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例(12篇)
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篇1
（一）经济的发展促进会计的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出现了剩余产品，人们为了使剩余的产品得到保留、交换或分配，于是出现了管理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简单的人脑记忆和计算为主的记账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复杂的商业行为，于是出现了会计的管理。会计的出现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管理、生产行为的需要，是符合社会经济活动的客观需要，是商品经济活动生产和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的萌芽引发复式记账方法的出现，工业革命导致成本会计的产生，经济危机情况下出现“公认会计原则”，现代科技的发展促进了会计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产生和发展，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会计的产生。（二）经济环境能够影响会计的发展经济环境是会计发展的前提，经济环境决定了会计的存在形式。经济发展状态对会计的发展有好的影响也有不好的影响。比如说现在低碳经济的环境下对会计的发展就有积极影响，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对会计人员的培养由仅仅侧重于会计、财务、审计等经济管理知识向会计理论知识的学习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发展，并提出了完善环境会计的对策：1、完善环境会计体制，健全环境会计法律法规。2、明确会计核算主体，确立低碳经济环境责任。3、规范环境会计的披露方式，完善低碳经济披露。经济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会计的发展有利，但是也有不利的影响，比如说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多数企业为了度过难关，不惜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以便获取更多的利润，这种不良的经济态势严重影响了会计的正常发展。所以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会计的发展。（三）经济环境的变化给会计发展带来了挑战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必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同时也会给财务会计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和挑战。比如电子计算机的运用，不仅促进了会计记录和数据处理上的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因为信息技术产业和互联网的发展，会计工作本身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也对传统的会计工作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电子商务的无纸化，使得传统会计收入的确认和计量原则难以应用。而网络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其实时性特点也会对定期进行会计报告的会计制度提出质疑。在新的资产结构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利权、商标权、商誉、计算机软件、人才素质、产品创新等无形资产所占的比重将会大大提高。而如此重要的知识资产，在传统会计中却得不到反映，使一些技术型企业报表披露的资料与实际情况不符。会计信息使用者仅仅通过媒体或传闻来了解他们所关心的信息，这无疑会增加会计信息使用者与企业之间的隔阂，甚至造成误导，这是与披露会计信息的初衷相违背的。（四）会计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会计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是企业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向着多元化发展，企业内部结构也逐渐呈现多元化，此时就需要发挥会计的管理职能，通过会计活动，进行企业内部监督、控制，促进企业内部积极有效地执行经济活动，促进企业经济发展。从国家角度来看，国家有关部门通过提供的会计信息，运用会计手段，监督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做出正确的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微观经济管理，从而避免限制、阻碍经济发展的不稳定、不协调因素，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会计发展与经济环境的互动。
会计作为一个反映经济活动的信息系统，它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合理有效的会计信息，为经济发展服务，所以，不单是经济环境影响会计，会计也反作用于经济环境，二者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那么如何实现经济环境与会计的和谐互动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政府合理干预经济，规范市场经济环境我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吸收国外市场经济的优点，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本身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使市场实现社会供求平衡。但是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还不能有效地调节各种经济行为，这就需要政府出面采取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或行政手段，合理地干预经济，规范市场环境，为会计工作的开展提供较为稳定的、成熟的经济环境。（二）加快我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完善会计制度目前，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国必须加快会计的国际化进程，参照国际会计惯例变化的趋势，尽量减少会计准侧中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缩小会计选择的范围，避免主观随意性，减少因会计程序和方法的多种选择性而造成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三）改进会计核算和计量模式在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决定一个公司生存发展的不再仅仅是产房、设备等有形资产，更重要的是人力资产、知识产权、专有技术、商誉等无形资产和金融衍生资产等。因此会计核算的重心应从有形资产转到无形资产和金融衍生资产上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行计量模式以货币为计量单位、采用历史成本为计量属性的缺陷也日益突出。货币计量的最大局限性体现为将会计片面理解为关于计量和传递货币性活动的学科，把大量对使用者的管理和决策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的非货币信息排斥在会计信息系统之外，严重制约了会计学科在企业管理中应发挥的作用。因此，会计必须扩大会计信息的容量，增加非货币信息，同时采用货币计量与非货币计量、以历史成本为主多种计量属性并存的计量模式，提供传统会计信息所不能容纳的企业员工素质、市场份额等非货币量化的信息进入会计信息系统，使得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全面有效。
三、结语
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篇2
关键词：环境动态性；经济增长；GDP；税收收入；调节作用
中图分类号：F211；F8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9-0001-06
ResearchonEconomicGrowthandTax
RevenuewithEnvironmentalDynamismIntroducedInto
ZHANGLing，QIWei
（SchoolofBusinessandAdministration，HunanUniversity，Changsha410012）
Abstract：Thispaperstudiestherelationshipbetweenenvironmentaldynamism，economicgrowthandtaxrevenuewiththe31provincesandmunicipalitiesfrom2007to2011byaddinginteractionandselectingdifferenttimewindowwhichinfluencedbyemergency.TheempiricalresultshowsthatGDPhasasignificantpositiveeffectontaxrevenue；theexternalenvironmentactsasamoderatorbetweentherelationshipofeconomicgrowthandtaxrevenue.Inalowdynamicenvironment，thereisahighrelationshipbetweenGDPandeconomicgrowth.Furthermore，GDPcanexplaineconomicgrowthupto69.5%，andthecoefficientofGDPinregressionmodelis0.865；howeverinahighdynamicenvironment，astheenvironmentaldynamism’snegativeeffectonthere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growthandtaxrevenuesignificantly，theexplanationlevelofGDPtotaxrevenuehasdownto47%eventhoughGDPandtaxrevenuearesignificantlycorrelated.Atthesametime，coefficientofGDPinregressionmodelhasdownto0.536.
Keywords：environmentaldynamism；economicgrowth；GDP；taxrevenue；moderatingeffect
1引言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一直延续至今的世界金融危机拉开序幕。随着世界经济的开放程度日益加深和金融创新工具的广泛运用，使得每个国家几乎都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波及。作为金砖五国之一的中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同样受到了此次危机的影响。上证指数开始大幅下跌，国内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也相继受到影响，产生剧烈下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相继推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来提振国内经济的活力。国内经济受到经济刺激计划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影响，经济环境产生了巨大变动[1]。经济环境的稳定与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在动荡的环境中税收收入与GDP之间的关系又会如何变化，动态环境对其关系又有怎样的作用是值得研究的。
2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经济增长与税收相关研究
一直以来，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为众多学者所关注和研究。从研究对象的层次而言，有的学者直接以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总量和增量之间的关系[2，3]，如郝春虹、阳宗妤等。有的学者则从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如WilliamSeyfried等对税收收入、经济周期和财富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4]。郭健、牛其林分别从政府支出和税收弹性的视角进行相关研究[5，6]。在研究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不同学者由于选取研究对象存在差异，所使用研究数据以及模型方法也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在进行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时，多使用回归、向量误差修正和幂函数等模型，同时配合使用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也有学者用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当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一方产生变动时，对另一方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及持续时间[2，7，8]。
从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于GDP和税收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由于切入角度、采用模型以及选取数据时点的不同，导致结论存在差异，有些结论甚至相互背离。同时，从整体而言，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协整且密切相关的。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是一国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经济增长作为税收的根本，是推动税收增长的重要因素。无论从宏观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还是从财政收入的传导机制来看，经济的增长会带动消费、投资等各个环节的增长，同时也能扩大税基，提升税收收入。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有着显著正向作用。
2.2环境的调节作用相关研究
环境研究在学术界非常普遍，其中外部环境对战略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最为普遍。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的研究主要分为环境动态性、异质性或复杂性、敌意性（威胁性）三个维度进行度量和研究，如Lumpkin、李雪松、Nandakumar等分别从环境动态性维度对企业战略和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研究，并验证了环境调节作用的存在[9～11]。也有部分学者探究外部环境对公司治理、企业决策与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环境对资源和资源配置对绩效的影响。如MingFangLi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环境动态性对所有权关系与企业绩效有正向的调节作用[12]；Hough等研究了动态性不同的外部环境对企业决策质量和决策理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13]。也有学者以行业环境为研究对象，对环境动态性在行业层面上所起到的作用进行研究，如李雪松、张玲等分别对生物制药和工业行业环境进行研究并且证明了环境调节作用的存在[10，14]。
环境的不确定性观点认为，经营者的管理行动依赖于环境所提供的信息，而环境动态性的增加将直接导致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当企业处于一个高的环境动态性时，经营者将面临着一个模糊的、缺乏清楚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较好的战略选择的经营环境，这些因素可能迫使经营者在只能对公司的经营环境作出有限的诊察的情况下，快速作出战略决策[15]。因此，环境的动态性对组织结构的灵活性、资源配置的转变性、领导者的领导力和执行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企业无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进行适当的调整，企业的绩效将受到影响，甚至可能被淘汰。企业作为市场的基本组成单位，其所受到的影响同样是市场所受到的影响。因此，环境动态性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影响。
从以往有关环境作用的文献来看，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环境的调节作用和解释作用，研究的主体主要针对于某一类型的企业或行业，研究的视角更多地关注微观或者中观层面，而对于更为宏观视角的研究则较少。同时动荡的经济环境会对税收与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直接对该问题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WilliamSeyfried、刘新利等分别从税收和经济增长周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4，16]。
综上所述以及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提出如下假设：
H2：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之间关系起调节作用。
H2a：在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作用降低。
H2b：在动态性较低的环境中，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作用提高。
3研究设计
3.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全国除港澳台地区以外的31个省、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自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都产生较大的变动，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时间跨度设定为2007～2011年，这样就构成一个31×5的平衡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项目组从国税总局获取的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使用SPSS21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3.2变量的度量
3.2.1环境动态性的度量
综合已有的文献来看，关于环境动态性的衡量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获取的数据。此类数据来源大多是针对企业或公司的高管，以其自身对环境的感知来评价环境的动态性，因此也称为感知环境。感知环境的度量由于受到问卷设计的差异以及受访者的主观意愿的影响，其信度、效度难以得到有效控制；二是通过对企业或者行业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获得度量环境动态性的相应指标，即通过客观数据对环境进行度量，因此也称为客观环境。客观环境度量一般采用企业财务数据或者行业数据，克服了无回应偏差等问题。测量环境动态性标准指标的方法是用行业值对某一时期回归，得到相对于时间哑变量的标准差，再除以行业平均值[17]，这是通过客观数据衡量环境动态性公认的方法。
动态性i=5j=1（xj-x）5x
在原模型中i为行业特征（销售收入，净利润）；j为年份：xj=（ij+1-ij）；ij为第j年行业特征。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2007～2011年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总额平均达到4164%。同时随着金税工程的开展，有关增值税的申报、征税、抵扣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标准。此外，增值税作为流转税，其税额的多少取决于流转过程中的增值程度和流转速度，因此能够有效衡量经济活动的活跃性。在本文研究中，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选取增值税税收作为度量环境动态性指标，并依照上述公式计算出各省的动态系数。
3.2.2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度量
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度量按照以往相关研究中所采用的变量，分别选取各省、直辖市的年度税收收入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均未剔除价格因素）。考虑到GDP和税收收入的数额较大，本文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降低它们的维度。分别取INGDP=LOG（GDP），INTAX=LOG（TAX）。
3.2.3模型假设
本文选取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并通过引入交互项验证环境动态性对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分别选取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为了验证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以及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关系的作用，本文分别选择构建一元回归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
为检验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影响作用的程度和方向，构建模型1：
INTAXi=α+βINGDPi+eii=1，2，3…31（1）
为检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构建模型2和模型3：
INTAXi=αi+β1i×INGDPi+β2iDYi+ei
i=1，2，3…31（2）
INTAXi=αi+β1i×INGDPi+β2iDYi+β3iDYi*INGDPi+eii=1，2，3…31（3）
其中：INTAX表示2007～2011年5年税收收入总额平均值的对数；INGDP表示2007～2011年5年GDP平均值的对数；DY表示环境动态性程度；DY*INGDP为调节项；i表示第i个样本省份。
4实证结果
4.1描述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对31个省、直辖市2007～2011年税收收入和GDP数据依照前文所述进行相关处理，并计算出各省、直辖市环境的动态系数，依其中位数（02227）进行分组。DYi高于中位数，则分为动态性较高组，标记为1；其余则分为动态性较低组，标记为0。分组后的数据如表1所示。
表1给出了省、直辖市的名称、动态性以及2007～2011年的平均税收收入（对数化后）和GDP（对数化后）。表2给出了动态性强弱不同省份、直辖市中变量的Pearson检验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动态性分组中，动态性与其他两个变量均有不显著的相关性；并且在高动态分组中，动态性与税收收入、GDP之间是负相关；而在低动态分组中，动态性则是与两者正相关。GDP与税收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性，并且在动态性较高的组中，相关性减弱。42回归结果与分析
421环境动态性调节作用检验
分别根据模型1、模型2、模型3进行回归，检验GDP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以及环境动态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1、模型2、模型3的回归结果Reg1、Reg2、Reg3如表3所示。
