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作用(6篇)
人口红利作用篇1
西红柿属茄科，为一年生蔬菜。原产南美洲，我国各地均普遍栽培，夏秋季出产较多。相传西红柿最早生长在南美洲，因色彩娇艳，人们对它十分警惕，视为狐狸的果实”，又称狼桃，只供观赏，不敢品尝。现在它是不少人餐桌上的美味。西红柿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C和B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P的含量蔬菜之冠。西红柿的食用部位为多汁的浆果。它的品种极多，按果的形状可分为圆形的、扁圆形的、长圆形的、尖圆形的；按果皮的颜色分，有大红的、粉红的、橙红的和黄色的。红色西红柿，果色火红，一般呈微扁圆球形，脐小，肉厚，味甜，汁多爽口，风味佳，生食、熟食可，还可加工成番茄酱、番茄汁；粉红西红柿，果粉红色，近圆球形，脐小，果面光滑，味酸甜适度，品质较佳，黄色西红柿，果桔黄色果大，圆球形，果肉厚，肉质又面又沙、生食味淡，宜熟食。西红柿的品质要求：一般以果形周正，无裂口、虫咬，成熟适度，酸甜适口，肉肥厚，心室小者。宜选择成熟适度的番茄，不仅口味好，而且营养价值高。营养价值番茄含有对心血管具有保护作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能减少心脏病的发作。番茄红素具有独特的抗氧化能力，能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使脱氧核酸及基因免遭破坏，能阻止癌变进程。西红柿除了对前列腺癌有预防作用外，还能有效减少胰腺癌、直肠癌、喉癌、口腔癌、肺癌、乳腺癌等癌症的发病危险。番茄中的维C，有生津止渴，健胃消食，凉血平肝，清热解毒，降低血压之功效，对高血压、肾脏病人有良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多吃番茄具有抗衰老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尼克酸能维持胃液的正常分泌，促进红血球的形成，有利于保持血管壁的弹性和保护皮肤。所以食用西红柿对防治动脉硬化、高血压和冠心病也有帮助。西红柿多汁，可以利尿，肾炎病人也宜食用。经常发生牙龈出血或皮下出血的患者，吃番茄有助于改善症状。番茄所含的苹果酸或柠檬酸，有助于胃液对脂肪及蛋白质的消化。食用效果西红柿性平、味甘、酸、微寒，归肝、胃、肺经；具有健胃消食，清热解毒，凉血平肝，生津止渴，补血养血和增进食欲的功效；可治口渴，食欲不振。适用人群一般人群均可食用。1.适宜于热性病发热、口渴、食欲不振、习惯性牙龈出血、贫血、头晕、心悸、高血压、急慢性肝炎、急慢性肾炎、夜盲症和近视眼者食用；2.急性肠炎、菌痢及溃疡活动期病人不宜食用。西红柿属茄科，为一年生蔬菜。原产南美洲，我国各地均普遍栽培，夏秋季出产较多。相传西红柿最早生长在南美洲，因色彩娇艳，人们对它十分警惕，视为狐狸的果实”，又称狼桃，只供观赏，不敢品尝。现在它是不少人餐桌上的美味。西红柿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C和B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P的含量蔬菜之冠。西红柿的食用部位为多汁的浆果。它的品种极多，按果的形状可分为圆形的、扁圆形的、长圆形的、尖圆形的；按果皮的颜色分，有大红的、粉红的、橙红的和黄色的。红色西红柿，果色火红，一般呈微扁圆球形，脐小，肉厚，味甜，汁多爽口，风味佳，生食、熟食可，还可加工成番茄酱、番茄汁；粉红西红柿，果粉红色，近圆球形，脐小，果面光滑，味酸甜适度，品质较佳，黄色西红柿，果桔黄色果大，圆球形，果肉厚，肉质又面又沙、生食味淡，宜熟食。西红柿的品质要求：一般以果形周正，无裂口、虫咬，成熟适度，酸甜适口，肉肥厚，心室小者。宜选择成熟适度的番茄，不仅口味好，而且营养价值高。营养价值番茄含有对心血管具有保护作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能减少心脏病的发作。番茄红素具有独特的抗氧化能力，能清除自由基，保护细胞，使脱氧核酸及基因免遭破坏，能阻止癌变进程。西红柿除了对前列腺癌有预防作用外，还能有效减少胰腺癌、直肠癌、喉癌、口腔癌、肺癌、乳腺癌等癌症的发病危险。番茄中的维C，有生津止渴，健胃消食，凉血平肝，清热解毒，降低血压之功效，对高血压、肾脏病人有良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多吃番茄具有抗衰老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尼克酸能维持胃液的正常分泌，促进红血球的形成，有利于保持血管壁的弹性和保护皮肤。所以食用西红柿对防治动脉硬化、高血压和冠心病也有帮助。西红柿多汁，可以利尿，肾炎病人也宜食用。经常发生牙龈出血或皮下出血的患者，吃番茄有助于改善症状。番茄所含的苹果酸或柠檬酸，有助于胃液对脂肪及蛋白质的消化。食用效果西红柿性平、味甘、酸、微寒，归肝、胃、肺经；具有健胃消食，清热解毒，凉血平肝，生津止渴，补血养血和增进食欲的功效；可治口渴，食欲不振。适用人群一般人群均可食用。1.适宜于热性病发热、口渴、食欲不振、习惯性牙龈出血、贫血、头晕、心悸、高血压、急慢性肝炎、急慢性肾炎、夜盲症和近视眼者食用；2.急性肠炎、菌痢及溃疡活动期病人不宜食用。
五年级:明静会智
人口红利作用篇2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4
IstheDemographicDividendReallyEndinginChina？
YUANXin，LIUHoulian
（SchoolofEconomics，NaikaiUniversity，Tianjin300071，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sistwokindsofdemographicdividendbasedonliterature，thenjudgetheexistenceofChina’sdemographicdividendbythetrendoflaborresource.Theresultsshow：theworkingagepopulationinChinareachedthepeakof940millionsin2012，andwillkeepabove800millionsuntilthemid2040s，andthepercentoftheworkingagepopulationwillholdabove60before2030s.Theworkingagepopulationisageing，andthehumancapitalofitgraduallyincreases.Thus，China’sfirstdemographicdividendisturningfromagglomerationtoreducing，andwegraduallygainthestructuraldemographicdividend.However，itwillbemoredifficulttogainthedemographicdividend，whichdependsonhumancapitalandinstitutionalreform.
