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例(12篇)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篇1
【关键词】智力智力资本智力资本会计
一、企业制度的变迁———一个实体资本
地位不断下降，人力资本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研究表明，企业制度变迁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所有者责任、权力及其与企业关系变化的过程。传统企业认为企业是由股东这一非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所创立，因此企业为股东所有。但按照科斯(1937)的说法，“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通过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因此，企业只不过是以一个市场契约替代了市场的价格机制，而并非一个由股东创立的组织。周其仁(1996)更进一步认为，市场契约是多个所有权之间为让渡各自产权而彼此作出的保证兑现的承诺，它不属于任何契约单方。现实当中也没有人会说一份多方签订的合同会归一方所有。至于人们通常所说的“企业的所有权”，张维迎(1996)认为“是指对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Demstez)则认为，如果团队产出在所有团队成员之间分配，每个人都有偷懒的积极性，个人最优的行为不可能实现团队最优。为了解决团队成员的偷懒，就得引入一个“监督者”。为了解决监督者本身的偷懒问题，应该让监督者成为剩余索取者。
古典企业里，企业的实体资本所有者同时又兼任企业的管理者(企业家)。正是这种非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合为一体的现象，才使经济学家形成了一个笼统的“资本”概念。新古典经济学里，企业被看作是一个生产函数，而资金和人力是生产要素。作为生产要素，资金和人力是对称的，他们各自的报酬取决于各自对生产的贡献。在均衡的情况下，工资等于劳动边际生产率，利润(利息)率则等于资金边际生产率，但没有理论确切证明为什么人力不能雇佣资金。资本家拥有企业的原因，从新古典经济学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解释是“之所以资金雇佣人力，是因为资金比人力更为稀缺”。[1]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这就是:一个最大化企业总价值的所有权安排一定是“加总的”每个参与人的行动的外部效应最小化的所有权安排。也就是说风险承担者(risk-taker)与风险制造者(risk-maker)应该一致。因为如果风险制造者不承担风险的话，他就不可能有积极性作出好的决策。
在古典企业里，由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只有非人力资本投资者才有能力承担风险，所以很自然的，非人力资本投资者就承担了企业风险制造者(即企业的控制者或称所有者)的角色。
张维迎(1994)认为，从激励的角度，剩余索取权应该分配给企业家，因为(1)企业家在决定剩余多寡方面有举足轻重之功;(2)企业家与其他成员相比，他的行为更难以监督(所谓不对称监督)，而且与其他任何成员相比，企业家积极性的损失带来的成本更大，因此为了企业家牺牲其他成员是值得的。监督的不对称性意味着，将剩余索取权分配给企业家可能会带来较低的“总”积极性损失。这两个因素结合，意味着企业家索取剩余时的总福利损失最小。但是，他还认为，在经营能力不易被观测的假设下(即有关经营能力的信息不对称)，职业的自由选择意味着将有太多的无能之辈吹嘘自己能从事经营，与一个拥有巨额财富④的人相比，一个相对贫穷的人更有积极性“虚报”其经营能力，所以财富成为传递经营能力信息的信号。由于财富的约束，获取剩余索取权的优先权要让给财富投资者，即企业剩余表现为财富收益。这一论点为古典资本主义的制度特征提供依据。
按张维迎的观点，具体到古典企业而言，资本家，是一个笼统的古典“资本”概念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在古典企业里其实担负着两个职责，一方面他作为实体资本家需要提供实体资本，另一方面他作为企业家需要做出资源配置的决策，二者的合二为一，形成了“资本家拥有古典企业”命题的认识论起源。前文所论述的古典经济学中“资本的相对稀缺”，看来只不过是对企业实体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不加区分的一种模糊判断而已。其实，正如经济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在以往任何一个经济都有“一些钱财找不到投入的场所”[2]。换言之，即使在古代，真正稀缺的也是企业家人力资本而不是实体资本。
随着现代企业组织的发展，公司制的出现，企业家才能和管理才能这些人力资本从总的“资本”概念里分离了出来。市场范围的扩张、交易从到形式的复杂、企业组织的成长，使企业家和企业管理的人力资本的独立不但势在必行，而且在经济上有利可图。这无非是分工法则在经济组织变化中的体现。随着古典企业制度向公司制的转化，古典“资本家”逐渐被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单纯的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另一方面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
由于古典“资本家”逐渐被分解，不但使企业家人力资本从企业实体资本的影子里走了出来，而且逐渐走到了大企业的舞台中心。有研究表明，1930年初期经理们即已经在公司股权极为分散的条件下控制了企业资产的大部分，有人称之为美国企业制度上的一场“经理革命”(managerialrevolution)[3]。斯蒂格勒与弗里德曼(1983)进一步确认了人力资本及其产权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大企业的股东拥有对自己实体资本的完全产权和控制权，他们通过股票的买卖行使其产权;经理拥有对自己管理知识的完全产权和支配权，他们在高级劳务市场上买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股份公司并不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是实体资本与经理知识能力资本这两种资本及其所有权之间的复杂合约[4]。现代股份公司引起企业产权结构的真正重大变化:一方面，在当代企业最展开的形式上，人力资本专门化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力资本得到了各种发挥和利用———一般劳务、专业技能、管理(计量与监督)、各种企业家才能———都变成独立可交易的要素进入企业合约。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企业契约变得极为精巧和复杂。另一方面，各种人力资本及其所有权在企业里的竞争与合作，发展出多种多样的超越“古典企业”时代的新组合和新形势。如何发展“激励性契约”，成为有效利用企业实体资本的前提，也日益成为当代保持企业竞争力和生产力的中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地位的相对上升，不是通过“剥夺”企业实体资本的产权而实现;而实体资本的相对地位下降，也不是“所有权弱化”的结果。企业的不同资本的相对值的变化，是由一切进入企业合约的要素的市场竞争来确定的。
二、智力资本稀缺———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
每一个经济时代都有其最为稀缺的资源，在农业经济时代是土地，经济时代是资金，而在今天，最稀缺资源是人才。在知识经济里，人才是发展知识经济不可缺少的最基本要素，是知识经济的灵魂，离开了人才，能使知识经济持续发展的知识就无从产生，知识资本也就缺乏相应的载体，知识产品无法生产，知识分配缺乏相应的对象，知识也无从构建。因此，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最具价值和最重要的资源已不再是物质资本，而是知识和智力，即智力资本。人才智力资源的价值在知识经济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知识经济的繁荣不是直接取决于物质资源、货币资本和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及其增量，而是依赖人类最复杂的功能———人的智慧和创新，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增值和实现。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技术无可争议地成为第一生产力，管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最稀缺的资源是人才。正因为人才取代了资金成为现时最稀缺的资源，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也将随之发生相应的变更。
舒尔茨(Schultz，1975)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人的身上的各种知识和能力，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其范围包括天生具有的才能和后天获得的能力，还包括运用和继续传授这些知识的能力、运用知识时间和身体状况，它是相对于物质资本或非人力资本而言的。从企业的角度看，人力资本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能力:生产能力、科研创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
生产能力是指人力资本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生产出来产品的能力，这是一种较为低级的人力资本，其所有者一般是企业的工人与普通的白领职工，生产能力所有者在人力资本所有者当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人数最多。
科研创新能力是指人们打破传统的习惯，现代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工具，创造出新的科研成果的能力。这是一种较高级的人力资本，其所有者一般是科研人员，受程度往往是传递科研创新能力的信号。
资源配置能力是指人们感知、正确的把握和采取行动重新配置资源、应付非均衡状况的能力。对于企业来说，资源配置能力是指那些针对改变了的环境重新调整生产要素从而获得更高经济成果的能力。拥有较强的资源配置能力是衡量一个优秀企业家的标志。
在知识经济时代，最稀缺资源的人才是具有创新意识的高人才和具备资源配置能力的企业家。
我们可以将科技人员科研能力与企业家资源配置能力统称之为智力，二者进入企业成为智力资本，前者称为技术智力资本，后者则可称为管理智力资本。从事技术研究、进行技术创新的专门技术人才属于技术智力资本所有者，如软件开发人员、生物技术研究人员等;从事企业经营、负责整个企业资源配置的企业家则属于管理智力资本的所有者。
三、财富与智力的合作———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人才的稀缺使“财富与智力的合作”成为可能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人力资源的要求越来越高，人才变得越来越稀缺，人才参与企业契约谈判的筹码也越来越多。为了吸引人才，非人力资本投资者不得不让渡部分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智力资本所有者也应该拥有企业的部分所有权，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也因此从“财富雇佣智力”变为“智力与财富的合作”。新古典经济学的稀缺理论可以为此提供一种解释。
(二)风险的变化使“智力与财富的合作”成为必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革命的网络的普及，使非人力资本的社会表现形式呈多样性趋势发展，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大大降低了企业投资的贡献，而且可以在各种社会表现形式之间根据风险最小化原则进行转换。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投资于企业时，即可以在事前进行投资风险的比较，选择投资风险最小的非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也可以在事中和事后出现投资风险时，审时度势，在各种非人力资本形式之间进行转换，以最大限度和最快速度的减少最终造成的投资损失。此外，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企业的投资也从过去以实物型直接投资为主的投资方式越来越转向以证券型间接投资为主的投资方式，由过去直接投资于企业以获取企业剩余价值为主，转向间接投资以赚取股票差价为主，当企业出现经营困难，股东就会“以脚投票”，抛售股票。非人力资本投资的多样化、市场化和证券化，使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的关系逐步弱化和间接化，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所承担的风险也逐渐降低。
相反，智力资本的专用性使智力资本所有者日益变成企业风险的承担者。社会的发展是以社会分工的充分而广泛的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分工越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越发展。如果我们从社会分工的主体———智力资本所有者角度考察，所谓社会分工发展就是智力资本的专用性的强化。因此，可以这样说，智力资本的专用性是现实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特征和标志。正因为智力资本在自然形态上和其所有者不可分离，在社会形态上具有专用性的特征，当智力资本所有者将自己的资本投入某一特定的行业和企业后，往往成为一种抵押品。因为智力资本的转换需要一定的成本，随意进入一个不适合自己的企业、或随意退出一个适合自己的企业，都会对自己造成损害。特别是企业家，他往往是从公司的最底层开始沿着等级阶梯向上提升最后达到公司的最上层领导，他的资源配置能力需要他在漫长的职业涯中逐渐积累、磨练，很难一蹴而就。当他用漫长的职业生涯积累成公司的最上层领导后，他进出公司的成本变得异常巨大，相应的，企业家所面临的风险也变得巨大，这使他的决策也不得不变得小心谨慎，如果其不能享受剩余索取权，其决策将趋向于保守，不利于公司发展。而且，由于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使企业家脑力活动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督，所以让企业家拥有企业的部分所有权，也许是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的必要条件。因此，智力资本的专用性反映了社会分工对智力资本所有者进入和退出企业的客观限制。这一客观制约使智力资本所有者具有一种退出企业的惰性，以及承担企业生产经营风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而使智力资本所有者与所在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逐渐变成企业风险的承担者之一。
根据“风险承担者与风险制造者一致”原则，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承担的风险逐渐降低，那么他对企业的所有权也应有所减少，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风险的承担者之一，那么他应该拥有企业的部分所有权。
(三)“智力与财富的合作”的进一步———“委托一理论”
如果把非人力资本投资者看成委托人，人力资本所有者视为人，在企业里非人力资本投资者与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非均衡性:(1)利益的非完全一致性，即委托人的主要目标是自身利益(包括实体资本保值增值和出资收益)的最大化，但人目标是利益(包括经营业绩和收益)的最大化，双方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2)风险的非完全共同性，其委托人往往是“风险中性”的，人往往是“风险厌恶”的，双方对风险一般持有不同的态度;(3)信息的非均衡性，其人在订立契约时就已掌握或在订立契约进行工作后才掌握“私人信息”，而委托人往往不掌握人这一私人信息，这就为人的“逆向选择”提供了可能;(4)环境的非确定性，即企业的环境形势变化复杂、难以确定，企业利润同样受到企业人无法控制的多种因素，因而委托人即使在事后也不可能观察到并证明人实际选择的努力水平，这就为有“规避责任”提供了方便。因此委托人控制人的最佳合约应该是让人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
四、智力资本———知识条件下人力资源会计的必然升华
作为“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会计应满足需要会计信息的契约各方缔约者之需求，传统的人力资源会计虽然能部分的解决传统会计难以充分降低交易费用的缺陷，但由于其仍然定位于向非人力资本投资者提供信息，人力资源会计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按实际成本核算，未能反映出智力资本的实际价值;人力资源价值会计虽然充分计量人力资源的价值，避免了人们低估企业价值不足，但无法与传统的财务会计融为一体，只能作为管理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两种模式均未能解决智力资本的产权归属和界定等实质问题，并未从根本上明确智力资本是企业的资本和财富，以及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地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和调动智力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会计将升华为智力资本会计。
智力资本会计与传统人力资源会计并不是相互对立和相到否定的，这种升华是传统人力资源会计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智力资本会计是对传统人力资源会计的提炼、继承和发展。
智力资本会计与人力资源会计有以下主要区别:
1、角度传统人力资源会计在“财富雇佣劳动”的假设下，将其使用者定位为非人力资本投资者，其目标是为非人力资本投资者提供决策的信息。智力资本会计以“智力与财富全作”作为前提，智力资本所有者作为剩余控制权与索取权的拥有者之一，同样也有权要求拥有相关的会计信息作为谈判的依据，而且智力资本所有者群体内每一个体也需要了解其他个体智力资本价值的信息。智力资本会计不只站在非人力资本投资者的角度来考虑得失，而是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既考虑非人力资本投资者的得失，又考虑智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与需求。
2、核算对象传统的人力资源会计是同质的对待全部人力资源，既包括企业家(管理者)也包括生产者，没有突出智力资本的重要性，其激励效应很难得到实现，既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也不符合重要性原则。从激励的成本来考虑，智力资本会计反映的对象不应该是所有人力资源缔约者，其详细反映的对象应该是智力资本所有者，生产者由于激励成本太高而显得不经济，不属于智力资本会计反映的对象。
3、确认时间与资本化传统人力资源会计确认人力资源时间是企业为人力资源发生支出的时候，其获取人力资源与其购买其它非人力资产没有本质区别，一方面他获得人力资源的产权，另一方面他为获取的人力资源发生支出。传统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问题，实质上是讨论人力资源支出是费用化还是资本化的问题，并没有真正涉及到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问题。智力资本会计以“智力与财富合作”为前提，智力与财富共享剩余索取权，认为智力不仅是企业的资产，同时也是企业的资本，智力资本所有者同样是企业的所有者，因而将智力资本确认为企业所有者权益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将人力资源的费用资本化而已。
4、计量属性传统人力资源会计较多采用成本作为计量属性，人力资源管理会计也采用现行价值但并未成为主流，而且未能纳入财务会计系统。对于智力资本所有者来说，从非人力资本投资者角度所提出来的成本概念并不适用。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企业契约谈判，其需要的依据应该是智力资本的现行价值，参与契约谈判的其余各方关注的也是智力资本的现行价值而不是其历史成本，因此应该将价值计量引入智力资本会计，其以现行价值而不是历史成本计量智力资本。
5、折旧与分摊传统人力资源会计是站在非人力资本投资者的立场，把人力资源看成被投资对象，因而认为人力资源如同固定资产一样在使用消耗过程中会发生折旧的问题(张文贤，1995)。智力资本会计下，智力资本是合作者不再是投资对象，而且智力资产和一般资产有本质区别，其价值的变化与智力资本所有者本身的状况息息相关，而与使用与否相关性极低，不存在折旧与分摊的问题。
6、权益分配传统人力资源会计将非人力资本投资者视为企业的所有者，因此非人力资本投资者拥有企业权益的分配权。智力资本会计认为，企业的权益应该为非人力资本与智力资本所有者所共享。
7、报告对象及列示人力资源会计的主要在于人力资源管理会计方面，在财务报表上列示时，仅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人力费用资本化以后形成的人力资产成本。智力资本会计将重新设计报告体系在资产负债表上不仅要列示智力资产的价值，而且要在智力资产进入企业时确认其权益。
五、“评估+讨价还价”———智力资本的计量模式
传统人力资源会计从不同的角度分别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人力资本的计量，既有按成本计量的方法，包括历史成本法和重置成本法，也有按价值计量的方法，包括按现行价值计量的方法和按未来价值计量的方法，还有人提出模糊计量的方法(Flamholtz，1985;王华丁友刚，1999)。
我们认为，智力资本应该选用现行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因为智力资本的现行公允价值是随着其产出价值上下波动的，预期产出价值越大，其公允价值越高，二者正相关。
采用现行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在操作上存在着公允价值如何确定的问题。“协商定价”是一个较好的定价方法，但任何协商都需要一个共同的基础，我们认为，可以借用资产评估的方式，以评估价作为双方讨价还价的基础。
(一)智力资本价值的衡量因素
1、基本因素———历史业绩历史业绩是衡量企业家智力资本大小的基本因素，因为企业家的历史业绩是一个综合指标，它是对企业家资源配置能力、团队协作能力、领导才能、处理与各方关系的能力的一种综合反映，它与企业家的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最为明显，也最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同时也比较容易观测，操作性与可验证性较强。把企业家的历史业绩列为基本因素，还可以增加企业家决策时的个人风险，更有利于激励企业家的工作。
2、调整因素