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Reg1来看，模型的整体显著性和变量的显著性都通过检验。INGDP的系数0690，并且显著。表明在回归中，GDP对税收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符合假设，假设H1成立。
模型2中添加了环境动态性DY作为解释变量，从回归结果Reg2来看，模型整体的显著性和拟合程度通过检验，但环境动态性变量DY系数为正，且未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在模型2的基础上，模型3添加了环境动态性DY与GDP的交互项DY*INGDP作为解释变量，来验证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整体具有较高的拟合程度。添加了交互项之后的模型对税收收入有了更高的解释程度，且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均通过检验。但从VIF值VIF值为方差膨胀因子，用以判别回归模型中变量的多重共线性。VIF小于10，则表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VIF大于10，则表明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并且VIF越大，变量间的共线性越大。来看，模型中解释变量存在高度的共线性。本文通过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取INGDP和DY标准化之后的值ZINGDP和ZDY构建交互项并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中Reg4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变量经过标准化处理后模型整体效果更佳。相较于只含有一个自变量的模型1的回归结果而言，在添加了环境动态性DY以及交互项的模型中，INGDP的系数仍然为正且有所提高；环境动态性DY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环境动态性DY对税收收入有着非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交互项DY*INGDP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与税收的关系有着负向调节的作用，假设H2得到验证，表明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的关系有着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确定环境动态性调节作用的方向，本文通过分组检验的方法进行验证。依前文所述，按照动态性中位数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组，分为动态性高低两组，标记为1和0。分别利用模型1进行回归，来验证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之间关系的影响。分组回归的结果如表4所示。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两组回归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和自变量的显著性均通过检验。在动态性较高的分组1中，INGDP的系数相较于动态性较低分组中INGDP系数有所降低，表明在动态性较强的环境中，GDP对税收收入的作用得到减弱，这也验证了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之间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并且从方程的拟合系数来看，动态性较强组的拟合系数也低于动态性较弱分组。这也预示着在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用GDP一个指标来解释税收收入存在一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建立更好的模型可能需要加入其他的自变量或者需要引入滞后阶，这也是在进行税收预测时为提高预测模型整体效果和预测精度较为普遍采取的措施。
422环境动态性调节作用验证
国内经济环境由于受到经济危机冲击而产生了巨大变动，本文以此为切入点，通过选取不同时间窗口的方法来验证环境调节作用存在的准确性。
本文将时间窗口选定为2006～2011年进行相关研究。2007年以前经济危机未爆发，国内经济处于稳定发展的环境中。2007年以后经济危机爆发，国内经济处于动荡的环境之中。因此选取2007年作为分割点。从图1可以看出，2006年中国经济处于稳定上升期，经济环境较为稳定；2008～200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逐渐在实体经济中显现，环境动态性增加。为便于比较，本文通过利用模型1对税收收入和GDP截面数据依年份进行回归，将得到2004～2011年的INGDP系数，通过对比分析自变量系数的变化程度来验证环境调节作用存在的有效性。考虑到篇幅，本文未将实证结果一一列出，只提取相应的系数进行分析。2004～2011年INGDP回归系数及其变动方向和程度分别如表5、图2、图3所示。
40通过对比图1和图2可看出，INGDP系数变化同CPI、PPI的变化呈现出相似趋势。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内经济状况良好，INGDP的系数也保持在稳定水平，并且有所增加。自2008年起，经济危机逐渐影响实体经济，国内物价指数开始走低，同时INGDP系数也出现大幅下降，且在随后三年里保持下降趋势。图3列出了INGDP系数2005～2011年的变动率，可以看出2009～2010年INGDP系数有所回升。同时，国内物价走势图也呈现出相似走势。2008年10月，国务院出台扩内需、促增长的经济措施，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提升国内经济的活力。根据经济学家的分析，经济政策从颁布到政策效果的显现通常需要6～18个月，而中国作为经济高速运行的新兴经济体，反应时间较短，通常为6个月[18]。由此分析，2009～2010年，国内物价指数和经济环境得到改善主要是受到国家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但是从经济的整个走势情况来看，尽管经济刺激政策对国内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稳定和提振作用，但此作用是短暂的，国内经济环境下滑的整体趋势并未得到有效改变。
通过对不同时间区间内数据进行回归所得到的结果分析可以看出，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关系有调节作用。并且随着环境动态性的增强，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影响程度逐渐降低。而在动态性较弱的环境中，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有着较高的影响作用。
5结论
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一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国内经济的发展状况又直接影响税基的变化。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历来受到执政当局和学者的关注。本文以2007～2011年国内31个省、直辖市的税收收入和GDP数据为样本，分别通过添加交互项和通过对突发事件所产生的冲击来划分不同的时间窗口作为对比，来验证环境动态性对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GDP对税收收入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这与主流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学者研究成果相符。（2）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关系存在显著调节作用。（3）在动态性较低的环境中，GDP对税收收入的解释程度达到695%；而在在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环境动态性对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关系有着显著负向调节，同时GDP对税收收入的解释程度只有47%。这也预示着在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用GDP一个指标来解释税收收入存在一定难度，建立更好的模型或需要引入滞后阶，或者需要添加更多的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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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关系；双赢模式
1经济发展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1.1资源掠夺的无限扩张
想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最重要的是要有资源的支撑，要加强对资源的开发，其实这是错误的认识，只是为了短期的经济效益就牺牲了环境，企业管理者缺乏环境保护意识，一味追求企业的经济效益，没有承担企业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在环境保护设备投入方面力度不足，而且还会经常排放污染气体和污水，对整个城市的环境造成破坏，尤其是道路扬尘和建筑施工噪声，已经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
1.2粗放型经济方式的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依托粗放型的增长，为了实现地区经济的发展，不惜牺牲地区环境，尤其是大气污染、水污染、雾霾等污染的加剧，已经严重降低了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许多地区仍然是将传统经济作为主体经济，技术水平较差，科技含量较低，主要是能源产业、化工产业、电子产业，忽略了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大量的工业废水和废气排入到空气中，这样就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1.3慵懒埋怨的不作为
我国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地区经济的发展，都选择牺牲环境，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却并没有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政府各部门对于环境污染问题都相互推诿，监管和执法力度不足，看到环境污染行为习惯采取包容的态度，环保意识淡薄，认为环境保护不是个人能解决的，这样就导致水土资源的流失，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生物种类不断消失，生态系统严重失衡。
2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
2.1单一发展的趋势
通常所说的单一发展，其实就是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一味地破坏生态环境，加强对能源的过度开采，树木过度砍伐，大量污染气体随意排放。地方政府只是以GDP指标来衡量地区的发展速度，却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而环境污染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彻底治理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在短期内实现，但是如果气候发生改变，环境遭到破坏，那就容易导致各种自然灾害的增多，将会导致环境的不断恶化。
2.2矛盾的统一性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矛盾的统一性。首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相互矛盾的，想要发展经济就肯定要开采资源，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而一味保护环境，就会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情况出现，无法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是相互对立的。其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也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两者之间相互统一，想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环境，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保障，这样才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环境的保护也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尤其是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投入十分关键，这样才能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改善。
3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模式分析
3.1加强对生态可持续理念的树立
面对当前环境问题现状，我国政府部门必须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要能联合企业起到带头作用，要始终坚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要在社会上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要积极提倡绿色消费，政府要制定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规政策，帮助民众树立生态可持续理念，要不断宣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要关注环境保护问题，要付诸于实际行动，为后世子孙留下良好的生存环境，严格杜绝对资源的过度开采，从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3.2开拓绿色市场产业链
通常所说的绿色市场主要是指用绿色的理念来实现对经济指标的考核，要有效促进农业经济、新型工业的发展，积极提倡循环经济模式的发展，要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紧密结合到一起，尽量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同时还要提倡对污染产品的回收，实现资源的重复利用。此外，还要鼓励企业建立生态工业园区，提倡绿色工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建立绿色市场产业链，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
3.3严格执法，依托科技改进环保
当前我国政府必须要加强对环境保护机制的健全，各部门要紧密协作，实现环境管理综合决策机制的建立，要严格执法，发现违法行为依法严肃处理，积极鼓励民众参与到环保监督中来，定期对企业各项指标进行检查，有效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同时，还要加强科技创新，依托科技改进环保，要不断研究新技术、新工艺，将环保任务下达到各个地方政府，实行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管理，有效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既存在矛盾，又相互统一，想要实现两者的共赢发展，就必须要加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树立，还要对绿色市场产业链进行开拓，要合理运用科学技术，在经济水平快速发展的前提下有效保护环境。
作者:马井全单位:赤峰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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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篇4
【关键词】生态环境保护幸福经济发展
一、生态环境
（一）生态环境的问题。
生态环境的问题指的是因生态的平衡遭到了外界的破坏，造成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严重地失调，最后造成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象出现。生态环境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水土严重流失，森林与草地的资源不断减少，生物的多样性也在不断减少，土地荒漠化等方面。
（二）生态环境的保护。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保护好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更是我国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始终坚持的基本方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作用，发扬艰苦的创业精神，治理水土流失，防治荒漠化的现象出现，建设生态农业，大力支持植树种草，经过一代代人长期持续的奋斗，建设祖国秀美的山川是我国现代化事业走向全面21世纪的战略部署之一。
首先在污染的控制战略方面，将原来的末端控制转移为源头的控制，实行清洁的生产；其次，将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三者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坚持防治污染与保护自然环境二者并重的原则，改变以前轻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重视防治污染的做法；再次，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有机地结合，建立适应生态规律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全面协调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改变之前片面优先的追求经济或者片面追求环境优先的做法。
二、幸福经济
所谓幸福经济的发展指的就是绿色经济、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化，而经济的发展也社会化，社会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有机体，幸福就是社会有机体整体的功能，让幸福成为经济的指标。只要人与他人、与自身、与社会和谐发展，那么才会有幸福可言。目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让幸福成为可以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首先要从企业做起，幸福的人才会拥有幸福的企业，有了幸福的企业那么才会有幸福的经济，有了幸福的经济才会有经济的不断发展。
通过历史了解，对于幸福经济的发展必须要大力发展经济来提高国民的经济收入，提高国家的经济生产总值，这样才能提高我国的地位，不再让近现代的中国的落后历史重新上演。因此综合企业的大量例子来说明幸福经济。企业最高层需要的是创新，而创新是幸福经济的源泉；让企业的发展充满爱，这是幸福经济的核心；而和谐发展是幸福经济的关键，最后企业双赢就是幸福经济的归宿。
三、生态环境保护与幸福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生态环境与幸福经济的和谐发展。
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也是包括人类在内世间万物的摇篮。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坚持和谐理论，倡导适度健康的发展，反对滥用科学技术，反对破坏无法弥补的生态自然环境。经济发展不能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牺牲作为代价，要为后代子孙着想，努力保持着人与自然和谐的相处，这是实现幸福经济发展必要的条件。保护自然环境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建设自然环境，就等同于造福于人类。应加倍保护与爱护自然生态环境，尊重大自然的规律。彻底将以破坏自然资源、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改变，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发展经济应充分考虑到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与承载的能力，维护生态环境平衡与幸福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幸福经济发展的重点。
（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幸福经济发展的关系。
保护生态环境与幸福经济的发展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对立统一的关系，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不能忽视经济发展。而生态环境保护与幸福经济发展二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的协调统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幸福经济的发展应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基础条件，生态环境系统的能流、物流是经济系统能流、物流的来源，而环境系统的生产力是社会价值增加与生产率的基础。生态自然的资源是社会经济活动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第二，保护生态环境是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只有的适当的经济秩序与经济结构下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反之一定会出现滥伐滥垦、过度放牧捕捞等多现象，造成生态资源失去平衡，资源枯竭。同时保持良好的环境与治理环境的污染是需要资金和技术的，这是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的。
四、总结
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幸福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经济发展应以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基础，只有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健康的、幸福的、长远的，有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也要关注幸福经济的发展，我们不能停在原地，应加快经济发展的脚步，这样才能使人类的社会不断的前进，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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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文
Abstract：Inviewoftherapid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andmoreandmoreproblemsofthelivingenvironment，especiallywithlessattentiontothewesternregion，thispaperanalyzesthe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inrecentyearsandthequalityoflivingenvironmentinXi'an，findsthatthecoordinationdegreeoflivingenvironmentfor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Xi'ancityisgrowingandthelivingenvironmentisgraduallyimproving，andproposespolicyrecommendationsforfurtherdevelopmentofthelivingenvironmentofXi'anbasedonthestatusandissues.