Keywords：demographicdividend；workingagepopulation；humancapital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实现了快速的人口转变。人口死亡率从20‰下降到1970年的7.6‰，之后一直稳定在较低水平；妇女总和生育率在波动中从1970年的5.81快速下降至1992年的2.05，2000年为1.22，2010年为1.18
2000年和2010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尽管许多研究一致认为近年总和生育率存在低估，但是他们所估计的总和生育率（1.5～1.6）仍远低于更替水平[1～5]。这标志着中国已完成了人口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的人口发展阶段。死亡率和生育率相继下降，并稳定在较低水平，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这促使许多学者由关注人口规模（人口增速）对经济的影响逐渐转向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被称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概念从提出至今历时十余年，然而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存在性的判断见解不一：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于2015年前后随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人口抚养比转为上升，人口红利结束；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随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而进入减少的阶段，并将于2030年左右结束。本文将在梳理“人口红利”概念演进的基础上，针对两种不同的人口红利认识观展开分析，并从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与存量、比重与结构和劳动力资源的素质几个方面，综合判断中国人口红利的存在性。
一、“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等东亚国家开始进入人口转变阶段。与此同时，对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渐开始摆脱只关注人口规模（人口增速）的局限，进而转向关注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分布和人口素质等各类人口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迅速增长，创造了“东亚奇迹”。布鲁姆（Bloom）等人研究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生育率下降滞后于死亡率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超过总人口增速，从而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并将其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Gift）；他们通过增长核算法和计量实证方法测算发现，东亚经济奇迹约1/3是由人口红利所贡献的，如果将东亚奇迹定义为超过潜在经济增长部分，那么人口红利的贡献达到50%[6]。人口红利只是潜在的经济增长优势，梅森（Mason）认为正是东亚各国良好的政策和制度，如有效的劳动力市场、高储蓄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才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源泉[7]。布鲁姆和坎宁（Canning）等人论述了人口红利（DemographicDividend）实现的机制和制度保障，通过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储蓄和人力资本三个途径来提高经济产出，并且人口红利的实现需要健康、教育、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制度保障[8]，这是实现“人口红利”的逻辑架构。
梅森等人认为基于人口抚养比计算人口红利存在较大缺陷，并提出基于生命周期假说理论框架，将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转化为标准消费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转化为标准生产人口，来测算人口红利规模，经测算，东亚奇迹约有1/4为人口红利所贡献；其研究的创新还在于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概念，认为为预期进入老年而进行的储蓄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9]。对比两次人口红利，第一次人口红利是由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大于总人口增速而出现的潜在经济增长条件，侧重于人口指标的分析；第二次人口红利是由储蓄、人力资本而形成的经济增长源泉，它可以是持续的动力，侧重于经济指标的分析。若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间积累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将有利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另外，第一次人口红利的结束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生并不一定存在先后顺序关系，两者可能存在时间上的交叠，而且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依赖于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间建立的良好制度。
随后，国外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上，主要表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储蓄、妇女劳动参与、人力资本等。布鲁姆和坎宁的研究发现，爱尔兰主要依赖于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实现人口红利，而中国台湾的人口红利则主要依赖于高储蓄率[10]。罗纳德（Ronald）等人认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依赖于储蓄，第二次人口红利主要受公共政策和制度所影响[11]。布鲁姆和坎宁等人利用1960～2000年9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考察生育率下降对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每当妇女少生育一个小孩，将会增加两年的劳动参与时间，这有利于提高家庭收入[12]。阿什拉夫（QuamrulH.Ashraf）等人分析了生育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生育与经济增长存在内生性，将生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为马尔萨斯效应、索罗效应和人口年龄结构效应等，而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又可细分为储蓄、小孩照看与质量、保斯珀效应（BoserupEffect）
保斯珀效应（BoserupEffect）是指人口增长而形成的集聚效应和创新效应。等，并最终测算出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对尼日利亚未来15年经济发展的贡献高达70%[13]。布鲁姆和坎宁等人利用DHS调查数据建立微观面板模型，考察以家庭为单位的微观人口红利实现基础，即死亡率下降、家庭的生育数量减少、抚养比下降、更高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妇女参与劳动时间增加，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家庭收入[14]。
国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始于21世纪之初，而且对人口红利的讨论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升温。在人口红利的概念认识方面，很多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是随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而存在的[15～20]；也有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这一人口条件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21～28]。在实证研究中，普遍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是衡量人口红利较好的变量。王丰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修正得到有效消费人口和有效生产人口，把两者比值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29]。
学者们基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抚养比变化趋势，对目前中国人口红利的存在性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前者认为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至2015年前后；而后者则认为人口红利开始于1990年左右，并将持续至2030年左右。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的各类测算结果差异较大，如较低的12.1%[30]、15%[31]，较高的27.23%[32]、26.8%[33]。对于第二次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孟令国等人实证考察了由人力资本、储蓄等形成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将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与增长方式的转变[34]。
二、对于两种“人口红利”认识的辨析
上述两种人口红利的认识分别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和人口学的视角。
索罗模型（SolowModel）研究经济增长时没有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其假定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无差异。人口红利概念基于人口转变理论，抛弃了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无差异的假设，通过增长核算法发现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大于总人口增速时所带来的额外增长源泉。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时间差带来的人口结果是少儿人口逐渐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将为经济增长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即经济发展处于人口红利期。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上升转为下降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小于总人口增速，人口红利消失。这种对人口红利认识的形成主要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增长核算理论。
