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盈利模式范例(12篇)
公司的盈利模式范文篇1
【关键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盈余管理
0引言
公允价值问题是近十年来会计前沿中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热点问题。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的新会计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尤其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新会计准则规定，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均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但是两者在会计处理上存在显著不同，交易性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由于公允价值变动所产生的未实现收益以及后期处置时产生的已实现收益均计入当期损益，直接影响利润表；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采用双重确认收益的模式进行计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未实现收益计入所有者权益，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产生的已实现收益再转入利润表。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两种不同的会计处理模式，使得两类金融资产可能存在不同的盈余管理状况。对两类金融资产投资收益与盈余管理分别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上市公司是否还存在使用金融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以及具体的操作手段，并可以进一步了解两类金融资产会计确认模式的优劣，为目前争论较多的公允价值确认损益模式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因此，本文将以2007-2010年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作为样本，通过经验数据分别验证两类金融资产的已实现收益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1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新准则实施之前，金融资产主要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导致大量未实现收益未能及时的体现在报表中，因此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控制金融资产的交易时间达到其盈余管理的目的。新会计准则实施之后，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使得金融资产的未实现利得和损失可以在发生的当期体现在会计报表上，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以及及时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上市公司采用未实现收益进行盈余管理的机会。但是新准则中规定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形成未实现收益计入资本公积，直到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再转出，计入当期损益。这一要求显示出很强的隐蔽性，上市公司仍旧可以通过操纵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收益的确认时间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牟韶红（2010）选取2008年年报中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为样本，检验了2007-2008年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上市公司盈余波动的影响。研究证实，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可能会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提供“蓄水池”，上市公司可能利用控制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时间进行盈余管理，这种现象在盈余下滑的公司更为明显。[1]王玉涛等（2009）和叶建芳（2009）同样证实管理层能够通过控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卖出时间达到调节当期盈余的目的。[2-3]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包含了已实现投资收益和未实现投资收益两部分，且未实现收益未直接反映在利润表的损益科目，显示出很强的隐蔽性。因此我们可以合理预期，在这种双重确认收益的模式下，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时机的选择来“实现”未实现投资收益，达到运用已实现收益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公允价值计量下，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其已实现投资收益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相关。
与此相对应，公允价值计量下另一种主要的金融资产是交易性金融资产，新会计准则规定企业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意图为短期交易，该类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其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待资产终止确认时再转入投资收益。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已实现投资收益和未实现收益能够及时的体现在利润表中，因此这些未实现的损失和利得都将在发生的当期付出水面，不能再为上市公司提供盈余管理的空间（张涵，2008；牟韶红，2010）[4][1]，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及时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公允价值计量下，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其已实现投资收益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不相关。
2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2.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手工收集深沪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2007-2010年年报中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或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公司。剔除财务数据缺失以及利润总额为负的样本公司，共收集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为1436家，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1266家。
2.2模型设计与变量选择
目前国内用于解释盈余管理动机的文献均机会主义观点展开的。因此本文参考吴战篪等（2009）[5]的盈余管理指标，将“利润平滑”作为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在此基础上分别设计了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已实现投资收益的盈余管理模型：
模型（1）选取持有可供出售金融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检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已实现投资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模型（2）选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公司，检验交易性金融资产已实现投资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模型中被解释变量Inv表示金融资产已实现投资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Inv主要描述金融资产已实现投资收益对公司利润总额的影响。由于上市公司对投资收益附注信息的披露存在较大差异，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无法区分，因此本文借鉴了牟韶红（2010）[1]的指标选取方式，采用扣除联营和合营企业投资收益后的投资收益作为替代数据。
Tfu和Sfu表示金融资产未实现投资收益占公司利润总额的比重。当期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处置之前为金融资产的未实现收益，一旦处置便转化为已实现收益。因此，我们预期已实现收益与未实现收益存在负的相关性。
Tfa和Sfa用于衡量两类金融资产四个季度之间的波动，表明金融资产存在价值变动、出售或购入，这些变化都会间接地影响到已实现投资收益的大小。波动性越大，可能越与本期内的数量变化有关，即本期发生出售或购入比较频繁。
此外，借鉴大多数文献普遍做法，本文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风险水平、是否同时持有另一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年度变量以及行业变量。
3实证结果与分析
我们的回归模型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2列示了各组样本的回归结果。
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盈余管理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盈余下滑的公司通过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实施了以“利润平滑”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同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未实现收益指标Sfu显著为负、季度波动指标Sfa显著为正，表明当期存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价值变动、出售或购入行为，这些变化间接地影响到已实现投资收益的大小，即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交易越频繁，产生的投资收益占利润的比重越大。
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变量EM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盈余下滑的上市公司利用交易性金融资产实施了以“利润平滑”为目的的盈余管理。但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季度波动指标Tfa并不显著，说明上市公司并不存在通过频繁买卖交易性金融资产调节其已实现收益行为。因此我们得出，上市公司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已实现收益进行盈余管理，但是并没有通过频繁买卖交易性金融资产“实现”收益。与此相反，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未实现收益不直接体现在利润表的损益科目，因此上市公司会通过频繁买卖可供出售金融“实现”收益，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表2样本的回归结果
4结论和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允价计量下，上市公司通过出售时机的选择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已实现收益进行了盈余管理；但是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特殊的会计处理方式，使得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通过买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新会计准则对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相对于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新会计准则中关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计量模式实质上仍然是采用历史成本模式确认该类金融资产的投资收益，待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时才将这部分公允价值变动转入当期损益，这种双重确认损益的模式导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很容易成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手段。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了有效避免上市公司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已实现收益和未实现收益进行盈余管理，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的后续计量模式在会计处理上统一化更为合理，既可以有效降低上市公司对金融资产分类的难度，又可以避免公司通过金融资产分类来盈余管理。
【参考文献】
[1]牟韶红.会计盈余波动与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基于2007-2008年A股公司的经验研究[C]//中国会计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10：298-309.
[2]王玉涛，陈晓，薛健.公允价值、盈余管理与市场反应：基于金融资产的经验证据[D].清华大学，2011.
[3]叶建芳，周兰，李丹蒙，郭琳.管理层动机、会计政策选择与盈余管理：基于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分类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9（3）：25-30.
公司的盈利模式范文篇2
关键词：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审计报告的激进性审计质量
一、引言
盈余管理是目前国内外会计学广泛研究的课题。Healy、Wahlen（1999）对盈余管理的定义为：当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时，旨在误导以公司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根据盈余管理所选择方式的不同，学术界将盈余管理分为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主要是利用会计准则的技术判断空间对利润进行操纵，真实盈余管理则是管理层通过次优的经营决策和运营活动管理年度内的盈余水平（Tan&Jamal，2006）。现有研究中多采用应计利润模型对应计盈余管理进行衡量，常见的应计利润模型有：Jones模型（Jones，1991）、修正Jones模型（Dechow、Sloan、Sweeney，1995）、扩展模型（陆建桥，1999）等。应计利润分离模型是通过回归模型将利润分离为非操控应计利润和操控性应计利润，并用操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和程度。而对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其计量多采用Roychowdhury（2006）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模型。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公司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过度的盈余管理甚至损害外部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及企业的长期利益，给资本市场带来诸多问题。
