[7]。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们建立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生产关系中的许多环节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而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即根本经济制度，也就是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创造出在现阶段上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同时指出的是，它不是对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其弊端的根本性的革除。我们改变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形成新的经济体制以适应当前生产力的现实需求，才能真正体现经济因素的基础地位，才能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增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坚定性。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说到底，需要扫除旧的经济体制的障碍，把经济体制改革引向深入，这是我们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当前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改革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1890年10月27日）中，提出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有三个方面：同一方向、相反的方向和规定另外的方向[8]701。这说明，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在其经济基础所蕴涵的可能性范围内的选择本身也是一个动态过程。经济运动是一切政治斗争的基础，政治运动的根源毫无例外地在于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它必定要受经济的制约。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态势相比，同保护人民民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我国政治体制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邓小平当年就明确指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9]176，“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9]179。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存在严重的滞后性。第一，党政不分现象大量存在。这是提了多年而未改的问题，其危害是政府难以行使职权，责权相分离，容易出现两张皮，遇到事情相互推诿，工作效率低。第二，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没有很好解决。这是当前我国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的总病根。邓小平当年就痛斥过，解决党委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过分集中在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构想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可惜的是，1989年后，由于当时形势的变化，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有所放缓。第三，制度设计好，具体落实不到位，制度的顶层设计与基层设计没有很好的结合。按理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制度，但是，制度写在宪法文本里，落实的较少。没有结合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做出相应的制度执行的合理安排，造成制度虚设和低效。
文化领域改革发展也是十分紧迫的。“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10]这表明，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文化现代化是我们正在推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时代，文明相互认同的过程，亦是异质文化间相互激荡、互渗、融合、重构的过程。新世纪以来，尽管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有很大突破，精神文明建设、各项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文化领域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这里有一个尴尬的事实：一方面，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同时，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年收入[11]。当下，“人们赞叹中国经济惊人的成就时，也日益强烈地感到公共文化服务的短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极不平衡，‘精神饥渴’在物质满足的反衬下变得愈加强烈。”[11]可以想见，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仅仅单是物质财富的剧增和中国经济总量的跃升，更需要助推中华文化的弘扬光大和提振中华文化的质量和影响力……助益于这些问题的有效求解的是，我们在进一步强化对现有文化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下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发展诸关系予以审视。
四、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改革发展必须有机统一
恩格斯提出了“历史合力”思想，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经济状况是基础，而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的反作用也起决定作用，虽然不是归根到底意义上的，正是这样组成了历史合力，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在此，他充分肯定了构成历史合力的组成因素的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发展与政治改革发展、文化改革发展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程度决定政治文化等改革发展的深度
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认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8]732。这表明，不管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因素对经济基础发挥什么作用，归根到底，经济关系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在论述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时，恩格斯指出，人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8]733这表明，不光是政治就连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表面看是远离经济，但是它们发展的曲线的中轴线与经济发展的中轴线几乎是平行的。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更为根本，后一对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又根源于此。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在晚年书信中，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8]695这些论断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中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前提，后来的30多年的经济发展成就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们在经济领域的变革是彻底和深远的，直接为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发展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为今后的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有力保障。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有过这样一个假设：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是正相关的关系，在客观上能够为推动民主政治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理顺和变革了经济关系，这必然要反映到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上层建筑领域的调整。另一方面，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飞速发展，人民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实惠，真正焕发了人民的创造精神，也充分体现了人民的主体地位。由于是诚实劳动、公平竞争，增强了人民的平等观念，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很大，但是存在不少问题，经济秩序较为混乱，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经济犯罪日益严重等。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原因是现行的政治体制不完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法制经济，要求公平竞争、规范有序，这必然要求我们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同时，市场经济又是诚信经济，这要求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加强建设，提高人民思想文化道德水平，实施以德治国方略。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
