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暖的建议(6篇)
气候变暖的建议篇1
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个议题突然跃升到了讨论和争议的前台――并不是仅在这个或那个国家,而是遍及全世界。许多人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像参加一场战争那样动员起来,但在实际情形中,又没有什么可资辨认和挑战的敌人。
我们正在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危险:它们既无影又无踪,但潜在的后果又是灾难性的。不管别人告诉我们威胁有多大,正视这些威胁总是很难的,因为它们让人感觉不是太真实。同时,生活还得照旧下去,生活的一切快乐和压力也得照旧下去。
气候变化的政治学必须处理我所说的“吉登斯悖论”――即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然而,坐等它们变得有形,变得严重,那时定然是太迟了。
有关调查表明,大多数公众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威胁,但只有少数人愿意因此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在精英当中,气候变化屈尊成了一种姿态政治韬略,听起来宏伟壮阔,但内容空洞。
在科学家当中有着这样一种高度共识,即气候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危险的,引起气候变化的是人类活动。不过,也有一小部分科学家即所谓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反对这些论断,他们在媒体上也吸引了不少眼球。如果有人建议我们的驾驶员改变他的肆意浪费的方式,他总是会说:“不是还没有证实吗?”
现在政治家们已经觉醒过来,认识到了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许多国家最近也出台了各种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政策。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一道门槛已经被跨过了:大多数政治领导人现在已熟知由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险,以及应对这些危险的必要性。不过,这还只能算是第一波,将该议题纳入政治议程。第二波必须包括将它深植于我们的制度和公民的日常关切之中。
国际社会坐在了同一条船上,至少原则上是如此。旨在限制全球变暖的谈判已在联合国的各种会议上开始,最初在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1997年移到了京都,2007年则转往巴厘岛,目的都是想减少二氧化碳的全球排放。会议还在继续,但迄今为止具体收获还不多。
我想要作出这样一个让人吃惊的论断:在当前时期,我们还没有气候变化的政治。换句话说,我们还没有一套将控制全球变暖的雄心壮志变成现实的政治创新,而这是必须要有的。这是一种奇怪的并不可饶恕的缺失。
有许多人说,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难度太大的问题,在传统政治的范围内解决不了。我同意他们的说法,因为我们既有的政治思维方式确实需要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但是,我们还必须在已有的制度下活动,按照尊重代议制民主的方式行事。
国家将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活动者,因为它手头掌握的力量太多了,不管你是谈论国内政策还是谈论国际政策。谁也没有办法强迫国家去签署国际的协议,而且即使它们选择这样做了,执行协议的任何内容也主要还是一个个国家的责任。只有在碳价格处于某个需求层次,且戴上了必须从政治层面上制定出来并予以执行这顶桂冠之后,排放交易市场才能运转起来。
不提及绿色运动,你就无法讨论气候变化的政治,因为这场运动许多年来已经在环境政治上有了第一位的影响力。“走向绿色”差不多已经成为戮力限制气候变化的同义词。不过,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必须对绿色政治哲学来个去伪存真。
我认为,想找到任何一种试图在一定意义上“回到自然”的方法,都是不可能的。保守主义也许有一定的同情价值,但它在对抗全球变暖时本质上将是毫无作为的。事实上,它甚至有可能妨碍我们的努力。作为科技进步的结果,我们好久以前就已经冲破了用来把我们与自然界分开的樊篱。倘若我们严肃地对待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这类东西,而不是更少。
气候变暖的建议篇2
气候变化已成为影响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国际社会为抑制全球变暖付出诸多努力。气候政治正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形成的，它是国际社会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所作的各种政治努力，包括国际气候谈判、国际协约、减排义务以及一系列的国际行动。本文将气候政治看作一个系统（如图1），它是指在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主体与气候变化问题这一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对这一系统进行梳理和认识的基础之上，具体包括：气候政治的客体是什么，人类社会对这一客体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气候政治的主体又是什么，各主体在这一系统中处于什么地位？气候政治的内容是什么，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体现在什么方面？等等。本文试图通过建构此种分析框架厘清国内学者对于气候政治问题的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
1气候政治的客体
气候政治的客体是指气候政治指向的对象――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从科学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化，使得气候变化问题成为气候政治中的重要因素，吉登斯认为“我们如果再不把气候变化问题有效地纳入政策议程，那真的将会出现‘吉登斯悖论’的情形”1。作为气候政治的客体，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长期性、全球性、不确定性、渗透性、复杂性、威胁性等多重性质特点。国内学者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了解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需要明确气候变化问题的性质。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等多方面领域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性质的讨论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伴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认识水平的深化。从认识水平的发展演化来看，气候变化问题经历了从科学问题向政治问题的转化；从气候变化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来看，它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性质我们可用图2来表示：
其一，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人类认识到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与全球气温上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温室气体增加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科学界的共识。不过，肖巍等人也陈述了国际社会中的反对意见，如质问气候议题是一个阴谋论，甚至怀疑论者质疑温室气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2其二，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张海滨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占据着当今国际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主要表现在：第一，气候变化正在重新绘制国际政治版图，有些小岛屿国家正在慢慢消失或缩减；第二，气候变化严重威胁国际安全，将引发国际社会对能源、资源等的争夺；第三，气候变化对21世纪的地缘政治影响显著；第四，应对气候变化将导致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调整；第五，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受到强烈冲击。3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影响着世界政治，同时这一问题涉及众多的权力、利益关系，这是成为政治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三，气候变化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气候政治博弈争论的焦点是碳排放的处置问题，其背后隐藏的是对国家利益的争夺，并由此引发巨大的伦理冲突。华启合认为伦理冲突主要表现在：第一，蔑视发展中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权，与人道主义伦理原则相冲突；第二，凸显气候霸权主义，与国际公正伦理原则相冲突；第三，回避历史责任，与人类正义伦理原则相冲突。4总体而言，气候变化问题是科学问题、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用图3表示。
其次，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经历了由科学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化。徐再荣将国际社会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回应分为科学研究阶段、政治化阶段和气候谈判三个阶段；5张胜军将整个气候政治化的历程总结为科学认知阶段、气候变化作为因变量的政治阶段、气候变化作为自变量的政治阶段。6两位学者总结的三个阶段中，第一阶段都是作为科学问题进入国际社会，后两个阶段反映其作为政治问题进入国际政治。针对气候变化问题从科学领域进入政治领域的原因，不少学者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与全球变暖问题的严重性、国际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公众环保意识、日益活跃的环保运动等因素有关。徐再荣从科学界对全球变暖问题严重性的共识、近些年一系列的气候事件解释气候变化问题有必要进入政治领域，通过政治手段解决。7在此基础上，曾品元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全球变暖的后果直接关系到国际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及道义旗帜的重新标立。8李东燕认为公众的环保意识与社会环保运动也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同时强调气候变化问题进入政治领域与一个国家基于国内、国际政治斗争利益的获得有关系。9气候变化问题由科学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化，实际上是价值分化的过程。
2气候政治的主体
气候政治的主体是指参与气候政治的行动者。从国际层面讲，气候政治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区域联盟和个人；从国内层面讲，按行业属性分，行为主体主要包括传统产业利益集团、新兴产业利益集团和公益性利益集团等等，刘卿阐述了这些利益集团对美国气候政策制定的影响，它们通过政治献金、游说官员和制造舆论三条途径来影响气候政策，主要影响美国的气候立法、行政和司法。10曾品元认为科学范畴的气候科学转化为国际政治范畴的气候政治，其标志是影响国际政治发展趋势的四大要素都明显并直接地介入到气候领域，即国家、国际组织、传媒和个人。四大要素的介入主要体现在：第一，国家出于国际政治权力、经济发展利益和全球道德等因素的考虑，在气候政治中发挥作用；第二，国际组织在气候政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三，因传媒而形成的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动了气候政治化；第四，个人的力量尤其是在国际政治领域里起作用的个人对于气候政治化也起着推动作用。11
