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例(12篇)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篇1
关键词：经济危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G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422（2013）11-0053-03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中，矛盾双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可以相互转化，并且提出了矛盾分析的方法，为人们在实际的生活中认识问题并且解决问题提供根本的方法，告诫人们要看到事物发展的两面性，从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而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发生，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够带来的严重的危害，并且到目前为止，世界的经济仍处于一个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这场声势浩大的经济危机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危害的同时，也为当前我国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如何转危为安，促进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我国社会需要积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从哲学角度谈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从来都是处于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中，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经济是社会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存在与发展起着一定的决定作用，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又有一定的反作用，它能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因此，这场经济危机在给全世界的经济带来影响的同时，也必然对各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整个国际力量的格局来看，美国一直是处于世界霸权的地位，而这次经济危机对其独霸一权的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而这时，中国也就必然会成为世界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从国家的发展模式来看，这次经济危机的爆发，给美国的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大大削弱了其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对世界的吸引力，然而却大大增强了我国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决心，并向世界昭示着只有积极探索出符合本国的国情发展的道路才是国家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经济危机背景下大学生思想行为的特点大学生在学校都经过了系统的教育，在知识水平、思维方式、行为处事方面都得到了普遍的提高。然而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由于形势的变化，大学生在思想行为方面又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大学生的政治思考逐渐趋于理性的方向发展
经济危机下，大学生对主流的政治价值观普遍还是表示认同的，对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都能给予重大的关注，而且对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党的执政能力依然充满信心。在实际的学习与生活中，他们对政治的关注逐渐走向理性，且更加具体，特别注重个体的感受。对于大学生来说，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已经成为历史的相关政治事件都有对其进行思考并评判的价值，而对于正在发生的政治话题更是需要自身的独立思考。虽然每个大学生对于政治事件的看法会有所不同，但这就是众多大学生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心理变化，也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发生冲突和世界多元化思想相互碰撞的结果，是经济危机的发生给现阶段的大学生的政治意识所产生的影响。
1经济危机背景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思考
（二）竞争意识开始加强，但也表现出一定的急功近利的心态
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渐走向发展与完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为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危机的冲击，社会和各企业开始更加重视高素质、高技能型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并且为人才的发展与成长提供了激烈的竞争环境。因此，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众多大学生开始明白知识与技能的重要性，增强竞争意识，从而积极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但是，经济危机的发生在提高大学生的竞争意识的同时，也使他们的心态变得更加急功近利。如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普遍忽略对基础知识的学习，而仅仅关注于对专业知识的学习。而毕业生这种盲目性的行为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给忽视了，经济危机下，扎实的基础知识与良好的综合素质相结合才是获得就业机会的重要保证，而就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自我的价值更好的实现。
（三）缺乏良好的心理状态
经济危机下，大学生，特别是毕业生逐渐开始加强对自我负责的意识，但相对的也淡化了对家人、朋友以及社会的责任意识。如大学毕业生在择业的过程中，普遍希望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中去，而对于从基层做起，走与实践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使命感正在逐渐淡化。同时，在经济危机下，大学生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心态开始变得悲观，认为自己的社会经验不够且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从而出现思想情绪反复不定的情况。
因此，在经济危机下，面对大学生在思想行为方面表现出来的这些明显的特点，学校需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素质与政治素质，为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提供必要的保障。
三、经济危机背景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思考经济危机的强大冲击，给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开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发展形势，是教育界需要全面关注的问题。因此，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我们要不断的要求学生加强对相关知识的学习，并认真学习与贯彻党的路线与方针、政策，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观点的学习，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进而树立正确的方法论与世界观，以更好的开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工作的有效性
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给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实际的教育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教育者要用矛盾的分析法来看待、解决问题，正确处理广大学生存在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如把握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的普遍性与多层次性的特点，在社会的发展中，大力倡导团结合作、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精神，鼓励学生积极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也要看到实际的教育工作中学生的个性化特点，将共性充分的寓于个性之中，从而真正的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价值。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并不是很理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联系实际，具体化的程度不够。因此，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相关教育者要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将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特点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从而保证在经济危机下，能够有针对性的开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而提高其教学的有效性。
（二）以联系与发展的观点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因此，在实际的生活中，要用联系并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并解决问题。而在复杂事物的长期发展、变化过程中，可以同时存在着许多的矛盾，但是，必然有一主要的矛盾决定着整个事物的发展过程，而且它的存在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事物发展过程中其它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因此，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一方面要善于研究当下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抓住其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从而集中主要的力量去解决主要的矛盾，重点把握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而另一方面，还要积极把握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过程，从整体上解决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三）将解决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有机结合在一起，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能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当代大学生面临着生活与学习的双重压力，特别是就业压力。因此，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从解决大学生实际的问题出发，两者相结合，真抓实做，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能。如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学校不仅要加大力度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质量，而且要积极做好对在校大学生的就业指导的服务工作，加强对在校大学生在就业技能培训，从而树立学生正确的就业观，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学校要积极引导在校大学生时刻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同时，经济危机的带来，相对地增加了贫困大学生的人数，因此，学校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要积极关心贫困学生，并最好对贫困大学生的补助工作，从而解决贫困大学生的经济困难，使他们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正常的学习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进而成为社会所需要的综合性人才。
综上所述，美国的经济危机的爆发给我国的各项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与困难的同时，也是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挑战与考验。因此，在开展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要积极的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全面的看待问题，从而有针对性的开展对我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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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篇2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跨学科；演进与融合
1、前言
目前，国际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学科之间的融合。而在中国，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门类，他与其他学科之间经历了有分化到勾连再到融合的一个过程，而在整个的融合过程中，一方面，这些学科之间形成了学科间的交叉性和渗入性，形成了一系列的交叉学科，譬如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等等；另外一个方面，在这些学科的交叉融合过程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独特新颖的研究方法。
2、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过程
现代政治学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诞生的，在这个时期内，美国的一些大学相继的设立了政治学系，这就使得政治学成为了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成为美国教育及学术体制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要追溯到1902年，清政府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在所有的学科之中，政治科被列为第一名，这就成为政治学作为一种学科建制在中国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标志。1932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武汉大学等近三十所大学都设立了政治学系，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1979年，我国的政治学一直处在波浪状中发展，直到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特别是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融合，并出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
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心理学等交叉学科。
2.1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学科融合过程分析
政治经济学最初起源于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重商主义，但是其真正的走向复兴是在20世纪70年代。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始设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慢慢的国内一些知名学府像北大、清华都开始设立国际政治经济学，这样，政治学和经济学才真正的开始融合到一起。
近几年，政治经济学在国内不断地发展，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几个分支学科之中。
（1）贸易政治经济学(2)货币与金融的政治经济学(3)能源与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学（4）环境与气候变化的经济学（5）福利政治和劳工政治（6）发展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7）国际制度的政治经济学
2.2政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融合过程分析
政治社会学是介于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旨在对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政治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在20世纪最后的10年，政治社会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群体中的市民，各个阶层的社会学、政治学和其他的相关学科都是围绕市民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角色和作用来展开的；第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对于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在政治与社会运动、公民政治参与、中产阶政治态度、公民身份构建、对外政策分析和国家
身份建构等方面均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展。
3、中国政治学方法跨学科演进的过程分析
政治学方法是当代政治学学术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政治学教学和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政治学学科在中国大陆的恢复与重建，中国政治学方法跨学科的演进大致经历了“初步介绍”、“系统引进”和“应用与提高”三个阶段。
3.1中国政治学方法跨学科的初步介绍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政治学方法跨学科得演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我国国内翻译并出版了很多经典的教科书和各个学科之间的方法著作，例如《政治及有关模型》；第二，中国学者开始编撰有关政治学方法跨学科的领域的核辞条，这些核心辞条的编撰为中国政治学跨学科的演进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转贴于
3.2中国政治学方法跨学科的系统引进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十余年，是中国政治学方法跨学科融合的系统引进阶段。在这个时期内，国内各主要的高校都把中国政治学方法的跨学科融合作为主要的教学工作，并且相继开始了一些相关的课程；国内一些知名的学者也开始编撰一些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专业书籍和教材。
3.3中国政治学方法跨学科的应用与提高阶段
进入到21世纪之后，中国政治学者的综合素质开始不断地提高，对于中国政治学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在逐步的改进，中国政治学方法的跨学科融合真正的进入到了应用与提高阶段。各个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开始针对一些热点问题展开研究讨论，并针对一些民生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
4、结论
4.1存在问题
从学科边界融合的程度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学跨学科研究存在着“文化不够”和“融合程度不足”的问题。首先，“分化不够’是指政治学在一些关键的领域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拓展和严谨。虽然国际上和中国的一些学者都开始对一些问题展开了相关的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国内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政治的学术研究体系。其次，“融合不够”，是指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以及政治学内部各领域的学术共融依然不够充分，真正的能够依靠政治经济学来解决当前热点问题、民民生问题的专家数量还非常少。
4.2建议对策