①身体状况。俗话说商场如战场，缺乏旺盛的精力与健康的体魄，是无法充分发挥智力资本的效果的。
②对行业的熟悉程度。随着社会公工的进一步深化，行业与行业之间的专业壁垒也越来越高，在某一个行业非常优秀企业家，转换到另一个行业可能会变得平庸与无能。
③与企业的密切程度。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工作方式与企业文化，企业家的决策需要有能干与忠诚的下属来执行，而下属的选用与提拔需要时间，工作方式的磨合也需要时间，这些时间的消耗可能到企业家资源配置能力的实现。
(二)智力资本计量的程序与方法
1、确定由谁来执行智力资本计量我们非常赞同阎达五教授等(1999)提出的“人力资产的计价应该统一由权威的人力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设想。独立的权威评估机构用其声誉来保证其评估结果得到公众的认可，而该机构为了维护其声誉，也不得不站在公正的立场来进行尽可能的评估。我们认为，智力资本公允价值的确定，也可以由独立的权威机构来进行。为保证评估质量，评估机构应该由公司战略专家、财务专家、人力资源专家、智力专家(主要是设计和进行智力信息的收集分析，确定特定工作所需的不同知识类型)等人组成
2、获取相关数据并评分
①以前业绩的衡量。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衡量:所在企业的经济效益增长情况(包括销售利润率的增长率、总资产利润率的增长率、投资收益率的增长率、净利润率的增长率等指标)、所在企业的经营状况的改善情况(包括市场占有率的增长率、存货周转率的增长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增长率、净资产的增长率等指标)、所在企业偿债能力的变化情况(包括流动比率的增长率、速动比率的增长率、利息支付能力的增长率、资产负债率的增长率等指标)、企业综合实力的加强情况(包括所在企业的股价或市值的增长率、总资产的增长率、固定资产净值率的增加等指标)、企业的发展前景(包括行业产业政策是否有利、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产品的发展前景、销售收入增长率、研究开发费用等指标)、企业家素质的好坏(包括在企业所任的岗位、制度建设及实施情况、合同履行情况、员工的评价、受程度等指标)。资料来源可通过有关会计资料、统计资料、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取得，可定量，也可不定量，最后得出加权平均的分值。
②身体状况。可根据工作时间、工作效率等指标分析。
③对行业的熟悉程度。主要根据在不同行业之间的转换成本确定。一般而言，转入新行业的时间越长，分值越高，反之越低。因为行业之间的相关程度不同，因此不同行业之间的转换成本也不一样，不同行业之间同样的转换时间所得的分值可能不同。
④对企业的密切程度。主要取决于在企业的工作年限。一般而言，工作年限越长，分值越高。
上述指标的相应权数与评分标准，需要有大量的经验数值为基础，应在实践中不断积累。
3、企业契约的各方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值进行谈判
智力资本价值的认定，取决于企业契约各方是否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经协商确认智力资本的价值后，双方应签订协议，协议中应注明智力资本进入企业时的价值、当智力资产价值发生增减变动的时候按怎样的比例追加智力资本的价值以及智力资本所有者退出企业时其股权的处理方式等等。
六、相对独立而又融为一体———智力资本核算与报告的新思路
(一)智力资本的核算
1、智力资本进入会计信息系统的帐务处理思路
为了保证现有的财务会计体系不受影响，我们认为传统的财务会计核算的内容不应再重新组合，智力资本会计的核算范围是由于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之后，智力资产、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状况、利润分配的影响。
(1)初始核算
当智力资本所有者初始进入一个企业时，意味着一份新的企业契约的成立，这时，智力资本会计信息系统应该根据双方所确认的价值，一方面增加企业的智力资产，另一方面增加企业的智力资本(属于企业的所有者权益)。
(2)价值变化
企业所拥有的智力资产只有增加与减少的现象，不存在折旧与分摊的问题，应定期重新评估智力资产的价值，及时调整确认入帐，其增减额在考虑了智力资本的增减额后，差额作为资本公积。
(3)相关支出
与智力资产和智力资本相关的支出，如搜寻成本、评估支出等，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2、智力资本会计应设置的帐户
(1)“智力资产”帐户该帐户属长期资产类帐户，按个人设置明细科目，用于核算智力资产的增减变动额，获得智力资产和智力资产评估增值时记借方，智力资本所有者离职、退休、死亡及评估减值时记贷方，余额在借方，即期末智力资产的结余数，表示企业所拥有的智力资产价值。
(2)“智力资本”帐户该帐户属于权益类帐户，智力资本所有者进入企业时，按照各方协商的价格和确定的股份比例记贷方，评估增值后，经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批准或按照原有的协议，按批准的增加金额记贷方;当智力资本所有者离职、死亡等原因离开企业时，按照原有的协议，将所需要减少的智力资本记入借方，余额在贷方，表示累计被智力资本所有者所持有的股份。
3、智力资本会计的会计分录
(1)智力资本初始进入企业时，根据在评估价值基础上达成的协议价，按协议价借记“智力资产————×××”账户，贷记“智力资本———×××”、“资本公积———智力资本溢价”账户。
(2)以后每年进行评估时，根据智力资产评估增值(减值)额及按协议应追加的智力资本价值记账。评估增值时，按评估增值额，借记“智力资产———×××”账户，按协议应增加的智力资本额，贷记“智力资本———×××”账户，差额借记或贷记“资本公积———智力资本重估增值”账户。评估减值时，按协议应减少的智力资本额，借记“智力资本———×××”账户，按评估减值额，贷记“智力资产———×××”账户，差额借记或贷记“资本公积———智力资本重估增值”账户。
(二)智力资本的报告
作为企业契约的各方，无论是智力资本所有者还是实体资本投资者都需要了解企业智力资本方面的情况，以作出正确决策。为保证原有财务报告体系的完整性，智力资本会计的有关信息应相对独立，单独列项。具体来说，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类“固定资产”与“递延资产”之间单独设立“智力资产”项目，同时在所有者权益类下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项目中分别单列“其中智力资本”项目。
1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2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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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智力资本区域经济发展因子分析
引言
美国学者Galbraith（1969）扩展了Senior提出的智力资本概念，他认为智力资本不仅是纯知识形态的知识，还应包括相应的智力活动，即智力资本不仅是静态资本，而且还是有效利用知识的过程，是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自此，智力资本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区域智力资本是符合某一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个人、组织和区域等行为主体所拥有的，能够在区域网络范围内存在和流动的具有价值创造功能的知识，它能够为区域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和活力以及直接和间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随着人们对智力资本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入，Amidon（2001）提出将智力资本理论应用于宏观经济层面，他在国家智力资本理论方面作了探索，较系统地梳理了有关研究成果，开辟了区域经济研究的新思路。随着人们对区域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关注，将智力资本理论运用于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逐渐成为了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尽管我国对智力资本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十多年，但是从国家和地区的角度定量研究智力资本尚处于萌芽阶段。本文借鉴Skandia公司提出的动态智力资本导航器模型（SkandiaNavigator），将智力资本分解为人力资本、关系资本、结构资本和创新资本，在总结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一套衡量江苏省区域智力资本的指标体系，对江苏省区域智力资本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试图探索江苏省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
江苏省区域智力资本评估
（一）指标体系设计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本文将智力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关系资本、结构资本和创新资本四个方面。其中，人力资本包括教育水平、医疗水平和社会保障；关系资本包括国际贸易往来、国内贸易往来和国际人员往来；结构资本包括政府效能水平、社会内部流动与流通机制、社会沟通与交流机制和信息流通机制；创新资本包括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人员。借鉴陈玉芬（2006）、王孝斌等（2009）、王学军等（2008；2010）学者的研究，根据数据可得性，文章所选取的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数据处理分析
本文选取1995-2009年期间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江苏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并通过计算得到江苏省在1995-2009年间表1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数值。
为了研究江苏省智力资本与其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对江苏省的智力资本进行评估，本文运用SPSS18.0分别对其进行因子分析。通过评估分别计算江苏省1995-2009年的区域人力资本、区域关系资本、区域结构资本、区域创新资本的得分，四者的得分相加得到江苏省区域智力资本的评估得分。
1.江苏省区域人力资本评估。在做因子分析之前，需要先对样本数据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s球体检验，以确定样本数据是否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通过分析，得到江苏省区域人力资本样本数据的KMO检验值为0.682（大于0.6），Bartlett′s球体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263.656，其显著性概率是0.000（小于1%）。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在对区域人力资本进行因子分析时，采取主成分方法提取公因子，方差最大旋转法旋转因子，进行分析后从原始数据中提取出2个公共因子，它们分别解释了70.659%和19.759%的总变差，累计解释了90.418%的总变差。表2中给出了区域人力资本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根据表中结果，可以发现，对公共因子Factor1正面影响比较大的指标分别为：在校大学生（本、专科）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医疗人员中注册护士比率、每万人拥有病床数、在校高中生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和抚恤和自然灾害救济费支出占GDP比重。因此，文章得出结论，一个地区要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必须提高人口素质、提高社会抚恤救济保障水平、改善医疗卫生的人员结构，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
根据因子权重计算公式：，计算得到2个公共因子的权重分别为：78.15%和21.85%。因此得到区域人力资本H综合得分的计算公式：
H=0.7815Factor11+0.2185Factor12
2.江苏省区域关系资本评估。区域关系资本的KMO检验值为0.646，Bartlett′s球体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84.367，其显著性概率是0.000，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在对区域关系资本进行因子分析后从原始数据中提取出2个公共因子，它们分别解释了63.319%和21.163%的总变差，累计解释了的总变差84.481%。表3给出了区域关系资本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根据表中结果，可以发现，对公共因子Factor1正面影响比较大的指标分别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占GDP比重和接待外国游客占全国接待人数比重。因此，文章得出结论，江苏省要提高自身的关系资本水平，首先应做好国际进出口贸易，并做好国际人员往来交流工作。
计算得到2个公共因子权重分别为：74.95%和25.05%。因此，本文得到区域关系资本R综合得分的计算公式：
R=0.7495Factor21+0.2505Factor22
3.江苏省区域结构资本评估。区域结构资本的KMO检验值为0.677，Bartlett′s球体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152.811，其显著性概率是0.000，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在对区域结构资本进行因子分析后从原始数据中提取出3个公共因子，它们分别解释了44.847%、26.598%和11.834%的总变差，累计解释了83.279%的总变差。表4给出了区域结构资本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根据表中结果，可以发现，对公共因子Factor1正面影响比较大的指标分别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财政支出占GDP比重、邮电业务量占GDP比重和图书总印数占全国比重。因此，文章得出结论，江苏省要提高其结构资本水平，必须提高政府的效能发挥水平、完善社会沟通与交流机制、完善信息流通机制。
计算得到3个公共因子的权重分别为：53.85%、31.94%和14.21%。因此，本文得到区域结构资本S综合得分的计算公式：
S=0.5385Factor31+0.3194Factor32+0.1421Factor33
4.江苏省区域创新资本评估。区域创新资本的KMO检验值为0.773，Bartlett′s球体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195.360，其显著性概率是0.000，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在对区域创新资本进行因子分析后从原始数据中提取出2个公共因子，它们分别解释了66.486%和16.298%的总变差，累计解释了82.784%的总变差。表5给出了区域创新资本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根据表中结果，可以发现，对公共因子Factor1正面影响比较大的指标分别为：外观设计申请受理数占全国比重、发明申请受理数占全国比重、实用新型申请受理数占全国比重、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总支出比重、R&D经费（科技三项费用）占GDP比重和科技活动人员数占全国比重。因此，文章得出结论，江苏省要提高其创新能力，必须充分鼓励和利用创新成果，加大科研经费和科研人员的投入。
计算得到2个公共因子的权重分别为：80.31%和19.69%。因此，本文得到区域创新资本Y综合得分的计算公式：
Y=0.8031Factor41+0.1969Factor42
经过上述步骤，可以计算出江苏省1995-2009年的区域人力资本、区域关系资本、区域结构资本和区域创新资本的评估得分，将四者加总得出江苏省区域智力资本综合得分（见表6）。综合得分越高，表明其区域智力资本水平越强。
江苏省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实证分析
（一）区域智力资本与江苏省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笔者分别用Peasron相关分析、Kendall相关分析和Spearman相关分析法对区域智力资本及其四要素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度量。
根据表7中结果可知，三种相关分析方法得到的区域智力资本与江苏省的经济发展的相关系数都是正的（并且都是显著的），这说明区域智力资本的提高能够促进江苏省经济的发展。其中，与江苏省经济发展相关程度最强的是区域创新资本。这说明对于江苏省的经济发展，其创新资本所发挥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二）区域智力资本对江苏省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分析
本文首先将区域智力资本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将江苏省的各年GDP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为了消除价格水平的影响，先将每年GDP平减指数对GDP水平进行平减，然后再建立如下模型：
GDP=α+β×Z+ε
其中，Z为江苏省各年的智力资本综合得分水平。利用SPSS18.0对上述模型回归，得到以下结果：
GDP=45.0.07（0.000）+0.501（0.000）×Z
可以看出，模型系数是显著的。区域智力资本每提高1%，江苏省的经济增长（GDP）将提高0.501%。
再将区域智力资本四种构成要素的评估得分与江苏省的GDP之间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区域智力资本的四种构成要素对江苏省的经济发展贡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GDP=α1+β0×H+β1×R+β2×S+β3×Y+δ
回归后，得到以下结果：
GDP=-22.630（0.624）+3.145（0.518）×H+0.520（0.021）×R-5.348（0.010）×S+2.866（0.053）×Y
实证结果表明，区域人力资本（H）、区域关系资本（R）、区域创新资本（Y）均对江苏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正效应。其中，区域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最大，但其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并不显著；区域创新资本的回归系数也较大，且系数是显著的；区域关系资本的回归系数最小。可以认为，区域创新资本对江苏省的经济发展贡献度最大。需要注意的是，区域结构资本的回归系数是负值，说明在区域人力资本、区域关系资本、区域创新资本的共同作用下，其对江苏省的经济发展影响为负。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针对数据的可获得性，对江苏省的智力资本水平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并利用该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区域人力资本、区域关系资本、区域结构资本和区域创新资本的得分进行评估，最终得到江苏省1995-2009年间的区域智力资本水平。通过对区域智力资本与江苏省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文章发现：江苏省区域智力资本及其各要素与江苏省的经济发展之间都存在正相关关系，与经济发展相关程度最强的是区域创新资本。并且，文章还发现区域智力资本每提高1%，江苏省经济增长（GDP）将提高0.501%。
江苏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区域智力资本的提高能够促进江苏省的经济发展。而区域智力资本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是由领导、机制、人才、决策、保障、激励、信息、技术、风险防范等诸多因素协调的结果。因此，要促进江苏省的经济发展，就必须提高其区域智力资本水平，也就需从区域人力资本、区域关系资本、区域结构资本和区域创新资本等多方面着手，提高江苏省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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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1篇3
关键词:知识经济;无形资产会计;无形资产计量;成本特征;无形资产信息披露
一、无形资产会计面临的确认问题
知识经济条件下资源的投人主要是智力资源和智力产品,具有无形化特征。那么此类资源是否均应纳入无形资产的核算范围,这是无形资产会计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关于智力资源是否应作为会计要素确认
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在智力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投入巨大,收益的取得和企业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甚至关键取决于智力资源的投入及其作用的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将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资产予以确认,无论是从理论上或实务上来讲,都将是顺理成章之事。理论上,智力资源符合“资产是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它是特定个体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所取得或加以控制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6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这一定义。实务中,有关企业智力资源的信息将成为一类极为重要的会计信息,对于信息使用者要做出的经济决策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对智力资源作为会计要素予以确认,也是维护智力资源拥有者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
