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的认识范例(12篇)
媒体融合的认识范文篇1
1融媒体时代电视新闻传播的新概念
当前，多元化的传媒并立而存，不同的传媒方式将信息以多方位、立体化的方式进行传播。电视传媒和其他新的媒介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共同的利益让他们的相互融合得到了加速，从而形成了新的电视新闻传播概念，具体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新闻直播常态化。在如今高速运作的社会背景下，媒体传播新闻的速率成为了媒介之间竞争的核心手段。只有媒体把所发生的新闻在第一时间把报道出去，才能吸引和抓住广大观众。相较于其他传媒方式，电视媒体以现场直播的方式，让广大观众有身临现场了解新闻的感受。因此，未来的新闻报道，现场直播新闻的方式将会越来越普遍，现场直播新闻将会常态化。
1.2新闻媒介融合化。随着新闻媒体的逐步融合，传统的新闻媒介的运作方式被全新的媒体运作方式所改变。信息化的新闻技术平台取代了传统的新闻运作模式。多种新闻媒介的相互配合的新观念使新闻播报的方式多样化发展，并且呈现出全方位的播放态势。
1.3资讯传播国际化。在当代，由于通讯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即时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国家与国家，以及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信息交流跨越了国家间的界限，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新闻传播越来越没有障碍，加之网络微信等交流平台的出现，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记者，世界进入了自媒体时代，人们可以相互间进行沟通和交流。电视新闻记者要与时俱进，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角色，以适应激烈的媒体市场的竞争。
2融媒体时代电视新闻记者面临的困境
2.1信息共享渠道受限。由于我国的传媒行业起步较晚，目前的传媒集团规模和影响力不是很大，只是在国内范围比较具有优势，通过国内各个省市地区的信息传播，很快了解到国内的大小事件，但是对于国国际重大事件的报道，只能靠驻地记者赶赴新闻现场，在第一时间内获取一手的资讯和信息，并通过新闻中心辐射整个国内媒体，但是对于那些没有设立新闻驻地的区域，由于受到时空和人力物力的限制，及时的赶赴现场是不可能的。最好是与其他媒体记者进行合作，实现资源的共享，可以拓宽信息的渠道和来源。因此，作为电视新闻记者，人脉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2.2管理机制缺陷。从融合媒体的趋势出发，虽然融合媒体的基本结构已经形成，但是只是初始阶段，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作为电视新闻记者，固定的生产新闻的思维模式已经根深蒂固，这种模式的变革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也是不尊重规律的表现。当前我国融合媒体的新闻生产过程中，电视新闻记者总是被动的参与到生产新闻的过程中，依然是做自己的老本行，这其实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角色，说明电视媒体的管理机制存在问题，应该从电视记者的实际出发，赋予他们更多的主动权，让记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2.3缺乏融媒体意识。由于当前传媒业的发展，电视新闻记者已经成为了全媒体服务者，电视台工作只是它们的部分工作，有时候还要从事广播和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工作。刚才在新闻现场忙忙碌碌，过一会儿可能就要转战广播电台和网站，因为这些行业都是相通的。在融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下，作为传统电视新闻记者，要改变旧观念，树立融媒体的意识，扩大自己的业务和工作范围，拓宽获取信息和及时资讯的渠道，增强新闻的捕捉能力，不能错过任何的讯息资源，这是当前电视新闻记者当务之急应该提高的能力。
3突破困境的策略
3.1积极调整心态，迎接时代挑战。文化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新闻是政府宣传的工具，在我国，由于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现状，新闻的传播应该代表人民群众的意愿，新闻的发展应该限制在法律和社会道德的范围内，在融媒体时代的背景下，电视新闻记者必须要调整心态，摆正自己的地位，正确面对媒体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发挥最为电视新闻记者的优势，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迎难而上。认真分析网络等新兴媒体的优势和局限性，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一味的融合而使自己的特色丧失殆尽，而要从新闻内容的实际出发，有选择的与新兴媒体合作，树立自己的品牌。因此，调整心态，积极面对是非常重要的。
3.2提高职业能力，深化自我认知。工作效能感强可以促使从业者产生强烈的成就感，有利于从业者树立较强的工作自信心，就是从认知层面对自己工作能力予以肯定，那么所形成的积极心态将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进而激发从业者不断提高职业能力的意愿，由此就形成了良性心理循环，在面对新的传播技术时，从业者会为了配合积极的工作状态而努力学习新技能，所以电视新闻记者要将提高职业技能，深化自我认知作为一种职业兴趣来培养。融媒体时代语境下电视新闻记者面临的职业技术挑战，也是新闻记者必须要完善的能力，不同的媒体平台有着各自的技术支持，那么作为电视新闻记者，全面掌握、学习现代化新闻制播设备就显得尤为关键和必要。
3.3规范职业行为，强化社会认可。客观来讲，电视新闻记者重塑职业认同的最终目标是回归记者最真实的一面，强化社会责任感，在新闻报道中肩负起应有的时代担当和社会职责，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为广大受众公平发声，从新闻工作中强化社会认可。此外，电视新闻记者还要坚持新闻报道原则，树立正确的职业理念，杜绝新闻黑洞，在复杂的媒介生态环境中以自身良好职业素养监督自身行为。这对电视新闻记者强化自我认知，充分实现个体价值，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媒体融合的认识范文篇2
关键词：媒介融合；大媒体；出版业
“媒介融合”不仅是从国外引入中国的一个概念，而且是中国目前多种媒介发展进程中所要应对的现实问题。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参考国外文献，梳理这一概念的内涵，探讨其所涉及的相关问题。由于新媒介是相对传统媒介而言的，新媒介对传统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更开阔的视野来考察出版业的发展境况，也是有意义的。
一、国外“媒介融合”概念的引入
在20世纪末计算机信息革命到来之前，不同媒介之间界限明晰，对于媒介技术的研究也被限定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之内。“媒介融合”的提出为媒介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不同媒介技术相互结合，连同工业制度结构、社会文化标准共同塑造着融合媒体。在国外研究文献中，“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一词也被表述为“融合（convergence）”。一般认为，“融合”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依梯尔·索勒·普尔于1983年提出的，其含义为“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普尔在《自由的技术》一书中指出：“一个既定的物理网络能够提供任何类别的媒介设备，反过来，一个曾被限制于一种技术的媒介设备现在能够被传送到任何物理上分散的网络上。”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些涉及媒介融合基本概念的西方著作被译介到我国，例如，托马斯·鲍德温等合著的《大汇流——整合媒介信息与传播》明确指出：之前各自为政的电信、有线电视广播和计算机工业将汇流到一起，产生整合宽带系统（broadbandcommunicationsystem）。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一书提出：广播和动画业、电脑业、印刷和出版业三个领域将会逐步趋于融合。书中不仅较早地介绍了1978年尼葛洛庞帝的三圆环聚合示意图，而且针对当时学界对媒介融合的几种误解进行指正。凯文·尼曼的《大媒体潮》提出“大媒体”（megamedia）的概念，认为传媒业、电信业、信息业都将统合到一种新的产业之下，即“大媒体业”。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等合著的《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一书第一章“变化中的媒介环境”也探讨了媒介融合及其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从我国目前已出版的有关媒介融合的著作、教材及学术论文的文献引用情况来看，这几本国外新媒体方向的著作虽然不是系统探讨媒介融合的成果，却对我国媒介研究者思考媒介融合相关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也奠定了我国早期媒介融合研究的理论基础。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正式的学理性概念最早是由蔡雯于2004年在美国进行富布莱特项目研究时引入国内的。其实1999年崔保国在《技术创新与媒介变革》（《当代传播》1999年第6期）一文中已经引介了西方“媒介融合”的概念。但蔡雯的文章被引用频次较高，而且比较明确地指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此外，宋昭勋的《新闻传播学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以及孟建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也是我国较早研究媒介融合问题的代表性成果。
然而，国内学者在引述“媒介融合”概念时，直接参考英文资料还不够充分。例如，《媒介大融合：数字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融合论》一书被学者认为是“我国传播学术界探讨媒介融合理论的最重要的成果”，但其参考文献大多来自已有的中译本。实际上，国外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资料是相当丰富的，涉及很多理论资源和现实问题，值得引入并加以梳理：对媒介融合概念的把握为何难以统一，有关媒介融合与媒介分化的争议，媒介融合的最大受益者到底是谁，媒介融合与出版业的关系，这些问题在我国虽有涉及，但有待深入探讨。因而，有必要继续引介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国目前媒介融合的现实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国外有关媒介融合的几个问题
本文仅针对目前国内研究引述国外资料的情况，进一步梳理国外特别是欧美有关媒介融合的研究文献（大多没有翻译为中文），归纳其中涉及的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1对媒介融合概念的认识为什么存在差异
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媒介研究学者埃斯彭·伊特瑞伯格（EspenYtreberg）指出：“媒介融合是迄今为止最难把握的概念之一”。甚至早在1995年就有学者指出“媒介融合是一个危险的词语”，因为它有太多不同层面的意义。为什么对这一概念的把握会存在差异呢？其原因有：
“媒介融合”本身是一个历时性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和把握，首先是基于媒介自身的发展与实践过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迈克尔·卡茨教授在1997年发表的《介绍：融合、规制和竞争》一文中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人们对于媒介融合的三种认识：“对于一些人来说，媒介融合是一个局限于电信领域的现象。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媒介融合是一个电信业和计算机工业归并的过程。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媒介融合包括产业的结构性整合”。英国的西蒙·穆雷（SimoneMurray）博士也指出，20世纪90年代，媒介融合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通过对主流媒体的直接收购与大规模兼并实现的跨媒体所有权的集团化。这一浪潮并没有对政治经济方面造成根本性挑战。第二波浪潮是关于媒介的数字化改造，这从根本上挑战了传媒业，受到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青睐，同时也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影响。第三波浪潮是“内容流（contentstreaming）”。作者指出，“在传媒业中用‘内容流’来描述一个平台向另一个平台的内容迁移，即通过互联网实现音频或视频内容的传递”。可见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在媒介融合基本思想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学者们对于媒介融合的把握是有差别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媒介融合更像是在描述我们已经看到的，而不是我们将会见到的”。这提示我国研究者从学理和实践的双重维度把握“媒介融合”概念。同时在切入对媒介融合的考察时，应当注意将其置于纵向的维度，而不是孤立地看待。
研究视角有不同。国外媒介融合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媒介史的视角、文化研究的视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媒介史的视角以詹妮特和萨宾（JanetStaigerandSabineHake）为代表，认为“媒介融合是传统媒体（如印刷媒介、电视、广播和电影）与新技术（如有线电视、互联网和数据广播）的结合”。这种观点认为媒介融合作为一种历史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这也为媒介融合研究提供了一种纵向考察的方法。
文化研究视角的主要代表者是亨利·詹金斯，其关于媒介融合与融合文化的论著在西方社会具有深刻影响。依照文化研究的视角，詹金斯指出“‘媒介融合’一词涉及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方面”；而“媒介融合意味着一种文化转换（cultureshift），正如消费者被鼓励不断发掘新的信息，进而把分散的媒介内容合二为一”。“媒介融合”分为两种先后出现的范式：数字革命范式（digitalrevolutionparadigm）和新兴融合范式（emergingconvergenceparadigm）。“数字革命范式”以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为代表，其强调“新媒介代替旧媒介”，而“新兴融合范式”则强调新媒介与旧媒介的互动。詹金斯指出，“媒介融合并不完全取决于媒介终端，而是在更多时候产生于个体消费者的头脑之中，并且通过彼此间的社会交往而实现”。他援引了法国媒介学者皮埃尔·列维（PierreLevy）早年提出的“集体智慧”（collectiveintelligence）的概念，指出，“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些事情，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每个人所知的东西汇聚到一起，从而提高个人的技能。”他认为，在媒介融合的文化语境下，混杂着大众文化元素的集体智慧足以改变宗教、教育、法律、政治、广告甚至军事行动的方式。媒介融合也呈现了媒介权力的重构和媒介审美与媒介经济的重塑，“最终，我们的媒介未来将依赖于商业媒体和集体智慧之间的斡旋与交战”。詹金斯还预见到，“媒介融合所处的数字文艺复兴（digitalrenaissance）将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而一个新的文化秩序也将在这个时代出现”。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以蒂姆·德维尔（TimDwyer）和克劳斯·詹森（KlausJensen）为代表。德维尔指出：“媒介融合是一个过程。新技术被容纳进现有媒介和大众传播文化工业之中”。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立场，他的《媒介融合》一书将媒介融合具体分为产业融合、技术融合与监管融合。但在德维尔的论著中仍然存在理论和实证支撑的鸿沟。詹森的《媒介融合：网络、大众和人际传播的三个维度》一书也被认为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媒介融合的代表作。詹森阐述了所谓“媒介融合的三个维度”的关系：第一个维度是通过身体实现的人际传播，第二个维度是模拟大众传播，第三个维度是数字化传播。第三部分则包括对理论与实践、现代语境与后现代语境之间关系和方法论的思考。但有学者认为，“詹森只是用媒介融合去描述了一个一般的传播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已有个别学者注意到对媒介融合进行文化研究视角的考察。2011年出版的陈伟军《媒介融合与话语越界——传媒文化的多维阐释和散点透视》一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指出“作为一种全新实践和话语重组，媒介及其相关要素的会聚与整合，其影响不仅在技术层面，它还会对我们时代的文化生态和思想框架造成巨大冲击”；对于媒介融合的探讨很难用一种大一统的理论进行阐释，因此需要从哲学思路、文化研究思路、多媒体艺术思路、社会学思路等多维度考察媒介融合。
2“媒介融合”是否只是一种“假说”
