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6篇)
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篇1
张骞没有想到，汉武帝也没有想到，他们联合月氏，“断匈奴右臂”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却自此凿通了一条中西方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交流融合的大通道，不仅使得现今新疆一带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并密切起来。中原文明自此传播至西域乃至更远，西域诸国的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种传播到了到中原。而从此，敦煌这个名字在史书上有了记载，也自此拉开了中西方文化等诸方面交流融合的大幕。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北壁的《张骞出使西域图》形象地记录了这一场景（图1）。
时隔700余年之后的隋大业五年（609）三月，一个后来饱受诟病的帝王――隋炀帝率领率文武百官、嫔妃、侍从及40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出发，出陇西，经狄道、临津关、西平、长宁谷（今西宁北川）、月星岭（今达坂山），横渡黄河、浩（今大通河），穿越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今甘肃民乐县东南，甘、青两省交界处的扁都口隘路，自古为甘肃河西走廊通青海湟中的捷径），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在这里，他召开了盛大的万国博览会，登上燕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内焉支山），接见了高昌、伊吾等西域二十七国国王及使者。这次张掖盛会，《通鉴》如是记载：
（六月）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Y，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以通西域之路。
据此观之，此次盛会盛大异常，在整个封建时代都是首屈一指的，隋炀帝此举功不可没。（由山丹当地书画家陈希儒创作的巨幅国画《隋炀帝西巡焉支山》再现了这一历史场景，见图2）
另据《隋书・西域传》称：“万乘西出玉门关。”宋人傅佐良《武经总要》也说隋炀帝最西到了玉门关。据说大业五年（609）六月，隋炀帝穿越大斗拔谷后，西向出玉门关，巡视河西。直到九月，返回长安。也就是说隋炀帝在河西地区活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文件中有一《甲具弓箭堪检牒》残片，这是一件有关大业五年（609）六月十五日对甲具弓箭等武器进行严格管理的文书，而此时正值隋炀帝西出玉门的前后时间段内。这件实物史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整个河西地区处在状态，以确保隋炀帝的出巡安全。但隋炀帝是否真的继续西行，到达玉门关外，迄今并无实证材料。舞剧《丝路花雨》中西域二十七国在敦煌举行盛大交易会的壮观场景，即以这段史实为题材。另外，在隋代立国的37年中，敦煌莫高窟开凿了100多个隋窟，是现存前200年洞窟的三倍，这一点充分说明了当时敦煌佛教的繁盛。隋炀帝三次颁舍利于天下，第一次的三十州中，就有敦煌，《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记载隋代仁寿元年曾在敦煌崇教寺建舍利塔，但这件事在敦煌地方文献中并无留下明显的痕迹，《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的记载也相当简略。敦煌遗书中有三份适用于曹氏归义军时期的《董保德重修普净塔功德记》，其中的一份长期被忽略，王惠民先生通过综合研究，考证出正是这份未受重视的《功德记》中所提到的普净塔有可能即是隋代崇教寺舍利塔。若果如是，那么，隋炀帝西巡的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已不需要再作过多说明。
但无论怎样，隋炀帝此次西巡，经常被后人说成是穷奢极欲之举，这显然是不够客观的。因为正是由于此次西巡，取得了亲征吐谷浑的巨大胜利，迫使吐谷浑主南遁，内部分裂，势力大减，有效保障了陇右地区的安全，为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安定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西巡和大规模的设郡置县（先后在今青海湖东岸、青海湖南，今新疆罗布泊南、新疆且末县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各辖二县），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些新附地区的有效管理和统治。更为重要的是，此次西巡解决了长期以来中西交通不畅的现实，中原与西域、西亚交往的所有道路全部畅通，南北门户洞开，为后来丝绸之路贸易的更加繁荣奠定了基础。张掖举办的大规模的经贸文化盛会，不但向域外各国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与富有，更向各国表达了与之进行经贸文化交流、友好交往的强烈愿望。
当然，这次西巡的决定和张掖盛会的举办还需要提及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裴矩。隋炀帝时，任裴矩为驻张掖特使，主管同西域各国商业和文化的联系，并导使西域各国首领入朝。就这一点来说，裴矩无疑是成功的。他对西域各国的山川、风土等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发现自东汉以后中国对西域各国情况知道太少，遂在张掖、武威管理商业交通事宜的同时，广泛地采访了西域各国的商人，收集了这些地区的政教、风俗、山川、交通、物产等大量资料，写成《西域图记》三卷，叙述了四十四国的情况，上奏朝廷，并也因此促成了隋炀帝的西巡。
一个郎官的创举，一个帝王的巡视，终于奠定了一条中西方文化交流大通道的坚实基础，从此，在这条道路上，“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东来贸易，西行求法者络绎不绝，而敦煌（沙州）、张掖（甘州）、武威（凉州），一个又一个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也由此兴盛起来，尤其是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三道汇集之处，俨然成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日渐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逐步发展成为西北军政中心和文化商业重地。
1000余年之后，公元1877年，这条以长安为起点，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然后分南北两路，分别出玉门关和阳关，通过塔里木盆地，到达疏勒，越过帕米尔高原，穿过伊朗高原，一直到达地中海东岸的陆路大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定下名称。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theSilkRoad）。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但这条道路，实际上远不止是一条中国的丝织品传播之路，也是一条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文化之路、科技之路……
与张骞凿通西域的壮举相隔2000余年，与隋炀帝西巡相隔1400余年，与李希霍芬为丝绸之路定名100余年之后，时光的指针指向了2016年9月，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盛大启幕。这是目前“一带一路”建设中唯一以文化交流合作为主题的部级平台和国际化盛会，是根据敦煌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敦煌文化巨大的当代社会和人文价值，提出的进入国家战略规划的重大节会平台。本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85个国家、5个国际组织的95个国外代表团会集敦煌，回顾东西方文化悠久历史，展望“一带一路”建设的广阔前景。同时，本届文博会举办的文化年展总陈展面积为3.6万平方米，共展出61个国家和国内15个省（区、市）送展的8000余件展品，涵盖了历史文物、美术摄影、创意设计、动漫制作、非遗保护、图书发行、丝织印染、瓷器烧制以及我国航空航天技术成果等10余种品类，它以文化为纽带，将穿越千年历史的东西方文明鲜活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其中，由甘肃著名画家莫建成先生主创、甘肃著名画家王骁勇先生主笔，历时近两年完成，在文博会中国馆展出的巨幅长卷《敦煌印象丝路虹霓》生动展现了丝路文明发展的历史（见图3）。
文博会的举办不仅打开了一扇敦煌乃至甘肃面向世界的窗户，更是提供了一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合作共赢的广阔平台。这是开放的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切实举措，也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新机遇。这次盛会的举办，与千年以前隋炀帝在张掖举行的“万国博览会”有着根本的区别，并不是通过夸耀“以示中国之盛”，而是抱着平等合作的态度向世界敞开襟怀，共同谋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的福祉，共同携手实现“美美与共”的新愿景。可以这样说，张骞是凿空丝绸之路第一人，隋炀帝奠定了丝绸之路逐步走向兴盛的良好基础，而千年之后的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则再次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崛起、经济发展搭建好了前景广阔的平台。
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篇2
关键词：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一带一路；世界史；非线性
中图分类号：K87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4-0001-04