首先，国家或者国家联盟在气候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联合国气候谈判过程中，国家围绕着权力、利益和道义等因素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目前气候博弈呈现“三足鼎立”之势，分别为欧盟、“伞形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集团，其中“伞形集团”主要指以美国为首的欧盟之外的发达国家。12欧盟一直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保护，推动气候合作，推行较激进的减排措施，强调自己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领袖角色，采取许多政策、行动和方案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建立自身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与此相反，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美国在气候政治中的立场是拒绝承担量化的减排目标、反对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和资金支持，同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起量化的减排任务。这种立场具体表现在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采取消极的环境保护政策。庄贵阳认为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气候变化问题尚具科学不确定性；第二，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太大；第三，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没有“有效参与”温室气体减排对美国来说不公平。13尽管奥巴马政府推出气候新政，但这种气候政治立场的转变主要在于：第一，布什政府的保守环境政策使其处于被动地位；第二，美国期货政策的逐渐升温与众多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有关，尤其是受到新兴产业利益集团和公益性利益集团的影响；第三，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的客观性。14气候新政面临国内国际双重博弈，《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以失败告终。杨强等人从经济危机和政治原因方面解释了法案的失败，一方面经济危机使奥巴马政府和美国民众对气候议题的关注度下降，对推动参议院气候立法的力度减弱；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复杂的党派政治使气候议案甚至没能被付诸表决。15
气候政治博弈的实质是政治话语权、经济主导权和伦理价值取向的博弈16。在欧盟与美国的政治话语权和经济主导权之争中，欧盟争当政治话语权的领导者，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而美国之前的态度一直是拒绝承担减排任务，强调发展中国家承担责任，其实质是在国际气候问题上一方面要掣肘欧盟气候外交领导者地位的形成，另一方面奉行单边主义，将其“一超独霸”的国际地位延展至气候政治领域。17奥巴马的“绿色新政”表明美国正在收复政治话语权。
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由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领导的石油生产国、小岛联盟以及由其余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的第三个较为松散的利益集团组成。石油生产国担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会减少世界能源需求，影响其经济利益，因而反对所有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措施；小岛联盟最易受到气候变暖特别是海平面上升的不利影响，因此强烈要求尽早采取行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制止森林砍伐，并要求对它们进行援助，以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余的发展中国家强调公平问题，坚持经济发展是第一需要，发达国家应对全球环境负主要责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围绕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展开了经济利益之争。
其次，国际组织作为气候政治的主体之一，在全球气候政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它的职责是收集、整理世界各国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工作与成果，提出科学评价与政策建议。但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毕竟有限，张胜军认为国际组织的宗旨和职能不但是为国家服务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更多地体现出现有国际政治力量格局，比如联合国，这些国际组织总是服务于一些西方大国的偏好，而且难以抗拒来自大国的压力。18气候变化在成为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国际热点问题的时刻，一些主要排放大国和区域合作组织开始积极谋求在多边气候变化谈判之外，利用不同层次的区域协调机制促进气候变化合作。刘晨阳详细介绍了APEC气候变化合作的进展情况。19
3气候政治的内容
气候政治的内容是指气候政治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客体对主体的影响和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其中主体作用于客体又包括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以及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等等。此外，气候正义问题还是气候政治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哲学困境，是气候政治的内容之一。
3.1客体对主体的影响：气候变化问题正影响人类生活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危害性大。以我国为例，海平面上升导致我国陆地面积减少，加速国土质量下降；气候变化影响我国的淡水资源，增加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对农业生产布局、结构和成本产生影响，增加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度和强度，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和生活质量；气候变化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空间和潜力，影响我国主权；气候变化也会影响我国重大的国防和战略性工程以及军队建设20。总之，气候变化已经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作为政治问题，张海滨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并已经作为自变量影响气候政治。
3.2主体对客体的作用：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行动
从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来看，这种认识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庄贵阳认为这种认识过程可以反映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之中。第一次评估报告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科学认识上，第二次评估报告加深了对生态影响的分析，并对未来经济破坏和减排措施做出了粗略评价，两次评估报告主要是通过对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和政策工具进行综合描述、分类和比较，考虑“成本有效性”原则，衡量各种技术运行和排除减排政策实施可能面临的各种障碍，关注经济发展问题。第三次评估报告不仅考虑多种温室气体的“源”和“汇”问题，包括更多的政策选择工具，同时还考虑增强气候变化影响适应能力的政策设计，检验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21前三次评估内容的转变反映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从科学认识向环境保护的转移、再到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原则实现从发展、公平到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同样通过对IPCC四次评估报告进行分析，肖巍等人阐述国际社会利用有利证据证明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倡议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22常跟应等人利用已有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情况，结论表明中国民众清楚气候变化问题的原因和后果，并愿意采取行动配合减排行动。23在董敏杰等人看来，我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大致经历了注重环境含义、政治含义与经济含义三个阶段。过去，我国一直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量低、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强硬的、有时缺乏灵活性的立场使中国在国际谈判中赢得了“强硬路线者”的声誉。近年来，我国的气候变化立场稳中有“变”，在坚持不承担量化减排义务的同时，在相关领域表现出的更加积极、开放、合作的态度。24认识的深化使气候政治的主体逐渐深入了解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环境问题，更是涉及国家经济发展、国际社会公平与正义、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从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进程演化中看出，国际社会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关注从环境保护逐渐向可持续发展转变。
从气候政治主体的行动来看，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行动主要体现在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所作的各种努力，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成立国际性组织，如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等等。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国际性组织如IPCC等为气候谈判、规制和气候政策提供科学依据，25它们在世界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二，召开国际会议，进行国际气候谈判。国际谈判已成为促进气候政治化的重要力量，其中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推动力量最为明显，而谈判争论的实质在于对日渐稀缺的温室气体大气容量资源在国际间进行分配，限制无限度地使用这种环境容量资源。26肖巍等人分析了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焦点问题，他认为国际社会组织围绕着话语权、责任分配、合作意愿等问题而相互博弈，具体表现为谈判围绕如何确立中长期减排目标和减排指标展开。27在国际谈判中已逐渐形成国际气候制度，其框架包括减排义务、灵活机制、资金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减排义务的分担。国际谈判过程中先后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文件或决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制度，在这些文件比较重要的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路线图”。《公约》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应率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经济增长与消除贫困的正当的优先需要，对其减少其他排放任务未作明确规定。《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制定了明确的减排目标与时间表，其主要内容是：在第一个承诺期内，附件一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在履约方式上，允许发达国家采取灵活的政策和行动，包括“联合履行”、“清洁发展机制”与“排放贸易”三种机制；附件二国家在减少排放任务之外，还应当提供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资金，包括技术转让的资金。《议定书》的签署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气候谈判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采取减排措施，张胜军认为《议定书》一定程度将分化国际社会在气候领域的合作28。德班会议通过决议，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解振华表示，德班会议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一是坚持了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授权，坚持了双轨谈判机制，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就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作出安排；三是在资金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四是在坎昆协议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适应、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的机制安排；五是深入讨论了2022年后加强公约实施的安排，并明确了相关进程，向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29