（二）政治、文化改革发展的力度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度
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1890年10月27日）中，提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最终无非是促进和阻碍两个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解决又依赖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解决。社会有机系统演进的动力和根据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改变生产关系，但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受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保护的。
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归宿和保证。邓小平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文中谈到：“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9]176这一思想与恩格斯的“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思想的第二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即变革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从而带动经济体制改革即改变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管经济调整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它们的落脚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和社会发展的成果都会得而复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的改革都相应取得了很大成就。就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看，从上世纪体制的废除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取消，到本世纪初的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等等。但是，这项改革与经济社会新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是不相称的。正像邓小平当年告诫的那样：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9]164。现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喊了十几年，但是成效甚微、举步维艰，让人时时刻刻感到力不从心的是体制机制的障碍，还有经济发展领域的拓展。比如说，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的行政体制改革，新中国成立后也搞过几次，但是成效不大，反复出现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问题。行政体制不改革，就不能真正做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也不能做到权利过分集中的现象。结果是以党代政、权力集中，办事拖拉、遇事推诿，政府施政时常缺位、错位、不到位；严重地与民争利，造成官民对立，威胁党的执政之基。这些都说明，民主政治建设亟需加强，否则，直接会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度。原因是它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保证的缺失。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保证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但是它必须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才能减少市场的缺陷。但不完善的政治体制是难以胜任的，政企不分、权力集中等已经导致了不少的丑恶现象，、权钱交易等不胜枚举。这就要求我们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改革政治体制，实现二者有机统一、有效结合。
同时，文化领域的改革发展也是我们党责无旁贷的文化自觉。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我国文化改革发展，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显著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10]这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主性，更体现了我们党的文化自觉和我们国家在文化建设上的显著进步。发展着的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即将成为支柱性产业。
（三）政治、文化等的改革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有机统一
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1890年10月27日）中，突出强调的是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朝着同一个方向起作用，那么经济社会发展得就比较快。这就昭示我们，两个改革必须相适应，相协调、相促进。但是，如何具体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这个问题多年没有真正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以前的社会基本矛盾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社会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我们可以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历史发展是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向前推动的，而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较为激进的革命的方式和较为渐进式的改革（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也是一场革命）。这就要求我们，主动调整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8]247。在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强调经济与政治文化的改革发展相协调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30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体制改革放到首要的地位。随着经济改革的基础性地位的确立，必须着手政治与文化的改革，这是有重点的“两点论”中的统一。
必须指出的是，这几项改革之所以需要相适应、相协调，首先是因为它们的性质与目的是一致的。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与文化改革，它们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旧体制进行根本的变革。虽然它们的方式方法各有不同，但是它们的目的就像邓小平所说的，“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9]134；“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9]241。其次，这几个改革在前提、原则和标准上也是一致的。在此不必赘述。再次需要指出的是，改革的进程大体上是一致的。虽然在具体环节上不是环环相扣、高度一致，但是既然它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总体上要前后照应，事实也证明我国的改革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唯此，才能真正保证我国的改革大业不会顾此失彼、相互掣肘。
现阶段，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它已经成为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中之重，可谓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也是综合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结合，是经济改革发展的当务之急。而民主政治建设是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方向，处理是否得当会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度。我们在分析经济发展方式与民主政治建设关系的同时，还需要积极推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因为文化领域的改革发展可以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新契机；同时，文化新业态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参考文献：
[1]孙伯，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339.
[2]丰子义.深化社会横向发展规律的研究[J].哲学研究,2011(7):3-10.
[3]贾高建.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发展战略[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45.
[4]贾高建:中国改革的渐进式战略评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1):75-80.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杨春贵.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37.
[7]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57-26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
[11]任仲平.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N].人民日报，2011-10-15.