在我国，一般认为传媒发展的未来趋势是媒介融合，但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传媒的未来发展不是融合，而是分化；由此引出了有关“媒介融合”与“反媒介融合”的争论。也有学者质疑关于媒介融合的各种论断只是一种“假说”。
在国外，确实有不少学者批评媒介融合这种说法过分含糊和泛化甚至沦为商业炒作的工具。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媒介融合实践过程中的负效应。南太平洋大学新闻系主任马可·艾智（MarcEdge）在《瓦解之后融合：加拿大的‘灾难性’案例》中指出，“媒介融合作为一种商业战略于20世纪90年代受到欢迎。计算机工业革命使得报刊业于20世纪70年生转变。媒介主发现通过跨媒体的信息内容共享可以获利颇丰。然而由于信息技术产业的股市泡沫，2000年1月美国在线公司与时代华纳的合并却造就了商业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合并案例，媒介融合的提法随之一下子跌落谷底。”有人开始怀疑“媒介融合不过是个宣传出来的错觉而已”。
有的学者怀疑媒介融合是否是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从商业模式角度去看，“媒介融合有赖于一些理念，如协同效应的创造、产业边界的消解、市场的叠加与整合”。多伊尔（DoyleG.）早在1999年就通过对英国报刊和电视经营者的访谈发现他们对于媒介融合是否真的能发挥节省成本的协同效应表示强烈质疑。她指出，不少媒体高管认为媒介融合并不能带来太多经济效益，其唯一的益处不过是带来跨媒体内容的增加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加拿大学者也通过相同的方法得出类似的结论，并表示对于过度增长的传媒集团的担忧。媒介融合所带来的股市负债，使得一些新的媒介集团不堪重压。一些所谓“媒介融合之王”，只能通过政府力量来还清因媒介融合而欠下的债务。而对于出版企业而言，媒介融合也带来了某些弊端。“免费在线出版物为媒介主制造了麻烦，因为免费在线出版物对其原有的媒介产品的销售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些代表性论述虽然不能证明媒介融合是个伪命题，但至少它提醒我国研究者对媒介融合的现实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并注意媒介融合过程中产生的负效应。
3媒介融合的受益者是谁
在媒介融合过程中，公众究竟置于利益天平的哪一端？或者说，谁是媒介融合最大受益者？这一议题常常被我国研究者所忽视，目前我国已有的研究几乎找不到相关论述，而这一议题却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艾格尔·黄（EdgarHuang）和南弗罗里达大学的卡伦·戴文森（KarenDavison）等人认为，“目前为止，大部分关于媒介融合的讨论都只聚焦于其商业价值”，因而学者认为，媒介融合对于媒介主来说十分有益，但对普通大众来说，只能意味着真相和公民意见的削弱。美国一项针对传媒学界和业界人士的调查显示，有70％的受访者认为媒介融合的受益者是媒介并购者。有学者则撰文指出，“媒介融合的结局可能是好的，对于传媒公司来说可能结局更好。但是恐怕它也可能变得更糟糕，对于新闻业来说结局可能更糟”。
这些国外研究表明媒介融合的最大受益者可能并非普通大众。这提示我国学者在考察媒介融合商业效益的同时，还要从更广泛的视野对媒介融合现象进行反思，了解媒介融合对普通大众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
三、媒介融合视角下的出版业发展
国内外学者谈及媒介融合时，更多地聚焦于电信业、计算机工业与广播电视业的融合，但从学理与实践两个层面来看，媒介融合都已经涉及出版业的发展问题。
早在1978年，尼葛洛庞帝就已经通过一个图例演示了三个相互交叉的圆环的聚合过程，这被认为是媒介融合的雏形。在这个聚合模型中，三个圆环分别代表了“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这个聚合模型提出的意义在于把“不同工业即将和正在趋于融合这一远见卓识第一次通过著名图例演示出来，获得商界领袖”的青睐。这一模型也表明媒介融合在最初阶段就与印刷出版业密切相关。
20世纪80年代，有国外出版学文献阐述媒介融合对于出版业的影响。艾瑞斯（Eres）在1983年发表的《信息技术：地位、趋势和内涵》的第一部分就指出：“电信、数据处理、广播电视、出版，这几个曾经可以轻易地加以区分的产业不再彼此孤立。”而早期学者们认为电子出版就是出版业在媒介融合时代的一种表现形式。围绕媒介融合和数字出版，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出版学研究文献。例如，帕特里克·吉宾斯（PatrickGibbins）的《电子出版：多学科的未来媒介融合》对电子出版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讨。他指出：“信息产品能够达到印刷产品的市场接受程度，信息产品和服务能够满足大众消费市场的信息需求时，我们才真正可以说我们处在电子出版的商业模式之中”。英国贝德福德大学艾利克斯·威登（AlexisWeedon）教授于1996年在《融合》（Convergence）杂志发表（《图书贸易与网络出版：一种英国视角》一文，根据英国出版业的实践经验，介绍了网络出版时代的图书交易方式。他认为，现在图书的分销渠道已经根据互联网的发展进行了相应的调适，而基于互联网的书籍分销渠道也正在改变出版业的结构。因此“出版商必须要在传媒业技能的宽泛谱系之下重新定义自身的角色”，并且应当从报纸、计算机软件和广播电视的商业实践经验中寻求网上图书贸易的新思路。美国北德克萨斯大莱恩·库克（LynneCooke）的《印刷媒介、电视、互联网的视觉融合》从40年来知名报纸、有线电视新闻节目、新闻网站选取了广泛的研究样本，指出印刷出版媒介、电视和互联网正趋于视觉融合。挪威奥斯陆大学的黑尔戈（HelgeRnning）与托里（ToreSlaatta）两位教授认为“图书是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而且是第一个取得国际化发展的文化产业，因此在数字化背景之下媒介研究者应当回归对于图书的研究”。他们的《营销员、出版商、编辑——国际出版业趋势》一文关注的就是媒介融合时代国际出版业的经济和市场发展趋势。
媒体融合的认识范文1篇3
【关键词】媒介融合屏介媒体新媒体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已经成为当今媒体发展一个不容置疑的趋势，在理论上也成了传媒学界和业界当前最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有学者认为，三网融合是媒介融合的必由之路；也有学者在媒介融合终端的表现形式上认为3C融合是媒介融合的一个必然。①可以说媒介融合在如今的社会中充满着活力和张力。
那么，媒介融合的进程或曰方向究竟是什么样呢？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提出一个新词语来描述媒介融合的发展最终进程，以期能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媒介融合健康合理的发展。
一、屏介媒体
在这里，不揣冒昧地新创一个词语：屏介媒体。顾名思义，屏介媒体就是以屏幕作为最终面向受众介质的媒体。当然，屏介媒体并不仅仅是指以各种各样的屏幕为介质的媒体，而且它有可能模糊现有电视、电脑或手机之间的区别而统一表现为一种同一集合的形式。换句话说，这种屏介不仅仅是指一种屏幕的表现形式，而且可能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功能一体化的媒体。
总的来说，屏介媒体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融合媒介最终面向受众的介质形式，在这个层面上相当于指屏幕，属于低层面意义上的屏介媒体，比如当今最大的媒介融合之一――网络新闻媒体，就是突破了旧有报纸媒体的纸介质而把报纸屏幕化给受众；另一个是指融合媒介的多功能一体化的媒体表现形式，此层面上屏介媒体则相当于一个真正的媒体形式，是高层面真意义的屏介媒体。相对于如今的媒体形式来说，这种媒体是更便捷更先进的形式。有可能未来的屏介媒体就仅仅是一块实实在在的屏介，媒体再也没有其他形式之分，有的只是屏介大小之别。通过这块屏介可以实现一切媒体的形式或者功能，比如说上网寻找信息，看电视来追求休闲娱乐，听广播以求监控社会，看报纸而获得知识等等。
可以大胆地预测和展望，屏介媒体就是未来媒介融合的终端，媒介融合的进程以屏介媒体为终点。
二、屏介媒体的现实端倪
在低层面意义上的屏介媒体也就是以屏幕为介质的屏介媒体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从五大主流媒体即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和手机来看，只有广播和报刊自诞生之时起不是屏介化的媒体，其他三类都是屏介化媒体。而今在五大主流媒体之中尤以屏介化的媒体电视、网络和手机所占的分量和影响最大，尤其是网络，更是当今人们深受影响、离不开的一个媒介工具。
报刊和广播也逐渐走向屏介化，以屏幕作为它们最终面向受众的介质。2003年9月1日，江苏省的《扬子晚报》联合江苏移动和联通，率先尝试新闻以报纸的方式登录手机。2004年7月18日《中国妇女报》和北京好易时空公司推出的《中国妇女报・彩信版》，真正意义上的国内第一家手机报诞生，代表着媒介融合中纸质媒体向屏介化媒体转化的一个发展方向：通过屏幕来阅读报刊。2006年4月14日，通过电子报纸阅读器显示着中国上海的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报头字样的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电子报纸出现。②这种电子报阅读器有点屏介媒体的雏形，只不过它只能是屏介化报纸，而还没有把其他媒体的功能和作用集合容纳在一起形成多功能一体化。
在广播方面，1996年12月，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建立网站，通过互联网播出节目，这标志着中国网络广播正式诞生。广播屏介化的媒介融合终端之路凸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屏介化媒体在当今传媒界已经是一个不可或缺、无法否定的发展形式，也必将是媒介发展的一个具有潜力的融合途径，代表着未来媒介融合的终极之路。
三、屏介媒体作为媒介融合之路的成因
在探讨和界定屏介媒体的定义之后，下面来论述屏介媒体作为媒介融合终端之路的成因。“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I.浦尔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在这种多功能一体化之中，屏介媒体是它最好的表现形式。罗杰・菲德勒阐述过：传播媒介的形态变化，通常是由于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相互作用引起的。③下面分而述之屏介媒体作为媒介融合终端之路的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数字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为屏介媒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我们对马歇尔・麦克卢汉等学者的“技术决定论”有所保留，但是不可否认技术的力量始终是媒介融合的根本动力和重要标志。新的传播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媒介的传播突破了时空范畴；尤为重要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和媒介形态的变革，使得传统的媒介边界走向消解和“内爆”，使得媒介内容处于同一个平台（数字平台）之上，所有的传媒内容都将以同一的数字格式来存储，成为数字传媒；传统的单一属性(如平面媒体、音频媒体、视频媒体等)的媒介终端向视听多媒体终端迈进和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媒介融合脱离其早期局限于不同媒体间整合的状态，媒介与媒介之间的传统界限化为乌有，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内容得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共享；使得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融合在数字技术时代开始出现了转向，各种媒介所提供的媒介内容开始以同样的数字形式流向了电视、计算机、PDA和手机这些形态各异的“媒介终端”，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媒介融合重心的转变。④此种重心的转移就是屏介媒体，也就是说，数字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屏介媒体在未来的媒介融合终端中占据着不可替代性。
第二，受众的需求是屏介媒体作为媒介融合终端之路的动因。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内容的增多，以及受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受众对信息的需求不但变得多样性而且有随时随地需求的倾向。随时随地的需求要求信息必须突破时空之间的界限到达受众，要求媒介终端必须具有全天候的特性和便携性。而只有多功能一体化的屏介媒体才可以满足受众的这种需求。另外，受众的接受心理也是促进媒介融合的又一个因素。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类自一出生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视觉在人生中的重要性。视觉性比其他的感觉性更为重要和强烈。人类总是喜欢现实感性的世界，而屏介媒体给人一种视觉图形化的感觉，这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人类的需求。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媒介融合的屏介化的发展趋势。
第三，市场的竞争是屏介媒体成为媒介融合终极之路的催化剂。市场竞争态势给媒介之间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一方面，媒体为了生存必须要从受众的角度出发，要适应市场的需要。这导致了媒介融合的大方向和大趋势，另外也促进了媒介融合的屏介化方向。因为屏介化的媒体更适应大众文化的发展要求，是大众文化发展的反作用力。而且大众媒介的工业化或者说它的接受性要求媒介融合具有消遣性和娱乐性等，也要求媒介具有方便性和可接受性等。而从人类媒介发展史上可以看出，视觉化和图像化的媒介更具有亲近性。这也从客观上促进了媒介融合的屏介化的。
四、屏介媒体的特性及现实意义
屏介媒体作为一种媒体形式，具有一些独有特性。这种特性包括屏介化、多功能一体化和便捷性等等。屏介化，不仅是无纸化，也不仅是电子化或者说数字化，这只是屏介媒体的技术基础。屏介媒体的另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它如同现在的网络一样，是一个“黑洞”，任何东西都有可能被吸进去。屏介媒体是一个多功能一体化的媒体，它可以实现现在广播电视、电脑、手机和报刊等特有的功能而融合在一起，是强大的媒体融合形式。源于人们对工具简洁性的要求和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屏介媒体也具有很强的便携性和移动性。
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⑤作为一种新的尺度，屏介媒体必将给媒介社会带来巨大变革，影响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改变人们的传播观念，让媒介呈现社会的本来面目更加真实客观，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其《传播的结构和功能》提出并划分了传播的五“H”。在此依据他的划分，从传者、内容、渠道和受众三个方面来论述屏介媒体的现实意义和影响。
1、传者的定义在这里主要指的是传播机构。屏介媒体的提出为传播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据报道，今年日本多家号称有众多热情读者支持的知名杂志受媒体竞争加剧的影响而相继停刊。业内人士指出，知名杂志相继停刊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主要是互联网的日益普及。⑥其实，在新媒体的竞争之下，旧媒体生存压力剧增，如何在新世纪之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各个传播机构的首要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发展屏介化的媒体，把媒体的形式转换成屏介化的形式，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地促进媒介的发展。报刊延伸了人体的眼睛，收音机延伸了人体的耳朵，而屏介媒体却满足和延伸了人体的多样化，更符合媒介发展的要求和人们需要的丰富性。
2、在内容的层面上，屏介媒体的提出要求信息传播者综合素质的提高。由于屏介媒体及时性和海量性等特性以及受众在屏介媒体下的接受心理本质，它需要信息传播者拥有综合的技能，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的技能，或者是计算机技术等技能。以往的分工不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传播者必须拥有多技能于一身。这也要求媒介教育的改变和突破。
3、屏介媒体的屏介化特性对终端商更具有实际意义。屏介媒体的提出对终端商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需求生产厂商提升技术，从硬件方面来提供屏介化的媒体终端，促进媒介融合的进程。另外，还要求终端商加快技术的研究，适应数字化的进程，统一标准促进三网融合的发展，为屏介媒体提供充分的发展条件。由于屏介媒体的便携性和海量性的特征，使得人们对信息的接收处于湮没之中，这也要求加强、提升和发展受众的媒介素养，以便受众能更好的接收和辨别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提出一个统一的概念来界定媒介融合的终极模式，为理论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和基础。■
注释
①3C融合的概念是在1996年前后提出的，主要体现了硬件的产品端，包括电信（communication）、计算机（computer）和消费类电子产品（comsumerelectronic）的三合一。
②.
③(美)罗杰・菲德勒：《媒体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明安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p19.
④孟建、赵元珂：《重新界定和认识电视――媒介融合浪潮下的电视发展与媒介化社会建构》，《新闻传播》[J],2007年(11).
⑤(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p33.