关键词：西安市；人居环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Keywords：Xi'ancity；livingenvironment；socialeconomy；sustainable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2E+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4）29-0323-02
0引言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开始转型升级，中国经济由“高投资、出口拉动”逐步转向为扩大内需带动。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增长点，其规模不断扩张。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城市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城市的无序发展也导致大量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在生活品质得到提高的同时，开始渴望享有优质的人居环境，发展与治理城市开始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与治理城市的根本要求，而实现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必然要求。
1西安市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西安市古称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南靠秦岭，北临渭河。西安作为陕西省省会，是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同时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安市良好的工业基础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推动西安建设成适宜的人居环境和走向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1.1经济综合实力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不断的深入，西安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提升。2012年西安全市生产总值达到4366.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95.6亿元、1881.8亿元、2288.8亿元，由此可以看出，西安市的第三产业在贡献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投资消费方面，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263.86亿元。2009年6月，国务院批复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西安将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的第三个国际化大都市，届时，西安无论是在科技实力还是历史文化底蕴方面都将具有国际影响力。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西安市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12年五大主导产业实现增加值2276.38亿元，占全市GDP的52.1%，实现工业增加值1340.75亿元。三大产业结构由4.44：42.12：53.44调整为4.48：43.34：52.18。详见图1。
从三大产业结构的就业结构来看，随着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就业结构也开始不断发生转变。从图2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就业缩减速度最快，虽然第二产业整体上就业比例变化不大，但随着近年来西安不断进行结构转型与升级，就业质量开始显著提升，受高等教育的人员比例增加。从第三产业就业结构来看，出现了较大比例的提升，说明西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始显现，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十足。
1.2社会发展状况2012年中国社科院《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在该报告中西安在全国294个城市竞争力中排名第36位，与2010年相比，名次上升3位。西安拥有众多先进科研试验单位和高等教育院校，是我国科研教育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其综合科技实力位居全国大城市前列。在科研单位中，拥有一批国际领先的尖端设备，科研实力较强。
西安市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是中国西部航空、铁路和公路的交通枢纽。截止2012年底，西安已开通了80多条国内航线，13条国际航线，成为中国四大航空枢纽之一。
2西安市人居环境发展概况
2.1自然环境概况西安市位于北纬34.15度，东经108.55度，市境东西长204公里，南北宽116公里。气候温暖湿润，雨量适中，四季分明。年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左右，年最低温度在-8摄氏度左右，年平均温度13.6度，年温差为26度。无霜期平均为219-233天。2012年全年日照时数为1602.361小时，平均风速为1.2米/秒，平均降水量为736.4毫米。
2.2人文社会环境现状西安市作为历史文化悠久古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一是旅游资源总量丰富、欣赏价值较高。二是旅游资源中人文资源及其丰富，在2000多个旅游资源单位中，人文资源占到资源总量的96%。
2.3人工建设环境现状近年来，西安市将创造高质量的人文、人居和发展环境，形成一流的旅游、休闲城市作为城市建设发展的目标，推行了一系列改善人工环境的举措。①建设免费城市公园。截止2012年底，全市已建成的公园总数已超过60座，这些公园都已全部免费向公民开放，大小公园以及绿化带遍布市民主要的居住区。这些公共场所成为居民早起晨练和饭后散步的重要休闲胜地。②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为改善城市空气环境质量，市政府自2003年以来，开展了已存在问题为突破口的“蓝天行动”，积极推行大气污染防治的新工艺、新技术。全市全年满足二级天数的比例由2002年的49.97%上升到2012年的89.4%。③城中村改造。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许多“城中村”。其杂乱的规划治理、缺乏基础设施等问题突出。这些问题在切实影响着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的整体形象。城中村改造刻不容缓，应采取必要措施切实改善棚户区群众的居住条件，使这些群众融入城市，不断提高市民意识，同城市共享人居环境的改善。
3结论
总之，未来的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还要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我们根据西安的情况提出一些针对性建议：①发展循环经济，优化城市环境；②加强新区建设，调节城市人口密度；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服务配套水平；④打造城市历史文化特色，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与档次。在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引下，西安市的城市建设会拥有广阔的前景和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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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篇6
在进行环境立法时，突出运用环境经济学的方法，即把环境效益的损益分析和对法律规范的成本效益分析运用到对环境行为的预测、评价、管理以及拟定或既定法律制度的设计与分析之中，作为指导(决定或修正)法律以及确立法律规范的理论基础，以真正通过立法实现社会、经济、环境三方面效益的均衡和综合决策。
一、经济学分析运用于环境立法的基础
经济学是为解决稀缺性问题而产生的，研究在一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问题。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环境资源和环境法律制度的稀缺性分析正是运用经济学方法指导环境立法的基础。
(一)环境资源的稀缺性
相对于人类社会欲望的无限性，环境资源的总量总是有限性，这就是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可更新环境资源对于当代人而言是相对有限的，而不可更新环境资源的存量则具有绝对稀缺性。因而，资源稀缺论可以分为绝对稀缺论和相对稀缺论。绝对稀缺论认为无论是资源物理数量的有限还是经济上的稀缺，都是必然存在的，而且是绝对的。而李嘉图的资源相对稀缺论则认为自然资源不存在均质性，即资源的品质有优劣之分，他所强调的是优质资源的相对稀缺，如肥力较高的土地资源和品位较高的矿产资源数量的相对稀缺，并将这一相对稀缺作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新制度经济学以环境资源的稀缺性为基础，研究环境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路径选择，而对环境立法而言，则表现为制定什么样的法律制度才能使环境资源得到最优配置。
(二)法律制度的稀缺性
环境法律制度也是一种稀缺资源。这是因为，制度的供给相对于人们对制度的需求而言总是不足的。除此之外，由于环境立法起步较晚，发展历程较短，致使环境法律制度在质与量的层面都相对匮乏，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不断向环境资源法律制度的匮乏提出挑战。因此，为了最大化地实现其法律效益，就必须进行选择、优化和合理配置，因为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二、经济学分析运用于环境立法的目的与内容
法学家运用得较多的是权利与义务、公平与正义等概念，这些法律概念都是对法律所规范的事或物进行主观的、定性的分析。但是，经济学却可以通过数学模型，对上述法律概念作出客观的、定量的分析，如效用最大化、市场均衡等等。新制度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都以实用主义为出发点，其关注的焦点问题都是效率，即如何从稀缺的资源中获得最大的效用，经济学运用于环境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效率最大化。亦即，在环境立法的过程中，新制度经济学从环境资源和环境法律制度的稀缺性出发，突出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达到稀缺资源最优配置和利用效率最大化、最大限度增加社会财富的目的。
对环境立法进行经济分析，一方面，要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探索解决环境问题且经济效率最佳的措施，进而将其制度化，也就是选择效率最优的环保法律制度。另一方面，用经济分析方法对既有的环境法律制度及环境经济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即对环境立法有效性的评估。
三、环境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的路径选择
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环境立法之中的典范是有关环境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的措施。环境资源的公共资源属性是产生环境外部性的根源。因此，市场主体不断地从消耗环境资源中获利，这种市场主体的逐利性就必然导致环境资源遭到滥用，排污量日益增加，环境容量与环境自净能力降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也就不可避免。因此，经济学家认为，解决环境的外部不经济性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改变激励使经济主体承担其生产或消费行为的外部成本，通过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实现社会公平效率。而促使外部性内在化又主要有两种经济学路径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前者以科斯为代表，强调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最有效率。后者以庇古为代表，认为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能够使外部性内部化，从而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导致了市场失灵，无论是个人抑或公共政策决策者都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部性作出反应，其目的都是为了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就环境立法而言，主要通过政府的公共政策和私人解决方法两种路径将环境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公共政策视角下，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做出反应:政府管制和市场规制。私人解决方面，当一个企业给另外一个企业带来了负外部性时，两个企业可以通过合并把外部影响内在化。合并后企业的成本与收益等于社会的成本与收益，于是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文1篇7
【关键词】耦合模型生态环境经济协调发展青岛市
一、引言
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资源枯竭，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的背景下，经济成就不再那么令人欣喜。2013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视。如何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建立科学有效的协调机制，从而使社会保持良好可持续的发展趋势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二、文献综述
对于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Meadows等经济学家联合发表了《增长的极限》，它借助系统动力模型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进行模拟。Grossman和Krueger提出了环境库茨涅茨曲线，他们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质量会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CostanzaRobert认为要实现经济-生态系统协调耦合，不但要依靠经济增长与环保技术，而且还要重视对社会发展的度量。在国内，陈祖海将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过程分为原始演化阶段、近代演化阶段和现代演化阶段三个阶段，他认为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之间是一种非线性、不连续的相互关系。江红莉等认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相互促进，耦合协同发展。董会忠认为区域经济对环境的胁迫机制是通过两种正反力量交互作用下进行的。
经过多年的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单个系统的分析，对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关系和评价研究较少，缺少解释二者耦合关系的模型，实证分析亦显不足。因此，本文以青岛市为例，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模型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希望可以对其他城市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三、研究区概况
青岛市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沿海，东，南紧靠黄海，毗邻山东烟台市，日照市，威海市，潍坊市，同时与日本和韩国隔海相望。青岛市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性海港和区域性枢纽空港。青岛市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核心区域龙头城市，拥有一个部级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其经济总量排在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之后，位列第三。青岛的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山东省领先地位，2014年全市GDP达8692.1亿元，在全国城市排名第13位。青岛市经济的快速飞跃发展不得不让我们考虑其是否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二者是否能友好协调。
四、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以至协同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耦合度就是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大小程度。耦合协调度是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体现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我们能够很好的分析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情况。
（一）耦合评价模型
对于协调度的计算，本文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多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为：