HistoricalMaterialismandChineseReformandDevelopment
――TheInterpretationofLettersinEngels’LaterYearsinCurrentSituation
LIChengbao
(PartySchooloftheCentralCommitteeofC.P.C.Beijing100091)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篇8
如果把一个经济主体比作一个生命体，那么文化则是它的灵魂。21世纪是“经济文化一体”的世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中国经济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经济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弗朗索瓦・配鲁曾经说过，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正是积淀了几千年并且一直在熏陶着中国社会人生和人心的中国文化中的精华，在社会转型成功后的中国，焕发出了巨大能量，成为推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进入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它与人力、知识等其他资源一样，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资源，并且深刻影响着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生活、工作、行为方式和思想。具体地说，中国文化对于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造就了具有社会责任心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知识和信息资源主体的知识分子，其状态、境界和德性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中，最需要者尤为具有儒者气象的“儒工”、“儒商”和有儒者风度之技术人员。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是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即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并投身于改造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提倡经世致用、兴邦论国，如《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洁身自好的价值观念，天然的对社会进步承担的责任意识，对名利的谦让、淡薄的风骨，清廉自守、不求闻达、视名利如浮云的品格，成为降低经济增长成本、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提高经济竞争力的精神动力。
注入企业文化，培养群体意识。现代经济增长是多种要素综合的结果，企业尤其承担着经济发展的主要责任。作为一种以伦理规范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融入企业，经过调整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协调，可以在培养企业的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从而造成企业内部的和谐风气和团队精神。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篇9
关键词：传统茶文化；综合价值；旅游经济开发；结合思路；方向探讨
当前如果能够将传统茶文化的价值利用与整个旅游经济开发相结合，将实现传统茶文化最大价值的开发，实现整个旅游经济体系化建设，同时也能满足消费者自身的各项需要。随着当前多元文化发展不断成熟，如今传统茶文化也面临着相应传承压力，因此，如何才能在目前这一社会环境下，完善传统茶文化的传承发展，就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1当前旅游经济开发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人们消费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参与旅游已成为当前人们新的消费内容，而在人们旅游消费进一步释放过程中，整个旅游经济开发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焦点和重点。当前在整个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仍然有着相应的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有：首先，目前整个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缺乏完善系统的切入产业，尤其是缺乏系统化的产业链条。对于旅游活动来说，想要实现理想的体验效果，就不能依赖单一的旅游元素，其需要包含各种内容的产业链条体系。而整个产业链条的完善度实际上就从客观上影响了整个旅游活动参与的具体效果。当前在进行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由于其存在具体认知理念上的偏差和不足，从而使得多数旅游活动在呈现过程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单独特性和孤立色彩，从而使得整个旅游活动缺乏应有的动力支撑，当然，这也使得整个旅游经济开发很难满足消费者的多元旅游消费需求。此外，在整个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其深度和层次性较为欠缺。对于旅游经济开发活动来说，其深度和层次性，主要指的是在整个旅游活动开发过程中，其需要充分注重赋予其中应有的内涵理念，尤其是要注重产品的层次化配置和整个开发活动的持续性。但是客观的说，当前在整个旅游经济开发活动开展过程中，其缺乏对旅游产品开发的系统化意识和全面理念，其更注重的是旅游产业开发的活动盈利，因此使得整个旅游经济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最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当前在旅游经济开发活动开展过程中，其未能对消费者自身的消费需要和具体的消费理念进行系统化融入，事实上，在整个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其旅游产品的核心和关键是满足消费者的应用要求，但是系统的看当前多数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其更多是从开发者自身视角开展的，未能将消费者自身的需要系统化融入其中，因此无论是具体的消费需要，还是整个旅游市场发展的客观形式，都未能系统化融入到整个旅游经济开发活动中，因此，其完善度与消费者需求、市场需要都存在相应不足，所以整个旅游经济开发缺乏应有的市场竞争力和持续发展动力。
2当前传统茶文化的具体价值认知
随着当前多元文化发展日益成熟，可以看到整个传统茶文化具有以下价值：首先，整个传统茶文化体系中，有着丰富的经济价值。所谓经济价值，实际上指的是在整个茶文化体系中，有着一系列值得被系统化开发的经济元素，而随着当前人们对健康养生价值作用认知日益成熟，如今在整个传统茶文化体系经营发展过程中，其中有很多值得被开发的元素，尤其是其中存在丰富的物质元素可以直接被开发应用于经济活动中。其次，对于整个传统茶文化体系上来说，其中还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是整个传统茶文化体系的核心和关键，尤其对于整个传统茶文化体系来说，其作为整个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其中无论是文化理念，还是文化元素，在多元文化传承发展的今天，整个传统茶文化体系中的文化价值就极其最值得探究。最后，对于传统茶文化体系发展来说，整个茶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情感价值理念，传统茶文化体系是以精神内涵为基础的文化体系，无论是其中存在的礼仪元素，还是相应价值规范，都能对人们的情感理念形成相应影响和引导。对于当前快速发展的时代来说，越来越多人的心态存在相应不足，因此传统茶文化体系的价值理念，就值得被研究和传承。
3消费者对旅游经济开发的各项要求分析
事实上，对于旅游经济开发活动来说，衡量其是否满足开发要求的关键就在于是否适应和满足消费者自身的应用要求。客观的说，虽然当前消费者对旅游产品活动有着系统化的需要，而整个旅游经济开发也迎来了全新机遇期，但是还应该认识到，如今消费者自身消费理念日益成熟，其对整个旅游活动的要求和标准也在提升，因此对于整个旅游经济开发活动来说，其必须从消费者自身需要出发，通过系统化融入消费者旅游消费需求，从而实现整个旅游经济开发的最大价值。首先，在整个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想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其首先需要做到将消费者自身的旅游活动需要系统化融入到整个开发过程中，特别是对于整个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应该认识到消费者自身的需要是整个旅游经济体系的核心和内涵，因此，想要实现最佳开发效果，就需要让消费者自身的理念融入到整个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通过充分满足消费者自身的应用需要，从而实现整个旅游经济开发的理想效果。其次，在整个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想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其还需要注重将多元要素融入到整个旅游开发过程中，在目前整个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不仅要系统化满足消费者的具体要求，同时还要充分注重满足消费者自身的多元消费需要，比如在整个旅游活动中，不仅要注重消费者的观光旅游需要，同时，还要将娱乐元素等一系列内容系统化融入到整个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从而满足消费者自身的多样需要。最后，在整个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想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其还需要注重创新旅游开发形式，无论是技术元素，还是其中应有的价值理念，都需要系统化融入其中，尤其是对于旅游活动来说，随着科技元素应用日益成熟，如今在整个旅游经济开发活动开展过程中，创新整个旅游经济开发形式，提升整个服务的便捷性和智能性，已经成为整个时展的必然要求。客观的说，在整个旅游市场发展分类化日益成熟的今天，如今在应用旅游资源，创新旅游经济形式时，需要充分注重提升其发展内涵。
4传统茶文化价值与旅游经济结合的具体思路分析