要想真正的去解决中国政治学跨学科融合当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需要社会不同阶层形成合力，真正的去解决出现的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第一，必须进一步提高数据本身的质量并利用数据来提高调查和统计的质量，并以此来建立数据开放和共享的制度和体系；第二，加大科学研究方法中定型的研究方法的使用，以此来丰富研究方法，并促进混合方法在实地中的研究应用；第三，将政治博弈论引入到中国政治学跨学科的研究中来，以此来寻求更多学科之间的契合点，并探索实验方法在政治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宪法学经济制度上层建筑论文摘要本文指出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涵，宪法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关系等方面可以得出此结论。在宪法学上，经济制度是一个存在分歧的概念，说法不一，不同的宪法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众说纷纭。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认为经济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的制度的总和。而前两种观点，把经济制度混同于了经济基础，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是一种法律化了的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而和经济基础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首先，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等三个方面。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上层建筑由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及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通常被称为政治上层建筑。后者包括政治观点、法律观点、等等。在上层建筑这个庞大的体系当中，政治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包括国家的制度、物质设施、政策、法令等等，是上层建筑中最有力的部分。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确认生产关系的制度;一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该经济管理体制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其次，从宪法学这门学科看，经济制度应属于上层建筑。宪法学是一门以宪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对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观点，但归根结底，宪法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是研究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宪法的本质、特征、形成和作用，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宪法的解释、修改和监督，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宪法关系，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宪法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性质，国家形式，选举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政党制度，宪法的保障与监督等。这些都属于国家政权，属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都是政治上层建筑。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依据，因而决定了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当中举足轻重，决定了宪法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一是宪法学属于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宪法确认的有关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原则、精神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二是宪法学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宪法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规范国家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有的学者从宪法学主要以国家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角度，将宪法学概之为国家政权之学，因此与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相关政策有密切联系。三是宪法学研究的都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如国家性质，国家形式等。那么，宪法学所研究的必然也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这些也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因此，宪法学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既然如此，作为宪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制度自然也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最后，从经济制度与宪法学中其他制度的关系上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法由无数法律规范组成，是法律规范的总和，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原则，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宪法规范是调整有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关系的。我国现行宪法将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大致上分为四类，即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和法制关系，与之相适应，宪法规定了四种制度，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法律制度。其中，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无疑都是上层建筑研究的范畴。在国家性质的决定因素当中，一定社会的精神文明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精神文明是人们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包括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等内容，同样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和标志。它是一定社会物质生产力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桥梁，对国家活动的方向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有着重大影响，任何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如果在思想道德领域未能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它的政权肯定不可能稳固。精神文明中的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宪法对一定社会的精神文明的规定，就是国家的文化制度。如我国现行宪法把建设精神文明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制度。因此，文化制度亦应属于上层建筑。作为与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相并列的经济制度不言而喻，也是一种上层建筑。但是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经济制度与经济基础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经济基础是一定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制度乃至于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它的性质决定着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决定着各种制度的性质。同时，对经济基础的确认和维护是经济制度以及整部宪法的根本任务之一。除此之外，经济制度还包括经济基础的其他补充形式和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原则、方式、方法、方向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它是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形成的经济基础的法律表现形式。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篇4
【关键词】思政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问题；着力点
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其他各类课程“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至此，“课程思政”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成为高校各门课程建设与改革的重要实践。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础课程来说，“课程思政”的改革推进与建设实践工作，不仅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思政”理念的实施，同时，以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础课程为依托，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践研究，也能进一步促进“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理念的转变和实践的深入推进。
一、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是以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为基础，结合马克思《资本论》等相关原著内容而开设的专业基础课程。政治经济学课程开设的目标在于引导大学生全面、系统、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与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与方法，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正确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必将被更高级的社会历史形态所取代的基本趋势，深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实践。如何更好地发挥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推进在思政专业基础课程中的“课程思政”建设实践，对于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具有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后，强调不仅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要不断深入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2016年7月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政治经济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承担的不仅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使命，更需要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时代性、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特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作为思政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政治经济学在践行“课程思政”理念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强化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在课程的设计中更加关注党中央提出的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着眼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创新，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命题，探讨如何通过对新常态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内容整合、教学方法创新，提高教学效果，培育大学生核心素养，培养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优秀复合型人才。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三者一以贯之，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知识掌握运用欠缺，就无法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法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内容。当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在“课程思政”改革整体建设中，教学与研究结合不够紧密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理论解释面临着更多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迫切需要涌现更多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应运而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实践进行了更有力的解释和引领。政治经济学课程改革需要注重理论引领性和实效性，深切关注当前资本主义风云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实践，不断关注新形势、新问题，为学生提供强大的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由此，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學与教师的科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而当前课程建设实践中，还存在教学与研究结合不够紧密、没有更好地推进以学科建设支撑课程建设的问题，教师对学生的理论传授偏重于经典理论的传授，而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调整、全球治理格局的变迁、非传统安全领域风险的急剧演变等重大议题的高度关注和研判，教师的研究性教学能力还需要不断提升。
（二）在教学内容设计上侧重资本主义部分、忽视社会主义部分
政治经济学课程关于资本主义部分的基本理论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而其中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结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演变趋势和规律，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难度较大，容易因为教师理论水平、知识结构、信息掌握程度等原因造成讲课内容的空洞化和教條化，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同时，还容易因为教师知识结构和对思政专业相关课程整体设计认知上的缺乏，造成在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内容设计上，和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内容之间的简单重复。因此，在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上，更多的老师趋向于注重资本主义部分，而轻社会主义部分，致使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片面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把握难以系统化，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难以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理论成果有效地理解和把握。
（三）在教学方法上更多采用传统讲授法
传统的讲授法对于教师本身来说便于掌握教学进度，能在短时间内让学生获得较多的知识信息，对于讲解抽象性、逻辑性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多媒体，尤其是自媒体飞速发展、知识日益多元化、信息日益无界化的时代，面对新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拥有迅速掌握各种信息能力的大学生群体，传统的讲授法无法适应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难以真正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在“课程思政”育人资源的挖掘上缺少生动性
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内容中原理的理论性强，理论知识点多，知识体系庞杂，提出的命题宏大，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相关知识体系的支撑，很难理解，教师在课程建设和教学设计中，往往因为注重知识体系的完备性和理论知识的系统梳理，而忽视“课程思政”育人资源挖掘过程中的生动性、形象性，从而降低了学生的接受度。
三、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实践的着力点
当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主要应着力于构建“全课程育人”的格局，不断推进课程、学术、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凸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三位一体”建设理念，进一步挖掘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的育人资源，丰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不断完善学生学习评价指标与体系，真正做到“对话经典、多维阐释、跨越学科、融合视域、根植理论、观照现实”，[2]通过政治经济学这一思政专业基础课程的建设，践行“课程思政”理念。
（一）着力构建“全课程育人”的格局
构建“全课程育人”的格局，使政治经济学课程切实融入“全课程育人”格局中，发挥专业基础课程在育人方面的核心引领作用，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一是以“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为契机，突出专业基础课程的育人导向，充分挖掘育人资源，探索学科专业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方向与路径问题；二是以专业知识体系构建为基础，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育人等三个方面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课程教学目标始终贯穿于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三是以科学的育人评价体系为依托，打造良性的师生互动教学模式，更好地激发学生自觉学习的潜能，更好地发现教师教学环节和知识体系的不足之处，教学相长。四是以同向同行、协调发展为目标，[3]将政治经济学课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西方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等专业课程打通，构建“全课程育人”的格局，践行新时代教育理念，自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二）着力推进课程、学术、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
没有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的支撑，课程建设就会成为没有根基的大树，“课程思政”理念的贯彻也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难以支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正树立和巩固。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逐步强化、思政教育不断强调教育手段多样化、突出教育效果实效性、思政教师来源多元化的大背景下，一些高校在不断强化和践行思政教育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理念的过程中，片面将高校思政教育专业课程与在各专业学生中开设的公共政治理论课划等号，将思政公共课程的建设理念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的建设理念相混淆，既弱化了公共课程的教育效果，也弱化了思政学科的建设。思政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在建设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强化学术与学科思维意识。
对受众群体学生来说，要在注重学生政治素养提升的同时，强化对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培育，让学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养成过程中，产生更多的获得感，并进一步促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深刻理解，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建设与普及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混为一谈，对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区别形成深刻的认知，促使学生自觉投身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建设的深化和面向不同受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对于教师来说，要不断开拓学术视野和学科发展路径，打造思政专业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群的建设，实现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支撑，从而将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落实到学科发展中，以学科搭平台，以平台组团队，以团队建设人才梯队，为教师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促进教师充分运用学术和学科群平台的研究和建设成果打磨政治经济学课程，在学科群组中相互分享相关课程建设经验，实现课程、学术、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
（三）着力践行“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通过调整“课程思政”建设的教育教学方法，践行“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理念，优化和提升教育教学效果，确保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育人有机结合的“三位一体”课程教学目标的贯彻落实。
一是深入挖掘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育人资源。通过对思政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育人导向的进一步明确、核心素养培育能力的进一步确立，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重大原则和重要研究议题，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深入挖掘课程育人资源，使学生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建立更直观、形象的认知，深化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等的认知，引导学生牢固树立“四个自信”。