2014年6月22日上午，在位于西亚波斯湾西南岸的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上首个跨国申遗项目――“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以下简称“丝绸之路”）被顺利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它与同日也被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另一申报项目――中国大运河，都属于线性文化遗产[2]。后者虽长达1011公里，但均在中国境内[3]；而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一度曾东展至河南省洛阳市），但在穿过甘肃省河西走廊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天山南北地区后，即越过国境，进入中亚，之后又延伸至南亚印度河流域、西亚、北非与欧洲，是横跨亚洲、非洲与欧洲广大区域的一条陆上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路线[4]。这条极为重要的联结东、西方多个国家的陆上交通路线，早在史前之新石器时代就已为先民们所开通。在中国，到西汉武帝（前140～前87）建元三年（前138）与元狩四年（前119）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①，遂使之成为双方主导的中国中原王朝与西方诸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大道。之后，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后，在其名著《中国》（又译为《中国亲程旅行记》，或《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第一卷中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因“丝绸之路”一名形象生动又切合史实，所以一经提出便得到中外学界与政界、商界的广泛认同，纷纷采用。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不断对其路程与内容加以扩充。如关于丝绸之路西方的终点，20世纪2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就在他写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绸路》与《从中国到罗马帝国的丝绸之路》等著作中，即将该路的西端由中亚内陆地区向西延伸到西亚濒临地中海的叙利亚，进而到达南欧亚平宁半岛上的罗马。甚至还有学者将丝绸之路之两端分别延展到太平洋岸与大西洋岸[5]。由此可见这条大道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之大，影响之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国家主席先后于2013年9月、10月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后，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列为中国之重大战略，还得到国外许多相关国家的纷起呼应，一时间，从国内到国外，从政府到民间，包括从事国际关系、军事战略、经济贸易、历史文化、民族宗教以及环境科学等人文社会学界均对建设“一带一路”这一涉及全球的发展战略表示关切并开展研究，发表了不少观点与建议。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颇感疑虑的看法。为切实推进“丝绸之路”之学术研究，并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作出具体贡献，现根据近来对相关问题的学习与思考，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问题陈述一些个人见解。
一、当前注重研究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意义与作用
前已述及，丝绸之路历经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迄于当今的整个人类历史时期，涉及亚洲、非洲、欧洲整个旧大陆广阔地域，包容多个国家、地区与民族，历史演变曲折复杂，而各地区与民族、国家之文化又多种多样、丰富深厚。尽管在中国自公元前后之西汉、东汉时之大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在他们撰写的史学名著《史记》之《大宛列传》及《汉书》之《西域传》开始对之有所记载，之后在相关的史籍与诗文中对其记述更不绝如缕；在国外，恰如李希霍芬在其名著《中国》中论及“丝绸之路”时引述的公元1世纪无名氏撰写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中曾描述的公元前后中国与印度以及中亚地区的巴克特里亚，即大夏间的交通、贸易状况。自那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使者、商人也不断风尘仆仆地来往于丝绸之路上。其中最著名的是13世纪后半叶，即中国元代初年沿丝绸之路东行来华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他所著的《寰宇记》，也即后世通称的《马可・波罗行纪》，对丝绸之路与他所到达的元代帝国相关地区之自然状况、风俗民情、宗教运动，特别是经济与商贸状况作了翔实精彩的记载。尽管如此，面对丝绸之路历时长近万年，地域广达数千万平方公里这一庞然大物，对于其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揭示、研究与论述都是十分不足的。当下，在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一带一路”又成为全球发展战略的形势下，对丝绸之路之历史文化加强研究，尤显重要与紧迫。
（一）这是强固对丝绸之路这一重大历史事实认识的根本之举
前已述及，尽管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学名著《史记》之《大宛列传》记载了“张骞凿空”的史迹后，中外学界对这条连接中国中原王朝与中亚、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的交通贸易大道就屡有记述与研究，但迄今仍有学界中人提出种种质疑。如以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中国人兴建的，也不是中国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对中国的丝绸之路有需要，才形成了丝绸之路”；如还认为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给出“丝绸之路”命名前，中国人缺乏自觉性，也缺乏主动性，而此后又滥用“丝绸之路”的名称[6]。诸如此类的辩难言词还有一些。这就表明，对丝绸之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中国人对丝绸之路究竟有无贡献以及有何贡献等基本史实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拿出更为翔实可信的史料与研究成果来强固学界与民众对丝绸之路这一重大历史事实的认识。
（二）这是激活丝绸之路内在生命力，并使之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蓬勃生机的必要之举
大凡言之，丝绸之路这一在世界上已存在了数千年，迄今仍鲜活地呈现于世人面前的历史综合体，如果路网是其血脉，它所涉及的区域或国家是其肌体，路网上往来输送的名贵货物以及政治、科技、宗教等讯息是其血液，那么蕴涵于它们之中的文化则是其灵魂，是其得以长期延续下来的内在生命力。所以，唯有在进一步全面而又精当地揭示出它的形成与发展的史实的基础上，深刻、精准地剖析出上述种种史实的廪赋的文化内涵，才能有效激活这一内在生命力；并使当代学人与政治、经济、科技各界有识之士，为其培养新内涵，并使其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出蓬勃生机，继续发挥它推进世界历史前进的巨大作用。
（三）这是推进当前“一带一路”重大发展战略稳健实施的有效之举
如前所述，近年来自中国将“一带一路”确立为重大发展战略，并将之推向世界时，一方面不少相关国家群起响应；另一方面，也出现不少疑虑。这除了前已述及的国内有学者质疑丝绸之路并非中国人兴建推行的以外；国外也出现了一些误读。如有人将之解读为是中国的“西进战略”[7]，还有人将之称为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8]；更有人竟将之说成是推行中国式的“天定命运”，为了谋求“海上霸权”，甚至是推进“新殖民主义”[9]。为了破除上述种种误读与偏见，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除了一方面发挥政治智慧，正面宣示中国政府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本着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与原则，加速与各国的经贸、政治与文化往来，增强互信互利的友好关系，共建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的良好意图之外；另一方面则可通过对“一带一路”之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充分展示华夏先民数千年来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增进与沿线各国、各地区友好往来互济互利的优良传统以及共同推进了世界历史不断发展的史实，来映证中国政府的诚意，从而为稳健有序地推进这一重大战略营造和谐融洽的气氛。有鉴于此，笔者很同意兰州大学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专家郑炳林教授提出的“文化先行”的建议。针对中国现在提出的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得到了很多国家的响应，但也有个别国家和地区对此不是很了解这一现象时，郑炳林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建议实现文化先行，先从文化领域推进：“让更多的人来到中国，感受中国的诚意。”[10]笔者也由此认为，进一步加强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是当前切实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稳健实施的有效之举。