随着当前人们消费理念日益成熟，如今想要满足人们的应用需要，就需要结合整个核心理念，通过系统化融入文化消费和旅游消费理念，从而满足消费者自身的旅游消费需要。但是客观的说，当前整个旅游经济在进行开发过程中，存在相应的问题和不足，尤其是未能将当前自身所具备的各项元素与消费者和市场发展的具体需要系统化融入，从而影响了整个旅游经济开发的效果。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其不仅未能充分满足消费者自身的需要，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其未能有效满足消费者对旅游经济开发的系统化要求，当然也未能实现传统茶文化的价值应用。因此，结合当前消费者的具体需要看，想要实现传统茶文化价值与旅游经济的系统化结合，就需要充分做到：首先，必须从整个传统茶文化体系的具体内涵分析入手，通过将其中所具有的价值理念与整个旅游经济开发活动相融合，从而实现理想的开发效果。我们应该清楚，对于传统茶文化体系来说，其之所以能够被有效传承，就是因为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具备了丰富的价值理念和规范内涵，而这些元素不仅是当前人们所急需的，同时也是能够展现其中应有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基础。因此，在整个旅游经济开发过程中，如果能够系统化展现和诠释其中应有的价值内涵，才能实现理想的应用效果。其次，在整个传统茶文化价值发挥过程中，应该充分注重将其中所具有的各项元素进行有效挖掘，通过有效融入整个市场的客观需要，从而构建满足整个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关方式。系统的看，随着消费者自身参与旅游活动的理念进一步成熟，如今其在参与消费过程中，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单一的观光旅游，而发展成为深层次的体验旅游。因此，在对传统茶文化体系的价值进行开发利用时，要从其内涵元素的分析入手，通过有效创新，从而实现旅游经济的有效创新与完善。最后，在传统茶文化价值与旅游经济结合过程中，应该注重从产业化和体系化视角入手，实现旅游经济活动的系统化开发，通过丰富旅游元素，从而实质性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受。当然对于整个旅游经济开发活动来说，想要实现其最佳效果，就需要构建与整个旅游活动相关的体系化元素建设应用，尤其是注重对游客在参与旅游活动中各项服务配套项目的实质性融合，进而在满足消费者应用需要的同时，同时实现对传统茶文化价值的最有效开发。
5结语
无论是具体的文化元素，还是整个传统茶文化体系都极具传承价值。可以说，正是传统茶文化体系中存在的具体价值，从而使得整个传统茶文化体系极具开发必要性。不仅如此，随着当前人们生活消费理念不断成熟，旅游消费和文化消费已经发展成为人们整个消费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客观的说，当前整个旅游产业经营发展并不成熟，尤其是整个旅游经济开发未能满足当前人们的旅游活动需要。
参考文献
[1]陆玉麒.巴蜀茶文化价值与旅游经济的结合分析[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4):111-113.
[2]蒙吉军.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与文化旅游资源适度开发———从文化生态建设的角度探讨[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7):161-163.
[3]马秋芳.;旅游风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界定———以安徽九华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为例[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43-146.
[4]杨小花.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互动关系及实现路径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5(14):216-218.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文化经济城市经济发展具体分析
文化经济从本质上来讲，属于第三产业经济的发展，它同工业经济不同，文化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我国软实力的发展。所以，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要把发展文化经济作用党和国家战略的重点。文化经济不仅满足了当前人民大众对精神文明的需求，同时还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最后促进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从另一方面而言，文化经济的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最用是毋庸置疑的，在一定程度上，文化经济可以增加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在这种情况下，则更加有利于城市在吸引外资的时候，占据了更多的优势。反过来讲，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促进文化经济的发展。一般而言，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可以提高方面的市场需求，其中就包括文化经济的市场需求，这对整个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城市形象将进一步得到提升。正是因为文化经济和城市经济的这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城市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将文化经济放到一个制高点，并将文化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
1文化经济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文化产业也就是文化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毋庸置疑是重大的。事实上，文化经济管理体系的好坏关系着一个城市未来的发展格局，同时也关系着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好坏。一个城市如果拥有一套完整、合理的文化经济管理体系，不但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还能使得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更加趋于合理。文化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重要支撑，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它更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和重要前提。除此之外，文化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软实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替城市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增加了更多的优势跟机会，城市的整体竞争力也会因此得到提升。从这个方面来看，在城市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当中，城市的管理者和政府的有关部分必须认识到文化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应该把文化经济的建设纳入到城市的管理制度当中去，并最终实现整个城市的发展。
2文化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具体研究和分析
（1）在城市管理的过程中，制定具体的城市管理战略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把文化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战略纳入到城市管理中去，这对城市的未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文化经济作为第三产业经济，通过这种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产业的带动，城市经济必将更加充满希望和活力。在城市文化的提升方面，文化经济同样发挥了十分巨大的作用，通过城市文化的提升，城市的气质和精彩的风貌将更加被世人所羡慕。在整个城市风貌提升的基础上，广大的人民群众也积极参与到精神文明建设当中去，通过展示自身的人文特征和精神风貌，为文化经济建设的未来提供力量之源。因此，城市的管理者和相关部门必须认识到文化战略在城市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应当把文化战略作为基础性的工程去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管理者要整合整个城市的有效资源，从历史文化古迹到名人故居等等，通过对这些资源的整合，充分扩大城市的文化内涵，为文化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2）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积极主动地好好文化定位工作。要想使得城市经济能够健康长久的发展，必须在第三产业这方面要重点下功夫，让第三产业形成产业链，最终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链条。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繁荣依托于文化经济的发展，所以促进文化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想形成一条健康的文化产业链条，自然就离不开文化定位。因为文化定位能够催生出一个品牌的品牌文化，甚至形成一个全新的文化产业，最终再通过这些文化产业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城市文化产业链。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列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湖南的凤凰古城，其历史文化名城的成为让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增加了，文化产业也是其城市发展的重要产业，最终文化产业也推动了凤凰古城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从整体上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一座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会渐渐形成自己的城市文化特色，这些城市文化包括市民的精神文明、城市精神等等，这些因素同样对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比如深圳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座城市逐渐形成了改革创新、兼收并蓄、诚实守信的城市文化内涵，正是由于这些先进的城市精神提炼，使得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愿意千万深圳就业，同时这对深圳来说也是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因此，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加强文化定位的相关工作，实现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目标。