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轻的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从微观层面而言，家庭拥有更少的小孩和老年人，将拥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从宏观层面而言，整个社会拥有的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越少，即人口抚养负担越小，也将有利于经济发展。因此，当人口红利期处于人口抚养比较轻的阶段时（如低于50%），它包括小于一定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与上升阶段。
经济学视角与人口学视角的人口红利认识尽管都强调了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差异在于前者认为人口红利处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增加、抚养负担持续下降的阶段，后者认为人口红利处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抚养负担较轻的阶段。显然，两者所描述的人口红利期既有重叠，也有相异，且前者所认为的人口红利先出现先结束，后者认为的人口红利后出现后结束。
对人口红利认识的差异，导致国内学者对中国人口红利存在性的判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口红利就出现了，目前随人口抚养比不再下降而结束；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红利出现的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并在2030年左右消失。
本文抛开两种认识的差异，考察2012年中国各个省份总人口抚养比变化情况（详见图1）。2012年17个省份总人口抚养比都介于30～40（15～64岁人口=100，下同）之间，8个省份低于30，6个省份高于40，其中12个省份的总人口抚养比处于下降的态势。目前的总人口抚养比现状说明，大部分省份的人口抚养负担较轻，总人口抚养比变化有增有减，并且减少的省份超过1/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有11个西部省区GDP增速超过10%，其中贵州省最高，达到12.7%
数据来源：中西部红利：多省市GDP增速超10%.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314/11884205_0.shtml。为此，不管从哪一种对人口红利的认识出发，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衡量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当然，人口红利存在性的大趋势是由集聚转为减少。
图12012年中国各省份总抚养比水平值与变化值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3）。
注：变化值根据2013年和2012年数据相减而得。
无论是从经济学角度还是人口学角度，人口红利的核心都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只要劳动力供给充足，能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它还是属于较好的人口年龄结构。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2001～2011年平均增速为10.4%，2012年、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都为7.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02-24。。这既有我国主动调整结构的内因，也有国际经济周期的外因。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中，外需由于欧美经济走低乏力，投资由于上一轮的刺激作用接近尾声而减缓步伐，因此，经济增速转为中高速也属正常。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数据，2014～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可达7.4%以上数据来源：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china#cp_prop。这足以说明在未来这段时间中国劳动力供给仍可以继续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为进一步说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供给状况，下面对2050年之前的劳动年龄人口存量与增量、比重与结构以及劳动力资源素质进行细致分析。
三、2050年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分析
1.劳动年龄人口的存量与增量分析
劳动年龄人口的存量与增量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口红利期存在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目前，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的规模开始下降，未来是否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决定了人口红利的存续性。新中国成立至今，经历了三次生育高峰，分别在20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早期至70年代中期、80年代（详见图2）。生育高峰期人口促成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快速增加，这同时影响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存量和增量的变化。
从图2可见，在劳动年龄人口存量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增加。
图21950～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变化
数据来源：UnitedNations，DepartmentofEconomicandSocialAffairs.PopulationDivision[R].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2Revision，2013。其中，2013年以后的数据取自中方案预测数据。
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规模接近6亿，1998年超过8亿，2005年超过了9亿，2012年达到峰值9.4亿，从2013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缓慢减少。图2显示，根据2013年世界人口预测报告，21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继续保持在9亿以上，21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保持在8亿以上，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仍大于7亿。从时间来看，劳动年龄人口保持在9亿以上的情况至少还要持续13年，劳动力资源供给保持在8亿以上的情况还要维持30年。另外，单独二孩生育调整政策于2014年在全国各地全面实施，这在2030年之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部分劳动力，减缓劳动力人口的下降速度。同时，未来还将逐步延迟退休年龄，这也将释放一部分人力资本积累较多的低龄老年劳动力（如科研行业、教育行业、医疗卫生行业等的劳动力）。因此，从人口角度来看，劳动力资源规模的存量依然庞大。
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量方面，2013年之前，中国人口增量一直保持为正增长，其中有两个阶段处于较大规模的增量，即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和21世纪的头五年；2013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增量转为负增长，但是减少速度缓慢，21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年均减少不到500万，21世纪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初期年均减少不到700万。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由正转为负，只能判断人口红利正进入由聚集开始趋向减少的阶段，但并不能否定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的存量依然存在的事实，即由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主导的人口红利将依然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经济发展城乡差异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明显。东部发达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正在逐渐削弱，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二元经济特征依然显著。对“民工荒”、工资上涨等现象直接的判断是刘易斯拐点迹象显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出现普遍短缺。目前所谓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主要是因为劳动力结构性短缺[35]，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因此，若简单以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开始变为负值来判断二元经济体的人口红利结束，会存在较大的偏差。尽管未来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处于负增长的态势，但是未来中国劳动力资源规模依然庞大，劳动力总量供给充足，劳动就业压力将继续存在。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继续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补充城镇部门低端劳动力市场供给，缓解劳动力结构性失业的矛盾。若能继续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效解决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问题，将能调节人口红利的空间余缺，促进人口红利的均衡发挥。
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结构分析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结构的变化能够说明人口红利规模的大小和发展所处的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越大，生产性人口越多，抚养负担越小，人口红利的潜力就越大。依据第一次人口红利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内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可以定性判断第一次人口红利发展所处的阶段，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达到最大时，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也将达到最大。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衡量的是劳动年龄人口中青年的比例，若当劳动年龄人口以青年为主，此时处于第一次人口红利期；当劳动年龄人口快速转变为以中年为主，此时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第二次人口红利潜力将不断壮大。
图31950～2050年中日韩劳动年龄人口
（15～59岁）占总人口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同图2。