媒体融合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融媒体新闻学专业教学
“融媒体”时代即媒介融合形态的社会时代。“媒介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业模式，简单地说，就是把报纸、电视台、电台和互联网站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的传播平台传播给受众。这种新型的作业模式催生的“融合新闻”已逐渐成为国际传媒业的新潮流。以信息海量、双向互动性、共享性、全时性等优势独树一帜的数字媒体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综合表现方式，受众群体激增。在这种情况下，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纷纷占据网络高地，发挥网络的多媒体综合性，形成了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形势。
在这样的媒介发展趋势之下，高校的新闻学以及相关的传媒类专业教学应当及时地进行专业研究与教学的调整，以适应不断发展的传媒业对人才的新要求。新闻专业教学较之于传媒业界往往会有一定的滞后性，这就更要求同时作为新闻学研究者和传授者的高校新闻学专业教师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广博的知识储备，在不断更新的传媒业发展面前处于优势领先的地位。为了更好地提出在“融媒体”时代的新闻学教学新思路，首先要先了解“融媒体”。
一、“融媒体”的特点
1新闻业务整合中的资源共享
“媒介融合”突破媒体之间的限制，整合所有的媒介，统一规划与协调，资源共享、建立新的新闻采编流程。www.lw881.com首先集中力量采集新闻素材，然后再根据各自受众的群体分类将新闻内容加工为文字、音像等形式，制成不同文本风格的新闻产品，提供给不同的媒体平台传播给受众。同样的信息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包装成适合不同媒体的产品。
这一特点的完美体现来自媒介整合的先锋——美国媒介综合集团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建立的“坦帕新闻中心(tampa’snewscenter)”，它是美国新闻界公认的进行媒介融合试验比较成功的典范。2000年，该集团投资4000万美元在坦帕市建造了一座传媒大厦，将属下的《坦帕论坛报》、网站tampabayonline、电视台wfla-tv集中起来运行。虽然这几家媒体有各自独立的人员、办公区域和运作机制，但实行资源共享。集团设立“多媒体新闻总编辑”，管理协调三种媒介传播渠道的信息分流工作。大楼内部设有统一的突发新闻指挥台，能在第一时间将突发新闻传递给分布在其四周的三家媒体，并有专人指挥、协调对新闻的采访，力求让三家媒体在采访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提高新闻信息传播的流畅性和新闻业务的协调性。
2新闻载体性能数字化
数字技术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媒体发展至今已经呈现边缘淡化、相互融合的传播形态。传播终端数字化，电信服务商和互联网服务商纷纷介入到传播终端的领域中，与传统媒体融合在一起，推出各种数字终端来作为新闻内容的载体，进入到人们的信息生活中。
有研究者认为，“经历了150年的历史进程，电信业和传媒业通过产业融合的方式，从各自独立的产业状态逐渐发展为大媒体产业。基于产业融合而诞生的大媒体产业是一种具有跨国家、跨专业、跨媒介特点的新型产业生态和产业群。”大媒体产业的形成打造了统一协调的技术基础和网络平台，提高信息传播的数字化竞争力，推进新闻载体性能数字化进程。
3信息传播方式多样化
“融媒体”时代首先摒弃单一的传播形态，利用多媒体技术将文字、声音、图片、影像和flash集于一体，在视觉传达上打造丰富多样、形象生动的信息产品。有研究者认为，“媒介融合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我们可以更多更方便的根据信息内容传播的需要来选择和决定使用什么样的媒介，内容产品的生产进一步与传播的载体分离，载体的使用将完全服务和服从于内容。”
二、新闻学专业教学的改进与创新
“融媒体时代”给我国媒体行业带来的全面改革，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怎样才能实现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学专业教学。目前新闻传播学科在大学本科阶段设定的专业方向，基本上是在网络数字化信息技术全方位进入新闻传播领域之前设定的。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传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界限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比如：以传统报业教学为主，缺乏对新媒体介入后的当前报业新状况的介绍；面对以网络为核心的各种新型传播技术，无力进行这些新技术的教学；过分强调专业细分，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媒体等专业人才进行割裂培养，难以适应当前不断出现的跨媒体集团所需要的复合型的新型新闻人才等等问题。笔者认为，在首先解放思想的大前提下，回归到新闻教学的学科架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平台等基本问题在当前的创新结合来进行突破改革，接轨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
1注重以新闻学为中心的多学科知识的渗透和拓宽
新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体系是在中国新闻教育长期发展的历史下形成的，课程设置的核心部分是新闻传播业务和新闻理论的根基。但是。由于长期以往的新闻教学介质形态的分割致使新闻学教学只传授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的专业知识，新闻类人才培养仍停留在传统媒介技术的需求上，同时新闻学的核心课程未能将快速发展的业界成果和日益深入的学界探索成果及时充实到课程体系之中，致使课程的前沿性和实用性受到程度性的制约。社会进步要求新闻教学应注重以新闻学为中心的各学科知识渗透拓宽。
首先，要在通识教育层面进行调整改革，通识教育应该涉及文化、历史研究、自然科学、伦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经济学等等学科类，要打造一个良好的知识体系平台，引领学生以正确的价值观、社会观去思考、认知社会，培养学生的良好新闻素质。
其次，“融媒体”时代的新兴领域需要大量的具备媒体融合理念与操作技术才能的人才。电信业和传媒业的产业融合，带来的急需媒体融合人才去设计精准定位的产品内容。新课题对高校教学的要求注重传媒学和经济学科的渗透，培养新型的传媒市场经济管理人才、市场观察人才等等。
2重视多种传媒技术的综合使用能力培养
目前，具有竞争优势的网络媒体需要大量兼具平面媒体、网络和广电等多种技能和经验的复合型人才。而且国内多数媒体集团已经开始了部分融合。如报社纷纷办网站，广电集团办报办刊等。一些有前瞻眼光的媒体集团在品牌融合、管理融合、组织融合和营销融合上寻求突破点。然而，这些从事所谓的媒体融合探索工作的人几乎都是被赶鸭子上架的，因为缺乏相关的专业训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很少有记者在报道重大新闻时既能采用文字报道。又能进行网络、视频、广播等多种形式的报道。
高校新闻教学要改变传统的室内上课、毕业前“粗放式”的实习的学习形式，而是重视多种传媒技术的综合使用能力，为学生创造专业的实习机会，理论知识和实务操作兼容共举。比如学校可以与主流媒体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媒体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和媒体联手培养学生的实务工作能；学校可以与电视联合建设专业平台，将学生融入可播出的时政性、新闻性电视节目制作的各个环节之中，让学生了解和掌握高端电视新闻节目的制作流程和核心技术；着手建设具有媒介融合功能的数字化学生媒体实习平台，让学生全面体验新闻实务工作的完整过程；注重打造一个“融合性平台”系统，教学、实验、实习的融合和多种媒体技术平台的融合为培养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专业人才提供教学改革的新平台，实现培养目标——“全能型”复合型传媒人才。
3强调从传媒制作者的角度培养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
“融媒体”时代产生的融合新闻是各类型专业媒介新闻传播业务的融合，也是普通公民借助网络媒介参与新闻传播的一种“共享式”的新闻实践活动。当媒介组织之外的个人成为新闻传播者的时候，新闻媒体不仅更将“公众化”，而且将越来越多地扮演“公共交流平台”的角色。在这个平台上，公众的观点与信息传播与职业新闻人同样平等传播，信息传播的限制壁垒无体化。信息大爆炸引发的信息信度缺失，使专业的媒介传播系统也陷入了真伪难辨的困局。一系列的问题给每一个参与新闻传播的公民提出了道德要求：遵纪守法、提高媒介素养。公民的媒介素养的重要内容是学会正确使用“公共交流平台”，新闻制作者的媒介素养之一则应是培养社会大众正确使用“公共交流平台”。因此，对于公民的媒介素养的培养是新闻从业者的义务，对于即将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在校学生来讲，培养社会大众的媒介素养是他们的基本素质之一，这应该是新闻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培养的重要内容。只有新闻专业学生(未来的新闻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水平高起来了，整个社会的媒介素养才会有更快、更好的提高。
4加强对新闻学教师的跨媒体、跨学科、跨文化知识建构
现在我国高校的新闻学科教师基本源于新闻相关的本专业系列，大多“术业有专攻”，教纸质平面新闻的专心研究纸质平面，平时也只注意同报业界联系；教广播电视的只围绕广播电视的发展变化层面看传媒，通常也只将注意力放在广播电视行业；教传媒的往往把视角投放在网络传媒系统。这种术业只专攻的研究现象在融媒体时代已经呈现出新闻教学相对滞后与传媒人才需求的窘态。
媒体融合的认识范文1篇5
【摘要】互联网时代，信息呈爆炸性增长态势，大数据分析，媒介融合都是财经记者不得不面对的媒体环境现状。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财经记者应利用好现有资源，不断创新财经新闻的生产方式、呈现形式，并坚守作为财经记者的职业准则和职业道德。
关键词媒介融合财经记者专业素质
一、媒介融合与财经媒体
改革开放以后，财经媒体的发展追随着改革的浪潮不断的演进，从最初的经济报、证券报、财经报，到现在的理财报，每一种转变都是对市场的真实反应。官方财经媒体《经济日报》、《市场报》、《经济参考报》、《国际商报》、《金融商报》、《市场信息报》、《经济新闻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等以及市场化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财经》、《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经营报》、《中国企业家》、《每日经济新闻》等也都在互联网的影响下逐渐转型，适应媒介融合的需求。中共中央总书记在2014年8月18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随着中国正在进入互联网时代，每一种媒介平台都需要依托互联网来发展，传统媒体的广告在向互联网转移，传统媒体的记者也在不断适应媒介融合下新闻的操作手法。
上世纪80年代西方就提出了“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的概念，不仅描绘了各种媒介之间的一体化融合情景，更被认为是指明了传媒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对这一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麻省理工大学的IthieldeSolaPool教授在《自由的技术》一书中提出的“传播形态融合”的概念，虽然普尔尚未使用“媒介融合”概念，但“传播形态融合”概念已经勾勒出媒介融合的本质特征，被公认为“媒介融合”的最早概念。受限于上世纪媒介技术发展，西方学界对“媒介融合”现象的探讨仍然多停留在报刊、广播、电视这些传统媒介之间的融合，尚未延伸至互联网领域。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概念就越发明确。AndrewNachison（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在2001年就给“媒介融合”以明确的定义：媒介融合就是“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此后，西方还有很多学者（包括Templar、JamesGentry等）都对媒介融合进行了深入探讨，虽然所表达的意见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综合而论，他们都认为媒介融合是大众传播业在不断发展中的一个渐进式转型，能整合多个信息平台的稀缺信息使得媒体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
目前，广义的财经媒体在国内分三类：一类是各大部委或政府机构主办的经济类报刊，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国家发改委主办的《中国改革报》等。还有一类是官方主流媒体主办的财经媒体，如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第三类是市场化的财经媒体，如《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经营报》等。
二、财经记者的不良表现
在媒介融合的大趋势下，财经记者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虚假报道、新闻敲诈等违反新闻原则的事情也层出不穷，尽管有些财经记者已经得到了惩治，但是对于同行记者来说如何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下守住阵地，做有良知的记者，需要培养什么样的素质和要具备怎样的能力需要不断研究和探讨。
2013年5月，《新快报》刊发了陈永洲采写的《再遭举报财务造假记者暗访证实华中大区涉嫌虚假销售》，报道了2012年在华中大区涉嫌销售造假。10月19日，陈永洲被长沙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刑事拘留。10月26日，陈永洲承认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收受贿赂发表失实报道。继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被吉林省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犯罪被检方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后，央视反腐再曝新消息。2014年7月11日，央视财经频道原副总监李勇、知名主持人芮成钢和一名制片人也被检方带走。2014年7月12日，芮成钢被检方带走，消息称芮成钢及家人利用采访资源牟利。21世纪报系总编沈颢、总经理陈东阳2014年9月25日下午被警方带走。21世纪网因新闻敲诈犯事，21世纪网总裁刘冬、总编辑周斌等，悉数被警方带走调查。因为新闻敲诈手段恶劣、波及面大、影响恶劣，该网已被吊销所有网站资质。
在《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芮成钢在内的多名财经媒体人士、21世纪报系总编沈颢等被带走调查之后，可以看出财经媒体圈制度欠缺，尤其是在媒介融合时代，记者在面对诱惑时很难坚定信念，坚持新闻理想。这种情况下，对财经记者要有更高的素质要求，并不断地给予接受再教育的机会。
三、财经记者在媒介融合时代下应具备的素质
这些著名的财经记者没有守住底线，犯了原则性错误。作为在一线的新一代财经记者们，就更应该引以为戒，时刻提醒自己，不断培养自我的专业精神和业务能力，提高辨识度，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1、清晰的融媒思维、批判性的思考能力
在互联网时代，分享是所有的互联网产品的前提，包括新闻作品。只有拥有了分享的概念，才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丰富专业性的财经报道。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融媒思维包括要有鉴别真假新闻的能力。复制粘贴、不注明新闻出处的随意转载，会加大辨别的难度，但这是对财经记者最基本的要求。融媒思维还包括要有竞争意识，财经媒体不断增多，很多对经济有研究的学者或专家也会自己开设公号和自媒体，怎样传播他们优秀的资源并扩大自身媒体的影响是财经记者需要考虑的。如何培养财经记者自身的融媒思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搜索有价值的信息并为不同媒介使用的能力。要有强大的内心，抓住与高层人士或专业人士讨论采访的机会，得到独家一手资料，更要利用好官方网站、门户网站，新闻媒体官网，论坛，微博，微信等网上各种渠道。自主利用这些资源也需要财经记者有更强的学习能力。
2、专业的财经知识及复合式的知识结构
新闻记者要成为杂家，就需要涉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框架，而作为财经记者，最基本的要有经济学的基础知识，懂得一些统计学的原理，具备相应的经济政策解读能力。对财经问题要有好奇心，能够用专业的眼光来发现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财经记者的文字特点要符合受众的阅读层次，符合不同媒介载体的特点。要学习国外传媒集团的财经新闻操作的手法，不断增强专业性。无论传播形式如何多样化，财经新闻的内容才是关键，专业的财经报道仍然是做财经新闻的不二法则。
3、学会“跨媒体”传播
财经记者应会拍会编会制作，能整合海量信息资源，根据媒体的定位和新闻媒体的特点制定最佳报道方案，充分发挥各种媒介的融合优势，使作品最大程度地向受众传播。一件事情的发生，要合理的将所采新闻在不同的媒介上传播，就需要有图片资料，文字资料，视频资料等适应不同媒体的新闻材料。快速的网络搜集新闻素材的能力、网络软件的使用能力、网络写作的能力都会直接影响传播效果。
4、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
网络媒体比传统主流媒体和市场化媒体运营思维更快，传播效果更强，但是既无行业规范之约束，也无专业之自律。一些欲上市的公司会存在一些问题，这在客观上给一些不良财经记者和财经媒体不法谋利提供了想象和操作空间。很多时候，对于财经记者来说，抵制诱惑的能力是必须具备的。秉持真实、客观、公正的新闻理念，不做谋取私利，违法犯罪之事。国家对不法财经媒体的整治，是顺应人心的必然之举，也是重构健康清明的经济环境的必要手段。避免新闻敲诈、报道虚假新闻的事情出现，需要财经记者自我约束能力的提高。不能利用职务之便为谋私利参与相关的经营活动。
时代在发展，媒介融合到什么程度对记者来说还是有一定想象空间的。如何在这股浪潮中坚定地做出好的财经新闻，为受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经济视角，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是作为财经记者必须考虑的问题。财经记者需要具备的素质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改变的。但是不为一己之利，不做违法犯罪的事情是财经记者必须坚守的底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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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谢太平、杨珊、蒋晓丽，《在反思中前行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四川9本学术期刊近五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热点综述》[J]《.当代文坛》，2013（9）
③赵晓晓，《浅议报网融合背景下报刊记者的素质》[J]《.新闻传播》，2013（10）
④侯梅姝、张永贵，《“融媒体”时代下如何做一名全能记者》[J].《中国传媒科技》，2012（3）
⑤孔保尔、滑珊，《分析报网融合下“新型记者”的素质》[J]《.今传媒》，2012（7）
媒体融合的认识范文篇6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体；融合；概述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
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1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2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3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4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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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的认识范文篇7
关键词移动终端；媒体融合；新闻生产；碎片化；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708（2015）151-0039-06
1问题的提出