二是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与相关专业课程在内容设计上的“无缝衔接”。强化思政专业基础课程的有机体理念，以点引线，以线带面，在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导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维的基础上，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开设科学社会主义课程，使学生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几大组成部分的整体性认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理解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来源及人口发展规律，分析资本积累及其必然历史趋势，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实质，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尤其是深刻理解资本与劳动力相关议题，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中资本所焕发的活力与生机，深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未来历史发展趋势，促使学生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使其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是丰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课程思政”受众参与度。在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图片、视频等辅助工具和手段，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做到“线上线下结合、课堂内外结合”，采用参与式、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通过设计学生课堂专题分享、分组问题讨论、问题思考总结等教学内容，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到课程的课堂教学中，在理论讲授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将专业学习与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思政核心素养的培育等有机结合起来，践行“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真正发挥课堂主渠道的培养和育人作用。
四是完善学生学习评价体系，提升教学育人效果。在专业基础课程平时成绩加期末闭卷考试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平时成绩的组成结构，通过平时对学生课堂参与互动程度、知识掌握程度、知识分析应用能力、文献阅读能力和读书笔记写作能力、课前课后思考题的分析能力等的比例设计，对学生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打破单一的平时成绩评价体系；进一步优化考试试卷的设计，优化主客观试题的比例，使试卷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确保能够客观反映“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改革的成效。
四、结语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篇5
【关键词】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
一、提出论题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是一项被反复提出但始终没有真正完成的任务。过去十多年，理论界对政府审计研究成果较多，而对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不多；对审计理论体系探讨的较多，而径直对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不多。当然，前者对政府审计理论的设计与构造不乏借鉴参考作用。
关于审计理论体系的架构，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管理理论（冯均科，2002），有的学者认为审计理论体系包括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审计发展理论（王会金，2004），还有的学者认为包括审计基本理论和审计应用理论（王晓霞，2008）等；这些理论体系架构将审计本质、审计职能、审计作用、审计任务、审计假设、审计目标、审计对象、审计依据、审计准则、审计组织、审计模式、审计方法、审计程序、审计环境等诸多概念或元素在各个理论模块中进行编组，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理论框架设计，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审计概念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审计运行的基本规律，丰富了审计理论成果宝库，开阔了学术视野，垫高了理论研究平台。但是既有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一般审计而论，主要考虑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体现了审计发展特定时期人们的认知水平。
审计理论发展如同审计实践一样，有一个成长成熟过程，由于我国政府审计起步较晚，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探讨摸索阶段，审计实践的土壤尚不肥沃，不足滋养理论这样的参天大树；另一方面，政府审计不同于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它受国情、政体、政策法规等审计环境的影响较大，国外政府审计理论对我国的借鉴参考价值受到较多限制，理论研究不能从国外政府审计中直接复制；同时，由于理论研究方法之偏差，理论集中于构造审计理论体系的方法、理论体系研究的逻辑起点、理论体系构造的基本原则等方面的研究，较多在理论体系的“运动”，而没有进入理论体系内容研究之核心。而今，我国政府审计经过近30年的发展，构建理论体系的时机和条件已趋成熟：既具理论开发与研究基础，又具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持续努力；政府审计实践的土壤逐渐肥沃，审计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得以总结和凝练；国外审计理论和实务得以借鉴与参考；政府审计有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建立、健全，有关审计业务规范的出台，审计事业自身的发展以及与相关职能的社会分工也趋于明晰，特别是政府审计、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之间的界分日渐清晰。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李金华，2004）、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刘家义，2010）、政府审计具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功能（刘家义，2008）等理论观点的提出与创新，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良好前提和必要引领。由此可见，政府理论体系的构建业已成为现代政府审计理论进一步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
如何构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有的学者提出审计目标导向的审计理论演绎，提出了一种源于审计职业实践的观点和新的审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冯均科，2002）。笔者采用这一研究思路（因为篇幅限制不作证明和说明）。那么，政府审计的目标是什么？刘家义（2008）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潘博（2010）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审计工作的最高战略目标；张庆龙、谢志华等（2009）认为，政府审计应关注国家治理，构筑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平台。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发展黄金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政府审计如何担当历史重任，参与国家治理、有效发挥经济社会健康运行“免疫系统”功能，筑起稳固的安全屏障，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巩固与持久，关系到传统审计的改造与现代政府审计的定位与发展。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目标，这是关键性、引导性的理论命题，学术价值殊然；同时，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也是政府审计龙头性、系统性的实践问题，对于政府审计有效履责、发挥作用、产生效益，提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现实意义显著。因此实施国家治理、维护经济安全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设计中起目标牵引、导向作用。
二、实施治理、维护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设计
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目标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应定位于国家治理，服务于国家安全利益，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总结过去，借鉴国外，放眼未来，指导实践，具有全面性、开放性、融合性、动态性和创新性等基本特征。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1.绪论。即综合百家之说，立政府审计之论。绪论主要解决政府审计学术研究的成果归纳、整合的问题。任何理论以及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建立在前人探索研究的基础之上的，都是借鉴、参考与运用、融合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之结果，对于审计这一应用性、复合性极强的学科更是如此。因此，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理应涵盖理论研究，借鉴与参考前人研究的有益成果和经验，融会贯通、优化整合并有所提高；另一方面，理论建设规律表明，任何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都是一个动态、递进的连续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充分借鉴与参考现有成果，提高理论研究起点，少走弯路，避免重复劳动，节约研究成本，提高理论研究水平，是绪论的先行命题。所以，全面归纳总结现有理论成果，总结实验经验，是构建中国特色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出发点，这既包括围绕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与政府审计，系统归纳国内外理论研究成果，也包括及时总结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实践，将成功经验和成熟做法上升为理论，这样才能使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立足于坚实的实践基础和较高学术平台之上。
2.史论。主要解决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史料、史鉴的问题。明显区别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政府审计产生与演进史长达数千年之久，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积垫。2004年李金华主编的《中国审计史》是至今我国最完整的审计史作，其主要叙述的是政府审计发展历史。利用政府审计，优化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在人类进步的文明史上已具充分记载，亦不乏成功案例和经典事例，对于如今政府审计理论构建和实践推进无不具有参考价值；充分挖掘这一历史宝藏，以史为鉴，解剖历史重要事件，分析政府审计兴衰与国家兴衰历史经验与教训，研判政府审计发挥经济社会免疫系统功能的环境与条件，发掘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的途径与方式，这不仅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
纵观审计发展历史，审计诞生的原始动因萌生于安全忧患和治理需要，政府审计与国家同生，且成为重要的治理手段，旨在强化国家政治、经济功能，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史料证明：国家安全是政府审计治理的重要目标和首要驱动；政府审计内置于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依照统治者意志发生作用；政府审计与国家安全具有天然联系，审计的兴衰与国家安全的命运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经济安全寓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中，经济服务政治，政治受制于经济，政治（权）安全与经济安全紧密相联。为了追求国家政权安全，历史上有的统治者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牺牲经济安全，而缺乏经济安全保障的治理安排，其维护力和可持续力是极其有限和相当脆弱的，如秦始皇兴建万里长城、明朝大规模的“屯田戍边”、“固卫疆域”，清朝“清海空域”以防海寇入侵等安稳之举等，系劳民伤财，耗尽国力，防外患则生内乱，终难维系。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这样的正反史例也是不胜枚数的，如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夺军事制高点，保障国家安全、确立国防优势，倾其国力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结果经济安全遭严重破坏，引发政治（权）安全的破坏，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这些事例正是当今研究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借鉴与参考，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丰富的历史养料与必要的前车之鉴，对于理论建设和实践开拓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学术界涉猎较少，一定程度上说仍是未开发的处女地。缺乏历史的厚度和深邃的眼力，是目前理论研究表浅、经不住时间检验的原因之一。
3.法论。解决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法律支持及互应的问题。现代审计的重要理念是依法审计、规范行政。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为是法律许可且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政府审计行为也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政府审计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从事审计监督与评价活动。因此，审计理论须涉足法律法规研究，“法论”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之一。政府审计理论研究须系统地研读宪法、国家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依据，明确政府审计的活动领域和行为边界，明确审计行为的执行程序与操作方式，同时及时发现与有效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法规障碍，为政府审计更好地实施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和行为保障，为政府审计改革、创新与发展做好审计法制建设预研和相关方面立法或修法的理论准备。
4.立论。即政府审计基础理论，它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基石，也是政府审计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或理论体系的核心，故称之为“立”。这里所说的理论是狭义的，属基本范畴；广义的理论则包括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所有理论和实践内容均可以落入“理论”范畴。本部分主要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原则、机理与运行规律的问题。它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最基础、最重要、最复杂，也是建设任务最重的组成内容，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大多集中于此。理论部分的主要内容包涵：
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概念和元素，包括审计本质、审计目的、审计假设、审计原则、审计特征、审计主体、审计对象、审计程序、审计方法、审计环境等。这些理论概念或元素，一部分政府审计与一般审计理论（或者说与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具有通用性，如审计假设、审计原则、审计方法等，政府审计可以借用而不必与其他主体审计严格区分，但与此同时政府审计亦有其特殊性，需要研究且形成自身的理论表述，部分概念或元素，如政府审计的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主体与客体、审计程序、审计环境等，与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存在较大差异，不得不“自立门户”。
就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特殊性方面，笔者认为须着力研究：
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国家治理、经济安全与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民生安全的关系及互动性理论；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遵循理论和原则依据：系统论、受托经济责任论、国家治理论、“免疫系统”论和审计规制论等；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与其他国家治理手段、形式的联系与区别；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客观必要性、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行；
现行体制框架下政府审计的职能与作用，以及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与能效；
政府审计治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对策与措施；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选择与实现方式；
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序与方法；
政府审计与财政金融安全、资源和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社会和民生安全、国防安全、权力运行安全等理论。
5.实论。解答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效能的问题，即通过对政府审计实际运行过程与结果数据的分析，进行实证检验与评价，证明政府审计实施前后国家治理及国家经济安全性实际发生的变化（分析审计与不审计的结果差异），分析政府审计绩效指标与国家治理及国家经济安全指标的关联性（分析审计绩效与治理绩效和安全绩效的相关性与结果差异），以发现政府审计运行实迹与理论轨迹的偏差，提供校正参数与实践指导依据，进而提出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行性以及效果影响因子。通过抽象的理论推演，仅仅能证明政府审计应当在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但究竟是否能发挥这些作用，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其作用程度如何，以及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只能通过实证分析才能明判。由于部分政府审计项目资料的保密性，以及现行审计结果公告所公布数据的有限性和滞后性，其公告的程序与手续的复杂性和谨慎性，使得有关政府审计方面的实证研究一直较为薄弱，这方面的成果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及注册会计师审计和内部审计的研究；加之政府审计的运行受制于诸多政治、政策因素，其运行曲线难以准确绘制，难以在一个较短时期找到其基本规律，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实证分析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没有实际数据和数量定义的定性理论，不能说是科学的理论学说，更不是完整的理论体系。从政府理论发展看，实证分析的缺位，客观上制约了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影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因此，实证分析与检验是构筑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引导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有待加强与突破的重要领域。
6.例论。解决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实战案例积累及经验总结与提升的问题。国外政府审计机关非常重视经典案例解析，案例库（分为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两类）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并编成审计人员案头书，作为审计实践开拓和理论研发的首要依据。目前，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政府审计实践尚未全面、普遍、规则地开展，审计数据未形成一定规模且足以支持实证分析的时候，审计案例的研究与积累就显得尤其重要，只有案例个体的“点”足够之多，才能连成“面”，形成实证分析需要的数据库与案例群。再之，案例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的重要素材，反映了审计主体对审计规律的认识水平与把握程度；案例解剖能够发现与评价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发挥的作用，发现审计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分工协作情况以及审计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局限。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审计案例的分析研究与总结提升不够，经常将审计例子与审计案例混为一谈，不注意对审计案例，特别是大案要案的深入剖析，出于保密等诸多原因，很多成功经验得不到总结推广，一些经验教训不能引以为戒，更不能及时上升为审计的理性认识和对审计规律的认知，成为审计理论体系的组成内容，因而使审计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常常低层次重复，甚至发生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是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必须特别关注的问题。
7.综论。解答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视角下政府审计的制度优化、技术支撑和系统保障的问题。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不仅需要内部职能转变和资源优化整合，而且需要营造良好的体制基础和社会环境，需要更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更全面的能力保障。现行的政府审计体制、机制和审计制度与管理安排，要根据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要求进行调整、改革与完善，需要进行持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审计方法手段需要更多地注入现代审计元素，更多地融入现代科技，更多地配置现代化装备。具体说：