下面从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数据比较中国与日本、韩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结构。从图3可见，首先，1950～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现先降低后上升再不断下降的变化趋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于1985年突破60%，2010年达到最大值，接近70%，并于2030年后低于60%，超过60%的时期为1985～2030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超过60%的年份为1960～2005年，最高约为65%。日本实现人口红利期为1960～1990年，并将1972年前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1973年之后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由于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遭受美国的打击，日元大幅升值，随后资产股市地产泡沫化和泡沫破裂，经济进入低迷发展阶段，因此1990～2010年这20年被称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36]。韩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60%的年份为1980～2025年，最高约为68%，目前韩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通过对比中国和日本、韩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目前的劳动力比重远高于日本人口红利期的比重，与2010～2015年的韩国相当，且2022年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速度低于韩国。因此，中国的生产性人口比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能支撑经济快速增长。
图41950～2050年中日韩劳动年龄人口
（15～59岁）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同图2。
其次，将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指数界定为大龄劳动人口（40～59岁）与低龄劳动人口（15～39岁）的比值，从而对比中国与日本、韩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变化。图4显示1950～199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呈轻微的年轻化，1990～2035年呈现不断的老化趋势，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指数约为0.8，最大为21世纪30年代，约为1.02，随后劳动力资源又呈轻微年轻化。日本在人口红利期末（1990年前后）时，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指数约为0.8，至2010年后开始上升，2025年前后达到最大值，约为1.1。韩国2010年该数值达到0.8，之后也基本一直高于中国，劳动力资源老化程度高于中国。中国劳动力资源老化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但老化程度和速度弱于日本和韩国。此外，郝东阳等人的研究表明，家庭储蓄随着户主年龄增加而呈现倒“U”型变动趋势，当户主年龄处于40岁以下，家庭储蓄率缓慢增加；当户主年龄处于40～60岁之间，家庭储蓄率迅速上升[37]，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指数越大，其储蓄能力将越大。相比处于1990～2012年的第一次人口红利集聚期（劳动年龄人口老化指数达0.4～0.8）而言，中国未来劳动力资源相对老化，说明中年人口的比重增加，将可能会形成为养老而进行准备的储蓄动机。这再次说明第一次人口红利的规模正逐渐减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将可能壮大。
3.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不断增加
如果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期间推行了良好的教育、医疗卫生等政策制度，积累了大量的人力资本，它将由于人力资本的特殊性而成为未来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根本。目前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趋于减少，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且进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阶段，包括“三驾马车”依赖程度的转换、产业结构高级化、能源结构的转变、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等，这些都将依赖于前期积累的人力资本。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教育制度不断完善，教育经费支出不断增加，大学持续扩大招生规模，人口受教育水平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快速提升。从出生队列来看，“六普”数据显示，“50后”至“90后”的各个年代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7.86年、9.01年、9.63年、10.74年、9.70年，即随着代际转换，人力资本积累迅速增加。从就业人口来看，其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90年的6.8年增加至2000年的8.0年，2010年进一步提升至9.1年，预计2022年和2030年将分别达到10年和12年，接近美国目前的水平（12.5年）[38]。另外，《中国统计年鉴2013》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2010年达到74.83岁，比1990年提高了6.28岁。这些都表明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不断提升，为壮大第二次人口红利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我国逐渐积累了规模庞大的人才资源，农民工培训也在不断加强，从而助力新时期经济发展。人才资源是高级的人力资源，2010年全国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21亿，占全国人力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11.1%；各类人才资源规模庞大，其中高技能人才资源达到2863.3万人，专业技术人才资源达到5550.4万人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201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2-06-05].gov.cn/g2dt/2012-06/05/content_2153635.htm。据国家统计局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接受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比例略有上升，2013年达到32.7%，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者的比例为9.3%，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者的比例为29.9%。
四、人口红利机会仍存在但收获难度增加
人口红利作用篇3
摘要中国经济增长迅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红利因素。人口红利因素主要表现为高的劳动力供给、高的劳动参与率和低的人口抚养比,但是它并不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目前我国正面临这一增长要素的渐渐流失,依靠这一要素发展的中国经济如何延缓这种流失带来的影响、如何继续保持高的增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大化促进就业、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三种方式。
关键词人口红利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由此创造了“中国奇迹”。这一现象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也成为国际社会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2006)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重消耗大宗商品”模式,这一模式主要由固定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美国经济学家艾尔文•杨格(Young,1995)对东亚新型工业化国家研究发现,它们比世界其他国家增长迅速的原因,几乎完全可归因于投资增加、劳动力参与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保罗•克鲁格曼(Krugman,1994)在其著作《亚洲奇迹的神话》中着重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主要是由于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提升。蔡(1999)等人对1978―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我国经济增长的69%是由劳动力因素贡献的。世界银行(1998)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我国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70%可以由人口红利因素来进行解释。
一、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人口红利是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即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从而会对该国经济增长产生正的积极效应。人口转型过程中,往往经历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人口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低人口增长率的历程,由于这种历程具有时间上的继起性,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上的三个层次。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Williamson,1997)。
不同年龄的人群对经济的作用亦不相同。劳动人口占总人口多数的情况下,会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和个人储蓄,从而会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地效应。若老年儿童比率占据总人口较大份额时,社会负担较高,生产性较小,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国家或地区,如果能够提供相配套的设施和措施,合理利用人口红利,就能给经济增长一个额外的推动力,从而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
在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最终会收敛于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在这条路径上,模型的每个变量都会以一个不变速率增长,最终经济也会保持一个固定速率进行增长。若一个国家或地区恰好处于人口红利期,并能够加以利用的话,这个平衡增长路径可能会被打破,经济增速也会超过平衡路径上的增速。此时,由于少年儿童和老年人比重较低,社会负担较轻,创造的社会财富就相对较多,进而社会储蓄较高,表现在下图中就是实际投资线的向上移动。横轴表示资本―劳动比,反映的是储蓄(投资)水平;纵轴表示产出―劳动比,反映的是产出水平,代表储蓄率,是人口。的向上移动会带动单位有效劳动资本量向右移动到,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也会增加到,经济会移动到新的稳态水平。此时的产出水平明显大于旧稳态水平时的产出,这就是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贡献。