对于媒体融合的概念的认识并不统一，学界和业界普遍采用媒体融合和媒介融合两个维度，笔者选取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蔡雯（2012）结合国内外学者对于媒体融合的定义。蔡雯指出，媒体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体终端融合的过程。”这一概念涵盖了媒体融合的三个核心要素，即：媒介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体终端融合，缺一不可；二是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BruhnJensen）（2010）对于媒介融合的认识。延森认为，媒介融合不仅仅是某一媒介内部综合运用多种媒体，而是三种不同维度的媒介平台融合而成交错混杂的网络。这三种媒介平台包括：人的身体的媒介平台、大众媒介平台以及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平台，互相叠加和广延，实现“交流和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藉此，“人类被纳入了传播平台的范畴”。无论是采用“媒体融合”，还是“媒介融合”，上述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都深化了媒体融合的理念，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媒体融合的维度。为统一起见，笔者在本文中一并使用“媒体融合”。
在国内有关媒体融合议题的研究层面，根据陈昌凤对2001年至2014年媒体融合研究的相关文献做的统计，大部分文献中，对于国内媒体真正的融合实践案例涉及较少，一些来自媒体业界基层单位的作者把开设网站、微博等也视为媒体融合的实践；国内媒体融合的实践层面，正如郭全中（2015）指出的，当前媒体融合的现状为多种探索并行，包括传统媒体的资源整合或重组、推出各类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互联网收购传统媒体和创办互联网媒体等。在笔者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进行的两次媒体实地考察和与相关从业者的访谈中了解到的信息也大抵如是。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4年12月的85.8%提升至88.9%。手机端即时通信成为大众获取与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伴随着手机等新媒体移动终端的普及化，用户对于移动终端信息传播平台的黏性增大，移动终端成为新闻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刘义昆、赵振宇（2015）指出，从广义上讲，新闻生产是指新闻机构及从业者对新闻的选择、加工与传播，它是一条单向的链条，由生产主体、生产客体以及所形成的生产关系构成。在新媒体的影响下，新闻生产从传统的组织化生产向新媒体平台转移，通过与公众互动进行新闻生产，体现出新闻生产的互动性、及时性与广泛性。其生产主体、生产客体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各种社交网络平台的普遍化使得用户成为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如果无视这种变化，必然落后于时代。目前，随着时代的需求、国家的重视和新闻产业自身的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更强的时效性，更多的终端平台，更多的新闻生产主体和同时媒介消费的、互动的受众。
在此背景下，如何解读终端化？如何解读碎片化？终端化是否需要全盘碎片化？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内容生产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路径？这些问题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2对移动终端新闻生产的反思
国家大力提倡和支持媒体融合，给传统媒体机构带来了扶持与鼓励，以及方向上的引导，但是在现实操作过程中，大多媒体机构对媒体融合理念的认识不够充分，对新媒体技术有所恐惧，缺少新媒体技术操作人才等等严重阻碍了媒体融合的进程，甚至出现媒体“融合”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两张皮”的现象。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根深蒂固的以传统媒体为主体的观念，使得传统媒体机构从业者站在护卫者立场，认为新媒体带来了“冲击”，在此情形下，有些媒体还固守传统媒体的优越性地位，无视新媒体的进驻；而有些媒体认为搭建新闻客户端、推送微信公众号和手机报等等就是“媒体融合”，迎合移动终端与用户消费短、频、快特点，向用户推送“碎片化”的信息。同时，在实际的考核中，又出现重视传统媒体忽视新媒体的现象，因此无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难以真正调动新媒体的活力。
媒体融合的理念并没有得到客观、理性、全面的普及与实施，与之相对应的，是两个极端：一是全然不顾新媒体的发展和新技术带来的便捷，固守传统媒体的传统新闻生产与传播方式，将传统媒体内容简单“搬运”到新媒体信息传播平台，无视新媒体信息传播平台的特有规律；二是全盘新媒体化，紧随移动终端信息传播特征，将终端化简单等同于碎片化，生产和传播大量“碎片化”的信息。
在个人拥有便捷的途径生产、传播信息并与他人实时互动普遍化的新媒体时代，专业的新闻机构的新闻生产势必受到影响，并且需要转变观念，改变新闻生产的方式。但是，大多从业者与研究者都站在传统媒体的立场，认为新媒体“冲击”了传统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方式，带来了挑战。
2.1对媒体融合的认识不到位，以传统媒体的视角发展新媒体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向，也不是仅仅将传统媒体的内容搬到新媒体平台上，而是应该以平等的身份和相对独立的运营为前提的深度融合。传统媒体的观念和新媒体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仅仅是在传统媒体内部划出一块地盘称作新媒体中心，而该新媒体中心的所有运营思路和人员都来自于传统媒体，是不可能做到深度融合的。
笔者曾于2014年8月对内蒙古新闻网进行实地调研。以其为例，该网于2003年11月26日正式开通，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雄厚的省级新闻网。2010年5月，内蒙古新闻网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整建制划归内蒙古日报传媒集团。2011年底，按照内蒙古日报社党委的指示，内蒙古新闻网完成了“一网两制”改革，确定内蒙古新闻网分为新闻中心和社会中心。但在笔者实地考察与调研中发现，目前网站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严重不够，成了“自娱自乐”，对百姓关心的问题不够重视，因此用户粘合性较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新媒体仅仅是传统媒体的一个部门，并不是单独的机构，而管理人员又都来自于传统媒体，观念跟不上。调研中笔者还发现，内蒙古日报社要求报纸和网站稿源和新闻资源共享，传统媒体要给网络媒体提供内容，但奖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有问题，有时候网站其实拿不到稿源。实际上无论是记者还是领导，都认为先做好报纸，“顺带”做好网站就可以了。同时，由报社各部门人员轮流一两个月去网站当主编，但其编制在报社，效果不理想。因此，无论是从机制上还是从观念上，都束缚了新媒体的发展。
必须认识到，新媒体技术与移动终端信息平台的发展为新闻信息的传播和与受众的互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不全是“冲击”，同时，媒体融合更贴合目前的发展趋势，新媒体时代不可能固守传统媒体时代的思维与习惯，必须转变观念，以合作的、平等的、开放的思维重新认识媒体融合。
2.2过于迎合终端，新闻走向碎片化
与上述以传统媒体为主体，新媒体为外来入侵者观念相对应的，是过于迎合新媒体时代终端化的趋势，新闻制作以短、频、快为主，忽视了新闻的本质要义。于新闻专业机构来说，信息短小精悍，不能变为粗浅和断头断尾；于受众（用户）来说，在于培养其自身思考深度与广度的融会贯通和思考能力，不能肤浅地消费碎片化带来的快餐文化。
陆安（2015）给“碎片化”的定义是：“碎片化”指的是完整的东西破碎成一块一块。陆安认为，在传播的语境中，可以把碎片化理解为多元化。即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信息的零碎性、大众价值观的多元化。必须认识到，碎片化是新媒体时代受众被细分，以及信息接收终端多样化、用户随时随地利用零散时间进行信息的接收与互动等背景下形成的一种个性化的信息需求与服务。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更加促进了短小精悍的信息传播趋势，也培养了更多的接收碎片化信息的用户。可以说，碎片化新闻信息对于各种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平台来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专业的新闻机构不能过度迎合终端化，不能仅仅满足于提供碎片化的新闻信息，甚至为了紧跟所谓的热点事件（热点事件随着用户的注意力转移而迅速转移），提供的信息片面、无头、无尾，无来源、无背景等等。同时，为了足够吸引眼球，故意使用标题党，或者将新闻事件简单化、标签化（比如妖魔化城管）。这样的碎片化新闻信息容易误导受众，不利于大众媒介素养的提升与科学理性精神的培养。
2.3严重的同质化
新媒体时代的时效性要求，再加上新媒体技术提供的转发与接收便利，使得大众即时性的快速评论、转发成为可能。而便捷的转发导致各社交媒体平台上在一定时间内信息内容严重的同质化。正如刘义昆、赵振宇（2015）指出的，新媒体在带来新闻资源丰富化的同时，也形成了媒体新闻资源同质化的局面。而新媒体平台上的信息传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议程设置。传统媒体以网络媒体热议信息为新闻由头，再对网上热议信息重复报道也屡见不鲜。因此，在一定时间段内，媒体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
如果说碎片化还不足以对新闻的专业性构成威胁的话，严重的同质化更加加深了新闻内容生产的危机。原因在于，如果仅仅是碎片化新闻信息增多，如果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没有严重的同质化，受众可以根据不同的碎片来拼接新闻的全貌，但如果同质化的碎片充斥于各种媒介平台，受众很难拼接出事件的全貌。例如，2013年7月25日发生于北京的一位父亲带着他9岁的女儿摆地摊被城管打伤的事件，在事件被广泛关注的前期，舆论一律地倒向同情父亲和女儿，批评城管，表达对城管及城管制度的愤恨和不满，后来有人开始质疑这位父亲是新京报主编，主动发起该事件来“钓鱼”，再后来，出现了更加理性的声音，开始质疑9岁儿童摆地摊本身的非法性。一时间该事件成为热点事件，截至2013年7月29日15∶44，“父亲陪9岁女儿摆摊被打”在百度新闻热点排名第二，相关结果约311，000个；“父亲陪9岁女儿练摊”在新浪微博搜索搜到356，411条结果。该事件背后的真相在不同时间段的说法众说纷纭，先后出现了谴责说、新闻碰瓷说和谴责借用事件攻击城管执法说等，每个时间段，信息严重同质化。
同质化引发两种后果：一是对于同一事件缺乏全方位的、不同角度的报道；二是集中于同质化内容所涉及的新闻事件，对于其他事件疏于报道，因而形成其他事件的“真空”。
2.4谣言充斥于移动终端各信息传播平台
碎片化的信息留下更多的受众猜测与臆想空间，而受众又有着多样化的信息渠道与平台，并且能够非常便捷地分享信息。于是，关于碎片化的新闻信息的“填空”性质的信息被传播，这些“填空”性质的信息因为缺乏确定性，大多来源于猜测，因而容易形成含有不确定信息的谣言。
同时，新媒体整合了图片、音频、视频，形式更加丰富、更有“在场”感，因此，在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信息更加难辨真伪。在雅安地震期间，2013年4月21日下午，网络上传播一条谣言：“雅安又一辆救灾军车坠崖”。该谣言就是由一名在当时经过“事发”地点的网友拍摄画面并加以妄断，然后经过画面剪辑，制作了虚假的信息，并加以传播。实际情况是，在该“事发”地点，某军团正在用租来的吊车对4月20日翻入河中的运输车实施作业，并于4月21日16时30分将其吊至平板车，并进行加固，运返营区。但因为大众受“有图（影像）有真相”思维惯性的影响，大都认为该信息是真实的，直到四川军方真实信息辟谣。而2015年2月18日晚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被逝世”的信息就是出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个截图，该截图假冒新加坡总理公署网站文告，称李光耀已经逝世。其后，多家媒体根据这个“文告”作为新闻作了报道。新加坡政府于2月21日和26日均发表声明“辟谣”。3月23日，李光耀逝世。传统媒体以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为新闻由头，在未经核实的情形下，为了强化实效、吸引眼球而了李光耀“被逝世”的消息，严重偏离真实与客观。
移动终端新闻与用户粘合得更加紧密，到达得更加迅速，接收更加便捷，与社交媒体的联动也更加便捷。新媒体平台上的信息很容易成为大众媒体的新闻由头，而反过来，大众媒体上的新闻信息也很容易成为新媒体平台上热议的话题来源。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生产过程中，议程设置明显改变。因此必须认识到，一方面，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不容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不确定性的信息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传播，甚至为主流媒体设置议程，都需要专业新闻机构和工作者澄清和还原信息的确定性。
2.5缺乏新媒体新闻制作人才
传统媒体机构拥有大量的新闻生产专业人员，但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的今天，其思维方式与专业技术显然需要很大的转变方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与需要。正如财新传媒CTO（首席技术官）、财新数据可视化实验室负责人黄志敏（2015）指出的，目前媒体机构不缺传统媒体时代需要的记者、编辑等适应传统媒体的专业人员，但普遍缺乏既有新闻专业背景又懂新媒体、会编程、可以以可视化数据展现新闻的人员。同时，媒体机构对研发技术人员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原因有三。其一，研发技术人员认为，与在专业的研发技术类公司任职相比，在媒体机构很难得到技术上的帮助与提升；其二，与在专业的研发技术类公司任职相比，在媒体机构不被认为是在核心部门或核心岗位，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其三，与在专业的研发技术类公司任职相比，在媒体机构收入偏低。同时，欠发达地区新闻媒体不仅吸引不了外界综合性人才，而且既有的人才也容易流失。正如陶格图（2010）指出的，内蒙古新闻媒体发展保守，还是主要依靠国家拨款生存，报刊行业不活跃，没有很好的激励机制，广告收入不理想，业务不拓展，新兴媒体发展滞后，新闻传播人才东南飞。这不仅制约了内蒙古新闻传播事业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该专业的毕业生找工作难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遍都存在媒体机构缺乏适应新时代的、拥有综合性能力与专业技术的新闻生产人员，也是导致媒体融合理论理想与现实脱节的一个重要因素。
3移动终端新闻生产展望：终端化不等于碎片化
伴随着新媒体技术及移动终端信息平台的发展，用户的行为逐渐趋向移动化、碎片化、情绪化、智能化，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作为专业的新闻机构，作为确定性信息的生产者和输送者，与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的“全民新闻”相比，大众传媒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大众传媒是否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指出，现代新闻界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是崭新而陌生的。大众传播机构能推进文明进程，也能使之受挫。它们能使人类的品质降低和庸俗化。它们能威胁世界和平。它们能夸大或贬低新闻及其重要性，助长和满足某种情绪，制造自以为是的虚构故事和盲点。随着新工具的不断应用，它们的影响范围和势力与日俱增。“新闻界可能是蛊惑性的、煽情的和不负责任的。果真如此的话，新闻界及其自由将在宇宙的劫难中沉沦。”笔者认为，无论是传统媒体时代，还是新媒体时代，大众媒体都应该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并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新闻的本质便是探寻信息的确定性及其深层的社会意义。
3.1打破新与旧的二元对立：用融合的观念重新认识媒体
操慧（2012）指出，在过去，一个新闻的生产过程大致如下：记者发现新闻线索，前往现场采访或者远程联系当事人，然后撰稿成文或编辑播出。而未来的新闻生产主体将会是一种新型的电子媒介人，即：依靠人与技术的和谐并相互创造，从以人为本的目标出发，理性选择媒介，能动补救或补偿某一媒介的先天不足，从而适应并满足人的需求，最终实现人与媒介之间的脱域，即实现作为生产主体的自由状态，而社会协作的网络化、高频度、高效率将直接作用于新闻生产的流程再造与范式型构。做到在不同媒体平台之间的互动穿插与能动选择，首先就要打破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二元对立，用真正融合的观念重新认识媒体。现有大多媒体融合的相关研究成果立足于传统媒体立场，谈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不乏使用“冲击”这样的词。但正如刘义昆、赵振宇（2015）指出的，未来的新闻业将不再有明显的新旧之分，它将呈现出融合发展的态势，大多数媒体都会通过不同的平台，呈现形态各异的内容。
3.2同时兼顾碎片化与专业化的新闻内容生产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认为，新闻界的职业和实践所指向的新闻的理想化的标准是：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一种供社会各群体互相传递意见与态度的工具；一种呈现与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方法；一个将新闻界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途径。要想达到这个理想化的目标，仅仅依靠碎片化的新闻信息报道是远远不够的。
在媒体融合为多种媒体资源的整合利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新闻机构在整合各信息传播平台资源的基础上，需要生产出更加优质的和更加专业化的适用于不同媒体平台的新闻内容，而不仅仅是盲目迎合新媒体平台，尤其是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平台受众的碎片化接收习惯，生产大量碎片化的新闻信息。移动终端不仅仅是信息与传播的绝佳平台，同时也是很好的信息澄清平台，但前提和关键是其公信力与权威性。因此，抵制不确定性谣言信息的大量传播，还信息以确定性，维护各新闻媒体机构及其新闻信息的媒体与移动终端信息传播平台的公信力，是提高其权威性的唯一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媒体融合时代，碎片化的新闻信息是需要的，例如《纽约时报》为苹果手表用户提供“一句话报道（one-sentencestories）”新闻信息。但是所有的新闻信息都朝碎片化这一趋势发展是不可取的。
3.3提高技能：更加全能的新闻内容生产者
黄旦（2015）认为，在传播革命导致的“网络化关系中”，媒介与社会的界限消解，只有自组织滋生的多重相互联结，原有的职业理念将会重新遭到估量。作为一个节点，衡量专业新闻传播机构的是接入点和到达点的数量，转化数据的能力和水平。彭兰（2015）通过国内外案例及理论阐释指出，媒介融合时代，跨媒体人才需要跨越各种媒体的整合性思维，需要在专业媒体与社会化媒体之间的穿越能力。无疑，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新媒体时代对新闻内容生产者的要求更加多样化和全能化。除了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以外，对于在不同媒体终端之间的新闻内容生产与延伸的能力，是媒体融合时代要求新闻内容生产者具备的新思维和新技能。
美国波因特研究院在一项名为“未来新闻业竞争能力”的调查中，提出新闻从业者应该掌握的37项关键技能，分为四大类：知识、态度、个人特质，以及价值观（包括19项技能）；新闻采集（包括7项技能）；新闻生产（包括6项技能）；技术或多媒体生产（包括5项技能）。伴随用户同时不同媒介消费习惯的，便是不同媒体平台对于新闻信息的不同呈现。新媒体技术使得同一新闻事件以数据化、可视化、多媒体化等全方位方式传播，这必然要求新闻内容生产者掌握多种技能，使同一新闻素材的采写编排及音频视频内容能够满足不同平台的需求。在数据化、可视化的背后，要探求新闻的社会意义，并且保留人性的温度。
同时，要注重对于综合性人才的培养与激励。传统媒体管理理念要与新媒体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在人员的考核方面要考虑如何与新媒体衔接，打破倚重传统媒体而忽视新媒体的局面，尽快提出新的激励方式。不然，有激情和创造力在新媒体领域做出贡献的员工得不到及时的激励，甚至造成人才的流失，会对新媒体的发展和媒体融合极为不利。
3.4加强定制化：服务型的新闻内容生产
彭兰（2012）指出，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和大数据，是影响新闻生产的新技术因素。随着大量“公民记者”的涌现，我们需要思考，大众从专业的新闻机构那里期望得到什么样的信息？也就是说，专业的新闻机构与新媒体时代无处不在的“公民记者”相比，其优势在哪里？除了能够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新闻产品之外，首当其冲的优势之一便是提供定制化的新闻信息服务。我们知道，个别的“公民记者”或者非专业新闻机构的移动App、微信公众号等也可能提供定制化的信息，因此，媒体机构所提供的定制化信息必须是有着非常高的可信度的、确定性的、全面的、可靠的信息，媒体机构所积累的大量的信息数据库以及大量的专业人员专业技术的积累为此提供了保障。