(二)关于如何确认智力资源
作为一项无形资源,企业职工所拥有的智力是确认为无形资产,还是确认为其他资产,这主要取决于对人及其所拥有智力之间关系的认识。
从人与其所拥有智力的关系来看,显然二者是无法分割的,不同人的智力往往是存在差异的,但智力又不能离开具体的人而单独存在,人是智力的载体,所以人与智力是统一的,智力是从属于人的。企业的职工(即人力资源)既不同于专利权等无形资产,也不同于债权和设备等资产,具有特殊性,将其归入现有的任何一种资产要素恐怕都是不合适的。据此,将企业职工所拥有的智力作为人力资产这一与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具有同等地位的资产项目予以确认,可以说是较为适当的。
尽管如此,但企业所真正需要的不是那些拥有大众化知识或智力的普普通通的人,而是那些以最新知识和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人;企业所需要的不是人自身,而是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智力(归根结底是智力)。企业投人的人力仅仅是投入资源的外在形式,其实质是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智力。能为企业带来更高效益的是企业杰出科技管理人才所拥有的知识和智力,人的智力具有取得未来收益的潜力,这种潜力的价值可以认为是资产。再者,人对知识的获取和对智力的开发是有成本的。所以,智力资源符合资产的定义,将其作为智力资产单独予以确认也不无道理。
从智力资源的无形化特征来看,智力资源具有无形资产的基本特征——无形性、收益性及在未来期间给企业带来收益的高度不确定性。因此,可将企业职工所拥有的智力作为无形资产的一种予以确认。
无论将智力资源以人力资产予以确认,还是以智力资产单独确认,或是将其作为无形资产的一种予以确认,都涉及到职工范围的界定问题,即资产化的智力资源是以企业全部职工为确认范围还是仅包括部分职工。显然,能为企业创造高额收益的不是企业的一般职工而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全部职工为智力资源的确认范围也将失去其原来的意义。
可见,智力资源的确认可有多种选择。但最终的选择,都要以正确界定它与无形资产的关系为前提。
(三)关于智力产品应不应该确认为资产以及如何进行确认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篇4
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是：
（1）知识经济中最基本报生产要求是知识，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中认为知识已灰为土地、资本、劳动和时间的最终替代物。
（2）知识经济是在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源下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富有的资源替代稀有的资源，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在知识经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的完善，使财务所处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作为实用科学的会计学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
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
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
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
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
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
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里新的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化的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
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
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亟待。只有解决了这个，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的
综观会计的发展，可以看出，会计的发展主要是反应性，即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知识经济的出现，必然对现有的会计产生全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可以从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两个方面进行。在知识经济中赖以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基础是企业的知识资源。而知识资源是由人力资源和知识组成的。在传统的会计中资产是指被企业控制或拥有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这就对传统的会计计量产生影响，要求对资产这一概念扩展其内涵。
（一）知识经济对会计假设的影响
会计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四大会计假设，知识经济的到来也对它产生影响。在传统会计中，会计主体是指拥有一定经济资源并对这部分资源负责，具有经济业务的独立主体。而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的发展，会计主体的外延在不断的扩大。企业可在网络上根据自身的要求分配、重组企业的人员，形成“网络公司”这一“虚”的实体。另一方面公司之间存在着许多以联营公司，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松散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体。这种“虚”“实”实体的共存，就对会计主体的界定带来困难，应重新对它进行定义，并以“相关利益联合体”来定义较为合理。
传统的持续经营假设把企业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存在作为前提。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随时都有发生破产清算的可能，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持续经营假设可解释为“相关利益联合体的存续期”。
持续经营假设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到会计分期假设。另外，“网络公司”的存在使得原先的会计实务中较多的估计成为障碍。因为知识经济下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加速折旧和市场瞬间万变的情况会给公司带来意外的收益，这样一来就无法对会计收益和成本进行配比。而用“网络公司”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就更无从谈起会计分期。
网络交易的增加，使得货币计量成为交易中的一个累赘。因为人们要求更为快捷的方式，要求有一种统一的货币。这样每一次交易就可省去许多的时间。而电子货币的唯一要求就是保持币值的稳定。
历史成本计价是会计计量的基础。而知识经济的主要资源是知识资源，它是企业资本的源泉，是企业发展的新动力。它属于无形资产，用历史成本计价方法即用取得该资源的成本作为其计价成本不能体现知识资源的真实价值。
四大会计假设和历史成本计价方法是会计学大厦的基础，知识经济的到来不可逆转地对以传统观念为基础的会计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在具体的会计实践中已经有很多解决此类问题的实际例子。我们应当对其加以，使之理论化、体系化、从而构建更高层次的适应知识经济的会计学。
（二）知识对的
1、对基本会计概念和范畴的影响
第一，对资本制度的影响。
现有的会计理论是以实体资本（包括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为基础的，不确认智力资本。这一资本制度的基本特点是：
（1）实体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主要动力；
（2）实体资本是经济权力的中心，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资本雇佣劳动制，的治理结构是以实体资本为中心的结构，即实体资本出资者承担经营风险，并享有剩余（利润）的控制权和索取权。因此，现有的会计信息主要是为实体资本出资者和债权人服务的，其基本任务是站在实体资本出资者和债权人的立场，记录企业发生的经济事项，反映企业实体资本的运动状态，帮助他们进行风险决策和业务监控，从而保证其收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
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是经济增长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也就是说，知识是生产的核心要素；人是知识的载体，知识的拥有者应享有企业权益的分配权。因此，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对智力资本地位的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由实体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形成的生产和财务单位，而被认为是智力资本与非智力资本（实体资本）订立的特别市场契约，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智力资本所有者共担企业风险、共享企业权益，而且智力资本能比非智力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要求会计建立能反映智力资本的中心地位、体现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智力资本所有者共担企业风险、共享企业权益的新的会计体系。
第二、对利润含义的影响
与上面的观点相联系，现有的会计理论认为利润是实体资本创造的，因而属于实体资出资者，员工，无论是高智力的员工还是普通的体力劳动者都被看作是被雇佣者，其回报仅仅体现为工资费用，利润表只站在实体资本所有者立场反映其投资回报。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利润是智力资本和非智力资本共同投入所产生的回报，而且主要是由智力资本创造的，在智力产品的价值组成中，物化劳动者转移价值所占比重很小，高智力的员工可以用他们的发明创造转换为对企业的投资，这些员工和他们的智力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利润。这就要求会计必须适应这一变化，重新明确利润的含义，划分员工劳动报酬和智力资本回报的界限，明确确认和计量智力资本带来的利润。
第三，对资产概念的影响
在现有的会计理论中，资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主要是指有形资产，虽然也不排除无形资产，但由于各种原因，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始终只占次要的地位。例如，我国规定，以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即使是高企业，也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五。对人才智力资源，无法在理论上其作为资产的地位。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和智力被认为是生产的重要要素，它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也大大超过了有形资产，所创造的价值也大大超过有形资产，因此，无形资产，特别是人才智力资源是企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资产形式，而对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其价值几乎全部体现为它的人才智力资源，房屋、设备等有形资产显得毫不重要。不正视这一事实，而仍将人才智力资源排除在企业的资产形态之外，不加以反映和核算，显然是与客观经济环境相背离的。
2、对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的影响
传统会计理论，将货币计量作为一项基本假设，以是否可计量作为能否纳入会计信息系统的一项基本标准，在计量属性的选择标准上，首先考虑的是其可靠性，即这种计量必须是建立在已经发生、客观存在、可以验证和检查的基础之上。在这一基本观点下，包括人才智力资源在内的许多经济现象都无法在会计上得到反映。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及高新技术的不断和并转化为生产力，人才智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与此相关的会计学的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人力资源会计学日益受到重视和，初步形成了包括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两大基本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式。但是，受基本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的局限和影响，现有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人力资源成本按实际成本核算，未能反映出人的智慧与创新能力和产出价值的计价等。人力资源价值会计虽然试图计量人力资源的价值，避免人们低估价值，但由于不是以实际成本为基础，存在计量的可靠性问题，因而无法与传统的财务会计溶为一体，始终游离于财务会计体系之外，因而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力智力资源的计量问题。
知识条件下，知识和智力的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加强对智力资本和人才智力资源确认和计量的，这势必对现有的会计确认和计量产生重大。
（三）知识经济对会计实务的影响
知识经济对会计实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会计工作重点的转移
传统的会计工作主要是会计人员运用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手段，对经济数据进行收集、加工、存储和检索，最后输出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经济决策和控制经济活动需要的经济信息。
在传统的会计工作中，由于受操作手段和工具的限制，经济业务数据的日常处理占用了会计人员绝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和精力，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以机为主的信息产业的普及和成熟，会计人员大量的日常工作，如填制亡帐凭证、登记总帐和明细帐、编制和报送会计报表以及在必要时查询凭证数据等工作都可以由计算机完成，这在客观上使广大会计人员从繁杂的、重复的日常会计事务中解脱出来，将其工作重点转移到参与预测、决策和经营等方面，更多地参与企业单位的经营管理，使会计工作向更高的层次，在经济管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确立会议工作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会计工作重心的转移，对广大会计人员的素质、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也提出新的要求。会计人员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应具备相关的信息处理知识、管理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增强参与经营、参与管理的意识和能力。
2、会计电算化从低级向高级稳步发展
展望未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认为会计电算化将会继续向下列方向发展：
（1）由单项处理向较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发展
在我国，的电算化会计核算系统多数是一些单项的数据处理系统，如帐务处理系统、工资核算系统、材料物资核算系统等。但是，随着电算化的成熟和总体水平的提高，原有的单项或独立的多项电算化应用已不能满足企业单位管理的需要，而要求把单项处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既能独立进行数据处理，又能实现信息传递和共享，从而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
（2）由单机应用向计算机应用方向发展
目前，我国许多企业单位的会计电算化是采用单机处理，随着较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的建立，独立的单机应用不能满足信息处理和使用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采用计算机网络。Internet更是加快了计算机网络化的进程。
（3）由单纯的会计核算向管理会计应用方向发展
一个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包括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部分。目前我国的电算化会计系统主要应用于财务会计核算。管理会计所采用的数据体系与财务会计基本相同，但由于其目的更侧重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因此其处理与财务会计有所不同。
与财务会计相比，管理会计使用了更多的数学模型和方法。显然，计算机不仅仅能完整财务会计的各项核算工作，而且也能更快、更好、更高效益地完成预测、分析和辅助决策等各项管理会计的工作。
事实上，随着会计工作重心的转移，传统的会计信息系统已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会计信息系统应同时具备分析、预测、决策、规划、控制和责任评价等功能，即朝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的方向发展。此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还将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专家系统在预测、分析、决策工作中的应用是今后会计电算化发展的方向这一。各种类型的专家系统可望为会计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诸如会计工作法规咨询、成本分析与控制、产品结构、市场分析与营销策略等多方面的帮助。
3、核算的选择更加强调性和合理性
由于手段和工具的局限，传统会议在确定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标准时，在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之间更多的注重可操作性。如债券摊销方法，虽然实际利率法比直线法更科学，便后者更为简便，因而实务中一般选择直线法。随着机的广泛和会计信息系统的不断完善，计算的繁简程度已不再成为评价一个会计方法是否应该采用的标准，科学性和合理性成为选择会计核算方法时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
4、会计信息时效性和多样性的增强
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会计信息，以便作出相应的经营决策和制定控制，提高效益，是会计的经营决策和制定控制，提高经济效益，是现代会计的职责之所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很多在手工条件下很难或者无法及时提供甚至无法提供的信息，都可以及时提供。比如，只要增加特定的程序，可以同时编制出以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会计报表；对于比较复杂的物价变动条件下的会计信息，提供起来也将极为方便。
5、会计组织的弱化和内部审计机构的加强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应用技术的提高，目前由会计人员输入的大量的经济数据将改由业务人员直接输入，并由计算机自动处理，这将大大提高会计核算工作效率，节省核算时间，减轻会计人员的工作量和劳动强度。与此同时，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舞弊的手段也会越来越隐蔽。因此，为减少各种弊端，会计的内部控制制度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内部审计机构将得到加强，内部审计工作显得更加重要。
6、对国际会计准则的需要更为迫切
前面讲到，知识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会计准则和制度的不一致，不利于会计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阻碍了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这在客观上要求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和统一。目前虽然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已在着手制定国际会计准则，但无论从规范强度还是从规范范围，都是不够的，亟待进一步加强。
（四）．知识经济对会计的冲击
由于知识经济带来会计环境的变化，因而对环境所决定的会计理论也产生极大冲击。这主要表现在：
1、对会计目标的冲击。对财务会计目标的认识；不论是“决策有用观”，还是“经营责任观”，都是经济的产物，并未考虑知识经济时代的新情况。会计目标的确定，应以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为矢的。
