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转移(6篇)
肿瘤转移篇1
【关键词】CD62P；配体；瘤栓；肿瘤转移
恶性肿瘤是目前危害人类健康最严重的一类疾病。肿瘤转移是恶性肿瘤治疗失败和导致肿瘤患者死亡最主要的原因，肿瘤转移是一个多步骤、多环节、多因素参与的连续复杂过程，其转移机理至今尚不十分清楚。近年来许多学者研究发现细胞黏附分子在肿瘤转移中起重要作用，CD62P能介导肿瘤细胞与血小板及血管内皮细胞间的黏附，促进肿瘤细胞的转移和扩散［1］。本文就CD62P及其配体与肿瘤转移关系的研究作一简要综述。
1CD62P的结构及分子生物学特点
CD62P又称P-选择素、GMP-140或血小板激活依赖性颗粒外膜蛋白（PADGEM），1989年McEver等首先在激活的血小板膜上发现，其存在于血管内皮细胞的棒状（Weibel-palade）小体内和血小板的α颗粒内，由789个氨基酸残基构成，分子量为140KD。CD62P是糖基化单链跨膜蛋白，糖链以N键与蛋白相接，其结构分为5个区域：从氨基末端开始依次为钙离子依赖的凝集素样区（lectin-likedomain）、表皮生长因子样区（epidermalgrowthfactor-likedomain，EGF样区）、9个补体调节蛋白短一致重复单位（complementregulatoryprotein：shortconsensusrepeatunits，SCR区）、1个疏水跨膜区和1个胞浆短尾区［2-4］。CD62P的DNA基因在人或鼠的第1对染色体的长臂上，其凝集素样区可能是它与配体结合及参与细胞间黏附的部位，推测此功能区在细胞黏附中起关键作用。目前已发现CD62P有两种变异型，一种为缺乏跨膜区域的外显子所致的可溶性CD62P，另一种为缺乏编码第7补体蛋白序列的外显子所致的膜性CD62P［5］。CD62P主要在肝、肺、结肠、胃以及肾上腺的中等以上血管内皮细胞及激活的血小板上表达，毛细血管一般不表达，胰内少见阳性表达，血管、肾和心未见表达。它在肺、结肠、胃、肾上腺等组织中含量低，提示正常情况下血管内皮细胞未受刺激和激活，CD62P为低水平表达；相反，在炎症等病理状况下，受炎症因子等刺激CD62P高表达并参与多种病理变化。研究表明肿瘤患者血管内皮细胞表面的CD62P呈高表达［6］。
2CD62P的配体
CD62P介导内皮细胞、血小板与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及肿瘤细胞的黏附，主要通过其氨基末端凝集素样区域在Ca2+存在的条件下识别并结合其相应的配体［7］。目前已知CD62P可以识别多种配体，迄今发现的这些配体都是具有唾液酸化的氨基多糖结构（sLex，sLea）或类似结构。其对应的重要配体有两个：一是CD62P糖蛋白配体（PSGL-1），另一个是CD24。
PSGL-1是Ⅰ型膜蛋白，由两条相同的通过2个二硫键连接的亚单位组成，共约412个氨基酸残基，每个亚单位分子量约120KD。细胞外部分包含3个潜在的N-糖苷键糖基化位点，53个可能的O-糖苷键基化位点和3个硫酸酪氨酸位点。PSGL-1要求3个酪氨酸至少有一个硫酸化及一条O-糖苷键糖链位于57位苏氨酸上，而这两种修饰都位于氨基末端一个阴极多肽区。其N末端的硫酸酪氨酸残基似乎是其功能关键区［8］。PSGL-1一般在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和其他造血细胞表达。体内、体外实验都证明PSGL-1是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与CD62P结合所必需的。
CD24是CD62P的另一配体，又被称作热稳定抗原（heat-stableantigen，HAS），是存在于细胞表面的高度糖基化的小分子糖磷脂蛋白，常表达在大量实体瘤如上皮卵巢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结肠癌和肺癌等癌细胞的表面，CD24的阳性表达程度是各种上皮癌治疗预后重要的分子标记［9］。
3CD62P与肿瘤转移
肿瘤细胞与内皮细胞、血小板、中性粒细胞等黏附是恶性肿瘤经血道转移，在靶器官停留，侵入血管外形成转移灶不可缺少的环节。肿瘤细胞通过激活凝血系统，活化凝血酶，激活血小板，刺激表达CD62P，使肿瘤细胞在血循环中与中性粒细胞、血小板等结合形成瘤栓，有利于癌细胞在血循环中逃避免疫系统的攻击，更易与靶器官微血管黏附［10］。NairKS等［11］研究发现食道癌病人血浆中的CD62P表达升高，并提出CD62P表达高低可作为病人预后好坏的参考指标的观点。BorsigL等［12］研究发现CD62P可以促进血小板与癌细胞黏连成瘤栓促进转移，而缺乏CD62P或用肝素抑制CD62P则可以减少血小板与癌细胞的黏附，使转移减少。WeiM等［13］研究发现肝素及经过化学修正后的肝素抑制人的3种结肠癌细胞系（COLO320，LS174TandCW-2）是通过抑制CD62P的cDNA表达而干预癌细胞与血小板结合形成瘤栓，从而抑制转移。FoxSB等［6］发现CD62P在浸润性乳腺癌组织中表达增强。PeetersCF等［14］研究指出CD62P的表达高低与结肠直肠癌的恶性程度有关。人体黑色素瘤细胞的体外黏附和黏附抑制实验表明，血小板可增强肿瘤细胞与内皮细胞的黏附（2.2~2.5倍）以及与细胞外基质的黏附。活化血小板与内皮细胞的黏附由血小板CD62P、GPⅡb-Ⅲa介导，肿瘤细胞与内皮细胞-血小板的黏附主要由GPⅡb-Ⅲa介导［15-16］。StoneJP等［17］研究了肿瘤细胞与激活的血小板和内皮细胞黏附后发现小细胞肺癌细胞株、神经母细胞瘤细胞株和畸胎瘤细胞株由CD62P介导与活化的血小板结合，CD62P多抗和单抗可完全抑制血小板与肿瘤细胞的黏附；肿瘤细胞在血液循环中与血小板黏附，可使癌细胞在转移过程中免于被吞噬细胞消灭［18］，肿瘤细胞产生的IL-1和肿瘤坏死因子（TNF）可使内皮细胞表达CD62P从而加速肿瘤转移。
4CD62P的配体与肿瘤转移