基于企业及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对于企业经营状况、财务成果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投资者需要第三方对企业管理层编制的财务报表进行客观独立的评价，独立审计起源于能够增强外部投资者对企业财务信息的信赖程度。独立审计是提高企业财务信息、降低成本的一种机制（Jensen&Mecking，1976）。在我国，随着市场及监管法规的不断完善，独立审计逐渐发展，然而，由于审计市场中，会计师事务所质量良莠不齐，执业质量也令人堪忧。国内学者对于审计质量的衡量有几种类型：其一，以会计师事务所（蔡春，2005；刘霞，2014；李仙、聂丽洁，2006）、行业专长（刘霞，2014；李仙、聂丽洁，2006）等变量来衡量审计质量；其二，以盈余管理程度本身来衡量审计质量（周兰、耀友福，2015；吴昊F、吴春贤、杨兴全，2015；韩丽荣等，2014；陈信元、夏立军，2006；王兵，2011），也即，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说明审计质量越差；其三，以审计意见类型来衡量审计质量（宋衍蘅、付皓，2012；刘文军等，2010；夏立军，2005）。本文借鉴GulFA审计激进性模型来衡量审计质量（吴伟荣，2015），依据2011―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探讨盈余管理与审计质量的相关性。
在我国，独立审计能否发挥其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制约作用，从而提高上市公司的信息质量呢？这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国外研究表明，审计公司为了扩展相关服务，需要在市场上营造更加良好的信誉和形象，这可能促使其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在对待客户的盈余管理行为时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从而减少客户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Arrunauda，1999）。高质量审计会降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抑制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Beckeretal.，1998；Balsametal.，2003）。相较于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以公司实际的交易活动为基础，不但成本高，对公司未来现金流有负面影响，且会损害公司的长期经营业绩，并发现在萨班斯法案通过之前，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在逐年稳定增加，而在萨班斯法案实施后，应计盈余管理显著减少，而真实盈余管理显著增多，说明萨班斯法案实施后很多企业由应计盈余管理转向真实盈余管理（Cohenetal.，2008）。
国内学者徐浩萍（2004）以审计意见类型衡量审计质量，对会计盈余管理与独立审计质量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鉴别会计盈余管理的程度，且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的方向有关。刘宇（2010）认为，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不同类型审计报告质量存在显著差异，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CPA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越严重。杨超（2013）通过对2007―2011年我国A股IPO公司的样本分析发现，IPO公司普遍使用生产成本操纵手段以外的盈余管理方式操纵盈余，审计质量越高，越有利于抑制IPO过程中的生产成本操纵和应计盈余管理，但IPO公司会更大程度地依赖销售手段操纵盈余。刘霞（2014）以2001―2011年A股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由于高质量审计师会限制客户进行应计盈余管理，企业可能会转而进行代价更高的真实盈余管理，这需要审计师和监管者格外关注及加强治理。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审计质量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假设1a：审计质量越高，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假设1b：审计质量越高，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低。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定
其中，CFOi，t为i公司第t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SALEi，t为i公司第t年的营业收入；PRODi，t为i公司第t年的生产成本，即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动之和；SALESi，t-1为i公司第t-1年的销售收入变动；DISCEXPi，t为i公司第t年的酌量性费用，即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DREMi，t（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为i公司实际的应计利润与期望应计利润之差的绝对值；DPRODi，t（操控性生产成本）为i公司实际的生产成本减去期望生产成本，即模型5中的误差项εit；DCFOi，t（操控性经营现金流量）为i公司实际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减去期望经营现金流量，即模型4中的误差项εit；DDISCEXPi，t（操控性酌量费用）为i公司实际的酌量性费用减去期望酌量性费用，即模型6中的误差项εit。
3.审计质量的衡量。本文采用Gul等（2013）提出的审计报告激进法来衡量审计质量。首先按模型8预测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包括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和否定意见）的概率：
其中：DEMi，t为盈余管理程度，分别为DNDAi，t、DREMi，t、DPRODi，t、DCFOi，t、DDISCEXPi，t；Xi，t为影响盈余管理的一系列控制变量，根据现有文献，方红星（2011）、吴伟荣（2015）等选择公司财务特征变量（ROA、TURN、EPS、LEV、SIZE）、其他变量（IND、YEAR）等作为模型控制变量，具体定义如下页表2。
四、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所使用的相关财务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根据模型需要，在计算真实盈余管理相关变量值时，部分数据涉及到2010年及2011年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挑选出原始数据2010―2014年观测值共计11915个。
考虑到金融、保险行业企业财务报表的特殊性，一般不纳入研究范围，故剔除其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其次，为避免由于IPO而诱发的盈余管理，剔除当年新上市公司样本（Teohetal.，1998）；最后剔除ST、ST*公司以及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样本观察值5852个，2012―2014年分别为1830个、1980个、2042个。
本文在样本筛选及模型计算时采用Stata11.0统计软件。为防止异常数据的干扰，在进行描述性统计之前，本文使用winsor对非缺失值两端1%的部分进行修整。
五、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DNDA的最小值为-.2298，最大值为.3058，平均值为-.0001，标准差为.0809；真实活动盈余管理DREM的最小值为-.7758，最大值为.5839，平均值为.0010，标准差为.2289，说明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且更倾向于真实盈余管理，但是各个公司的盈余管理幅度差异较大。我国审计报告激进性AGAgg的最小值为-.6894，最大值为3.9621，平均值为-.0688，与GulFAd等（2013）文章中的AGAgg平均值（-0.001）相比，我国审计报告激进程度较高。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通过pearson系数对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被解释变量应计盈余管理（DNDA）和真实盈余管理（DREM）与解释变量审计报告激进性（AGAgg）显著正相关；其中真实盈余管理的三个分变量――操控性经营现金流量（DCFO）、操控性生产成本（DPROD）和操控性酌量费用（DDIS）分别与解释变量审计报告激进性（AGAgg）显著负、正、负相关。审计报告越激进，审计质量越低，因而，这些关系总的来说都表明审计质量越高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与预计的结果一致，但仍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检验。
除了真实盈余管理内部指标之间相关系数大于0.5以外，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0.5的是每股收益（EPS）和总资产收益率（ROA），相关系数为0.7253。
由于出现在同一个模型中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所以本文接下来进行了VIF（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各个模型的VIF值均小于2，因此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分析
从表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应计盈余管理与审计报告的激进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也即上市公司审计报告的激进性越低，审计质量越高，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低；真实盈余管理与审计报告的激进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也即上市公司审计报告的激进性越低，审计质量越高，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低，验证了假设1a、1b，从而验证了假设1，也就是说，审计质量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表明独立审计对于上市公司的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发挥了制约和监督的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见表5）。对于应计盈余管理，我们采用琼斯模型重新计量，代入回归模型，研究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对于控制变量，“资产规模”用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替换资产的对数，用长期资本负债率替换资产负债率，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GulFA（2013）审计报告的激进性模型对审计质量进行了衡量，并对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分别选择模型进行衡量。本文研究结论表明，独立审计对于上市公司的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因此，投资者应该理性认识并识别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理解上市公司所披露的财务信息内涵，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同时，相关部门应当规范我国资本市场的投资环境，加强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规范与监督，重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管，定期或不定期检查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严格要求其遵守审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另外，还应不断修订和完善审计准则，充分发挥独立审计对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制约作用。
参考文献：
[1]吴伟荣，刘亚伟.公共压力与审计质量――基于会计师事务规模视角的研究[J].审计研究，2015，（3）：82-90.
[2]刘霞.高质量审计能够抑制真实盈余管理吗？[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4，（4）：54-61.
[3]迟旭升，严苏艳.我国中小企业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4，（5）：16-22.
[4]GulFA，WuD，，YangZ.DoIndividualAuditorsAffectAuditQuality？EvidencefromArchivalData[J].TheAccountingReview，2013，（6）：1993-2023.
[5]杨超，刘倩.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基于A股IPO公司的研究[J].国际商务会计，2013，（6）：80-86.
[6]方红星，金玉娜.高质量内部控制能抑制盈余管理吗？――基于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经验研究[J].会计研究，2011，（8）：53-60.
公司的盈利模式范文篇3
引言
证券市场作为现代金融市场的核心，证券公司则是重要的参与主体，这对我国的证券行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证券公司面临着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为了能够对证券公司的发展得以健康规范的进行，就需要采取新的盈利模式。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在受到内外环境变化的基础上，需要理清影响因素，构建新的盈利模式，从而使之能够适应当前的市场发展，所以加强这一层面的理论研究就有着实质性意义。
一、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及其发展现状分析
1.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内涵分析
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主要是经济体在投入经济要素后获取的现金流方式及获得其他经济利益手段的混合，主要的核心就是对现金流入途径组合的获取。现阶段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基于此，本次的研究主要从几个层面来说明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从盈利的途径层面来看主要就是能为证券公司带来盈利来源的业务，途径愈多就说明公司的盈利能力也就愈强。而在方式上就是通过途径获得收入过程中借助的一些媒介[1]。将证券公司盈利模式中业务结构合理化的呈现就能够让其收入结构更加的均衡，在资源的配置上要能得到优化，对盈利模式的不断完善更新能使其更好的顺应资本市场发展。
2.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发展现状分析
我国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发展经过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并逐步得到了完善，从发展初期的资本规模小以及资金实力有限，内部组织结构不完善等，随着时代的变迁，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现今我国的证券公司在经纪业务以及证券自营和资产管理等方面占据了大部分总收入，其中在经纪业务层面证券经纪业务收入占有比例较大，我国的证券公司开展证券经纪业务最为主要的形式就是营业部制，并已经从坐商向着行商进行了转变，而微型营业部的逐步设立也从成本上远低于传统营业部，而法律上的逐步完善也对证券经纪人队伍的发展提供了保障[2]。
另外，目前投资银行的业务层面在业务范围上主要是局限在IPO和证券发行与承销上，而像股权质押融资、约定式购回等业务的收入也有着一些不稳定特征。再者就是自营业务，这是指我国证监会批准经营证券自营业务的证券公司采用筹集资金，并在自己名义账户下实施的有价证券交易并获利的行为。券商收入来源中自营业务和市场的关系较为紧密，所以就有着不稳定性。最后就是在资产管理业务层面，通过专业信息优势来对客户委托对客户资产的管理运作。
二、证券公司盈利模式主要问题及问题成因分析
1.证券公司盈利模式主要问题分析
从我国的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发展情况来看，在诸多层面还存在着问题有待解决，主要就是收入的结构层面有着不合理的状况，其主要是依靠着经纪业务来盈利，来自投资银行及自营业务收入对总收入贡献相对比较小，所以在收入的结构上就取决于业务结构；加上资本市场的不发达，那么在证券公司拓展新业务能力以及空间上就会受到重要的影响。由于在业务的结构层面受到诸多限制就会使得收入的结构只能够向着低端二级市场经纪业务集中，最终就造成了证券公司在收入上不能够稳定[3]。