美国AICPA的企业报告特别委员会于1994年提出的题为《改进企业报告——着眼于用户》的综合报告中认为，投资者的主要目标是对企业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及其权益性证券做出判断;债权人的主要目标是评价一个企业承担与当期或未来债务或其他工具有关的义务的能力。从他们的目标出发，信息使用者要逐个有不同机会和风险的企业分部，掌握企业经营业务的性质，着眼于企业未来，掌握管理部门意图，要求企业报告信息相对可靠，了解相对于竞争对手和其他企业的业绩，及时了解企业的重大变动。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使用者对这些方面的要求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对企业知识资本拥有量和知识创新能力的信息也会提出相应的要求。因而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不仅要满足使用者对企业资本、物质等财务资源的增长和创造的兴趣，也要满足他们对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的信息需求。
2、对成本原则的冲击。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历史成本原则将会对不断涌现的新的会记事项感到束手无策。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历史成本原则已经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尖锐批评。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以知识资本作为企业资本源泉，以知识创新作为其动力。对知识资本的计价，按照传统计价原则，可能只是几本书的价钱，或是委托培养费以及其他各种取得知识的可证明的实际支出，这无疑会极大歪曲知识资本的价值。
3、对资产概念的冲击。资产是一个所拥有或控制的、可计量的、能为企业带来未来利益的经济资源。企业的经济资源在经济主要指物质或财务资源，通常表现为有形资产。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资源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知识资源。知识资源是由人力资源和知识两部分构成，其中人力资源是知识的载体；知识通过人的积累、运用、创新而发挥作用，是人的创造能力的源泉和动力。把人力资源和知识纳入企业资产的范围，无疑是对观念的重大挑战，它意味着传统的资产概念将被赋予新的含义。资产范围的扩展，将为会计的核心之一——资产计价带来新的课题。
四、知识经济要求会计创新
面对知识经济对会计的，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迎接时代的挑战，认真会计的框架、进行会计创新，以满足信息经济时代使用者对会计的新要求。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作好会记创新工作：
1、构建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会计模式。现有的会计模式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它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因而在新的形势下，它遇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会计目标、会计观念、会计管理体制、会计规范体系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与知识经济格格不入的倾向。
例如自创商誉在传统的会记系统中是不予反映的，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由知识创新而带来的企业价值增加和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会成为一种较普遍现象。而且企业的合并或解体也会经常发生，如不在市场交易前确定自创商誉价值，那么在市场交易时的价值确定就会显得“离谱”。
会计模式的构建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按照知识经济的要求，对会计模式的各个组成要素赋予新的涵义。
2、研究和引入新的计量手段。由于知识经济时代会计计量重心要从财务资源转向知识资源，其中的最大障碍就是会计计量问题。传统的计量手段已不适应知识经济要求，因而在计量手段上需要革命性的变化。在会计系统中引入多重计量手段，因不同会计事项性质而选择不同计量手段，似是一条可取之到道。多元化的由五彩缤纷的事物组成，强调独一无二的计量手段，只能使会计陷入困境。
3、尽快将人力资源会计纳入财务会计系统。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已有30多年，由于涉及到经济、会计理论以及会计计量等一些“禁区”问题，它仍然未登入财务会计大堂。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劳动主体是智力劳动，智力劳动的知识价值如何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应是该时代财务会计的重要。此外，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知识资本的时间、空间范围将比财务资本要宽广得多，财务会计要跟上这种要求，就必须拓宽自己视野，把知识资本延伸到企业外部范围的内容都纳入核算的范围（如环境报告等），才符合知识经济的要求。
4、变革财务报告。现行的财务报告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模式（blackandwhitemodel），即在会计报表中反映的事项会计上可确认，而在其他财务报告中反映的事项会计上不予确认。美国学者韦尔曼针对这种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个彩色模式（colourmode）。
所谓彩色模式是将财务报告的内容分为5个不同层次，第一层次，即符合可定义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计量性的传统的会计报表内容；第二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可定性、相关性和可计量性的事项（例如自创商誉等）；第三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相关性、可计量性的事项（如顾客满意程度等）；第四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相关性、可靠性和计量性的事项（如风险等）；第五层次，报告那些只符合相关性的事项（如知识资本等）。按照彩色模式，可以较全面地报告与企业相关的各类信息，从传统财务报告的墨守成规中“解套”，较好地适应知识经济对会计的要求。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篇5
关键词：制造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
制造业作为滨州市的战略支柱产业，是支撑滨州市产业转型升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四梁八柱”，是抢抓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塑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的“四大千亿级产业集群”载体。而当前，全球正出现以信息网络、智能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带来生产方式与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中国政府出台《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智能制造成为制造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路径。通过构建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深入推进滨州市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显著提升滨州市制造业的影响力与竞争力，成为事关滨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现实经济问题。
一、滨州市制造业发展状况分析
1.滨州市制造业发展现状
滨州市地处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圈、济南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两区两圈”叠加地带，资源禀赋优良，劳动者素质高，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经过多年的培育与发展，现已打造了高端铝产业、新型化工、粮食加工、家纺纺织四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积极建设汽车轻量化材料基地和高端轮毂制造中心、博兴厨具和板材、惠民绳网等区域特色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制造业成为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与支柱产业。
2.滨州市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生产企业规模偏小且生产运行低迷。滨州市制造业经过多年的培育发展，虽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但生产规模偏小，产业集聚水平不高，严重缺乏具备系统设计、系统成套和工程总承包能力的成套制造企业，而且由于自身经营、财务制约、生态环保等因素导致制造产业生产运营低迷。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作为滨州市装备制造的优势行业，生产增速却明显下降，据滨州统计信息网资料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四个行业工业增加值分别下降16.76%、22.9%、27.5%、11.43%。装备制造工业生产增速放缓，生产运行持续低迷，已成为制约滨州市工业生产增速的重要因素。（2）产品附加值低且产业结构不合理。从产品结构看，制造业产品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严重偏低，多为镀锌板、厨具、汽车配件等中低档产品，由于缺乏独特的技术与专利，致使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行业利润低，产品附加值更低。在产业结构上，装备制造工业发展缓慢，据滨州统计年鉴显示，2106年度，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5.22%，低于全市水平11.72个百分点；而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增长14.75%，高于全市平均水平8.25个百分点。滨州市高端装备制造工业基本处于空白，工业增长主要依靠高能耗行业，产业结构亟需优化升级。
二、滨州市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
智能制造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市场差异化需求的变化，通过互联网技术与制造设备的有机融合，集成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组织创新而形成的先进制造系统，[1]是先进制造发展的最新形态，是实现滨州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必然与必由路径。
1.构建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
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是由产业内生循环系统与产业外生支持系统通过信息技术形成的制造业网络化、虚拟化、集成化生产系统。内生系统主要由涉及制造业产品的客户、核心制造商、配套供应商、生产服务商等种群组成；外生系统主要由维系和推进产业生态联盟稳健发展的市场、技术、社会文化教育、政府等外界环境因素构成。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通过企业之间、产业之间、产业和环境之间“共生互惠、协同竞争、领域共占、结网群居”，[2]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生态链与价值链，使资源在产业系统内有效循环利用，实现工业生态体系与环境生态体系的有机融合与协调发展。
2.运行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
智能制造本质上是一种通过企业信息门户实现与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间的横向集成，以及企业内部间的纵向集成而构建的大规模定制生产模式，[3]其运行涉及到内生系统与外生环境的诸多因素。（1）客户需求。在产品同质化、竞争白热化的市场环境下，成功地满足客户的个性化与差异化需求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准确地获取客户潜在需求信息，以低成本、高效率工作方式的满足甚至超越客户的需求与期望是“以客户为中心”大规模定制模式的着力点与出发点。（2）协同设计。通过搭建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平台（ComputerSupportedCooperativeWorks，CSCW），使分散的项目团队成员在同一平台下协同工作，用于选择、评估、发送与接收产品数据，分析产品设计方案，实现零部件的标准化和通用化设计，最终实现产品的模块化组装生产，为后续协同供应与协同制造的实现夯实了基础。（3）协同供应。通过构建供应链网络服务平台，实现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用户动态地共享客户需求、产品设计、工艺文件、供应链计划、库存等信息，任何客户的需求、变动、设计的更改，都能得到快速响应，最大限度降低库存，提升运营效率。[4]（4）协同制造。通过柔性制造系统（FlexibleManufacturingSystem，FMS）与虚拟制造理念的有机整合，明确各生产企业在产品构成中的角色和分工，实现生产企业间生产计划协同、供应协同、并行生产，提高设备利用效率，缩短产品生产周期，提升客户响应速度，形成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消费个性偏好而快速响应的动态生产管理。（5）电子商务。通过搭建交互式网络销售平台与供应链电子商务体系，实现网络销售、网络采购、网络支付、物流与质量跟踪等核心价值链环节的网络化。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的需求周期、采购偏好、账款账期等显性需求，以及与客户行业特性、地域区域、行业规模等所关联的隐性需求，不仅有助于有效理解和精准引导客户需求，而且为与客户、供应商、制造商、服务商间定制产品的协同设计、供应、制造提供了保障。（6）协同服务。通过构建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ustomerRelationshipManagement，CRM），以客户为中心，着眼于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在供应链网络服务平台的支持下，对产品运行状态的数据及时在线采集，通过服务平台及时进行数据分享，结合产品智能运维知识库，对产品运行状态进行在线诊断和监控，并对出现的问题与障碍，适时提供在线咨询与服务，为客户和企业本身创造新的价值。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在实现内生系统有效循环的基础上，更需要外生环境系统的有力保障，以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发展。
三、滨州市制造业转型升级保障措施
1.加强产业政策引导
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构建及运行具有前期开发难度大、开发投入多、开发周期长、配套要求高等特点，需要政府从产业政策等方面加强引导。在滨州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构建与运行过程中，滨州市政府应根据国内外制造业发展趋势，结合国家两化融合方案措施，研究制定符合滨州市情的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发展规划，引导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集中力量支持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构建，促进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
2.加大财政资金扶持
资金不足是制约滨州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瓶颈，而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的有效运行更离不开财政资金的支持，在滨州市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构建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山东省工业提质增效升级专项资金、山东省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和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科技专项资金等政策，重点支持公共技术创新平台、协同工作平台、电子商务系统、企业柔性制造系统等建设。滨州市政府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建立扶持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发展的培育基金与风险基金，发挥财政政策对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的扶持和推动作用。
3.强化产学研合作
产学研合作效果直接影响制造业智能制造技术升级工作，为保障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有效运行，积极探索由政府部门、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间密切合作的产学研合作模式，跟踪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建设与运行情况，及时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建立具有实际可操作的产业合作网络体系，逐步形成一套制度化、程序化和市场化的长效运行机制。
4.推进中小企业发展
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要正常运行除了核心制造企业，更离不开协作配套的中小企业。在滨州市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构建与运行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培育核心企业，有选择地重点扶持一些大型制造企业组建大型制造集团，形成规模经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另一方面，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产业配套方面的作用，形成完善的系统配套体系。
5.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探索建立智能制造紧缺人才引进和培养鼓励机制，加强智能制造领域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通过创造优良的生活、科研和创业环境，吸引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留学人员和境外人才来滨州就业创业。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企业、科研院所、高校、职业院校和其他培训机构的平台作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扩大人才培训规模，尽快引进一批、培养一批智能制造高层次领军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与高技能人才。[5]
6.大力发展生产业
大力促进生产业发展，充分发挥生产业的知识性、创新性、专业性、协调性等特点，通过构建紧密衔接、功能完善与协调发展的生产配套体系，为制造企业提供高技术、高效率的产业配套服务，降低制造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制造企业客户响应速度与柔性生产能力，实现制造业与生产业的协同联动发展。[6]制造业作为滨州市的战略支柱产业，深化产业转型升级是事关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与全局性问题，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需扬长避短，既要避免盲目求新和急于求成，又要加强技术创新、生产模式与组织方式创新，积极构建智能制造产业生态体系，不断提升先进制造能力与水平，实现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王晓明.“智能制造”三维度［J］.中国经济报告，2015（8）：37-38．
［2］杨西春.基于产业生态理论的技术创新联盟研究［J］.人民论坛，2015（2）：86-89．
［3］李铮.工业4.0：德国缘何发力智能制造［J］.世界电信，2015（4）：61-65．
［4］蒋明炜．21世纪制造模式———协同制造［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2（5）：58-59．
［5］田刚元．山东装备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6.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
人工智能（AI）是当下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从去年韩国棋手李世石与Google旗下的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对战，以1：4败给AlphaGo开始，人工智能开始被大众广泛关注。今年5月我国著名棋手柯洁与之“人机终极对决”更是将其推上高潮。人工智能在我们如今的生活已经是不可回避的发展趋势。对此，一方面人们希望科技进步解放双手，另一方面又担心机器一旦被赋予智商人类会受到侵蚀。
普华永道称由于新的人工智能，在未来15年，大约有1000万工人将面临失业风险，同时人工智能也将提高生产率，并在其他地方产生就业机会。可以说，人工智能顺应时代必将不断扩大发展，财会行业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其中最先触及的将是基层会计人员。去年3月，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勤宣布与Ki-raSystem联手，将人工智能引入会计、税务、审计等工作中。而在今年5月，朋友圈就已经被一款叫做“德勤财务机器人”的H5动画刷屏。
二、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