二、当前开展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应确立的几个新观点
为回应“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需要，也为在承接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笔者认为应首先确立以下3个基本观点：
第一，全球史或世界史观点。鉴于以往国内学人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大多着眼于国境内之内容，很少对国境外之相关内容着力开展研究。所以不仅多数成果均为国内之史实，而且其基本观点也都是立足于中国史，仅从中国历史发展角度说事。上述研究在当时来看是有价值的，值得肯定，但在今日来看，就显得太狭隘了。究其原因，当然主要还是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条跨国、跨洲的国际间大通道，要对其全貌有深入认识，需要从局部区域个别路段做起，但最终毕竟要对全路段加以整合，特别是要从世界史的观点来加以统揽提升，发掘其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以便在今天加以发扬光大。所以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首先还应对国内部分继续开展研究，但应有关照世界史的眼光与胸怀，要跨出国门，对国境外的相关内容，或独自进行，或与所在国家、地区学者合作积极投入，以便推进对“丝绸之路”整体历史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
第二，区域性观点，也即非线性观点。以往不少人将陆上或海上之丝绸之路看作是跨国、跨地区的交通线路，具有显著的线性特点。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与“中国的大运河”同时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2014年6月23日《光明日报》与6月25日《中国文物报》分别在头版头条报道这一重大喜讯时，称丝绸之路与大运河“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超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巨型线性文化遗产”。在之后的媒体宣传中也就着重介绍了丝绸之路与大运河沿线之节点城镇及重要文物古迹遗址，这就更强化了其线性文化遗产的认识。然而通过不断深入的研讨，特别是国家确立了“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后，大家已经认识到，“一带一路”不仅具有带动“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开展的功能，还承担着构建国际性区域新合作格局[11]，契合国家大战略的历史性重大任务[12]。因此有专家明确指出，“一带一路”这一富有战略意蕴的原则概念，重新划定了以沿线60多个发展中国家为优先范围的“朋友圈”[13]。还有学者形象地譬喻道：“一带一路”，实际上不是两条线，而是一张巨大的网张弛《“中国式全球战略”解析》，载《凤凰周刊》2015年第11期。。当然上述见解都是将“一带一路”看作是国家重大战略而作的解读。而作为落实国家这一重大发展战略而必须先行的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很显然就不能局限于对其沿线重要节点的研究，而是应扩大到丝绸之路沿线区域这一广大的面上，也即一个广阔而又恰当的区域上。唯有这样才能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丝绸之路区域之历史文化研究。
第三，注重文化比较研究的观点。从前述可知，丝绸之路贯穿人类整个历史时期，涉及之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因此仅论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国家之某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即含有不同的表现；而在不同地区或不同国家，就是同一种文化也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因此林林总总的文化现象，既有因历史时期的演变而造成的前后不同，也有因地域差异而形成的多种表象。因而我们在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时，在厘清其历史发展过程的前提下，开展各类文化现象的研究时，要遵从世界史观点与区域性观点，还应遵从比较式的观点。面对丝绸之路所包容区域形形、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既要将它们各自的内涵与特色研究清楚，还当将它们历史上前后时期因演变改造的不同与不同地区、国家因不同条件（包括自然与人文因素）所形成的差异揭示明白，再加以对照，探寻彼此的异同及其导致的原因，这样我们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就会更加丰富，也更深入，因而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效应也会更为重大、更加彰显。
也正是在注重文化比较研究观点的指引下，我们可在深入研究了丝绸之路在历史时期各阶段之各地区或国家文化之主要内涵与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可顺势开展下述研究工作：各历史阶段各地区或国家间之文化交流的内容与方式；各历史阶段各地区或国家间文化之相互影响及其效应；当前各地区或国家间文化交流之新特点与新手段以及政府和民间应采取的回应措施、态度。
很显然，上述几方面的研究工作，必须秉持世界史观点与全局性观点，特别是文化比较观点方能做好。而其所研究成果，无疑对强固“丝绸之路”历史事实的认识，激活“丝绸之路”内在生命力、切实推进“一带一路”重大发展战略的稳健实施都是有着具体的学术价值与现实的社会效应。
三、结语
当前随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又加上中国政府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确定为重大战略决策，并公开推向世界之后，已引起相关国家政府与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及热议。可以肯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同协力实施这一战略构想的过程中，对丝绸之路之学术研究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使之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其规模与成果及其社会影响都大为超越历史时期。作为学界中的一员，而且又是长期生活与工作在丝绸之路东方起点城市――西安的历史地理学者，自当积极投身于正蓬勃兴起的新一轮丝绸之路研究热潮之中。作为前期的一个成果，先仅就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如何顺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展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先奉献几点个人见解。自认为有几分新意，以供大家参考，如有不当之处也敬请大家批评匡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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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金波.构建“一带一路”区域新合作[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7-01（A07）.
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篇3
1.通过本课的教堂，学生要知道西域的地理位置；了解张骞通西域、班超经营西域；丝绸之路对中外交往的作用；汉与日本朝鲜交往的史实。通过观察书中的《张骞通西域路线示意图》、《丝绸之路示意图》，
2.在看图中引导学生注意图例的运用、识别地理方位、线路走向等，培养学生使用历史地图的技能。
通过学生设计汉武帝招聘勇赴西域人才的诏书、结合《张骞出使西域图》设计情景对话、比较张骞班超共同点等活动锻炼学生对历史材料的分析、整理、归纳技能和运用材料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从张骞、班超的经历可以看出有作为的人都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困难锲而不舍的顽强斗志。教育学生只有有信心、恒心才能取得成功。
通过秦汉中外交往的史实可以深切的感受到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我们应该为辉煌的中华文明骄傲自豪。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在本课中反映出的张骞、班固等人的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精神，表现出对外来物质文明、文化的渴望、兼容并收的气度，反过来，积极的对外交往又促使汉王朝更加强大。通过西域，世界东方的古老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区域，正是由于与其他文明区域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广泛地交流，使中华民族不仅吸收了其他区域文明的许多精华，同时向世界展示了华夏文明的灿烂辉煌。
两汉对西域的长期经营扩大了汉朝的疆域和统一。辽阔的疆域首先有利于先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传播，如第18课中佛教的传播就是经过西域地区；其次有利于地区的开发；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民族融合的因素。这为后边教材的北方民族内迁及民族融合高潮的出现埋下伏笔。
重点分析：