其中：C2代表两个系统的耦合度，u1，u2分别代表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但是，此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很难判断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个子系统是在各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下达到协调的。可能会出现两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较低，但是耦合协调程度确较高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的耦合协调度就偏离了实际情况。为了能较精准的反映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二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及状态，本文将上述的耦合度模型做拓展，得到耦合协调度模型：
其中：C为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度，T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数，D为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α，β为待定系数。由于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的保护同等重要，所以α，β都取值为0.5。
为了更直观清晰的反映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耦合情况，现对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等级划分，如表1所示：
（二）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1）指标体系的建立。根据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关联性等原则，从青岛市选取GDP、人均GDP、财政收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比重、进出口总额作为经济系统的指标。同时选取造林总面积、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公园数、公园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作为生态环境系统的指标。
（2）数据来源。本文中经济系统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于2009-20
15年青岛市统计局公布的《青岛市统计年鉴》、《青岛市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生态环境系统中有关数据数据主要来自于山东省统计局公布的2009-2015年《山东省统计年鉴》，《青岛市统计年鉴》作为补充。
（3）指标的标准化处理。本文所用的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指标均是正向指标，即指标值越大越好。为了消除数据量纲及指标极值的影响，需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根据上述方法和青岛市有关数据，可计算出青岛市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各指标权重，权重结果如下表2所示：
（5）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对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采用线性加权法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u1，u2分别代表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值，wij为指标权重。
五、结果评价分析
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计算得出青岛市2008-2014年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二者的耦合度C，耦合协调度D，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T。具体结果如下表3所示：
（一）青岛市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发展水平
从表3可以看出，青岛市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u1，u2从2008年到2014年都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对于经济发展系统u1来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青岛市2008年的综合发展指数较低，仅为0.031，2009年略有提高，达到0.095.随着2009年以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提出，国家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规划的落实，青岛市抓住机遇，发挥自己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龙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使得青岛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青岛市GDP从2008年的4436.18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8692.1亿元，财政收入从2008年的342.44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895.2亿元，进出口总额从2004年的521.58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798.9亿美元。对于生态环境系统u2来说，青岛市的生态环境呈现出逐步改善，稳定良好发展的态势。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青岛市委、市政府贯彻执行“环湾保护、拥湾发展”的战略，坚持“环保为民、环保惠民”的思想，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注重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工作，加强对环境质量的监督力度和惩罚力度，青岛市的环境质量得到极大改善。特别是青岛制定和实施了《青岛市“十二五”期间污染物减排和环境改善考核奖励办法》、《墨水河流域生态补偿暂行办法》、《2011-2012年环湾保护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措施，使得青岛市的环境保护质量总体保持良好状态，青岛市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从2008年的9663万吨，到2014年达到10402万吨，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从2008年的11086公顷，到2014年达到21939公顷，公园绿地面积从2008年的4014公顷，到2014年达到4741公顷。生态环境评价指数也从2008年的0.099达到2014年的0.862.
（二）青岛市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
从表3可以看出，青岛市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2008年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为0.167，2014年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达到0.681。协调等级也从2008年的严重失调向2014年的初步协调转变，这说明青岛市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耦合关系密切，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表3我们也可以看出青岛市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二者的协调等级只达到初步协调状态，生态环境系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应进一步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使二者的耦合协调等级向更高层次发展。
依据青岛市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二者各自的发展水平不同，还可将每种耦合协调度等级在分为3种类型：u1u2，为生态环境保护滞后型；u1=u2，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同步型。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2008年、2009年、2010年为经济发展滞后型，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为生态环境保护滞后型。从这一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虽然青岛市的生态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指数较高，但从2011年到2014年青岛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都低于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六、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基于耦合模型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二者存在显著的耦合发展特征，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耦合互动关系。经济发展促进生态环境向更高层次，更好状况发展；反过来，生态环境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可制约经济发展。
（2）青岛市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指数从2008年到2014年呈逐年增加的趋势。
（3）青岛市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经历了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6个阶段，二者之间的优化协调趋势越来越明显。
（4）青岛市2011年到2014年生态环境的保护低于同期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保护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为了使青岛市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达到更高的一个水平，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抓住“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这一战略机遇，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优化产业结构，依靠自身优势发展滨海生态旅游经济，推动青岛经济发展水平更上一个台阶。
（2）大力开发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不断利用技术创新减少能源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建立生态补偿模式，优化人文社会软环境，构建环境友好型城市，打造“宜居青岛，幸福青岛”。
（3）加强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二者协调发展的研究和检测，运用经济、技术、规划、行政等手段促使二者向最优协调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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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篇8
关键词：环境污染；库兹涅茨曲线；循环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2）11-0074-06
BetweentheEconomicGrowthandEnvironmentalPollutionMechanismResearch
——BasedontheEmpiricalAnalysisofComprehensivePollutionIndex
YANGLin1，GAOHong-xia2
（1.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
2.SchoolofEconomics，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00）
Abstract：Thispaperusesthe2000to201011yearsdatatobuildthecomprehensivepollutionindexofthecomprehensiveconsiderationofenvironmentalpollutionindex，showChina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existsandthroughtheanalysisofstaticanddynamicanalysisofthemethodofcombininganalysisofenvironmentalpollutionandeconomicgrowthbetweentheinnermechanism，thispaperanalysestheresultsthatthereisaninherentmechanismofEKCdisplaysinvertedUshape.Frompositiveandnegativetwoaspectsofresearchoneconomiesofscale，technologicalprogressandchangesineconomicstructurechangeontheenvironment-economicrelationship.IntheEKCshapeonthebasisoftraditional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iscorrected.Resultshowsthatalongwiththeeconomicgrowth，economicdevelopmentpatternwillbethemarketthis"invisiblehand"isautomaticallydrawnintothepathofcirculareconomyinthepast，aslongasthegovernment，enterprisesandsocietytogethercanmaketraditionalEKChop，tocreateanew"peak"environmentKuznetscurve，soastocompletelyavoidtouchingthe"environmentalcarryingcapacitythreshold"risk.
Keywords：environmentalpollution；kuznetscurve；Circulareconomy
一、引言
和许多工业化国家一样，中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环境质量恶化、自然资源枯竭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从1950年代开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就逐步地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GDP的高速增长，工业化也快速推进。在连续几十年的资本性投资之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奇迹日益引人关注，但是这种高速增长却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而且对中国经济自身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着缺乏资金和技术的同时国内市场内需尚未启动的现实，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采取了引入FDI和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如图1），试图通过FDI的进入解决资金和技术缺乏的问题，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企业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国从周边地区进口原材料、能源和一些自己无法生产的高技术零部件，中国生产出的产品又出口到欧美等国，利用低价优势抢占市场，最后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又通过购买外国国债的方式向欧美等国注入了巨大的流动性，进而支持了这些国家对中国产品的消费，成功地实现了供给创造需求的经济循环。事实证明这条道路是成功的，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但是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中国经济曾经的成功是建立在大量产业转移到中国，同时中国利用低廉的成本甚至环境成本为全世界生产消费产品的基础上的，但是时至今日这种模式在为全世界创造大量便宜商品的同时也把大量生产中产生的污染物留在了中国，使中国的生态环境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1995年Grossman和krueger发现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即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环境污染呈现先加剧后减轻的趋势。根据钱纳里的工业化划分标准（见表1），可以按照人均GDP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前工业化阶段，产业以农业为主，很少或者没有现代工业。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是以食品、烟草、采掘、建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时期；工业化中期是所谓的重化工业阶段，制造业结构逐渐从轻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化为以重工业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迅速增长，尤其是新兴的金融、IT、咨询服务业等行业成功崛起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第三个阶段是后工业化阶段，包括初级时期和高级时期，初级时期产业结构从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逐渐转变为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变化，高档耐用消费品开始被大众使用；高级时期时第三产业开始分化，知识密集型产业逐步从服务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经济的主导。从表1的结果来看，中国2011年4782美元的人均GDP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工业化中期。