二、中国人口转型中的人口红利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大幅度的降低,而出生率下降幅度却很缓慢,因此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后来我国实施了计划生育等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才大幅度的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型的过程中,自然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即少年儿童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降低,劳动力人口逐渐加大,而且长期内老龄化人口的比重并不会有太大变化,仍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因此,就对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额外的推动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这种人口结构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人口红利优势也随之流失。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青年人比例逐年下降,改革初期的1979年,0-14岁的少儿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而2009年,比例竟然不足1/5,下降速度甚是惊人。而且未来10年中国18-22岁的人口将减少4000万,而20-40岁更是减少1-3亿。联合国对于中国人口的预测也不容乐观:
如上表所示,我国总人口在2035年左右达到峰值14.91亿。但是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逐渐增加,育龄妇女比重却是逐年降低。即我国会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社会抚养比较高,而劳动人口会持续减少,这样,就加重了社会负担,降低了储蓄和劳动力的供给,对经济持续增长不利。
三、保障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的措施
尽管我国人口红利优势会随着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劳动参与率的降低而渐渐消失,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延缓这种趋势,并且最大化人口红利期时的经济增长。
首先,促进人口红利的顺利收割,需要提供与之相适应的条件和政策机制。其中,最大化促进就业是保障人口红利收割的关键因素。人口红利源自于就业的前提,充分就业更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红利因素。
其次,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我国农村人口红利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据着大部分的份额,通过促进农民进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差异等措施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条件。
最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方面,应该提供一系列制度保障,解决就业人口的后顾之忧,将寻求社会保障的压力变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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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作用篇4
关键词：老龄化；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235-05
引言
人口是综合多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社会实体。1798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问世标志着人口理论的正式产生，也引发了学界对人口转变（Demographictransition）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热烈争论。“人口红利”最早由Mason（1997）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它是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进而引发生产与消费变动产生的（Mason，2001；Bloom，2001）。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会相应形成“人口负债（少儿型）―人口红利―人口负债（老年型）”的红利区间，在转变的第二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少年人口数保持高位但逐渐降低，老年人口缓慢消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较低，此时总人口呈“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有限时期内高储蓄率与投资率、高劳动参与率、高人力资本、低社会负担，从而实现各个增长要素的充分利用，由此带来的额外的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红利”（于学军，2003；蔡，2004；陈友华，2005）。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人口问题一直受到重视与深入研究。马寅初（1957）立足1955年上海、浙江地区人口调查数据，结合当时中国人口增长快、资金积累少、粮食匮乏、工业化水低的国情，得出中国人口“非控制不可”的论断。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实施，从1981年至今，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自然变迁的基础上持续施加行政力量，干预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中国在低收入条件下进入总人口呈“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状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阶段，这种人口结构变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老龄人口比重快速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社会抚养比逐年升高，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面临新挑战。老龄化新背景下，中国人口红利能否继续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又如何实现对存续红利的挖掘和兑现？这是亟待我们思考和回答的新课题。
一、中国传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正如Sala-i-Martin（1996）所分析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是由初始条件、人力资本状况、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开放程度、历史机遇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红利期的到来，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成为了中国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前提条件。
过去三十多年，人口红利拉动了中国1/4以上的人均GDP增长（蔡，2006）。在部分具备人口红利发挥作用条件的前提下，中国人口红利主要通过要素供给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可归结为三条路径：一是丰富的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源构成劳动力要素禀赋；二是劳动人口增加以及人口抚养比降低提高了全社会储蓄率，利于资本形成；三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成为重要的非有形生产要素部分。
（一）人口红利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人口红利带来的最直接效应是适龄劳动人口增加和人口抚养比降低，它通过该路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数量方面，还在于衍生出的人力资本提升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具体包括：（1）提高劳动参与率。从数量上看，人口红利期存在大量适龄劳动人口，使得中国劳动参与率在1990―2009年一直保持在73.8%～80%的国际较高水平（郭琳、车士义，2011），这是中国人口年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条件（都阳，200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4）分析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40年（1960―2000）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人均GDP与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变化呈正相关的结论。（2）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人口增长既影响劳动力的数量，又影响劳动力的质量（李通屏，2002）。生产性年龄阶段人口数量的增加，能通过竞争以及传递效应提高整个社会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速度，提升人力资本，从而提高社会产出水平。（3）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针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蔡（2008）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延缓了物质资本报酬递减，从而维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人口红利的大部分）流动到城市，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创造出了巨大生产力（汪小勤，2007）。而社会抚养负担降低使更多劳动力从家庭非生产性活动转移到生产性活动中，提高了社会总产出（LindhandMalmberg，1999）。
实证研究的结果很好的支持了上述观点。蔡、王德文（1999）通过对1978―199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解分析发现，在此期间实现的年平均9.5%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份额为24%，人力资本因素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率为21%。世界银行（1998）的一项类似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对中国改革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了16%。
（二）人口红利对储蓄率的影响