媒体融合时代，传统的新闻生产理念需要转向信息的提供与服务。同时，需要认清和把握分众化传播这一新的信息传播的趋势。美国学者保罗・布拉德肖（PaulBradshaw）曾提出一个21世纪新闻编辑室的“钻石模型”。依据此模型，新闻生产将包括快讯、草稿、报道、背景、分析/反思、互动、定制等步骤。指出21世纪先以快讯、草稿实现“快传播”，再以报道、分析和背景提供“深解析”，同时要在新闻生产全过程考虑让公众参与、为用户定制信息。这一模型对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生产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根据不同的受众对于新闻内容本身的需求和对于信息传播的不同媒介的需求，实现内容的定制化及其与受众的互动性，从而实现不同媒介平台之间的互通互联和分享。
3.5消除同质化：更加多样化的新闻内容
桑斯坦指出，“非预期的、未经筛选的信息披露以及经验分享，同样相当重要。”多种媒体平台为受众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也为新闻内容生产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新闻信息呈现方式与路径，更为多样化的新闻内容生产提供了技术保障。媒体融合时代的受众成为享受新闻信息服务的用户，他们不再满足于单一媒介对于某一新闻事件的呈现，而是可能同时消费不同媒介，并有所互动。因此，对于同一新闻事件，新闻内容生产者如果想要满足用户的需求，就必须提供内容多样、新式多样、多角度以及多媒体化的呈现，以多样化的内容和形式服务于多样化的媒体平台。同时，由于媒体平台多样化与便捷化的保障，新闻内容生产者可以提供新闻事件相关的背景资料、前因后果、相关知识链接等等信息的链接，并引入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多媒体、数据化、可视化等多样态的形式呈现，满足新媒体时代用户的多样化信息需求，并培养受众的科学素养，从而打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藩篱，培养大众理性思维。
3.6回归新闻本质：探索新的深度和报道模式
张易、张莉（2015）将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内核概括为：从新闻传播者的角度出发，媒体要负担起社会责任，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从新闻传播的内容出发，新闻专业主义所倡导的是报道内容的真实、客观、公正、中立。从新闻传播环境的层面来说，要保证媒体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新闻报道服从于事实，而不是服从于其他势力，如政治势力、经济势力甚至包括大众的舆论势力。对于新闻来说，无论是广播、电视、报纸还是网站、移动终端，都只是不同的信息传播载体。新媒体移动终端只是方便用户更加便利地接收与互动，而新闻对其最根本属性和社会功能的坚守与维护才是新闻成其为新闻的根本所在。
在媒体融合时代，因为有了受众的广泛参与和互动，信息与观念的即时拼接与相互启发使得同一新闻事件的相关信息有了多维度的解读，从而向更多内涵与外延延伸，朝着众筹的深度与广度拓展。例如在上文提到的什刹海练摊事件中，正是由于广大的受众在碎片化信息的解读过程之中，自发地探究其背后的深层社会意蕴，由简单的关注现象（了解新闻事件）到对现象所反映出来的问题的质疑（解读新闻事件），以及对相关法律法规的解读（拓展新闻事件）等等。因此，媒体融合时代，需要提供给受众的，是更加多样化的深度报道，碎片化不等于没有深度，受众也并非仅仅满足于接收碎片化的信息。
一方面，新闻作为社会记忆建构者之一，有责任和义务留下最接近真实的记录来帮助建构人类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新闻的专业理念和技巧历经几百年来的沉淀，不是“全民记者”可以比拟的，而全民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记者”。因此，碎片化不应该成为专业的新闻机构生产的新闻的主流，向大众提供的信息要有高度的确定性，并且有头有尾，尽量从多维度呈现事件的全貌，同时，要探寻其社会价值和意义。
4结论
新的媒介技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如果仅仅停留在传统媒体思维模式，势必会失去新媒体时代带来的机会。因此，要培养新媒体时代的“链接”文化，形成用户至上的观念，培养媒体机构的服务意识和开放、创新、分享的互联网思维。未来，终端的多样化和丰富化是必然趋势。
媒体融合的认识范文篇8
现代社会风险的媒介化
在媒介化的社会，大众媒介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知识源泉和认知参照。从另一个角度说，大众媒介成为社会生活的展示平台。而风险和危机同样也成为展示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一切将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主要线索、知识背景以及参考框架。
研究“现代性”理论的社会学家们（如贝克、吉登斯、道格拉斯、卢曼等人）通常将现代社会的风险视为建构的风险，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风险是科学建构与社会建构的产物。他们认为风险是一种“虚拟的现实，现实的虚拟”，①是一种依赖于传承的知识而建构起来的认知结果。而在这种建构或认知过程中，大众媒介起着关键的作用，甚至成为四大“制度性维度”之一。
媒介化社会的突出特点是拟态环境的环境化。最早提出“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问题的日本学者藤竹晓认为，大众传播提示的虽然是“拟态环境”，与客观环境有很大差异，但由于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大众媒介的信息来判断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这些行动的结果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②
随着媒介化社会的到来，风险被打上了越来越明显的媒介印记，而这些只不过是大众媒介“本职工作”在风险领域的正常表现。卡斯珀森认为，在综合性的作用模型中，大众媒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发现，“灾难性事件与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状态相互作用，其方式会加强或衰减对风险的感知并塑型风险行为”。③
具体而言，风险的媒介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风险的信息源。随着人们对大众媒介的依赖性越来越高，人们的信息源也越来越多地被媒介“控制”，成为“媒介控”。多次实证研究证实，大众媒介是现代人的第一信息源，占比高达九成以上，涉及的范围无所不包。在风险信息传播方面更加突出。看看我们这些年所发生的种种“危机”，诸如日本核泄漏、奶制品中含三聚氰胺、PX项目、白酒中含塑化剂等，都可以作为典型的案例。没有大众媒介，我们就会经常被“蒙在鼓里”。
2.风险认知框架。大众媒介并非纯粹的信息传递者，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知识建构者，它在或明或暗地塑造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众媒介被赋予了预警、告知和教育的危机传播职能。这些职能的赋予使得大众媒介具有了构建风险知识的合法性，风险也就带有了媒介化的特点。
3.风险价值指向。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名义上的公共性使得它具有某种权威的身份——尽管这种身份并没有理所当然的合法性。这种隐性的特殊身份，使得大众媒介具有对信息进行意义赋予的机会和构建信息框架的功能，能够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的价值倾向渗透到信息中，而受众则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
信息时代的媒介化风险
媒介化风险指的是社会媒介化这一现象本身所潜存的风险。信息化、媒介化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是适应社会组织复杂化、大型化这一社会分工的结果。精细化、复杂化和大型化，是现代社会组织的特点。与之相应的，社会也就需要更高水平的信息交流，需要更加发达的媒介传播，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然会对传播媒介产生越来越强的依赖性。而这一切也将媒介化风险悄然埋入其中，成为媒介化时代风险社会的独特景观。
复杂意味着风险。社会组织越是复杂，需要掌握的精度也就越高，需要的信息交换数据量也就越大，信息交换频率也越高，因此，滋生风险的机会越多。信息时代，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发展阶段。一方面，社会正在不断超越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分配和大规模通信的阶段；另一方面，劳动分工变得更加精细，机构组织更加多样化，社会体就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庞大和复杂。
如今，这个高度复杂、精细的社会系统就在不断提高的信息传播技术的支撑下运转着，而这一切又必然需要高度发达的传播系统来支撑，进而导致社会的媒介化。尽管今天我们的传播技术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我们还是不能忘记阿尔温·托夫勒的警示，因为仅仅维持这种平衡的状况就需要比以往更多的信息。④换言之，一旦信息链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社会系统将不能维持正常运转，风险就可能转化为危机。
当然，最让人们担心的是媒介系统本身的风险。社会高度依赖媒介，而媒介本身并非毫无问题，从逻辑上讲，这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风险。
从表面上看，媒介有监测环境的功能和维护公共安全的使命。但是，由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需求的多样性，媒介需要提供极为精确、迅速和大量的信息传播服务才能完成使命。这就对媒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触发新的危机——这就是媒介化的风险。
庹继光认为，媒介化风险的主要特点在于，传媒因其社会信息沟通中介的特殊角色而引发了风险，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传媒本身无中生有地挑起风险，制造社会恐慌或混乱；二是传媒在传播既有社会风险过程中，有意识地扩大或缩小，使已有的风险无法准确反映，传媒失去了预警的功能，转而成为风险的参与制造者。前者是传媒主动担当了新的社会风险的“发动机”，后者则表现为传媒充当了已有社会风险的“助推器”。⑤
马凌指出，媒介化风险主要来自媒介结构性风险，包括媒介技术风险、媒介信息风险、媒介知识风险、媒介舆论风险、媒介政治风险等方面。媒介技术风险又可以划分为媒介依赖风险和媒介创新风险。而媒介信息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信息控制机制缺失导致的信息泛滥、噪音增加等意义减损情况。媒介知识风险，则体现在媒介对知识解释的不充分、不准确、不平衡所导致的“误导公众”的后果。媒介舆论风险，主要在于媒介对舆论形成、发展的巨大影响力，如果失控容易成为群体非理性的动力。媒介政治风险，主要体现在通过风险议题的设置而为资本服务。⑥
从媒介机构的内在机制来说，无论作为技术系统还是作为规范系统，媒介机构都存在难以避免的风险。再发达的传播技术在人类日益膨胀的信息欲望面前都显得力不从心。再说，媒介技术并非无懈可击。而作为规范系统，媒介内容“制作—传播”过程中存在太多不可控制的因素，人为控制的机会、出现差错的机会实在太多。如窃听丑闻让默多克疲惫不堪、丑闻则让BBC颜面丢尽，更不用说大量日常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内容差错。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危机传播
社会的媒介化已经让危机传播变幻莫测，而媒介融合则将这一形势搅得更加复杂。从媒介化生存到网络化生存，尽管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阶段，但对于社会而言，其中的变化依然是巨大的。它们共同应对于一个现象和趋势，那就是社会系统的高度复杂化。全球化、跨国化、大型化的发展趋势推动了信息技术的进步，然而高度的复杂化蕴涵着高度的风险化。航天飞机由数千家科研单位的数万名科研人员研制的数十万个精细的部件组成，需要相互之间精准的配合，而一旦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导致灾难的出现。
然而这一切还只是开头，媒介融合、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将这一势头演绎得更加迅猛凌厉。当我们刚刚开始适应媒介化生存的时候，更大的变革又横亘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媒介融合。这场变革迫使我们对已经建立的所有认识进行反思重构，对媒介传播的旧有观点进行必要的评估。危机传播当然也不例外。
提到媒介融合，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媒介技术以及媒介生产运营方式的融合。这当然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但媒介融合所产生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其实，媒介融合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使得整个传播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因此，用“传播融合”来称谓这一趋势，在危机传播这个话题下更加贴切。
“传播融合”首先体现在传播者和接受者身份的融合。“受众”这个概念在互联网时代已经不那么贴切了，人们更多地愿意用“网民”、“用户”或“使用者”这样一些角色立场不太分明的概念。事实上这早已是普遍的现象：我们不仅“潜水”、“围观”，我们也会“灌水”、“踩场”。
其次是传播路径的融合。传播路径一般分为三类：大众传播、群体传播和人际传播。在传播融合时代，传播路径越来越立体化，“线上”、“线下”活动往往结伴而行，效果更佳。
第三是传播文本的融合。超链接实现了空间的自由跨越，多媒体实现了文本转换的自由，数字压缩技术则很大程度上将时间的线性传播规则打破。在“自媒体”模式下，文本形式和文本内容都可以融合。
这一系列传播融合带来了危机传播新的特点。首先，风险的媒介化程度更高了。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更大了，人们对媒介的依赖也更强了。其次，媒介化风险更为广泛，也更难以控制。网络节点太多，危机爆发点也太多，客观地讲我们很难有效控制。第三，媒介传播的影响更加复杂，更加难以预测，危机传播的规律和后果更加难以把握。
我们现有的危机传播只是建立在对以往传播规律的了解基础上，能否胜任现在的传播条件，还需要检验。因此，重新检验原有的危机传播理论，建立新的危机传播认识，成为研究者不能忽略的课题。
注释：
①杨雪冬：《风险的概念变迁》，《学习时报》，2004年10月25日
②王朋进颜彦高世屹：《媒体危机报道：原理与策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③【美】罗杰·E．卡斯珀森：《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在发展综合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④【美】阿尔温·托夫勒：《预测与前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10页
⑤庹继光：《拟态环境下的“媒介化风险”及其预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媒体融合的认识范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中特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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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的认识范文篇10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6）176-0002-01
报纸、电视台、电台、互联网站作为当今信息传播有效、直接的手段，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随着科技迅猛发展和信息瞬息万变，单一的传播手段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信息采集的需求，再加之，单一的传播手段特别容易造成信息传播速度缓慢、知识面和见解狭窄片面、信息的真实度和科学度不高，很多信息难以做到深度挖掘，“媒介融合”的提出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有效地将电视台、电台、报纸和互联网站联合起来，集思广益，依靠众人的力量一起发掘更加有效的信息，实现资源共享，通过不同媒介将有效信息传播出去，让人们第一时间了解到更加真实、科学、有效的信息，最快捷的享受到先进的信息产品。
新时代的到来，为各种传媒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捷和保障，但同时也给编辑的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对编辑的综合素质有了更高、更严的要求，编辑不能再以之前的工作观念和旧有方式来工作，必须紧跟时代新形势发展，树立新的学习观，深层次领会媒介融合的精髓。根据自己的研究和调查走访，以及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我个人认为，融媒体时代，编辑需具备以下几种新的能力：
1编辑要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能，具备利用互联网有效传播信息和交流的能力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获知信息，第一时间掌握消息、发表自己对某件事件的看法并将自己的想法传播出去，与别人进行沟通，各抒己见，言论更加自由开放；从不同的媒体或者自己想了解的方方面面，不会像之前只能通过比较大的媒体来了解相对主观和片面的信息，信息获取更全面，对事件的认识更客观、公正。对之前主要借助报纸和电视台来传播信息的旧传媒时代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导致许多传媒企业都开始转型，扩大自己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利用互联网大做文章。
互联网的发展、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都迫切要求编辑工作也必须有新的变化，满足信息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新要求，必须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能，娴熟地利用计算机开展工作，首先必须有较高的业务技能；其次必须高效、科学地利用互联网这个快速、信息量全、知识面广的传播媒介，将信息及时传播到互联网，与读者进行及时交流，将信息更加立体和全面的展示给读者，搜集最科学有效的信息，让人们各抒己见、资源共享。
互联网迅速发展起来后，新闻传播的路径和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媒体都变“老”了，也就是所谓的“传统媒体”。新兴媒体重新定义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路径，以横扫一切的态势席卷整个媒体界。因为受传播媒介的影响，必须有一台电脑，而是通过更加方便和迅捷的方式来获得，即手机移动客户端；更有甚者，获取信息是通过打游戏的时间将新闻放到一个小窗口，打游戏的同时将新闻顺便看完。这些都说明传统媒体已经不能适应信息发展，必须积极迎接融媒体时代的到来。
2编辑要努力做一个复合型传播人才，熟练掌握各种传播技术
各种媒体和传播手段的发展，各种媒体产生许多大融合，这也要求编辑必须能融入到各种媒体中，了解和掌握各种传播技术和知识，努力将自己培养成掌握多种技能和方法的综合型人才。因此，编辑除会使用传统的技术外，还要将多种传媒技术综合使用，从而发挥出多媒体的最大功能与优势。这就要求我们要成为一个“全能型”复合型传媒人才。
3编辑要有信息采集挖掘、资源整合应用的能力
融媒体时代的到来，实现了资源和信息的共享，各种媒体能做到优势互补，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从各种媒体中获得自己所要得到的信息以及希望获得的某侧重点，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融媒体时代就对编辑提出了资源整合能力的要求，主要包括：对目标客户需求的理解能力，对各种传统资源及新兴资源的综合设计能力等。有效利用资源，将资源利用最大化，价值最优化，传播效果最优化，才能让读者阅读效果最好。
4编辑要有过硬的项目管理统筹和组织能力
编辑要像一个指挥官，要有自己的组织力和管理力，对于资源使用要有自己的规划和统筹，对于工作的开展要先计划，有基本的了解，不打无准备之战，力求将每个工作环节都有序、统筹完成。这时的编辑角色更像一位项目经理。需要统筹管理，协调指挥不同部门、不同分工的人员，以达到完成某一项编辑项目的要求。
5编辑要有集体感和责任感，有团队协同工作能力
编辑要有高度的集体感和责任感，不仅仅认为自己工作就是为了工作，同时也是自我价值和能力的见证和提升。时时要以集体的荣誉和利益为前提，工作尽职尽责。团队协同工作能力，是指以团队为基础，发挥团队精神，分工合作，协同作战，以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新媒体时代，各个不同分工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这就更需要编辑加强协同工作能力。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编辑工作提供了便利和优势，但更应该看到竞争和新的挑战。编辑也必须进行转型，重新认识在编辑过程中自己的作用，并进行重新定位，从而更好地适应融媒体时代，并在这个时代下，更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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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贝尔吉.媒介与冲击：大众媒介概论（第四版）[M]赵敬松，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媒体融合的认识范文篇11