随着企业对现代管理的需求的增强，管理会计开始逐渐形成。企业管理会计，是指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强化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实现最佳经济效益为最终目的，以现代企业经营活动及其价值表现为对象，通过对财务等信息的深加工和再利用，实现对经济过程的预测、决策、规划、控制、责任考核评价等职能的一个会计分支，与单纯的财务会计有同等地位，是并列关系。管理会计主要服务于内部责任单位，立足于企业未来发展，又称为“内部经营管理会计”，而财务会计以服务与企业外界有经济利害关系的群体或个人为中心，又称为“外部报告会计”或“外部会计”。
三、管理会计的相关职能及前景
普通会计核算型工作，如财务、审计、税务等财务基础工作会逐步被取代已成必然，但会计核算和管理是两个不同的分支，管理会计是否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呢？
从手工记账到会计电算化的出现，科技将财务从账册算盘中解放出来，人工智能也将会计人员从目前繁琐的日常整理分析数据中解放出来。人工智能运用推理、联想、逻辑判断等能力，通过计算机语言表示出来，并形成具有某些人类智能活动特性的计算机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模拟人脑进行思维、决策，例如强大的围棋AlphaGo就是利用价值网络和策略网络工作。但是多变的政治经济社会、复杂的经济活动以及其他不可控的因素，使得在会计领域，人工智无法达到真正的思考，无法灵活有效在大数据中识别出最有效的信息，比如选用怎么的数据收集路径，选用哪些财务决算的因素，如何从“大数据”里提取有用信息等，这些仍然需要管理会计人员根据经验和判断作出最终决策。以下从管理会计的部分职能具体分析。
（一）预测经济职能
管理会计发挥预测经济前景的职能，就是按照企业未来的总目标和经济方针，充分考虑经济规律的作用和经济条件的约束，选择合理的量化模型，有目的的预测和推测未来企业销售、利润、成本及资金的变动趋势和水平，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第一首信息。利用人工智能后，可以根据给定的范围和方法，进行系统学习，并对大量数据进行程序化分析，从而得出细致具体的预测。
（二）参与经济决策
决策工作贯穿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和整个过程的始终，因此具有决策职能的管理会计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职能主要体现在根据企业决策目标搜集、整理有关信息资料选择科学的方法计算有关短期决策方案的评价指标，并做出正确的财务评价，最终筛选出最优的行动方案。管理会计的决策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三）控制经济过程
控制经济过程职能的发挥要求将对经济过程的事前控制与事中控制有机的结合起来，即事前确定科学可行的各种标准，并根据执行过程中的实际与计划发生的偏差进行原因分析，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整，改进工作，确保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可见，管理会计有很强的及时性，而人机智能无法准确预测未来发生的变动，无法及时有效的进行调整。
据上述对管理会计职能的分析，足以说明管理会计工作渗透企业的各个方面，尽管目前我国管理会计体系中仍存在很多不足，但管理会计仍然将处于企业管理的核心地位。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篇7
总的说来，当今的世界正处于历史性转变的时期，具体表现为经济发达国家正处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时期，这一转变将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回顾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从经济上看已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阶段，现在有些经济发达国家已发展到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阶段。
在农业经济阶段，是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可称为生产的单要素阶段。
工业经济阶段又可大致区分为两个依次继起的阶段——即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工业经济的初级阶段，是手工业工场和低机械化生产阶段，这一阶段的生产可称为劳动密集型生产，是以土地、劳力、资本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也可称为生产三要素阶段。在工业经济的高级阶段，是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生产，可称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在这一生产阶段，由于社会经济环境、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的要素除原有的土地、劳力和资本外，还需其他的要素与之相配合，生产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因而可称为生产的多要素阶段。所以，总起来说，在工业经济阶段，整体上看，可称为生产三要素阶段。
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Economy）阶段是工业经济阶段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以人类高度发展的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关键的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可称为生产的新要素阶段。
由生产的多要素阶段发展到生产的新要素阶段，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飞跃。
首先，关于知识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早在30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就说过一句至今仍是家喻户晓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在知识经济体系中，高知识转化为高智力，而高知识又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晶。创造性思维与一般思维不同，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富有个性（独出心裁）、富于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这种创造性思维转化为独特的策略、构思，进而形成种种具有开拓性的设计和发明、创造等等，它们的定型化（物化），就形成独特的专利权等无形资产。在知识经济体系中，智力资产（具有非凡的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和他们超常智慧的物化而形成的无形资产，相对于传统的有形资产（原材料、厂房、设备等）将发挥无可比拟的作用，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识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就可保持长期的持续发展。这是知识经济对比传统的工业经济的一大特点。
其次，知识经济既是以知识（广义理解的知识）作为最关键的、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因而智力资产（具有非凡的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和其超常智慧的物化而形成的无形资产，是提高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的无尽的源泉，其作用远比传统的有形资产（原材料、厂房、设备等）重要得多。这是由于任何有形资产（物质资源），都要依靠高素质的人才去掌握和使用，在生产中首先要做到人尽其才（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智力的作用），才有可能转化为物尽其用，从而尽可能提高生产经济效益。
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目前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比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高七、八倍甚至十几倍，这正说明，我国经济目前的知识依赖程度，对比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可见我国21世纪的经济发展，应尽快从资源依赖型转到知识依赖型上来，步入知识经济发展的康庄大道。
再次，知识是无国界的，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它可以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近似于光速在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从而使经济活动突破国与国的界限而成为全球化的活动，因而使世界性的经济竞争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企业的生存、发展，自然也由此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面临这一全球性竞争的新形势，任何企业如果不能争分夺秒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创新（包括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等），要取得以智取胜的效果，是根本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知识经济不同于发达的工业经济，主要表现在：
1.资产的组成以智力资产（具有非凡的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和其超常智慧的物化而形成的无形资产（专利权、商标权、商誉等）为主体。
2.人员的组成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
3.产品（服务）的生产以高科技含量为主体，同时致力于对现有产品进行更新改造，大力提高其科技含量，使之进一步“软”化。
4.投资取向以智力投资为主体，要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在人才开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新产品的研制等方面，投入足够的资金，以确保企业长期的竞争优势。
5.在竞争策略上，以智谋、创新取胜，尽可能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奇（出奇制胜）。
二、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将对管理会计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管理会计内容上的丰富、发展
1.提供的信息要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知识经济以知识为生产要素的核心，而人是知识的主人。形成一种能促使人的聪明才智和开拓创新精神得以充分发挥的机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物质、精神的许多层面。因而与此相适应的管理会计提供的信息就不应是单一化的，而必须是灵活、多样化的，包括数量信息与质量信息；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静态信息与动态信息；内部信息与外部信息；物质层面的信息与精神层面的信息，等等。使之与知识经济的特点和要求相适应，并据以形成多视角的激励机制，在高层次上激发员工的奋发创新精神，借以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无穷无尽的智力源泉。
2.智力资产和相应的智力资本的确认、计量及其效益的评价与分配等，将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在知识经济体系中，智力资本（Intellectualcapital）及与其相对应的智力资产（Intellectualassets）作为人类超常智慧的结晶，是企业创造超常效益的最基本的源泉。它们的确认、计量及其效益的评价与分配等，将在管理会计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因为，在知识经济中，智力资产与传统的作为管理会计师所熟悉的物质资产（Physicalasset）与财务资产（Financialasset）有所不同，它们作为人类超常智慧的结晶，是生产价值很高的知识产品的基本生产要素。而与智力资产相对应的智力资本，则是智力资产创造者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这两个范畴所反映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会计上表现为“借方”与“贷方”的关系。在这里必须着重指出，为了正确反映智力资产在知识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必须把它同通常所说的无形资产区别开来。如前所述，智力资产是指具有非凡的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而无形资产则是他们的超常智慧已经物化了的部分，在现有文献中，对无形资产的相关问题论述较多，而对本文所说的智力资产则极少涉及。因而我认为，对知识经济中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智力资产问题，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并通过周密的确认、计量与评价程序，将它们的价值同现有其他资产一样，以“智力资产”项目列记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同时以相同的金额列于资产负债表中的“资本”项下，并同对企业投入现金或其他资产而形成的“资本”一样，参与收益的分配，以实现价值的创造与分配的统一。这样做，也体现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精神。至于已入帐的智力资产的金额，则应视其寿命周期内不同阶段的增值或减值情况，相应地进行调整或逐次摊销。由于这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管理会计内容上的一个新发展，目前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因而必须把它当作一个新的专门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地进行开拓性的研究。
3.投资方案效益的评价要从财务效益向全方位效益转变。现行管理会计对投资方案的效益评价，主要考虑财务效益，而且把重点放在寻求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的节约上。这种做法是导源于劳动密集型或低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条件，从知识经济的要求来看，无异于舍本逐末。知识经济既是以知识为核心生产要素的经济，自应以智力投资作为基本的投资取向。与此相适应，投资方案的效益评价，就应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向国际大市场体系，从整体观和长期观来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尽可能超前地在人才开发、科技开发和产品开发等方面投入足够资金，力争在这些领域超前地取得创造性成果。因为在知识经济体系中，人才的知识优势和创新精神，是企业的生命。依靠深厚的人才、科技积累，谁能最先推出具有独创性的产品（因为它享有专利权），谁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占领世界市场，从而为企业全面、长期地提高其竞争、发展能力奠定牢固的基础。由此而取得投资效益，是属于高屋建瓴式的全方位效益，它是传统的、狭隘的财务效益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在知识经济体系中，投资方案的评价与选优，应以方案可能产生的全方位效益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具体地说，在知识经济体系中，投资于先进的技术设备，提高生产经营的电脑化、自动化水平，可能产生的全方位效益可进一步区分为直接效益（如直接人工成本的减少、能源成本的节约、废料的减少、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存货的减少等）、间接效益（如减少占地面积、保障劳动安全、改善生产条件等）和无形效益（如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生产的弹性、提高顾客的满意程度、改善企业的社会形象和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等）三大类。利用这三大类指标对先进技术设备的投资决策进行效益评价，如何量化它们，据以得出较具体的数据，是传统上人们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
但对以上三类指标进行较具体的分析，可以看到，有些指标易于进行量化，并可直接采用货币计量的方式；有些指标只可从它的某一个侧面进行量化，据以得出的数据具有较大的不完全性；有些指标则难以用具体的数据来较确切地反映其可提供的效益。以下举例说明。
一般地说，上述第一类反映直接效益的指标易于进行量化，且可用货币计量其效益的大小。如存货减少，一方面可以减少存货的仓储费用，并且可以相应减少在存货上占用资金所需支付的代价（利息费用）。
上述第二类反映间接效益的指标，有的可以量化，有的只可从它的某一侧面进行量化。例如占地面积的减少，可以用由此而少支付的租金反映其效益，在经济发达地区房地产租金极为昂贵的情况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从保障生产安全、避免工伤事故这一因素看，其效益可以部分地用减少保险费的支付来反映。但人的生命是无价的，由此而避免了人员的死亡，其效益就无法用货币来计量了。再如，改善生产条件，使劳动者的健康不致受到伤害，虽可用减少医疗费用的支出来反映，但劳动者在比较舒适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由此而导致劳动热情、工作效率和敬业、乐业精神的提高，其可能产生的效益就难于进行量化了。
上述第三类反映无形效益的指标，虽有些包含了可部分量化的因素，但它们的基本方面都是难于量化的。例如，产品质量的提高虽可通过废、次品和修复、赔偿成本的减少而显示其效益，但在大的方面，由于产品质量超群而提高市场占有率、顾客满意程度和改善企业形象等而可能增加的效益，就难于进行量化了。又如，顾客的满意程度，虽可通过顾客的投诉、订货撤消和销货退回等而部分地表现其负效益，但由此而形成的对企业的不信任感，从全局上有损于企业的声誉和形象，其可能产生的负效益就难于量化了。
由此可以看到，先进技术设备投资决策的效益评价，对有关指标的量化问题不能作绝对化理解，量化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为决策者正确地决策提供相关的参考数据。数量信息只是信息的一种形式，但并不是唯一的形式。对于难于量化的指标，只要将有关情况较完备地进行收集、分类、整理，并据以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洞悉其中所隐含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和基本规律，亦足以为决策者正确地决策提供重要依据。至于那些可以量化的指标，如果脱离活的情况而只提供死的数据，其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因此在效益的评价中，必须特别强调数量因素与质量因素并重，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并重，数量计算与综合判断相结合。显然，面临的问题越复杂，涉及的可变性因素越多，决策者的综合判断就越重要。而综合判断的成效如何，则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素质、经验和水平。由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涉及的越是属于高层次、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决策，越有赖于决策者根据相关材料（包括量化的和非量化的相关材料）进行高屋建瓴式的综合判断，才能得出既具客观现实性又具科学前瞻性的结论。由此而形成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方案付诸实施，才有可能取得较好的实践效果，否则将事与愿违，甚至导致巨大损失。
（二）管理会计师职能的扩展
在知识经济的大环境中，企业员工的组成以高智力的员工为主体，说明企业员工的总体素质已大大地提高了。与此相联系，管理会计师的职能也大大地扩展了，已转变为跨专业的具有广博知识和深入洞察力的“管理顾问”，为企业提供高智慧的谋略，全面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服务。管理会计师职能的扩展和现代信息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y）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管理会计师的许多传统的职业服务可为相关的电脑网络所取代，从而要求管理会计师进一步提高其综合素质，在决策支持系统中，提供更高层次的、非现代信息技术所能取代的智力服务，借以在知识经济的大环境中，更好地为决策系统进行卓有成效的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根据知识经济条件下已经大大改变了的客观实际，我认为管理会计已经不能从原始意义上的“会计”去理解它了，它将形成一个独特的、不同于传统的、以财务信息为主体的新的信息系统。这意味着它将与现行财务会计分道扬镳，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而管理会计师作为“管理顾问”，则将转变为以提供具有远见卓识的管理咨询服务为其基本职能。
（三）进一步提高新型管理会计师的综合素质
在知识经济体系中，随着管理会计师职能的扩大和任务的加重，对其应具备的综合素质也应有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管理会计师作为“管理顾问”，履行管理咨询的职能，就必然要求他们能为企业提供高智慧的谋略，使之能据以增强整体的竞争优势，从而创造卓越的经营业绩。