人口红利提高储蓄率的理论源于“生命周期假说”，在消费者理性选择下，储蓄在个人及家庭生命周期中呈“倒U型”趋势，人在处于劳动年龄阶段时储蓄能力最强。如果一个社会少儿和老年人比例增大，储蓄倾向会降低，而适龄劳动力比例较大时，社会储蓄率较高。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人口红利是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有着较强的消极影响。Leff（1969）通过对1964年74个国家（27个发达国家与47个欠发达国家）数据的截面估计发现总储蓄率与非劳动年龄人口数成反比；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分析亚洲国家数据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李克平（2006）认为由于中国家庭户均劳动力比重高，老年和少儿抚养负担较轻，因而出现高达16%的家庭储蓄率。汪小勤（2007）则通过基本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证明了储蓄率上升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在两者数量关系的具体测度上，Loayzaetal.（2000）运用面板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将导致储蓄率分别减少1%和2%。王德文等（2004）利用Leff的模型得出中国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的实证结果。然而，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持异议：Mason和Lee（2004）指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数量减少以及老龄化）会带来人均资本增加以及个人养老储蓄动机增强，同样会有力促进经济增长。保罗・舒尔茨（2005）对Higgins和Willianmson（1997）的研究扩展后发人口年龄结构并不显著影响储蓄率。袁志刚和宋铮（2000）构建迭代模型发现发现，人口老龄化一般说来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这是造成中国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既有的共识与分歧，我们首先要肯定人口红利通过提升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继而一方面继续利用现有人口红利带来的较多储蓄，进行适度合理投资；另一方面关注和慎重考量老龄化时代储蓄率变化情况，注重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通过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通过制度设计促使人们保持足够储蓄率，同时疏通投资渠道，利用好每一单位资本。
（三）人口红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与生产要素单纯的量的扩大没有关系，而取决于GDP增长率中不能用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来解释的那部分剩余，实际上是一种余值增长。蔡（2012）认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在人口红利消散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够在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后人口红利时代全要素生产率的的改进，并提出应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极应对老龄化、调整生育政策来改善这一生产率来源。车士义等（2011）利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人口红利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3%的结论，并提出了相似政策建议。
在以全要素生产率为角度展开的研究中，人口红利并非单纯被作为劳动力要素的贡献者，而是作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一种隐含着生产功能的投入，这样的考量较全面完整地囊括了人口红利的作用。这也提醒我们在老龄化时代更应注重人口结构转变对人力资本开发、物质资本利用、技术进步带来的作用，而非专注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减，以期更好地挖掘人口红利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红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从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规律以及其他国家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在21世纪绕不开的重大挑战，也将是中国新时期人口红利继续发挥作用的一大掣肘。
（一）来自老龄化时代的挑战
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13.4亿，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8.87%。根据“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的人口结构为老龄化”的国际惯例，中国已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了老龄化时代。据于学军（2003）、陈友华（2006）的预测，中国人口红利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可发挥四十年的作用，延续至21世纪30年代结束。而王德文、蔡、张学辉（2004）得出了更不容乐观的结论，他们经过模型分析，认为2015年将是中国人口抚养比最低点（达39.4%）以及人口红利转折点，此后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债阶段。
曾毅（2005）认为中国老龄化具有老化速度快、高龄老人比例增长更快、老年人数量庞大、老年抚养比与总抚养比大幅度增高、独居老人比例大幅度增加、城乡与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大等六大特征。此外，“未富先老”也是中国老龄化的一大特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恰与人口红利的促进路径相反，尽管经济增长是个复杂的过程，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劳动力资源的收缩和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储蓄率的降低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将导致人口老龄化较严重地区资本形成的减少；老年劳动力比重的提高将损害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不利于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齐传钧，2010）。
除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不足外，值得特别关注的还有老龄化带给社会的沉重养老负担以及间接制约：
1.老龄化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在财政包揽传统下，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工资支出规模不断扩大；此外，企业职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以及老龄人口医疗补贴等都在快速老龄化趋势下压力大增（高淑红，2011）。据《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2012）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养老金缺口将成为未来中国财政的最大风险。
2.老龄化降低消费倾向，引领消极消费结构。王金营、付秀彬（2006）通过分析中国1978年以来的时序数据，认为老龄化会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减小，长期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王森（2010）完善了王金营采取的计量方法，得出人口老龄化目前对居民消费呈现正负交错的影响效应，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后将会对人均消费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在消费结构方面，老龄化增大社会抚养比，使国民收入中用于非生产性消费（养老、护理、医疗等）支出增加，减少了个人储蓄和生产性投资，会降低社会总产出水平（钟水映、李魁，2009）。此外，老龄化还会导致农村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尽管目前该影响并不显著，但确实保有增长趋势（曲兆鹏、赵忠，2008）。
3.老龄化牵制劳动适龄人口生产率。“养儿防老”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和客观现实，当下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开始承担“四二一家庭”养老重担。根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10月1日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数据分析，在中国老年人主要经济来源的排序中，57.1%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或其他亲戚提供帮助，占最大比重。除过物质上的投入，子女还承担着老人大部分的生活照料内容。①而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尤为庞大（占全国老年人口的60%以上），其中95%没有养老金，只能靠家庭养老。如此一来，不得不考虑到老龄化时代适龄劳动人口在供养较多老人时投入的机会成本和对经济造成的拖累效应。
（二）老龄化时代继续发挥人口红利的应对之策
基于中国实际情况，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等制度性客观约束致使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并未得到充分开发，仍有挖掘的潜力；与此同时，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也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彻底消失，在带来挑战的同时，它也赋予我们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新机遇。新背景下如何继续挖掘与合理利用人口红利是我们的探究方向。
1.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刘元春、孙立（2009）指出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只是反映了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数量，只有劳动参与率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同时失业率能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才能充分地发挥人口年龄结构所带来的优势。学者们普遍认为充分就业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关键（于学军，2003；蔡，2004；都阳，2007等）。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劳动力人口与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就没有区别，同样是人口负担。郭琳、车士义（2011）通过对1990―2009年的时序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参与率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趋于下降，降低了人口红利的作用力度。另外，车士义（2009）还提出个人参与工作的意愿也对劳动力资源是否充分利用起作用，由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和某些福利制度的刺激，导致目前相当一部分劳动适龄人口不愿参加工作。