王学山利用六种污染物的排放量证明了中国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1]；于文金对江苏省的污染物排放量和经济增长数据进行了拟合，发现不同污染物和经济增长的拟合结果不同[2]；李刚通过对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对比发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即环境污染会对经济增长的速度产生影响[3]。但是大部分的研究都只停留在对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进行验证上面，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二、研究模型、方法及数据
（一）污染物数据指标选取说明
传统的EKC研究模型是分开针对不同污染物（如二氧化硫、粉尘、烟尘、工业废气、工业废水等）进行研究的，对不同污染物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为了从一个整体的角度研究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综合污染指数Mij来衡量环境污染的程度，把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弃物这“工业三废”综合起来建立指标。
建立直线无量纲化指标：
Mij=60+[（Xij-X1n∑ni=1Xij，Sj=1n-1∑ni=1（Xij-X[TX-]j）2，n是样本的年份，跨度为11。对于三种污染物权重的确定，本文采用变异系数处理：Vj=Sj/|X[TX-]j|，j=1，2，3，权重为Wj=Vj∑mi=1Vi，j=1，2，3；m=3。
对三种污染物计算后的权重：工业废气为0.39、工业废水为0.35、工业固体废弃物为0.26。综合污染指标为：Msi=0.39Msi1+0.35Msi2+0.26Msi3。本文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库。
（二）回归模型的设定
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模型设定为：
lnMit=β1+β2lnyit+β3（lnyit）2+uit（1）
其中，i=1，2，3，4，5，…31表示31个省份，t=1，2，3，…11表示2000～2010年的11个年份。lnMit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综合污染指数，lnyit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人均GDP，uit表示随机误差项。β2>0，β3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面板单位根与协整检验结果
对lnMit、lnyit、（lnyit）2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数据都是非平稳的，对其一阶差分进行检验时结果表明其一阶差分都不存在单位根，所以数据是一阶单整的，结果见表2、表3、表4、表5。
由于数据是非平稳的，因此对EKC方程进行拟合前需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见表6。面板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数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因此认为Inmit、Inyit、（Inyit）2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以对EKC方程作进一步估计。
因为EKC存在时间和截面两个维度的关系，单独使用时间序列方法和横截面模型方法均无法同时反映出截面和时间序列的变化，所以采用面板混合最小二乘法（PLS）进行估计，结果见表7。
（二）实证分析
根据各省人均GDP的截面数据，运用ARIMA（p，d，q）模型预测各省份的人均GDP达到拐点对应的年份，结果如表8所示。
我国不仅存在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还存在着同一区域内的省域差异。这种差异表明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比较严重，要研究这种拐点到来时间出现差异的原因就必须弄清楚EKC出现的内在机理。EKC存在的假设是生态环境系统能够无限地承受人类活动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即不存在“环境承载能力阀值”，但是这个假设明显与现实不符，现实中因为自然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是有限的，所以环境系统能够承受人类活动带来的破坏的程度也是有极限的。图2显示了经“环境承载能力阀值”修正后的EKC，从该图可以看出存在“拐点”到来前触及“环境承载能力阀值”的风险，EKC会在A点戛然而止（A点之后的部分用虚线表示），传统EKC显示的那种随着经济增长，环境质量逐步提高的社会发展趋势也将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四、环境改变的内在机制分析与政策建议
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主要受三个效应的影响：（1）规模效应，即产出增长带来的排污量变化；（2）结构效应，即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排污量变化；（3）技术效应，即技术进步带来的排污量的变化。
（一）经济—环境的静态效应分解
三个效应共同作用对经济—环境关系造成影响，这个过程用式（2）表示。
lnM=lnGM+lnJG+lnJS（2）
用GDP的变化表示经济规模GM的变化，用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代表结构效应JG，用单位产出的污染密度代表技术效应JS。
一般认为一个经济体经济规模的扩大会消耗更多的能源，造成更多的污染，经济规模的扩大使人类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增加资本积累，扩大就业和消费，增加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用式（3）表示规模效应。
lngdpit=a1+a2lnagdpit+a3lnKit+a4lnLit+a5lnMit+εit（3）
其中，i=1，2，3，4，5，…31表示31个省份，t=1，2，3，…11表示2000～2010年的11个年份。Kit为第i个省份第t年的资本投资额的积累值，Lit为第i个省份第t年的年末从业人员总数，agdpit为第i个省份第t年的人均GDP，Mit为第i个省份第t年的综合污染指数。
经济结构的变化也会对经济—环境关系产生较大影响，用式（4）表示结构效应。
lncompit=c1+c2lnagdpit+c3lntradeit+c4ln（K/L）it+νit（4）
其中，i=1，2，3，4，5，…31表示31个省份，t=1，2，3，…11表示2000～2010年的11个年份。compit为第i个省份第t年第二产业在GDP产值中的比例，用于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化；agdpit为第i个省份第t年的人均GDP；tradeit为第i个省份第t年的对外贸易额，用于衡量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结构的变化；（K/L）it为第i个省份第t年的资本劳动比，用于衡量资本深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技术进步也是影响经济—环境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用式（5）表示技术效应。
lnTit=b1+b2lnagdpit+b3lnzlit+b4lnMit+ωit（5）
其中，i=1，2，3，4，5，…31表示31个省份，t=1，2，3，…，11表示2000～2010年的11个年份。Tit为第i个省份第t年的污染排放除以总产出，Mit为第i个省份第t年的综合污染指数，agdpit为第i个省份第t年的人均GDP，zlit为第i个省份第t年政府在环境治理上的总投资。
将式（2）（3）（4）（5）联立，并对方程两边求偏倒数得：
（二）经济—环境的动态效应分解
动态研究方程是：
Et=∑nj=1YtEjtYit×YjtYtj=1，2，3，…，n（6）
其中：Et为污染物t时期的排放量，Yt为t期的GDP，Ejt为j部门在t期的污染物排放量，Yit为j部门在t期的增加值，Ejt/Yjt为j部门在t期的排放强度，Yjt/Yt为j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用Ijt表示Ejt/Yjt，用Sjt表示Yjt/Yt，则式（6）可表示为：
Et=∑nj=1YtIjtSjt（7）
做上述两式关于时间的微分，再除以Et得：
E.E=（Y.Y）+∑nj=1ej（Sj.Sj）+∑nj=1ej（Ij.Ij）（8）
其中ej为j部门排污量在总排污量中所占的比例，方程右边的Y.Y表示规模效应、∑nj=1ej（Sj.Sj）表示结构效应、∑nj=1ej（Ij.Ij）表示技术效应。利用该模型对2000～2010年污染物排放变动机理进行动态分析，结果见表10。
（三）效应分解结果的解释和政策建议
如表9所示：规模效应系数为正，且东部和中西部差别不大，即生产规模的扩大会使得污染物排放量逐渐增加，这表明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物的排放量是逐步增加的，经济规模的增长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系数值为负，表明经济结构的提升和技术进步是降低污染物排放量的主要原因。而且东部地区的技术效应对环境改善起的作用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这是造成东部省区拐点到来时间明显早于西部省区的主要原因。
如表10所示：从2000～2010年规模效应系数为正且数值逐年增大，说明经济规模的扩大产生的污染物越来越多，是造成环境污染随经济增长加剧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结构效应系数先为正值后来逐步变小最后变为了负值，证明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正逐步由一个加剧环境污染的产业结构向一个改善环境质量的产业结构过渡。技术效应的系数也从正值逐步变小，最后变为负值且越来越小，说明技术进步也经历了一个从增加环境污染过渡到减轻环境污染的过程。东部地区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减轻环境污染的作用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规模效应却相差不大，说明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是使东部地区拐点到来时间早于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因素。
技术进步对环境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技术进步使产能扩大，会消耗更多的资源，向环境排放更多的污染物；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提高了对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对污染物的处理能力，减少了污染物排放。Grossman认为技术可分为清洁技术（CleanTechnique）和肮脏技术（DirtyTechnique），肮脏技术主要指生产活动制造污染的技术，清洁技术主要指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的技术。索洛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因是技术进步，用拐点把EKC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在拐点前部分，因为政府环境监管宽松，同时资源价格较低，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提高产品产量、消耗更多自然资源的肮脏技术上；随着经济增长的持续，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日益稀缺、部分资源枯竭、资源价格上涨，环境污染的危害日益暴露，政府环境监管措施日益严格，此时技术进步将主要集中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加快污染治理的清洁技术上来，这样经济社会就进入了拐点后部分。表10的结果显示开始时技术效应系数为正，表明技术进步加剧了环境污染，但是这个为正的系数逐步变小，在2003年（东部）和2004年（中部和西部）变为负数，并且这个负数的绝对值还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大，说明技术效应作用的转变是一个随着经济增长逐渐变化的过程，是渐变不是突变。
表10的结果显示开始时结构效应系数为正值，表明这时的经济结构还是一个加剧环境污染的经济结构，但是这个为正的系数逐步变小，在2005年（东部）和2007年（中部和西部）变为负数，并且这个负数的绝对值还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大，说明结构效应作用的转变和改善环境质量效果的出现和逐渐增强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EKC的假设认为经济体存在一种自发的机制使经济—环境的关系呈现出一个倒U型的趋势，即倒U型EKC的出现是内生机制的结果。本文通过对EKC拐点的预测和效应分析基本支持了这种假设，认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一种规律使经济—环境的关系自发地呈现出倒U型的形状。经济增长通过消耗资源和排放污染物先对环境造成污染，但是经济增长又能够通过技术进步、规模经济、资本积累、创造环境需求来治理环境污染、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进而改善环境质量，这两种效应主导作用的互相转换最终导致了EKC的形成。
EKC出现的内在机理是规模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三种效应不同作用的转换。在经济发展初期，以生产规模扩大造成的规模效应为主，环境污染随经济增长而逐渐恶化；在持续的经济增长之后，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特定水平，经济结构优化（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技术效应）对环境的正面影响之和会超过规模效应对环境的负面影响，EKC的趋势发生逆转——拐点开始出现，环境恶化得到遏制，环境污染随经济增长而逐渐减轻。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经济发展初期因为可利用资源充足、资源价格便宜、资源浪费现象较严重，很多没有得到合理利用的资源被当成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之中造成了环境的污染；随着经济增长的持续和资源的不断消耗，资源越来越稀缺，资源价格越来越高，为了降低成本，很多废弃物又被当作生产的资源循环利用，大大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
EKC的变化趋势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的经济模式走向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这样一个过程：传统的观点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对立起来，造成了环境—经济“两难”的困境，但是从经济增长的自身规律来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最终会把社会经济拖入循环经济的轨道中来，实现环境—经济的双赢。这样，只要我们能够加快这种趋势的发展，就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新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越过传统EKC的顶点和虚线部分从M点跳跃到N点，这也是一种使拐点提前到来的方法，此时的拐点是M和N点，EKC的趋势在此处发生逆转，如图3所示。
本文的结果表明规模效应会加重环境污染，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会减轻环境污染。因此要从技术效应方面推动技术进步转变，从以肮脏技术为主的技术创新逐步过渡到以清洁技术为主的技术创新；从结构效应方面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粗放式高污染高能耗的经济结构逐步过渡到集约化低污染低能耗的经济结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环境的改善作用随着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大，未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是可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得到解决的，从2000～2010年的动态效应分析来看，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环境正面影响的总和在未来会超过规模效应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总效应系数未来应该为负数，代表着随着经济增长环境质量会逐步好转。一个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使拐点到来的时间延迟，使人们在更长时间上承受环境污染的痛苦。快速而稳健的经济增长可以使经济体内部积累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环境治理，而人均收入的提高激发了人们对良好环境质量的需求，环境需求成为提高人们效用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增强了人们的环保意识，从而使得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绿色生产技术被广泛采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速的经济增长还能利用市场机制激活改善环境的微观主体动因，使节能减排成为企业降低成本的一种手段，使经济发展进入循环经济的轨道。循环经济的原则是强调没有真正的废物，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把原来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变成生产用的原材料纳入到资源循环利用的体系中来，变废为宝既减少了污染物排放又降低了生产成本，实现了经济—环境的双赢。
参考文献：
[1]王学山，吴豪，陈雯.区域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关系模型研究[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4，13（4）：317-320.
[2]于文金，邹欣庆.江苏盐城海岸带环境效应与产业调整定量研究[J].中国环境科学，2008，28（2）：188-192.
[3]李刚.基于PanelDat和SEA的环境Kuznets曲线分析[J].北京：统计研究，2007（5）：54-59.