从谈判进程分析可知，国家作为气候政治的主体参与气候谈判必然围绕着权力、利益等问题展开博弈，总体来看，谈判基本上涉及两大主要矛盾：第一，北方内部的矛盾，主要是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矛盾。第二，南北矛盾，其中有两个问题是它们关注的焦点：一是工业化国家关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问题；二是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和技术转让的问题。谈判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发达国家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准备做出什么承诺。争论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关于限排承诺方面的分歧。南北矛盾是气候谈判中最主要的矛盾，首先表现为南方对公平问题的强烈关注，主要集中于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具体包含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和技术方面到底做出何种承诺，其次是组织多边资金转移机制的定位问题，即应由哪个机构管理全球环境基金。30正因为谈判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利益分歧，气候谈判步履维艰，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日益困难，2011年召开的德班会议经过近两周的“马拉松式”谈判才达成协议。李东燕认为从国际政治学角度看，国际合作之所以难度大、进展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气候变化问题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第二，气候变化对各国威胁的程度不同，对多数国家来说，气候问题还没有形成现实、直接、明确、迫切的威胁；第三，在责、权、利关系上存在极大的不确定和不平衡；第四，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另一个严重阻碍是监督与核查的难度极大。31主要强调气候变化的威胁程度、相关的责权利关系以及气候治理缺陷对于国际合作的重要影响，实质上反映气候变化问题利益分化使得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张海滨认为，气候变化问题的长期性、不确定性、全球性以及渗透性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并加剧国际合作困难。32
其三，各国自主性的减排行动和环保行动，即各国的气候政策等。欧盟采取一系列措施减低温室气体排放量，诸多学者分析其立场、行动以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崔艳新整理了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进展及影响，33高小升等人从内因、外因角度分析其气候政策之因，以及在此基础上推测欧盟后京都气候政策的前景。34王文军则具体分析了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并得出结论认为英国在实践中已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气候变化应对政策。35也有研究者通过实证分析论证生态产业实力的大小与欧盟成员国气候政策及其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立场之间的相关关系，结论表明一个国家生态产业实力越强，就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其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也会越发积极与超前。36邢璐等人详细解读了欧盟碳减排目标分解方法，并提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37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包括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制定产业政策与经济激励政策等方面。德班会议中，我国表现出极大诚意，既坚持原则，努力维护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显示出一定的灵活性。解振华在德班会议中表示中国愿意有条件接受2022年后的量化减排协议，同时强烈批评一些发达国家拒不履行承诺、反而向发展中国家施压的做法。38许多学者分析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及其走向等问题。王文军等人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加国际气候制度的磋商，争取发展空间，充分利用国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借力欧盟，加强与广大发展国家的团结合作，保持与日本、77国集团等多边伙伴的交流与沟通，谨慎处理不利因素，尤其谨慎承诺减排义务，从本国利益出发保持合作的互惠性和独立性。39根据国际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段红霞认为我国气候政策应该关注如何平衡发展的机会和气候变化、如何确定满足发展和基本需求的碳预算、如何实施可持续能源体系的转型，旨在促进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为可持续良性发展开辟道路，并对国际温室气体减排起到促进作用。参照英国在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等方面的做法，王文军认为中国未来的节能政策应该从能源生产者入手，一方面鼓励无碳或低碳能源的研发与生产；另一方面通过价格税收政策，加大产品价值构成中的能源成本，实行碳税控制排放，激励企业实行低碳生产方式，同时对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和其他主要耗能行业的企业，切实实行淘汰、限制、允许和鼓励的差别电价政策。同时借鉴英国碳基金经验和排放贸易机制，优化碳税管理，设计国内碳预算机制。40
3.3气候正义问题
气候正义问题是气候政治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哲学困境。气候正义关切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在主权国家之间公平地划分气候权益和分担气候责任。41王苏春等人归纳了现阶段关于应该采取何种“气候正义原则”来分配有限的气候资源的看法，一种是将分配正义作为主要原则，另一种是将矫正正义作为主要的行动原则，但他从不同层面分析了这两种原则的缺陷和不足，并提出我们应尝试践行一种气候的“总体正义观”，以追求一种最大程度的公共善。42钱皓从气候变化的伦理视角出发，讨论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中的正义、权利、责任三大问题以及人类面对气候变暖所处的价值层面的基本困境。43王文军通过对“碳预算”方案的分析进而厘清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气候公平诉求，通过方案比较可以看出个方案对同一“公平原则”有不同阐释，其实质内含了对国家发展权的争夺从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气候政治中的博弈结果实质上反映气候变化问题的公平、正义问题，如何在主权国家之间公平地划分气候权益和分担气候责任，以及如何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地划分气候权益和责任是关乎气候政治能否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此种分析框架来看，国内研究者对于气候政治问题的研究比较丰富，探索了气候变化问题的性质和人类对它的认识实现从科学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变，陈述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为抑制全球变暖进行的各种努力，包括成立国际组织、开展国际谈判、国内气候政策等等，同时分析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利益分析、焦点问题、谈判本质，解释各国气候立场的原因等等。通过将气候政治看成一个系统，明确气候政治的客体、主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利于全面理解国内研究者对于气候政治问题的认识。
注释：
1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08.
2肖巍，钱箭星.“气候变化”：从科学到政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84～93.
3张海滨.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J].外交评论，2009，（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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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J].史学月刊，2003，（4）：11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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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J].史学月刊，2003，（4）：11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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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丰清，周苏玉.当前大国间气候政治博弈中的利益选择及其应然取向[J].社会主义研究，2010，（5）：12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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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肖巍，钱箭星.“气候变化”：从科学到政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84～93.
23常跟应，黄夫朋等.中国公众对全球气候变化认知与支持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研究――基于全球调查数据和与美国比较视角[J].地理科学，2012，（12）：1481-1487.
24董敏杰，李钢.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历程及主要经济体的态度与政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6）：13～21.
25肖巍，钱箭星.“气候变化”：从科学到政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84～93.