肿瘤细胞可表达大量的sLex、sLea，此类寡糖可介导肿瘤细胞与内皮细胞的直接接触。在肿瘤治疗和手术后，sLex、sLea在血浆中的含量有下降趋势，而一旦肿瘤复发其含量可再度升高，故常被作为多种肿瘤患者预后评估的标志［19］。RenkonenJ等［20］发现正常乳腺上皮细胞不表达sLex或sLea，原发性乳腺癌中上皮细胞sLea和内皮细胞sLex有过度表达，而大多数乳腺癌转移的淋巴结中上皮性sLea和/或sLex、以及内皮性sLex的表达远高于原发灶，肿瘤组织中CD62P的表达同样明显高于正常组织。提示表达sLea和/或sLex的癌细胞在表达CD62P的血管内皮部位表位有更高的浸润、侵袭和形成新的肿瘤转移灶的可能性。AignerS等［21］研究证实CD62P的配体CD24能介导血小板与乳腺癌细胞的结合，促进肿瘤转移，并提出肿瘤细胞与CD62P经过CD24介导相互黏附是肿瘤转移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黏附通路。BaumannP等［22］研究发现在实验动物体内CD24的异常表达可以促进肿瘤转移，CD24表达增高了肿瘤细胞的增殖并间接刺激了细胞与纤维蛋白原、I型胶原和IV胶原的黏附，这些与肿瘤生长和转移有直接的相关性。SchabathH等［23］研究表明CD24的高表达与乳腺癌生长和转移有相关性。SuMC等［24］用免疫组化法检测了70例肝内胆管癌患者体内CD24的含量，发现有36例（约占51%）病人CD24高表达，并发现CD24表达阳性的患者存活时间缩短。CD24常被用来判定病人的预后和作为恶性肿瘤病人的诊断标记，并且可以辅助临床医生为不同病人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25］。
5结语
综上所述，CD62P通过介导肿瘤细胞与血小板、内皮细胞的黏附而促进肿瘤转移，该作用过程的研究日益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检测血中及病变组织中的CD62P含量对预测肿瘤转移和判断预后有重要意义。CD62P与肿瘤生长、浸润、转移关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对其进一步的研究为应用生物治疗方法通过选择性阻断CD62P与肿瘤细胞相互作用以治疗肿瘤、改善预后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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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转移篇2
实时荧光定量PCR扩增效率评价及实验细胞株的筛选
本研究前期共提取了10株肺癌细胞及其相关细胞的总RNA，各组细胞总RNA的D260/D280均为1.9～2.1，提示RNA纯度较高；1%RNA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进一步发现其RNA完整性较好，适合作为RT-PCR模板。在RNA反转录后，取倍比稀释的sox4和GAPDHcDNA进行实时荧光定量PCR扩增效率评价，结果显示sox4和内参基因GAPDH的扩增曲线相关系数（R2）均大于0.99，符合使用2－ΔΔCt方法分析sox4mRNA相对表达量的前提条件。以人肺上皮细胞LEC作为校正，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显示，与肺腺癌细胞A549以及GLC、人胎肺细胞KMB-17、人肺腺癌细胞H157、个旧肺鳞癌细胞YTMLC、大细胞肺癌细胞H460和高转移性大细胞肺癌细胞H460SM相比，宣威女性肺癌细胞XWLC-05中的sox4mRNA表达水平最高（图1），因此选用该细胞进行后续实验。
高干扰效果sox4-siRNA的筛选及其转染细胞后sox4表达的变化
PCR检测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转染sox4-siRNA2的XWLC-05细胞中sox4mRNA的表达无明显变化，而转染sox4-siRNA1和sox4-siRNA3的XWLC-05细胞中sox4mRNA的表达水平明显降低，其中sox4-siRNA3的抑制率最高（图2A），因此选用sox4-siRNA3进行后续实验。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sox4-siRNA3转染XWLC-05细胞后24、48和72h时，sox4mRNA表达的变化。结果显示，24h时，实验组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8h和72h时，实验组细胞中sox4mRNA的表达水平与阴性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相比均明显降低（48h时的P值分别为0.000和0.001，72h时的P值分别为0.000和0.001），其中以转染后48h时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图2B）。空白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转染后48h和72h时的sox4mRNA表达水平无明显差异（P值分别为0.815和0.506）。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结果亦显示，sox4-siRNA3转染后24、48和72h时，实验组细胞中sox4蛋白的相对表达水平分别为0.203±0.034、0.046±0.026和0.092±0.018。其中，24h时各组之间的sox4蛋白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8h和72h时，实验组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相比，sox4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下降（48h时的P值分别为0.000和0.003，72h时的P值分别为0.044和0.031），其中以转染后48h时的下降幅度最为明显（图2C）。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各时段sox4蛋白的表达无明显差异（P值分别为0.111、0.077和0.101）。
抑制sox4表达对XWLC-05细胞增殖的影响
倒置显微镜下观察实验组、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细胞均生长良好，呈均一透明的贴壁状态，增殖速度、生长密度和大体形态无明显差异（图3A）。MTS法检测结果（图3B）显示，转染sox4-siRNA3的实验组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相比，细胞增殖无明显差异（P值分别为0.059和0.113），空白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之间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650）。