【关键词】共和国新闻60年;媒介融合;传媒伦理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
2009年新闻界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建国60年,学界和业界对60年的成就经验进行总结。二是人民日报的改版拉开了党报创新的序幕。三是传媒业的体制变革逐步深化,出版业全面转制给新闻行业带来不小的震动。四是媒介融合逐渐深入,“报纸消亡论”卷土重来,引起了对于报纸命运的思考。基于这些变化,研究者的视线也逐步转移到这些领域,本文在对2009年新闻学研究文献的梳理基础上,总结出本年度六大研究议题:一、共和国新闻60年;二、媒介融合探讨;三、网络舆论;四、传媒伦理;五、党报创新;六、新闻教育。并总结出本年度新闻学研究的特点:一、旧热点的延续。二、理论和事件互动。三、注重“以人为本”。四、反思性较强。
一、共和国新闻60年
本年度,恰逢建国60年,研究者们从不同研究角度对60年的新闻成就进行梳理和总结。主要集中在对新闻学、新闻事业、新闻实务三个方面的历史梳理、经验总结、发展变革探讨。
有学者对60年的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进行历史梳理。学者郑保卫把建国以来新闻学研究分为六个阶段,并总结了每个阶段的特点。一、蹒跚起步(1949-1956)。二、经历曲折(1957-1965)。三、遭受劫难(1966-1976)。四、拨乱反正(1976-1978)。五、改革创新(1978-1991)。六、繁荣发展(1992-2009)。[1]
有学者对60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革进行总结。学者黄瑚回顾了60年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从传媒状况、新闻理念、新闻实务、经营管理等方面梳理了1949-1957、1957-1966、1966-1976、1976-1992、1992至今五个阶段新闻事业的发展轨迹。[2]李良荣教授对比了新中国前后30年新闻业的巨大差异,认为,“后30年中国新闻业发生意义深远、成果显著的巨大变化。前后30年中国新闻业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是从前30年的宣传本位转向后30年的新闻本位。正是这一带根本性的变化推动了其它一系列变化。”[3]童兵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我国传媒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是传媒业发展的两大基础性因素。这是中国传媒6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4]学者尹韵公总结了60年中国传媒事业的特色及启示:一、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二、一定要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大计置于头等价值依归。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5]
除上述学者从宏观图景对60年描绘之外,学者还做了专题论述。童兵教授回顾了60年对新闻事业属性的认知,从“驯服工具”到“以人为本”,这一认知历程,反映了四个方面的进步::对人的尊重和对人全面发展的重视,对科学的尊重和对新闻传播规律的重视,对人权的尊重和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自觉的回归,经济振兴和经济对新闻传播事业的推动。[6]学者陈力丹论述了60年传媒性质的变化,认为传媒经历了从阶级斗争的工具―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文化产业这样的性质变化,而这样的变化随之带来了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7]李东东回顾了60年中国报业的成长过程,他把报业发展分为五个时期,从报业经营运作角度探讨了每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一、拔旗易帜的新中国报业(1949-1956)。二、经历曲折的新中国报业(1957-1978)。三、迎来春天的新中国报业(1979-1994)。四、走入市场的新中国报业(1995-2003)。五、深化改革的新中国报业(2003-2009)。[8]张骏德总结了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基本成就与改革经验:1.摒弃“广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广播是无产阶级全面工具”的错误说法,把广播定位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是党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2.摒弃“假、大、空”的恶劣文风,提倡广播新闻“真、短、新、快”。3.确认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是选择新闻报道的两大主要标准,形成了按新闻规律报道的共识。4.广播不仅要从事宣传、提供娱乐,还必须提供信息、介绍知识。5.人民广播事业既要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又要突出听众的地位,真正把为听众服务作为办好广播的出发点和归宿。6.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各省市广播电台,都将新闻节目作为广播节目的主体与主角,在新闻改革中重点抓好新闻栏目的改版与创优创新,不仅扩大信息量,而且增强时效性,使新闻报道权威可靠、报道迅速、节奏明快,又锐意创新,追求信息密集、视野广阔、深度开拓。7.采用直播与录播相结合的传播方式。8.广播既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又是信息产业。[9]
有学者梳理了新闻实务的演进路线。学者陈力丹认为中国传媒新闻报道方式最近60年的变化,基本围绕着调适报道中“事实”与“意义”展开。他总结了60年报道方式的变化和特点:事实选择回归新闻价值标淮;新闻报道的道德理念向“以人为本”转变;报道结构呈现职业化。[10]陈力丹还探讨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典型报道的演变:起点―合理想象―为思想解放开路―“高大全”的蜕变―弘扬道德―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11]他还梳理了新中国60年来新闻文风的演变:1949～1956年,建国初期新闻文风的“政治化”;1957～1977年,“左”倾错误时期新闻文风的不断恶化;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进程中新闻文风的“专业化”变革;认为新闻文风的变化与整个国家和社会、与新闻传播业的结构和形态的变迁息息相关的。[12]
二、媒介融合
“报纸消亡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同时也带来了对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命运的思考。研究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普遍认为媒介融合是报纸的必然出路。媒介融合的路径是研究重点,学者们借鉴国外经验,从技术融合、理念、实务、经营、规制等角度提出了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媒介融合的思考,规制融合成为研究的新动向。
1、媒介融合意义探析
有研究者对媒介融合的目的进行探讨。陈国权对一些被普遍认同的媒介融合战略价值的重新探讨与辨析。认为媒介融合的目的当然不是指某个报业集团拥有尽可能多的媒介类型,而是不同媒介类型间的嫁接、转化、融合,形成各媒介形态的核心价值,占有产业价值链的关键一环。[13]杨海军认为媒介融合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媒介化。媒介融合的提出标志着传媒业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一方面促使传媒业的内涵与外延重新界定,另一方面也再一次提升了传媒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14]
有研究者分析媒介融合的利与弊。金永成认为。媒介融合增加了媒介的经济价值和经济回报。首先,媒介融合可以使得各种媒体充分享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性;第二,由于人们对新闻真实性、权威性的要求,使网民更信任传统媒体所创办的网站;第三,媒介融合可以分散风险;最后,媒介融合节约了交易费用。[15]陈国权论述了现阶段媒介融合易产生的负效应:媒介融合易导致内容同质化、对竞争力的消解、可能产生磨合风险、无法适用所有报道形式。[16]孙海论述了融合媒介的利与弊。认为融合媒介具有以下优势:强大的信息检索功能;运用多种媒介形式全方位展示客观世界;政府、媒介、民众的即时互动功能;便携功能。但也具有弊端:(一)跨媒介集团造成媒介文化日益中心化和其他文化日益边缘化。(二)融合媒介的构成形态导致媒介拟态环境的无限扩大。(三)人对媒介的依赖性大大增强,导致“媒介人”的产生。[17]
2、媒介融合的关键问题
蔡雯论述了资源整合是媒介融合进程中的一道难题。资源整合过程中面临很多难题,一是内容同质化问题。二是资源整合过程中媒介之间的体制不相融、文化不相融、人员不适应等问题,甚至还会因为现有媒介规制的原因,遇到来自上层管理机构的阻力,使媒介的资源整合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18]
学者彭兰认为,媒介融合时代有四个关键变革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个体变革,在集体竞技中确定个人角色;体制变革,在新共同体中实现业务流程再造;产品变革,在集中化市场中推进个性化满足;媒体角色变革,在新产业链条上谋求新定位。[19]
学者朱春阳认为,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的传播格局,对媒介融合规制研究的中国面向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政策规制作为核心议题,其价值取向与目标应该体现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发展要求。[20]
肖赞军认为在媒介融合进程中,传统传媒的纵向分业规制遭遇根本性挑战:首先,媒介融合强化了传媒市场竞争,传统传媒规制的市场基础正在消失。第二,为了在传媒市场保持多种“声音”,促使观点和意见多样化,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世界各国均在一定程度上严禁交叉进入。第三,传统传媒的所有权法则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第四,在融合后的传媒产业实施传统规制,将导致规制重叠与规制真空。并描述了世界一些国家的规制模式,以此为参考,对我国传媒规制有一些建议:第一,内容与传输分离规制;第二,坚持技术中立与业务中立原则;第三,组建融合性的规制机构;第四,放松资本准入。[21]刘滢分析了媒介融合面临的两大大问题:体制障碍、渠道强势。[22]
3、媒介融合的实现路径
黄建友论媒介融合的演进路径:从阶段上看,媒介融合应该最先表现在传播渠道的融合上,而后是传播内容与媒介功能的融合,之后再是媒介组织机构的融合,且媒介机构的融合又会促使媒介内容、渠道、手段、功能、形态等方面的进一步融合,媒介融合正是这样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23]
学者蔡雯认为中国的媒介融合经历了由报网互动到报网融合的递进式发展过程。在融合的媒体中,新闻传播的变革集中体现在“融合新闻”,融合新闻发生在新闻编辑部中,我国新闻媒体在从互动到融合的进程中,也对编辑部机制进行了各种改革。[24]
左曙光对媒介融合时代媒体运营策略思考:1.产业链上各司其职。2.价值链上寻找突破点。3.分众与聚众――市场的再思考。[25]
李红祥借鉴美国媒介综合集团的经营管理模式提出了我国媒介融合下的传媒管理创新建议:1、建立跨媒介集团的协同治理结构。2、建立统一的三大中心,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作战。3、采用扁平管理。4、实行跨媒介的新闻生产。[26]
4、媒介融合的形态
吴晓珍从技术、制度、产业、产品四个创新角度对媒介融合进行分析。一、媒介融合肇始于技术创新,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是媒介融合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二、媒介融合诉诸于制度创新,在我国则表现为文化体制改革。三、媒介融合深化于产业创新,四、媒介融合表现为产品创新。[27]
辜晓进解读了“媒介融合”,认为应从多媒体、资源共享、组织整合三个角度理解媒介融合。[28]
5、传统媒体应对策略
有研究者提出报纸媒体的应对策略。石磊认为媒介融合可以充分发挥报业和新媒体的优势。在媒介融合时代,要应对新媒体的挑战,报业就要大力实施数字报业战略。数字报业的实现途径很多,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内容融合和渠道融合,以及伴随其中的体制机制变革和经营拓展。[29]
有研究者论述了四大主流媒体的应对。梁智勇以CCTV、SMG、凤凰卫视与新华社为例,“从产业链分析角度入手,解析了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四大主流传媒机构的新媒体战略:(一)通过战略结盟,整合内容、技术、渠道和终端资源,突破“内容为王”理念的“路径依赖”,避免沦为纯粹内容供应商的风险。(二)引进外部资本,依靠资本化、市场化、公司化的手段整合产业链。(三)品牌化主导,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导权,创造多方共赢的市场新格局。”[30]
广播媒体的应对。毛永晖探讨了媒介融合趋势下广播的战略转型:1.发挥广播在舆论引领中的独特功能;2.推进类型化广播向深层发展;3.实施广播整体产业化发展新战略。[31]
有研究者论述了媒介融合中的业务转型。蔡雯总结了媒介融合进程中新闻报道在内容层面与管理层面上的突破与创新。新技术的应用与传播渠道的汇流使新闻报道主体由单一向多元拓展,报道内容创新以全社会共同创造与个人化表达为主要突破点,在管理层面上主要表现为跨媒体新闻团队的组班、一体化新闻生产平台的打造和“触合新闻”项目管理。[32]袁志坚探讨了媒介融合进程中编辑业务的变革,(1)编辑理念将从以受众为中心转为以用户为中心,以“公民新闻”为观念的互动式编辑理念将得到确立;(2)编辑流程的再造,实行报网一体化的模式和流线型、共享式的运作;(3)信息产品的创新,侧重于优质新闻的生产、产品形态的丰富和产品链的延伸。[33]李志君着重探讨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新闻评论工作的可为空间:利用媒介之间的合作模式、操作平台甚至是新媒体将代表主流意见的声音传播得更清晰、更透彻,直接对新闻作出评论,构建公共话语空间。[34]
三、网络舆论监督的负面效应及政府应对
2008年被称为我国的“网络舆论监督年”。因此,本年度,关于网络舆论监督的研究持续升温。研究者多集中在网络舆论监督的负面影响及其规避上。研究者主要从非理性、非民意、侵权指出其负面特点。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冲突仍是研究重点。关于网络舆论中的政府应对,研究者主要从监测、引导、控制、管理几个角度提出建议。普遍认为舆情监测是前提,信息公开是法宝、积极主动是关键、重视民意是根本。突发危机事件是研究的重点。
网络舆论监督的负面效应及其规避
有研究者论述了网络舆论监督的问题及对策。曾维康论述了2008年中国网络舆论监督问题与挑战。当前网络舆论监督的困境:谣言、诽谤、诬告等虚假信息大量存在。个人的隐私权、名誉权面临时常被侵犯的尴尬。网络暴力、网络容易滋生事故隐患。为规避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诸多问题,应从主客观上下足工夫,客观上加强网络舆论相关法律的约束机制和引导效应;主观上,应加强行业自律和个人自律。[35]吴建华论述了当前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路径。当前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一,虽然互联网在我国发展迅速,但普及率仍然较低。其二,我国网络舆情的代表性尚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公众的利益表达。其三,网络媒体的虚拟性和商业性,以及媒体“把关人”的缺失使得网络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信誉度受到质疑。其四,我国目前还缺乏完整统一的新闻法规体系来保障媒体舆论监督的独立地位和规范舆论监督主客体的行为。解决当前网络舆论监督中存在问题的路径:第一,加强对互联网应用的物质基础投入,加速互联网的普及。第二,加强新闻媒体立法,实现新闻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健康有序发展的统一。第三,网站应不断提高创新能力,积极策划和开辟一些独特新颖的栏目,丰富自身个性和报道特色来扩大对其受众的影响力。[36]关梅论述了我国网络舆论监督的问题与出路。目前,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第一,网络舆论中带有情绪色彩的言论较为突出。第二,在网络舆论监督中形成的舆论压力往往会对处于审判过程中的司法机关产生影响。出路:重视网络舆论监督与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之间的互动,并着重发挥传统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大力开展网络素质教育。[37]
有研究者分析网络舆论监督的失范现象。弓悦分析了网络舆论监督的缺失问题:一、公信力的缺失。二、制度保障的缺失。三、理性的缺失。[38]郑雯从网络公关费看舆论监督的失范。认为“网络舆论监督敲诈”和“网络有偿不监督”成为两种最突出的网络舆论监督失范。[39]王秋菊认为网络舆论监督在维护公民权益过程中存在的误区:网民的正义感和爱心容易被网络中的虚假信息所迷惑和利用。网络舆情的偏激性及非理性导致网络舆论监督失衡。[40]
有研究者分析了网络舆论监督和司法的关系。张颖探讨了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认为网络舆论监督的局限性会在某些情况下受到煽动和操纵,对某些案件的情节过于渲染或妄加评论,从而对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解决策略:首先,各级政府可以开辟可行的反馈沟通渠道。其次,对网络舆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第三,在道德方面,构建网络道德原则规范。最后,在法律方面,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41]卢鹏从程序正义角度来探讨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冲突平衡的方式。认为网络舆论监督和司法独立冲突的重要原因就是公众的知情权和司法相对封闭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解决此矛盾的方式是强调程序的参与性与程序的公开性,并对现行的诉讼规定提出了完善建议。[42]
有研究者指出传统媒体应加强引导,与网络媒体合作,更好引导网络舆论监督。胡琦认为媒体应该在网络舆论中保持理性。目前,网络舆论逐渐由网上走到网下,实现落地。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媒体通过关注网络舆论,产生强化、放大、引导、驱动的作用,最终促进事情的解决。同时,也造成了风险,如在“杭州飙车案”中,传统媒体被网络牵着鼻子走,几乎把自己逼到舆论审判和媒体杀人的边缘,因此保持媒体理性是当下紧要的任务。[43]一冰从“杭州飙车案”报道看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认为传统媒体过度依赖网络,网络的肆意性就会很容易地动摇新闻舆论监督的一些基本准则,如准确权威、客观公正等,从而产生社会责任缺失等诸多负面影响和不正常现象。准确权威、客观公正是舆论监督的根本。[44]
网络舆论的政府应对
关于政府应对网络舆论策略。李敏论述了我国网络舆论的现状及政府应对策略。现状:1.网民地域分布出现“城乡一体化”。2.网民年龄结构出现“低龄化”。3.网民群体收入的“贫困化”。对策:1.提高对网络舆情的研判和应对能力。2.提高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心理承受力。3.重视事件报道中网络舆论的导向。4.提高政府在网络舆论中的议题设置能力。[45]燕志华认为政府进行公关处理,化解危机对策:抓住黄金时间实施干预;信息公开是个法宝;借鉴搜索引擎危机公关的方法,用积极的正面的新闻“覆盖”消极的反面的新闻;政府官员需要了解网络传播知识,推进施政的民主化、透明化。[46]郭晓静分析了网络舆论在政府行为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问题:(一)网络舆论监督对国家信息安全造成威胁。(二)网络舆论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歪曲政府行为的事实。(三)网络舆论监督区域发展不平衡,造成事实上的政治参与不平等。对策建议:(一)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培育现代监督文化,促使网民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提高公民参与网络舆论监督的能力,实现网络舆论对政府行为监督的人人平等。(三)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四)加强网络媒体自身的建设。(五)加强对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其接收和处理网络信息的能力。[47]
有研究者提出应对网络舆论进行控制。谷猛分析了网络舆论的形成与控制。认为网络舆论的控制应:积极发挥传统媒体的优势,将网络媒介和传统媒介有效结合;培养大量舆论领袖;研究网民的心理。[48]
有研究者探讨突发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应对