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文1篇9
主要对国内外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在对环境库滋涅茨曲线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归纳了国内外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研究的现状，总结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研究的主要方法，讨论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潜在关系的类型、相互影响因素、过程机理和描述方法，探究了针对环境污染防治的政策等方面的内容。最后对已有的文献研究进行简单的回顾性综述，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研究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环境污染;经济增长;环境库滋涅茨曲线;模型
前言
随着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提出，人们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变得尤为突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事实上，正如包群(2006)［1］所言: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实践都表明了一个问题:环境污染、资源耗竭是经济增长阶段所面临的重要难题。一方面是人们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利用以及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导致了环境污染越发严重;另一方面是资源的可耗竭性、环境恶化反过来也限制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随着时代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再单纯的研究经济增长给环境所带来的影响，而是开始关注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所存在的双向反馈机制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研究是协调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研究内容，在Grossman等(1991)、Shafik等(1992)与Panayotou(1993)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及后来经济学家的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学者们把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这一关系命名为环境库滋涅茨曲线(EKC)［1］。虽然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已受到了诸多学者的探讨及研究，但是不同的研究者估计的样本国家却不尽相同，这使得众多的研究结论出现较大的分歧，且难以比较。鉴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都会关系到国家乃至全球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开展探讨总结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综述工作，将具有利于今后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研究意义，具有协调两者关系，制定出使两者和谐发展政策的现实应用意义。
1关系理论的提出
1955年，西蒙·库兹涅兹(SimonKuznets)在其《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论文中，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人均财富增长(效率、发展)与人均财富分配(公平)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此之后Grossman等(1991)的研究对此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们首先对多种污染物的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SO2、烟尘和一些水污染的指标(缺氧量和重金属浓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和库滋涅茨曲线相似的倒U型关系。1992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以“发展与环境”为主题，扩大了环境质量与收入关系研究的影响。1997年Panayotou借用1955年库兹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曲线，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此关系的提出引发了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广泛研讨。由于数据的限制，以往大多数的EKC研究主要集中于跨国的计量分析。无论是国内的研究者还是国外的研究者，在深度上，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了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之间的潜在关系，并得出了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模型，例如:吴玉萍等(2002)通过分析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相互关系，探究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替轨迹，以建立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为评价北京市环境政策提供依据。在广度上，关于两者的实证研究已遍及多个城市或者国家，例如:Shafik研究了31个国家的47个城市，Kaufmannetal．(1998)搜集到了从1974年到1989年为止共13个发达国家和10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而在Bertinelli和Strobl(2005)研究中，涉猎到了122个国家1950年－1990年间的面板数据［2］;黄菁(2010)运用联立方程的估计方法对中国2003年－2007年的278个城市的环境数据进行实证分析［3］。在计量方法的选择上，大部分学者仍然沿用早期文献的传统估计方法，即采用单个多项式方程对数据进行估计。
2实证研究的方法
2．1基于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从整理的文献数据来看，以截面数据为基础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的研究不在少数，截面数据不要求统计对象及其范围相同，但要求统计的时间相同，这就要求调查者能够选取同一时间点上的大量数据，并对其做统计上的分析。其中Pan-ayotou(1993)选用了1985年的54个国家的数据为基础，以人均GDP作为经济因子，选取二氧化硫、氮氧化物、SPM污染物指标以及生态破坏指标森林砍伐率为环境因子，建立计量模型探究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均GDP和三种污染物的关系符合对数二次函数模型，呈现倒U型曲线;与此同时，还建立了森林砍伐率与人均收入和人口密度之间的函数，进一步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在接下来的研究中，NehaKhanna(2002)选取了单指标(CO、O3、NOx)关于面源污染物的收入弹性的分析。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被提出的初期，人们所做的实验大部分是在截面数据的基础上，以验证EKC是否存在作为出发点，而后期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虽然有不少学者会基于截面数据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实证的研究，但本人认为，以此为基础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以此为基础呈现出的倒U型曲线，只能证实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而不能作为对国家或者地区进行政策上的建议以及预测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潜在性危机或者优势，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学者不再专门针对截面数据而进行讨论的原因所在。
2．2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研究时间序列分析预测法是根据食物过去的变化趋势预测未来的发展，它的前提是假定事物的过去会同样延续到未来。基于时间序列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正是根据客观事物发展的这种连续规律性，运用过去的历史数据，通过统计分析，进一步推测未来的发展趋势。此类方法多被用于探究某一城市在不同时间段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该城市的环境保护政策提出相应的建议。例如卢源泉等(2012)选取兰州市2002年－2010年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等定量指标表征兰州市环境污染状况，选取GDP总量表征经济增长状况，分析得出兰州市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出发达国家所描述的“倒U型”(EKC)关系，但集中在左半段，污染水平较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兰州市经济运行状况和产业发展方向，要借助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西移，进一步加大“治旧控新”力度的相关建议［4］。国内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大多数研究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所选的样本城市、指标和EKC拟合模型有所不同，得出的结果亦有所差异。如表1所示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不同城市EKC的实证研究，由此可见利用时间序列研究具体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已成为环境与经济交叉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但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预测本身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在结果分析预测中，要结合现实分析现象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表现，并且将这些新特点和新表现充分考虑在预测值内。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分析，当遇到外界发生较大变化，往往会有较大偏差，因此不能一味的参考之前研究者所做出的研究结果。与此同时，由于此方法只针对某一城市而言，所以得出的结论不存在全面性及普遍性，不能由此推断出其他城市的相关结论。
2．3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可以克服时间序列分析受多重共线性的困扰，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变化、更少共线性、更多的自由度和更高的估计效率，比较全面综合的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与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对于前两种也更有说服力。基于面板数据的优点国内外不少学者在其基础上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与研究。例如:Shafik(1994)和Panayotou(1997)利用GEMS的数据，研究了31个国家的47个城市;Harris、Chambers和Kahn利用146个国家1961年－2000年的生态足迹和人均GDP数据进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足迹与人均GDP不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并提出经济增长自身不会改善环境的结论。同样国内基于此方法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例如:包群、彭水军(2006)基于1996年－2000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6类环境指标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包括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在内的联立方程组综合考察，经验结果支持了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双向作用，并提出了同时提高治污能力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组合［1］。张成等(2011)在质疑该“同质”假设的前提下，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整体和分组检验［6］。王敏，黄滢(2015)利用112座城市在2003年—2010年间的大气污染浓度数据，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7］。由于面板资料的选取和分析会耗费研究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及数据可能不够全面，大部分学者会避开基于此方法的研究，而选择使用截面数据或者时间序列数据，但是，基于面板数据建立的模型可以增加估计量的抽样精度，对于固定效应模型能得到参数的一致估计量，甚至有效估计量，面板数据建模比单截面数据建模可以获得更多的动态信息，最后得出的结论会更有说服力更加全面综合的论证和阐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3四种基本关系
对文献中涉及到不同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总结得出，两者之间目前呈现出了四种基本关系:倒U形关系、同步关系、U形关系和N形关系。这四种基本关系图(如图1所示)在李玉文等(2005)有所体现，与此同时他们在总结其他研究者的基础上对每种关系都进行了理论解释(如表2所示)，并且也能在相关文献中找到这些关系的存在［8］。虽然在所研究的文献中大部分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只涉及其中一种或者两种基本关系，但张成等(2011)在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整体和分组检验的探究过程中，却同时涉及到了这四种基本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这主要取决于地区和污染指标的选取，具体会呈现单调递减、“U”型、倒“U”型、“N”型和倒“N”型五种关系;(2)不同组别的当前经济水平会给不同污染物带来不同的内生性影响［6］。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非只存在倒“U”型曲线，除了目前研究者得出的这四种基本关系以及张成等(2011)所涉及的倒“N”型曲线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关系，仍有待考察。
3．1倒U型关系倒U曲线，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1955年所提出来的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是发展经济学中重要的概念。其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继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呈颠倒过来的U的形状。Y轴表示是基尼系数或分配状况，X轴是时间或收入状况。倒U曲线所表明的收入分配变化状况与实证研究并不完全符合，所以也常常被称作“倒U假说”。
3．2U型关系在部分学者的实证研究中出现了环境污染指标随收入的增加先下降到一定水平而后逐渐升高的情况，即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可能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是研究人员选择的指标不同，不同的指标呈现的关系图有所不同;第二是选取的时间段不同，在不同阶段可能因某些不确定的因素使得曲线表现出不同形式;第三可能是计量模型选取有所差异，不同的计量模型导致不同变数之间的关系可能发生转变。
3．3同步关系在某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实证研究中，两者的关系图并没有出现转折点，环境压力是随经济发展同步增加的。因为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选用多个国家的综合环境污染指标时可能出现同步关系;再者可能是城市或者国家经济发展尚未到达分离阶段，环境压力仍然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增加。
3．4N型关系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呈N型关系，很好地体现了“重组假说”，重组假说提出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分离状态不会一直不变，随着经济的发展，当达到一定规模后，两者的关系将会重新组合，从而呈现N型关系。另外不同的指标也可能导致N型关系的出现，例如陈延斌等(2011)选取山东省1981年－2010年经济与环境数据，探究山东省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演替轨迹。结果表明:山东省工业废水与工业固体废弃物的EKC呈“倒U形右侧”曲线特征，SO2与烟尘的EKC呈“N形”曲线特征。
4研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问题，有的学者是在EKC基础上进行的探讨，有的学者是在证实EKC理论的合理性及其存在的问题。通过对部分文献的分析，本文总结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4．1理论本身的问题首先，EKC假定收入仅是一个外生变量，环境恶化并不减缓生产活动进程，生产活动对环境恶化无任何反应，并且环境恶化也未严重到影响未来的收入。但是，低收入阶段环境恶化严重，经济则难以发展到高水平阶段，也达不到使环境改善的转折点。经济增长与环境是互动的大系统，环境恶化也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因此需要构建将收入内生化的模型探讨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间的互动关系。大多数的文献是在探讨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很少会有学者去探究其双向的作用。张乐柱、吴颖懿(2013)的文献也证实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作用，他们利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分析了广东省1985年－2010年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农业生产增加了环境压力，但环境质量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着反作用，即对环境污染进行控制反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时滞效应约为3～4年［9］。其次，研究表明EKC的适用性受到局限。EKC不能概括各种条件下环境质量与收入间的关系，在环境与收入理论关系的七种形态中，EKC仅是其中的一种形态，其倒U型不能适用于所有的环境———收入关系。再者，在污染指标上，污染可分为存量污染与流量污染，事实证明EKC无法揭示存量污染的影响。从EKC的适用时间长短来看，EKC即使在考察时间段或较短时期内成立，在长期也可能不成立，会呈现N型曲线，即开始显示了倒U型，达到特定收入水平后，收入与污染间又呈现同向变动关系。因此，环境－收入关系的理论基础还需要深入探讨。
4．2模型建立的问题目前，研究用EKC模型的基本函数有三种:二次函数型，三次函数性，以及将二次函数、三次函数与对数形式相结合的模型。模型如下:二次函数:y=a+b1x+b2x2+e;三次函数:y=a+b1x+b2x2+b3x3+e;对数函数:lny=a+b1lnx+b2(lnx)2+e。式中:y为污染物排放量(产生量);x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a为常数项;b1，b2，b3分别为模型相关参数;e为模型随即误差项。在现存的文献中，一般都是在基于一般函数的探究，对于对数函数的探究少之又少，如表3所示同一区域不同拟合模型所得出的不同结果来看，拟合模型选取的不同将会导致结果的不同。其次，在计量方法上，国内的研究普遍照搬国外的模型与方法，无法深入探讨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内在联系及其决定机制。