（3）文化经济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促进城市经济结构的优化组合。在传统的城市经济当中，城市经济结构往往较为单一，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平衡，大都集中在第一、二产业的发展上面，第三产业往往相对来说弱势很多。这就要求城市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强调文化经济的重要性，以此来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各个产业能够协调发展。
（4）城市知名度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经济的发展。城市知名度的提高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在招商引资方面也占据着很大的优势。而文化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恰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城市知名度的提高。所以当地的文化主管部门应该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各种文化活动来推动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文化经济的发展，从而提升城市的知名度。简单地来说，相关的文化部门可以通过搭建经济贸易平台和文化唱戏等各种各样的方式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并且通过一系列有文化、有内涵的文化品牌的创建和宣传来推动城市文化的不断发展。同时在文化的传播过程当中，一定要重点强调优质的文化产品，对外所展示的文化形象一定要有当地的独特性。通过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提升城市的知名度，而且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它还能够推动城市文化产业链的完善，也能够积极引进专门的人力资源，最终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3结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很多人对精神文明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因此，精神文明的建设是符合时展潮流的。在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便是文化经济的发展。文化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对于市民个人来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而且对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而言，文化经济能够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而完善文化产业链条，最终推动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城市经济发展的战略中，应该认识到文化经济的重要性，把文化经济纳入到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去。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还要充分利用城市已有的文化资源，对这些资源进行资源整合，通过这些去引导文化经济的发展。所以，文化经济和城市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最终相互发生作用，我们应理智地看待，采取实际行动推动文化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谢植雄，叶妙君.文化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J].人文地理，2004，06：26-29.
[2]李桂芬.关于文化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具体分析[J].民营科技，2014，04：268.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篇11
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使西南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相对于我国其它地区而言，西南民族地区所存在的贫困问题仍然是比较严重的。该地区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滞后并存”的特点内在的规定了此种贫困只是相对的贫困，而非绝对贫困。文化富集与经济滞后并存是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存在，而现有反贫困战略选择仅仅关注经济发展向度，注定会出现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的两难困境。社会经济发展依赖的基础和条件是多方面的。除资源、资金、设备等物质条件外，民族的整体科学文化水平也是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整体而论，目前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尚处于较低水平，其生产方式还比较原始，人们仍囿于颇具原始色彩的生产观念与生产方式之中，如生产中的靠天吃饭，粗放式耕作与田间管理等，所有这一切都限制着区域内民族经济的发展。”显然，仅以经济扶持和发展作为反贫困战略已经不能适应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不能顾此失彼，而应兼顾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可继承性。那么，如何才能兼顾，避免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相互对立的二元结构呢？这是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进程中战略选择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一、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选择向度
西南民族地区的基本特征是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科技滞后并存。而在以往反贫困过程中，人们更多是关注经济指标，因而出现了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失传的两难困境。事实上，贫困地区发展的任务就是要把自然与人文的东西转化成经济发展的东西，把自然与人文优势转化成经济发展的优势。那么，如何把自然与人文的发展优势转化成经济的发展优势呢？转化成社会水平的发展优势呢？实际上只能靠教育，教育是这一转化的‘活’的关键”。没有西部‘人’的发展，是谈不上西部教育的发展，更谈不上西部贫困农村‘脱贫致富’的”。但是，长期以来，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选择主要以经济扶贫导向为主，未能从民族地区自身发展的视角出发进行战略选择，发挥好民族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反而陷入了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的两难困境。因此，要使西南民族地区真正脱贫，并走出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矛盾的尴尬处境，需要发挥好教育的作用，提升西南民族地区人民的人力资本存量，走民族地区内生经济发展之路；同时需要发挥好民族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然而，教育反贫困战略在西南民族地区推行后，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具体而言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教育投入与经济效益回报不对称，巨额的教育投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水平，但并未有效改变贫困的面貌，众多贫困县仍未能从教育获益并真正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其二，教育对民族成员的文化自觉意识培养作用甚微。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成员在与现代化相依相随的大众文化中迷失了自我。传统的民族文化精髓或被视为愚昧落后之物而予以抛弃，或媚俗于经济发展的猎奇心理而扭曲变形。在民本文由收集整理族地区，新一代的民族成员不会讲本民族语言，不懂本民族特有的符号”内涵；而且，他们在面临文化选择之时显得无所适从，甚而不免自卑。在对本民族文化特色和发展趋向无任何主见的情况下，一任趋同。笔者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大量实地调查发现，教育反贫困战略未能达成预定目标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分强调推崇整齐、划一的教育发展模式，脱离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实际需要。西南民族地区多为多民族杂居之地，文化背景复杂、经济形态各异，千人一面、简单移植的教育决策必将水土不服而以失败告终。教育反贫困战略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前期推行遭遇的困境追根究底，原因在于教育与经济、文化之间缺乏联动共生机制。西南民族地区的教育、经济、文化构成当地社会系统，各子系统的功能存在服从于社会整体存在的需要，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也受其他子系统制约。唯有当教育与其它社会子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之时，教育的全局性、基础性、关键性和先导性特点才能得以体现，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才能成为可能。因为就西南地区的开发和民族教育来说，其本身是多民族、多类型、多层次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从经济上来看，发展水平有先进，有落后。但是从文化上来看，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存在的价值。于是有不同的开发的利益，就会造成强势、弱势文化的冲突。要解决这一问题，或许应该考虑有学者提出的在西南民族教育中灌注和谐共生之道的想法。