26邹骥，陈吉宁等.对布什政府取消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承诺的分析[J].环境保护，2001，（5）：36～38.
27肖巍，钱箭星.“气候变化”：从科学到政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84～93.
28张胜军.全球气候政治的变革与中国面临的三角难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10）：97～116.
29孙钰.德班：激烈交锋博弈艰难达成决议[J].环境保护，2011，（23）：45～46.
30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J].史学月刊，2003，（4）：11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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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的建议篇3
关键词:气候变暖;二氧化碳政策;节能技术研发体系
中图分类号:P4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 (2010)21-0104-02
气候变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1997年12月《京都议定书》的通过,并于2005年2月16日的正式生效,标志着全球致力于治理气候变暖问题的开始。
全球变暖不仅是气候和全球环境领域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人类社会生产、消费、生活方式以及自下而上空间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追究其因,大多数科学家普遍认为人类活动所释放的大量二氧化碳是引起全球变暖的最主要原因。
随着发展中国家在重工业上的投资以及世界能源和运输需求的增长,温室气体年排放量正在不断上升。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结论,从19世纪后期到现在的100多年中,全球近地面气温平均升高了0.3℃～0.6℃;而与此同时,全球海平面平均升高了0.1～0.2m。如果不采取任何控制措施,按现有的CO2排放速率,到21世纪中叶全球大气中的CO2浓度可能达到现在两倍。据IPCC的估计,这将导致地球气温升高1.5℃～4.5℃,造成全球海平面上升
(2.5～5)×10-3m。这将导致生态系统的灾难,主要粮食作物的大量减产,岛国及沿海城市由于海平面的上升而被淹。
1二氧化碳减排政策
各国在实现二氧化碳减排过程中,可以选择的政策方案很多,可以是经济的或准经济的政策,比如碳税、税收、补贴、排放权交易、复合排放权交易制度等,也可以是非经济手段,比如政府规制、绩效标准等。在现实政策的制定中,都是在确定一定的减排目标的基础上,综合权衡各种政策利弊,再选取合适的政策工具或政策工具组合。在各种政策工具之中,碳税与排放权交易制度是被经济学家们公认最有效的减排政策工具。
各国需要在国际性协作框架内采取各自的政策措施。对于大部分发达国家来说,《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其碳减排的目标和时间表,那么他们就需要根据这些既定的目标运用相关的政策工具去制定其国内的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虽然并无具体的目标和时间表,但这不表示其没有碳减排的国际责任,在经济可承受的范围内,需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或排放标准等,也可通过国际协作来达到减排的效果,比如参与全球性的清洁发展机制(CDM)。
1.1主要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
主要发达国家在二氧化碳减排上都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政策,而且也收到了不同成效,有现金补贴、税收政策、低息贷款、节能技术研发及服务体系的建立、信息共享、公众宣传教育等各方面的扶持政策,以下为发达国家在该政策上一些成功的案例。
1.1.1财政政策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提供的政策中都包含了该项政策,这主要是因为节能减排工作的困难是非常大的,其投资也是非常巨大的,巨大的投资导致必须由国家引领来减少因过大投资导致企业风险的增大,加拿大建立了气候变化基金、伙伴合作基金、研究基金等来规避风险、促进工作;英国对节能设备投资和技术开发项目给与贴息贷款或免(低)息贷款,2002年节能基金的2亿英镑预算中,25%用于贴息贷款,其中1000万英镑是无息贷款,对公布的节能设备目录,实施加速折旧政策。日本对节能设备推广、示范项目实行补贴等,经济产业省每年财政拨款380亿日元(约3亿美元),用于补贴家庭和楼房能源管理系统和高效热水器等。此外,意大利、法国等国也采取了相应的财政政策。
1.1.2低息贷款日本实行为政策性银行给予低息贷款,以鼓励节能设备的推广应用。
1.1.3税收政策税收政策也是一项非常有力度的措施。2003年7月31日美国决定在今后十年对能源效率、替代燃料和可再生燃料等领域实施减免能源税政策。对新建建筑和各种节能型设备根据所判定的能效指标不同,减税额度分别为10%或20%,鼓励推广乙醇汽油,对每吨乙醇补贴1400～1500元。法国采取的税收政策为,征收汽车燃料税和新的环境污染税。实施税收减免政策,主要包括对家庭保温和供暖设备以及高效锅炉的安装减免所得税;工业领域能源效率技术投资第一年实施加速折旧制度,并少征商业税;对节能进行投资的公司在节能设备使用和租赁中的盈利免税。日本对使用列入目录的111种节能设备实行特别折旧和税收减免优惠,减免的税收约占设备购置成本的7%,大大鼓励了节能设备的生产。意大利从1998年开始实施二氧化碳-能源税收政策,于2004年全面实施。2000年政府决定从1999年的碳税中提取3000亿里拉用于减排温室气体,包括推广可再生能源和促进能源效率提高。(1)节能技术研发及服务体系的建立:在这方面,德国做得非常有成效。德国高度重视节能技术研发及服务体系建设,加快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深挖管理节能潜力,建立高效节能咨询机构,注重发挥行业协会在节能减排工作中的作用,不仅给予政策倾斜,而且给予资金扶持,使得行业协会得以健康发展,协会的职能也得到很好的履行。(2)信息共享:德国坚持统计信息的共享、公开,为社会服务,这样能源统计不仅能准确掌握能源消耗量和利用水平,更重要的是对提高经济效益有帮助。(3)公众宣传教育: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节能减排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增强民众的节能意识非常重要。德国政府认为,政府高级官员不定期与民众举行研讨会,就政府的相关政策进行研讨,听取意见,并鼓励民众对政府、企业在节能与环保领域的工作进行监督。每年在全国开展节能知识和技能竞赛,对优胜者给予奖励,不仅增强了民众的节能意识,还宣传了节能知识。
1.2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
以中国为例,中国的能源构成以煤炭为主,中国能源消费中有70%是煤炭,其中发电用煤占60%左右。中国目前每年生产和消费的化石能源约占全球能源和消费总量的10%,这相当于排放出全球CO2总排放量的10%。
因此,中国作为当前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承受着非常大的国际压力,虽然《京都议定书》中当前没有对中国及其他大排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中国家进行限制,但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的任务势在必行。2009年8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研究部署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关工作,审议并原则通过《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草案)》。会议指出,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人类社会生存和各国发展。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又是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充分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主张通过切实有效的国际合作,携手努力,共同应对。我国将继续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基本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主张哥本哈根会议应严格遵循巴厘路线图授权,进一步加强《公约》及《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统筹考虑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我们从国情和实际出发,承担与我国发展阶段、应负责任和实际能力相称的国际义务,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2结论
综上所述,全球变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问题,解决的任务是繁重的、紧迫的。
首先,各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态度是认真、积极的,采取的策略也是多种多样的。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进行温室气体的减排,所以各发达国家都在努力进行节能减排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虽然美国等发达国家没有签署该议定书,但仍然在该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施工作。发达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