抑制sox4表达对XWLC-05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的影响
划痕实验结果（图3C～D）显示，划痕后培养48h时，各组细胞均向划痕区迁移，转染sox4-siRNA组细胞的迁移距离明显短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P值分别为0.000和0.023），空白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之间的迁移距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0）。Transwell侵袭实验结果（图3E～F）显示，转染sox4-siRNA后48h时，实验组穿膜细胞数为（142.0±4.2）个，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为0.000）；而空白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穿膜细胞数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591.0±3.5）个和（559.0±4.9）个，P＝0.372）。实验组穿膜细胞经染色后，洗脱液的D值与阴性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000和0.001），而阴性对照组与空白对照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66）。上述结果表明，抑制sox4表达可显著降低XWLC-05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抑制sox4表达对XWLC-05细胞周期及凋亡的影响
FCM检测结果显示，转染sox4-siRNA348h后，实验组可见典型的DNA水平小于二倍体的亚G1凋亡峰，凋亡率为（29.12±5.37）%，较空白对照组细胞凋亡率[（0.46±1.33）%]和阴性对照组细胞凋亡率[（0.41±2.30）%]显著升高（P值均为0.000，图4），而实验组PI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168和0.225，表3），空白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之间的凋亡率和PI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733和0.992）。
云南省宣威地区女性高发肺癌，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院收治的宣威女性肺癌患者除表现为对常规放化疗不敏感的共性外，还显示出发病年龄年轻化、转移早、对现有靶向治疗不敏感和预后差的特点。作为转录因子，sox4除在人类胚胎的发育和分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外[11]，在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在细胞严谨有序的分化和发育过程中，sox4基因的突变、缺失或过表达均可能导致细胞分化障碍以及增殖和凋亡失控，从而参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既往研究揭示，sox4在不同类型肿瘤中具有致癌基因的作用[12-15]，也可作为一种抑制因素影响肿瘤的生长[16,17]。这些作用机制涉及sox4对细胞信号通路的调节、对细胞凋亡的调控、对微小RNA（microRNA）的表达调控以及对细胞增殖和分化的调控等。在肺癌领域，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sox4表达差异及突变方面[10]，最近也有学者通过高通量芯片技术致力于探讨受sox4调节的下游靶基因，并证实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中均有sox4的过表达，受其影响的下游基因多达123个，且在不同类型的肺癌中存在差异[18]。
然而，目前尚不明确sox4在肺癌生长和转移中的确切机制。本研究通过对10株不同类型肺癌细胞和正常细胞株进行比较，发现sox4mRNA在正常人支气管上皮细胞BEAS-2B和人肺上皮细胞LEC中呈现低表达，而在胚胎细胞KMB-17中呈现高表达，符合其作为胚胎发育调节基因的本质。此外，与正常肺及支气管细胞相比，sox4在各类型肺癌细胞中均表现为过表达，推测其与恶性肿瘤细胞去分化的特点有关。本实验结果显示，宣威女性肺癌细胞XWLC-05中的sox4mRNA表达水平相对较高，因此采用RNA干扰技术抑制该基因在XWLC-05细胞中的表达，试图探讨sox4在宣威肺癌侵袭和转移中的作用。XWLC-05细胞系由昆明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于2007年建立，是目前唯一以宣威女性肺癌为来源建立的细胞株，材料取自宣威当地一名68岁的女性肺腺癌患者（右肺中分化腺癌）。实验证明，该细胞株维持了原肿瘤的表型特征，能够形成与宣威女性肺癌具有相同形态学特征的裸鼠移植瘤[19]。因此，选择该细胞作为体外研究的对象，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宣威女性肺癌的生物学特征。
为了避免只选择一个序列可能出现RNA干扰无效或低效的情况，本研究选择了sox4基因编码序列中3个可能的干扰位点，并筛选出干扰效应最强的sox4-siRNA3进行实验，同时通过设置阴性对照以排除可能出现的假阳性结果。实验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相比，sox4-siRNA能够在mRNA和蛋白水平显著降低肿瘤细胞中sox4的表达，且抑制效应在转染后48h时最强，这与siRNA的瞬时干扰作用相符，因此后续实验均选用转染后48h时的细胞作为研究对象。