由此，在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实践中，文化、教育、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三者共同为该地区的整体、良性、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三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相生相息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共生关系，促使这三者协调发展便构成了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选择的根本向度。
二、文化一教育一经济共生机制的构建
共生”本为生物学概念，由德国医生、著名的真菌学奠基人、植物病理学家安东·豆·培里（debary）提出，认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的生命现象。1969年，斯科特（scott）指出，共生是两个或多个生物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程度达到平衡的状态。玛格里斯（maga—lies）在1981年又从生态学角度进一步指出，共生是不同生物种类成员在不同生活周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联合。
共生的方式可以分为寄生方式、偏利共生方式和互惠共生方式。其中，寄生是共生的一种特殊形态，其特点在于共生单元之间一般不产生新能量，能量由寄主向寄生者单向流动；偏利共生是寄生关系向互惠共生关系转化的中间类型，其特点在于共生单元之间尽管产生新能量，但能量只向某一方流动，总的来说是对一方无害而对另一方有利；互惠共生的特点在于共生单元之间产生新能量，且新能量在共生单元之间分配，存在双方的利益交流机制。可见，共生不仅指一种状态，更强调的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关联。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要教育，民族文化传承需要教育，优势转化需要教育，教育成为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关键。教育的本质，就是要把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改造社会的行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行为，这诸方面的行为经验和知识，集中起来，传播下去，使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迈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面对西南民族地区富集的文化资源，我们绝不能只顾经济的发展，而失掉文化的发展。教育应该成为扬西部自然人文资源之长，改经济科技滞后之短”的关键。文化、教育、经济成为西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其三者共存共生于西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之中，共同为西南民族地区整体、良性、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文化、教育、经济之间的共生关系在方式上是互惠的，是三者形成的一种最佳结构关系和存在状态，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在三者关系中，教育是作为沟通文化与经济关联的中间环节，也是关键环节。因此，如果以教育作为平衡点，我们可以将三者的共生结构的层次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关注教育本身，面对人，即教育对象；中观层面，关注的是教育与其他子系统如文化、经济的辩证关系；宏观层面，关注教育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微观层面
在微观上，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一个民族、社会或共同体向下一代传授他们认为对于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或至关重要的文化传统的过程。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讲，文化都是既定的存在，虽然人生之初对文化是茫然无知的，但随着教育的力量，人逐渐习得了本民族、社会和共同体所需要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文化都是既定的存在，人的一生都要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成为某种文化的特定载体。
西南民族地区立体的天地系统造就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从而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多种民族文化，也造就了承载各自不同民族文化的人。人作为各自文化载体的现实性从根本上规定了教育必须关注这些具有差异性、个性的文化影响之下的文化载体，这是教育的出发点，是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忽视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经济发展至上的观念的影响下，西南民族地区的许多地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出现了重现实轻发展的倾向，即只关注促进民族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而忽视传承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出现了现代人”与民族人”的矛盾，造成了现代性与民族性二元对立”的状态。
现代学校教育作为主要教育形态，对文化的选择是一种普适性的取向，强调的是一种文化整合，体现的是文化的单一性和全球性。这种教育制度进入西南民族地区之后，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与学生自身所承载的独特的、多样的民族文化发生了碰撞和交流。学校教育以统一性和主流文化的形式，消解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尤其是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过程中，西南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似乎主要承担的就是培养适应主流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现代人才，忽视了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前所接受的多样化的民族文化，忽视了教育还要担负着培养传承本民族文化、本民族合格成员的使命。从而出现了现代经济与民族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状态。
要改变这种二元对立状态，使学校教育在培养促进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人才的同时关注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保存与传承，我们必须改变以往的发展思路和理念。教育只有以自然与人文的独特基因来融入现代化的潮流，来抓住独特的自然与文化形成的‘人’的发展，继而来促进、来改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也就是说，以培养人为核心的学校教育，既要培养促进经济发展的人才，同时也要关注多样性民族文化的保存与传承，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在人”这个教育对象层面上达到了共生”。学校教育从只关注现实转变到既关注现实又关注未来，即培养现代人的同时也要培养民族人，这是西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中观层面
教育作为以人为中心的系统，与构成社会的其他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关系。教育的发展无论在目的、规模、速度、结构、内容和方式等方面都处于与其他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之中，这种作用具有双向性和耦合性的特点。
首先来看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教育是与一定的文化系统紧密契合的。文化制约着教育的内容、影响着教育的观念和方法。同时，教育对文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纵向上，教育保存和传递着文化；横向上，教育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工具；性质上，教育改造和创造着文化。
教育不仅与一定的文化相互制约，与一定的经济也存在着制约关系。经济对教育的作用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保证，经济发展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其次，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再次，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结构、内容和手段；同时，教育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和生产科学技术，来促进经济增长。
文化产生于人们对不同自然环境的适应，因此，文化和自然是紧密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定的自然人文环境孕育着一定的教育，教育也只有与其相适应，才能是有生命力的教育，才是活的教育。西南民族地区所蕴含着的丰富自然人文资源，内在的要求该地区的教育不仅要让人们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个性，同时也要让人们尊重产生这种多元文化的自然环境。通过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对自然、对文化是充满尊重与敬畏之情的，在反贫困的实践中就不会采取单一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方式，无限制的攫取这些资源以获得经济上的短期发展。
教育受文化、经济制约的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今世界教育出现的三个第一”，即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有些社会正在开始
拒绝制度化教育所产生的成果，这在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足可以说明这种独立性。