关于危机舆情的应对。喻国明分析了舆情热点中政府危机干预的特点及借鉴意义。认为近期舆情热点中政府危机干预的特点及借鉴意义是:1.从干涉的时机来看,有时过于滞后。2.从干涉的主体来看,多是越级干涉,事件的直接相关主体往往比较低调。3.从干涉的方式来看,主要是主动(或被动)表态和开始处理事件的行为。4.从报道干涉行为的媒体上看,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不可小觑。5.从干涉行为的效果来看,无论何种干涉方式从总体上看,都是有效的、积极的,议题出现变化。6.干涉行为是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切勿希望一劳永逸,议题的消弭和消亡是个过程。[49]
有研究者分析危机管理模式。李斌探讨了了网络舆论危机的治理范式。网络舆论危机的治理思路应遵循价值―组织―制度的分析框架,培育政府―社会―公民的多元治理范式。这种治理既包括正式的制度设计、信息公开、政府上网、舆论引导、重建信任等政府应对措施,也包括公众理性的政治参与。[50]
有研究者结合突发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应对,得出借鉴和启示。张爽探讨了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的理性化引导。认为纵观近两年发生的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在不断发生变化,正逐渐走向理性化。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理性化引导的策略包括:第一,把握舆论主导权,保证信息的及时、公开、透明。第二,加强主流网站舆论引导力,重视整合传统媒体。第三,合理设置议程,有效培养意见领袖。第四,完善网络立法,提高网络道德。[51]蔡尚伟以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故为例,探讨了发生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政府网络舆论引导。一方面,政府及时公布最新消息,有效地引导舆论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主流网络媒体密切跟进和配合政府的行动,纷纷以开设评论专栏或专题的方式深度介入舆论中心,使政府主导的真实信息传播不断得到加强,而民间舆论场纷纷转载官方言论,使得民间舆论场的意见表达渐趋理性,与官方舆论场逐渐对接。为今后我国应对类似突发事件树立了舆论引导的成功范例。[52]林凌通过分析新疆7.5事件网络舆论应对的困难与失败,提出应根据暴力事件发生的不同阶段的特点分别进行网络舆论预防、网络舆论反制和网络舆论反击。事件发生前,网络舆论预防的根本途径是增强新闻传播的预见性和导向性。事件发生后,网络舆论反制要靠信息公开与主动引导。网络舆论反击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与嵌入式采访。[53]
四、传媒伦理的冲突与建构
随着传媒生态的变化,传媒伦理冲突、失范现象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不再一味指责传媒伦理缺失的原因是新闻从业者个人的原因,而是找到了更深刻的根源,如新闻理念和社会道德的冲突;新闻操作和司法的冲突等。其中,网络带来的伦理冲突最为明显和棘手。关于冲突的解决,研究者引入伦理抉择模式。关于伦理失范的原因和对策,一些研究者认为原因来自市场的异化,有的研究者认为是规制的缺失,其解决方法主要是完善规制、加强自律等。
伦理悖论与冲突
有研究者分析传媒伦理冲突的内在原因及解决策略。童颖骏分析了媒体伦理二律背反的内在起源、现象及解决建议。内在起源:媒体关注民生、满足受众知情权的职业价值观与维护公平、法律尊严的社会责任,无法同时得到实现,就在事实上构成了媒体伦理的二律背反。公众对媒体角色的误读,往往导致其对媒体职能的部分“取用”,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媒体职责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传媒伦理二律背反现象:一,坚持持道义论,还是功利主义?二,是简单地同情弱者还是客观中立?三,职业竞争力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取舍。她认为解决此问题应引入统筹兼顾的系统论方法,对媒体伦理的各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由此作出符合绝大多数公众利益的价值判断。首先,媒体在报道“两难”新闻时,应具有开放性的眼光和气度,不应仓促妄下是非结论。再次,媒体可以提供具有互动性的公共交流平台,不失为寻求化解两难矛盾的办法。关键在于,是否能在制度设计上,为化解传媒伦理悖论提供更多的町能途径。[54]管成云认为我国新闻媒体进行了体制改革,由于这种改革不是在市场经济的磨合中自然进行的,而是在行政作用下强制进行的,因而很难找到传媒双重属性的契舍点,使新闻伦理陷入了二元对抗的困境之中,造成新闻伦理的异化。因此。要彻底改变新闻伦理的堕落局面,必须建构一套系统的新闻伦理制度。这种制度的构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尝试,第一,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构建新闻伦理制度。第二,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构建新闻伦理制度。[55]
有研究者探讨了网络中的伦理难题。吴献举博客公共领域的私人化带来一些伦理冲突问题:1.博客传播中的表达自由与社会的公序良俗的冲突。2.博客传播中话语权与他人名誉侵权、隐私权的冲突。3.有关博客传播中的“人肉搜索”现象也涉及到侵权问题。因此,根据博客传播的特点,博客传播主体应通过伦理自律来建构兼顾自由与责任的博客传播秩序。[56]李建军对“人肉搜索”网络传播伦理的建构提出了建议:1、网民的道德规范。2、管理者的道德规范。3、注重建章立制,有法可依。[57]张燕认为日益膨胀的自媒体权力带来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社会效应,她从公共议题和私人议题两个层面确立起自媒体分别的态度立场,建立起对公锱铢必较和对私包容大度的自媒体伦理标尺。[58]
有研究者建议用伦理选择模式解决伦理冲突。陈俊妮认为社会伦理学的波特图式可以帮助学者和记者分析伦理困境中时如何从根本动因出发作出明晰的行动选择。同时指出我国有与西方差异很大的伦理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新闻体制,这些都将影响我们在运用波特图式进行伦理分析时的思维角度。[59]
伦理失范及建构
有研究者总结了伦理失范的表现。吴欢总结了伦理失范的主要表现:一、为获取竞争优势,夸大事实甚至进行诽谤,无视公民或组织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二、新闻传播者在履行监督权时存在干预司法公正的倾向。三、市场条件下为追求经济利益,新闻娱乐化、内容庸俗化趋势日益明显。四、新闻伦理与社会伦理价值尖锐冲突。认为媒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新闻伦理建设:一、敢于坚持真理,揭示真相,树立媒体公信力。二、真实、独立、客观地报道。三、承担社会责任,明确法律界限,保护被报道者权利。[60]
有研究者分析伦理失范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马艺对新闻伦理道德失范原因进行了深层阐释:一是规范制定不完备;二是新闻伦理道德规范与实现规范的行为和价值评判标准上存在着冲突从而引发新闻伦理道德失范。新闻伦理道德规范在新闻实践中面临的价值冲突是失范的深层原因:新闻职业价值与新闻价值;新闻伦理道德与社会伦理道德;新闻价值与新闻伦理道德;新闻职业价值、新闻价值与社会伦理道德。缓和冲突方法:(一)明确“角色认同”。(二)坚守“以人为本”。(三)建立“内外监督”。[61]闻娱认为媒介交换网络中流通的主要资源的交换是新闻伦理问题的根本动因。媒介交换网络中流通的主要资源包括权力资源、经济资源、信息资源、媒介渠道资源以及受众的注意力资源。五种资源组合而成四个主要的资源交换场域。行动者在资源交换的过程中,各方行动者都试图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是导致诸多新闻伦理问题出现的根本动因。并认为资源的再分配与交换规则的再调整,是寻求规避媒介伦理问题的可行路径。[62]王卉研究了中国新闻伦理问题的逻辑起点,认为新闻闻伦理失范实质是“关系”的不正确。她分析了五组关系:(一)传媒与被采访对象(含消息来源)的关系。(二)传媒与受众的关系。(三)传媒与广告商的关系。(四)传媒与传媒之间的关系。(五)传媒与党政管理部门的关系。[63]她还认为解决此问题一靠教育,二要以明确的伦理主体与成熟的伦理模式带出理性的行为。三要以多元化的社会反馈系统形成健康的事后评价机制。[64]
五、党报创新
本年度,人民日报的再次改版引起了新一轮的改版热潮,这次改版也凸显出在传媒体制变革、新媒体冲击与金融危机影响下党报的生存空间问题,许多研究者指出党报创新是未来发展之路。关于党报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经营管理创新、实务创新几个方面。
理念创新
有研究者指出党报创新的方向。丁柏铨以《人民日报》改版为例,指出党报创新的方向:第一,向机关大院和办公室以外的空间辐射和渗透第。二,做有深度和有说服力的报道。第三,将言论做得深入人心。第四,将改进文风作为重要抓手。[65]常法武认为党报创新应正确把握变与不变。坚持大事大处理的思路不变,但在表现形式和实际效果上要变得更新、更深、更震撼;坚持新闻规律和宣传规律和谐统一的方向不变,但在传播方式和表现模式上要创新求变。坚持版面大气,格调高雅的版面风格不变,但版面编排和设计要大胆突破创新。坚持三级策划的报道体制不变,但在组织形式上要更加灵活多样。[66]周跃敏提出以两个舆论场对接体现党报时代性。以传播学视角把握党报新闻规律性。以全新话语体系体现党报创新性。[67]姜凤羽提出党报创新的五项原则:第一、党报的性质、任务和责任不能变。第二、党报改革创新应该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一致,不能偏废,不能对立。第三、党报改革创新不能背离使命和任务,应坚持政经大报风格,要与晚报、都市报和其他平面媒体形成差异化。第四、改革创新应该围绕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探索指导性与吸引力的有效统一。第五、党报改革创新必须在同级党委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同时也需要办报人的创造力和责任意识。[68]罗杰认为党报改革创新应以正确的舆论导向立身;以长抓不懈的业务建设立足;以把握新闻传播规律立信;以准确的舆论监督立威。[69]
有研究者分析党报创新的具体策略。余晓林分析了党报创新的四个“节点”。1、理念创新,“强化党报的新闻功能,弱化纯粹的宣传功能,坚持用新闻的视角、新闻的形式来引导舆论”。2、内容创新:提升新闻性,降低“工作味”。3、形式创新:优化版面元素,构建视觉中心。4、管理创新:建立奖惩机制,完善考评制度。[70]曲绍堂用八个关键词来概括党报创新:定位创新:政经大报;文风创新:鲜活语态;生产创新:流程化;品质创新:增强亲和力;报道创新:争取独家;功能创新:舆论监督;发行创新:营销运作;核心创新:从业人员。[71]桂清萍分析了新媒体竞争下党报的创新策略。认为“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是一种“替代品竞争”。党报的创新策略有:解放思想,树立适应时代的“大媒体”理念;创新内容,打造质高独特的新精品;实现品牌价值在新媒体领域的延伸;整合资源,完善党报的宣传手段;培养人才,塑造“复合型”和“全才型”记者。[72]
实务创新
有研究者探讨报道创新。学者丁柏铨通过对改革30年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纵向和横向考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党报报道内容的改革上,改进时政报道、重视民生新闻、加强舆论监督;在党报报道方式的改进上,各级党报进行了长期努力,致力于创新报道方式、创新文风,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有所增加。[73]
有研究者分析了版面创新。赵顺禄探讨了党报版面创新,认为目前一些地方党报版面编排中存在一些问题:版面元素运用不科学;版面结构功能不协调;版面风格构建不规范等问题。版面创新需要:提高对版面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树立正确的编排思想;深化版面主题;合理搭配版面元素;整合相关版面、栏目,防止新闻无序堆积;明确版面定位,强化服务功能。[74]
有研究者提出评论创新。汪谷震提出党报评论创新要:一、转变观念。做到“站得高、跟得紧、贴得近”。二、打造品牌,做到“气势大、切口小、风格活”。三、改进文风。做到选题准、形式新、队伍强。[75]
技术创新
丁士从技术创新提出报网融合是党报的创新之路:报网融合实现党报资源的总量递增与优化配置;以传播手段创新增强党报的舆论引导能力;以报网一体实现党报的品牌延伸和水平提升。[76]
王卫明分析了Web2.0条件下认为,党报读者的变化,认为应开启新的传播策略:主动开辟“全媒体”时代,抗衡Web2.0的“媒介选择多样性”;积极进入“广互动”时代,抗衡Web2.0的“双向传播”;适时开启“全免费”模式,抗衡Web2.0的“免费”优势;尽快走出“裸宣传”时代,抗衡Web2.0的“个性化、亲和力”。[77]
经营管理创新
许根宏建议创新用人机制。认为作为我国传媒主阵地的党报,除外部体制性因素需要改革外,当前还要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通过党报传媒自身的改革――创新用人机制,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78]
齐振平以《辽宁日报》的创新实践为例,党报创新经验:由政治家办报向“为政治家办报”延伸;由紧紧服务中心向“按新闻规律要求做好宣传工作”延伸;由做大做强单一产业向“积极发展多元产业”延伸。[79]
徐玲英以《嘉兴日报》改革为样本,指出地方党报的结构创新。需要着手产品结构的创新、媒体结构的创新、投资结构的创新、产业结构的创新,但对于一向受观念与体制制约特别明显的地市党报而言,从产品结构创新入手,辅以媒体结构创新的路径选择。[80]
六、新闻教育反思与变革
本年度,时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80华诞,汇聚全球知名新闻学院院长共商新闻教育问题,由此拉开了新闻教育研讨的序幕,研究者纷纷对新闻教育进行自己的思考,普遍认为,在全球化、新媒体、传媒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新闻教育暴露出诸多问题,必须进行改革。改革方向之一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改革方向之二是从注重实践到同时注重新闻理想、职业精神的培养;改革方向之三是应对媒介融合时代的教育变革,培养跨媒体、跨专业的复合型人才。需要从理念、机制、教学、设备、人才培养等方面共同变革。
有研究者论述了新闻教育的几大关键问题。学者杜骏飞回答了新闻传播教育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新闻化还是传播化?他认为:1、传统新闻学教育是不可取代的。2、新闻学教育必须扩大内涵。3、满足这一相互矛盾的两种要求,只有一种解决之道:把新闻教育视为多学科培养任务,即在新闻教育中,将培养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与培养非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分开。4、在传播学教学中,继续扩大其内涵,延伸其应用。二、教育化还是学术化?他认为这不应该成为问题:作为教育的新闻传播学,理应首先是教育本位。至于学科本身的理论化发展,自然是教育能力的依托之一,但教师学术水准的提升,不可以用牺牲教育质量的方式来实现。三、教什么与如何教?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的关系是什么?正确的回答理应包括以下观点:先有通识教育,而后才可能有真正的专才教育;专才教育的内容依不同人才培养的目的而定;专才教育也不是以理论为主导的本科教育,而是应该强调实践性的实务训练,同时,新闻学教育要开始重视研究性教育并鼓励学生及早开展研究性学习。[81]
有研究者探讨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变革。蔡雯研究了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教育改革。认为需要从专业设置、课程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等多方面着手。1.培养具有“全媒体”业务技能的新闻人才。2.培养有复合型知识结构的专家型新闻人才。[82]尹良润认为目前国内针对媒介融合所进行的教育改革中,最大难点在于师资力量的缺乏。他建议教育部在从2009年开始的新闻教育师资培训项目中适当加大媒介融合方面理论与技能的培训内容。另外课程体系亟需更新。总之,不论是师资结构、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实验设施,还是培养环节、科研机制等方面都需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才能适应媒介融合的需要。[83]黄昌林分析了传媒的变革带来的传媒教育的变革。一是传媒产业化变革,要求新闻传播教育理念必须实现“三个整合”、“一个规范”:教育界与新闻业界人才资源整合;高校与高校之间人才资源整合;高校内新闻传播专业与企业经营管理专业资源整合。“一个规范”是针对新闻传播专业急逮膨胀的现状,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应该通过一定的行政手段对其规范。二是媒介形式的变化要求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变革。”三是新闻生产方式的转变,要求传统新闻业务教育应及时地将新诞生的新闻理念和实践创新引人到教学中来。[84]温海玲认为媒体融合对于新闻教育来说,“技术主义”和“人文主义”应当两不偏废,如何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生产和传播有用的信息才是更大的挑战。[85]言靖认为应从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和方式、教学平台三个方面改革。新闻学科的课程设置需要突破传统的专业知识界限和专业技能界限,具有更强的开放性与兼容性。教师要提高自身的素养,进行知识重构和能力再造。教学平台不仅是传统的实验、实习平台,而且是包括日常教学平台建设在内的多种专业功能、多种使用目标的融合性教学平台。[86]
有研究者论述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人才的培养。董广安对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进行思考。认为媒介融合背景下急需三类人才:跨学科知识的人才;跨媒体技能的人才;跨文化思维的人才。并提出传统新闻传播教育亟须在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实践环节三个基础部分进行调整和优化。[87]黄九清认为融合媒介时代需要三类新型人才:一是能够在多媒体集团中进行整合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三是关于新媒体的研究人才。[88]江凌认为21世纪新闻传媒业至少需要专家学者型、媒介融合型、经营管理型、新闻(传媒)策划型、技能应用型等五类新闻传媒人才。在以“通识”为体,“专业”为用,“体”“用”融合的新闻传媒教育理念背景下,通过制定多层次、有级差的培养目标,建立多元化的师资队伍,优化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课程设置,增设“经典原著”课程教学,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构筑互动化的教学实践平台等途径,有望培养出“体”(通识)“用”(专业)融合的复合型新闻传媒人才。[89]
总结
综观2009年新闻学研究,其成果仍然是可圈可点,其特点也非常明显。
第一,旧热点的延续,未完成的历史。本年度六大研究议题也是近几年的热点。
其原因是传媒行业的进程中这些问题是未完成的历史。然而,旧问题有新的思考,比如对媒介融合传媒规制的问题重视;党报创新有学者提出分类管理的方法。传媒伦理不再把责任一味推向传播者,从新闻操作和伦理冲突层面探讨;新闻教育改革一直在谈,但怎么改一直悬而不决。本年度,有几点共识值得参考:一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互补。二是与实践媒体合作。三是增加职业道德教育和信息素养教育。关于网络舆论监督,研究者也理性客观看待网络舆论监督的负面影响和实际功效;政府应对突发危机事件中的网络舆论,也是近几年一直研究的问题,研究者开始重视舆情监测,强调发挥传统媒体的引导作用,并建议设置议题、培养舆论领袖。
第二,理论和实践互动。本年度的研究多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传媒业发生的几大变化都是研究者思考的重点。如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该如何转型,新闻人才该如何培养;商业规则影响下的新闻传媒暴露出的新闻伦理缺失、舆论监督受人操控等问题受到关注。另外,人民日报的改版引起新一轮对党报创新的思考。
第三,注重“以人为本”。新闻的人文精神的回归是研究者强调的重点。在探讨伦理悖论时,研究者普遍认为当新闻操作和人本理念发生冲突时,应遵循以人为本。而在新闻价值的研究中,研究者非常强调人文关怀。在教育中,也强调新闻从业者和其它职业不同,人文精神应大于工具理性。
第四,反思性较强。本年度的研究显示出研究者强烈的反思精神。如对60年的回望中,研究者指出了新闻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网络舆论的质疑和反思,不再盲目推崇网络是舆论狂欢的舞台;对新闻教育反思,建议要应时而变;对传媒伦理的反思,从体制、机制、操作、教育等多个角度思考此问题。
总之,2009年的研究探讨更加深入,视野较为开阔,理论和实践结合。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对于新现象关注的热情远远大于对基础理论的研究。但新现象的研究的理论根基却模糊而混乱,这是由于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的欠缺。二是随意借鉴其它学科概念进行研究。一些研究者借用其它学科的概念或新名词研究新闻现象,一方面此概念的背景涵义存在误用。另一方面,此概念不一定适合研究此现象,貌似带了个大帽子研究了假问题。三是问题研究宏观叙事较多,深入和创新性较少。很多问题只是泛泛谈之,深入叙事较少,造成了同质化现象严重。建议研究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注重研究的严谨性,深入研究问题,新闻学的研究必将百花齐放!