4．3数据和指标选取的问题在数据选取上，数据的选取对研究探讨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间的互动关系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数据不全，近年来研究的数据类型大部分是截面数据或典型调查数据。用这些数据就意味着把所有国家或地区看成同质的，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数据收集的准确与否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结果的准确。在污染指标上，污染可分为存量污染与流量污染，流量污染物仅对环境产生影响，存量污染物经一段时间积累后在将来对环境产生影响。两者的区分视考察时间长短而定，二氧化硫、悬浮物、氧化氮、一氧化碳以及一些水污染物等从短期看可作存量污染物，但从长期来看则是流量污染物。一般的探究者只是对其中的一种污染做研究，很少有学者针对流量指标和存量指标皆做研究，从大量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不同的指标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例如:卢源泉等(2012)经过反复拟合，得出兰州市固体废弃物排放与GDP呈现出弱“N”型曲线关系，废水排放量与GDP呈现出弱“倒U型”曲线，废气SO2排放量与GDP呈显著的三次“N”型曲线关系，烟尘排放量与GDP呈现二次“U”型曲线关系，主要为“U”型曲线的左半段［4］，若此过程中只选择单一指标来衡量兰州市的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肯定会得到不同的答案，这也就违背了准确性的原则。
5结语
库兹涅兹曲线作为关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一个假说，对当今中国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无论是从健康发展经济角度、建设生态文明还是构建和谐社会角度，库兹涅兹曲线都敦促着政府与民众对中国的发展尽到自己应尽的职责。最后，在对已有的文献研究进行简单的回顾性综述的基础上，本文将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实证研究的前景进一步展望:指标的选取上，首先不能只选取单一指标，要兼顾存量污染与流量污染，其次不能局限于环境污染，选取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的指标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模型构建上，不能照搬国外的模型与方法，要根据以及收集到的数据建立能够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突出主要因素的数量模型。最重要的一点，在未来研究中应重视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双向作用，不能只单纯的探究经济对环境的单向作用，在互相作用机制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这对改善环境质量和指导人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包群，彭水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J］．世界经济，2006，11: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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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敏，黄滢．中国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15(2):557－578．
［8］李玉文，徐中民，王勇，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进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5):11－18．
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篇10
关键词：福建省；经济增长；环境污染；VAR模型
一、引言
随着福建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故而，有必要对福建省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研究。深入了解二者的内在联系，对福建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张晓（1999）通过对1985到1995年中国的污染物排放量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呈现比较不明显的倒U型弱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即随着人均GDP的增加，环境污染程度将呈现上升趋势，随经济进一步提高，环境污染程度会有逐年下降的趋势[1]。彭水军、包群（2006）通过VAR模型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加以分析，指出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和兰宜生（2009）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山西省人均GDP与其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得出了山西省存在与库兹涅茨环境倒U型的相符的特征。
可见，利用时间序列进行VAR计量工具或其他相关计量工具进行研究已经成为热点。因此本文拟采用VAR模型，探讨福建省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双向作用关系。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VAR模型具有相同的解释变量，并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克服了传统联立方程模型受制于经济理论未完善引起的诸如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区分、估计和推断等复杂问题，还能克服可能出现的“伪回归”问题[2]。VAR模型还可以进行经济变量之间的脉冲响应以及方差分解分析，研究模型中一个经济变量的冲击对另一个经济变量的影响[3]。
（二）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用实际人均GDP来综合反映福建省经济增长情况。用工业固体废弃物、废水、废气排放量来反映环境污染程度。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对数化、得到平稳时间序列。指标选取的原始数据来自1998至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福建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以时间序列数据建立起的VAR模型，其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依赖于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因此首先要保证变量的平稳性，以避免伪回归现象。ADF检验法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四个变量没有通过ADF检验。一阶差分后4个变量的P值都小于0.05，为一阶平稳时间序列，满足一阶单整。因此可以用这四个变量建立VAR模型。
（二）VAR模型的建立。用LR、FPE、AIC、SC、HQ等检验准则确定模型的最优的自回归阶数，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2并能够满足稳定条件。再采用AR根估计的方法对VAR模型估计的结果进行平稳性检。由图二左，所有单位根都落于单位圆内，因而模型满足稳定条件。然后重点参考SC和AIC的评价标准，将模型的滞后阶数确定为2阶，从而建立VAR（2）模型。
（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反映每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或冲击对它本身及所有其他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进而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动态响应关系[4]。分别给模型中各个变量一个单位大小的冲击，从而得出各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本文选择的滞后期数为10期。
图二是福建各污染指标对GDP的脉冲响应路径。给GDP一个正冲击时，工业固体、废气排放量在第四期达到最高点，之后缓慢下降并趋于一个负常数。工业废气排放量在第二期达到最高点之后下降在第七期达到最低点，最后收敛于0。先上升后下降并收敛于负表明福建省经济增长与工业三废排放量呈现出倒U型曲线，说明在短期内经济发展会造成环境污染逐步加重，但从长期来看在经济进一步发展后环境污染状况将得到改善。
同理得出福建经济增长对各环境污染指标的响应路径，在本期给工业固体废弃物一个正的冲击后会给经济增长一个正面的冲击，但是幅度不是很大。在本期给其他污染的指标一个正冲击后，GDP在经过前几期的波动后，在反应期内将达到负值并达到负最大值。表明除了固体废弃物，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对经济的增长起抑制作用。但从另一方面说明，福建省经济增长过程中对工业固体废弃物的监管控制不是很到位。
（四）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分析可以进一步分析福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方差分解法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从而可以考察任意一个内生变量的预测均方误差的分解[5]。由图一右，在GDP的误差分解中，工业废水排放量的贡献率是最大的，工业废固排放量次之，工业废气排放量最小。这表示当前对福建经济增长起主要抑制作用的是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和工业废固的排放量，工业废气的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福建省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特征。即在经济发展在短期内会提高环境污染程度，而在长期内有利于环境质量改善。
第二，工业固体废弃物会使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影响，这表明目前福建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对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的监管力度还不够。其他环境污染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发展有抑制的作用。因此，一要加强对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的环境监管，加速新兴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二也不能放松对其他环境污染排放物的监管和控制。
第三，目前福建首要污染物为工业固体废弃物、废水，其中固体废弃物污染更为突出，而工业废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要把固体废弃物污染置于治理首位，加强固体废弃物再利用及其技术开发，避免二次污染。
参考文献：
[1]张晓.中国环境政策的总体评价[J].中国社会科学，1991，（3）.
[2]段显明，郭家东.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2，2
[3]彭水军，包群.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5）.
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篇11
关键词：环境库兹列茨曲线；经济增长；城市化；环境污染；联立非线性算法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环境质量的退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关系的环境库兹列茨曲线（EKC）假说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焦点问题。EKC假说的意义在于，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在适当的条件下是可以相容的，这就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但是，围绕这一假说的实证研究却产生了大量的争议，环境压力指标与经济增长（或收入）指标之间至少出现了倒U型关系、同步关系、U型关系和N型关系四种结果。研究者对每种关系都进行了解释，包括技术与产业结构、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国际贸易、市场机制、环境政策等，可参见Dinda（2005）、李玉文等（2005）的系统总结与梳理。从研究进展来看，现有研究已经普遍意识到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加以拓展：
一方面，需要更深入地考察环境EKC的理论基础。EKC本身仅仅是一种对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关系的描述性研究，正如Grossman等（1996）等所言，“EKC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除了检验环境与收入或经济增长的关系外，研究中关键是要识别出解释库兹列茨曲线的决定因素，特别是研究这些决定因素的作用机制。本文关注的是城市化这一因素与EKC假说的关系。城市化的发展使得资本、劳动力要素产生集聚，促进技术和知识的外溢，提升经济发展的规模经济性，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动力，也为居民带来了高质量的生活，但是，伴随城市化进程也出现了严重的工业和生活污染现象，制约了可持续发展。如何准确理解城市化（包括工业化、资本和劳动要素集聚、人口城镇化和城市扩容等）所具有的机制，不仅决定了未来城市化发展战略的选择，也是关系到治理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命题。
另一方面，针对EKC的研究方法创新迫在眉睫。从国内外现状来看，研究普遍使用环境压力（污染水平）和经济增长（收入）之间的线性和线性对数式的单方程计量回归模型，将经济增长（收入）分别取三次和二次方后也作为解释变量，通过三次多项式中各个参数估计值和显著性程度来进行判断，在回归方法上，基本采用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固定效应法（FE）和随机效应法（RE）。
上述研究方法存在三个缺陷，第一，忽略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反馈作用，这种缺陷可能造成计量模型存在联立性偏误。事实上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的正反馈联系，例如，Hartman等（2005）建立的结构模型就推导出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环境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事实上，二者之间具有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Shahbazetal，2012）。第二，采用三次多项式的拟线性建模方式，可能会由于经济增长（收入）指标与自身的二次方和三次方项产生多重共线性和内生性偏误，难以保证参数估计值的无偏性。即便现有个别研究开始采用门槛协整回归方法（Esteveetal，2012），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拟线性形式的建模，并非是考察倒U型非线性关系的最佳选择。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现有研究更多的是检验环境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出现的原因，以及原理和机制难以进行明确说明和检验。
为此，本文基于2000年～2009年省区面板数据，使用了真正意义上的非线性回归模型和相应的非线性算法，在联立方程体系下考察了环境、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正反馈关系。为了准确识别和检验城市化这一因素，本文通过线性联立方程、非线性单方程和联立非线性方程回归这三个步骤的技术路线，对城市化所导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联立非线性关系展开研究。
二、模型与方法
（一）非线性联立计量模型
由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效应模型是现有非线性回归模型中的一个典型做法。但是，门槛效应非线性模型暗含一个假定：只要门槛变量突破临界点，则被解释变量在瞬间实现从一种状态完全过渡到另一种状态，整个状态的转变都是离散的。而对于经济发展、城市化与环境污染的变化趋势来看，并不会是一个突变过程，而是一个连续的、渐变的过程。为此，按照González等（2005）提出的思路，采用如下形式的面板平滑变迁回归模型
龚伯茨函数同样也属于S型增长曲线，具有逐渐、平滑的变化趋势，趋向一个上渐进线极值水平，但并不要求对称性分布。在明确了非线性趋势的构造之后，首先会按照现有研究思路，构造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单方程回归模型，即单独估计（4）式中的方程二。同时，为了更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联立性关系，消除参数估计中的联立性偏误，构造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非线性联立方程（4）式
上标L和G分别表示逻辑斯蒂函数和龚伯茨函数类型。在（4）式的增长方程中，吸收Dinda（2005）利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分析EKC的理论模型要素，除了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将环境污染也作为要素投入（损耗）之一，以反映环境质量对经济发展的反馈作用；而在污染方程中，由于现有EKC研究证实不同的经济变量将会具有不一样的意义，特别是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性支出水平对环境质量需求具有重要影响（Coxetal，2012），因此，除了GDP规模之外，还加入了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消费性支出水平和人口密度、人口总规模变量，以反映经济总量、人均真实收入（支出）和人口这三个方面对环境污染的不同影响。
对于转化变量，在增长方程中使用的是各省区的城市建成区规模这一指标。由空间经济学和内生增长理论可知，资本、劳动力的集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之一，集聚过程中产生了更低的成本、更好的市场潜力，以及知识和技术外溢（Fujitaetal，2004），并且使得“干中学”效应成为可能（Martinetal，1997）。而环境污染的集聚亦是一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典型特征（张乐才，2011）。因此，转换函数的加入使得可以考虑通过城市建成区这一载体，来考察资本、人力和环境污染对经济是否具有非线性的增长（或阻碍）作用。而在环境污染方程中，使用了人口城镇化比重这一指标来作为转换变量，其同样反映了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聚集，经济增长与消费增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否具有非线性趋势。城市建成区和人口城镇化这两个转换变量共同反映了城市化在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二者之间所具有的作用机制。
作为对照，按照（4）式构造了线性的联立方程模型以作为佐证，唯一的区别在于回归模型中没有纳入非线性函数部分。
（二）回归方法
面板数据条件下，对于（4）式联立的平滑转移模型估计可分为两步实现，第一步，通过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NLS）算法进行估计，得到每一方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第二步对于联立方程使用可行广义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FGNLS）算法。这里关键是对γ和ρ初始值的确定，借鉴Hansen（1999）做法，即先根据γ>0，ρmaxmin{qit}原则，确定γ和ρ的一个初始值，然后利用格子搜索法寻找最佳初始值γ*和ρ*，最终使得第二步FGNLS算法下压缩回归残差平方和（scaledRSS）最小。
而线性的联立方程使用3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算法（3SLS），并对数据采用了自然对数变换，以刻画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弹性关系。
（三）检验方法