西南民族地区教育反贫困要走出当前困境，对教育、经济、文化三者的关系予以理性审视尤为必要。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生态学角度看是一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也就是所谓生生之谓易”的态势。西南民族地区的教育与经济之间，教育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又带动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和文化之间，教育传播文化、选择文化、创造和更新文化，同时文化也制约着教育的内容、教育的观念以及教育的模式；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则在教育的协理下互相作用，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西南民族地区教育反贫困战略的前期推进，正因为缺乏对此共生关系的正确认识，忽视了反贫困战略作用发挥的具体环境，因而最终无法解决教育贫困、经济落后、文化传承等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
西南民族地区的反贫困中，教育的这种基础性、关键性和先导性作用的实现是以与文化、经济等子系统形成共存共本文由收集整理生的关系为前提的。西南民族地区文化富集与经济滞后并存的现实不应推衍出二元对立，而是要借助教育，通过教育培养的具有共生发展理念的人实现现实意义上的转化。转化的前提不是外显的文化与经济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人作为实施转化的主体的内在理念的更新。只有切实做到了这一步，西南民族地区的贫困状态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也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宏观层面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其本质上是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而且，这种交流与沟通已变得越来越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越发的紧密。这种频繁不仅体现在次数上，更重要的是在广度和深度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将与经济全球一体化一样走向趋同，而是像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这种多元是在沟通和交流之上的多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又不是我”同化你”，你”同化我”，而是我”以你”的存在而彰显出我”的存在的多元。
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变化的发生一般是由局部到整体，由外部到内部。因为，一种事物出现变化，如果是外部条件引起的，总是先由局部变化开始，或是从外在的变化再到内在的变化。若把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作为内部和中心，把以生产为主要因素的经济作为外部和周边，那么，经济则是一个民族、国家与外界和其他民族、国家最直接地接触的方面，是外部和周边，所以首先出现变化。此种变化推动了居于内部和核心的文化也发生变化。但是，较经济变化而言，文化的变化在时间上是滞后的，速度上是缓慢的。如果说经济中生产的变化像一些简单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可以通过引进而由人们直接掌握的话，那么，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的变化则必须要通过教育引发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才可能得以实现。
对于相对落后和贫困的西南民族地区而言，培养掌握现代化的生产工具、技术、设备的现代化人才是当前促进经济发展的首选。现代化的人才，是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取得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将教育的功能仅仅定位在这个层面，其背后的思想只看到社会变化的表层，关注度远远没有到达变化的核心，是治标不治本的。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民族精神的体现，如果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没有得到传承和保存，那么这个民族也将不复存在。因此，教育不仅要关注表层的经济生产，更要关注深层的文化核心，既要培养发展经济的人，又要培养传承文化的人，只有两者兼顾，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才能避免短期的片面发展，实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文化的保存与传承还是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其核心都离不开人”这一主体。整个社会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系统，社会要想取得发展，根本上是使人获得发展。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促进人发展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基于此，西南民族地区脱贫致富、促发展的核心是培养将优势文化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长久持续发展的恰切”人才。这也是构建文化—教育—经济”共生关系的最终目的所在。如图1所示。
为了将此联动的共生关系描述得更为清楚，可以将每一个待发展的西南民族区域，视为一个由外至内分别由以物质为核心的经济层、以制度为核心的教育层、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层构成的系统。以物质为核心的经济层是社会系统的最外层，因为经济发展与生产工具改进相关，接受新的生产工具改变生产方式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是经济反贫困的最基本策略，也是最容易实现的。以制度为核心的教育在该结构中处于中间层，承接内外。教育发展与社会制度完善相连，而社会制度的完善又基于物质条件满足之上。以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处于最里层，表明民族文化对民族精神构建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文化发展的艰巨性。居于中心的民族文化在变与不变的动态发展中相对稳定存在。一方面，系统
中心若发生本质改变，系统便不再是原来的系统。因此，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必须以其民族精神为核心，保护和保存各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系统是要素的系统，当其构成要素发生变化之时，系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系统变化又将导致要素的新一轮形态更新。因此，没有绝对稳定、固定的中心，经济和教育的变化对民族文化必将产生影响，在保持精神核心不变的前提下，民族文化结合时展需要也应该作出必要的自我调整。
总之，文化—教育—经济”的共生结构不仅关注西南民族地区民族多样性存在的现实，同时也将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纳入思维框架之中，是统一性和现实性、多样性和未来性的结合。这一新的发展理念立足于西南民族地区，突破以往文化与经济对立的二元结构，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多维度、立体化、全方位的把西南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和经济有机融合于同一个共生结构”之中。在这个结构中，人是核心，文化是生态，教育是中轴，经济是方向，共同促进该地区走出贫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文化—教育—经济共生”反贫困战略的切实性分析
由于受历史、地域、观念、政策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和长期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东中部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以往反贫困的战略中选择发展区域经济和提供经济资助的方式帮助少数民族人民脱贫，这对西南民族地区贫困的减少具有重要作用。因为，经济增长对于贫困减少具有扩散效应，是战胜贫困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然而，西南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活的化石”，现有的反贫困战略照搬东部汉族地区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对其具有独特民族性”传统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以教育为连接点，构建文化—教育—经济”共生机制作为西南民族地区未来反贫困战略思路，符合西南地区的民族特性，将有利于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二者矛盾的调和。
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1篇12