MTS法检测细胞增殖活性的原理与传统的MTT法相同，但因为前者不需要对细胞进行冲洗以及额外添加DMSO，也不需要收获细胞，可直接进行比色，因此兼具了MTT法快速、安全和灵活的特点，同时操作更加简便，敏感度更高，实验结果也更加准确而可靠[20]。本研究利用MTS法检测XWLC-05细胞转染sox4-siRNA后的增殖活性，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转染前后显微镜下的细胞形态学也与空白对照组无明显差异。FCM结果也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细胞的增殖率无显著差异，提示sox4可能并不参与调控XWLC-05细胞的增殖。不过，转染48h后的FCM检测结果却提示，实验组细胞出现了明显的亚二倍体峰，其凋亡率较空白对照组和阴性对照组明显升高，提示sox4可能在XWLC-05细胞的凋亡中起一定的作用，这与Liu等[12]在前列腺癌中的研究结果一致。
肿瘤转移篇3
相互作用的结果，最早是liotta提出的粘附、降解、移动学说，每个步骤也是有多
个因素的共同参与，因而其具有复杂性。它是目前肿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当前
确定肿瘤转移主要是依据常规病理切片的结果，但有些患者虽进行了根治手术，且
常规病理切片淋巴结无转移，但随后仍出现肿瘤转移。所以单纯根据常规病理切片
来进行预后的判断往往欠科学，因此急需发展新的手段来检测肿瘤的转移。近年来
随着免疫学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为更敏感地检测到淋巴道、血道中转移的肿瘤细
胞提供可能，本文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常规病理学方法
淋巴结转移的检测通常是he染色，但敏感性较低，一般为104～105个正常细胞
中能检出一个肿瘤细胞，连续切片检测能增加结果的稳定性，最早对淋巴结的微小
转移灶的检测方法是连续切片法，有作者对400例乳腺癌常规切片阴性的淋巴结进
行连续切片检测，检出率为13%。wilkinson和fisher的研究表明连续切片检测可使
检出率提高14%～24%。但由于该法工作量大且有较高的假阴性，所以难以推广应用
。
2免疫组织化学方法
2.1粘附分子
肿瘤要产生转移必须先从原发灶脱落，然后游走至血管、淋巴管，与之产生粘
附并进入管腔才能产生转移，而粘附分子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粘附分子有许多种
类，与肿瘤的转移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皮粘附素(ecadherin)和cd44这两个
因子上。
2.1.1上皮粘附素
ecadherin是一种钙依赖性的具有使细胞之间产生粘附功能的糖蛋白，是产
生细胞连接的分子基础。有研究表明许多肿瘤如乳腺癌、结肠癌、胃癌、膀胱癌均
可出现ecadherin的减少，ecadherin的减少使肿瘤细胞之间的粘附力降低，肿
瘤细胞容易脱落而出现转移。因此ecadherin被看作抑制肿瘤转移的因素［1］。
hunt［2］的研究表明，对于较小的乳腺肿瘤，ecadherin的表达与淋巴转移具有
相关性，认为ecadherin的减低是肿瘤转移过程中的早期事件。
2.1.2cd44
另一个粘附分子cd44主要参与细胞与基质间的粘附，且参与细胞的伪足形成，
与细胞的迁移有关［3］。许多研究表明，cd44基因的表达与肿瘤的转移具有显著
相关性，尤其cd44v与细胞骨架的相互作用在肿瘤的发展与转移中起着重要作用［
4］。且cd44v6阳性患者的预后显著较差，经多因素分析认为cd44v6是独立于肿瘤
分期、淋巴结状态的预后指标［5］。
2.1.3其他粘附分子
其他的粘附分子有整合素族与选择素族。整合素族为细胞表面的糖蛋白受体，
是由α、β亚单位通过非共价键连接的异二聚体，可以与纤粘蛋白、层粘蛋白、胶
粘蛋白等结合，参与细胞与基质的粘附。有研究表明，恶性肿瘤细胞间粘附力降低
、侵袭力增加与整合素受体表达下降有关，gui的研究对正常、良性、恶性乳腺组
织的整合素受体表达水平进行了比较，发现恶性肿瘤的整合素受体表达明显下降，
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β1、α1、αv亚属可作为乳腺癌腋淋巴结转移的重要
指标。选择素族有p、e、l三种亚型，有研究表明e选择素在乳腺癌的转移中起着
重要作用［6］。
2.2自分泌运动因子及受体
自分泌运动因子(amf)是一种分子量为55kd66kd的热溶蛋白质，它是一个家
族，通过与受体(amfr)作用而刺激细胞运动，amfr是一个分子量为78kd的糖蛋白，
研究证实amf受体gp78的表达直接与肿瘤的转移能力有关，人癌标本中的gp78表达
与临床病理特征和病人预后有关。maruyama［7］的研究表明101例食道癌中有55例
gp78表达阳性，它的表达与肿瘤生长方式、肿瘤大小有关，且淋巴结有转移者gp7
8表达率较高，说明与amfr相关的肿瘤细胞运动促进了肿瘤的生长与转移。有淋巴
转移的大肠癌其gp78表达率明显增高，gp78阳性患者的5年生存率明显低于阴性者
［8］。
3多聚酶联反应(pcr)方法
近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多采用rtpcr法扩增外周血、
骨髓或淋巴结在正常情况下不表达的组织或肿瘤特异性mrna，其敏感性为1×106。
因为mrna在细胞外很不稳定，所以一旦在组织或体液中检测到特异性mrna就意味着
有肿瘤细胞转移，且有些肿瘤尽管有rna表达但无蛋白表达，因此rtpcr法比蛋白
测定具有更高敏感性。
3.1前列腺特异性抗原mrna
有研究者对前列腺癌的微转移进行了研究，检测了前列腺癌患者外周血、骨髓
或淋巴结中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表达，结果表明：在确定有转移的患者外周血
中psa的检出率为40%，显著高于无转移的10%。且具有良好的特异性［9，10］。
3.2细胞角蛋白mrna
细胞角蛋白(ck)是一个多基因家族，主要在上皮细胞表达，cks有20多个不同
亚类构成，主要有ck8、ck19、ck20等，由于ck8、ck19能在正常人外周血中表达，
而ck20不在外周血中表达，所以ck20可作为有些肿瘤如乳腺癌、膀胱癌和大肠癌的
血道转移指标［11］。soeth用巢式rtpcr监测了57例大肠癌患者的骨髓ck20mrn
a表达，阳性率为65%［12］。ck19作为乳腺癌淋巴结的转移指标也取得了较好的结
果，10个常规切片阳性的淋巴结ck19mrna也为阳性，而53个阴性淋巴结中有5个ck
19mrna为阳性，表示有微小转移［13］。ck是目前检测肿瘤微转移使用较多的一个
指标。特别是检测食道癌与头颈鳞癌的淋巴转移方面，得到大家的认可。
3.3酪氨酸酶mrna
酪氨酸酶是黑色素细胞合成黑色素的关键酶，在正常情况下黑色素细胞不会出