其次,虽然目前各国已经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但这些工作相对于节能减排这个大工程而言,还远远不能达到要求,如在立法、政策扶持、技术突破等方面,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再次,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中国等,虽然没有被列入有减排义务的国家当中,但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所采取的措施是积极的。
最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上还需要作进一步努力,这些努力主要体现在:(1)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作为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依据;(2)抓好国家方案的落实。努力实现“十一五”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到10%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20%等目标。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完善和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3)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紧密结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决策部署,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4)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综合能力建设。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开展低碳经济试点示范,推动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措施的实施保障能力;健全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体系。加快建立相配套的法规和政策体系,制订相应的标准、监测和考核规范,健全必要的管理体系和监督实施机制;(5)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继续对外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话与交流,拓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渠道,加快资金、技术和人才引进,有效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低碳技术和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支持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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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的建议篇4
关键词：碳政治；吉登斯悖论；经济人；气候分配正义
中圖分类号：D8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3758（2012）05-0422-05
以气候变化为表象的新能源问题成为一个有争议的战场，表现在经济上是利益分割，文化上是正义与平等的多元思想碰撞，社会上是转型时期的有序化与科学发展，政治上就是权势转移与国际合作。在国际无政府主义和理性经济人的预设下，现代性的困境表现为缺乏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治理和对国家有限理的约束，无法解决全球变暖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温室气体排放“外部性”特征是任何一个国家力所不及的事情，一国国内碳排放行为对别国造成的损害往往得不到正常的解决，所以必须通过国际间合作才能有效解决。
一、现代性视阈下“碳政治”的失灵
“碳政治”所推行的国际制度的效用发挥就是达成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不断推动各国灾害与利益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另一方面，遏制气候变暖的国际制度也在不断谈判与纠错中达成共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圖”、《哥本哈根协议》等都是在利益交融与撞击中达成的互动式契约。“碳政治”在现代民主制度中通过气候协议等国际制度的达成一方面创造着新的自由与经济繁荣，而另一方面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有关气候变化及其严重后果的论证在科学上的确定性每一年都在增加，但是现有的国际制度不能对气候恶化作出恰当的行动。这一事实被气候政治学称为“吉登斯悖论”，是指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变暖是关涉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在国际政治意识中被无限放大，而这样的大问题在人类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却被放逐，理念的终极与行动的世俗之间的距离的不可跨越，导致环境问题永远是一个装饰，而不能形成支柱。那么气候政治学在现代民主制度预设下能否有效解决“吉登斯悖论”？
1.“大灾难”预设下的“碳政治”哲学观点
全球工业化进程引起温室气体导致地球变暖给环境造成的压力和对人类生存产生的威胁已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被人类接受并不断思考未来命运的可能。“碳政治”最初的立意就是突破现有人类生存的极限，力求建立一种新的生态政治哲学观念以抵御自由主义财富和利益至上的价值观。
“碳政治”是新型国际政治，以生存和生态系统的和谐为基础，在人与自然和谐的语境中表达人类对世界未来的正义关怀。传统的能源政治以“利益”为主导，强调人类对资源的占有以及在人与自然相对抗的范式中表达人类积累财富的物质欲求，强调能源经济带来的高效社会，不仅满足每个人的物质需要，而且形成国家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然而这种从能源经济上控制世界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排斥了对世界未来的真实关怀，它过分强调个人的行为自由、权利自由而忽视生存和生态系统的和谐。
“碳政治”的提出就是对传统能源政治所创造的个人主义哲学神话的颠覆，它要求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中寻求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这样的理想诉求恰是与民主制和自由主义所依赖的能源经济的高速增长相背离。民主制和自由主义不能对能源经济引发的环境危机作出积极反应，在某种情况下还会对环境危机的恶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说“碳政治”对传统能源政治的驳斥不能单纯地落到物质性的气候变暖，应结合对西方文明方式的反思，才能了解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本所在，它涉及现代世界文化安全与文明模式的转换，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四位一体”的建设是以毁灭地球为代价的。不言而喻，资本主义的到来加剧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性矛盾，也是资本主义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矛盾。
2.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对“碳政治”的褫夺
从地球安全的愿景出发坚持生态社会主义的“碳政治”的提出，应该是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增长神话的颠覆。它批判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基础上的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伴随着能源消耗和大量的有害废弃物的排放。对资本文明增长的关注与对全球变暖危险的冷漠之间的对抗证明了“吉登斯悖论”的历史现实性，它让人们清醒认识被资本主义奉为圣杯的“利润和生产之神”的局限性，从而表达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中探索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新途径的必要，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意义就是致力于生命的延续和人类的安全。那么，建立在气候协议基础上的“碳政治”能否成为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出路？首先，建立在气候协议基础上的“碳政治”是现代国家的交往原则，其本质是服从主流经济学资本原则下的运行；其次，现今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学虽说有自然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重话语的关注，但是它还主要满足国际帕累托主义原则，以假借抵御全球变暖的策略实现经济的合作共赢为真实目的；第三，国际帕累托主义不是一条伦理原则，而是一种利益性的制约因素，它从各个国家的实际利益和有限道德观出发，以社会财富的最大增进作为“碳政治”运行的有效机制，这个目的足以证明通过气候协议来实现地球安全的愿景是一个骗局。