张骞通西域、班固经营西域从汉朝的初衷来讲主要是对抗匈奴。汉对西域的开发和统治始终和匈奴斗争的成败紧密联系。不过，从历史影响看，对西域开发和经营其历史功绩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张骞通西域，以及丝绸之路的开通，加强了汉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随丝绸之路的扩大这种联系越来越密切。
汉朝在西域统治地位的确立，对形成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汉武帝到东汉末，经过350年的战争、和平，经过经济文化交往，不仅使汉族统治者认识到西域是汉朝的一部分，也使西域各族把自己当成汉朝的一部分。西域都护的设立标志今日新疆在历史上划入中国版图。从此以后，新疆的命运便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难点分析：
丝绸之路在中外交流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为什么会取名“丝绸之路”，说明什么？学生肯定会有疑问。丝绸之路的线路也比较复杂，况且本课还有一条《张骞通西域》线路示意图更容易混淆。
重点、难点突破方案
1．鼓励学生课前搜集与本课人物事件有关的历史资料，如新编历史剧的剧照、历史人物的图片、遗迹，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对课本有一定了解，降低学习的难度。
2．教师精心设计恰当的问题，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兴趣。
3．讲张骞时，可让学生拟写汉武帝招募人员自愿赴大月氏的诏书，包括目的、人才的条件、会遇到的危险等。还可结合书上“张骞出使西域图”设计一段汉武帝与张骞的对话。
4．丝绸之路，可放映相关的影视资料或结合地图设计一条“丝绸之路旅游线路”
5．讲班超时，鼓励学生讲他的故事。然后，将张骞与班超进行比较。
课内探究活动设计
1．学生分组以丝绸之路为内容设计旅游线路。
2．学生以政府的名义拟写表彰张骞、班超功绩的诏书。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重点：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丝绸之路
教学难点：丝绸之路
教学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过程：
导入：
出示《汉初疆域》〈汉强大时的疆域〉让学生比较两副图在领土范围上的不同。为什么到汉朝中期西汉疆域扩大了，而且主要集中在北方和西方。这就是今天要了解的内容。
讲授新课：
一、张骞出使西域
1．汉初的西域
汉朝玉门关、阳关往西，今天新疆以及和新疆相邻的中亚各国，统称为西域。这里有三十六国之多。这些国家大多人数很少，最多的乌孙人口是36万。这里的居民有的经营农业，有的从事畜牧业、各国语言不同、各自独立。西汉初年，匈奴势力伸展到西域，征服了西域各国。
2．张骞出使西域
提问
（1）匈奴是如何统治西域各国的？举例说明。
（2）西汉初年西汉政权与匈奴关系如何？
（3）匈按控制西域对西汉有什么影响？
（4）西汉与西域是否存在共同的利益？
匈奴贵族在征服西域的过程中，对待当地人民十分残暴。（举例说明：住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大月氏人被匈奴贵族赶到伊犁河流域。不久，匈奴又俘虏了大月氏国王，取下头颅做成饮酒的器具。）匈奴贵族的暴行，引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憎恨。西汉初年经济尚未恢复，国力不足，白登之围后被迫对匈采取和亲政策，以避免匈奴的骚扰。匈奴控制西域并以此为据点进攻西汉使西汉边疆不得安宁。匈奴成为西域和西汉共同的威胁。
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文景之治，西汉在武帝统治时国力雄厚，进入鼎盛时期。汉武帝决定放弃和亲政策用武力战胜匈奴。他了解到月氏人对匈奴统治者无比痛恨的情况就决定派人联络大月氏，并和它结盟东西突击匈奴。可是派谁去呢？汉武帝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决定下诏书招募。（让学生分组拟写汉武帝招募人员自愿赴大月氏的诏书，包括目的、人才的条件、会遇到的危险等。）
在这种情况下，张骞应聘。（由学生介绍张骞应聘前的简单情况。）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看书中《张骞出使西域图》老师进行讲解，然后要求学生发挥设计一段汉武帝与张骞的对话。（提示：可描写汉武帝的嘱托、勉励，张骞表示不辱使命等。）
张骞率领100多人踏上征途，不幸在中途被匈奴所俘，被拘禁了10余年。虽经历了种种困难，但他从未丢弃汉朝的"节"。后来张骞终于率领部属逃离了匈奴，找到大月氏。十多年来，大月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归国。在归途中又被匈奴抓住，扣押一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可由学生补充内容）
张骞这次出行历时十三年，受尽磨难，但未能完成使命。张骞是不是白去了？（同学回答老师归纳）张骞虽然没有达到出使西域的目的，但是了解到西域的地理、特产和各族人民的生活，也了解到西域各族人民很想同汉朝往来。张骞把这些情况，详细地报告给汉武帝。为了扩大汉朝的政治影响，与西域各国建立联系、交换物产，汉武帝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访问诸国，西域各族政权派人跟随汉使到汉朝答谢，汉朝同西域各国终于建立了友好关系。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大大促进了汉朝和西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展示汉与西域的物质往来图）
3．域督护府的建立
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这是西汉派驻西域的总监护，是进行军事、行政管理的长官，其职责是管理西域事务，保护往来的商旅。这说明我国新疆和新疆以西的若干地方西汉时就已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说明新疆已纳入中国的版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
请同学们谈谈你如何评价张骞？
答案提示：
第一：个人品格--具有探险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强烈的责任感等。
第二：历史影响--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域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
二、丝绸之路
利用多媒体课件介绍丝绸之路的路线。
提问：
（1）为什么这条商路被称为"丝绸之路"？
（2）丝绸之路对中国和世界有哪些影响？
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维持，对中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丝绸之路中国走向了世界和其他文明区域建立了联系，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
三、班超经营西域
到了东汉，西域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汉初匈奴分裂成南、北匈奴。南匈奴归顺了东汉。北匈奴贵族则经常率领骑兵南下掠夺，重新控制了西域，向各国勒索繁重的赋税，切断了西域和东汉的交往。为了恢复中原和西域的交往、恢复对西域的管辖，公元73年东汉政府派班超出使西域。
1．班超出使西域
教师形象的讲述班超的故事，也可由学生补充。
2．甘英到达波斯弯
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波斯后，安息人由于担心中国与大秦直接通商道路开辟后会影响他们传统的商业利益，所以故意向甘英夸大海道的险恶，甘英因而没有再往前走。但是，他熟悉了沿途的地理和风土人情，为后来中西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公元166年，大秦安墩王朝的使臣来到东汉，这是欧洲同我国直接友好交往的开始，这是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
提问：在张骞和班超两个杰出的历史人物身上有没有共同的地方？
答案提示：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困难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的顽强斗志。
四、汉和朝鲜、日本的友好交往
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篇4
［关键词］丝绸之路；佛教；石窟寺；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K87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6-0105-03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在两汉之际传入了中国内地。西汉张骞通西域以后，开辟了有利于中西交往的丝绸之路，从而为佛教传入中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佛教传入中国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而来，丝绸之路因而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佛教石窟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这些石窟即以长安以西的丝绸之路沿线最为密集，它们的始凿与续建，事实上都与丝绸之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印度佛教通过丝绸之路最先传入了古代西域（今新疆地区），西域是佛教传人中国的主要通衢，随之在此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石窟群。西域石窟主要以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和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分布在天山南麓。以龟兹为中心的西域石窟主要有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台台儿石窟、温巴什石窟、喀拉苏石窟、萨喀特喀石窟、阿克塔什石窟、玉开都维石窟、都干石窟和库车县库木吐拉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玛扎伯哈石窟、森木塞姆石窟、阿艾石窟、苏巴什石窟以及新和县托乎拉克埃肯石窟。从地理条件看，龟兹北依天山，陡峭的沙岩崖壁使凿建石窟具有良好的地质基础，龟兹石窟大都开凿于天山的支脉确尔达格山上。龟兹境内又有发源于天山的木札提河，塔里木河等河流，现存龟兹石窟正是沿河岸崖壁而凿。以高昌为中心的西域石窟主要有柏孜克里克石窟、胜金口石窟、雅尔湖石窟和吐峪沟石窟等。高昌北依天山东部主峰博格达峰，南临库鲁克山，中间是绵延200多公里的火焰山。柏孜克里克石窟和胜金口石窟都开凿在火焰山的崖壁上。龟兹和高昌之所以凿有如此众多的石窟，主要是因为它们处于丝绸之路天山南路北道上。其中，龟兹石窟占西域石窟的3/5左右，因为龟兹是丝绸之路天山南路北道上至为重要的一个交通中心。介于龟兹和高昌之间的焉耆（今新疆焉耆县），是西域石窟分布的次一级中心。历史上，焉耆是西域石窟分布较多的地区，可惜现存的只有七格星石窟。焉耆在历史上之所以成为西域石窟分布较多的地区，也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天山南路北道从此通过，因而这里很早就成为佛教圣地。
