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会主持人技巧范例(3篇)

晚会主持人技巧范文

2005年，马克西姆・里萨诺夫在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火”了一把，那次他与小提琴家杜梅合作，演奏了莫扎特《降E大调小提琴、中提琴交响协奏曲》。今年，这位乌克兰小伙子再次来到北京，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开了一场音乐会。

当晚音乐会的上半场是里萨诺夫的专场，他与余隆指挥的乐团一起，演奏了布鲁赫的《F大调浪漫曲―为中提琴和管弦乐队而作》和柴科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中提琴版）。

第一个曲目是里萨诺夫精彩亮相的起步，布鲁赫的作品充满着苏格兰民歌的魅力，全曲甜美清晰且情感丰富。里萨诺夫手中的中提琴如同浑厚的男中音歌喉，将这首凄美悠长的“乐歌”唱得娓娓动人……从专业角度看，这位年轻中提琴家的发音实在棒，他拉出的音色就像一块丰富的调色板，时而充满金黄的高贵与亮丽的清新，时而尽显深棕的忧郁和淡紫的情韵，听后无不令人顿生醉意。我尤其欣赏他在C弦上的演奏，那是一种真正的、带有温柔磁性感的男性之声，这种声音又“立”又“浓”，不似一般人那样，一拉C弦声音就发“劈”、发“瘪”，他用极好的右臂控制证明了其在技术上的先进性。人们感觉到，里萨诺夫的演奏方法是驾驭这种乐器最科学的方法，而如何在中提琴上进行歌唱，则是他当晚向人们展示出的“看家绝技”。

“老柴”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过去听大提琴的演奏太多，而里萨诺夫的中提琴演奏给人们带来了不少新鲜感。在这首由一个主题加七个变奏所组成的乐曲中，包括着丰富的弦乐演奏技巧和优美至深的音乐。里萨诺夫当晚的演奏令人信服，不管作品改编为中提琴曲在演奏上有多困难、多别扭，他都努力使人们相信了其在中提琴上演奏的可靠性。当乐队前奏一结束，里萨诺夫立即轻松地奏出了那个感化过无数听众的主题，此时的中提琴犹如一把缩小的大提琴，除音高和音色上的差别外，没有任何音乐上的变异，接下去的演奏流畅自如，音乐上的自然与舒服，使人们甚至怀疑此曲是否专门为中提琴而作。

“老柴”的“洛可可”有几段很难的变奏，移植到中提琴上后就更难了，里萨诺夫的技巧表现整体上很出色，大刀阔斧的演奏使许多难点迎刃而解。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最难的第七变奏中出现了技术上的纰漏，而从失误的现象上看也并非偶然，看来在技术的把握上，年轻的里萨诺夫还没有做到炉火纯青。

里萨诺夫是当今世界上稀有的中提琴人才。他的内省和沉稳是一种与中提琴息息相关的吻合气质。当然，如今的他还应在音乐上进一步完善，演奏中多加一些小提琴的“灵巧”，再加一些大提琴的“慷慨”会更好，现在有些过于温和木讷，这样难以驾驭大气而宏伟的音乐。

当晚音乐会的下半场是《G大调第四交响曲》，有意思的是，这次演奏的是亚历山大・普拉特依据欧文・斯特恩改编版重新架构的室内乐版，全曲的演奏加上指挥和独唱才18人，“瘦身”出了奇，着实令人开了眼界。

晚会主持人技巧范文篇2

潜心育种，不随波逐流

小麦遗传育种是一项见效慢、科研投入巨大、不易出成果的研究。一般来说，育种最快需要8年的时间，在试验田里进行检验要3年时间，一旦研究失败，十几年的光阴就浪费了。即使研究成功，在实际应用推广中又会有很大变数。农业研究常常受制于天时、地利、人和，一个小麦品种在这方试验地里种养良好，但在其他天气、土壤条件相异处栽种，可能会有新的问题。因此，很多小麦研究者一生都难以选育出一个新品种。

1946年10月到北平农事试验场主持小麦育种工作，考虑到华北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庄巧生确定选育抗旱、耐寒、耐瘠品种的方向。通过不懈努力，他在短短两年内明确出“燕大1885”“北系3号”“北系11号”3个新品种，准备在周边地区试种推广。这些品种都保持了地方品种的抗逆性和适应性，成熟期与地方品种相似，而茎秆强度和丰产性则有所改进，新中国成立后经引种鉴定和群众评选后才开始在生产上应用。谁也想不到，1950年4月间下了一场透雨，随后又有几场小雨，从而诱发了一次空前的小麦条锈病特大流行，3个新品种由于严重患病全垮了。