再者，我国的证券公司间的业务分工相对比较混乱，竞争激烈，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周期性特征，证券公司的利润和市场大盘的交易有着重要关系，所以就会受到经济环境和国内外政局动荡影响。除此之外就是在监管的手段以及政策层面相对比较严格，所以这也会对证券公司起到制约作用，对监管的重视而对业务的轻视就会造成证券公司的自主活动空间范围变得狭窄，对一些新的业务的拓展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此外就是盈利的方式较为单一化，以及盈利的理念层面相对比较落后，对实际成本的控制相对乏力，这样就造成了证券公司的固定成本相对较多。再有就是盈利的状况不是很稳定，对传统的几种业务的依赖性相对比较大。在风险管理的能力上也相对较弱，主要就是券商风险意识不强以及内部风险组织制度不合理，风险技术水平低等等。这些层面的盈利模式问题要能够及时的进行解决，为创新模式打下基础。
2.证券公司盈利模式问题成因分析
造成证券公司盈利模式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层面来说，主要是由于证券市场化制度层面存有缺陷，证券行业发展初期采取的准入制度较为严格，所以在垄断利润上就有着重要显现，在固定佣金制度的逐步取消下，准入制度也逐渐地放开，而从我国的政策市场来看，系统性的风险层面相对比较高，再有就是创新业务的开展在政策层面的规范也没有得到完全建立，所以证券公司就不能顺利的开展新的业务来获取利润点。这在证券公司的业务结构趋同性上就有着体现，造成缺少差异化的经营格局[4]。
另外从政策层面以及市场层面来说，由于政策环境的不完善以及市场机制的缺乏合理性等，比较容易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在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以及缺乏创新精神和风险意识薄弱等也是造成问题的重要成因。
三、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创新策略探究
第一，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创新要能够从多方面进行考虑，首先在盈利模式的创新原则上要能遵循。主要就是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创新性原则，还有要对国外发达市场的成功经验进行借鉴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将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创新效果得以有效呈现。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层面来看，证券行业建设发展不能够只是注重眼前的利益而对长期的发展得不到重视，这也是券商重构盈利模式的重要基础。
第二，从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具体创新上就要能将经纪业务的发展观念进行转变，将业务能力得以提升并抓住发展的重点，将业务的转型得以顺利实现。所谓观念转变，主要就是将依法经营和规范经营的观念得到有效落实，并要把实际的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将发展能力得到有效增强并树立增值服务为核心的理念。同时也要注意，要把服务质量得以提升，就需要加强业务能力的实践，为客户的资金安全提供保障，以及深化和拓展通道业务等，将产品的多样化以及客户机构化和交易非现场化得以实现。
第三，要把核心业务作为基础，将业务结构得到有效优化，从我国的证券行业中能够发现，各个券商并没有实现业务上的差异化，同质化现象相对比较严重。所以我国的证券公司就要能够和自身的资本规模以及服务特色、人力资源等诸多层面的因素相结合，打造核心业务，构建有着层次性和多元化的业务结构，将业务间协同效应得到充分发挥[5]。同时，证券公司还可以采用增资扩股的方式以及兼并重组的途径对业务的规模加以扩大。
第四，从业务的创新上要进一步加强，这是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改变的重要渠道，在这一过程中要能将证券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得到有效提升，随着业务转型的速度得到进一步深化，在信用交易类的业务层面就将会成为证券公司盈利模式优化的重要因素。在新三板和个股期权在内的做市商业务发展就代表了创新发展的方向，证券公司也要能够从个股期权做市商业务中获取丰厚利润，并逐渐成为稳定利润收入来源。
第五，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创新还要能在监管层面进行加强，从而推动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改变，主要就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创新以及差异化的服务目的及实质就是监督层迫切希望拓宽证券公司业务领域作为手段，对实际的问题加以解决。不仅如此，在风险管理的体系完善层面也要能够加强，首先就是要能够树立科学化的风险管理的理念，证券公司的全部业务要能够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加以运作[6]。再者就是要构建风险管理组织的模式并使之健全的呈现，还有就是对风险评估以及计量体系要合理化的构建，以及在风险的规避机制层面得到完善化。
公司的盈利模式范文篇4
【关键词】现行会计准则；资产减值；盈余管理；琼斯模型
一、引言
为了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资产的质量，提高财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我国财政部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资产减值的会计政策。1998年，财政部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规定所有股份有限公司应对短期投资、应收账款、存货以及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2000年12月29日，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制度》扩大了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范围，在原来四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和委托贷款减值准备。加上原来的四项减值准备，共有八项减值准备，简称“八项计提”，表1列示了我国八项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处理。
从以往的实践来看，资产减值政策对客观反映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直接影响企业的当期损益，随着计提减值资产范围的扩大，资产减值逐渐成为了企业操纵利润的手段。
财政部在2006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以下简称现行资产减值准则）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这一规定理论上大大缩小了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
自现行资产减值准则实施后，国内大部分学者对其变化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许多现行资产减值准则在抑制企业盈余管理方面有显著效用的结论。但是他们所采用的大多数为现行准则实施后前几年的数据，我们知道，新政策效用性的显现所需时间较长，所以现行资产减值准则实施后前几年的数据能否真实反映准则的效用，是值得怀疑的。
到目前为止，现行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已经实施了六个会计年度，究竟现行会计准则是否在遏制企业盈余管理方面达到了其预期的目的以及是否减少了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性是本文所研究的内容。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初盈余管理在西方会计界提出以来，盈余管理就一直倍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Zucca和Campell（1992）研究了1978年至1983年之间67家公司的77次减值，研究结果表明资产减值成为了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Hflin和Warfield（1997）研究了1985年至1991年之间宣告资产减值的588家公司并与配比的同行公司进行比较，研究表明公司为了粉饰利润存在递延资产减值的行为。Teoh，Wong&Rao（1998）检验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发行前后的折旧和坏账准备政策，发现与非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公司相比，这些公司存在发行股票及以后年度通过折旧和坏账政策调整盈余的倾向。Mcnichds（1988）、Wilson（1988）研究发现，当企业濒临亏损或者利润较高时，管理当局存在通过资产减值平滑利润的现象。
西方学者对于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采用估计操纵性应计利润来检验选定样本在统计意义上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国内外普遍采用的度量盈余管理的模型都旨在从总应计利润中分离出可操纵应计利润来实现对盈余管理行为的检测。1991年Jones基于（Healy1985）及（DeAngelo1986））的模型，把总应计利润分为操纵性的和非操纵性的两种，并提出了时间序列模型即Jones模型，侦测盈余管理的现象。Dechow、Sloan和Sweeney（1995）在Jones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正Jones模型。陆建桥（1999）综合研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提出了扩展琼斯模型，此模型经检验是检测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效果较为显著的模型。本文研究盈余管理测算可操纵应计利润所采用的就是扩展Jones模型。
（二）国内文献综述
我国对盈余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早期绝大部分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盈余管理产生的动因、常用手段以及如何有效防治，直到1999年陆建桥在其发表的《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第一次对盈余管理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研究他发现亏损上市公司存在操纵应计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廖理（2004）对国内外学者测算盈余管理行为的方法以及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总结。并指出Jones模型对可操纵应计利润的计算效果较为显著。欧阳令南（2008）在盈余管理研究模型的有效性以及盈余管理与资产减值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他认为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虽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显著相关，但是其作用很小。
此外，自现行会计准则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学者在资产减值准备与盈余管理问题方面的实证研究较少。现行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有些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形成实质性差异，且已经在上市公司实施，所以研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以实证数据论证现行资产减值会计准则能否制约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现行的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准备的冲回做了严格的规定。按照现行会计准则，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跌价准备、在建工程跌价准备和无形资产跌价准备在计提后不能冲回，只能在处置相关资产后，再进行会计处理，利用这些资产减值准备项目调节利润的空间将大大缩小，上述的限制性规定将对上市公司的利润操纵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现行会计准则对应收账款、长期投资、短期投资和委托贷款的减值准备项目未做规定，也有一些上市公司利用这些减值准备项目操纵利润。此外，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后借款费用资本化范围的扩大、公允价值运用范围的拓展、资产减值中会计选择与职业判断的增多、研发支出的非完全费用化处理，客观上增加了盈余管理的空间。鉴于以上，本文提出假设：
H1：现行会计准则颁布实施前与后，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现象，并且现行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较之前有所增加
H2：现行会计准则（资产减值）颁布实施后，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的影响降低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中国证监会（CSRC）行业股票列表中486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虑到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后其预期效果的显现可能滞后以及上市公司借助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是在几个会计年度进行的，所以本文选择2002―2011年10年期间数据完整的152家公司为样本，并且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三）模型建立与变量定义
1.盈余管理模型与变量定义
目前，在众多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中，西方国家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总应计利润法。该法通过分析总应计利润中的可操纵部分来检测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为了消除不同上市公司经济实力与规模的差异对测算结果的影响，本文以操纵性应计利润与年初资产总额的百分比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的尺度。采用陆建桥（1999）的扩展Jones模型测算企业的操纵性应计利润（DAcc），计算公式如下：
（1）非操纵性应计利润
NDAccit/TAit-1=β1（1/TAit-1）+β2[（REVit-RECit）/TAit-1]+β3（PPEit/TAit-1）+β4（IAit/TAit-1）+？坠it（1）
NDAccit：第i个公司第t年非操纵性应计利润；TAit-1：第t-1年的总资产；REVit：第t年销货收入变动；RECit：第t年应收账款变动；PPEit：第t年固定资产；IAit：第t年无形资产；？坠it：误差项；i：第i家公司。对应系数β1，β2，β3，β4等于公式（1）中B1，B2，B3，B4在整个样本中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值。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扩展Jones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TAccit/TAit-1=B1（1/TAit-1）+B2[（REVit-RECit）/TAit-1]+B3（PPEit/TAit-1）+B4（IAit/TAit-1）+？坠it（2）
TAccit：估计期总应计利润，在公式中用（REVit-RECit）反映公司各年的经营业绩变化，PPEit反映公司第t年的固定资产规模大小，为了消除各个公司规模对应计利润总额的影响，各个变量都除以TAit-1。
（2）操纵性应计利润
DAccit/TAit-1=TAccit/TAit-1-NDAccit/TAit-1（3）
DAccit/TAit-1：第i个公司第t年的经过总资产调整后的操纵性应计利润。
2.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模型的建立与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式（4）回归模型分析资产减值准备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EM=λ1+λ2K1+λ3K2+λ4K3+λ5Z+δit（4）