现在外周血，所以一旦在外周血检出酪氨酸酶可提示有血道转移。wang［14］对2
9例黑色素瘤患者的区域淋巴结，其中一半作he染色，不确定时作hmb45或s10
0免疫组化染色，另一半作酪氨酸酶mrna的rtpcr检测。29例临床ⅰ、ⅱ期黑色素
瘤常规病理检查有11例淋巴结阳性，而检出酪氨酸酶的有19例，18例阴性的淋巴结
rtpcr阳性有8例，平均随访1年后，这8例患者全部复发。因此酪氨酸酶mrna的r
tpcr对于判断术后是否需要全身化疗以及化疗效果具有指导意义。有研究者报道
，应用rtpcr法能敏感地检出黑色素瘤免疫治疗后患者血与骨髓中的残留细胞，
对预示复发及探讨复发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3.4肿瘤排斥抗原mrna
肿瘤排斥抗原mage也被列为肿瘤转移指标，有研究表明，94%的食道癌，81%的
大肠癌，80%的乳腺癌，83%的胃癌在12种mage基因亚型中至少有一种阳性。在14例
常规病理检查为阴性的淋巴结中，有7例mage阳性，其中有5例出现血管侵袭。该方
法的特异性高，假阳性率很低，但由于有12种基因亚型给实验操作带来困难。
3.5癌胚抗原mrna
癌胚抗原cea曾被广泛用于恶性肿瘤的诊断，近来有研究表明检测外周血中ce
amrna的表达可以作为是否存在血道转移的指标，31例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中有26
例外周血ceamrna的表达阳性［15］。从102例消化道肿瘤、乳腺癌的606个淋巴结
中进行cea检测发现，常规组织切片淋巴结阳性率为16%，而cea诊断阳性率为56%。
从预后结果来看，cea与组织学诊断的阳性率在根治切除患者中分别为64%与4%，在
相对治愈切除患者中分别为85%与37%，在姑息切除患者中分别为100%与86%，在复
发患者中分别为100%与85%。由此可见ceamrna可作为一个重要的检测指标。mori［
16］对13例大肠癌患者的117个淋巴结进行了ceamrna检测，发现88个常规检测阴性
的患者淋巴结有47个淋巴结ceamrna阳性。该作者还对65例消化道肿瘤及乳腺癌患
者的406个淋巴结进行ceamrna的rtpcr检测并进行了随访，微转移率为40.1%，有
淋巴转移的15例患者6例复发，29例有微转移的患者4例复发。21例无微转移患者无
复发，这进一步说明了ceamrna的重要性［17］。
3.6蛋白溶解酶类mrna
癌细胞合成和释放溶解酶是促进癌细胞从瘤体分离继而引起转移的一个重要因
素。肿瘤部位细胞外液中许多酶活性增高，如肽酶和组织蛋白酶，这些酶多来自于
癌细胞的溶酶体，也可来自肿瘤坏死区的巨噬细胞，这些酶在癌细胞分解细胞外基
质与松解细胞粘附中起重要作用。
3.6.1内糖苷酶mrna
内糖苷酶能特异地降解基底膜成分硫酸乙酰肝素，该酶的活性与一些肿瘤细胞
的转移能力有关［18］。
3.6.2ⅳ型胶原酶mrna
ⅳ型胶原是基底膜的主要成分，它能被ⅳ型胶原酶特异性水解，它至少有三种
不同形式，它不仅能降解ⅳ型胶原，还能降解ⅴ、ⅶ、ⅸ、ⅹ型胶原，纤粘蛋白，
弹性蛋白及白明胶。有研究发现，该酶的水平在许多高转移性肿瘤细胞中增加，因
此该酶在肿瘤的侵袭与转移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小鼠杂交瘤细胞和癌基因转染的细
胞中，ⅳ型胶原酶的表达与转移能力相关。pyke等利用原位杂交发现在大部分浸润
型基底细胞癌和鳞癌中可见ⅳ型胶原酶的mrna表达［19］。有研究者对高转移与非
转移口腔癌细胞株的金属蛋白酶2(mmp2)表达进行研究，发现高转移口腔癌细胞株
主要表达mmp2，且mmp2的活性与淋巴转移和对局部下颌骨侵袭显著相关［20］。
3.6.3血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酶mrna
血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酶(pa)是一种特异性的丝氨酸蛋白酶，它催化非活性血
纤维蛋白酶转化为活性血纤维蛋白酶。血纤维蛋白酶是一种广谱蛋白酶。它催化血
纤维蛋白、粘连蛋白及层粘连蛋白。还能活化潜在的蛋白酶。它以组织型(tpa)
与尿激酶(upa)型两种形式存在，它们的功能是不同的，参与癌侵袭与转移的是
upa。
3.6.4组织蛋白酶b、dmrna
组织蛋白酶b、d是溶酶体蛋白酶，参与对细胞外基质的溶解，有一些实验结果
表明，它们也与肿瘤转移有关［21］。
3.7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及受体mrna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c)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家族中的一员，是近年来才
被发现的一种生长因子。jeltsch［22］发现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基因鼠皮下出现
大量扩张淋巴管，这才确立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在淋巴管生成中的重要地位。它
可由肿瘤细胞或基质细胞产生，作用于淋巴管内皮细胞上的酪氨酸激酶受体(flt
4)而后出现淋巴内皮细胞增殖。这样，对肿瘤淋巴转移的分子机制有了新的、更进
一步的认识。有研究者运用原位杂交技术对前列腺癌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vegf
c)及受体的表达进行了研究，发现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及受体mrna表达在淋巴结转
移阳性组明显高于阴性组［23］。kurebayashi［24］对乳腺癌的vegfa、b、c、
d的mrna进行pcr检测，发现淋巴结转移阳性组只表达vegfc，这进一步说明了ve
gfc在淋巴转移中的重要作用。但也有作者发现在恶性间皮瘤中vegfc的表达与
淋巴转移无关［25］。在这一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争论。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说既然肿
瘤淋巴转移是肿瘤细胞脱离原发部位，通过肿瘤周围淋巴管游走至淋巴结，且有充
分证据证明vegfc是与淋巴管增生有关，那么vegfc很可能参与肿瘤转移的过程
，这当然需要研究的更进一步证实。
4基因水平分析方法