1950年条锈病大流行以后，遗传育种专家蔡旭曾转赠一批抗锈品种给庄巧生，后因种种原因，未曾得到更有效的利用。1954年，庄巧生从回来以后，主攻抗锈育种，在艰难的条件下选出“华北187”等3个品种，其中“华北187”早熟、抗锈、穗大粒大、籽粒外观品质好，但成穗数稍少。从当时大面积生产水平看，只能作为搭配品种种植。后来，他又从“华北187”群系中选出“北京6号”，植株稍矮，茎秆较强，可在中等肥力以上水浇地推广。

“小麦育种工作是个单调枯燥的活儿，年复一年。”庄巧生现在还这么认为，但自己一干就是40多年。在小麦育种工作中，庄巧生始终以服务于生产需要为导向。为了适应生产发展的需求和防止条锈菌新小种危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庄巧生先后育成了“北京8号”和“北京10号”。“北京8号”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华北平原的主栽品种之一，它的选育打破了亲本取材和育成品种地域性的限制。尽管这个品种在北部冬麦区越冬性不够好，但作为早熟、抗条锈病或农艺亲本利用都是可取的。有了它，在北部冬麦区就更便于利用晚熟以至极晚熟的国外“抗源”品种或大穗型品种做亲本，来改进我国小麦品种的抗锈病性和穗部性状，从而开拓了遗传资源利用的广度。

发现新的优异抗病亲本

1965年，蔡旭和育种学家李竞雄访问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时曾带回59份材料，其中包括“阿芙乐尔”“高加索”“山前麦”“牛朱特”“洛夫林10号”“洛夫林13”等，因引进后正值“”开始，这些种质未能得到重视和利用。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农学家许运天和任志等访问东欧时，又从罗马尼亚二次带回1BL/1RS衍生系，这才得到广泛利用，并取得良好效果。

搞小麦育种工作的人几乎都养成了一种职业癖，凡是碰到外来的抗锈病材料，总要想用它和本地的优良品种试配一下杂交以观后效。庄巧生也不例外，因为此前近20年抗锈育种工作的经验告诉他，还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利用外来的抗锈病品种做抗源往往能收到预期效果。庄巧生就和作物所冬麦育种研究室的同事及时从上述新引进材料中挑出几个较好的与本地区优良品种“有芒红7号”和“有芒白4号”试做了几个杂交组合。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施肥水平不断提高，灌溉条件日益改善，生产上需要耐肥喜水、抗倒伏、抗锈病、增产潜力更大的新品种，庄巧生就开始思考选育新的生产上需要的替代品种。1972年5月中旬小麦抽穗后，庄巧生第一次下地观察杂种第一代材料时就被之前做的这几个杂交组合的优异表现吸引住了，因为它们生长繁茂、健壮，青枝绿叶，干干净净，未见到什么病害，只是抽穗太晚，约晚10天，从长相长势和穗部性状看，是供试材料中最漂亮的几个组合。当时他就意识到要是早几天下地、在它们还未抽穗、开花之前用本地区的高产品种和它们回交一下，让其后代抽穗提早些、产量性状更好些，那就大有选择的余地了。可是回交的最好时间是在杂种第一代，到杂种第二代出现性状分离时，就没法进行回交了，所以感到很遗憾，只能在以后世代的选择中着重进行优中选早、早中选更早来试试碰运气了。

后来庄巧生查阅到好几篇有关所谓“洛类品种”的研究文章，才知道它们是一些带有小片段黑麦基因的小麦1B/1R易位系品种，其共同特点为具有对3种锈病和白粉病表现很强的抗性基因并密切连锁在一起，还可能携有能对丰产性和生育后期抗逆性作出贡献的一些基因，是一类具有特异性状、值得注意利用的遗传资源。1972年，他的课题组以“洛夫林10号”为代表的具有1B/1R易位的“洛类”材料为抗病亲本，与抗寒、早熟、丰产性能好的“有芒红7号”和“有芒白4号”分别杂交，于20世纪80年代初育成了以“丰抗8号”“丰抗2号”为代表的丰产、抗倒伏、兼抗条锈、白粉病和落黄好的丰抗号系列品种，在北部冬麦区大面积应用长达10余年之久，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全国小麦增产起到很大作用。