通过（3）式计算得出经过总资产调整后的操纵性应计利润，取其绝对值作为盈余管理的金额（EarningManagement，以下简称EM），K1―K3为控制变量，K1表示公司的资产规模即公司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K2表示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即净利润与净资产的比值；K3表示资产负债率即公司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Z表示资产减值准备变量，它是由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即第t年资产减值准备-第t-1年资产减值准备）/（第t年总资产+第t年资产减值准备）的绝对值表示的，λ2―λ5表示回归系数，δit是误差项。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模型中涉及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第一，资产减值特征变量。观察2002―2011年这10年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变化。从表4可以看出，总体上，准则变化后的资产减值计提比例小于准则变化前的资产减值计提比例。2002、2005、2006、2010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比例为负数，说明资产减值转回的数值大于计提的数值。现行会计准则禁止转回部分资产减值，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比例缩小了，一方面说明我国普遍存在虚提资产减值以操纵利润的现象，现行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更明确的计提标准及披露要求使企业计提资产减值更加谨慎，缩小了企业虚增资产的空间，使企业的财务信息更加透明；另一方面由于2007年与2008年宏观经济形势给大多数企业造成了负面影响，并且现行会计准则的实施使得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受到限制，使得企业不得不放弃通过过度计提资产减值降低本年利润，减少以后年度资产减值的选择。第二，盈余管理的金额（EM）。从表5可以看出，准则变化前EM为0.0627，准则变化后EM为0.1053，准则变化后上市公司可操纵利润的值明显高于准则变化前，说明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强度有所增加，支持了假设1。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比例缩小而盈余管理强度却有所增加。从而可以得出，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在盈余管理的内容、方式、目的上较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前有所改变，并且盈余管理的强度有所增加。
（二）回归分析
为了准确考察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前后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变化，本文对加入控制变量的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模型运用SPSS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可以看出，准则变化前与准则变化后样本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与盈余管理金额的变化都呈现正相关，说明公司管理层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仍继续存在，并且准则变化前的回归系数为0.089显著大于准则变化后的回归系数0.057。说明资产减值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准则变化前比准则变化后大，支持了假设2。以上结果进一步说明，现行会计准则缩小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有所改变，利用其他可操纵因素调节利润的强度有所增加。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2002―2011年我国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金额（EM）的测算以及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回归分析发现，从盈余管理金额（EM）的测算结果来看，准则变化后上市公司可操纵利润的值高于准则变化前，说明上市公司仍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并且其强度有所增加，支持了假设1。从资产减值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看，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调整盈余、财务指标的可能性减少。现行会计准则对部分资产减值计提标准及计提后不可转回的规定，缩小了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使资产减值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降低，支持了假设2。现行会计准则对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制约，提高了企业所提供的财务信息的透明度。
由此可见，现行会计准则的出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封住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渠道”。但是作为一个生产会计信息的技术规范，会计准则本身并不能完全消除企业的盈余管理。再者，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同会计准则的相互博弈会愈演愈烈，盈余管理手段也会越发难以识别。因此，客观上要求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要向国际准则靠拢，更要求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控制性，以达到资源合理化配置的最终目的。同时，在准则执行环节，应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操守，在选择会计方法时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在准则执行的监督环节，应增强外部监管者的职业判断能力，能准确判断公司计提减值的动机，并对其盈余管理行为起到制约作用。
本文的局限在于所采用的Jones模型虽然是学术界进行盈余管理研究普遍采用的模型，但是它并没有将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完全体现。另外，盈余管理的产生除了有资产减值的作用外，还有其他诱因。因此，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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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盈利模式范文篇5
关键词：有序probit模型；沪深300；净资产收益率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2
一、引言
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快速发展，具体表现在上市公司中基金持股比例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长并且拥有充足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因此，通常被认为可以稳定股价，增加净资产收益率。而总资产增加值会直接影响公司的运营状况，在资本主导市场的情形下，增加总资产也可以影影响公司的盈利。然而具体有什么样的影响依然有待研究。下图1是我国沪深300家公司在2012年末的净资产收益率，从图可知，这300家公司的盈利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类。
图1沪深300的净资产收益率
对于有序probit模型的研究，张二米（2007）选取我国市场值较大的十只股票估计了有序probit模型并做了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该模型不能解释中国股票市场价格变动的实际情况，模型仍有待进一步研究[1]；陈磊（2009）认为有次probit模型可以捕捉价格的离散特征。较长交易时间间隔可能表示坏消息，股价下跌。而相对于卖方交易量，买方交易量更具有信息含量[2]；张妍妍（2011）应用probit模型对36家上市公司的进行研究，发现总资产净利润率、销售净利率、主营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等七项财务指标能较好地反映退市公司与非退市公司的差异性[3]；姜毅（2011）采用修正优序融资检验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对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偏好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我国存在着明显的外源融资偏好，然而，在外源融资中更偏向于股权融资[4]。
与国内其他的对于股市的量化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采用了基于概率理论的有序离散选择模型-有序probit模型来检验沪深300的盈利情况，并通过计算确定上市公司在增加基金持股比例与总资产增长率时，公司盈利等级的变化方向。此外，本文通过模型在样本外区间的模拟来验证模型的精确性。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采用的是2012年末沪深300指数，选取300家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基金持股比例及总资产增长率三个指标，且分别用、Rate、Rtotal表示。所有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
有序probit模型
有序因变量模型是由Aitchisen和Silvey在1957年提出，有序因变量模型中被解释变量表示等级的分类，由于选项的有序性，因此称其为有序因变量模型。
倘若有一个隐变量与解释变量呈线性关系，其中，不包含截距项。由图1可知，将沪深300的净资产收益率被离散化为三个等级，则被解释变量与隐变量存在如下关系[5]：
其中，和为阈值，为解释变量分量。而被解释变量与隐变量对应关系为：。由此我们就可以求得每个公司在不同盈利等级上的概率。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对中的解释变量求偏导数，从而计算解释变量增加一单位时，被解释变量的变化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三、实证分析
基于上述阐述的有序probit模型，我们以净资产收益率为因变量，以基金持股比例和总资产增长率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得：
（1）
（6.88）（2.84）
两个阈值分别为
由公式（1）可知，基金持股比例与总资产增长率对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都有增加作用，且增加一单位的基金持股比例会增加4.67单位净资产收益率；增加一单位总资产会增加0.035单位的净资产收益率。
基于沪深300的每一家公司的解释变量数据都可以计算每一个隐变量的值的值，同时，也可以计算该公司处于三个盈利等级的概率预测值，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最大的概率等级判断该公司的盈利状况，3个盈利等级的计算方法如下：
（2）
用对沪深300的等级进行预测得到隐变量及各等级对应的概率值，如下图2所示，其中隐变量为横坐标，为纵坐标，并分别代表公司处于亏损、中利及高利状态。
图2沪深300每家公司3个等级的概率预测值
由上图1我们可以得知给定一家公司的隐变量，我们即可大致判断该公司是出于亏损、中利还是高利状态。
残差图
图3y等于1、2、3时对应的残差分布图
从图3可知，残差是一致的但是不是有效的。
以平安银行（000001）为例，2012年末平安银行的基金持股比例为0.1375，总资产增长率为0.3357，首先有公式（1）可得隐变量为：
相应的，由公式（2）我们可以求得平安银行公司处于亏损、中利及高利的概率分别是：
此时，，个概率值分别为0.0038、0.9826及0.0136，相对于第二等级的最大，因此可以大致确定平安银行的盈利水平处于第2盈利等级（中等盈利），从图2也可以很直观的得到。
由上文可知，在已知上市公司的基金持股比例与总资产增加率时，我们就可以得到该公司在三个等级盈利情况的概率值，从而可以确定该公司的盈利情况。然而，当基金持股比例与总资产增加值每变化一个单位时会对各等级盈利情况引起多大程度的变化仍然值得研究。
1.对而言，当基金持股比例与总资产增长率每增加一单位时有：
这时，，说明当和都增加一个单位时，平安银行处于第一盈利等级的概率将下降0.0132单位。
2.对而言，当基金持股比例与总资产增长率每增加一单位时有：
这时，，说明当Rate和Rtotal都增加一个单位时，平安银行处于第二盈利等级的概率将下降0.9727单位。
3.对而言，当基金持股比例与总资产增长率每增加一单位时有：
这时，，说明当和都增加一个单位时，平安银行处于第三盈利等级的概率将上升0.9860单位。
从上述三个结果来看，当和都增加一个单位时，平安银行处于第一盈利等级的概率将下降0.0132单位；处于第二盈利等级的概率将下降0.9727单位；处于第三盈利等级的概率将上升0.9860单位。因此，在增加和时，平安银行趋向于第三盈利等级即处于高等盈利的概率最大为0.9860，且脱离中等盈利的概率达到0.9727。换句话说，当平安银行的基金持股比例和总资产增长率都增加一单位时，会驱使它迈向高等盈利的阶段。
然而，对于股市上的每一家公司，只要已知该公司的和时我们都可以得到该公司在三个盈利等级下的概率，并可以得到当和都增加一单位时，该公司的盈利的发展方向。下表（1）是对七家上市公司的和增加以单位，对应的盈利等级变化情况及发展趋势。
表1七家上市公司的盈利变化情况
由此可以看出，在增加上市公司的和时，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盈利变化，处于亏损的公司会向中等盈利移动；处于中等盈利的公司会向高等盈利移动；处于高等盈利的公司依然保持高等盈利。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沪深300家上市公司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每增加一单位基金持股比例，会增加4.76单位的净资产收益率；上市公司每增加一单位的总资产增长率，会增加0.035单位的净资产收益率。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结论：
首先，对上市公司而言，由于基金持股比例对净资产收益率作用显著，应适当增加基金持股比例，从而保证股市的稳定性与盈利性。
第二，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控制公司的总资产增长率。与基金持股比例相比，总资产增长率对净资产收益的影响略小，因此可以作为辅助调节工具。
第三，对每个公司而言，由本文所构造的模型，可以根据基金持股比例与总资产增长率的估值计算出公司所处的盈利水平。
最后，上市公司增加一单位基金持股比例与总资产增长率会引起三个盈利等级的变化，通过三个概率值的符号及大小得到公司盈利变化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张二米.有序probit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的检验[J].财经论坛，2007，494（3）：360-361.
[2]陈磊.基于序次Probit模型的离散股价研究[J].系统工程学报，2009，24（9）：561-562.
[3]张妍妍.基于Probit模型的中国上市公司退市风险预警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1，150（1）：45-46.
公司的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3-000-02
引言
证券市场作为现代金融市场的核心，证券公司则是重要的参与主体，这对我国的证券行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在新的发展阶段，证券公司面临着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为了能够对证券公司的发展得以健康规范的进行，就需要采取新的盈利模式。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在受到内外环境变化的基础上，需要理清影响因素，构建新的盈利模式，从而使之能够适应当前的市场发展，所以加强这一层面的理论研究就有着实质性意义。
一、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及其发展现状分析
1.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内涵分析
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主要是经济体在投入经济要素后获取的现金流方式及获得其他经济利益手段的混合，主要的核心就是对现金流入途径组合的获取。现阶段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基于此，本次的研究主要从几个层面来说明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从盈利的途径层面来看主要就是能为证券公司带来盈利来源的业务，途径愈多就说明公司的盈利能力也就愈强。而在方式上就是通过途径获得收入过程中借助的一些媒介[1]。将证券公司盈利模式中业务结构合理化的呈现就能够让其收入结构更加的均衡，在资源的配置上要能得到优化，对盈利模式的不断完善更新能使其更好的顺应资本市场发展。
2.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发展现状分析
我国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发展经过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并逐步得到了完善，从发展初期的资本规模小以及资金实力有限，内部组织结构不完善等，随着时代的变迁，证券公司的盈利模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现今我国的证券公司在经纪业务以及证券自营和资产管理等方面占据了大部分总收入，其中在经纪业务层面证券经纪业务收入占有比例较大，我国的证券公司开展证券经纪业务最为主要的形式就是营业部制，并已经从坐商向着行商进行了转变，而微型营业部的逐步设立也从成本上远低于传统营业部，而法律上的逐步完善也对证券经纪人队伍的发展提供了保障[2]。