“气候门”事件披露了气象学家自己对气候变暖也表示怀疑的真实动机，认为现存用于证明气候变暖的数据已被人为修改以满足政客和垄断集团的经济利益。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建立在气候协议基础上的“碳政治”现代交往原则的真相，说明在自由民主政治模式下的“碳政治”的运行宛如新瓶装旧酒。在2011年底德班会议上，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对从2013年起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决议的抵触情绪，充分反映了自由民主机制下“碳政治”理想的失败。
因此，以生存和生态系统的和谐为基础的“碳政治”的理想诉求在气候协议层面存在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不能超越自由主义。他们一方面大肆宣扬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已经超越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在气候就是利益的“真理”面前攫取“碳交易”带来的丰厚利润。因此，建立在气候协议基础上的“碳政治”是指在资本原则主导下，通过对减排工程的技术干预，运用广泛理解的政策和技术拟定一个安全地球的愿景来达到全球资本的重组，实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新的经济垄断。
3.现代性视阈下“碳政治”的失灵
通过前文的讨论，笔者认为：建立在气候协议基础上的“碳政治”的运行无法解决“吉登斯悖论”，因此“碳政治”的失灵根本上是民主制度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失灵。正如大卫？希尔曼在《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中所说：“自由民主及其制度已从最初的利他主义变成了强国的一种机制，以便强国通过商业侵略来控制世界，……我们身体和思想的自由以及物质上的富足，提供了一种舒适的生活方式，……因为物质主义的优越性已经处于危险之中。这些物质的考虑已经篡夺了民主的理论属性的地位。”大卫？希尔曼强调民主自身的核心已经被物质主义褫夺，它是毁灭环境的无形杀手，现代民主对科学的形而上学和技术理性的过分推崇、对个人自我利益的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的至上性强化，使民主自身处于被挟持状态，它们从民主自身中被培育出来但又是民主自身无法克服的价值观。如果运用庄子的“吊诡”（paradox）来表述可能更容易理解，就是人类智慧创造一种制度，而这种智慧又被一种相反的力量所运用并被驾驭。因此说西方民主制度下的“碳政治”的探讨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意识沉浸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工业主义、个人主义的享乐意识中难以自拔。
2005年2月，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英国首相布莱尔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我们想拿出一种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或者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这种解决方案是否正义并不重要，只不过不会有人同意这种方案。人们沉浸在消费社会所提供的精神安逸与物质享乐之中，“劝服美国公众相信气候变化的危险比劝服其他国家公众要难得多”。这充分说明英国人、美国人以及世界大部分人口不愿以减少能源消费的代价来缩小未来可能遭遇的社会风险。面对“吉登斯悖论”难以实行的社会基础，经济学一直承担气候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角：未来贴现、B计划以及托马斯？弗里德曼等大肆吹捧针对环境变化的技术创新，其实质是“将这个问题描绘成在绿色技术上打算勇夺第一的国家与可以拯救世界的市场之间的一场赛跑”，其目的是以技术赢取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和以利他主义原则赢取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口实。
二、“碳政治”与现代市场机制
民主的“吊诡”演绎反倒使“碳政治”遭遇了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绑架，为新古典经济学受宠提供历史机会。现代民主制度下市场经济运行遵循的市场经济人观是服从理性的“经济人”原则下的个人利己主义。
1.市场经济人观与现代文明主宰模式的同构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因此“经济人”自利原则在亚当？斯密的理念中被理解为：人总是在自爱心的引导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个人自我权利为内容的自利意识形态表述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效用论的价值观，“自利最大化的算计理性”被看作是现代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最基本也最普遍的人类行为动因，自利的市场规则获得普适性，成为现代社会最为有效的人类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准则，个体的道德利己主义形成为个人自我权利的内核。
“经济人”模型表面上看来是一个“中性”概念，国内很多学者也多从这一中性内涵出发强调经济人创造的机会平等和社会进步的正义原则，但对这个概念深究下去，就会发现个体道德利己主义导致的社会公正秩序的瓦解，它是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危机所在。“在这里，我们发现，独立的自我本质上已成为被剥夺者，他已过于单薄，单薄得难以获得其日常意义上的应得。因为应得的要求是以具有深厚构成的自我为先决前提的，惟有这样的自我才有能力占有日常意义上的价值。”桑德尔所指的独立的自我本质就是现代经济人，他是自由主义的实践主体。由经济人引出的能力社会以及强制社会进步等原则导致的现代人的非人化生存状态，它既是对人自身自然能力的摧毁，也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所在。“自由主义教导人们尊重自我和目的之间的距离，而当这一距离消失时，我们也就被淹没在一种陌生的环境中。”自由主义的自身局限使其很难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经济人”即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自由主义的个人利己主义道德观，它作为现代文明的主宰模式的实践主体，在还没进入历史之前就已经被“意识形态”的彩色布帘遮住双眼，因此必然引起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
以“碳政治”为契机的生态文明主宰方式就是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中发展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人观作为一种反力量竭力把“碳政治”新人观吸纳到旧的文明体中，试圖用旧的文明体来完成对“碳政治”人观的改造，尽管“碳政治”新人观被强大的现代市场吸盘所吸引而无力表达出历史的新诉求，但人们已经从气候变化的政治学中摒弃其调和的立场而直接透视生态社会主义的曙光。
2.温室气体排放是最大市场失灵
西方气候政治学者强调：“温室气体排放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市场失灵。”温室气体排放的外部性是现代市场机制的缺陷（缺陷是指强调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的有限正义分配，它达不到世界公民意义上的全球正义分配）。因此，所谓的“外部性”也就成为西方气候学者表述市场失灵的有效根据。如何把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而引起的灾变纳入到利益考虑之中呢？不仅考虑个人利益，还要考虑到他人和整体的利益。
假如我们使用的私家车，一年行驶一万英里，每加仑汽油能供汽车行驶28英里，那么你的汽车一年碳排放量为一吨。如果以二氧化碳排放的重量计算，二氧化碳排放的计算重量是以碳计算的排放重量的3.67倍，那么你的汽车一年排放的二氧化碳为4吨左右。那么，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4吨重的二氧化碳排放导致温室气体效应在市场机制中应该如何得到解决？传统的经济学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汽车尾气造成的碳排放没有给予考虑。如何把汽车尾气造成的对他人身体伤害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而引起的灾变同时纳入到利益考虑之中呢？考虑到温室气体排放从时间上作用时间长，空间上作用范围广，以及风险的集中性和潜在的破坏性规模强大等特点，把温室气体的排放视为负的自然资本，将减排视为对自然资本的投资。诺德豪斯秉承了斯特恩“贴现”的方法，试圖通过贴现率来实现代际间环境分配。