佛教从西域向内地传播，必经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丝绸之路上的河西石窟的创建晚于西域石窟，但其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先后建立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和北凉等几个政权，凉州（今甘肃武威）长期成为河西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其地佛法源远流长。凉州在晋末即为禅法最盛之地，开窟造像在河西地区因之如火如荼。唐人释道宣称凉州石窟“连崖绵亘，东西不测”。①丝绸之路上的河西石窟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河西石窟西起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向东依次主要有五个庙石窟、榆林窟、东千佛洞、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金塔寺石窟、天梯山石窟等。就其分布情况看，大多在丝绸之路重镇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附近。敦煌地近玉门重关，位当丝绸之路总绾，莫高窟就在敦煌东南，敦煌西南则有西千佛洞。安西与敦煌毗邻，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因而兴建有榆林窟和东千佛洞。酒泉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大漠，自古是戎羌通驿之途，文殊山石窟就建在酒泉城南。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是丝绸之路东段重要的都会，在其南面有马蹄寺石窟、金塔寺石窟、千佛洞石窟、观音洞石窟等。武威，史称姑臧、凉州，位于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东端，襟带西蕃，商旅往来，无有停绝，也是当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都会，天梯山石窟就坐落在武威东南。
丝绸之路陇西段有一条路线是由长安沿渭河西行过陇关，经天水、临洮、临夏、永靖，到临津关渡黄河，再经青海西宁的西北方向翻越祁连山扁都口进入河西走廊。陇中炳灵寺石窟正处在这条交通要道上。炳灵寺石窟是陇中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此外，陇中石窟还有景泰五佛寺石窟、靖远法泉寺石窟和寺儿沟石窟等，景泰和靖远都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隘。
渭河上游沿岸的今甘肃省天水、甘谷、武山等陇南地区古属秦州，其地东接关中，南邻巴蜀，西控甘南，北扼陇坻，向为关陇之会的锁钥之地、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在这里也形成了一个石窟群。陇南石窟主要有天水麦积山石窟和武山水帘洞、拉梢寺、千佛洞、木梯寺石窟以及甘谷大像山石窟，其中，麦积山石窟开创历史最久，窟龛数目最多。天水自古以来就是陇东南人文荟萃之地，“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岗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麦积之状，故有此称”。②麦积山地势险峻，风光秀丽，成为历代佛教徒修炼习禅的理想之地，因而于其峭壁之间开窟造像，镌石成佛。
陇山以东的今甘肃省庆阳和平凉两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宁夏、内蒙以及河西的关隘。这一带是丝绸之路自长安出发，北往陇东高原，越过陇山，经宁夏固原、海原等地，到达甘肃靖远、景泰，渡过黄河，抵达武威而进入河西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陇东地区成为佛教石窟寺的繁盛之地。据不完全统计，陇东地区大、小石窟有20余处，规模较大的著名石窟寺有庆阳北石窟寺，泾川南石窟寺和王母宫石窟，泾川罗汉洞石窟和丈八寺石窟，镇原县石空寺石窟，华亭县石拱寺石窟，合水县保全寺石窟、张家沟门石窟和莲花寺石窟等，大多创建于北魏到唐代，主要分布在泾河两岸及陇山和子午岭中。泾州是屏藩西北的重镇，丝绸之路北线由长安出发，沿泾河西行，必须经过泾州。泾河两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两岸的红沙岩层则适宜雕刻，在这里形成了一条奇特的“百里石窟长廊”。考古工作者发现，在泾河两岸泾川段山壁上分布着512个石窟和5眼窟中石井，石窟依山脉走势错落分布，连绵百余里。这512个石窟中，既无塑像亦无壁画的禅窟、僧房窟有400多个，比敦煌北区同类窟多近一倍③。
陇山北部以固原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石窟群，主要有须弥山石窟、石空寺石窟、天都山石窟、无量山石窟、禅佛寺石窟等，皆属固原地区。固原地处黄河中游，自古以来是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北魏时为高平郡治，北周时为原州治所，“当关陇之要”。④汉唐丝绸之路北道经过固原，固原因而有“关中咽喉”之称。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以固原为中心的石窟群，其中须弥山石窟规模最大。须弥山是陇山的支脉，海拨1800米，峰峦叠嶂，怪石嶙峋，又有石门水（寺口子河）从山前徐徐流过，曲径通幽。须弥山石窟就开凿在风景优美、环境幽静的须弥山东麓。
地处关中西北山区的彬县是丝绸之路西出长安必经的重镇。彬县大佛寺为唐代京右之大刹，造像时代延续较长，从北周到晚唐，造像将近1500尊，成为陕西境内规模最大的石刻造像群。地处关中西部的麟游县位于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的南、北两道必经重镇――彬县与凤翔之间，又是皇家别苑隋仁寿宫、唐九成宫所在地，石窟摩崖龛像也十分丰富，主要有慈善寺石窟、石鼓峡石窟、东川寺摩崖、白家河摩崖、麟溪桥摩崖、喇嘛帽山摩崖等。
佛教徒之所以要开凿石窟塑佛画像，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对于佛教传布者来说，通过佛像或佛画，能够形象地宣传佛教教义，可以使“观者听，听者悟”，“进可以击心，退可以招劝“，比之艰涩难懂的佛经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第二，对于佛教信仰者来说，大花钱财开凿洞窟塑佛画像，他们希望得到百倍千倍的报答，不仅幻想自己升入无量的佛国，而且还企盼惠及子孙后代。第三，对于佛教修炼者来说，根据佛经中修行法的规定，修行不仅要观佛，还要礼佛或对佛作供养，这样的修行是离不开石窟的，特别是早期佛教更是如此。⑤在印度，最早的佛教石窟是开凿于公元前3世纪的阿旃陀石窟。阿旃陀石窟是佛教石窟开山之作，其后，印度佛教徒相继开凿石窟百余处。印度佛教主要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随之最先形成了西域石窟群，进而东渐，在丝绸之路沿线形成了为数众多的石窟寺。这些石窟寺在地理分布上的一个共同点是，远离闹市，但不会过远，最远的距离也就五六十公里，而且依山傍水。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寺在地理环境上的这一共同点，与北方佛教重修禅的特点有关。
中国佛教“南重义学，北重实行”，“北土佛徒，特重禅定”。⑥历史上，曾经驻锡丝绸之路地区的大德高僧鸠摩罗什、玄高、罢无谶、法护、智严、道进、智猛、昙摩蜜多、惠览、昙曜等人都是著名的禅师。夫坐禅者，宜山栖穴处，则凿窟以禅居，亦意中事。⑦禅经中说，参禅须先观像，《坐禅三昧经》卷上云：“若初习行人，将至佛像所，或教令自往，谛观佛像相好。”《五门禅经要用法》云：“若行人有善心已来，未念佛三昧者，教令一心观佛。”因为观像就如同见佛。《思维略要法・观佛三昧法》云：“人之自信无过于眼，当观好像便为真佛。”释迦牟尼即曾跏坐观像，因而得道成佛。《法苑珠林・敬佛篇・观佛部》引《迦叶经》云：“有一菩萨，名大精进……有一比丘于白毡上画佛形像，持与精进，精进见像，心大欢喜……既得出家，持像入山，取草为坐，在画像前，结跏趺坐，一心谛观此画像，不异如来……佛造迦叶，昔大精进，今我身是，由此观像，今得成怫。若有人能学此观，未来必当成无上道。”可见，观像是修禅的一个必经步骤。⑧
禅经说观像的场所是石窟，因为习禅所见的多种化佛形象，多在石窟中。《观佛三昧海经》卷3《观相品》云：“是时世尊欲令大众见佛色身……佛即化精舍如白玉山，高妙大山犹如须弥。百千龛窟，于诸龛窟影现诸像与佛无异。”同书卷7《观四威仪品之余》云：“尔时如来敕诸比丘皆在窟外，惟佛独入自敷坐具。敷坐具时，令此石山誓为七宝。”又云：“观佛影者，先观佛像，作丈六想，结跏趺坐，敷草为坐，请像令坐。见坐了了，复当作想作一石窟，高一丈八尺，深二十四步，清白石想。此想成已，见坐佛像住虚空中，足下雨花。复见行像入石窟中。入已，复令石窟作七宝山想。”禅经还说，禅僧应在石窟中坐禅。《付法藏因缘传》卷2云：“山岩空谷间，坐禅而龛定。风寒诸勤苦，悉能忍受之。”
禅经不仅说修禅的场所是石窟，还明确指出修禅宜山栖穴处，习禅要有安静的环境。《坐禅三昧经》卷上云：“闲静修寂志，结跏坐林间。”《禅秘要法经》卷中云：“出定之时，应于静处，若在冢间，若在树下，若阿练若处。”同书卷下云：“佛告阿难，佛灭度后，佛四部众弟子，若修禅定，求解脱者……当于静处，若冢间，若林树下，若阿练若处，修行甚深，诸圣贤道。”《观佛三昧海经》和《付法藏因缘传》对在山间修禅的环境描述得更为具体。《观佛三昧海经》卷7《观四威仪品之余》云：“摩诃迦叶，徒众五百，化作琉璃山。山上有流泉浴池．七室行树。树下皆有金床银光，光化为窟。摩诃迦叶，坐此窟中，常坐不卧，教诸弟子，行十二头陀。”《付法藏因缘传》卷1云：“于是迦叶即辞如来，往耆^崛山宾钵罗窟。其山多有流泉浴池，树林蓊郁，百兽游集，吉鸟翔鸣，金银琉璃罗布其地。迦叶在斯，经行禅思，宣畅妙法，度诸众生。”