另外，目前投资银行的业务层面在业务范围上主要是局限在IPO和证券发行与承销上，而像股权质押融资、约定式购回等业务的收入也有着一些不稳定特征。再者就是自营业务，这是指我国证监会批准经营证券自营业务的证券公司采用筹集资金，并在自己名义账户下实施的有价证券交易并获利的行为。券商收入来源中自营业务和市场的关系较为紧密，所以就有着不稳定性。最后就是在资产管理业务层面，通过专业信息优势来对客户委托对客户资产的管理运作。
二、证券公司盈利模式主要问题及问题成因分析
1.证券公司盈利模式主要问题分析
从我国的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发展情况来看，在诸多层面还存在着问题有待解决，主要就是收入的结构层面有着不合理的状况，其主要是依靠着经纪业务来盈利，来自投资银行及自营业务收入对总收入贡献相对比较小，所以在收入的结构上就取决于业务结构；加上资本市场的不发达，那么在证券公司拓展新业务能力以及空间上就会受到重要的影响。由于在业务的结构层面受到诸多限制就会使得收入的结构只能够向着低端二级市场经纪业务集中，最终就造成了证券公司在收入上不能够稳定[3]。
再者，我国的证券公司间的业务分工相对比较混乱，竞争激烈，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周期性特征，证券公司的利润和市场大盘的交易有着重要关系，所以就会受到经济环境和国内外政局动荡影响。除此之外就是在监管的手段以及政策层面相对比较严格，所以这也会对证券公司起到制约作用，对监管的重视而对业务的轻视就会造成证券公司的自主活动空间范围变得狭窄，对一些新的业务的拓展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此外就是盈利的方式较为单一化，以及盈利的理念层面相对比较落后，对实际成本的控制相对乏力，这样就造成了证券公司的固定成本相对较多。再有就是盈利的状况不是很稳定，对传统的几种业务的依赖性相对比较大。在风险管理的能力上也相对较弱，主要就是券商风险意识不强以及内部风险组织制度不合理，风险技术水平低等等。这些层面的盈利模式问题要能够及时的进行解决，为创新模式打下基础。
2.证券公司盈利模式问题成因分析
造成证券公司盈利模式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层面来说，主要是由于证券市场化制度层面存有缺陷，证券行业发展初期采取的准入制度较为严格，所以在垄断利润上就有着重要显现，在固定佣金制度的逐步取消下，准入制度也逐渐地放开，而从我国的政策市场来看，系统性的风险层面相对比较高，再有就是创新业务的开展在政策层面的规范也没有得到完全建立，所以证券公司就不能顺利的开展新的业务来获取利润点。这在证券公司的业务结构趋同性上就有着体现，造成缺少差异化的经营格局[4]。
另外从政策层面以及市场层面来说，由于政策环境的不完善以及市场机制的缺乏合理性等，比较容易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在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以及缺乏创新精神和风险意识薄弱等也是造成问题的重要成因。
三、证券公司盈利模式创新策略探究
第一，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创新要能够从多方面进行考虑，首先在盈利模式的创新原则上要能遵循。主要就是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创新性原则，还有要对国外发达市场的成功经验进行借鉴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将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创新效果得以有效呈现。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层面来看，证券行业建设发展不能够只是注重眼前的利益而对长期的发展得不到重视，这也是券商重构盈利模式的重要基础。
第二，从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具体创新上就要能将经纪业务的发展观念进行转变，将业务能力得以提升并抓住发展的重点，将业务的转型得以顺利实现。所谓观念转变，主要就是将依法经营和规范经营的观念得到有效落实，并要把实际的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将发展能力得到有效增强并树立增值服务为核心的理念。同时也要注意，要把服务质量得以提升，就需要加强业务能力的实践，为客户的资金安全提供保障，以及深化和拓展通道业务等，将产品的多样化以及客户机构化和交易非现场化得以实现。
第三，要把核心业务作为基础，将业务结构得到有效优化，从我国的证券行业中能够发现，各个券商并没有实现业务上的差异化，同质化现象相对比较严重。所以我国的证券公司就要能够和自身的资本规模以及服务特色、人力资源等诸多层面的因素相结合，打造核心业务，构建有着层次性和多元化的业务结构，将业务间协同效应得到充分发挥[5]。同时，证券公司还可以采用增资扩股的方式以及兼并重组的途径对业务的规模加以扩大。
第四，从业务的创新上要进一步加强，这是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改变的重要渠道，在这一过程中要能将证券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得到有效提升，随着业务转型的速度得到进一步深化，在信用交易类的业务层面就将会成为证券公司盈利模式优化的重要因素。在新三板和个股期权在内的做市商业务发展就代表了创新发展的方向，证券公司也要能够从个股期权做市商业务中获取丰厚利润，并逐渐成为稳定利润收入来源。
第五，对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创新还要能在监管层面进行加强，从而推动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改变，主要就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创新以及差异化的服务目的及实质就是监督层迫切希望拓宽证券公司业务领域作为手段，对实际的问题加以解决。不仅如此，在风险管理的体系完善层面也要能够加强，首先就是要能够树立科学化的风险管理的理念，证券公司的全部业务要能够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加以运作[6]。再者就是要构建风险管理组织的模式并使之健全的呈现，还有就是对风险评估以及计量体系要合理化的构建，以及在风险的规避机制层面得到完善化。
四、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发展方向在能够明确化的前提下，要加强证券公司盈利模式的创新策略实施，并对实际存在的问题加以切实分析并有效解决，只有从多方面进行考虑才能够使得证券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面对当前的市场发展，要慎重对每一个环节做好控制，避免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造成证券公司的损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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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丽娅.浅析我国券商盈利模式的转型[J].经营管理者，2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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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盈利模式范文1篇7
关键词：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财务困境
盈余管理现象在中国上市公司非常普遍，其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是应计盈余管理，二是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是在现行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粉饰或掩盖公司真实经营业绩的行为，通常采用对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来实现。而改变公司实际经济活动的盈余管理称为真实盈余管理，这种盈余管理方式会对公司的现金流、未来经营业绩以及长期价值产生影响。区分两种盈余管理方式，对深入理解盈余管理行为和盈余管理经济后果意义重大。财务困境作为经济后果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利益相关者关系重大，而目前有关这两种盈余管理方式是否会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本文就是在适当控制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了这两种盈余管理方式是否会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
一、文献回顾与评述
关于这两种盈余管理方式对公司未来业绩影响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并不罕见，但是直接研究盈余管理是否会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方面的研究却很是匮乏，而且研究方向多集中于已经陷入财务困境公司是否会进行盈余管理以帮助公司脱困，如张炳才、董宝根[1]研究证实相比于常态下的公司，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其公司管理层更可能进行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在盈余管理对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方面，成果非常丰富：如王福胜、古姗姗、程富[3]证实了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都会对公司未来业绩产生不好的影响，且公司短期经营业绩受应计盈余管理影响更大一些，公司长期经营业绩受真实盈余管理影响更大。李增福、郑友环、连玉君[4]同样也证实了应计盈余管理会导致融资之后公司业绩的短期下滑，而真实盈余管理则会导致公司业绩长期下滑。李彬和张俊瑞[5,6,7]得出盈余管理采用销售操控方式不利于未来股东获利能力以及公司投资水平；盈余管理采用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方式会削弱公司未来的经营能力，这些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经济后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考虑到委托契约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公司管理层会对业绩进行调控，粉饰报表以应对相关利益集团对其施加的盈余压力。盈余管理一旦发生将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债权人产生很大负面影响，这些结果将反作用于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例如造成上市公司融资困难，影响经营业绩，陷入财务困境。所以本文提出假设：H1：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越有可能陷入财务困境。由于应计盈余管理改变了不同期间的盈余分配，因此会存在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反转现象，公司随后经营业绩下滑，导致公司财务困境。Roychowdury[9]将真实盈余管理分为三个部分：销售操控(实行宽松的信用政策和提供异常的价格折扣)、生产操控(生产过度)和酌量性费用操控(削减合理的当期费用支出)。销售操控会使公司实际经营现金流量低于期望值，生产操控的结果是公司实际生产成本高于期望值，费用操控的结果是公司实际酌量性费用低于期望水平。所以真实盈余管理会导致异常低的经营现金流量(CFO)、异常低的酌量性费用(DISEXP)和异常高的生产成本(PROD)。真实盈余管理通过构造交易活动会直接导致现金流量的改变，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实质性损害，所以本文提出假设：H2a：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公司越容易陷入财务困境；H2b：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公司越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三、研究设计
(一)盈余管理的度量
1.应计盈余管理的度量本文选用修正琼斯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差额得出总应计利润(TA)，总应计利润可进一步分为非操纵性应计利润(NDA)和操纵性应计利润(DA)。模型计算得出操控性应计利润(DA)来度量应计盈余管理。2.真实盈余管理的度量①经营现金流量模型见模型(1)：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bCFO)、异常生产成本(AbPROD)和异常的酌量性费用(AbDISEXP)分别用公司当年的实际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实际生产成本和实际酌量性费用减去估计出的期望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期望生产成本和期望酌量性费用计算所得，作为识别和度量上述三种真实盈余管理手段的变量。考虑到公司可能同时使用这三种真实盈余管理手段，而且真实盈余管理会导致异常低的CFO，异常低的DISEXP和异常高的PROD，所以本文设定的用于度量真实盈余管理的总量指标如下：REMt=AbPRODt-AbCFOt-AbDISEXPtREM是度量真实盈余管理的总量指标，盈余操控的方向用REM正负反映。
(二)盈余管理与财务困境的模型设计
由于被解释变量，即公司是否被ST是二分类型变量，所以本文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和财务困境的关系展开研究。具体模型如下：其中Z=a+bixi(i=1,2,3…)，a是截距，xi是变量DA、REM、SIZE、LEV、ROE，bi是回归系数，p(Yi=1)是公司发生财务困境的概率，对于公司因财务困境异常而被ST的，取Y=1，否则Y=0。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2014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公司中因连续两年净利润为负而被ST的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如果将上市公司被ST的年份定义为t年，那么该公司就是t-1年陷入财务困境的，而且上市公司t-1、t-2连续两年的净利润都是负值，因此分析公司盈余管理与财务困境的相关性时选用的是t-3年的数据。剔除因其他非正常情况而被ST、上市两年内就被ST、数据缺失严重以及金融类的公司，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选择了2009-2014年因为财务异常而被ST的公司中的91家。并且按照1：1配对原则，以“同行业和相近的资产规模”为标准，选取配对的健康公司91家，共得到样本公司182家。数据来自CSMAR和RESSET数据库以及巨潮资讯网。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采用SPSS22.0对182个样本进行Logistic回归得到回归结果。DA与财务困境在1%的水平上显著，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H2a得到验证。回归结果还可以看出，ROE与财务困境在5%的水平上显著，二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外，财务杠杆与企业是否陷入财务困境在5%水平上显著，二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回归结果并没有得出真实盈余管理与财务困境的显著相关关系，假设H2b没有得到验证，但是本文并不认为真实盈余管理与财务困境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如同前文所述，真实盈余管理通常会造成对公司长期的实质性损害，公司经营业绩、财务状况不会很快对其做出反映，但是长期来看，真实盈余管理对公司持续发展造成的实质性损害，很有可能导致公司被ST。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公司的盈利模式范文篇8
(一)研究方法综观现有的盈余管理计量方面的相关文献,盈余管理的实证计量方法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应计利润分离法、具体应计利润法以及盈余分布法。盈余分布法通过分析确定企业可能实施盈余管理的阈值点,然后检验阈值处密度函数光滑或连续性来判断企业是否在阈值点实施盈余管理。在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实施收购时,管理层会利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会计监管制度的不完备性实施盈余管理,由于各家实施MBO的上市公司盈余水平存在显着差异,因此,很难合理确定一个阈值点以检验上市公司管理层是否实施盈余管理。特定项目应计法适合特定行业的某一项或一组应计项目。而实施MBO的上市公司涉及多个行业,并且需对可能实施盈余管理的多个应计项目进行分析检验。因此本文的实证研究不适合采用盈余分步法和特定项目应计法。本文采用应计利润分离法进行实证研究。应计利润分离法采用模型将应计利润分离为可操纵应计利润(DiscretionaryAccruals,DA)和不可操纵应计利润(Non—DiscretionaryAccruals,NDA),并用可操纵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和程度。Kaplan(1985)指出会计中权责发生制的本质是应计利润(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在对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的计量中应考虑经济环境的改变对企业应计利润产生的影响。在利用应计利润分离方研究盈余管理的模型中,只有琼斯模型及其衍生的模型明确地将经济环境改变引入到对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的估计中。