贴现率原本是人们用未到期的债券作抵押向银行融通资金时，银行扣除利息损失的折扣率，相当于流行的利息率。当社会学家用社会贴现率来表达社会对未来的关心程度时，得出一个结论：一个高的社会贴现率就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责任感减弱，只看重眼前利益。社会贴现率上升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会导致社会诚信度降低，危机四伏。社会贴现率有如基尼系数，对社会具有警示作用。经济学家聚焦于财富、收入和消费来补偿后代人的生存命运的贴现计算方法的风险性表现于：在这样的模型中，社会福利的计算方法是把每一个当代人的效用和每一个后代人的加权效用相叠加，导致环境服务成本价格加大，贴现系数随之加大，而相应的社会贴现率升高，由社会贴现程度的升高说明未来的损失不重要，只有眼前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所谓的“想后”的议题又转变为“思前”的利益问题，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只是当事人的幸福。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对未来的贴现与对未来的风险同在，他说：“社会心理学家所谓的‘未来贴现’进一步加剧了‘吉登斯悖论，——更准确地讲，你可以说‘未来贴现，是‘吉登斯悖论’的次生概念。与它带给当前的现实性相比，人们发现它很难给未来带去同等水平的现实性。因此，现在获得的一点点报酬，通常会被当做和一段时间之后获得的更大的报酬相等值。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风险”。
由于未将二氧化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计入到私家车使用的过程中，意味着现在驾驶者把社会成本强加在别人身上，不会为这些排放支付成本。但是在排放受到限制的情形下，可以用“碳价格”作为市场的信号，把未来经济和环境系统变化等社会成本也纳入到市场，这种把消费与未来道德义务叠加的新的社会消费观是西方气候变化政治学者关于气候变暖的经济政策选择，也是其有关气候变暖学说政策的最终落实的根据。然而这种最优政策与最终经济效益相挂钩的思考方式没有走出新古典经济学道德利己主义原则，因此说“碳政治”与市场失灵是气候变化政治学者的主观臆想，其实质是在传统经济学体制下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哀怨。
三、气候分配正义下的“碳政治”实质解释
气候变暖的建议篇5
［关键词］全球变暖；碳金融；碳币
从1977年的国际气候大会开始，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逐渐走上国际会议的舞台，与此同时得到科学界和经济界的广泛关注。从经济学角度看，大气环境容量是一种全球性的公共物品，其承载和自净能力有限，各排放主体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倾向于通过增加产量来提高收入，而不顾由此所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对大气环境容量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任其发展，将最终导致大气环境容量的崩溃，再现“公地悲剧”。
目前，将负外部效应内部化的经济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庇古税，一是科斯的产权理论。庇古认为企业的财务报表只纳入私人成本，仅考虑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忽略了自己产生的社会成本，使得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导致市场失灵。庇古建议政府通过对产生负经济外部性的企业征税，增加企业所产生的私人成本直至等同于社会成本，将企业的负外部性内部化。按照科斯的理论，当大气环境容量的产权明晰并可转让之后，排放者通过市场交易等方式来获得其使用权，从而其稀缺性价格会通过市场机制反映出来。此时，排放者的私人边际成本因为已加上使用大气环境容量的边际成本而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温室气体排放的负外部性得以内部化。在这一机制安排下，有实力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减排的主体因可以通过出售多余减排单位来获利，会更有动力进行超额减排；而不具备实力的主体可以通过交易降低减排成本，从而促进社会减排总成本的降低。因此，依照科斯产权理论所构建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是一种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消除温室气体排放行为负外部性、促进减排的选择。
为了应对基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的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1994年3月生效。另外，为使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更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具有量化目标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2008—2012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在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减少5.2％。《京都议定书》设立了三种借助“市场”运行的“遵约机制”:排放交易（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这三种机制的目的，就是试图把碳排放额度作为一种商品在各国间交易转让，剩余的碳排放额度是交易的对象。它使得温室气体减排量可以像金融产品一样进行交易，从而催生了全球碳市场。碳金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是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机制和金融方法的统称，包括银行“绿色信贷”、低碳项目直接投融资、温室气体排放权及衍生品的创制和交易、相关金融中介服务等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
当全球变暖几乎成为全世界的共识、碳金融成为世界金融的一种潮流时，我们国家也正赶在这条路上。但从“气候门”事件爆发后，我们更需要谨慎地思考碳金融发展的源头的真实性、碳金融工具的可靠性以及碳金融背后的政治博弈。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对碳金融发展进行探讨。
1碳金融发展基础的真实性
基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评估报告，全球每个角落都在为迎接一场大自然向人类的挑战而疲于奔走，然而人们似乎从未质疑过这媒体广泛宣传的所谓人类浩劫。就在哥本哈根会议前一周，几位顶级科学家之间的电邮往来被曝光，揭开了这场有史以来最大的“全球变暖”科学欺诈丑闻：被抓住的人是供职于英国东安吉里亚大学的气候研究所（cru）的科学家。无法辩驳的事情真相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顶级科学家们刻意伪造数据和制造科学欺诈的行为!他们就是拿着经过修改后的数据，大言不惭地宣布，人类驾驶汽车和燃烧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正在造成巨大的气候灾难!
郎咸平曾撰文批评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在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中对数据图形的错误解读。如下页图所示，戈尔由此图得出的结论是，二氧化碳与全球气温曲线形状吻合，正是二氧化碳推高了全球气温的上扬。但他的结论与图中柱状部分的800年所反映的事实是矛盾的。在这800年期间，二氧化碳浓度在上升，而气温是在下降的，气温先达到了峰值后二氧化碳浓度的峰值才出现。这就恰好说明，正是气温的变化使得二氧化碳发生了同向变化，是气温上升决定了二氧化碳的上升，而非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而致使全球气温上扬。
24万年前全球气温与二氧化碳关系图
澳大利亚地质学家伊安•普利莫尔这样说过，二氧化碳是植物不可缺少的养料，而且气候变化是持续的自然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由太阳活动决定，人类活动的影响不大。
我国也有学者质疑全球变暖的论断，如汪建君就在中国科学院院刊发表过他的观点，他指出：“由人类造成的碳排放每年最新的估计是8.6gt，人类每年增加1%左右的碳排放。大气含碳总量为780gt，表层海洋含碳总量为1000gt，植被土壤等含碳为2000gt，地壳和深海含碳38000gt。海洋和大气每年交换90gt碳，植被和大气每年交换100gt碳，海洋生物和海洋之间交换50gt碳，表层海洋和深海及地壳交换碳40gt。海洋和大气每年交换的碳即相当于人类活动产生的co2的10倍左右。”同时他又认为：“co2的重要性之一在于其可以吸收一定波段的红外辐射，从而导致地球温度上升，这是温室气体最为重要的特性。但h2o实际上才是空气中最重要的温室气体，h2o的红外吸收波段是co2的3倍，空气中水的含量是co2的33倍左右，其温室效应是co2的100倍。沙漠是水蒸气温室效应的实例说明，由于沙漠上空水蒸气含量极低，不能有效保留白天的热量，昼夜温差巨大。”也就是说，二氧化碳在大气的比例不过是0.03%，同时由于人类活动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仅是生态系统碳排放的极小部分，将全球变暖归结于人类排放过多的二氧化碳实在是言过其实。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赵宗慈分析指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即ipcc，在四次评估报告中都过分强调了人为因素，实际上，对于气候的研究要考虑多种自然因素。赵宗慈认为，人为因素仅会让中国平均温度上升0.5摄氏度，但自然因素却将使得中国在2022—2030年之间的平均温度下降0.8摄氏度，也就是说中国的气候将会越来越冷。而更多的科学家则认为，影响地球气候的因素比较复杂，目前断言说地球正在变暖或变冷，都为时过早。
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告诉我们，低碳问题存在着巨大争议。随着“气候门”事件的爆发，联合国ipcc的科学家私自篡改数据以迎合全球变暖的事实令全世界震惊。国内的许多学者也相继表示：全球变暖存在巨大争议，低碳不等于环保!