“管理顾问”可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他们自行组建管理咨询公司，应客户的要求提供有关的管理咨询服务；另一类是任职于工商企业或公用事业组织，为他们所属的机构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这两类“管理顾问”的工作岗位可以相互转换，因而他们在素质上的要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1.总体素质要求。跨世纪的管理顾问的综合素质，从总体上看，应要求他们面向风云变幻的世界市场，具有战略的头脑、开阔的思路、高瞻远瞩的谋略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准确的判断力，善于抓住机遇，从整体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处理问题，力求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因而这样一种人才，从总体上看是一种具有高智慧、高创造力的人才。
2.总体素质在知识结构上的具体化。管理会计师要实现作为“管理顾问”的总体素质要求，就必须通过不断学习、思考与实践，来不断地提高、发展自己，使之具有博、专、新的知识结构。
这里所说的“博”，是指学识广博，最好能做到“学贯古今，兼融中外”。为此，他们就应重视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使之成为学术视野宽广、全面发展的开放性人才。因为只有开放性人才才能成为新事物最敏锐的开拓者或新事物苗头最敏感的接受者。开放的对立面是僵化。一个人如果思想僵化，不仅自己不能进行独创性的开拓，就是当别人开拓的新事物或新事物的苗头已经出现时，也会表现为熟视无睹、麻木不仁。这样的人只能成为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庸人”。这样的人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是难于有所作为的。
历史和现实都雄辩地证明：人文素质是人才素质的基础，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人文素质的提高为条件。“人文素质包括语言文字修养、文学艺术修养、伦理道德修养、历史哲学修养、文明礼仪修养等。它们是一个人外在精神风貌和内在精神气质的综合表现，也是一个现代人文明程度的综合表现”（参见杨德广：《人不见了——看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文汇报》，1997年12月9日）。一个人无论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人文素质越高，必然思路越开阔、思想越活跃、感悟能力也越强，从而越能提高思维的创造能力，不断取得创造性的丰硕成果。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篇8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精神，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主线，推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化与集成应用，发展高端智能产品，夯实核心基础，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完善公共支撑体系，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推动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二)基本原则
系统布局。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立足国情和各地区的产业现实基础，顶层引导和区域协作相结合，加强体系化部署，做好分阶段实施，构建完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体系。
重点突破。针对产业发展的关键薄弱环节，集中优势力量和创新资源，支持重点领域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加快产业化与应用部署，带动产业整体提升。
协同创新。发挥政策引导作用，促进产学研用相结合，支持龙头企业与上下游中小企业加强协作，构建良好的产业生态。
开放有序。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共性技术、资源和服务的开放共享。完善发展环境，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实现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行动目标
通过实施四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22年，一系列人工智能标志性产品取得重要突破，在若干重点领域形成国际竞争优势，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融合进一步深化，产业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人工智能重点产品规模化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水平大幅提升，智能服务机器人实现规模化应用，智能无人机等产品具有较强全球竞争力，医疗影像辅助诊断系统等扩大临床应用，视频图像识别、智能语音、智能翻译等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人工智能整体核心基础能力显著增强，智能传感器技术产品实现突破，设计、代工、封测技术达到国际水平，神经网络芯片实现量产并在重点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开源开发平台初步具备支撑产业快速发展的能力。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篇9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罗文近日到联想集团总部调研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罗文指出，人工智能是当前全球产业竞争的新热点，也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要深刻理解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意义。
罗文在总结讲话时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产业技术创新加速推进，行业应用持续深入，产业集聚初步显现，不少领域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甚至已实现领先，产业整体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应基于问题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着力解决技术积累、行业融合应用、人才队伍等面临的突出问题，务实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罗文表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聚焦芯片等关键技术产品攻关。以算法为核心，以算力和数据为基础，打造形成人工智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推动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促进人工智能共性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
二是加速人工智能融合应用。推动智能网联汽车、无人机、智能语音等典型产品和研发应用和推广。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交通、能源、医疗等行业的融合，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家居等。
三是完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环境。加快建立人工智能标准、测评、知识产权等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建立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保障体系。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篇10
摘要：个人助理的涌现和成长，依赖于智能经济生态，个人助理与智能经济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智能经济是泛在的、融合的新经济形态，是智能技术发展应用的结果，是科技、经济与社会深度融合的产物，具有技术驱动的鲜明特征。智能经济时代，增强人类智力的技术比增强人类体力的技术变得更加重要，作为人类智能的个人助理日益成为智能经济体系中的关键物种。个人助理的发展体现着智能经济的时代特征和趋势，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信息能力，进而影响市场供需关系，催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构筑起人机共生的新经济生态。
关键词：智能经济；人工智能；个人助理；信息能力；隐性需求；经济增长
作者：苟尤钊1，吕琳媛2(1．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杭州311121；2.电子科技大学基础与前沿研究院，成都610054)
从1956年人工智能诞生到AlphaGo击败围棋世界冠军，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推动着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时代，智能科技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催生了以数据为新生产要素、以智能计算为生产方式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和新经济形态。随着技术的发展，智能经济的产业链条不断延展。横向上看，基于智能硬件的研发和广泛应用形成了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热点领域。纵向上看，从链条前端的研发设计延伸到后端的终端消费市场，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智能技术驱动的智能经济正催生着新物种的涌现，重新定义着人与社会、消费者与商家的关系。如何按照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进行生产，让市场的“无形之手”变得更为智能，成为智能经济和智能产业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1]。智能化的信息决策辅助工具，正在成为社会经济体系运行的新支撑点[2]，特别是在与用户息息相关的消费领域，一类特殊的智能机器人——“个人助理”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消费者提供着专属个性化的智能服务。个人智能助理(PersonalAssistants，简称PA)，作为智能经济生态中的关键物种，在生产、教育、医疗、交通等各类交互场景中广泛应用，拓展着智能经济的新边界，体现着智能经济的时代特征和趋势。
一、智能经济的内涵
智能经济的出现与以往的工业革命有着本质差异。智能经济借助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在更大程度上代替人类的脑力劳动，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或服务[3]。“第二次机器革命”“第二次机器革命”的概念参见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2014年版。的特点在于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它对人类劳动的替代效应更为明显[4]。
智能经济是由智能技术推动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智能经济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等概念紧密相关却又有差异。信息经济提出近半个世纪，20世纪80年代又提出了网络经济。这些概念的提出都没有获得像智能经济一样的影响和关注，智能经济刚提出就获得了西方国家、社会、企业层面的支持，且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5]。借鉴相关研究，本文认为智能经济是建立在智能技术基础之上，重视技术应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以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为主要形式，以智能城市、智能交通、智能家居等为应用领域，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实现智能化的全新的一种经济形态。2019年1月，阿里研究院在《解构与重组：开启智能经济》中指出，智能经济是使用“数据+算法+算力”的决策机制去应对不确定性的一种经济形态，具有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人机协同为主要生产和服务方式、以满足海量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为经济价值追求方向三个特征。尽管围绕着智能化技术能否带来经济增长存在着争议，但报告中依然描绘了智能经济的未来图景：依赖强大的计算能力，满足用户实时、个性、碎片化的需求，并据此进行生产，实现供需之间的精准匹配。[注]这个全新图景的实现依赖于新的物种。早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就提出智能模式，最简单的智能就是机器人。智能时代，智能机器将更广泛地应用到人类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智能经济发展的关键物种。
二、智能经济中的关键物种
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科技的快速发展已构筑起智能经济的基础设施，在这些技术驱动下，新物种正重塑着智能时代的新未来。近年来，以苹果Siri、微软Cortana、亚马逊Alexa、天猫精灵为代表的智能机器人大量涌现，他们也被称为个人智能助理。2018年华为的全球产业展望中明确指出，未来智能机器人等智能终端将实现从工具向助理的角色转换和升级，到2025年智能助理普及率将达到90%，智能服务机器人将为12%的家庭提供服务[6]。个人助理将构筑起机器互联、人机协同共生的新经济生态。智能化的个人助理基于海量动态的数据充分了解市场供需变化，总结规律，并预测未来，为智能经济的来临奠定了重要基础。个人助理不再仅仅是实验室中的想法和规划，而是渗透到用户日常生活中的智能伙伴，实现了人类脑力的延伸与，为经济决策的智能化和消费者主权时代提供了关键技术手段，颠覆了市场中买卖双方的关系，其出现使得智能经济真正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购物、社交、娱乐等活动的形式和空间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然而，网络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从企业角度来看，网络突破了时空限制，形成了像淘宝、亚马逊、京东等平台型企业与在线市场。但从用户的视角来看，用户的线上行为被各大平台所切割，用户的行为数据分散在微信、淘宝、滴滴等应用中形成数字碎片，各平台都只能分析人的局部信息，很难整合个体需求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所有用户需求之间的联系。个人助理的价值就在于，它不仅能汇聚来自于各个平台的海量信息，更能从数据海洋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能够帮助了解用户的显性和隐性需求。显性需求只是消费者需求冰山上的一角，隐性需求才占据了消费者需求的绝大部分，围绕着消费者服务的个人助理，能够胜任匹配这些隐性的需求，更有助于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更能满足智能经济所追求的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目标。
个人助理是被赋予了特定社会内涵与意义的一种人工物(Artifacts)，[注]社会因素的建构作用对个人助理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不能简单将其视为一种技术工具，它的发展是嵌入在智能经济的社会情境中的。随着与用户的“日夜陪伴”，个人助理正成长为智能时代的超级物种，如何认知和对待这类智能化的人工物值得新时代的人类深思。作为人工物的个人助理，既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同时又作用于人类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因此，我们既要关注人类在技术层面对自然世界的加工和改造，更不能忽视人工物指向的人类目标和遵循的人类意志。智能经济是科技与经济、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的产物，产业化是人工物进入社会经济系统的主要途径，产业实践活动成为理解个人助理及其与社会经济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重要视角。
三、产业视域中的个人助理
个人助理通过对客观世界中的各种声音、图像、语言等要素进行数字化处理，并模拟人类思维进行推理判断从而完成相应的任务，对人类的生活工作产生影响。如果说之前的技术革命更多解放了人类的体力，智能革命则释放了人的脑力，是人类全面解放的必然要求。作为人工物的个人助理，其价值无法独立存在，需要在产业化的进程中生成与建构。产业实践塑造着个人助理的价值和特征。只有那些吸收、融合了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个人助理，才能获得成长需要的养料和动力。
(一)对社会需求的满足
个人助理的研发和生产是一个不断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其自身功能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转变。早期的助理属于被动式的计算程序，主要帮助用户完成简单的任务，比如闹铃提醒、定时发送信息等，需要用户主动设置规则才能完成任务，智能化水平较低。早期的助理使用比较麻烦，人机交互生硬主要依靠键盘，反应速度慢，使用的人群和场景非常有限。随着用户对计算能力和高服务品质的需要，个人助理的功能经历了快速的调整和变化。随着4G网络以及智能手机的发展，数据的获取、分析、计算变得越来越便捷，用户与个人助理之间的互动方式也从文字转向了语音，语音助手成为个人助理的新代名词。个人助理能够将人的语言转换为机器语言并按指令完成任务。虽然初期识别准确率不高，很多复杂任务无法完成，但从文字到语音交互方式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随着5G网络和数字时代的来临，智能助理将加速显现出替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其他计算设备的趋势和优势，成为智能时代用户最亲密的伙伴。
(二)生产的专业化分工
个人助理的研发与生产在逐渐实现产业化的过程中，不断深化着专业化分工。微软、亚马逊、谷歌、阿里巴巴等先驱企业的贡献，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产商、服务商、用户等主体的参与和协作。个人助理从最开始功能简单的信息处理设备发展到如今成为智能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集体参与和协作的结果。个人助理是一个知识密集度高、技术高度集成、经济附加值高的产业活动，涉及诸多不同门类的技术和不同学科的知识。在外观设计上，需要材料学和设计学作为知识储备；在芯片设计上，需要软件和电子工程等技术作为知识储备；在数据传输中，需要电子信息通讯技术作为支撑；在数据分析中，需要大数据挖掘技术和方法；等等。个人助理产业活动集中体现了不同专业、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分工与合作。
(三)产业配置过程的社会化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发展壮大新动能，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有研究指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中，相对于政府的帮扶政策，市场竞争更为重要[10]。在个人助理从发明到实现产业化的过程中，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产业配置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人助理，作为人工智能系统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目前已吸引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三星等公司纷纷加入竞赛，研发推出了Siri、GoogleAssistant、Alexa、Cortana等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国内的互联网巨头，也通过招募人才、组建实验室等方式，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紧锣密鼓地百度度秘、阿里小蜜、腾讯叮当等，从个人助理角度切入构筑人工智能市场的竞争格局。除了企业参与，政府的作用也不可忽视。20世纪互联网等颠覆性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背后都离不开公共资源的投入，政府为个人助理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四、开启智能经济新未来
个人助理的崛起得益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三个趋势。首先在科学方面，挖掘与分析数据的方法越来越先进。特别是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发展，赋予助理两个方面的功能：向内注意用户的需求，并根据优先级别、场景等，主动寻觅满足这些需求；向外扮演“守门人”，帮助用户屏蔽外部无用或有害信息。其次在技术方面，智能设备的广泛使用与发展让数据获取变得更加容易。用户不需要主动地输入文字或语音来“指导”助理的行为，个人助理会通过观察用户行为不断优化学习能力进而了解用户。Fitbit手环、Logbar戒指等智能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数据采集能力。个人助理可以从心跳、手势、语音、肌肤等各方面对数据进行收集，发掘更多更完备的高价值信息并同用户一起管理需求。最后是经济方面。依赖于科学研究与技术方面的最新进展，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体系真正到来。不对称性基本原理[注]认为，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方法是帮助消费者给予商家施加更强的选择压力。个人助理将会在冗长的隐性需求和社会联系列表中，根据用户需求的优先级寻找最合适的产品或服务。而如果这样的列表是在商家手中，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最有利可图的选项。未来，个人助理的重心将放在消费者，它会给消费者带来良好的体验。与此同时，商家也不会受到伤害，因为整体经济的增长会惠及所有人[11]。