Dechow,Sloan&Sweeny(1995)、Guay,Kothari&Watts(1996)、Thomas(2000)等对应计利润分离法相关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表明,琼斯模型和修正的琼斯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相对较为可靠。而陆建桥(1999)、陈小悦、肖星和过晓燕(2000)、夏立军(2003)的研究则证明,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琼斯模型和修正的琼斯模型同样较为适用。考虑到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李清(2008)、吴连生(2007)、王婷等2009、张雷2009,而琼斯模型假设销售收入不会被操纵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本文采用修正的琼斯模型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的盈余管理进行分析。修正的琼斯模型如下:TA=NI一CFO(1)式中,TA。表示应计利润总额,NI表示净利润,CFO.表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这三个指标均为经过第t—l期期末总资产调整后的第t期数值。TA产l(1/A_1)+仅2l(AREV.一AREC)/A『-1j+3(PPECAl_1)(2);NDA=仅1(I/A1)+2l(AREV一AREC.)/A_1j+3(PPE/A}-1)(3);DA.=TA一NDA(4)式中,NDA表示经过第t一1期期末总资产调整后的第t期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DA表示经过第t一1期期末总资产调整后的第t期的操控性应计利润,AREV。表示第溯和第t一1期的收入差额;AREC。表示第t期和第t一1期的应收账款的差额;PPE表示第t期期末的固定资产价值;A表示第t一1期期末总资产;、:、0【表示公司特征参数,可以运用估计期各项数值进行回归取得。根据修正的琼斯模型,本文先采用配对公司的相关数据通过式2估计参数d、Q、仅,,然后将估计出的参数带人式3,采用样本公司相关数据计算出样本公司的非操纵性应计利润(NDA),最后通过式4计算实施MBO的上市公司在管理层收购当年及前后各2年的操控性应计利润(DA)。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自2000年至2007年期间实施管理层收购的上市公司。本文主要研究上市公司管理层在实施MBO前后是否对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样本选取遵循如下原则:
(1)本文所研究的管理层收购是指实施收购后,管理层对上市公司具有实际的控制权,或能够对上市公司的生产运营产生重大影响,而带有股权激励性质的管理层持股的上市公司。
(2)本文以股权收购协议签署的时间作为实证研究中管理层收购的时间。上市公司转让价格已经确定,并且转让价款一般也已支付,管理层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并且获得政府批准,因此,本文以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日作为管理层实施收购的时间。
(3)本文所研究的管理层收购剔除由于上市公司原大股东减持使管理层自动成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管理层没有足够的压力或动力在管理层收购前实施“向下”的盈余管理,或在管理层收购后实施“向上”的盈余管理,有可能会影响研究的整体效果。(4)上市公司必须在MBO实施前2年上市交易,并且在MBO实施后2年内控制权没有发生变化;管理层收购完成当年及前、后2年的财务数据必须完整,必须是2008年以前进行MBO的上市公司。不考虑2ooo~之前实施管理层收购的上市公司。因此选取了实施管理层收购的34家样本公司,见表(1)。表(2)显示了实施MBO的上市公司年度及行业分布。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的行业分布涉及13个行业,以传统行业为主,并且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样本公司实施管理层收购的年度主要集中在2002年和2004年,这是由于在2003年财政部一度暂停对国有上市公司实施管理层进行审批,因此,导致2003年实施管理层收购的数量较少。本文选取配对样本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与样本公司的所属行业相同或相近;与样本公司的资产规模在实施MBO的前一年较为接近;配对样本公司在同一时期没有发生其它重大事项。本文数据来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cnlist.eom)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数据库)。
实证检验
公司的盈利模式范文篇9
【关键词】盈余管理；盈余操纵
盈余管理作为会计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吸引着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形成了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盈余管理研究由实证会计研究中的报酬计划假设发展而来。他们对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已接近30年，对盈余管理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基本理论，成为现代会计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领域。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学者开始了对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到现在为止，我国学者已经形成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笔者对2006-2011年《会计研究》所发表的有关盈余管理文章按照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两种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分类，进而来阐述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进行简单的评述，以期能把握从新会计准则实施前一年到2011年盈余管理问题研究的主要方法、现状及研究趋势。
一、文献回顾
按照一般研究方法即实证研究还是规范研究将有关2006-2011年《会计研究》所发表的有关盈余管理文章进行梳理如下：
（一）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
赵春光（2006）采用比率比较方法和分布检验方法研究上市公司是否利用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进行了盈余管理，是否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来达到避免亏损的目的，资产减值对公司盈利与否和盈利增长与否的影响。统计结果证明了以下四个结论：减值前亏损的公司会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来避免亏损；减值前亏损并且无法以转回资产减值避免亏损的公司会以计提资产减值进行bigbath，为下一年盈利做准备；减值前盈利的公司会以资产减值进行利润平滑化的盈余管理；减值前盈利的公司会以转回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来避免盈余下降。这些结论与《资产减值》准则的规定一致，也是不允许转回已确认资产减值的缘由。
杨旭东、莫小鹏（2006）选择了于1999-2001、2001-2002、2002-2003三个年度区间分别在市的所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直方图法和概率密度函数法相结合的方法，在对每个上市公司连续三年的ROE分布情况进行跟踪观察的基础上，研究了新配股政策出台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并揭示了盈余管理的特征，得出了每一次配股政策的变化会引起盈余管理现象发生变化，当配股政策对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中的每一年的ROE都有限制时（如前两次配股政策），上市公司单独一年的盈余管理现象便十分明显，当配股政策放宽对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中每一年ROE的限制，而改为对连续三年ROE之和的定量规定时（如200l年的新配股政策），上市公司单独一年的盈余管理现象减弱了，如6%、10%现象的弱化与消失，但上市公司以连续三年作为盈余管理期间的现象出现了，如雏形已现的18%现象，配股区“挤位”现象等；不管配股政策如何变化，上市公司始终存在通过盈余管理来避免亏损的动机；盈余管理更多的表现为将利润调高而不是调低这三个结论。
陆正飞、魏涛（2006）研究了我国1998一2001年间上市公司首次配股后会计业绩下降的现象。在发达成熟的资本市场上，股权再融资（SEO）后公司业绩一般趋于下降。那么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是否也存在“SEO后的业绩下降之谜”呢？由于在研究期间中国市场上SEO的方式主要是配股，增发性质的再融资较为少见，因此本文就以配股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会计业绩角度，对我国资本市场上“SEO后业绩下降之谜”进行了研究。文章中运用基于行业分类的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对操控性应计利润进行估计，运用Spearmen相关系数衰相关系数证明公司配股前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配股后业绩下降越多。建立模型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配股前操控性应计利润与配股后业绩的关系。结果表明，配股公司在配股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无后续融资行为公司配股后业绩下降且操控性应计利润在配股后发生反转，这充分为配股前盈余管理存在机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有后续融资行为公司在配股后仍进行盈余管理以继续尽可能维持较高的业绩。但是，这两类公司配股后现金流的减少表明，配股前盈余管理仅能为配股后业绩下降提供部分解释。
构建真实交易主要途径是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本身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现象，但是当它失去了公平的市场谈判基础时，常会成为非正常的交易安排，经常被管理层用来操纵盈余，包括关联销售和资产重组等。孟焰、张秀梅（2006）选取了2001-2004年147家因关联交易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本文选择作为替代方法的横截面琼斯模型来计算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即可操纵性应计利润总额（DACC），利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衡量指标，利用托宾Q值衡量公司价值，建立了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程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关系的多元回归模型，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回归结果实证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和结果是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股权集中度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较为复杂；资产规模越大关联方利益转移的程度越高。
吴联生等（2007）运用参数估计的方法研究显示1998年至2004年我国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每年都存在避免亏损的盈余管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大约为非上市公司的13倍；两类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因为非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在年度上的分布比较稳定，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严格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和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未能抑制股票市场所促生的盈余管理动机。
王建新（2007）运用回归分析的模型研究发现，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比例与公司设置独立审计委员会、公司管理层的薪酬外部竞争优势、公司盈利水平、公司是否亏损显著负相关与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两职合一、公司是否当年扭亏显著正相关，表明公司治理结构、盈余管理动机显著地影响了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这一盈余管理行为。
于李胜（2007）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多变量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新准则中禁止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做法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稳健性，并且由于财政部、证监会在准则衔接期政策实施得当，抑制了上市公司在新准则实施前突击转回已计提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动机，从而未出现上市公司“赶集”转回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现象。同时还发现，按新准则调整后的股东权益比旧准则有较高的价值相关性，公允价值计量能够提供增量的价值相关信息。
代冰彬、陆正飞、张然（2007）基于盈余-回报关系度量法，建立减值计提模型（回归分析）研究发现资产减值的计提确实并非仅仅包括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通过扭亏、大清洗、平滑和管理层变更四个动机来衡量）的影响，稳健性也会影响资产减值的计提，即对于同样的毁损，“坏消息”公司将比“好消息”公司计提更多的减值。
高雷、张杰（2008）采用最小二乘法和二阶段回归方法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上市公司的治理，其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公司治理水平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机构投资者能有效地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
张昕（2008）通过分布检验法（F检验法和Z检验法）发现上市公司的确会在第四季度进行盈余管理来实现当年扭亏为盈或者调低利润为下一年扭亏做好准备。审计师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第四季度的财务数据应该高度关注，并提高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鉴别能力。
白云霞、吴联生（2008）用操控性应计项目来衡量盈余管理，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描述性统计、T检验和中位数符号秩和检验法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国有股权私有化前1年和当年的操控性应计项目显著小于0，而私有化后的第1年显著大于0；及时披露国有股权私有化信息的公司在私有化前的操控性应计项目显著大于滞后披露信息的公司。以上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在国有股权私有化前存在降低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信息及时披露对私有化前的盈余管理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吴战篪、罗绍德、王伟（2009）将“再融资”、“扭亏”和“利润平滑”三个动机设计三个变量来衡量盈余管理，运用回归模型研究表明：上市公司通过出售时机的选择对已实现证券投资收益进行了盈余管理；证券投资采用公允价值变动确认损益的方式既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又避免了盈余管理，是一种更好的证券投资收益确认模式。