肿瘤基础研究表明，肿瘤细胞转移须通过多个步骤才能完成，且每个步骤多由
多个基因共同控制，只有在转移相关基因与转移抑制基因平衡失调才最终决定是否
导致转移。近年来有关该领域的研究一直是肿瘤基础研究的热点。由于肿瘤的发生
发展与癌基因的激活有关，所以部分癌基因的表达可能与肿瘤的转移有关。1984年
vousden等发现小鼠淋巴瘤有了活化的ckras基因表达时，同时也就获得了转移
性。1987年collard以人的chras癌基因转染非侵袭性、无转移能力的小鼠bw5
147t淋巴瘤细胞，发现转染后的细胞侵袭力增高，将这种细胞经尾静脉注射，可发
生肝、肾等器官的转移，且这种转移与细胞的ras基因的表达水平有关。有研究者
用fos基因转染大鼠3y1细胞，可使其获得较高的肺转移能力。
随着近年来对癌基因的临床意义的阐明，一些癌基因不仅可作为肿瘤的常规诊
断指标，而且可被列为转移的指标。原癌基因ret可作为转移性髓样甲状腺癌的诊
断指标［26］；zhang［27］的研究表明p53基因突变可作为结直肠癌淋巴结转移的
前兆，而在头颈部鳞癌中p53基因的过表达也有明确的诊断意义：p16往往表达在转
移的淋巴结中［28］；cerbb2已被列为膀胱癌、乳腺癌、卵巢癌的恶性指标；
最近有研究发现口腔与肺鳞癌中有cerbb2的过表达［29］。有研究者［30］从
鼠高转移乳腺癌细胞中筛选出转移相关基因mtal，它在高转移乳腺癌细胞株中的表
达比低转移株高4位，且与转移潜能有关。还有研究者［31］发现cmyc与bcl2
基因在乳腺癌中的共同表达与淋巴转移有关。
5展望
肿瘤转移一直是肿瘤基础研究的热点，随着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在该领
域研究取得了突破，但怎么找到更敏感，更具特异性的指标始终是肿瘤研究工作者
的奋斗目标。敏感性提高的同时怎样降低假阳性率，确定肿瘤微转移与个体的预后
之间的关系，以及阐明肿瘤转移相关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还需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总之，随着肿瘤转移相关机理因素的进一步阐明，必将对肿瘤转移的早期诊断、
治疗方案的选择及预后的判断带来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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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转移篇4
肿瘤对化疗药物产生耐药性是导致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1，2］。肿瘤细胞耐药性可分为内在性耐药（intrinsicdrugresistance）和获得性耐药（acquireddrugresistance）两类，即原发的存在于某些肿瘤中的耐药，称为内在性耐药；继发于化疗后的耐药，称为获得性耐药。根据耐药谱可分为原药耐药（primarydrugresistence，PDR）和多药耐药（multidrugresistance，MDR）。PDR只对诱导的原药产生耐药，而对其他药物不产生交叉耐药。多药耐药是指由一种药物诱发，而同时对其他多种结构和作用机制完全不同的抗癌药物产生交叉耐药。近年来化疗药物耐药机制和如何克服其耐药性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表明，肿瘤耐药涉及细胞内药物浓度降低、药物靶分子改变及代谢解毒、DNA损伤修复功能增强等多种机理，与多种耐药相关基因有关［3］。其中谷胱甘肽S转移酶（glutathioneStransferase，GST）与肿瘤多药耐药关系密切，现就其结构、功能及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1还原型谷胱甘肽和谷胱甘肽S转移酶π的结构功能
还原型谷胱甘肽是机体中含量较高的一种含巯基的三肽，由γ谷氨酸半胱氨酸甘氨酸构成，其主要功能是保护氧化剂对巯基的破坏，保护细胞膜中含巯基蛋白质和含巯基酶不被氧化。Sheehan等［4］对两种食管鳞状细胞癌株OC1和OC2的抗药性进行研究发现，该细胞株对烷化剂如顺铂完全抵抗，P糖蛋白（pglycopreotein，Pgp）无高表达，但细胞内谷胱甘肽含量异常增高，耗竭细胞内谷胱甘肽后，OC1和OC2对顺铂的抗药性消失。Yu等［5］对阿霉素敏感的肾癌细胞株RCC8701和阿霉素一起培养，逐渐加大培养液中阿霉素的浓度，最后获得对阿霉素抗药的细胞株RCC8701/ADM800，与RCC8701比较，RCC8701/ADM800的抗药性提高了122倍，并且对顺铂（DDP）和5氟尿嘧啶（5FU）产生了交叉耐药，其细胞浆内谷胱甘肽和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含量显著增加，但Pgp表达并未提高。化疗药能与谷胱甘肽结合而解毒，这是在谷胱甘肽S转移酶催化下发生的反应。肿瘤细胞产生多药耐药性时，胞内谷胱甘肽水平往往升高，用谷半胱氨酸合成酶抑制剂丁硫氨酸亚砜胺（ButhionineSulfoximine，BSO）使细胞内谷胱甘肽水平下降，肿瘤细胞的敏感性随之恢复［6］。GST根据等电点不同分为三类，即α类（碱性）、μ类（中性）、л类（酸性），它们是分子量为22KD～28KD亚单位组成的同源或异源二聚体，其中从人胎盘中分离出的酸性谷胱甘肽S转移酶即GSTл是肿瘤细胞和组织中最常见的GST同工酶，GST不仅能催化谷胱甘肽与亲电子物质结合（如抗肿瘤药物、致癌剂）结合，而且其自身也可与亲脂性药物结合，使其极性增加从而增加其水溶性，促使药物外排，降低抗肿瘤药物的细胞毒作用，保护细胞［7，8］。实验证明，临床上对化疗不敏感的肿瘤如结肠癌、胃癌、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等GSTл明显增加，说明GSTл与肿瘤耐药的关系尤为密切［9］。