2碳币的可行性
碳币是指实际碳减排量高于所分配的碳减排指标的“超额减排量”，基于《京都议会书》的三种机制，它能在国际市场上交易，这个超额减排量相当于该国的一笔额外财富，也即发行了一种碳货币。显然，碳币跟分配到的碳减排指标息息相关。谁在减排目标的制定上拥有着更多的主动权，谁就在碳币体系下拥有着更多的选择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显然处于弱势。我国学者丁仲礼等人在《中国科学》发表的《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方案评估及中国长期排放权讨论》一文中对ipcc，undp和oecd等7个全球co2减排方案做了模拟，其研究结果是：在分配2006—2050年各国排放权时，这些方案不但没有考虑历史上（1900—200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已是发展中国家7.54倍的事实，而且还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6.7倍的人均未来排放权，这将大大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
此外，碳币不同于黄金和国家信用，它只是一种由部分国家制定出的规则而促成的交易，这种交易在未来的金融市场将被创造与衍生成更多的金融产品，而最终具有货币的职能。但是支撑碳币的是由人为规定的碳排放目标和在碳排放权交易中形成的“交易信用关系”。而碳排放目标的制定和类似于《哥本哈根协议》之类的国际规则不可能代表所有国家的利益，因而这种信用关系带有着比国家信用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平等性。如果这种碳排放权交易的信用关系充当了信用货币的货币本位，那么它在给世界金融市场带来更大风险的同时，势必也会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使世界货币体系变得更加脆弱。
3碳金融的政治意图
2009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它告诉了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金融工具是把双刃剑，能促进资产的流动，亦能加速风险在全球的传递。在碳金融发展的源头可能是个童话的基础上，过分地迷信通过市场来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似乎不是个谨慎之举，令人担心的是这可能从头开始就是个陷阱——西方国家以低碳经济为手段，制定出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减排标准，并以此来维护他们在世界上的主导权和经济优势，压制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2009年12月的全球气候会议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政府做了承诺：到2022年时单位gdp碳排放将比2005年减少40%到45%。但是我们似乎掉进了陷阱——为减排而减排的陷阱。近期网上热议的两个事件值得我们深思。一是河北安平县为达节能减排的目标拉闸限电。安平县2010年节能指标下降6.6%，但前六个月只完成0.9%的任务量。在市政府的指标要求下，当地计划从2010年9月3日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对全县分3批实施限电，每批限电22小时。这个措施不仅居民家受到影响，就连医院和红绿灯也遭停电。二是河南林州为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停止供暖。在全年最寒冷的三九时节，河南省林州市停止了集中供暖，从2010年1月5日至12日，已经停暖6天。林州市长热线回复市民：今年冬天将为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停止供暖。如果我们的减排承诺是通过牺牲民生兑现的，那么这种守信的意义何在呢？
当然，环境问题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对碳交易与碳金融的冷思考并不是反对走低碳经济道路。只是想再次强调：任何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民生，不是承诺，也不是国际压力。立足于我国国情，治理我们的环境、调整我们的发展结构，让碳金融热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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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的建议篇6
21世纪，全世界政治家和学者讨论得最多的热点话题之一便是地球温暖化与气候变迁。近一万年中，地球大气平均温度仅升高不到2℃，但最近的两百年中，全球的平均温度却上升了1.6℃。照此速度发展下去，到2030年或205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1.5至4.5℃，是过去的5至10倍。据统计，建筑能耗占各类总能耗的30以上，因此，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节约自然资源，减缓全球变暖方面，建筑节能职责重大。
2004年末，我国各地区城市实有住宅建筑面积共96.2亿m2，2004年全国城镇又新建住宅竣工面积5.7亿m2，此外，全国农村还新建住宅面积6.8亿m2，规模十分巨大。而建设部部长指出，我国建筑能耗是相同气候条件发达国家的2至3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建设系统资源节约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节能便成为我国实现与自然和谐发展、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以暖通空调为主的建筑能耗在总能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建筑节能就具有保护地球环境更深层次的意义。据估算，我国一栋20000m2的使用热泵空调的办公楼，其温室气体排放量达700t/a，而日本仅为390t/a，我国的建筑用能水平不高（例如上海的人均用电量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室内环境的标准也不高（例如办公楼内照明标准仅100-200xl，而日本则在500xl以上），在这样的前提下，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却几乎是日本的一倍。则只能说明我国的能源转换效率低下，建筑节能技术落后，这些都急需改进。
2、CFC对环境的影响
所谓CFC（chloroflurocarbons），即氯氟烃类物质，也就是人们常提及的氟里昂。由于其化学性能的稳定，近百年来被广泛的应用于空调、制冷行业的保温与传热。当随着人们知识的日益丰富，人们也逐渐开始意识到CFC的大量使用与排放，对自然造成力极大的伤害。1974年，美国加州大学的Molina和Rouland教授首先提出，CFC的排放会造成臭氧层的破坏（所谓臭氧层是指在大气平流层距地20km处，地球上80的臭氧集中于此，形成一低浓度的臭氧层，它吸收了太阳光中99的高强度紫外线，使地球成为适宜人类生存的空间），而此前后的一系列研究也表明了上述观点：1969年，美国宇航局首次发现大气臭氧呈下降趋势；1985年，英国南极考察队发现南极上空臭氧空洞面积几乎相当于美国国土总面积，臭氧浓度约下降40；1987年北极联合考察队也发现CFC浓度高于预计50倍，并发现臭氧空洞；同时，我国的研究表明，华南和东北臭氧浓度下降约3，西北出现臭氧空洞。这一切都给人类敲响了警钟。
研究同时表明，臭氧浓度每下降1，紫外线强度将增加2.紫外线强度的增加，直接影响人体健康：使人体免疫力下降，体内蛋白质及DNA受破坏，是皮肤癌及白内障增加。同时它还影响海洋生物、植物的生长生存：紫外线的过量照射引起海洋生物死亡将破坏自然界的食物链。此外，CFC在生产使用过程中造成的能量消耗及CO2引起温室效应，紫外线的增加还会加剧高分子化合物的产生。
3、观点与对策
当前世界面临的巨大环境挑战亟待解决，暖通空调制冷行业也不例外。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为了拯救人类的家园，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3次大会通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日本京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了各缔约方到2010年所承担的包括CO2在内的6种温室气体的减排量。尽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但作为占地球村居民总数1/5的大国，保护人类家园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它同样关系到我们将留给子孙后代一片怎样的天空。作为暖通空调行业，我们当前应做的就是制定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建筑节能标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我国政府也正是这样做的，2001年，我国出台了自己的建筑节能标准，各省建筑节能标准也陆续出台。
在CFC问题上，国际上有识之士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85年9月，维也纳会议首次就CFC问题发表了维也纳公约；1987年9月，联合国外长会议达成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协定》，1989年9月，发表了保护臭氧层的赫尔辛基宣言，并提出发展中国家问题；1991年6月，中国首次参加了内罗毕会议，修正了蒙特利尔协定；1992年12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HCFC列入了受控范围。从目前情况来看，在发达国家，1995年底发达国家CFC已被禁用，发展中国家也将在2005禁用。就近期来说，暖通空调行业主要以CFC的回收和再利用为主，在其基础上尽量减少CFC的排放；就长远而言，则应积极寻找替代工质。
3、结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与成两位数增长的经济相伴随的是对环境的毁灭性破坏。温室效应、臭氧空洞、工业污染、水污染及以土地荒漠化都是与市场的慷慨赠与相伴而来的一些主要危害。每年，我国大城市由环境污染而造成的患病人数大幅增加。“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有专家认为，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201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将比2005年增加10～20，因此，在各行各业中，环境保护，与自然界协调发展已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于暖通空调制冷行业，必须树立起一种跨时空的全新道德观以约束我们的行动，在考虑到我们需求的同时，决不能对子孙后代满足他们需要的可能性构成危害。从一定意义上说，协调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从目前来说，应当本着事实就是的态度，努力解决好建筑能耗及CFC方面的问题，为自己和子孙后代留下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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