现行政府审计体制改革研究。针对中央与地方审计机关的设置、政府审计机关双重角色（隶属政府与监督政府）、双重领导制、“两个报告”制及审计公告制度等方面存在的不足，着力研究解决目前审计机关，主要是地方审计机关的独立性问题、审计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双重领导制可能出现的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审计经费的落实保障问题、审计查处难处罚难和落实更难的问题等。
审计队伍建设与审计机关人力资源科学管理研究。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审计人员素质及人力资源管理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构建高层次、复合型、创新型审计队伍，建立健全审计人员职业生涯规划机制和制度，完善人力资源配置，建立审计人员培训及终身教育体系与多元化激励机制，这些都亟待政府审计理论开拓与实践探索。
审计规范化建设研究。加速审计工作与审计管理的规范化建设进程，包括审计主体资格的规范、审计业务类别与工作目标的规范、审计计划的规范、审计业务执行过程的规范、审计成果的规范、审计质量控制与责任的规范、信息技术环境下审计的规范和对审计管理的规范等，实施科学性、开放性的规划与建设，以提高政府审计“三化”（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降低审计风险，减少审计成本，提升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效率与能效，是政府审计理论需要持续研究的内容。
审计信息化、科技化建设研究。为审计信息化、科技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着力开展包括推行科技强审策略，加强审计信息化建设，提升审计工作技术含量；增强审计主体驾驭信息系统的能力，提高审计信息处理能力，提升其开展计算机审计、信息系统审计、网络审计的整体胜任能力；提高审计主体在复杂审计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和大案要案的审计攻坚能力等方面内容的开拓探索。
审计文化建设研究。审计文化是伴随着审计事业的产生、发展而不断演进、积淀起来的，是审计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审计文化内容广泛、内涵丰富，包涵着目标使命、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职业习性等元素，具有引导、聚向、激励、约束、感化、宣传等多重功能，在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完善先进审计文化的建设体制与机制，以先进的审计文化引领和推进审计事业科学发展，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必须回答的现实命题。
8.兼论。解答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兼融并举，即与其他学科理论和其他领域实践、与国（境）外政府审计理论与实践的交叉融合、互动互鉴之命题。理论建设是开放式，学术研究的合理延伸、广引博证、拾遗补缺，能够有效避免学术研究的死角和盲区，有利于拓展理论研究领域、丰富与完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如中国政府审计体制与西方立法型、司法型和独立型审计体制的比较分析，在不同审计体制下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色定位和环境依赖，不同的职责界定和路径选择，不同的审计对象和审计效能等方面的比较分析等，对政府审计理论构建提供了借鉴与启迪作用；又如政府审计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的联系与区别，政府审计如何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配备、契合，形成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合力，最大限度发挥审计与其他国家治理方式的系统功能，也是政府审计理论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再如应用经济学、理财学的基本理论，对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目标下政府审计规制与其他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法律规制和行政规制的执行成本和效能的对比分析，对其政治成本、社会成本、经济成本的统合评判，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的综合评估等，无疑能够优化政府审计策略与措施，改善国家治理，提高治理对策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等等。因此，兼论是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重点、难点及需要关注的若干问题
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重点，一是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构筑，这是理论大厦之桩基，是其他部分依托的基础，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所有论述均应从基础理论中找到依据，并以此为引导进行延伸与细化；这一基础越宽厚、越牢靠，政府审计理论体系就越稳固、越丰富；可以说基础理论的成熟是政府审计从经验走向科学的重要标志，故须着力加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下政府审计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二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效与实现路径的论证，这是政府审计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对政府审计功能深化、提升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效具有直接作用，也是各国审计界竞相研究开发的课题。因此在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中地位独特。
构建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难点，一是“实论”，因为实证检验中衡量国家治理与经济安全改善程度的指标及其指标值的确定、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结果中政府审计实际贡献度的确定等，均无现成范式可循，可供借鉴与参考的资料不多，现行统计体系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完整数据，国外的做法虽有独到之处，但由于他国与中国国情存有较大差异，不能照抄照搬，因此“实论”研究存在较大的技术难度，理论建设颇具摸索性。二是“综论”和“廉论”，其范围广泛，定义域不甚清晰，理论容量很大，许多理论和实践课题都是创新性的，如国家经济安全策略与绩效的审计评估属全新课题，它与现行审计机关开展绩效审计与经济效益审计不尽相同，但却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欲完成基础性研究和相应的应用性研究颇具挑战性；又如，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和监督机关的分工合作，政府审计如何利用现有社会资源，动用既有经济监管力量，加强外部管理与内部控制，共同完善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利益，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如此等等。
需要特别表明的是，构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不是一切从零开始，进行理论重新研发与重新构造，而是充分利用现有的理论成果和学术资源，在既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调整、组合和完善，并且根据我国政府审计的实践平台，作理论的再加工和再创新。现有理论研究成果许多内容和观点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可以直接植入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之中。笔者认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构建中应强调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观点：
1.以实施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为目标，对于政府审计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导向作用，但是国家经济安全是相对的概念，安全不等于消除风险，追求绝对安全的成本扩张、超越社会承受，反而会损害国家经济安全利益。国家经济安全是多维的、立体化的概念，即是“下海冲浪”而非“立岸”或“浅水区”的安全，是完善市场正向机制而非损伤效率与公平的安全，是投入产出正效益而非净投入、负效益的安全。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应持综合安全观，追求实质性、长久的安全利益，而不是追求一时的、片面的和局部的安全。目前政府审计在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时，应特别注意防范与纠正防范形象工程掩盖下的经济泡沫，以及牺牲长远利益而谋取一时安全利益的做法。近年审计署对地方政府债务专项调查已触及到这一敏感话题，体现了对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度关注，理论研究应反映这一特征。
2.依据审计本质及其职能定位，政府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作为经济社会的“免疫系统”，作为防范与治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规制手段，应当具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抵御防范、监控检测、识别预警、自滤除疾、校正调适、升级优化等能效，这是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功能定位，是政府审计重要的基本理论点，或者说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须以国家审计（此处笔者认为与政府审计同义，与同）与国家治理、国家审计具有经济社会免疫系统的学说为指导，这是近年政府审计理论研究的成果，应继续深入研究并创造性地丰富与发展这一理论学说。
3.根据国家经济安全要求，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在现行法律和体制框架下，政府审计实施国家治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着力点和实现路径是信息保障、国家治理内部控制制度维护、权力监督、经济运行监测、管理问责、政策评估和风险预警干预等，这是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与监督机关的比较优势所在，且以此为基础，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与监督机关进行分工与合作，共同形成国家治理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合力，即对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的系统研究甚为重要。
4.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是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巨额投入，其成本是可折分、可解析和可监控的；成本与能效的审计评估能够完善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提升经济安全策略的兑现力和持续力；审计监督侧重于社会经济的价值运动（这也是政府审计与其他经济管理和监督部门的分工），政府审计具有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评估的资格与胜任性；国家治理、国家经济安全策略执行成本与能效审计评估是现行政府绩效审计的功能延伸和深度发展，是政府审计理论的新增长点。
综上所述，按照“绪论铺垫――史论借鉴――法论支撑――理论构筑――实论检验――例论剖析――综论统合――兼论补充”的逻辑思路，构建国家治理与国家经济安全目标导向的政府审计理论体系，是一种摸索性的理论尝试，其结果正待理论进一步证明和实践的深入检验。对政府审计理论与实践“八论”的划分也具有相对性，各部分内容肯定存在一定的交集，有的内容置于哪一部分并无严格的划分标准。“八论”仅仅是提供了认识政府审计理论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架，完成了展示政府审计理论体系的层次结构和逻辑线索的功能而已。当然，这一设计不具有排他性，其他设计，也许就是更优的方案。政府理论体系的构建本身就是一个持续渐进的开放的过程，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笔者乐见各位同仁的商榷与指教。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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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篇6
论文摘要：马克思通过分析经济的政治性质，开创了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经济政治学，它反映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描述和批判的统一，有效地沟通了马克思思想中的实然和应然的张力。因此，经济政治学既体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实质，也显示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相对于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的优越性。
晚近，马克思政治哲学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大热点。这不仅与我国当前政治生活的变革息息相关，而且也是对西方’普遍认为马克思没有政治理论的一种回应。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独特性是什么?这关涉到马克思独特的理论品质，即从现实个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揭示出现实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运动规律。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个人的现实存在于经济生活‘卜。马克思正是通过深人到资产阶级的经济生活领域和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建构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如同列宁评价《资本论》是小写字母的逻辑学一样，它同样是以潜藏的方式存在于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中，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它揭示了经济的政治性质，因此，这种政治哲学的独特性是它实现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水乳交融，是经济政治学。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政治学传统
在经济学和政治学场域分离的今天，经济政治学是一个新鲜的词汇。但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却是一种存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学术传统。只是到了19世纪后期，经济学才开始祛除政治色彩，即自马歇尔开始的经济学“去政治”转向，这是马克思所批评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化直接结果。因此，要研究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有必要探讨马克思出场的理论背景口
在18世纪，将经济政治化，或是以经济来取代政治功能最为激进的是重农主义。他们认为人类是通过实物来统治的，因此，他们创physiocratie(垂农学派)一词，来取代政治和政治经济概念，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只是人类野蛮状态时期的一种残余。而现实中的政府则应该适应自然秩序，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越少越好。他们把政治归结为经济，归结为重农主义，实际就构想了一门比经济理论宽泛得多的经济科学，“这种经济科学甚至超出一门科学，它实际上成了一大类科学，也就是波图一首次提出的‘伦理学与政治科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重农主义将经济政治化的倾向。布坎南认为，“英国经济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果(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的。它把每一个人设定为自利的“理性人”，通过交换理论，依靠需求与利益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证明市场型的社会就可以自行解决自主的社会体制问题。这使得人们把市场型的社会组织看作政治的新形态，政治权力从上帝、君主的手中被转移到资本家的手里。把社会看作市场、把政治拒之门外，治理社会不再靠政治这个“看得见的手”，而是靠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斯密是占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经济政治化的典型代表。
《国富论》的两个基础性概念，即分工和交换奠定了斯密经济政治学的基本层次。经济学上的“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问的分工以及彼此相关联的交换关系所构成的，没有哪个特权阶层拥有对这个“社会”的支配权。斯密指出，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来说，就是一个“商业社会”。人与人在利己心的引导下参与市场交换，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经济本身就能实现社会秩序的有序，因此，在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上，政治成为多余的因素。
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具有的这种经济政治化的倾向，对马克思的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青年马克思深陷人本主义逻辑的泥淖，一度欲拔不能，而直到他把目光转向现实，特别是转向经济学研究，发现经济的政治性质之后，方得以脱身但马克思并没有囿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即在私有财产作为事实的前提条件下，主要从交换领域来论述经济社会的和谐。他没有陷人古典经济学的这个意识形态陷阱，而是质疑了私有财产的历史合理性，并深人到生产领域，揭示出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从而使占典经济学的和谐经济社会构想落实到现实中的阶级分离和斗争的存在中。马克思在继承占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政治化倾向的同时，实现了对他们的超越。
二、经济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优越性
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性质，我国有学者将它定位于规范性政治哲学。这种定位将马克思康德化，没有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做的深人剖析。与此相对应的另外一种倾向就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主义。但这种理论在十月革命的浓浓硝烟中已经破产。相对于这两种理论，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定位于经济政治学，显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它能够沟通马克思思想中实然和应然的张力，实现描述和批判的统一。
政治哲学之作为规范理论与认知理沦相区分，是一种当代哲学现象。在古代知识体系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间是没有分别的。近代以后，哲学与科学逐渐分立，随之作为哲学之思的政治哲学与作为科学认知的政治科学之间的区分也渐趋明晰。斯特劳斯曾把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分离归结为现代性的间题，他认为这种分离经历了三个阶段: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形成的第一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胜的政治观;卢梭、康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形成的第二期现代性，主题是非道德的历史观念;而尼采与海德格尔的第三期现代性则是通过强化个体主义从而排斥伦理学对政治生活的介入。这是对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弱化的历史反思，同时也说明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区分:从道德伦理来理解和分析政治生活，即具有价值预设的政治理论和完全排除掉价值预设从经验来分析的政治理论，因此，政治哲学是一种规范理论，而政治科学则是一种描述和分析的理论。
虽然斯特劳斯强调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差异性，但现实中这二者井非是绝对对立的。当代美国政治学学者阿兰·艾萨克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政治哲学家往往先提出一种终极目标或价值，然后再描述实现此目标的最佳手段，霍布斯就是先指出和平(没有内证)应当是政治系统的目的，继而又讨论了实现目的的手段，即建立绝对的政治统治—利维坦。前者严格说来是规范活动，而后者则是科学判断”。即政治哲学是从应当到现实。我国有学者根据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长线索，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符合这种逻辑。马克思早期所进行的政治哲学论辩是一种典型的规范理论，他关于人的解放和未来社会的设想，实质卜就是一种建基于规范理论的伦理预设。这一伦理顶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得到较为充分的表达而这恰好是符合从伦理预设到现实活动的逻辑。