Morrow［10］经研究认为GSTл基因位于llql3，有7个外显子和6个内含子，全长2.8kb，氨基酸编码区位于+30～+2724位碱基之间，其中7个外显子中含有211个密码子，与6个内含子相连的每一个连接点都含有一个GT/AG接头。3’端非翻译区含有一个多聚腺苷酸信号AATAAA。GSTл起始区有4个转录调节区，包括主要转录起始位点上游的一个TATA盒子，两个转录调节SPI识别顺序和一个转录激活因子AP1识别顺序。其mRNA编码210个氨基酸，长630个核苷酸的开放阅读框架，5’端和3’端的非编码序列分别有6个和78个核苷酸。Ahmad［11］认为GSTл是由两个分子量为22500的多肽亚单位以非共价键结合而成的一种二聚体构成，GSTл活性中心的结构尚未确定，LoBello［12］认为GSTл，具有谷胱甘肽结合位点和一个亲电子物质结合位点，第47位的半胱氨酸和第162位的组氨酸可能是GSTл活性中心的关键残基。Watson等［13］对美国白人、黑人和我国台湾人GSTл基因外显子5和6的多态性研究表明，不同种族间的不同基因型分布频率存在显著差异，Va1105等位基因在美国黑人中普遍存在，而在我国台湾人中较少，美国白人居中，美国白人和黑人中Alal14～Val的多态性频率分别为9%和5%，均低于外显子5的多态性频率。GSTл表达的调节机制主要在转录和转录后的水平上，Moffat［14］认为细胞特异性的GSTлmRNA降解率的差异决定了GSTл基因表达的水平。
2GSTл在肿瘤细胞耐药中的作用
GSTл在肿瘤的多药耐药中的研究较多。Batist等发现GSTл的活性在具有多药耐药的抗阿霉素人乳腺癌细胞系AdrRMCF7中提高了45倍。Nakagawa等将GSTл的cDNA通过表达载体转染到Hras癌基因转化的PT223细胞系中，成功构建了两个转染细胞系RGN1和RGN2，细胞毒性实验表明RGN1和RGN2对阿霉素和利尿剂耐受，单对顺铂、苯丁酸氮芥和苯丙酸氮芥以及电离辐射敏感，说明GSTл可以在肿瘤细胞中有选择地耐受。另外Gilbert［15］发现GSTл与乳腺癌的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有明显的负相关性，且GSTл对乳腺癌的预后有一定的指导意义。Jhaveri［16］认为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的水平影响了GSTлmRNA表达的稳定性。
GSTл基因所在的染色体11q13附近，还有INT2、HSTF1和belI等基因。人们发现在人乳腺癌INT2基因附近，有一基因共扩增集团，其中包括GSTл基因。Saint等应用Southernblot技术研究GSTл、INT2和HSTF1之间的关系，先用点杂交和细胞遗传学的核型分析方法挑选出17例INF2基因发生了扩增的乳腺癌标本，结果发现INT2、HSTFI和GSTл共扩增的有5例，同时还在MPA/MB134乳腺癌细胞系中发现了这三个基因的共扩增现象，因此认为INT2附近GSTл与之形成一个大的扩增子，其中的基因紧密连锁，乳腺癌的发生可能是GSTл与扩增子内的其他基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3GSTл在人类肿瘤中的表达
Furusawa等［17］的研究发现，过氧化酶可诱导小鼠白血病细胞株P388对阿霉素产生耐药，与原敏感株比较，已产生耐药的细胞株其细胞内的谷胱甘肽含量显著增加。
Satoh等［18］对137例卵巢癌患者的病理标本进行GSTл免疫组化染色，观察GSTл活力与化疗效果的关系，发现GSTл阳性表达率低者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好，预后也比阳性表达率高者好，此现象提示卵巢癌GSTл高表达者容易对化疗药物耐药。
李海等［19］对71例术前未做化疗的胃癌组织中多药耐药相关蛋白的研究表明，GSTл的表达与胃癌的组织学类型有关，且GSTл可能在胃癌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于冬青等［20］在对90例胃癌标本进行分析时发现，GSTл表达与临床分期和组织分化程度无关，癌旁组织中的GSTл阳性表达与生存期呈正相关，他认为这是由于癌旁正常组织对外来侵袭的抵抗力增强所致。GSTл不宜作为胃癌的恶性程度的指标，但其在瘤组织中的表达强度和在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均与生存期有关，可作为肿瘤预后的指标。但Schipper［21］认为胃癌和正常粘膜的GSTл表达率均为100%，不宜作为预后指标。
张冠军等［22］对43例肾癌行GSTл和p53的研究，发现GSTл的阳性表达率为60.47%，p53的阳性表达率为32.56%，GSTл表达与肿瘤的分化程度有关，中高分化的肾癌阳性率明显高于低分化者，GSTл与p53的表达呈正相关。p53阳性者的GSTл表达率高于p53阴性者的表达率。因此，GSTл异常表达可能与肾癌的发生、发展和化疗的耐药性有关。但也有少数学者在研究中未发现癌细胞谷胱甘肽/GSTл与抗药性有关。Schipper观察了一组晚期胃癌患者癌细胞内谷胱甘肽/GSTл与化疗反应的关系，未发现化疗前癌细胞内谷胱甘肽/GSTл与化疗的反应性有相关性，但化疗2周后对化疗有部分反应者谷胱甘肽较化疗前上升了367%，GSTл上升了326%；病情恶化者谷胱甘肽下降了43%，GSTл下降了59%；病情稳定者谷胱甘肽/GSTл无变化，提示对化疗反应越差者化疗后癌细胞内谷胱甘肽/GSTл越呈下降趋势，Juvekar等［23］观察了一组喉癌患者癌细胞GSTл活力与临床表现、体外药敏实验结果与预后的关系，发现癌细胞内GSTл活力高低与体外药物敏感性无相关性，但发现GSTл活力高者易有局部淋巴结转移，存活期短。
4GSTл的多药耐药的逆转
Burg［24］认为目前发现的抑制谷胱甘肽的药物有丁硫氨酸亚砜胺（ButhionineSulfoximine，BSO）、硝基咪唑类、维生素K3、非甾体类药物、硒酸钠、硒半胱氨酸、GSEA等，逆转GSTл的药物主要有利尿酸（EthacrinicAcid，EA），可逆转烷化剂的耐药，与丁硫氨酸亚砜胺合用效果较好。丁硫氨酸亚砜胺通过对细胞内γ谷氨酸半胱氨酸合成酶的抑制作用阻止细胞内谷胱甘肽的合成，使细胞内谷胱甘肽含量下降。Lewandowicz等［25］在体外将丁硫氨酸亚砜胺和顺铂、阿霉素共同作用于对顺铂、阿霉素均耐药的卵巢癌细胞株，发现卵巢癌细胞株对顺铂、阿霉素的敏感性大大提高。Zhu等［26］在研究三氧化二砷体外对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恶性淋巴瘤的作用时发现，治疗剂量的三氧化二砷可诱导恶性淋巴细胞的凋亡，由于丁硫氨酸亚砜胺可抑制谷胱甘肽的合成，故丁硫氨酸亚砜胺能促进此凋亡作用。Nielsen等［27］将小鼠Ehrich腹水中的癌细胞株EHR2用放射线处理后，使之成为耐药细胞株EHR2/irr，后者对足叶乙苷（VP16）和VCR分别产生6倍和2倍的耐药性，经丁硫氨酸亚砜胺处理后，耐药株部分恢复对VP16和VCR的敏感性。Dedoussis等［28］在研究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细胞株K562时发现，通过对自然杀伤细胞的介导，顺铂可使K562死亡，含谷胱甘肽高的K562/B6和K562/C9细胞株对顺铂耐药，以丁硫氨酸亚砜胺处理后，两细胞株恢复敏感性，增殖细胞核抗原表达减少，死亡率增加。钙离子拮抗剂维拉帕米、吲哚美辛和硝苯地平等均可不同程度地消耗肿瘤和白血病细胞内的谷胱甘肽，使其对化疗药物敏感。Grech等［29］发现，白血病细胞株CEM/E1000对鬼臼类药物耐药的机制是细胞内谷胱甘肽含量增加，以维拉帕米处理后，细胞内谷胱甘肽含量减少80%，对VP16的敏感性提高4倍。Lai等用丁硫氨酸亚砜胺处理大肠癌多药耐药细胞株LS180和Ad150，降低了细胞内的谷胱甘肽含量和GSTл活性，恢复了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且发现丁硫氨酸亚砜胺与异博定合用可获得叠加作用。