虽然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还未表现出明显而全面的供不应求，但在老龄化时代劳动力资源禀赋逐渐弱化的新背景下，只有保证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实现劳动人口比例上的提升，才能弥补其总量上的降低，为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2.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中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东、中、西部发展也很不平衡。在此背景下，劳动力特别是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条件。据Francis（1997）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2%的GDP增长率中含有劳动力流动方面16.3%的贡献。中国当下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与老龄化构成并生共存、相互影响的态势。此背景下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方法可总结为两个方面：（1）城市化、对外开放进程自然诱发劳动力流动。毛新雅、彭希哲（2012）认为城市化与对外开放政策为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提供了政策制度保障，是引发劳动力流动、获取人口红利的重要条件。而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均等公共服务，又可以从城市化领域继续开发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蔡，2010）。（2）用一元户籍制度、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制度支持劳动力流动。沈丽君（2005）提出只有通过建设城乡间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破除限制流动和转移就业的政策制度障碍，将农村的劳动力禀赋与城镇的经济机会结合，从而延长农村人口红利期、延缓城镇老龄化，才能打通兑现人口红利的渠道。车士义（2009）从中国现实出发，提出只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才能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得到充分发展，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这需要通过户籍制度的逐渐松动与大幅放开来实现。
3.实现劳动力结构优化升级。人口结构优势能否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要看劳动力结构是否适应中国的产业结构、工作岗位需求。在老龄化背景下，我们更要量体裁衣，实现有限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其促增长的作用。根据中国实情，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将人力资源发展为人力资本是我们应迅速展开并长期坚持的重大策略。郭振威、齐险峰（2008）指出人力资本快速积累，不仅可以补偿人口数量红利的消失，而且可以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源泉。车士义（2009）提出劳动力素质应该适应新的产业结构，中国目前仍然存在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尤其是广大农村劳动力，虽然大量存在，却无法适应社会对农业以外劳动力的需求。在具体实施方面，依赖于对教育、公共卫生及健康、就业及培训等公共投资（胡鞍钢，2011）。
4.改革与完善养老保险体制。尽管中国已经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但实际实行的是混账管理的办法，①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多年且规模剧增，不仅造成巨大养老金缺口，而且对人口红利的发挥造成束缚。蔡（2010）提出要建立起一个具有积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功能或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可以利用劳动者的养老期望来增强储蓄动机，以及资本市场的增值来保持高储蓄率。在具体的实施方面，学者研究了以下途径：（1）全面构建积累制的养老金。杨娟（2012）提出以EET延期纳税模式鼓励积累制养老金计划发展，以信托模式构建积累制养老金计划的安全运营机制，参考英国SERPS计划的退出选择（contractout）机制，构建与收入相关联的强制型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划。（2）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袁志刚（2004）提出达到养老金增值目的首先要规范资本市场，现阶段可让社会保障基金通过委托国际性基金公司走向国际资本市场，得到尽可能高的资本回报。王怡等（2012）提出应借鉴英国经验，由政府设立专门投资运营养老保险基金的部门，来统一运营养老保险基金；并降低银行存款及国债投资比例，适当放开股票市场。而唐均（2012）呼吁“投资不等于入市”，反对证券投资，认为既有国情下仍应通过中央专管机构给予有保障的利率（譬如设立社会保险银行，保证比CPI高1个百分点）以实现养老金增值。
虽然中国目前正在迈入高速老龄化阶段，但短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并不会消失殆尽。鉴于中国城市化虽然经历了超常规增长，但仍然有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市化等方面的非典型特征（蔡，2010），传统人口红利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结语
过去三十多年里，人口红利作为中国最为典型的要素禀赋，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全要素生产率三条路径促进了中国经济腾飞，而其作用的顺利发挥是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相应制度的建立为前提的。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与有所改观但不甚完善的制度激励相容，从而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
面临老龄化时代的新挑战，一些不完善的经济、行政制度，以及长期存在的不良经济结构已经丧失了过去劳动力要素禀赋对其的替代和弥补作用（户籍制度束缚劳动力自由流动；养老保险体系面临日益增大的资金压力；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造成劳动力市场低效率等）。当老龄化打破了中国经济增长原有的稳态时，其对中国人口红利的继续兑现和进一步挖掘产生了客观的阻碍。而为了保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我们一方面要在给定人口资源约束条件下，纠偏人口要素的错配，提高既有红利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设计，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些设想的实施需要落实在养老保障体制、金融体制的完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户籍制度的打破，以及一系列经济增长要素的联动之中。
可以说，能否兑现既有人口红利以及创造人口红利新空间，就在于灵活贯通的劳动力市场、完善的教育体系、合理健康的产业结构等一系列良好外部环境能否建立起来，其关键还是得依靠相关政策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这也是新的资源约束条件下提升经济效率的最优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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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作用篇5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逐渐削弱,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不断加速。有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将彻底消失。而从沿海蔓延至内陆的“用工荒”、高企的用工成本、不敢轻易对员工开口说“不”的HR……更是似乎要用不断重复的事实为这一结论做出佐证。
“中国整体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关键阶段,对于身处其中的企业而言,一方面: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巨大活力的剩余劳动力优势正在消失,企业必须通过技术、产品、经营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来抵消人力优势消失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创新的本质因素更是人的问题。因此,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人才,充分发挥HR的角色职能,成为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HR转型迫在眉睫。”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外企服务分公司人力资源专家表示。
刘易斯拐点到来
所谓人口红利,按照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所长蔡昉的说法,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在理论上被称为刘易斯拐点。英国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会有一个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走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劳动力会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直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及城市部门完全吸收,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具有相同的边际生产率,这个均衡点就是刘易斯拐点。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强,消费性人口比例上升,生产性人口比例下降。此前媒体频频报道的“人才荒、用工荒”便是例证。
此外,以北京市餐饮行业为例,餐饮服务人员的工资近几年翻倍上涨,有工作经验的大厅经理月薪几乎与办公楼白领的薪资相当,甚至更高。这都与餐饮服务行业人才的缺乏有关。另外,由于北京市保姆的缺乏,家政服务人员的薪资也不菲,保洁工的时薪目前在35元/小时左右。并且这些服务业人员均从北京市外农村而来。
未来不仅企业很可能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以较低的工资雇佣到足够数量的劳动力,而且高素质人才的争夺也在加剧。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企业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已经升级为对科技经营人才的竞争,目前人才资源供过于求的局面在人口红利消失后也会发生逆转。
教育溢出效应
前述人力资源专家认为,人才的教育培养肯定是人才工作中重要的环节,对人才的选用和留用都会有深远的影响。目前中国的职业教育比较少,国家已经开始在逐渐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教育红利外溢产生的人力资本红利大幅上升,可以抵消一部分人口红利下降的不利影响。”
专家认为,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素质上升,劳动者的就业参与率提高,就业总量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将收获就业总量红利。教育发展的直接产出,就是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直接扩大就业规模,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之比不会下降,反而会持续上升。