对非线性联立回归模型的检验包括模型是否存在非线性效应的F检验，其通过令转换函数g在γ=0处按一阶泰勒级数展开来构造线性辅助回归模型，然后分别估计不包括转换函数g的线性模型和线性辅助回归模型，根据两个模型残差平方和SSR0和SSR1，构造F统计量进行检验H0：γ1=0；H1：γ1≠0。
同时，由于论文分别使用了逻辑斯蒂和龚伯茨两种非线性函数构造转换函数，为了检验何种趋势更具拟合优度，需要展开相应的检验。由于R2适用于判断线性模型的拟合程度，对于非线性曲线，不具有理论上的支持，为此，本文考虑了RNL指标来判定非线性曲线的拟合度，其表达式为1减去残差平方和与观测值平方和的商的1/2次方的差。
三、样本数据与指标构造
（一）样本数据
本文采用2000年～2009年我国大陆地区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根据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结果对一些统计指标的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因此，本文参照《中国统计年鉴2010》、《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对数据进行了更新。
（二）指标构造
1.经济发展水平
用GDP平减指数（2000年=100）折算后的各省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单位是亿元。
为了反映GDP增长带来的人均真实收入和消费的提高，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2000=100）折算后的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元）作为另一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记为E。
除此之外，使用固定资产投资指数（2000年=100）折算后的各省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表示资本投入（亿元），其中缺少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用零售商品价格指数代之。用各省按三次产业分年末就业人数来表示劳动投入（万人），记为L。
2.城市化
城市化变量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口类变量，包括年末人口总规模（万人，pop）和城市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den）。另一类将作为非线性回归方程中的转化变量，分别是各省份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和人口城镇化（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别记为bulid和urbanr。
3.环境污染（TAP）
环境污染排放中统计了包括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在内的各主要污染物类型的去除量和排放量总和，包括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工业和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去除量、工业和生活烟尘排放量和去除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和去除
量，合计作为环境污染排放指标，单位是万吨。
四、非线性联立关系的参数估计结果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联立性
对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不含城市化变量）进行线性联立方程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在增长方程中，资本和劳动力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会使得经济总量增加0.821和0.163个百分点，而污染总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会使得经济总量下降0.081个百分点，这说明环境破坏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反馈作用。
而通过污染方程也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对污染的显著作用：GDP总量和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加一个百分点，会使得污染排放量分别增加0.923和0.654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人口总规模越大，污染排放量也会越大，而人口密度提高，将会减少污染排放总量。
线性的联立方程回归结果证实了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循环往复式的因果性关联，但却无法全面反映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实际作用过程，也无法精确地解释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影响机制。
（二）城市化对EKC的单方面非线性影响
为了准确比较城市化对于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二者关系的影响，首先按照现有EKC研究的典型做法，使用单方程的非线性回归模型来考察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之间是否具有非线性变化趋势。
表2报告了这一结果。结果表明，不管是基于逻辑斯蒂趋势，还是龚伯茨趋势构造非线性转换函数，GDP总量和人均消费性支出都是显著的增加排放总量的影响因素，参数估计值α21和α22都显著为正。从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表现来看，其参数估计值的性质也与表1估计结果类似，分别具有为正和为负的显著影响。
（三）基于非线性联立方程的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联立方程非线性回归的结果。结果表明，增长方程和污染方程中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趋势，这与基于单方程的回归结果（表2）形成巨大反差。以基于逻辑斯蒂趋势的联立方程回归结果为例，尽管增长方程中的污染排放和劳动力投入的非线性趋势都不成立，二者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α12和α13都显著），但是，资本要素的非线性转换函数却显著存在，α11、γ11和ρ11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2.282、0.0002和246.54，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通过城市建成区这一载体，资本空间集聚使得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加速作用，即相对于线性的投入产出关系，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一种额外的放大效应。而在污染方程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的非线性趋势不显著，人口的城市聚集并没有使得消费性支出对于污染排放产生非线性的增长效应。GDP对污染排放也是一种显著的非线性的影响。α21、γ21和ρ21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10.021、0.273和48.966，均在1%水平上显著。
为什么在联立方程体系下能够发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比较表2和表3关于参数α21的估计值结果，可以发现表2单方程的回归结果明显低估了GDP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这就说明，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单方程回归会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循环累积式的互动影响，特别是当联立的方程中存在一些使得经济，或者污染排放非线性增长的特定因素时，单方程回归就可能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向下偏误。
这种特定因素的具体表现是什么？表3以人口城镇化作为转化变量的方程二回归结果表明，没有发现人口城镇化和人口集聚将会使得消费性支出与环境污染出现非线性增长趋势。同样，表3以建成区面积为转化变量的方程一回归结果也表明，没有发现城市规模的扩大会使得劳动力投入、污染排放对经济增长产生非线性的增长（或阻碍）影响，唯一通过实证检验的因素在于城市化中资本要素的空间集聚所产生的非线性的经济增长效应。通过联立方程的回归结果表明，正是通过城市这一载体，资本的空间集聚推动了工业化和污染的集聚，使得GDP与污染排放之间产生了类似于S型增长曲线的非线性增长趋势。
表3方程二GDP位置参数ρ21的估计结果则是以人口城镇化水平作为参照进一步说明了这种S型增长轨迹的具体特征。ρ21的估计值为48.966，并在1%水平上显著。越过这一“拐点”水平意味着环境污染排放总量虽仍在持续增加，但增长率已开始逐渐下降。这是因为城市规模扩张的过程中，追加资本要素投入和资本空间积聚对经济增长的加速作用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否则就会形成类似指数函数那样的“J”型爆炸式增长趋势。相反，当越过拐点水平之后，这种作用首先进入减速增长时期，当最终达到一个稳定的饱和水平时，城市规模扩张与资本积聚所能产生的作用亦会趋近它的极值水平。由于当前我国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大约为45%，这说明环境污染排放即将迎来一个从加速期向减速期转型的过渡阶段，从概率密度角度来看，环境污染排放相对于经济总量的变化率即将出现下降趋势，从而表现出一种倒U型的EKC特征。
表4报告了模型的拟合度值和非线性效应的检验结果。逻辑斯蒂函数和龚伯茨函数趋势的F检验都能显著拒绝γ=0的原假设，这证明非线性趋势的显著性。比较非线性曲线的拟合程度指标RNL，以及表3的参数估计值结果，可以发现基于逻辑斯蒂函数的联立方程回归模型总体表现优于龚伯茨函数的回归模型，城市化使得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构成了对称性的S型增长曲线。
五、结论与启示
城市化体现为工业化、人口结构的城镇化和市政设施的城市化等多方面。本文的研究证实城市化是造成EKC的原因之一，突出体现为资本要素在工业化和城市扩张过程中通过城市这一载体所形成的空间集聚对于经济增长产生了非线性的增速效应，这一效应进一步扩散到环境污染排放，产生了污染的集聚，最终使得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表现为非线性的增长趋势。通过分别进行单方程和联立方程的非线性回归，可以发现这种非线性关系的联立性质至关重要，其是城市化机制能否得以识别的决定因素。
研究不支持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会使得消费性支出与环境污染排放之间出现非线性的增长趋势，这说明当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结构仍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和升级，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不足以发挥决定影响。
从实践意义来看，应将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化战略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举措。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结构的城镇化和市政设施、公共服务的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应在城市化进程中着力解决这一难题，摒弃一味追求追加资本要素型的经济增长，使得城市建设的目标从重点服务于经济建设转向提高城市生活水平，城市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更加强调服务于居民。这样，由于城市化需求的多样性，城市化能够矫正经济结构畸形，带动服务业和消费发展，形成持续的内需和增长动力，进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环境质量需求的调控作用进一步突出，又会促使环境治理保护力度的加大和环境质量的改善，并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从而形成环境、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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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经济的关系范文篇12
【精彩范文】
EconomicDevelopment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
Economicdevelopment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areapressingissueprimarilyfordevelopingcountrieswhere,intryingtocatchupwithdevelopedcountries,theyhavetoconsumenaturalresourcesonanunprecedentedscale.Thishasseriouslypollutedourenvironmentand,withtheglobalenvironmentalcampaigngainingmomentum,manypeopleinChinacallfortheprecedenceofenvironmentalprotectionovereconomicdevelopment.
Anyattempttoposeeconomicdevelopment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asdiametricallycontradictoryissimple-minded.Sincenocountryiswillingtostopitseconomicdevelopment,thebestwayistostrikeabalancebetweenthetwoandtoheightentheenvironmentalawarenessofthosesolelyconcernedwitheconomicdevelopment.
EuropeancountriesbotheconomicallydevelopedandenvironmentallyfriendlycanserveasperfectexamplesforChina.Theirsuccessstoryinbothundertakingsillustratesthatenvironmentalprotectiondoesnotmeanacompletestandstillofeconomicactivitiesorexploitationofnaturalresources,butratheranactive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ofeffectivetechnologiestominimizeenvironmentalconsequences.InGermany,environmentalprotectionhasbecomepartofeconomicdevelopmentasitboaststheworld’smostsuccessfulenvironmentalindustry.Withadevelopedeconomy,wearewellequippedtodevelopsophisticatedtechnologiesthatcaneffectivelysafeguardourenvironment.
There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developmentandenvironmentprotectionisacomplexone.Formodernmen,neitheraprimitivesocietywhichisperfectlyecologicallyfriendlynoranindustrialcivilizationwhichisecologicallyhostileiswhatwewant.Environmentalproblemsariseasaresultofindustrializationandonlytechnologiescandeliversolutionstothoseproblems.Ratherthansimplyreturningtothepastofnon-humanactivity,wecanseekactivetechnologicalsolutionsinsolarenergyandwindenergytoreplacefossilfuels.Bythetimethiskeycontributortoenvironmentaldeteriorationiseradicated,manwillachieveawin-winresultbetweeneconomicdevelopment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
【参考译文】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构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在不遗余力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人们不得不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去消耗自然资源。这便严重地污染了我们的环境。随着全球范围内的环保运动势头日趋强劲，中国国内的许多人便大声疾呼，相对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应被摆在首要位置。
任何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绝然对立起来的做法，都显得头脑简单。既然没有哪个国家会愿意让其经济发展停滞下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两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对于那些只关注经济发展的人，应努力提高其环保意识。
那些既经济发达又环境友好的欧洲国家，可以为中国充当一种完美的典范。它们在这两项事业中的成功故事，例证着这样一个道理，即环境保护并非意味着经济活动或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彻底陷入停顿，而是意味着积极主动地去研发并应用有效的技术，以便将环境后果降至最低限度。在德国，环保已变成经济发展的一个部分，因为该国拥有世界上最成功的环保产业。拥有了发达的经济，我们才有充分的条件去研发尖端的技术，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我们的环境。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甚为复杂。对于现代人而言，完全环境友好型的原始社会，或者是充满生态敌意的工业文明，二者中没有哪个是我们所要的。环境问题因工业化过程而产生，但也只能经由工业技术才能对这些问题带来解决之道。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回归过去，让人类陷入无为的状态，而是要在太阳能、风能等能源中寻找积极主动的技术解决方案，来替代化石燃料。当化石燃料这个环境恶化的主要推手被铲除之际，人类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就能实现一种双赢的格局。
【值得熟记的句式与短语】
1.consumenaturalresourcesonanunprecedentedscale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去消耗自然资源
2.globalenvironmentalcampaigngainingmomentum全球范围内的环保运动势头日趋强劲
3.manypeopleinChinacallfortheprecedenceofenvironmentalprotectionovereconomicdevelopment中国国内的许多人便大声疾呼，相对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应被摆在首要位置。
4.strikeabalancebetweenthetwo在两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
5.toheightentheenvironmentalawareness提高环保意识
6.acompletestandstill彻底陷入停顿
7.exploitationofnaturalresources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8.tominimizeenvironmentalconsequences将环境后果降至最低限度
9.environmentalindustry环保产业
10.developsophisticatedtechnologiesthatcaneffectivelysafeguardourenvironment研发尖端的技术，真正有效地保护我们的环境
11.aprimitivesocietywhichisperfectlyecologicallyfriendlynoranindustrialcivilizationwhichisecologicallyhostile完全环境友好型的原始社会，或者是充满生态敌意的工业文明
12.onlytechnologiescandeliversolutionstothoseproblems只有技术才能对这些问题带来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