MDR是肿瘤耐药的主要形式，肿瘤的MDR是一种复杂现象，可能还包括Pgp、MRP及LRP等多种基因参与，其实质是一多阶段发展，多因素参与的“复杂事件”［30］。MDR是肿瘤化疗失败的主要原因，多种耐药相关基因表达水平与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耐受性相关。检测肿瘤的MDR，并开展肿瘤细胞体外化疗药物敏感试验，选择敏感药物，实现对肿瘤的个体化治疗，提高化疗效果，减少药物的毒副作用，具有重要意义［31］。【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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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转移篇5
1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57岁,已婚,因左腰部疼痛加重一个月入院。患者一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左腰部出现酸痛,无排尿困难及肉眼血尿,无尿路刺激症,伴有食欲减退、乏力、消瘦等全身症状。2周前出现低热,自行在家静点一周消炎药,发热不退,症状加重入院就诊。查体:T37.6℃、P85次/min、R20次/min、BP120/70mmHg、慢性病容,皮肤颜色灰暗,面部和双下肢无明显浮肿,双肾未及,左侧肋脊角压痛,左肾区压痛和叩击痛存在。血、尿常规正常,生化肾功:BUN7.8mmol/L,Cr91μmol/L。增强CT:左侧后腹膜占位,左肾异常,下腔静脉缺损,考虑为瘤栓。初步诊断:左肾恶性肿瘤下腔静脉转移。行手术探查,术中见:左肾增大,表面充血,左肾周围脂肪囊与肾周围组织粘连,充分游离后见左肾静脉明显增粗,直径3厘米,质地硬,腔内可触及肿物,肿物延伸侵入下腔静脉,下腔静脉中的肿物长约5厘米,分离左肾静脉,在其后方找到外观正常的左肾动脉,将其分离、钳夹、切断、结扎。用血管阻断钳分别阻断右肾静脉和下腔静脉的瘤栓两侧,切开阻断的腔静脉段,切口长3厘米,将腔静脉中的瘤栓取出,再用心耳钳阻断左肾静脉入腔静脉处,开放右肾静脉和下腔静脉,恢复循环,切断左肾静脉入腔静脉处,同时切除部分下腔静脉侧壁。腔静脉切口用血管线缝合,向下游离左输尿管足够长时切断之。止血后逐层缝合切口,术毕。
术后病理诊断:大体:切除(左)侧肾脏,大小约11.5×6.5×4.2cm,肾实质内可见灰白色肿物,大小6.5×3×2cm,呈多结节状,周围可见散在小结节,直径0.3×0.6cm,肾门血管内可见癌栓,其余肾皮髓质界限清,厚1.5cm,肾窦脂肪内可见灰白结节,另送管状组织,长3.4cm,直径2.2cm,腔内见灰白色组织。
镜检:(左)肾状肾细胞癌II级,侵至肾盂粘膜下,未累及肾被膜,肾门血管内可见癌栓,输尿管断端切净,其余肾实质可见个别肾小球萎缩,玻璃样变,肾小管内可见蛋白管型,间质灶状淋巴细胞侵润,另送(腔静脉内)可见癌栓。
肿瘤转移篇6
[中图分类号]R735[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2（c）-129-01
脾转移癌并非特别少见，可临床报道却甚少。现将2例脾转移癌误诊为原发性脾肿瘤病例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病例1，患者，男，58岁。在体检中B超发现脾脏有占位性病变，而自觉无不适感，于2005年7月住院。查体：一般状态佳，全身浅表淋巴结不大，心、肺正常，腹平软，无包块，肝、脾不大。B超所见：脾下极有一4cm×3cm高回声结节，边界清晰，脾不大。CT所见：脾下极有一4cm×3.5cm百米低密度影。胸透心肺未见异常。化验：红细胞5.0×1012/L，白细胞8.0×109/L，血小板200×109/L，出凝血时间各1min。诊断：脾肿瘤。入院10d手术，术中见：脾下极有一4cm×3cm隆起的灰色结节，硬韧，脾的淋巴结不大，脾脏大小正常。术中同时发现降结肠中部有约2cm×2cm一灰白肿块侵及前壁全层，尚未引起肠腔狭窄，肠系膜淋巴结无肿大。脾和降结肠均予切除。术后病理报告：结肠低分化腺癌并发脾转移。术后1年出现脑等处转移死亡。
病例2，患者，女，46岁。因左小腹包块伴持续性钝痛2个月于2005年11月11日入院。查体：一般状况欠佳，消瘦，全身浅表淋巴结不大，心肺正常，腹平软，脾肿大左肋弓下3cm，质硬。B超：脾肿大，脾门外下方有3.5cm×4.0cm不规则的强回声区，提示脾占位性病变。CT报告：脾肿大，脾门以下脾实质内有一4.0cm×4.0cm不均匀的低密度影，边界模糊。胸片：双肺纹理增强。余未见异常。化验：红细胞3.5×1012/L，白细胞5.4×109/L，血小板180×109/L，出凝血时间各1min。诊断：脾肿瘤性质待查。入院5d手术。术中见：脾肿大超过正常1倍，脾切迹上到脾门有一4.5cm×4.0cm灰白色结节，表面凹凸不平，质硬韧。脾门淋巴结不大，脾与周围无粘连，腹腔其他脏器无病变，将脾切除。术后病理报告：脾转移癌（考虑来源肺）。术后几次拍片仅见中肺的影变宽，CT检查亦未见明显异常。2个月后见咳痰带血，做气管镜检查，于右肺中叶支气管发现病变，取病理组织检查，诊断：肺小细胞腺癌（未分化型）。住院5个月死亡。
2讨论
有文献报道脾转移癌发生率为9%～16%，占脾恶性肿瘤的2%～4%。大都是经血道转移，仅少数淋巴道转移。较常见的原发癌有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大肠癌、卵巢癌等。黑色素瘤及绒癌亦可转移到脾。
用转移癌可以为单结节，亦可为多结节或多数微小结节，少数有弥漫浸润者。一般不引起脾肿大，个别弥漫浸润病例，脾重达300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