人口红利消失倒逼HR转型
后“人口红利”时代,HR转型势在必行。不过,企业转型现状却不容乐观。有调查显示,在今年经济形势稍弱的状况下,虽然有51%的受访企业认为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运行状况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但“尚可维持”的企业的比例也高达31%。而对于HR转型,仅有8%的受访企业处在“转型中”,认为自己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运行状况处于“不好,急需转型(转变)”的比例为5%。
人口红利作用篇6
关键词:后人口红利时代;人力资源管理;老龄化
1引言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16．60%，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我国老龄化问题正在加剧，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与此同时，2004年春季以来，我国各地均出现程度不同的“用工荒”现象，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未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大，劳动力无限供给引起的人口红利时代逐渐消失，“用工荒”现象将日益成为常态，我国将迈入“后人口红利时代”。在此背景下，企业该如何根据不断变化的人口情况，创造性地开展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我国人口结构变迁视角切入，在对人口红利及人后口红利等相关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人口红利渐失对企业的影响及后人口红利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应对策略。
2文献回顾
2．1人口红利相关研究
早在1984年就有日本学者提出了“黄金年龄结构”的概念，自此，有关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人口红利的概念则是由美国夏威夷大学的Adrewma-son教授于1997年提出来的。人口红利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较大，抚养率比较低，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有利人口条件。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等于或大于60%的阶段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时期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倒U字形分布，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据绝对优势。根据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动态变化，人口红利一般要经过窗口打开、高峰期和开始关闭三个阶段。对应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先上升、到达顶点、然后开始不断下降的趋势。人口红利的出现会带来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由于人口红利呈现的“中间大、两头小”特征，该特征一般表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较高的储蓄率。基于上述原因人口红利期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人口红利与经济之间存在着正向影响的关系。人口红利的到来会促进经济发展;反之，人口红利渐失会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进而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并最终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2后人口红利相关研究
所谓后人口红利时代，即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经济发展将不再依靠劳动力的低成本无限供给。在人口红利渐失的背景下，企业将面临劳动力供给有限、劳动力成本上升及高素质人才争夺加剧等问题。于宁(2013)认为“后人口红利时代”就是人口红利窗口开始关闭的时期。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到来，对我国经济发展会带来机遇和威胁。根据胡鞍钢的看法，2010－2015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最高点(71．9%－71．5%)，随后开始下降，结合人口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比达到了顶峰74．5%，然后开始逐步下降;2011年中国的老龄化也达到了9．1%，并且持续上升;201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值34．2%，然后开始逐步上升，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比和中国人口的总抚养比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年达到顶峰，随之人口红利开始下降，我们称之为后人口红利时代。后人口红利时代呈现以下特征:劳动力市场已经从传统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普通劳动者短缺成为一种常态;员工和企业的关系已经从传统的企业买方市场向员工的卖方市场转换;在注重人口转移，平衡人口供求不均衡的同时，更注重提高员工的素质;人口呈现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率与工资水平呈U型变动关系。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也必将会发生变化，由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智力密集转变，由出口驱动型向投资驱动、消费驱动转变。
3人口红利渐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3．1普通劳动力短缺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表明:虽然我国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但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老龄化、少子化趋势明显，人口年龄结构已经由“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在此背景下，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普通劳动力短缺将日益成为常态，普通劳动力短缺势必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3．2人力成本上涨
人口红利渐失表明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人口红利渐失导致劳动力市场会出现供给小于需求的现象，势必会导致劳动力价格出现上升。人力成本不仅包括员工工资这种显性成本，而且包括招聘、培训等隐性成本。由于劳动力短缺，企业为了防止员工跳槽带来的人力资源的流失，会给员工增加薪酬，人员的频繁流动也加大了隐形成本涨幅的增加，最终导致企业生产总成本的增加。
3．3高素质人才争夺加剧
人口红利渐失不仅使得企业雇佣足额数量员工的成本增加，而且也导致企业之间对高素质人才的争夺加剧。人口红利的渐失，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企业以往通过低劳动力成本的方式来获得竞争优势的方法已经不可行，企业必须不断完善其经营管理，使企业由之前的追求数量转变为追求质量，降低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转而向高素质人才招聘、培养的方向发展，从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升级为对科技经营人才的竞争。在此背景下，企业间高素质人才争夺必将加剧。
4后人口红利时代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对策略
在人口红利渐失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着基层员工短缺、人力资源成本增加、高素质人才争夺加剧等系统性问题。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已然迫在眉睫。结合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本研究认为，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4．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后人口红利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将由传统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传统的出口、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使内部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因此要着重从扩大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入手，实现员工的工资主动式增长。
4．2转变企业用工政策
中国快速老龄化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由“哑铃型”结构逐步向“倒金字塔”结构转变，预示着中国未来劳动者供给形式的严峻性，使得企业必须合理并且高效率地使用现有劳动者，并期望在劳动者不足的情况下，低龄老龄化劳动者能够返聘，更好地为企业所用，因此，企业的用工政策应更多地从长远角度考虑，建立完善的企业用工政策体系。此外，企业还可以与劳务派遣公司、高校等进行合作，从而降低企业劳动力成本。
4．3完善劳动力市场
随着中国快速老龄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出现短缺，促使中国劳动力市场由企业一方主导向企业和劳动者共同博弈转变。中国人力资源服务市场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也逐步完善，使得中国的劳动者能够有更多地选择，促使双方协商共谋企业的发展，使得劳动者在工资增长方面有了发言权，保障了劳动者工资增长的权益和享受企业发展的成果。
4．4加强教育和培训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传统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不复存在，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会进行转型发展，企业原有劳动者不能适应企业的需求。在人口红利渐失背景下，通过不同方式的培训提高企业员工在知识水平、技术能力和品德等方面素质，提高企业职工的职业技能和业务素质;通过建立健全职工教育的制度，通过短期学习、进修和校企合作项目等提高企业职员知识更新速度;制定合理的招聘计划和科学的薪酬体系，奖惩分明，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建立完善的企业福利政策，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建立一个长期的共赢关系。
5结语
尽管人口渐失对企业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导致劳动力短缺、人力成本上升、高素质人才争夺加剧等问题，但是只要能够重视人力资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用工策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加强培训，就会实现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消除人口红利带来的消极影响，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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