假如这种解读能够成立，那么问题就会产生: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他的同时代人赫斯、卢格等人的区别在哪?马克思反对的正是这种从抽象伦理分析现实和透视现实的做法，他对蒲鲁东的批评就说明了这点。蒲鲁东以“平等”理念为标尺，来逐一检验现实的经济范畴，从而机械地区分出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这被马克思批评为经济学和哲学的双重贫困。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无疑具有追求人类解放这样一个价值目标。但是，他不同于蒲鲁东就在于，他将这种追求融合到严格的科学分析中，让现实自己说出需要解放和实现解放的话语，而不是让这样一个追求时时刻刻都打着是马克思个人信仰的烙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反映了马克思经济政治学批判性的真谛:“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和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个事实同另一个事实比较对照。即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不是从应当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确实还具有从价值出发批评现实的倾向，还没有实现人本主义和对经济生活历史分析的统一。但是，假如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分开来看，他的思想并非是铁板一块。在“笔记本”，他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进行了叱骂和谴责，然而在“笔记本班”，他已经能够客观地论述私有财产的积极意义，它是人类对象化力量的反映，是实现未来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这说明，当时的马克思已经初步具有从价值预设的彼岸世界回归现实生活此岸世界的意识。后来通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他在批判了哲学和经济学领域中的意识形态后，终于通过人类社会实践、生产活动这个桥梁回归到了现实，从而提出了共产主义不是与现实相适应的理想，而是现实世界中的现实运动这一思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是对这一思想的深化和具体。
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剥削，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无产者三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解蔽了资产阶级关于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幻想;并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承盾运动，预示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将走向自我扬弃的趋势。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既具有事实描述和分析的向度，同时也是对所分析事实的批判，它实现了规范和科学、描述和批判的统一。通过;种统一，马克思实现了对西方政治哲学的超越。
三、经济政治学的合法性源自商品经济的公共性
经济学和政治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在古希腊，经济属于家计学，那是一个不自由的领域，而政治则属于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人通过言论和行动，让自己在城邦同伴面前显露出来，从而使自己获得人的本质，达到个人的善与城邦善的统一。这个传统一直作为暗流影响着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例如，阿伦特。她在《人的条件》中通过把人的活动区分为劳动、制作和行动，指出劳动和制作都不能使人成为人，只有行动，才能使人获得自由。在劳动中，人作为物欲的存在物，受着自己动物性的支配，是不自由的存在。因此，她把劳动划分为私人领域，认为这个领域构成人的一个黑暗背景。这种将经济归结为私人领域的传统，在政治自由主义思想中也有影响。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在《民主和资本主义》中对此做了分析。政治自由主义通过将经济领域划分到私人领域，反对将自主权利应用到经济领域。他们通过两个命题来进行论证。第一个命题是劳动商品命题，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和其他交换一样是私人性，因此，这两种交换中的权力支配相等的。第二个命题断定竞争的资本市场把对经济活动的实际支配与资产的所有权分离了开来，因此，不是资本的所有者，而是竞争生存的命令决定了经济结果。即资本是中立的。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对此进行了反驳。
首先，劳动力商品不同于市场仁其它的普通商品。其它商品可以和劳动者分离而存在，但是劳动力不能分离。劳动者之所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因为受到了强制，即他们失去了生产资料，为了生存，必须出卖劳动力。劳动者在市场的地位并非如诺其克所认为的可以在有意义的工作和高工资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所能选择的只能是工作，或是饿死。因此，劳动力的出卖，就表明了经济领域并非仅仅属于私人偏好的领域，它存在有社会权力。
其次，资本也并非是中立的。资本通过三种手段来产生社会影响，即影响生产过程，支配资本的投人方向以及影响国家政策。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的权力因为流动性而加大。工人并没有机会获得资本从事经济活动。因为，资本的本质是盈利，它在投人时需要考虑到工人的返还能力。
他们两人的分析，反驳了自由主义认为经济纯粹是私人事务，对社会不产生政治影响的观点。他们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的。
在人类处在共同体存在的阶段，经济活动同时就是社会活动。而人类在从共同体中摆脱出来之后，他们的经济活动分为两个阶段，即小商品经济时期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时期。对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马克思在《穆勒评注》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进行了分析。在存在分工的前提下，侮个人为了利己的目的而生产商品，但是，只有通过交换，这种商品才能变成对他本人有用的产品，交换者“互成一体.互相需要，于是客休化在商品中的个人B就成为个人A的需要，反过来也一样;于是他们彼此不仅处在平等的关系中，而且也处在社会的关系中”。马克思所描述的这种由特殊性所导致的普遍性现象和斯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描写的景象是一致的。可见，虽然征个人在市民社会中的生产和交换都只是私人的活动，但它受社会需要的支配。假如生产的产品没有人需要，这样的产品就无法实现它的价值。这说明，即使在个人作为原子式的个体存在的市民社会中，经济领域也不可能是私人领域，它受着公共领域的支配，并同时影响公共领域。当市民社会进人到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时，即进人到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这种经济生产方式更不可能是私人领域。相反，它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法和其他卜层建筑立足的础。资产阶级卜层建筑仅仅是对其生产关系以折射式的一种反映。
在商品经济社会，经济领域对每个人都具有强制作用，它构成了每个人立足的现实。马克思对经济领域政治性的分析具有合法性。这和哲学寻根究底的彻底性是一致的。马克思在《15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只有通过深人到经济领域，才能揭示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中一些概念产生的根源，同时检验它们的合法性。这反映一马克思对西方政治哲学的超越。
四、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经济政治学的分析工具
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之所以能够超越西方的规范政治哲学，其原因在于马克思通过艰苦卓绝的理论探索，发展和完善了劳动价值论，通过这个理论利器，他既检验西方政治哲学和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和范畴.同时，也在思维中再现了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中的政治性。
以“平等”概念为例来分析马克思是如何通过劳动价值论来剖析它的产生及其本质的。平等是市民社会的基本理念。在《1857一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分析。这种平等现象表现在两个方而:先表现为流通主体的平等，即交换者的平等，“每个主体都处在这一规定中，即处在同一规定中”其次表现为交换对象的等价，“他们交换的对象，交换价值，等价物，他们不仅相等，而几确实必须相等，还要被承认为相等”。交换者通过等价物而成为价值相等的个体。商品交换是平等的实现。这个实现是对具体劳动和劳动时间抽象的结果。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具体分析了交换中的这两次抽象。
每个商品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方而。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这种存在，和它的自然的、可以捉摸的存在是一致的。使用价值就本身而言是具体的、有着质性差别的。在使用价值的层面，使用价值和使用价值无法比较。在商品社会中，使用价值被附上了经济的形式规定，因此，它直接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交换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可以相互交换的量的关系。在这种交换中，使用价值经历一第一次抽象，“不管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所满足的需要的特定性质怎样，商品总以一定的数量彼此相等，在交换时相互替代，当作等价物，因而尽管它们的样子形形色色，却代表着同一个统一物。即从使用价值中抽象出作为价值实体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人的生命力消耗的结果，是对象化劳动。它既同“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无关，因此也同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无关”，它否定了劳动者的个性，仅仅表现为人的筋肉、神经、脑等的消耗，因此，它是抽象一般的劳动，在质上相同而只有量的差别。
第二个抽象化过程表现为具体劳动时间抽象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交换是以劳动量为尺度，而劳动量为社会劳动时间所决定。这种社会劳动时间是个别劳动时间的平均化，通过这个平均化的过程，“这样的劳动时间究竟是哪一个个人的劳动时间是没有关系的。这种抽象掉个性差异的结果就是使劳动时间的等量化，不同的个人在生产同一个具有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的使用价值时耗费等量的劳动时间。
因此，商品生产和交换造就了人的抽象化，人变为没有任何差别的存在物。这样的人是平等的人。马克思通过对商品交换中两个抽象化的分析，解释了平等产生的根源，它源自商品生产中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交换是这种抽象的实现，因此也是平等的实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意识形态家之所以不能客观地理解这个过程，源自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自身的特性，它必须对象化在物中，“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陷)这客观造成一种可能性，即在商品交换中，人与人由于其商品生产中的抽象劳动而平等的地位被归结为物本身的平等。交换价值对价值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遮蔽，而在货币出现之后，这种遮蔽就更为严重。货币形式中，价格标准最初和重要标准的等同，以及后来货币名称的确立，货币职能的分化，这每一步都是对价值本质的一个远离。因此，这最终一导致货币似乎自身就具有价值，因此，其他一切商品都是通过货币才能表现自己价值。这客观导致人在意识中把货币作为平等产生的根源。通过一层层的抽象和变形，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最终表现为人通过物取得人自身的平等。
此外，马克思还分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意识形态家产生这种错误的主观原因。第一，他们仅仅从交换领域来理解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他们并不管出卖的具体内容，也不过问这种有待出卖产品的来源，更不管个别生产者在交换中能否实现那惊人的一跳。因此，市民社会中拥有私有财产的人之间的平等交换，以及通过这种交换实现的平等都只是一种现象、一种幻觉。其次、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历史错误。即他们常常将复杂的经济关系简单等同于简单交换。马克思批判巴师夏通过把各种经济关系归之于名称的不同，从而把构成发展的差别抛掉，把复杂的经济关系等同于简单的生产关系，从而为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辩护。
马克思通过分析平等的产生根源和表现，揭示了资产阶级辩护论的实质，并指出“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yams)通过劳动价值论这个理论利器，马克思透过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迷雾，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中一些核心概念产生的根源和实质。这说明，马克思的经济政治学要比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优越，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能够深入到历史的本质之维中。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双重目的学科
在我国，从总体上看，政治经济学这一门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具有两大目的：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可称之为第一目的；二是作为一门经济学科，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可称之为第二目的。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双重身份——既是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即公共政治理论课）又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就是这种兼顾双重目的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然而，正是这种双重目的使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教学陷于了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
一
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p8)“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1](p11)这就是说，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我们政治经济学的第一目的与他的这一目的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是否还有其它目的呢？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包含有关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内容。不过，这些内容本身并不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是为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目的服务的。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学科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1](p119)当然，马克思当年研究政治经济学只有一个目的，不等于我们今天研究政治经济学也只能有一个目的。研究那些“经济学科的全部复杂内容”，对于我们当前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当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围绕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最终目的建立起来的，如果将这一体系所涉及到的某些内容按照其它目的的要求展开或独立化，必然使这一体系所特有的系统性和逻辑性遭到破坏。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马克思的体系保持一致，即按照第一目的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第二目的就难以达到；反之，如果按照第二目的要求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第一目的又不可能达到。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根本原因所在。
双重目的必然导致顾此失彼的结果，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中，一方面，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为了达到第一目的，我们必须保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包括其逻辑延伸部分，下同）所特有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从而使第二目的难以达到；另一方面，作为一门经济理论课，为了达到第二目的，我们又不得不破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所特有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从而使第一目的也难以达到。于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就不可避免地陷于了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例如，在讲授剩余价值分割的章节时，如果突出或增加有关商业、信贷、证券或房地产方面的专业知识的内容，虽然可以使学生了解到一些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知识，但却冲淡了“剩余价值如何分割”这一主题。如果资本主义部分的每一章节都按这种方式讲授，则不仅破坏了该课程原体系所特有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也不可能使学生系统地掌握有关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知识。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他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直接为某一个具体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因此，作为其逻辑延伸部分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就应当是说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客观必然性，而不应当是说明或解释某一个具体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是，自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诞生以来，各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要内容基本上都是说明或解释本国某一具体时期经济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路线、方针或政策的改变而不断修正其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从而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内容的超国家或超民族性及其相对稳定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改革开放后，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这一反差不仅没有消除甚至还更为突出了。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中除了说明或解释现阶段经济建设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内容外，有关市场经济运行及经济管理一般知识的内容也在不断增加。所以，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与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之一的资本主义部分的研究目的实际上是不一致的，或者说，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两大部分在理论体系上是脱节的。
如果将上述双重目的分解到两大部分中去，即资本主义部分仅围绕第一目的展开，社会主义部分则围绕第二目的展开，是否可以避免双重目的顾此失彼呢？从局部看，这种处理双重目的的办法似乎可以使两大部分都摆脱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但从整体上看，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因此而得到解决。首先，如果所谓社会主义部分以阐述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或共性为主要内容，从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或学科的整个理论体系来看，对于同一范畴或问题（如成本、利润、利息、地租、股份公司等）的论述，就是说明其特殊性（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性）在先而说明其一般性在后，使学生或读者难以理解和把握，而且容易产生前后重复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其次，如果两大部分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完全不同，将其合并为同一门课程或将其划归为同一门学科本身也是不科学的。
二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为什么会陷于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呢？关键就在于我们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还认识不足。在马、恩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2](p4-5)他们所设想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所以，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延伸部分的应当是政治经济学的共产主义部分，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部分。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指的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或低级阶段，而我们目前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则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3](p225)这就是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所谓社会主义部分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在逻辑上不可能保持一致的根本原因所在。陈德华先生早在10多年前就明确表示：“在今天，我们无意于建立一个完整的严谨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科学体系，更没有企望建立一个适用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这些要求是过分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应就是这样一门科学。只是在今天，无论是在客观上还是在我们自己主观上都还不具备完成这一任务的条件。”[4](p6)然而，陈先生的这一正确的或实事求是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