注释:
[1]郑保卫:新中国60年:新闻学研究发展历程回望《新闻与写作》2009年10期
[2]黄瑚:60年风雨中耕耘60年阳光下收获――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新闻记者》2009年10期
[3]李良荣:艰难的转身: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共和国60年新闻媒体《国际新闻界》2009年09期
[4]童兵:依托改革与科技的双翼腾飞中国传媒业六十年发展的基本经验《传媒》2009年10期
[5]尹韵公:新中国60年:当代中国传媒事业的特色与启示《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10期。
[6]童兵:试析新闻事业人民属性六十年认知历程《国际新闻界》2009年09期
[7]陈力丹:新中国60年:关于传媒性质的认识及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新闻与写作》2009年10期
[8]李东东:60年,中国报业与新中国一起成长《中国报业》2009年10期
[9]张骏德:试论新中国广播事业60年的历史经验《新闻记者》2009年10期
[10]陈力丹:论60年来我国新闻报道方式的演变《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9期。
[11]陈力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典型典型报道演变的环境与理念《当代传播》2009年第5期。
[12]陈力丹、黄伟:从“政治化"到“专业化”――新中国60年来新闻文风的演变《青年记者》2009年第16期。
[13]陈国权:报业媒介融合的价值辨析《中国记者》2009年05期
[14]杨海军:媒介融合:缘起与终极目标《传媒》2009年4期
[15]金永成、曹航:产业组织理论视角中的媒介产业融合《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2期
[16]陈国权:现阶段媒介融合易产生的负效应《中国记者》2009年第6期。
[17]孙海:融合媒介的利弊之辩《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年03期
[18]蔡雯:资源整合:媒介融合进程中的一道难题《新闻记者》2009年09期
[19]彭兰: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关键变革《青年记者》2009年第6期。
[20]朱春阳:媒介融合规制研究的反思:中国面向与核心议题《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6期。
[21]肖赞军:媒介融合时代传媒规制的国际趋势及其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05期
[22]刘滢、吴长伟:媒体融合的问题解析《中国记者》2009年04期
[23]黄建友:论媒介融合的内涵及其演进路径《当代传播》2009年5期
[24]蔡雯:融合:新闻传播正在发生重大变革《新闻战线》2009年第6期。
[25]左曙光、林曦:对媒介融合时代媒体运营策略的几点思考《新闻界》2009年05期
[26]李红祥:跨媒介经营:媒介融合下的传媒管理创新一以美国媒介综合集团管理经验为借鉴《新闻界》2009年3期
[27]吴晓珍:媒介融合发展策略解读――以创新经济学理论为框架《新闻天地(论文版)》2009年09期
[28]辜晓进:媒介融合:做比说更重要《中国记者》2009年2期
[29]石磊:数字报业的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媒介融合时代的报业发展战略《新闻界》2009年02期
[30]梁智勇: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集团新媒体战略比较――以CCTV、SMG、凤凰卫视与新华社为例的研究《新闻大学》2009年1期
[31]毛永晖:媒介融合趋势下广播的战略转型《青年记者》2009年33期
[32]蔡雯、陈卓:媒介融合进程中新闻报道的突破与创新――基于2008年重大新闻报道案例研究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2期
[33]袁志坚:媒介融合进程中的编辑业务变革――基于理念、流程、产品的视角《中国编辑》2009年06期
[34]李志君、严燕子:媒介融合下的新闻评论《新闻前哨》2009年第6期。
[35]曾维康:2008年中国网络舆论监督的光荣与梦想、问题与挑战《新闻爱好者》2009年05期
[36]吴建华、班生:当前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路径《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03期
[37]关梅:我国网络舆论监督的意义、问题与出路分析《新闻界》2009年03期
[38]弓悦:网络舆论监督的缺失问题《新闻爱好者》2009年14期
[39]郑雯:从网络公关费看舆论监督的失范《传媒观察》2009年09期
[40]王秋菊、刘杰:网络舆论监督与构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新闻爱好者》2009年08期
[41]张颖: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新闻天地(论文版)》2009年09期
[42]卢鹏:论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冲突的平衡――以程序正义为视角展开《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年01期
[43]胡琦:网络舆论环境中的媒体理性《新闻实践》2009年08期
[44]一冰:从“杭州飙车案”报道看网络条件下的舆论监督《中国记者》2009年08期
[45]李敏:网络舆论与政府管治能力建设《领导科学》2009年26期
[46]燕志华:网络热点舆论传播规律及其应对《传媒观察》2009年12期
[47]郭晓静、高见:论网络舆论在政府行为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法制与社会》2009年24期
[48]谷猛:网络舆论的形成与控制《新闻世界》2009年12期
[49]喻国明:舆情热点中政府危机干预的特点及借鉴意义《新闻与写作》2009.6
[50]李斌:网络舆论危机的治理范式研究《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04期
[51]张爽:浅析突发事件中网络舆论的理性化引导《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52]蔡尚伟、唐丕跃: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政府网络舆论引导――以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故为例《新闻与写作》2009年08期
[53]林凌:“7•5”暴力事件的网络舆论传播特点及引导策略《当代传播》2009年05期
[54]童颖骏:传媒伦理研判为何"按下葫芦浮起瓢"《新闻实践》2009年10期
[55]管成云、谭婷:转型期新闻伦理的困境与突围《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期
[56]吴献举:在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博客传播的伦理冲突及秩序建构《学术论坛》2009年6期
[57]李建军、刘会强:人肉搜索"与网络传播伦理《当代传播》2009年3期
[58]张燕:悲天悯人:锱铢必较与包容大度――自媒体的伦理标尺《现代传播》2009年2期
[59]陈俊妮:论波特图式在分析新闻伦理选择动因的作用《东南传播》2009年6期
[60]吴欢: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新闻伦理探析《科技信息》2009年22期
[61]马艺、张培:多重价值的融合与冲突――新闻伦理道德失范原因的深层阐释《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02期
[62]闻娱:传播社会学视野中的新闻伦理问题探究《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10期
[63]王卉:关系模式中的中国新闻伦理问题探析《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5期
[64]王卉:中国新闻传媒伦理失范成因与对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11期
[65]丁柏铨、肖艳艳:党报改版的动因与方向――从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谈起《新闻与写作》2009年08期
[66]常法武:正确把握党报创新的变与不变《中国记者》2009年12期
[67]周跃敏:以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拓宽党报功能《中国记者》2009年12期
[68]姜凤羽:党报改革创新应坚持五项原则《记者摇篮》2009年07期
[69]罗杰:高扬党报旗帜推进改革创新《中记者》2009年3期
[70]余晓林:党报创新的“四个节点”《青年记者》2009年27期
[71]曲绍堂、王君:谈党报的创新与竞争力《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72]桂清萍、李鲤:“替代品竞争”与党报的创新策略《今传媒(学术版)》2009年第10期
[73]丁柏铨、肖艳艳:改革开放30年党报的新闻业务改革《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2期
[74]赵顺禄:党报版面创新刍议《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4期
[75]汪谷震:党报评论创新的实践与探索《中国记者》2009年10期
[76]丁士:报网融合:党报发展的战略机遇《新闻战线》2009年10期
[77]王卫明、赵志杰、吴昊:Web2.0条件下党报传播的应对策略探析《今传媒》2009年10期
[78]许根宏:党报亟待创新用人机制《新闻战线》2009年第10期
[79]齐振平:新形势下党报发展创新的实践与思考《新闻战线》2009年04期
[80]徐玲英:地市党报的结构创新――以嘉兴日报三年改革为样本《新闻记者》2009年10期
[81]杜骏飞:新闻传播教育的若干基本问题《新闻大学》2009年01期
[82]蔡雯: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传播变革与新闻教育改革《今传媒》2009年01期
[83]尹良润: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改革初探《东南传播》2009年03期
[84]黄昌林:传媒变革与新闻传播教育《新闻战线》2009年01期
[85]温海玲、杜骏飞:变革时代的战略理性――全媒体热潮中的冷思考《青年记者》2009年06期
[86]言靖:媒介融合时代的人才培养《新闻爱好者》2009年18期
[87]董广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思考《新闻战线》2009年04期
[88]黄九清:媒介融合背景下如何培养合格的新闻从业者《中国记者》2009年10期
媒体融合的认识范文篇12
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金融体系包括银行、证券、保险、期货、基金以及相关的二级市场等，与国民经济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金融舆论导向对经济全局极为重要，因为金融宣传报道直接影响到金融政策的贯彻落实和百姓的货币收入。如何适应现代传播环境的变化，更积极主动地引导社会舆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加强和规范金融新闻宣传工作，增进金融单位和新闻媒体之间的信息沟通，进而维护金融发展和稳定，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是摆在我们媒体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金融宣传工作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1.金融宣传报道过程中信息的真实度和准确度不尽如人意。由于信息污染与信息误导现象较严重，传媒有意无意地充当一些造势者的传声筒和传话人，传播一些干扰股市的不实信息。最为典型的即为被称为“新中国股市第一桩全国性诈骗案”的“苏三山事件”。对股民来说，由于报纸报道，很多股民信以为真纷纷跟进，而真相大白后股价“跳水”，损失惨重。还有许多正规传媒违反信息披露原则而抢发所谓“内幕消息”。这些不实信息的报道，从大局上说是影响了国家金融的稳定，造成百姓对国家、对媒体的不信任，影响政府的信任度。
2.媒体在处理信息披露与正面宣传两方面的问题时，往往轻前重后，读者时而对此提出质疑。之所以如此，除了人们普遍高兴做的“多栽花、少栽刺”和多年延续下来的“好大喜功”外，还有机制上的原因，有的指定新闻媒体存在利益倾向，除法定信息披露外，在形象宣传与公司价值分析之间，青睐前者。这样，不但可以保住信息披露服务费，还可以有源源不断的广告收入。
3.媒体在金融宣传上存在速度不快质量不高、未与金融单位形成合力的特点。虽然近年来媒体加大了金融宣传的力度和广度，但随着社会大发展，仍有跟不上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步伐，具体问题表现在：一是思想上对金融知识宣传工作的地位、作用认识不够，部分媒体将主要精力放在银行、证券、基金等金融单位的广告收入上，对金融宣传与广告收入等挂钩，做的广告多，宣传报道的就多，广告做得少就宣传报道的少，还有部分媒体竟以负面报道相威胁，要求银行、保险等金融单位到媒体做广告以获利，失去了宣传报道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意义。二是金融知识宣传工作整体任务实施进度较慢，形不成宣传工作的社会传播效应和影响力。三是金融知识宣传形式因循守旧，没有开拓创新意识。四是金融知识宣传工作力度不够，不能做到经常化，存在需要时宣传一下，不用时马上停止的现状，还有部分媒体在金融知识宣传工作中走过场。以上问题的产生，是百姓对金融知识了解的甚少，金融知识单靠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单打独斗，没有形成整体的宣传合力。
4.媒体对金融宣传的广度和深度欠缺。一是农村居民金融知识匮乏。对金融的基本知识知之甚少，部分村民不知道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分不清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区别。不知道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区别、不知道人民银行不对个人办理存贷款业务。二是大部分百姓对金融机构缺乏最基础的了解。同时，对金融业务基础知识的了解也严重缺乏，不能准确区分货币名称和货币单位，有的认为申请贷款的人就是贷款人，有的不了解结算工具和结算途径的区别。尤其对新金融产品知识，如：网上银行、短信银行、小额贷款等。
二、金融宣传工作中的主要对策
金融宣传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是传媒单位的职责，是一项特殊的工作，是提升金融形象的举措，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做好金融宣传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1.建立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与金融单位内部约束机制。新闻媒体要从支持经济的高度出发，认真对待金融宣传报道工作，要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金融宣传纪律，建立采编责任制。要切实加强本单位金融口采编人员素质培训，指派对金融业务比较熟悉的人员进行报道。对于涉及金融业的政策、法律法规解读，金融业务的介绍，金融敏感问题、金融事件或案件的报道等要严格把关。对有关金融服务方面的舆论监督，要确保真实、准确，并注意社会效果。所报道的内容，无论是涉及行业性或是针对个别金融机构的，都应核实后方可。对新闻报道未经核实给予，造成负面影响的，将对采编人员进行问责，并追究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