智能经济的良性运转依赖于数据和信息，信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第一次以一种无形产品的形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每个人既是信息的消费者，也是信息的创造者。面对大量信息的产生，信息过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快速高效地从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中找到有用的信息来满足需求。这个需求既包含了用户可以主动描述出的显性需求，也包含了用户自己都不清楚的隐性需求。全面深入挖掘用户多样的、个性化的隐性需求，帮助用户提升其“信息能力”，是智能经济必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成为个人助理发展面临的最大机遇与挑战。
(一)对消费者信息能力的影响
如果说从工业革命的汽车飞机到通用型的机器人，我们的机体能力得到极大扩展，未来我们会看到，个人助理会使我们的信息能力大大扩展，赋能消费者。
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供需关系模型包含两个参数，即商品的价格和数量，两者之间呈负相关。这一模型暗含了一个重要假设：消费者和商家一样对这些商品的质量完全知情，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对于二手车、教育培训、保险理财、旅游等比较复杂的产品，由于信息不足，消费者很难了解它们的真实质量和适用性。他们在进行购买决策的时候只能根据已经获取的信息做出判断。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理论[12]。他用一个二手车的例子阐释了信息不足是如何导致市场失灵的。
市场中的信息不足往往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存在：消费者比商家更清楚他们自身的需求，而商家比消费者更了解他们销售的商品。不同消费者对于同一个商品的了解和认识是不一样的，有内行和外行的区分，我们称这种差异为信息能力(informationcapability)的差异。如果进一步推广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理论，将消费者的信息能力差异考虑进去，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中二手车市场并没有出现失灵。只有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就是所有消费者的信息能力都为零的时候，才会导致市场失灵。当消费者信息能力无穷大的时候，他们对商品完全知情。然而，现实情况往往处于这两个极端情况中间的灰色地带——消费者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一个产品。对于越复杂的商品，消费者信息能力的差异就越明显。
考虑信息能力之后，新供需模型将包含四个参数，价格(price，用p表示)、数量(quantity，用q表示)、质量(quality，用Q表示)和信息能力(informationcapability，用c表示)。信息能力刻画了人与产品的特定关系。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产品的信息能力不同，同一个人对不同产品的信息能力也不同：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可能是专家，但在另一些方面可能完全是外行。一个人对于某一产品的信息能力取决于两个方面：自身属性与外部因素。其中，自身属性包括技能(天赋、经验等)和努力程度(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一个人的信息能力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或者一些外部因素得到提升。比如，你去二手市场买车的时候，会叫上身边特别懂车的朋友，这个其实就是在帮助你提升信息能力。显然，个人智能助理相比人具有更强的存储、记忆、分析能力，是帮助消费者提升信息能力的一个有力工具，个人智能助理将缩小消费者信息能力的差异，即使是针对复杂度高的商品。
(二)对供需关系的影响
个人助理对消费者信息能力产生影响，进而会对市场的供需关系产生影响。对于给定信息能力的消费者，他购买产品的概率依赖于产品的质量。信息能力越强，购买概率对质量变化越敏感。我们在研究中给出了不同信息能力情况下消费者需求(以购买概率形式体现)随商品质量的变化情况[13](如图1所示)。在这里，假设价格是给定的，消费者的需求width=199，height=33，dpi=110当然也可以采取其他形式，如分段函数形式[14]。从图1可以看出，购买概率随着质量连续变化，对于给定的信息能力，质量越高购买概率越大。当信息能力很小的时候，质量上升对于购买概率的影响很有限，如图1中c=0.1的情况。当信息能力较大的时候，质量提升对购买概率的影响明显，如图1中c=1的情况。当信息能力非常大的时候，消费者只接受高质量的产品，低质量的产品即使质量提升，对于购买概率的影响也不大，但是高质量产品提升质量，对购买概率的影响就比较大了。由此可见，个人智能助理将帮助消费者更清晰地洞察产品质量的变化，以更高的概率购买高质量的产品。
个人助理对信息能力的影响不仅影响需求方，也会影响供给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商家并不知道消费者的需求，只能通过现有的信息对买方需求做一个预期，并根据这个预期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确定价格和质量，而这个价格和质量又会进一步影响买方需求，进而再影响商家的决策，因此供需是相互影响且不断变化的。商家所谓的“供给曲线”实际上是对买家需求预期的一系列反应策略集合。
总而言之，个人助理对信息能力的提升作用将加速市场从合作区向竞争区转变。提高消费者的信息能力将产生两个相反的效果：一方面，信息能力的提升推动了销量增长；另一方面，有效竞争使得利润率下降，两方面的影响共同决定了商家的利润曲线。
下面考察市场的总收益，即商家的收益和消费者收益之和。在市场的演化发展过程中，既包括现有资源的分配过程，也包括新资源的创造过程。如何分配和认知现有资源将影响未来资源的产生。
(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随着消费者信息能力不断提升，特别是在个人助理的推动下，利润下降迫使商家必须另寻出路，挖掘新商机，于是“新饼”就诞生了。“新饼”诞生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信息不足，然后“新饼”也会变成“魔饼”进行新一轮的分配过程。这样的过程会周而复始地进行。经济就是沿着这样的路径螺旋式上升，如文后图5所示。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参与分配的“魔饼”是消费者的显性需求，也就是冰山上的部分。“新饼”是隐性需求，是一些没有被认识到的商机。相比显性需求，隐性需求数量更大，但发生频率更低，因此很难预测和利用。隐性需求将成为未来智能经济最大的蓝海，个人助理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何挖掘消费者的隐性需求，需要信息中介的参与。信息中介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由商家买单的诱惑型中介。这类中介往往以一个较为实用的服务开始来吸引消费者。到后期，他们则会将用户的隐性需求提供给有付费意愿的商家从而实现获利。诱惑型中介会使用“推”的方式把顾客的隐性需求转化为可以盈利的“魔饼”，比如在电视广告、网络广告中推荐各种产品，都属于“推”模式。事实上，广告的目的就是选择性地把消费者的隐性需求传化为显性需求，以符合其盈利目标。例如，谷歌Gmail和百度搜索功能都是免费的，广告才是真正的主要收入来源。微信的广告推送功能里面那个“不感兴趣”的按钮实际上也是在进一步洞察消费者。
未来，相比诱惑型中介，个人助理将站在消费者一边，能够更精准地记录全部数据和信息，并深入挖掘消费者的隐性需求。个人助理原则上拥有全部访问权限，能够获得、抓取并储存消费者发出的所有个人信息碎片，因此它能够获取到的消费者的隐性需求，要比诱惑型中介窥探到的信息多得多。与诱惑型中介不同的是，个人助理不会利用消费者的弱点来获取利益。个人助理保持海量数据处于亢奋状态——一旦环境条件匹配，相关的数据就可以立刻被激活，这种模式被称为“拉”模式。相比两种模式，“拉”模式下，消费者的主动性更强，幸福感也更强。
可以看出，经济增长越快，就需要更多的“新饼”变为“魔饼”，对比两种模式，显然“拉”模式力量更大，能够更好地促进多样性。一方面，对于显性需求，个人助理将帮助消费者提升信息能力，加速产品的成熟过程，从而施加更多选择压力给商家，迫使商家创新；另一方面，相比诱惑型中介，个人助理可以全面记录消费者信息，深入挖掘消费者隐性需求，让低频的长尾需求时刻处于待激发状态，一旦遇到合适的情景，就会被激发，用来满足当下的需求。个人助理所提供的信息匹配能力，在产品多样化进程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总之，不管在个体层面，还是在群体层面，个人助理都会提高多样性。
因此，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帮助提升消费者信息能力，让他们快速消化产品，再产生新的需求，让“新饼”出来的更多更快。个人助手无疑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它会帮助消费者捕捉与梳理他们的隐性需求，在掌握了消费者庞大的隐性需求之后，它会主动向外寻觅，这就可以赋能于消费者，提高寻觅商品和其他需求的主动性。未来，个人助理的成熟和发展将加速消费者主权时代的到来，而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运行正是智能经济的重要特征。
五、结论与展望
从经济学角度看，人工智能具有十分鲜明的性质，可以被应用到各个领域，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15]。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中，建立在智能科技基础上的智能经济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焦点。人与物在数据构筑的智能环境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以个人助理为代表的智能机器逐渐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个人助理帮助人类提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与人类一同塑造着一个全新的智能经济体。
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建立起智能技术驱动的新经济生态，以个人助理为代表的智能机器将无处不在，成为这一生态中的重要角色，改变着我们从信息获取、需求满足到决策制定的方式，成为智能经济中的新物种。
当前，个人助理的发展还处在早期。2017年，全球顶尖信息咨询公司高德纳(Gartner)的分析显示，Siri等智能助理的应用使用率仅为35%[16]，数字并不乐观。有效的商业模式尚未建立，消费级市场有待成熟，建立起良性循环发展的产业生态还需时日。尽管还有诸多瓶颈需要突破，然而人机共生的新经济生态已然来临，催生着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参考文献：
[1]王飞跃：《人工智能：第三轴心时代的来临》，《文化纵横》2017年第6期。
[2]韩筱璞、苟尤钊、吕琳媛：《联合经济：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全新范式》，《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10期。
[3]穆良平、姬振天：《中国抢占智能经济发展先机的战略要素及重点领域》，《理论探讨》2017年第4期。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篇11
关键词：机械工程；智能化；发展趋势
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机械工程的发展越来越重视。机械工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工程技术的发展在提高人类物质文明和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对自然环境起了破坏作用。而我国市场经济竞争的实质就是优胜劣汰，在这个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里，我国机械工程要想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认识到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将智能化技术逐渐深入到工程生产的各个方面，从而保障机械工程的生产效率。
1.机械工程智能化发展的意义
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不断提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利用智能化技术很重要。我国是一个能源消耗大国，工业的发展，使得在人力上、物力上、财力上的投入不断增加，近年来，我国机械工程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机械工程工程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化技术及理念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智能化在机械工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当前我国机械工程很容易出现设备故障，经济效益低下，为了改变这些状况，在市场环境中长远生存下去，利用智能化技术已经迫在眉睫了。在机械工程中，利用智能化技术，可以实现智能化作业，在机械设备上实现智能化自我检修，防止出现设备故障，从而提高设备的工作效率，给电气工程事业带来经济效益。
2.机械工程智能化的发展现状
机械工程智能化是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的产物，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我国机械工程自动化的生产效率得到有效的改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智能技术在我国工业上也已经广泛的使用。近年来，机械工程得到了飞速发展，而机械工程智能化作为一门新型的学科，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使得我国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在机械工程中利用智能技术已是时之所趋[1]。目前机械工程智能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不断扩大，人们在信息的处理、农业灌溉、电气工程、电子行业以及企业管理中利用智能技术，实现智能化作业，有效的改善了企业的工作环境，带来了经济效益。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机械工程智能化不仅为企业的控制系统带来了稳定性，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效益，方便了人民群众，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机械工程智能在其应用上主要体现在计算机技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善工作环境，降低工作难度，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随着智能化技术的普及，人们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可视化的科学计算，使得信息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智能化技术在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的应用中自我更新，朝着高速化、集成化、网络化、多功能化的方向发展。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在工业生产活动中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成为当前各大工业企业发展的必要手段，智能化也将成为未来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特征，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领域中所起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大。
3.机械工程智能化发展趋势
3.1智能化管理
在机械工程企业发展过程中，管理对企业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的管理水平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保障。在这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里，我国机械工程生产过程中如果依然采用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很难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了[2]。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机械工程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凭证就是经济效益，而经济效益的根本保障在于企业的管理上面，机械工程智能化管理，利用智能化技术，实现为人管理，为企业的经济效益提供了保障。
3.2智能化生产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我国当前机械工程企业要想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生存下去，就必须积极的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实现机械工程的智能化生产[3]。在我国当前机械工程企业当中，传统的生产观念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在这个科技不断发展的时代，落后就要挨打。在我国当前社会发展形势下，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在机械工程企业当中，智能化生产必将成为机械工程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3.3智能化故障监测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智能化在机械设备中广为体现，机械设备都朝着自动化、智能化、科技化方向发展。在机械工程企业生产过程中，机械设备的使用越来越多，越来越普及，为了更好的保障机械工程企业的经济效益，利用智能化技术有着积极重要的作用[4]。机械设备的智能化可以有效提升管理智能化的进程，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机械设备的智能化使得设备的参数可以及时有效的反馈到工作人员身边，保证了机械设备的有效运行，一旦出现故障，智能化系统可以进行警示并且做出相关的停机、断电反应，保证了设备以及生产安全。
4.结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智能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方向，智能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在机械工程行业中，机械工程企业必须认识到智能化的重要性，加强智能化发展，从智能化生产、智能化管理以及智能化故障检测等方面入手，积极根据行业领域特点进行合理的智能化技术的选择，保证智能化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孟玄.论机械制造的智能化技术发展趋势[J].科技致富向导，2011（24）
[2]赵志明.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及其智能化技术发展趋势[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1（03）
[3]隋晓堂.关于机械加工智能化发展趋势的探讨[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17）
[4]，杨金勇.浅谈机械制造的智能化技术与机电一体化的结合发展及趋势[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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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范文
世界经济格局与“智力资本论”
（一）经济驱动力与国家分类对应模型
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把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驱动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大规模投资、改善技术装备成为支撑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的“投资驱动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创新能力及其水平成为驱动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发展阶段”。
而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将世界国家分为四类。首先是“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卢森堡、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冰岛、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联合国公认）。亚洲四小龙也被划分至发达经济体中，以色列则是中东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其次是“新兴经济体”，主要指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再次是“下一波经济体”，指近年来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相对增长较快，对世界影响不大但经济开放程度较高，且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和产业竞争力比较突出的发展中经济体，包括亚洲的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中南美的洪都拉斯、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等国，它们都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在某领域快速增长的新亮点。最后还有余下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我们发现，波特所描述的经济发展四个阶段与四类国家呈现对应关系。如图1所示。