所以，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要从根本上摆脱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就应当首先明确一点：不能将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相提并论，即不能将这二者并列作为同一门学科或课程的两大部分。本来，从逻辑上讲，将某一社会形态的一个发展阶段（如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第一或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另一社会形态（如资本主义）并列，这本身就是不对称的或不符合逻辑的，也就是说，将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本来就是不科学的或不合理的。如果将某一社会形态的一个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另一社会形态并列，在逻辑上就更不对称了。因此，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还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即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仍以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为唯一目的，而且不要再将其分为所谓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当然，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容上不能仅局限于马克思《资本论》（或加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而应当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用于分析、研究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分析、研究或说明必须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目的而展开，即联系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实际分析、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由于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仍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而社会主义在不发达国家所取得的胜利又还不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的正确性。因此，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认识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检验。[5]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及其我们的可借鉴之处，当代社会主义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运行的特点、经济建设和改革的理论依据，以及有关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或基本理论等问题当然需要研究，而且从广义上讲这些问题也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对这些问题本身的研究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的任务，而是其他经济学科的任务。
简而言之，将目前政治经济学所兼顾的双重目的分解到两门或多门学科或课程中去，是摆脱顾此失彼两难困境的根本途径。在将第一目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目的的前提下，目前政治经济学所兼顾第二目的（其本身实际上又可分解为多重目的）应当由相应的学科或课程所承担。具体说，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及国家宏观调控的具体手段和方式的任务，应由西方经济学（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承担；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方针、政策的研究，是邓小平理论及相关学科或课程的任务；有关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基本经济理论和主要经济问题的研究，则可由当代中国经济这样一门学科或课程承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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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篇8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转贴于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1篇9
关键词：政治经济一体化；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0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062-02
一、从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来理解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从唯物主义历史观角度出发，其理论体系可以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两者的辩证关系主要表现为：其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的上层建筑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而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取决于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其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集中表现在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当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先进的经济基础的时候，这一社会的上层建筑会相应帮助它形成、巩固和发展，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社会形态，揭示了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它也是我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
政治与经济两者的辩证关系，也体现出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政治制度是以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行使为核心内容的一套正式规则体系，它以国家的存在为载体。政治制度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它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其性质和模式决定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同时政治制度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政治制度对经济的发展并不完全起到促进的作用，任何政治制度的发展对于经济的影响都是有限的，最根本还是要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决定。
二、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陈振明在《政策科学》中给政策定义为：“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标准，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和条例等的总称。”[1]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具体表现在政策的制定引导了各区域的发展。
（一）鼓励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政策
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提出的“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鼓励先富起来的帮助未富起来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实行了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政策。其主要政策内容包括：一是设立一系列特殊区域，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5年开放14个沿海城市，1985年确定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为经济开放区，1988年设立海南经济特区，1992年设立浦东新区；二是给沿海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减免企业所得税、开放金融服务、培养和发展资本市场；三是鼓励沿海地区进行体制创新。
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很快取得了成果，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明显快速增长，不仅显著增强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也明显提升了东部沿海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加快了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可以说鼓励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首先，政策的制定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蓝图，其次，国家大力实施和推进政策的展开更是为这个蓝图的实现创造了条件，通过国家制度来影响地区资源的配置，最大限度地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和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因此，可以说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开展实施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国家民族政策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从50年代初开始，国家就对西藏的经济发展给予了特殊支持，拨给大量财政补贴，专项补贴和重点项目建设投资，并调集大批物资进藏。50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使西藏经济逐渐好转。根据数据显示：1988年，西藏地方财政收入打破“零纪录”，1
992年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1993年又实现1.94亿元。自1994年以后，西藏经济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1年初，国务院批准建设青藏铁路。修建青藏铁路对加快西部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造福沿线各族人民具有重要意义。
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国家在人力物力和资源上给予了充分的后盾支持，不仅说明国家政策的制定在宏观上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指引了方向，同时也体现了国家政府发展经济的决心，有利于劳动力和资本的集中流动，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通过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可以体现这一点。
三、国际政治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作用、互相制约和互相渗透。“世界经济政治化、世界政治经济化”正是两者相互渗透的结果。
（一）国家之间的政治争端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经济领域
济制裁成为发达国家推行强权政治的手段，而在经济制裁的背后映射出政治制度的差异、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美国是当今世界上使用经济制裁最多的国家，在其经济制裁手段的背后是其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推行，尤其体现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裁。阮建平在著作《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中提到：“美国的对华经济制裁始于1949年，在朝鲜战争期间达到高峰，并一直持续到1971年。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后，美国基于联合中国对抗前苏联的战略需要，逐步放松对华经济管制。1989年之后，美国又对中国实施了空前的经济制裁，虽然随后又逐步放松，但美国从未停止利用各种经济制裁手段推进其对华战略。”[2]数据显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给中国融资和技术进口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据世界银行估计，1989年6月之后，到中国的外国投资减少75%，特别是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中长期贷款的渠道实质上已经被关闭。”[3]中国经济综合实力逐渐增强，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支强大力量。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却把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看成是潜在的威胁，并提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因此通过经济上实施制裁试图打击中国的实力，以确保达到自己世界强国的霸权地位。
（二）将政治观点纳入经济领域，经贸活动附带政治条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施压的手法
利用贸易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施压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常用手法。实质是利用双方的经济贸易活动，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其政治目的。其中的典型事例之一就是有关是否向中国提供最惠国待遇。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确立了发展贸易关系、施加人权压力的对华原则。美国国会年复一年地对中国发难，将人权与经贸挂钩，以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相要挟，妄图逼中国在政治上就范。鉴于中国政府的强硬立场和担心失去中国这个前景诱人的市场，克林顿于1994年5月26日宣布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将人权与贸易脱钩。
（三）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影响着双方经济贸易的展开
英国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曾说过：“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如此，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因此两国之间的利益争斗直接关系着两国之间的关系。
2009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征收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美方采取的这一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给双方经济贸易带来了许多矛盾。有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这一关税的颁布意味着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这将鼓励更多的美国业者采取类似的措施，中美贸易上的摩擦和矛盾将增多。由此可见，两国的关系不可能一直平稳发展，在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下，尤其是在中国综合实力逐渐增强，而美国大国地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两国的政治关系会折射到经济领域上来。
综上，全球化的发展日益推动了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的紧密联系。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争端更多地体现在双方经济贸易方面。因此，从国家外部关系来看，如若没有和睦的国际关系，政治制度并不一定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相反，紧张的国际关系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给双方经济贸易造成不必要的摩擦和矛盾。
经济发展
内因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外部环境同样也能够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比如是否能够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其所需的劳动力和资本。国家的政治制度可以理解为一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能够提供什么则取决于国内政治的发展情况。一个民主稳定的国家，其经济也会稳定地发展；相反，一个社会秩序混乱，民心不稳定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必定缓慢。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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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简涛洁.霸权文化与文化威胁—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j].太平洋学报，2011，（6）.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重商主义；自由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5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20-02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一门国际关系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的是财富和贫困问题，以及谁能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体系中得到什么的问题。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对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与此同时又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解释为“研究全球经济及技术之间相互依赖的发展同国家所构成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持续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将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科。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流派
在国际政治经济化和世界经济政治化的发展趋势下，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相互联系起来已经成为一大潮流，其主要目标就是研究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国际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家和市场在国际领域的相互影响。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即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将经济学和政治学联系起来分析国际问题时，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一）重商主义
1.重商主义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主张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重商主义认为经济从属于政治。强调单一民族国家的利益，国际利益决定经济活动。由于深受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重商主义者将国际经济看作是一种零和游戏。冲突是必然的即争夺经济资源是国际体系的内在性质，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
2.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
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16世纪，被称为古典重商主义。他们吸收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必然是残酷的‘自然状态’。因此，必须借用公共权威将个人利益转换为普遍的社会利益”。古典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
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9世纪，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强调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的必要性。将政治经济力量看作是一种保护国家生存的方式，外国竞争会对国内市场构成威胁。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更加注重国家安全。
早晚期重商主义的差别反映了商业资本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要求。重商主义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在历史上曾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产生方式的建立与发展。
总之，正如罗伯特・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概括的：重商主义的优点首先在于它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经济发展的工具；其次，它深切关注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在组织与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最后，认识到市场必须运行到一个充满社会和国家竞争的世界体系中。其弱点在于把国际经济活动看作是一种不变的零和游戏，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关于国内社会、国家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强调保护主义。