一、要正确处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关系,坚持全面发展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全面发展。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的。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全面发展,绝不是撇开发展谈全面、偏离经济建设中心求发展,而是要克服过去在某些方面存在的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财富、轻精神财富,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偏差。全面,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首先,坚持全面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是发展的核心,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础,因此,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为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为全面协调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其次,坚持全面发展,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意味着GDP的增加和物质财富的增加,而社会发展则体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诸方面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物质文明既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物质条件,又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源泉与动力;政治文明既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又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和正确的政治方向;精神文明则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三者紧密关联,互相渗透,相辅相成。树立科学发展观,就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断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再次,坚持全面发展,必须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以人为中心,把人摆在第一位,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是要坚持人民群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是要大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要求我们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放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要正确处理普遍联系
与系统论的关系,坚持协调发展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既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发展作为一种客观事物当然也不例外,任何一方面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方面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因此,要理顺发展中各方面的关系,就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就要看到各个方面发展的有机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客观事物本身的真实联系中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要注意从普遍联系的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功能,防止和克服孤立、片面的观点。部分要服从整体,局部要服从全局,同时整体和全局也要照顾到部分和局部。也就是说,在改革中,要注意处理全局与局部之间的相互关系,树立全局观念,追求整体优化。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就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切实推进改革和发展。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强调协调发展,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互促进、相互衔接,实现良性互动,而不能彼此分割、各行其是。协调,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
一是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出来。社会发展领域存在的问题,许多同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职能不到位有直接关系,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社会保障、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等领域有其特殊性,政府必须承担起应负的责任,不能简单地提"市场化"或"产业化"的目标和口号。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
二是坚持城乡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我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将是今后几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三农”问题过去主要是农业生产问题,现在是在围绕“农”字做文章的同时,更要注重从“农”外找出路,通过“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促进“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下一步的经济改革,要着眼于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国家政策要对解决“三农”问题给予更大支持。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三是坚持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实质,是实现地区共同发展。保持比较发达的地区快速发展的势头和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都是国家的既定政策。地区差距不仅表现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也表现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还表现在省、自治区内部地区之间。地区差距问题要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得到解决继续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四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质,是人口适度增长、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我国是人均资源比较少的国家,资源约束是伴随工业化、现代化全过程的大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的选择,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都必须考虑资源约束和环境承载能力。从古代的屈服和崇拜自然,到产业革命以来大规模征服自然以至破坏自然,发展到现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五是坚持改革开放,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的实质,是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的振兴。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发生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现在面临着和改革开放初期甚至和十年前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过去在封闭经济、进出口很少、外汇短缺条件下形成的体制和政策需要改革,许多经济观念也需要更新。目前,适当增加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更多引进先进技术是有好处的。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我们追求的是“双赢”局面。贸易摩擦是任何经济贸易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要用平常心看待这一问题。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统筹推进各方面的改革,使各方面改革相互促进。适应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三、坚持永恒发展的观点,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化发展中,整个世界是一个无限变化和永恒发展着的世界,它要求我们用发展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事物。事物在每个发展阶段所处的地位、作用和状况不同,用发展的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就要正确对待和处理事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关系,学会照应事物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立足今天,面向未来,确定发展目标。首先要看到今天存在的“人口剧增、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是昨天的发展带给今天的不利方面,重新审视昨天所走过的道路,为明天的发展记取教训;其次还要看到,今天的发展一定要寻求一条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可以不断地持续的发展的道路。可以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良好的自然环境,保障着人类的健康,延续着人的生命。而人为地破坏自然环境,无异于人类的自我毁灭。科学发展观注重可持续发展,尊重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人口增长和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保证社会永续发展。
一是要促进“两种生产”相协调。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分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即“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作用于人类自身生产并对其起决定性的作用;人类自身生产又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并对其起加速或延缓作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必须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两种生产一起抓,在努力发展经济、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合理发展人口生产,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