（二）“智力资本论”下的国家竞争力模型
当前，中国正处在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阶段。一般说来，创新驱动指的是以创新作为主要推动力的发展方式。这种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体制、结构、组织、人力资源和分配机制等方面的创新。创新驱动不仅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转型，这表明技术层面、经济层面的创新与社会层面的创新是相辅相成、互动促进的关系。
基于上述特点，可以将经济时代分成新经济时代和旧经济时代，将资本分为财力资本与智力资本。新经济时代竞争力结构以“智力资本”为核心，“智力资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组织智力本身，组织智力的主要能动因素是组织员工，可以看作组织内个体智力的总和，主要是教育与科技，对应“人力资本”，同时对应平衡计分卡中的“学习与成长”；二是组织长期发展中积累的经验、惯例等，形成了组织的经验、惯例等，这些形成了组织生产、服务的方式，管理方式等，这部分智力资本对应“组织资本”，同时对应平衡计分卡中的“运营”；三是组织环境要素，主要是组织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和合作与关系，对应“社会资本”，也同时对应平衡计分卡中的“客户”（或市场）与“社会”。
当前，发达国家的财富驱动，不是很鲜明，仍然是以智力资本的高级化为主，主要是偏重于组织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建设方面。如图2所示。
当前，全球实体经济的产能和要素重组正在加快进行，新技术变革、新产业兴起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并存。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所谓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以知识和科技为先导的创新型发展之路，即“创新驱动”。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对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推动作用将逐步减弱，“人的智力”成为第一生产要素，“知识”、“信息”等无形资产成为主要的要素投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主角。
（三）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经济进步的评估
迈克尔・波特认为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进步”两种内涵，其中“经济增长”可以理解为经济规模的增加，而“经济进步”则代表经济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引入“智力资本”这一概念，则“经济进步”也可以理解为“智力资本”的不断累积。“经济增长”和“经济进步”由国家扩展至企业，“企业增长”意味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进步”则意味着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智力资本的增加。
结合波特理论与智力资本理论，形成国家“经济增长”与“经济进步”的评估模型及其入选评估指标。
通过上述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经济进步”进行评估，评估所用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每项指标进行正向中心化处理，每一发展阶段（过去5年数据）的两个指标之间取平均值，形成蛛网图如图3所示。
中国在资源驱动和资本驱动得分较高，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劳动力和投资，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方面表现较弱，科学技术实力不强。
从经济进步的角度看，中国同样依靠资源和资本实现经济进步，经济进步中，中国的资本驱动得分较高，表明中国逐渐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
整体上说，中国是制造大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工业部类齐全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传统的竞争优势为资源，即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主要为劳动力价格较低且供应充足。随着周边国家工业化的开展和我国平均工资的提高，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但同时，我国需求扩张带来的庞大的市场正在形成，我国的竞争优势正在经历由劳动力向市场的转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下一步中国将由旧经济时代向新经济时代，由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由经济增长向经济进步，由财务资本向智力资本转型。
“智力资本论”下的“互联网+”
“互联网+”是2015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代表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我国“互联网+”有工业互联网、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三个重要发展方向。如果“互联网+”效应发挥得好，互联网将像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蒸汽、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电力一样，极大地提升生产力与生产效率，这将有力推动“中国制造2025”的进程。
（一）产业角度下的“互联网+”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实际上是由“经济增长”为核心转向“经济进步”为核心，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驱动的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必将伴随着人才和人力资源水平的提升，其本质是智力资本的提升。从企业角度、从国家角度，均是如此。
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说，目前的提法中，更多的表现为互联网对传统经济的改造和提升。这让我们想起曾经为科技部做过的一个课题，“科技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实际上，就是“科技引领经济发展”。当前是“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代表，正在引领经济发展，其本质是“智力资本”引领“财务资本”发展，是“新经济”引领“旧经济”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互联网就是“智力资本”的代表，“互联网+”是从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角度，在传统产业中加入“酶”，使其产生化学反应，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
（二）消费互联网与工业互联网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深刻的转型，新一轮的科技变革与产业创新正在孕育，世界正处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前夜。具有广泛影响意义的技术进步，颠覆了很多传统行业的格局，如互联网技术、3D打印技术等，而部分基础产业技术进步则给相关产业带来巨大变化。
2014年，全球10家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中有4家位于中国，分别是阿里、腾讯、百度和京东。而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MIT科技评论》最近评出50家全球“最智能”公司，中国占4家，分别是中国手机生产商小米位列第2，其他三家中国公司分别是第4名的阿里巴巴、第7名的腾讯和第21名的百度。上述企业均是消费领域的互联网企业。
互联网正从容易进入的消费领域开始向传统产业渗透，传统产业和互联网互相抱团取暖成为趋势。相对来说，目前中国的消费互联网较为发达，工业互联网还处于起步阶段，深度和广度有限。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互联网产业强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前景广阔。
从某种意义上，消费互联网大多是民企，而工业互联网国企不少。两者的产业融合将带来体制上的变革，也将带来组织资本的提升。
（三）“互联网+”与“+互联网”
“互联网+”与“+互联网”有异有同。从异的角度来说，首先，主导者差异。“互联网+”的主导者一般是互联网企业，从技术、商业模式、资金、人才等方面，主导着融合进程。“+互联网”则正好相反，一般是传统企业在主导着融合进程。
其次，优势不同。“互联网+”有新技术优势、体制机制优势和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即“智力资本”优势，容易产生爆发性增长。而“工业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等，主要是传统行业以既有业务为基础，偏重于“财务资本”优势，利用互联网技术和理念，提高为用户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再次，创新方式不同。“互联网+”更多强调“逆袭创新”。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向金融业的逆袭，互联网传媒是互联网向传媒业的逆袭。“+互联网”则更多强调“顺势创新”。很多大中型企业实践中已在“智能化工厂”、“大量订制”等方面摸索良久。国际上，只是比较低调而已。
从同的角度看，首先，“互联网+”行动计划是包含了“+互联网”的，二者形式上是一体的，本质上是相通的。其次，现实来看，中国有“互联网+”，德国高度重视“工业4.0”，美国特别倡导“工业互联网”，日本关注“科技工业联盟”，说明了在世界范围内仍有强大的“+互联网”力量。再次，“互联网+”与“+互联网”，不管是一大步还是一小步，都是人类进步的脚步，理论上两者意义是一样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全产业升级进而带动社会升级。
同时，我们要承认，传统企业探求互联网转型的速度要慢，无论在技术、人才，还是体制及运营管理方面，都与互联网企业有差距，或者说在“智力资本”方面尚有差距。当前，表现为互联网模式来倒逼传统企业的模式，迫使传统企业转型。
智力资本下的“一带一路”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海陆统筹，东西互济，面向全球，通过“一带一路”欧亚大陆完成经济整合，形成中国从利用全球化向主导全球化的过渡和转换，众多国企民企都在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引领下，积极寻求融入全球价值链。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是一个内外兼顾的战略，它既是面向东盟、中亚、南亚和欧洲的对外发展计划，也包含了规模巨大的对内战略，包括拉动国内投资、提振国内经济、补齐西部地区发展短板等重任。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本质是通过对外开放，进而促进中国改革，是在恰当的时间、地点、机会提出的恰如其分的策略。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呈现逆势而上的发展态势。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为我国企业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提供了难得机遇。抓住此次重要机遇，加快我国“走出去”步伐，可以获取国际优质要素和技术乃至“智力资本”要素，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将发挥积极作用。
（一）“一带一路”的“新兴经济体”
我们看到，以“金砖国家”为核心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俄罗斯均在一带一路上，土耳其则是“金钻11国”中的“新兴经济体”。按照2013年统计计算，四国经济总量占这一地区总量的65.7%，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67.9%，贸易额比重也在40%以上。四国经济总量占到地区总量的2/3，处理好四国本身的发展与合作，事关区域整体的发展大局和未来前景。
从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进步方面，印度在服务业中的服务外包非常抢眼，土耳其工业号称“中国速度、德国品质”，值得中国学习。而俄罗斯的资源丰富，也有很多亮点和合作领域。
（二）“一带一路”的“发达经济体”
从“发达经济体”角度看，欧洲是世界上发达经济体最多的区域，而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发达经济体。
我们纵观欧洲在“工业4.0”方面有突出特点的三个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德国的综合能力较强。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其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得分较高，而资本驱动得分也位居前列。德国依靠其对资本、创新和上下游的整合能力而实现了产业整体上较强的竞争实力。从进步的角度看，德国目前经济进步的核心点主要在于创新驱动，通过技术的不断改进实现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奥地利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财富和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奥地利工业占比相对较高，风险抵抗能力较强。从“经济进步”角度看，奥地利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和资源驱动推动经济进步，并逐渐提升自身在科研驱动和财富驱动方面的能力。奥地利与瑞士、德国、以色列相比，在资本、创新和财富驱动方面得分都较低，综合实力存在一定差距。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瑞士的创新驱动、资本驱动得分较高，综合能力较强，表明瑞士通过科研和转化实现经济增长，瑞士的财富驱动得分虽然不低，但与德国尚存在一定差距。从“经济进步”角度看，瑞士主要依靠资本驱动和创新驱动实现进步，并以此逐步积累并进入财富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
以色列的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得分较高，其创新驱动得分在几个国家中排名第一，这表明以色列主要通过强大的科研实力实现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由于以色列资本驱动的得分较低，对于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不及德国、瑞士等国家。从“经济进步”的角度看，以色列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实现经济进步，通过科学技术的改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上述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经济进步，如图4-7所示。
（三）“一带一路”的“下一波新兴经济体”
“一带一路”上的“下一波新兴经济体”包括亚洲的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未来五到十年下一波新兴经济体可能会对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有一定的影响，也可能成为中国产业转移的目的地。
从中国在低技术产业领域来看仍然保有优势，但这种优势正在部分减弱，“下一波新兴经济体”正在逐步扩大这一领域的优势。从中低技术产业领域来看，我国和新兴经济体都不是很强，而且中国在这个领域国际竞争力明显下降。在中高技术领域，中国的竞争优势比较明显，而这个领域是下一波经济体最弱的一个领域。在高技术领域，中国的竞争优势是在稳步地提升，虽然有个别的新兴经济体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力超过我国，但是他们从总体上讲也没有在这个领域形成核心竞争力。从技术产业转移角度来说，我们是已经在低技术领域进行而来转移，未来可以在中高技术领域、高技术领域进行产业转移。
（四）“一带一路”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资本“走出去”并不是资本的一厢情愿，而是具有资本接受国的客观需要。“一带一路”沿岸沿线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落后的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这些国家急需发展，摆脱贫穷状态。在所有大国中，只有中国才有能力实施大规模的发展计划，帮助它们发展。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移为主要抓手的发展合作新模式对其发展有很大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的难点和重点都在发展中国家，只要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突破，“一带一路”就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林毅夫认为，虽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心是基础设施建设，但在非洲战略中，我们应该灵活应对、灵活处理，实施以促进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非洲为主、基础设施建设为辅的战略。
从上述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当前，中国面临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引起的制造业回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全球经济增长点并主导下一轮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产业调整带来的越南等“下一波经济体”在劳动力密集型等中低端制造业对中国构成一定的竞争。
从“一带一路”国家来说，中国依然是一个以资源和资本见长的国家，但近年来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由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的提出，下一步将由资本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发展。从一带一路的发达经济体角度，以色列在科研方面表现极为突出，但转化能力稍弱，“经济增长”和“经济进步”主要依靠科研一极拉动。欧洲总体上智力资本较强，其中德国综合实力较强，依靠对于资本、科技的整合能力实现经济增长与经济进步。奥地利综合实力相对最弱，依靠资本和科技创新逐步积累，其优势在于经济稳定性较好，抗风险能力较高。瑞士与德国相仿，综合实力较强，但其经济发展阶段稍落后于德国，依靠整合能力实现经济增长与进步。“下一波新兴经济体”，由于西方国家也在投资，而中国的地缘优势以及部分产业优势明显，尚有投资空间。而对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则呈现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移为主要抓手的发展合作新模式，对国际发展有很大意义。
实际上，中国企业历经三十多年发展，目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工业格局。但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尚好，经济进步不足。中国的财力资本尚好，中国的智力资本不足。
中国下一步的策略，需要结合“一带一路”战略蓝图，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通过类似在德国、以色列等对外投资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和营销网络，并购具有较高科技水平的公司，使得企业在技术、管理知识等方面，快捷地与发达国家进行交融、沟通和反馈；利用交叉转让、联合研究开发项目等形式，获取最新的高科技，再通过企业内部流动性要素流到国内，从而极大地提高国内技术研发能力和管理水平，带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高端化发展。也即“创新驱动”，通过“智力资本”的构建，实现“弯道超车”。
中国一直在奋力追赶发达经济体。实际上在追赶末期，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总是存在“最后最小差距”，因此，中国想完全借助后发优势追赶上先发国家几乎是“一厢情愿”。后发国家在追赶末期必须实现“蛙跳”，而要实现“蛙跳”，就必须打造“先发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在关键产业、支柱产业、主导产业领域实施技术赶超和创新。也就是说，在学习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
然后，通过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投资，提升“一带一路”国家的“智力资本”。
超越于“智力资本”的“文化资本”
本质上，智力资本是文化资本的一部分；而文化资本则还含有智力资本没有包含的内容。文化资本，最根本的是一种文化精神。这种精神的最终本质，体现为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又是人类的精神。这种精神，从人类元精神的角度看，即理性、仁爱与信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