淡泊名利，重视培养后人

庄巧生总是专注于工作，对于名利并不在意。新中国成立以后，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一般的技正（即研究员）为每月800斤小米，庄巧生为820斤，他就问领导为什么自己比别人多，领导告诉他，从国外回来有博士学位的是820斤。庄巧生也评到那一级，因为在国外实习一年，虽然没有学位，也跟有学位的人是同样的待遇。庄巧生感觉标准高了，就自己降低标准，800斤就行，表示跟有学位的人还是有一点区别，后来领导也同意了。20世纪80年代，庄巧生参与育种专家赵双宁主持的“冬小麦育种专家系统”开发，做了大量的工作，赵双宁在课题申请、验收和发表文章时均将庄巧生列为主持人，庄巧生在文章修改时，把自己从第一作者的位置调到最后一位。

20世纪80年代，庄巧生明显感到人手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学术带头人缺乏。1989年中国农业大学张树榛教授向庄巧生推荐她的博士生何中虎，他希望到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作博士后研究，经庄巧生推荐，1990年何中虎被CIMMYT录取。1993年5月，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何中虎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在杜振华研究员的课题组从事小麦育种工作。1996年，利用老同志退休和“九五”国家立项的机会，考虑到小麦品质改良工作的重要性，庄巧生和时任副所长辛志勇共同努力，将原来分散在两个不同课题组的品质工作合并，成立了小麦品质课题组，由何中虎负责。1999年，为了进一步加强作物所的冬小麦育种工作，他在辛志勇（时任所长）的支持下，将冬小麦育种组与品质课题组重组，形成了小麦品质育种课题组，仍由何中虎负责。经过10多年努力，课题组得到了较快发展，初步建立了一支以海外回国人员为主，常规育种、谷物化学、植物病理、分子生物学相结合，与国内外密切合作的开放型小麦育种课题组。

庄巧生深深体会到个人才智与精力有限，而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无穷，只有把个人的努力融汇于集体奋斗的目标之中，各项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当他1995年荣获“何梁何利”奖时，便立即将所得奖金10万元港币捐献出来，支持冬小麦育种课题组。这一行为感动了院、所两级领导，分别匹配资金设立了“庄巧生基金”，用以奖励作科所在小麦育种相关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青年科研人员。以此为基础，在全国16个单位支持下，200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设立了“庄巧生小麦奖励基金”，面向国内基层，奖励在小麦育种相关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旨在弘扬庄巧生献身科学、热爱农业、服务农民的崇高精神。

追求真理，崇尚科学

庄巧生勤奋工作，深入实践。尽管工作繁忙，各种事务缠身，仍坚持现场作业，每到小麦生育的关键时期，他总是起早贪黑、见缝插针，尽可能详细地调查了解育种材料的田间表现。1952年，他第一次接待苏联专家伊万诺夫，尽管当时彼此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专家在强调科研要密切联系生产实践，“要跌打滚爬在麦田中，学会同小麦对话”的肺腑之言，深深地刻印在庄巧生的心坎上，成为他以后从事科学实验的座右铭，也是他走上成功之路的指路标。

晚会主持人技巧范文

一、追求意象

意象是诗歌艺术中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基本单位。它是解开中国古典诗歌奥秘的金钥匙。通过对王安石诗歌意象的透视，我们可以真实地探索其创作审美的情感历程。王安石晚期绝句意象主要有如下特色：

纵观王安石晚年绝句会很容易地发现，复现率最高的是自然意象，而极少出现社会意象，这与前期绝句迥异，在诗人晚年诗的自然意象世界里，“水、云、山”的出现频率为最高，王安石有意或无意地将它们大量摄人自己的绝句里，如“亦欲心如秋水静，应须身似岭云闲”（《赠僧》），正表明他内心深处努力追求的境界，即所谓“闲澹”。

在色彩意象中，以“绿”为多，有二十多处,其诗文《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堪为千古绝唱。可以说在诗人晚期绝句的色彩世界里，以“绿”为主色调，“绿”不仅充满生趣，而且给人以宁静美，闲适之趣又可见一斑。

意象是诗人内心观照，“梅”“菊”“松”“竹”等高洁性格且在民族心理积淀中占重要位置的意象，在王安石绝句中出现不少。就以咏梅诗为例，梅是王安石吟咏最多的花，咏梅诗约占其全部咏花诗的三分之一，其中咏梅绝句有十多首，其他一些诗中也出现“梅”的意象。透过诗人对梅花知己般的赏爱之情，我们可以看到诗人高洁的品格。《梅花》诗是诗人咏梅绝句中的佼佼者。“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严冬季节，群芳纷谢，百花凋零，独有梅花凌寒而放，“凌寒”体现了诗人对梅性格的赞美之情。“遥知不是雪”写出梅花颜色上的洁白。末句则是对梅花内在美的由衷的赞叹，梅不仅有雪的高洁，更有香的品格。在这首诗中，“凌寒”、“暗香”、“雪”三者从不同角度对“梅”的品格进行了层层深人的全面展示。咏物必言志，在“梅”的身上，寄托着诗人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种逆境与艰辛中的顽强和风骨。