丝绸之路沿线佛教石窟寺在地理环境方面与上述情况并无二致。武周圣历元年（688）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云：“奠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V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尊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⑨乐V、法良开凿的洞窟很难寻踪，但是莫高窟为禅僧始凿，了无疑义。莫高窟位于敦煌东南25公里处，在中西交通重镇敦煌，又远离闹市敦煌城，开凿于鸣沙山麓，古宕泉（今名大泉）的泉水从山前蜿蜒流过，形成一块小小的绿洲。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⑩的茫茫戈壁沙漠中，这里别有天地，自是凿窟惮居的好去处，《高僧传・玄高传》云：“高乃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从学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弹道。”玄高（402～444)是丝绸之路上的著名的禅法宗师，可见，天水麦积山石窟与禅僧有关。麦积山乃陇右名山，“为秦地林接泉之冠”。永靖炳灵寺石窟位于黄河北岸雄伟壮丽的小积石山中。小积石山千峰竞秀，万壑争奇。炳灵寺石窟前临大寺沟，这里有一条溪水从大寺沟流出，石窟就开凿在大寺沟右侧的悬崖上面。拜城克孜尔石窟位干河河谷的北岸。库车库木吐喇石窟的绝大多数洞窟集中在确尔达格山山口以内西北方向渭干河下游河谷的东岸。敦煌西千佛洞和五个庙石窟前临党河。安西榆林窟前临踏实河。张掖马蹄寺石窟位于马蹄河两岸，金塔寺石窟前有大都麻河流过。庆阳北石窟寺旁有蒲河，泾川南石窟寺前临泾水。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寺远离闹市，居于山区，加之旁有山泉或河流，使石窟寺更添了几分幽静和秀丽。石窟寺大都位于当时比较重要的交通道路沿线，尤其是和丝绸之路密切相关，因为这样更便利于佛教徒的佛事活动。
总而言之，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寺弥山跨谷，星罗棋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规模宏大。中国有四大石窟，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就占其一半。从创建时代看，早在东汉末年，丝绸之路沿线就有石窟开凿。此后，历经十六国北朝如火如荼地开窟造像，乃至隋、唐、五代久盛不衰，直到宋、西夏、金、元、明各朝，连绵续建。丝绸之路沿线开窟造像时间之早、经历朝代之多、绵延时间之长、分布地域之广，世所罕见。佛教石窟寺是丝绸之路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绚丽多姿、溢光流彩的佛教石窟造像惟妙惟肖地展现了内涵丰富的丝绸之路文化。
［注释］
①《大正藏》卷52，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
②《太平广记》卷397引《玉堂闲话》。
③《甘肃泾河两岸惊现百里石窟长廊》，《光明日报》，2002年7月16日。
④《周书》卷25《李贤传》。
⑤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8页。
⑥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第552页。
⑦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9页。
⑧本文关于石窟与禅的论述，参见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篇5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最早在1877年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FerdinandvonRichthofen，1833～1905），不过它最初所指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于河间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后来，经过后世学者补充和修改，逐渐形成了目前公认的概念，即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因为经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根据其具体走向，一般分为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①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外物资交流在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更是中西方多种文化交汇发展的桥梁。不管是作为经济交流的一般等价物、还是作为政治文化的载体，钱币在这条历史道路上的左右一直都是不可忽视的。随着近年来我国各地钱币学研究热潮的不断兴起，有关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个热点。
一、我国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对象涵盖极其丰富，从大类上讲，分为经它流入的外域钱币和流出的中原钱币两大部分②，这其中又尤以对前者的研究为主，不仅包括了安息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波斯萨珊帝国、贵霜帝国、大食国、粟特国、印度德里苏丹国等外国历史货币，也包括了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儿汗国、突骑施汗国、黑汗国（喀喇汗国）、于阗国、回鹘汗国、龟兹国、突厥汗国、高昌国等少数民族政权货币②③。其中，波斯萨珊帝国、黑汗国（喀喇汗国）、察合台汗国钱币出土数量较多②③。经过多年的积累，我国对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不仅在传统的钱币学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编撰图录、专著，分析成分等〔④⑤⑥，在古文字分析（如佉卢文研究⑦），宗教传播研究⑧等方面也起到了补史和正史的作用⑨，成为了整个中国钱币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我国对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还存在着几点较为明显的不足：
（一）研究地域相对狭窄由于田野考古出土实物的地理限制，目前进行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的省份主要限于新疆和甘肃，特别是新疆。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70%以上的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相关研究成果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其他省份中，作为丝绸之路不同时期起点的陕西、河南，相关研究成果远少于新疆、甘肃；而不在丝绸之路上的省份，如湖南等省份，仅零星的见有研究成果公开报道。
（二）研究人员职业分布相对狭窄由于相关钱币珍罕度相对较高、相关古文化知识相对艰深，目前从事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的人员主要局限于考古文博口和钱币学界内部，范围较小。遍布于社会各界的广大钱币爱好者和收藏者，特别是新疆以外的钱币收藏者和爱好者还没有投入到其中去。这不利于“群策群力”，无形中限制了对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力度。
（三）研究内容相对狭窄目前对于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存在这两个明显的偏向：一是重外域钱币，轻中原钱币，研究成果多针对于外域钱币的考证和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忽视了大量中原钱币的流出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和欧亚各国在钱币学和其他文化领域的影响，从而降低了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二是重钱币，轻文化，研究成果多针对于钱币本身的各项属性，对丝绸之路钱币在政治、经济、宗教发展中的作用而言，研究深度还不够。由于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其钱币学研究也不同于其他地域的钱币学研究，在这其中钱币本身可能退居其次，而其上所承载的文化元素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也许，在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中，文化研究不是钱币研究的“锦上添花”，相反的，钱币倒应该成为串起各领域文化研究的“金线。”针对上述这三点不足，笔者提出了三条对应的新思路，时间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惟愿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推动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在全国、特别是在内地省份的大范围兴起。
二、突破地域限制，扩展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地城
突破地域限制，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可以分两条不同的道路实现：