申慧慧、黄张凯、吴联生（2009）通过描述性统计和OLS回归模型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对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盈余质量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非国有上市公司向上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提高，盈余持续性显著降低；而国有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和盈余持续性都没有显著变化。
毛新述、戴德明（2009）同样用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运用对回归出的系数进行描述性检验的方法研究得出，扣除操控性应计利润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稳健性同会计制度中稳健性原则的运用程度仍紧密相关；强化稳健性原则和限制公允价值的运用显著降低了公司高估盈余的水平，而弱化稳健性原则和扩大公允价值的运用则导致了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显著提高。
潘越、吴超鹏、史晓康（2010）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研究公司IPO盈余管理行为，运用回归模型证明在IPO盈余管理过程中，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这两种影响机制是可替代的；在地区法律保护相对薄弱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对IPO盈余管理行为的制约作用会大大加强。
谢德仁（2011）运用债务重组作为盈余管理衡量指标，构建了一个关于上市公司是否发生债务重组的LOGIT回归模型，研究显示：是资本市场监管规则而非会计准则在影响和制约着上市公司是否利用债务重组来进行盈余管理。
陈小林、林昕（2011）把盈余管理按属性划分为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盈余管理属性和审计意见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显示：在同样进行了盈余管理的公司中，审计师仍能区分不同属性盈余管理所带来的潜在错报风险的差异，增加了对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应计额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
（二）运用规范研究方法
沈烈、张西萍（2007）运用规范研究方法以狭义的盈余管理为出发点，结合2007年开始实施的新会计准则体系，全面分析了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澄清了理论与实务界对二者关系的模糊认识，认为会计准则天生不是盈余管理的动因，但会计准则天生会成为管理当局用来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会计准则主观上制约着盈余管理，但盈余管理客观上成为了反会计准则牵制的对手，两者在博弈中不断演进和发展。
陈冬华（2009）运用规范研究方法研究认为：在罗尔的正义观下，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观和有效订约观都无法进行实证研究；盈余管理效率观无法进行实证检验，并非可证伪的实证命题；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观是实证研究中多余的概念；盈余管理与公司价值无关；在符合契约的框架内，盈余管理本质是一种平等自由的交易，违约的盈余管理不必然损害他人的利益，不合契约的盈余管理只是受害者存在的必要条件。
公司的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政治关联；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民营上市公司
一、引言
在中国目前的制度背景下，民营上市公司在市场经济下的竞争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而政治关联俨然成为民营企业面对市场失效、制度缺失的一种非正式的替代性机制。在民营企业获取了政治寻租相关的利益后，为了躲避政府等的严厉监管，民营上市公司倾向于利用盈余管理方式调整企业的报表盈余。以往关于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的研究大都验证了政治关联能够导致应计盈余管理活动，随之我国会计准则和制度各方面的日益完善，我国企业在进行盈余管理时逐渐倾向于真实盈余管理。那么，在我国的民营上市公司中，具有政治关联的管理层在盈余管理方式的运用上是否存在了盈余管理方式的合谋，具有政治关联背景的管理层基于其自身因素的考量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又更倾向于哪种方式呢？本文的研究，诣在解决上述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相关概念界定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人们开始关注政治关联，政治关联能够为企业带来大量的利益，如政府投资的增加及贷款歧视的降低（吴文峰等，2008；张敦力、李四海，2012）、税收优惠（吴文峰，2008）、政府补助及补贴的增加（余明桂等2010）等，但是政治关联并等同于腐败（Faccio，2006）。政治关联对于企业来说又是一把双刃剑，有些学者则认为政治关联会导致企业的经营绩效变差（Fan，2007），会计信息质量也较差（杜兴强等，2010；曾昭明等，2012；刘永泽等，2013）。
企业出于增发新股、避免报告亏损等目的（Perry等，1994；夏立军，2003；高雷等，2006），或者高管为了掩饰其获得私有收益不被发现（Fan等，2002；Francis，2005；黎文靖等，2011），管理层会操纵公司的报告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管理层操纵企业利润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无外乎两种：应计盈余管理（Healy和Wahlen，1999；杜兴强等，2010）和真实盈余管理（Zang等，2007；张昕，2008；李增福等，2010、2011）。
目前，国内对于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研究尚不成熟，相关文献相对较少，基于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都是建立在应计制盈余管理研究之上，但大多数的文献都是支持政治关联与盈余管理负相关（Ahmed，2004）。由于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提供较高质量的盈余信息的压力较小，所以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能提供较低质量的会计信息（Bushman等，2006；Faccio等，2011）。企业拥有政治关联，其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就会增强，并不会提供较高质量的盈余信息（易玄等，2011）。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民营上市公司为了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获取优势地位，有强烈的动机去建立与政治之间的政治联系，而为了隐藏其通过政治关系手段获得这些便利所引起的社会关注或市场监管，民营企业会倾向于通过盈余管理手段调整其业绩以避免遭致政府的严厉管制。常见的盈余管理的方式无外乎两种：应计盈余管理方式和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以往学者得出结论，政治关联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和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监管制度的日益完善，应计盈余管理的空间在逐步缩减。另外，管理层采用应计盈余方式操控，越来越容易被投资者所识别而受到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增加管理者实施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仅仅实施应计盈余管理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学者们也得出结论认为，上市公司对于盈余管理方式上，会兼顾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于是，真实的盈余管理以其手段的隐蔽性和实施成本的相对降低的特性，使得企业管理层逐渐倾向于实施真实的盈余管理。
因此，在我国政商联合被政府所严厉禁止的大背景下。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上市公司为了掩饰其通过政治寻租而获取的更多利益资源和建立与政府之间更深的政治关联，往往不仅实施了应计盈余管理还实施了真实的盈余管理（H1）。
Ewertetal.（2006）的研究就发现，在会计准则日益严格及执行力度加大的环境下，管理者从应计盈余管理向真实盈余管理转变的动机加强。随着会计准则的日益完善，管理者进行应计盈余的空间不断被压缩，并且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不断增加，而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就相对降低（Zang，2011），管理层就更倾向于与选择真实的盈余管理。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于声誉维护的意识较浓，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看，声誉的奖惩作用比较明显，舞弊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其本身已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及名望，使其更爱惜自己的名誉，他们并不希望在任职期间公司出现任何舞弊的问题，从而损害自己的名誉。
因此，综合各个方面的考量，他们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更倾向于采用相对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方式（H2）。
四、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研究利用2011年-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初始样本，对本文的假设进行了验证。在此基础上，我们做了如下的筛选：①剔除ST和PT公司样本②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③剔除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④剔除极端异常值，最终获得1164个样本。本文的财务指标等数据等来源于CSMAR数据库，并且，管理层的政治关联数据通过自己的手工搜集获取。
2.模型设计及变量定义
（1）模型设计
为了验证假设1，我们构建了模型I：
为了验证假设2，我们构建了模型II：
（2）变量定义
①被解释变量
a.应计盈余管理程度|DA|，借鉴Dechowetal.（1995），扩展的琼斯模型来计算应计盈余管理程度。
其中，TAt为总应计利润，TAt=NIt-CFOt，NIt为第t期的净利润，CFOt为第t期的经营性现金净流量，At-1为第t-1期的总资产；ΔREVt为营业务收入的变动额，ΔRECt应收账款的变动额，PPEt为第t期期末固定资产原值，NDAt为非操控性应计利润。
b.真实盈余管理程度|REM|，借鉴李增福（2011）的做法来估计。
其中，S表示营业收入；ΔS表示营业收入变动额；PROD表示生产成本，是存货变动额与销售成本之和；DISEXP表示可操控费用，是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之和；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Ab_CFOt）、异常产品成本（Ab_PRODt）和异常操控性费用（Ab_DISEXPt）均是实际数与估计值之间的差额。
c.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EMS，借鉴仓勇涛等（2011）的方法来估计
EMS越大，表明企业越倾向于实施真实盈余管理方式。
②解释变量
政治关联（PC），借鉴杜兴强（2011）的方法，上市公司高管具有政治关联赋值为1，否则为0。
③控制变量
盈利能力（ROA）、偿债能力（LEV）、公司规模（SIZE）、成长性（GROWTH）、高管持股（MANAGE）、两职合一（DUAL）、股权集中度（SHARE）、行业变量（INDU）、年份（YEAR）。
五、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从表1中我们不难看出，|DA|的均值为0.0750，这说明样本中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操纵性应计利润与资产总额的比值平均约为7.5%，|REM|也存在相同的现象。对于EMS其均值为0.5591这也就从侧面表明样本中上市公司大多数选择采用了真实的盈余管理方式。PC的均值为0.34，民营上市公司中政治关联的比重相对较大。
2.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政治关联对不同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本文采用了两个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结果表明，PC与|DA|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PC与|REM|和EMS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个回归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会影响民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它会导致民营上市公司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存在合谋。但是，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公司高管基于其对于自我声誉和社会资本的保护，在盈余管理方式上更倾向于选择采用隐性化的盈余管理方式，即采用真实的盈余管理方式。因此，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设得到验证。
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SIZE）与|DA|显著负相关，而与|REM|和EMS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规模越大的公司其经营状况越好，相关公司制度越透明，其进行采用应计式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小，而真实盈余管理隐性话程度相对较高，所以更倾向于选择采用真实盈余管理方式。公司的偿债能力（LEV）与|DA|和|REM|显著正相关，而与EMS呈显著负相关，也即是公司的偿债能力越差，其越有可能选择盈余管理粉饰其报表。另外，公司的成长性、盈利能力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也与盈余管理程度存在着相关关系。
3.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我们做了如下的检验：（1）用营业利润替代净利润计算应计盈利管理程度；（2）采用如下方式替代REM：REM1=Ab_PROD-Ab_DISEXP；REM2=（-Ab_CFO）-Ab_DISEXP（Cohen和Zarowin，2010）。替代之后，所作出的结果与本文基本一致。