（二）自由主义经济
1.自由主义经济的概述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自由主义经济认为在经济事务中的中心角色应当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人类的繁荣有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扩张，而且这种扩张不会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它会超越国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相信，即使政府不施加干预，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市场也会自然而然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在追求其经济利益时是理性的，当其把这种理性运用到市场之中时，所有的参与者都会获益，因此通过市场运行的“经济交换是一种正和游戏。市场将使个人、家庭和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国家间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是一个互利性的合作领域”。
2.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亚当・斯密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集中阐述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反对任何形式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保护私人产权，要求实行放任的自由经济。同样是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能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实现和平的两大基础，因为在分工贸易之下，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互惠共赢的，是一种正和的游戏；是相互依赖的，共存的关系。
第二阶段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又可以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反对古典经济学把生产放在第一位的传统思想，认为消费是第一位的，一切生产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凯恩斯认为靠市场自发调节很难恢复经济，于是他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政府要积极地干预经济。他认为“市场经济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同时也具有潜在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在此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实现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和稳定性。
3.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想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他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更重视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自由主义理论是从经济上阐述人是理性的这一思想，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因此认为国家间通过加深经济交往，会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能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这种协调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加以促进，如当今世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者解决特定的国际冲突时，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国际经济交往可以形成相互依存的国家间的新型关系，因此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述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其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同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世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会形成一种不平等的依赖关系，长期会形成世界范围阶级的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因此他们主张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内容所决定的。
2.马克思主义代表主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的起点是“世界体系”概念。世界体系以彼此相互依赖的某种政治结构和某种经济结构为特征。他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划分为一个具有核心区、区和半区的等级结构之上。核心区拥有先进且复杂的经济活动，具有成规模的市场工业和复杂精细的农业，而且这里的经济活动都掌控在资产阶级手中；区处于等级结构的最底层，这里主要是原材料的生产场地，工业基础薄弱，并且一切经济活动都掌控在来自核心区的资本家手中；半区在经济上混合，拥有相对比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处于核心区和区的中间地带。可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基本运作不平等的交换过程。经济剩余从区转移到核心区；利润从区低工资、低利润的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核心区高收入、高利润的生产者手中。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强国有能力要求弱国继续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核心区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占有。沃勒斯坦在分析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时，将经济置于首要地位，政治次之。沃勒斯坦的论述给马克思主义分析增添了色彩。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是社会阶级之间，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处于支配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以及这一过程所引发的阶级之间与国家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然会导致国家之间和社会阶级之间的新危机与新冲突。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
二、结语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解决当今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实现全球和平发展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通过对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简要论述，笔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用下图可以明确表示。
参考文献：
[1]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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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1篇11
一、引言:分析政治经济学”概念演变的必要性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大概是经济学家使用最为频繁、但内涵指向却差异最大的经济学概念，不仅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对其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时代的不同经济学家，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如何管理国家资源以便创造财富的科学;马克思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有关特定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马歇尔认为应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萨缪尔森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无异。而随着近年来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起，关于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更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如关于政治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概念界定及研究趋势的分析，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其中国内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方福前(1999)[1]、杨龙(2000)[2]、陈振明、黄新华(2004)[3]、贾根良(2004)[4]、马春文(2005)[5]、汪丁丁(2004，2005)[6][7]，等等。马克•布劳格(Blaug)一直强调，经济思想史研究最为关注的，并非某些经济学家的特定理论，而在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性突破，即经济思想的成长[8]，或按照熊彼特所强调的，是对经济分析史的考察。所谓经济分析史，是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9]15如果用哲学语言来表述，经济分析史可以看作是经济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的历史。马春文认为:解释政治经济学，就要作一部政治经济学史。”[5]57他强调，对任何学科中的重要名词解释，要有思想史的研究思路。亦如徐复观所说: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有关的重要抽象名词的研究。……在方法上，很小心地导入了‘发展’的观点，从动进的方面去探索此类抽象名词内涵在历史中演变之迹;及在演变中的相关条件;由此而给予了‘史’的明确意义。”[10]1，在新政治经济学”已成为今日国际学术研究热点、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渐趋成熟、论文和专著大批发表的有利条件下，我们可以借助徐复观所强调的发展”观点，从动态角度来探索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抽象概念在经济思想史上的演进过程，并藉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当代研究提供更为严谨的分析视域。
二、早期学者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
在早期学者的著作中，经济学是从属于政治学的，各种萌芽的经济思想都只能在政治学著作中才能找到。这种一切社会科学统归于政治学的做法，正是世界各国早期学术研究的共性之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出于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隶这两种关系，首先产生的是家庭。赫西奥德(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诗人)说得很对，他说，先营家室，以安其妻;爰畜牡牛，以曳其犁。”[11]5家庭管理，这就是经济学的最初含义。从词根上来看，经济”(econom)一词来自于希腊语，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复合词，其中，eco”的意思是家务”，nom”的意思是规则”、法则”。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经济学代表着家庭管理的艺术”(theartofhouseholdmanagement)。[12]13男人管理女人、主人管理奴隶的治家之道，同君主管理臣民、政府管理城邦的治国之道是相通的。故此，国家管理，就成为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亚里士多德写道:家庭是出于自然的一种结合，用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当若干家庭联合起来，其目的不止于满足日常需要时，这就出现了村落。……当若干村庄结合起来成为社团时，其规模已经大到足以完全或相近于完全自给自足，于是产生了城市国家，这只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至于所以能持续存在，则是出于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这就很明显，城市国家是自然的产物，而人类则天生是政治动物。”[11]5－6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政治，就是集体之事、国家之事，而个人是非常自觉地参与到集体之事、国家之事中去的;家政管理是与国家管理相统一的，个体经济自然就是国家经济的一部分。此时，政治学与经济学天然统一，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天然统一。
三、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概念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这一术语最初出现于17世纪初期的法国，1611年，L．deMay-erne－Turquet在一本论政府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政治经济学”。[12]13这一术语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概念而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经济学、国家经济学概念的引申和强调。在法语中，政治的”含有宏观的、宏大的含义，此时的政治经济学对于国家等于家庭经济学对于家庭。”[13]1又如麦克库洛赫的解释，经济(Economy)一词是从希腊字(家或家庭)和(规律)两字演变而来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说政治经济学之于国家，正如家政学之于一个家庭。”[14]3由此可知，古典经济学家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主要是为了强调其所分析的是与国家管理相关的经济问题。翻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类似的说法俯拾皆是，可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几乎专指与国家资源相联系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学问，或者说是研究国民财富的学问。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还未从政治学、伦理学和历史学中分离出来，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政治经济学并非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经济学，更不是政治问题的经济分析，他们所强调的是宏观的、整体的经济问题研究，这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如同巴里•克拉克所说:政治经济学是原初的社会科学。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等人均是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社会体系。直到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才开始裂变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史、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哲学等学科。”[15]1在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此还在大量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早期经济学家只能在道德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的课程体系里谋求教职并讲授经济学。正是基于多学科杂糅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融于一体，既表现出严谨的科学求真态度，同时又抱有强烈的社会变革理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看作是古典时期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统一的典范之作。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旨在揭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灭亡)的规律。马克思有关商品、价值、货币、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生产价格、地租、利息等范畴的分析和演变，无疑是采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矛盾分析、中介分析以及一般特殊个别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而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以及对未来社会的预想，则明显带有规范分析的色彩。正如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主要靠实证分析，而要改造世界，就必须做规范分析。也正如已故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周守正教授所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又是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的统一。[16]研究对象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性经济问题(财富的增长与分配)、研究领域体现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统一，以上三点，共同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与理论特色。#p#分页标题#e#
四、古典政治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
19世纪中后期的经济学发展，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经济学日益从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而具有其独立的学科属性，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学所独有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正在逐步成熟，经济学的科学化”倾向日趋显现;二是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政治经济学日益从原来的宏大或宏观问题的研究转向个人经济行为、尤其是稀缺条件下选择问题的研究。在此趋势下，斯密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步为体系严谨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取代。
(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
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写道: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部分一到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对他就有了裁判权，至于一般福利是否将因为对此有所干涉而获得增进的问题则成为公开讨论的问题。但是当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影响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或者除非他们愿意就不需要影响到他们时，那就根本没有蕴蓄任何这类问题之余地。在一切这类情事上，每人应当享有实行行动而承当其后果的法律上的和社会上的完全自由。”[16]89－90①约翰•穆勒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当个人行动没有危害到其他人利益时，即不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伤害时，政府不应对个人自由有任何的干涉。私人领域与社会领域应该天然地分开，政府所应充当的职责仅限于社会公共事务，其余的，则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如果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论述，那就是说，私人领域可以通过自发的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最优，当有人破坏最优均衡时，政府才有权干涉。这样，个人与国家、经济与政治、市场与政府被区分开来。这一区分使经济学研究开始向私人部门”倾斜，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意指国家的、宏大的)含义开始淡化，基于研究领域的划分(见表1)，政治经济学”概念开始向经济学”概念过渡。
(二)内维尔•凯恩斯的两种”政治经济学
在内维尔•凯恩斯看来，19世纪末的欧洲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一种是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政治经济学。这种二分法”实际上是对当时英国学派”与历史学派”相互对立情况的客观反映。内维尔•凯恩斯非常明确地将政治经济学划入了社会科学，而非政治科学。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政治经济学最好被描述为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如果要在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之间画一条界限，尽管有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名称，它仍然应该被归为前一类，而不是后一类。虽然有时候它也需要关注政治的法律的条件，但它主要研究的是人们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人们的政治关系。”[18]61在内维尔•凯恩斯看来，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便是一个与经济现象有关的学说的整体。”[18]2在这里，政治经济学(作为严谨的社会科学体系)不应再成为政治学、伦理学和历史学的附庸，政治经济学应该从多学科中分离出来而有其独立的科学形态。如同班克斯和哈努谢克所言:这种学科分立的最重要含义是走向更高程度的专业化。经济学家专心致志地研究市场活动，并在很大程度上将政治与制度结构视为给定。另一方面，政治科学家们则致力于研究在非市场状态(nonmarketsituation)下制度如何与个体互动，以及个体如何为制度塑型。这样的专业化具有相当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在限制了研究的范围之后，许多分析变得更易于处理了。此外，由于理论发展的模式、经验分析(empiricalanalysis)所要求的数据，以及理解不同领域差异所要求的专家知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立推动了各自领域知识的快速发展。”[19]2