（一）针对其它处于丝绸之路上和在丝绸之路附近的省份，要加强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在当地整个钱币学研究中的比重，强调其研究的重要性和潜在成果的丰富性。以陕西和河南为例，长安（今西安）、洛阳、汴梁（今开封）都曾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但由于这些城市本身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古都，是殷商、秦汉、唐宋等文化的中心，钱币文化研究的重点也自然而然的落在了中国古代钱币之上，使得丝绸之路钱币文化成为了“偏门”、“冷门”。事实上，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些地域也是绝大部分外国钱币流入中原的终点，研究条件与其他内地省份相比，依然十分优越；同时，作为历史上的文化中心，这些地域也是进行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相关文献研究，特别是中原钱币外流研究的最佳地点。所以，它们完全有理由成为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的新中心。
（二）针对其它内地省份，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丝绸之路钱币出土极少，零星的传世品往往又缺乏清晰可靠的历史传承信息，缺乏实物，难以开展钱币具体历史信息的考证研究。所以，可以主要开展“研究”，即不主要依赖钱币实物的研究，例如古文字研究、相关文化领域的拓展研究等。这其中，各级钱币学会需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采取提供研究素材（图片、数据、实物等）、定期组织研讨活动等方法推动大家的研究热情。不同地域的钱币学研究者具有不同研究风格，必然能为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丰富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另外在这些省份，丝绸之路钱币的实物收藏，虽然难以通过出土或传世的途径获得，但在网络咨询和网络交易十分发达的今天，个人购买丝绸之路钱币也变得逐渐容易；而对于博物馆等文博单位而言，通过海外征集等手段也能弥补在本地难以直接征集的客观困难⑩。同样，研究信息交流，也可以借助互联网，特别是众多钱币收藏论坛的桥梁作用，实现跨地域的零距离共享。
三、突破职业限制，壮大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队伍
如前所述，目前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队伍的人员职业范围较为狭窄，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对提高研究的专业性不无好处，但从长远来看，必然会限制相关研究的发展深度和广度，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这项研究及其成果的传播也必然受到阻碍。因此，我们可以借助各级钱币学会之力，大力在不同职业范围的钱币爱好者中播撒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的种子。他们或许不是丝绸之路文化的专家，但他们大多是分布在其他专业领域的人才，作为钱币学爱好者，将自身专业特长与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相结合，突破职业限制和地域限制，将可望在交叉学科领域去的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以安徽为例，钱币学爱好者中不乏对徽商经济文化研究极具造诣的专家，如果开展丝绸之路与徽杭古道钱币文化的对比研究，就有可能得到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同样，山西开展晋商钱币文化与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对比研究，比较研究晋商钱票与丝绸之路“飞钱”在流通中的异同，也将必定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篇6
[关键词]追寻张骞之路；国际文化考察；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4）12-0005-03
一、本次活动的缘起
此次“追寻张骞之路国际文化考察活动”的缘起，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最远到达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大夏、月氏等国家，成为开通丝绸之路的标志性人物和标志性事件。此后，中国通向西方的道路就在同中亚、印度、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及政治军事活动中不断延伸、发展，并且产生了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的固定名称，它们是以后形成丝绸之路的基础。公元前后，《史记》、《汉书》及南北朝史籍最早出现有关丝绸之路的记载是“西域南道”、“西域中道”、“新北道”及“河西道”等。隋唐时期，又产生许多较详细记载亚欧贸易交通路线和名称的著作，如裴矩《西域图记》、韦节《西番记》、王玄策《中天竺》、程士章《西域道里记》、韦弘机《西征记》、玄奘和辩机著《大唐西域记》，以及作者姓名不详的《隋西域志》、《西域道里记》、《诸蕃国记》等。这些古代历史文献和有关资料虽然记载了很多关于中国与西方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交往与联络，但对其具体路线并没有概括为一个专有名称。直到德国著名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68～1872年七次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考察后，在其1877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中指出：“公元前127年至114年间，中国与河间地区（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叫做‘丝绸之路’。”后来，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等西方学者进一步阐述和使用这个名称，他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中，根据新发现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外一个名字，如“玉石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但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局部特征。因此，“丝绸之路”就成了从中国始发，横贯亚洲腹地，直达地中海沿岸，进而联接欧洲和非洲陆路通道的总称。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发展区域，东联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中国与中亚密切合作，势在必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项考察活动也具有开创性。
第二，汉武帝时期派遣张骞“凿空”西域中亚的壮举，标志着官方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张骞的开拓精神，代表着中华民族锐意进取的“强国之梦”，是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所在。这种精神应该传承、发扬、光大。
第三，2013年9月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首访中亚四国，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如果说2100年前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是为了帝国的战略构想而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话，2100年后的今天，中国国家领导人再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样是一种伟大的战略构想，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四，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加快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号召，作为重要文化建设内容的“丝绸之路”必然是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重中之重。
第五，2013年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敦煌历史文化名城”重要举措，敦煌是丝绸之路重镇，是“华戎所交一都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中华民族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宗教传播、艺术传承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鉴于以上几方面原因，我们觉得有必要动员相关的力量，组织相关人员，发起“追寻张骞之路国际文化考察活动”。
二、本次活动的主题思想和宗旨（价值论证）
本次活动的主题词是挖掘丝路价值，传承华夏文明；加强国际合作，实现伟大复兴。具体阐述如下：
第一，追寻张骞的足迹，在政府主导，文化机构、企业、专家学者、经济专家、社会学家、新闻媒体共同参与下，重走丝绸之路，感受2100年前以张骞为代表的汉帝国有志之士，为了国家的利益，舍身忘死，持节矢志不渝，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的借鉴，同时为重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提供历史的营养。