试看《北城》诗，“青青千里乱春袍，宿雨催红出小桃。回首北城无限思，日酣川净野云高”，诗人在金陵北城游春时，面对大好春光，引出无限思绪。首二句描绘了一幅春景图。首句是一个大景，不仅看出景中有人，而且增加了视觉冲击，写出春色的迷人。第二句中“雨”“小桃”“红”三个意象，构成一幅富有动态美的小景。“青青”与“红”皆为色彩意象，映衬鲜明，共同渲染出春光的明媚与绚丽。第三句写人，点明“无限思”。末句又转人写景，选取“日、川、野云”三个意象，共同组成一幅旷远图景，再加以醉人的春日阳光的照耀，诗人情思之绵远可见矣。统观这首《北城》诗，诗人没有直接抒写心中的情思，而是选取富有表现力的自然物象，将自己难以言说的情绪蕴含其中，借写景意象，传达出一个幽远而又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的内心世界。意象语言的运用，是王安石绝句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创造的前提条件，也是其唐诗风韵的根源所在。

秀雅而密集的意象语言的运用，使得王安石晚期绝句呈现出含蓄凝炼的审美特色，以一种短小精悍的艺术形式传达出闲静、深婉而又丰富的情感内涵，进而形成浑成的意境。作为北宋第一位绝句大家，其后期绝句艺术之所以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根源即在于此。

二、刻意用典

对政治生活的疏离，给王安石晚年带来的另一个创作态度的改变是对技巧的更加专注的讲求。王安石晚年的心灵状态可以说由先前的以政治为主转向了以艺术为主，他获得了更加充足的精神上的超脱，对于诗词创作从意境到技巧自然就更加精益求精。荆公晚年对技巧的刻意追求，也是此种心灵法则的产物。另外，王安石对用典、对仗等技巧的向难推进，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反映他追求心灵解放的深层意愿。用典、对仗的难度越大，在超越了困难之后所获得的自由感就越强。晚年隐居生活的大量阅读，为他作诗用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书湖阴先生壁》诗：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首诗是公元1078年王安石罢相后闲居于金陵钟山书院时写的。诗歌赞誉于他的友人杨德逢的勤劳及主人高尚的情趣。诗歌三四句“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巧妙运用了典故用拟人手法展示出新奇的自然景色。“护田”语出《汉书・西域传》所载“置使者校尉领护”田卒），“排闼”也语出《汉书》（《汉书・樊哙传》所载樊哙“排闼直入”高祖禁中之事）。王安石将校尉“卫护营田”和樊哙“排闼直入”的人的动态化为“水”和“山”的意识与行为，不仅妙用典故，而且炼字独特。在这首诗中，作者刻意用典，但用典却不是使人明显觉察出来，从而将山水转化为富有生命感情的形象来描写，贴切而又自然，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令人宅心事外，身世两忘。

三、追求禅意

在主持了将近8年的“熙宁变法”之后，王安石晚年退隐钟山，自此清心寡欲，潜心研究佛法，与佛教禅宗结下宿缘。其晚期诗作深受禅宗影响，在内容与风格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的不少佛诗文字浅显自然，诗意恬淡明静，给人以悠然自得、亲切在即的感受。如他的《题半山寺壁二首》云：“我行天即雨，我止雨还住。雨岂为我行，邂逅与相遇。”其中蕴含着“因缘和合”、“万事皆有定数”的佛性之说，在寥寥二十字的小诗中显得自然熨贴、浑若天成。其二云：“寒时暖处坐，热时凉处行。众生不异佛，佛即是众生。”前两句说众生之事已寓说佛性之理，后两句在此基础上说众生与佛的共同性关系更是简洁透彻。体现他深悟禅宗的平常之心，也从参禅中寻求精神寄托，借助佛理来解脱自己的精神苦闷。王安石晚年诗歌艺术性极高，了解王安石晚年诗歌的这些特点，对我们整体把握王安石作品的风格有很大帮助。

参考文献

[1]林青．福建宗教[J]．2005，（5）．

[2]林成伟．王安石与禅[D]．暨南大学，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