(三)罗宾斯的经济学”概念
在经过约翰•穆勒、内维尔•凯恩斯和马歇尔的多年铺垫后，对经济学”概念变革(去除政治”二字)做出精辟总结的是莱昂内尔•罗宾斯。在那本著名的小册子《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罗宾斯着重论述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Science)的独立属性。他为经济学”下了一个非常纯粹”的定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因此，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只要达到某一目的需要借助于稀缺手段，这种行为便是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20]26在罗宾斯看来，经济学研究具有明确的科学属性，其所关心的是价值中立(即事实判断)的人类选择行为，而不是带有价值判断和主观好恶的带有政治学意味的古典经济学。基于以上分析，罗宾斯将古典传统下的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政策经济学”，在他看来，政策经济学并非属于经济科学体系，只是应用了某些经济学原理的政论文。罗宾斯指出:在诸如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些早期著作中，政治经济学泛指所有的有关经济科学以及经济政策理论的全部论述。……然而，近年来人们习惯于把‘政治’一词去掉，用‘经济学’这个词单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描述，而把有关什么政策才符合需要的讨论，归于另外的、尽管与前者有关但又与其明确区分开来的特殊的研究范畴。……这种划分方法有两点好处。其一，它同时分清了个人和集体在实现目的时会这样或那样受到资源稀缺的制约的行为的活动范围，其二，同时它也抛弃了，或者说意识到应该抛弃任何如下的假设，即对这些行为的概括中本身具有任何规范化的前提。”[21]5－6罗宾斯的论述非常清晰地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差异:(1)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群体和国家，而新古典经济学更多地强调个体;(2)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难以摆脱政治学的束缚而成为多学科杂糅的学科体系，而新古典经济学则获得纯粹科学学科的外衣;(3)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杂糅，而新古典经济学则以实证分析为圭臬，具有纯粹的科学属性，这也正是Economics与Economy的区别所在。①
五、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起与述评
在方法论革命的推动下，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研究个体选择行为的纯粹科学的理论基石已经奠定，但始终未能真正摆脱政策经济学”的干扰”。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凯恩斯到加尔布雷斯，从阿罗到布坎南，在西方经济学界，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出现了复苏，更出现了所谓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ics)研究热潮。#p#分页标题#e#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复兴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以马歇尔《经济学》为代表)统治经济学的最初岁月里，政治经济学”已经从主流教科书中淡出，在完美的局部均衡的理论框架下，看不见的手”使得经济活动秩序井然;而政府则恪尽职守，努力地扮演好守夜人”。但1929—1933年大萧条”的当头棒喝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再次将目光投向社会公共领域，去关注失业和社会问题。凯恩斯革命”导致宏观经济学”诞生，研究者对国民收支、公共财政、税收、失业等问题的关注，使得政治经济学”再次回归到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视野之中。因为理智的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社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事实决不完全是或纯粹是经济的;总是存在着其他的———并且常常是更重要的———方面。”[22]5随着经济学家对国家经济政策和政府经济职能研究的深入，不仅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再次回归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规范分析也再次成为经济学家争论的热点，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著名经济学家，都曾撰写大量政治经济学评论文章。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西方世界尖锐的政治、经济矛盾频繁爆发，敏锐的经济学家已清醒地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而为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区分，这一时期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家，都喜欢以新政治经济学”来标榜自己的理论创见。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与引申
与内维尔•凯恩斯所谓的两种”政治经济学的区分相类似，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形形的新政治经济学”其实也存在着两种趋势:其一是上溯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继续将多学科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探求之中;其二则是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和分析工具为基础，不断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在这两种趋势中，第二种趋势已日渐占据主流地位，与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依附于政治学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新政治经济学时代，政治学正日益依赖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方法论为基础来界定新政治经济学”，则更应该称之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Neo－classicalPo-liticalEconomics)，如AllanDrazen所说，新政治经济学不是对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简单复活。虽然其特征是它对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结果这一问题感兴趣，但新政治经济学主要还是根据它探讨这一问题的方法来定义的。具体来说，它主要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来考察政治对经济的重要性来定义。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不仅体现在运用数学方法这种形式化的意义上，而且表现为它还是概念性的，它运用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因此，新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特色与其说是它的研究内容，不如说是它的研究类型。”[23]4与Drazen的观点相一致，TorstenPersson和GuidoTabellini在其合著的《政治经济学———经济政策解释》一书中，也将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分析工具(包括博弈论)应用其中，借助精妙的数学工具，古老的政党问题、投票选举问题、利益集团问题、国际贸易问题等等，都采用了新颖的研究范式。[24]
(三)公共选择理论———主流新政治经济学”的代表
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研究，公共选择理论①无疑是西方新政治经济学众多流派中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并且代表着主流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新古典经济学往往对社会选择(socialchoice)和公共选择(publicchoice)问题避而不谈，这主要是受穆勒二分法”的影响，即公共领域的问题只要交给政府去办就可以，制度是经济体系(私人领域)的外生变量，不需要过多关注。但随着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对私人领域的影响日益加强，于是，围绕公权与私权关系而引发的政治问题(社会选择)，也日益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阿罗指出:在资本主义民主下，社会选择基本上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投票，通常用于做‘政治’决策;一种是市场机制，通常用于做‘经济’决策。”[26]11在新古典经济体系下，一般只研究市场上的个人选择问题，而很少关注集体选择。自从阿罗提出不可能性定理”后，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将个人偏好进行加总来实现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或者说，在单个投票者偏好既定的情况下，应当选择怎样一种社会形态。这实际上也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不同的投票规则下投票者所能获得的利益是不同的，因此就使得当事人(投票者)慎重投票，否则投票结果将直接影响自己的收益。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为其带来效用最大化的商品，而在政治市场上，人们则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为其带来最大收益的政治家以及政策法律制度。根据汪丁丁的描述，公共选择理论有三个最重要的假设:(1)方法论个人主义，强调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一群个人”的行为和个人对行为的理解”构成的，这个视角或思路，一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2)经济人”假设———所有政客关注的私利，并不比一般老百姓更少，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假设;(3)政治交易市场”(politicalactivitiesasexchanges)假设，即把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看作市场交易行为，以权力为媒介，政治市场与产品市场并无差别。[6]46这三点非常清晰地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坚决贯彻。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常常被认为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但由于其在研究方法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直接继承，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公共选择理论乃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流派。
(四)经济学帝国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领地拓展
从公共选择理论引申开去，可以发现，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众多经济学流派，都带有浓厚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味道，即都是试图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去解释曾经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公共领域内的问题。施蒂格勒的规制经济学、科斯的产权经济理论、诺斯的新经济史，再加上阿罗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这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共同之处即在于他们都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使制度和制度变迁、社会成本、政府和议会、公共选择、民主选举、反垄断等问题再次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p#分页标题#e#
更进一步说，加里•贝克尔关于家庭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的研究则使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触角逐步伸向全部社会科学领域，已演变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法和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种族经济学、宗教经济学、性别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出现，显示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生活力;一时之间，政治的经济学、社会的经济学、伦理的经济学、认知的经济学都出现在学术舞台之上，经济学得以再次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交融。但这次交融，已不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原初社会科学的简单延续，而是对古典时代多学科融和的一种扬弃”，是在承认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基础上的一次超越”。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经济学”到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新政治经济学流派的发展，再到经济学帝国主义”大厦的建立，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被最大限度地拓展。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正以其自身的研究优势而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新浪潮，并预示着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范文篇12
在《视察河南新乡经济建设道路的讲话》中谈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是改革开放攻坚期和深水期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理论基础。可见，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无论是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面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都已经不能给予精确的解释和指导了，必须在原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
一、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所有社会主义理论的总领性理论，是社会主义的基石。列宁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包括三大部分：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学习和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增加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化理解。根据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西方社会物质社会是经济生活的根源，因此在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中，市民需求需要从物质价值中进行寻找。但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既具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元素，又具有政治经济学倡导的政府调控元素。因此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二)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
当前社会，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逐渐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在经济的发展中，遇到了马克思时代没有的问题和情况。在这种环境下，寻找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寻找答案，还是对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相关理论重要补充，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道路上的重要探索。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科学性和可控制性。使我国经济始终处于平稳有序的发展中，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保护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三)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价值决定价格，西方经济学认为需求决定价格。两种理论之间的价格决定方式之争在本质上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人民基本社会价值观和世界观争论的缩影。因此，研究中国特色的政治经学，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升新时期经济形势下的商品属性本质，有助于党员干部了解商品与货币的本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助于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方略的实现。
二、中国特色政治经学创新与发展的关键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一样，在时代变迁中寻找生机，同时也需要注意对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关键关系的处理。
(一)原理与现实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发展基础上，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和部分内容，同时马克思又在《资本论》中系统的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工资分配理论。而上述理论也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原理和理论基础。但是，由于我国在政治体制上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决定了社会性质与马克思时代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所以我们又不能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所以我们就需要在处理好原理与现实的关系的基础上，完成经济学理论的现代化发展。将基本的经济原理与当社会经济的形式相结合，补充理论的漏洞和与现实相悖的地方。创造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指导思想。
(二)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在经济学的理论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技术方式上有着显著地不同，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层次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也存在一定的相同之处。比如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两者都主张由国家控制金融经管控工作。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寻找我国经济与西方社会经济在本质属性上的共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分析当前政治经济学对于货币、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经济学中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进化的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的经济也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所以必须处理好两者经济理论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中的关系，实现有机融合，发挥“1+1>2”的效果。
(三)正确处理研究对象与现实生产力的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中，需要着重对两种关系在当前社会中的运用现状进行分析。同时，还应该看到经济制度带给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重要改变作用。认真研究生产关系的演变与生产力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性联系。结合当前我国科学技术能力与人力资源之间的矛盾，分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点和矛盾点，找出适用于我国当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态下的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影响因素。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因此，无论是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应该从社会现实经济状况出发，研究和引导经济的合理有序发展。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现状决定了我国经济已经无法单独使用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指导，只能在原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寻找属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政治经济学，方可发挥出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