第二，历史上，丝绸之路在推动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经济繁荣、文化传播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儒家文化的输出、佛教等世界性宗教的输入，以四大发明和丝绸、瓷器等为代表的中华物品走向世界，以葡萄、苜蓿为代表的西方物产及琉璃器、金银器、香料等为代表的西方奢侈品传入中土，均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外交使团、僧侣、商人、艺术家甚至下层胡旋女、奴婢们共同的贡献，最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多元的民族文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新时期铭记的历史和需要发扬光大的人文情怀、文化使命。丝绸之路所含摄的文化正能量，必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思想和理论源泉。
第三，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战略构想，是站在战略的高度，为国家的大发展、民族新崛起、世界繁荣做出的新贡献，更是为中国在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新格局背景下谋求新发展的新思路。如何按照的战略构想，在这条古老的政治、经济、文化古道上，在古代文明的启示和有力推动下，把现代文明融入进来，以现代化的思路、手段和技术，打造一条新的国际丝绸之路，最终建设一个新的国际文化、经济合作区域，拉动中国经济向前迈进，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多元的后动力。
第四，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旨在通过对甘肃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整合，结合横贯甘肃东西全境的丝绸之路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存，通过政府力量的推动，把中华民族先民们在甘肃这片土地上沉积下来的厚重的历史文化通过各种形式的保护、研究、弘扬，以点带面、以面带片，打造文化强省、文化富省，最终为文化强国打基础。因此，有必要以丝绸之路为基点，通过全景式考察，深入挖掘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内涵，为全方位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提供理论支持。
第五，敦煌自古以来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从某种意义上成了丝绸之路的代名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敦煌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点。而敦煌地区保存下来的自十六国北朝以来1000余年时间营建完成的800余所佛教洞窟、6万余平方米壁画、3000余身彩塑，以及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5万余卷中古时期写经、写本、佛画、民间档案文书等，被誉为世界艺术的长廊、历史百科全书、学术的海洋。这些丰富的中古历史遗存，记录了自汉代以来丝绸之路重镇敦煌、河西走廊、西域中亚、长安等地发生过的真实的历史，因此，敦煌成为历史的档案室，也成为我们今天解读历史的一把钥匙。而如何利用和使用好这把金钥匙，为丝绸之路的再繁荣、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为中华文化的再度辉煌做出应有的贡献，就成为我们今天建设敦煌、保护敦煌、研究敦煌、弘扬敦煌的重要课题。因此，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敦煌历史文化名城，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战略高度出发的深思决策。而如何建设敦煌历史文化名城，成为今天摆在政府、文化机构、企业和有识之士面前的重要任务。本次活动即是从现实的需要出发设计构思的考察活动。
三、本次活动的路线方案
张骞的线路给我们带来的是精神的启发。本次考察不但要参照张骞的实际线路，还要发挥丝绸之路文化精神，完成张骞未完成的使命。
第一阶段：国内西行。具体路线为：陇西郡（临洮，出发）―金城（兰州）―乌鞘岭―武威―张掖―沿黑河―居延―新疆巴里坤（车师国）―奇台―吉木萨尔―昌吉―伊犁―阿拉木图。
第二阶段：出境中亚。具体路线为：阿拉木图―切姆肯特―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朋吉肯特―杜尚别―安集延―奥什―纳伦―比什凯克―卡拉库尔―伊塞克湖―喀什。
第三阶段：中亚境内考察。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斯塔纳（城市游），南部突厥斯坦城的AhmadYasavi陵墓，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天山、碎叶城遗址（李白出生地），贾拉拉巴德一带费尔干纳盆地。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撒马尔罕，希瓦、努库斯（苏联20～30年代先锋艺术馆），乌尔根奇（新乌尔根奇），沙赫里萨勃兹（帖木儿老家），铁尔梅兹（中亚河港，历史古城），浩罕，马尔吉兰。塔吉克斯坦：帕米尔高原山区风景、古迹。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城建，Nisa，Mary，旧乌尔根奇古城，沙漠，“地狱入口”，恐龙足迹，大宛古城（天马故乡）。
第四阶段：国内东归。从境外入新疆到喀什―叶城（蒲梨）―皮山―和田―于阗―民丰―且末―若羌―罗布泊以南―阳关―敦煌―酒泉―张掖―扁都口―西宁―乐都―大通河―兰州―天水―宝鸡。
四、本次活动的成员构成
此次考察活动的主要成员有历史、考古、文化学者、文学界人士，包括丝绸之路研究、西北史地研究、粟特研究、敦煌学研究、西北考古、中亚历史、民俗学研究等方面的专家，区域经济、文化产业开发、旅游经济管理方面学者，中国政治前沿、战略研究、中亚经济研究、国际形势研究专家，电视台、网络、杂志新闻人员，企业负责人、企业相关人员，旅游方面专家，摄影方面专家，其他自由行俱乐部。
五、本次活动的目标
第一，加强甘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以及敦煌作为丝绸之路集大成者、贸易交流中心的地位；第二，挖掘与探索途经之地的旅游、商贸、文化资源，收集当地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第三，与各国当地商会、商贸机构建立联系，准备合作开发丝路市场。第四，考察制作出多条线路，成为常态线路，每年举办一次，并邀请境外的游客自驾游来敦煌。第五，与各国当地商会、学者、专家、民间文化组织建立联系，形成交流机制，共同探索丝绸之路文化、旅游、商贸等方面的开发。
六、本次活动的成果
本次国际文化考察活动的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为在甘肃建立丝绸之路文化、商贸交流体验中心提供了基础。第二，为政府提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华夏文化传承创新区建设、敦煌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等方面的书面理论考察报告支持。第三，沿丝绸之路线路开展旅游资源调研、民俗风情调研、文化市场调研（歌舞演艺、工艺美术等）、土特产品市场调研、经贸市场调研、丝路文化的交流、促进和研讨，形成详细的分门别类的考察报告。第四，考察期间邀请相关电视、网络、新闻媒体机构跟踪采访和报道，分别形成第一时间的报道和事后的专题纪录片，全景展示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经济。本部分分别由随队考察的新闻人员和媒体单位完成。第五，考察活动结束一年内，正式出版考察队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撰写的有关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人文等考察纪实或研究专著，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第六，出版考察全景纪录专刊，本部分由《丝绸之路》杂志社负责。第七，围绕考察成果，召开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文化产业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研究等相关专题会议，并出版论文集。
七、本次活动的意义
丝绸之路主要经过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内陆地区，这一地区的地理特征是气候异常干燥，降雨量极其稀少。丝绸之路中部地带，有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以其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着喜玛拉雅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兴都库什山等山脉，冰峰峡谷，行走困难。另一地貌特征是多戈壁沙漠。此外，横亘在干燥地区的雅丹地貌也是重要的地理障碍。虽然如此，在远古时期，东西之间并非绝对隔绝。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前31世纪，产自今阿富汗巴达克山的天青石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印度和埃及。这意味着中亚地区的商旅贸易比这一地区部分国家的诞生还要早。诸多考古发现还证实，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大致北纬50度线附近，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衔接而成的草原大通道，从黑海北岸经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过咸海北岸，转向锡尔河和楚河，然后沿伊犁河进入天山北麓，最后到达蒙古草原。
由于种种原因，近百年来丝绸之路考察活动主要来自西方世界，并且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从东向西的考察则很少，最有影响的是中瑞联合组织的“西北考察团”。中国改革开放后，不断有学术机构或民间团体组织的考察活动，但都存在很大局限性。本次（系列）考察活动在借鉴前辈探险、考察、研究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将范围扩大到整个丝绸之路，在空间和时间上辐射到的所有地区，整合各个领域的学术资源和学术成果，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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