六、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2011年-2013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对于政治关联对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政治关联导致公司不仅实施了应计盈余管理还实施了真实盈余管理；2.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方面，高管的政治关联导致民营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选择采用相对隐蔽的真实的盈余管理。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逐步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构建，完善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法是国之根本，重典之下必有大治。政治关联损害资源配置的有序运行，同时，又会增加相关官员的腐败的风险。因此，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不仅能够进一步约束企业的不当寻租行为，从而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还能够保护民营上市的公司的利益，从而能够保证资源配置的公平原则。2.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提高公司信息质量。上市公司依靠盈余管理这种“灰色”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使得财务信息能够随需求而定。因此，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机制，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度。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降低民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性。3.进一步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形成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良好的治理机制能够为高质量财务信息提供有效保证，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此外，良好的治理结构还能够有效的遏制各种利用政治关联掏空公司的行为，进而保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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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彬，张俊瑞.过度投资、盈余管理方式“合谋”与公司价值[J].经济科学，2013（1）：1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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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盈利模式范文篇11
中国资本市场的控制体制不断完善，上市公司也开始朝向综合管控格局迈进，对于上市公司的主体投资人员和经营者来说，公司现下的盈利水平需要得到高度重视。但与此同时，涉及决定上市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内容还是公司自身的成长过渡潜力，就是公司经营控制规模和市场空间的扩张效能，以及公司维持盈利优势的基本条件。所以，对公司的成长性评价实现高度分析，具有现实的理论存在意义。
一、金融类上市公司成长性评价的基本原理论述
评估企业成长性的必要理论依据是维持经营活力的必要支撑元素，这种理论源于大规模生产活动的实践控制经验，并且广泛涉及企业行为、成长和组织结构的管理标准。透过资源利用有效率角度观察，企业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尝试未利用资源的挖掘，大规模企业就是在不断重复这类活动过程中得到自然成长过渡结果，这是人们依据企业既有发展条件和相关外部客观因素做出的对企业未来发展模式的预测方案。
二、样本选择和评价指标的确定
企业成长性影响因素众多，其中涉及必要内容的筛选和评价流程一直作为理论研究活动的热点被广泛关注。过程中需要透过企业的财务硬性因素角度实现综合分析，并且将企业外部环境和行业发展前景等软性因素实现高度整合。相对于软性因素而言，硬性因素比较容易实现鉴别和量化改造目标。所以，运用具备代表性的财务指标对企业成长性特征实现科学评价就成为整个研究活动的主要任务。
金融类上市公司成长性评价工作主要由两方面构成，包括上市公司成长状况评价和上市公司质量验证。其中成长状况是指公司内部资产规模和市场规模的扩张状况，现实中大多结合公司总资产增长效率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落实评价指标；而成长质量评价就是公司具体经意效益的审定，最主要手段模式就是采用近期净利率平均值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完成疏导工作。
三、金融类上市公司成长性评价以及相关结果对比分析
灰色关联度模式的成长性评价。灰色关联度分析技术是某种多因素统计验证途径，其主要利用不同因素的样本数据作为指导线索，同时配合灰色关联度模式进行因素之间关系强弱效果和排列次序描述，如若其间样本数据反映的因素变化态势基本稳定，说明他们之间的关联作用较为深刻；如果情况相反，则说明管理度较小，在此基础上可以对样本结构实现排序对比。分析环节中的数据来源是某金融上市公司具体年段的财务报告，经过对个别公司相关数据畸形和缺损状况的考虑，在数据搜集活动中需要做出适当地调整。具体流程包括：
首先，序列的确定。在对金融类上市公司进行定性分析的前提下，对不同成长性指标数据实现科学对比，按照最优样本值排列规则进行参考序列编排，而样本公司的各类指标值可以作为比较序列而存在，所有数据列共同形成5*16规格的矩阵模型。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47期2014年第15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其次，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就是对单个指标数值与最优样本对应的指数数值进行相除处理，得出具体指标数值的无量纲化值。再次，将绝对差序列和关联序数提炼，计算单个指标的最优样本值和样本无量纲化绝对差值，形成特定格式的绝对差值矩阵，同时在这个矩阵中选取绝对产值中极大和极小数字。最后，求得关联度并进行合理的成长性能排名，采用简均的处理方式计算相关公司的必要数值，之后按照样本公司关联度进行成长性排名。
基于市盈率指标实现的成长性评价。在金融理论结构中，上市公司的市盈率主要用于表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的预期设定状况，主要用于衡量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后期业绩增长潜力认同度，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验证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成长性评价的引导地位，就是说上市公司成长明显，其市盈率就较高；相反之下，市盈率就会所有不足。结合此类思路进行延展分析，按照过往某年度市盈率指标对特定金融类上市公司进行排名，结合资本市场角度对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成长地位实现直接评价验证。经过结果排名对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成长性排名在前10名的上市公司其市盈率排名大致保持同步运作状态，这表明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与其市盈率确实存在必要的联系，这类现象可以定义为两层含义：一方面，市盈率高的上市公司整体成长性作用较为良好，既然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作为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实力评价的某种特别指标，上市公司想要提升其市场价值就要注重巩固和提高自身的成长性作用。其次，透过观察市盈率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进行对比验证，市盈率排名前三名的公司，其成长性却在第8名靠后，这就告诉我们，即便市盈率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成长性作用足够优越，但是如果其市盈率超出既定指标之后，整体成长性作用就会产生突变，这主要是由资本市场完善性决定。
四、相关结果的思考分析
通过上述内容阐述，我们可以清楚发现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地位与其市盈率存在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微妙关联。利用两者之间的联系效用进行分析，对于资本市场的监管人员来说，要加强资本市场的信息管理力度，将“信息不对称”现象彻底消除，积极完善公司成长性与资本市场对企业价值评价之间的引导机制效用，进而提升资本向高成长性公司流动的速率，最后真正稳固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对于大部分证券市场的投资人员来讲，要及时挖掘上市公司的高市盈率，但这并不代表其就能牢固掌握公司的高成长性地位功能，一般状况下，高成长性公司的市盈率会处于中度水平状态，要求投资人员能够足够理性地应对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联系自身的风险抵抗素质在市盈率适中的上市公司队列中挖掘高成长性的个体，并作为长期投资对象，真正贯彻作为价值投资者的职责效能。
公司的盈利模式范文1篇12
(一)研究方法综观现有的盈余管理计量方面的相关文献，盈余管理的实证计量方法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应计利润分离法、具体应计利润法以及盈余分布法。盈余分布法通过分析确定企业可能实施盈余管理的阈值点，然后检验阈值处密度函数光滑或连续性来判断企业是否在阈值点实施盈余管理。在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实施收购时，管理层会利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会计监管制度的不完备性实施盈余管理，由于各家实施MBO的上市公司盈余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很难合理确定一个阈值点以检验上市公司管理层是否实施盈余管理。特定项目应计法适合特定行业的某一项或一组应计项目。而实施MBO的上市公司涉及多个行业，并且需对可能实施盈余管理的多个应计项目进行分析检验。因此本文的实证研究不适合采用盈余分步法和特定项目应计法。本文采用应计利润分离法进行实证研究。应计利润分离法采用模型将应计利润分离为可操纵应计利润(DiscretionaryAccruals，DA)和不可操纵应计利润(Non—DiscretionaryAccruals，NDA)，并用可操纵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和程度。Kaplan(1985)指出会计中权责发生制的本质是应计利润(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在对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的计量中应考虑经济环境的改变对企业应计利润产生的影响。在利用应计利润分离方研究盈余管理的模型中，只有琼斯模型及其衍生的模型明确地将经济环境改变引入到对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的估计中。
Dechow，Sloan&Sweeny(1995)、Guay，Kothari&Watts(1996)、Thomas(2000)等对应计利润分离法相关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表明，琼斯模型和修正的琼斯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相对较为可靠。而陆建桥(1999)、陈小悦、肖星和过晓燕(2000)、夏立军(2003)的研究则证明，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琼斯模型和修正的琼斯模型同样较为适用。考虑到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李清(2008)、吴连生(2007)、王婷等2009、张雷2009，而琼斯模型假设销售收入不会纵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本文采用修正的琼斯模型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的盈余管理进行分析。修正的琼斯模型如下：TA=NI一CFO(1)式中，TA。表示应计利润总额，NI表示净利润，CFO．表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这三个指标均为经过第t—l期期末总资产调整后的第t期数值。TA产l(1／A_1)+仅2l(AREV．一AREC)／A『-1j+3(PPECAl_1)(2)；NDA=仅1(I／A1)+2l(AREV一AREC．)／A_1j+3(PPE／A}-1)(3)；DA．=TA一NDA(4)式中，NDA表示经过第t一1期期末总资产调整后的第t期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DA表示经过第t一1期期末总资产调整后的第t期的操控性应计利润，AREV。表示第溯和第t一1期的收入差额；AREC。表示第t期和第t一1期的应收账款的差额；PPE表示第t期期末的固定资产价值；A表示第t一1期期末总资产；、：、0【表示公司特征参数，可以运用估计期各项数值进行回归取得。根据修正的琼斯模型，本文先采用配对公司的相关数据通过式2估计参数d、Q、仅，，然后将估计出的参数带人式3，采用样本公司相关数据计算出样本公司的非操纵性应计利润(NDA)，最后通过式4计算实施MBO的上市公司在管理层收购当年及前后各2年的操控性应计利润(DA)。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自2000年至2007年期间实施管理层收购的上市公司。本文主要研究上市公司管理层在实施MBO前后是否对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样本选取遵循如下原则：
(1)本文所研究的管理层收购是指实施收购后，管理层对上市公司具有实际的控制权，或能够对上市公司的生产运营产生重大影响，而带有股权激励性质的管理层持股的上市公司。
(2)本文以股权收购协议签署的时间作为实证研究中管理层收购的时间。上市公司转让价格已经确定，并且转让价款一般也已支付，管理层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并且获得政府批准，因此，本文以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日作为管理层实施收购的时间。
(3)本文所研究的管理层收购剔除由于上市公司原大股东减持使管理层自动成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管理层没有足够的压力或动力在管理层收购前实施向下”的盈余管理，或在管理层收购后实施向上”的盈余管理，有可能会影响研究的整体效果。(4)上市公司必须在MBO实施前2年上市交易，并且在MBO实施后2年内控制权没有发生变化；管理层收购完成当年及前、后2年的财务数据必须完整，必须是2008年以前进行MBO的上市公司。不考虑2ooo~之前实施管理层收购的上市公司。因此选取了实施管理层收购的34家样本公司，见表(1)。表(2)显示了实施MBO的上市公司年度及行业分布。可以看出，样本公司的行业分布涉及13个行业，以传统行业为主，并且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样本公司实施管理层收购的年度主要集中在2002年和2004年，这是由于在2003年财政部一度暂停对国有上市公司实施管理层进行审批，因此，导致2003年实施管理层收购的数量较少。本文选取配对样本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与样本公司的所属行业相同或相近；与样本公司的资产规模在实施MBO的前一年较为接近；配对样本公司在同一时期没有发生其它重大事项。本文数据来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http：／／www．cnlist．eom)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数据库)。
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样本公司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表略）。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在实施MBO前后，公司的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呈现同步增长的态势，但资产总额的增长幅度更为迅速；营业收入的增长趋势没有发生变化，现金流也一直保持与营业收入同步增长的趋势，但增长的幅度要小于营业收入。而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却呈现出先扬后抑的趋势，但均显著为正，这既可能是管理层在实施MBO前为降低收购成本增加费用或成本以减少公司的盈利，也可能是由于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在取得公司控制权后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的利润。因此，仅从实施MBO的上市公司5年的相关财务数据上无法判断上市公司在实施MBO前后是否进行盈余管理。
(二)回归分析样本公司财务状况差异性分析如表(4)所示（表略）。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总资产报酬率、营业利润率、全年实现的收入和利润均无显著区别(T检验和Z检验均不显著)，这说明样本公司和配对公司的规模和经营情况比较接近，无显著差异，可以用配对公司比较好的控制规模、行业等对盈余管理行为分析的影响。进一步地，如表(5)所示（表略），通过研究发现，实施MBO的上市公司在管理层收购的前一年(T_1)和当年(T)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负，并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在管理层收购前的第2年(T_2)，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正，但在5％的显著水平下不显著；在管理层收购后两年内(T+I，T+2)，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均值和中位数均为正，并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p#分页标题#e#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