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心理学论文(6篇)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1
元理论注重对心理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形式化检视,通过诉诸语言来分析、检验和判断心理学,尤其是现存的各种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的合理性、有效性。同时,运用基本的元理论范畴去辨识和归纳心理学的理论现状,以揭示心理学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近年来,在西方又出现了一门系统地探讨心理学自身问题的分支学科——“元心理学”(meapscooy。美国心理学元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雷科弗提出,元心理学是比心理哲学更宽泛的概念,它重在考察心理学范围内科学哲学所考察的典型议题,如理论的可接受性与科学进步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对心理学的元问题即学科内部的最高问题的质询和解答来澄清自己实际上已经选择的理论类型,并通过对这些类型的批判性检视,达到新的心理学发展境界。
元心理学是心理学之学,是以心理学自身的理论陈述和研究状况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尽管目前西方仍有不少学者对元理论概念及元理论化研究趋势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是不少严厉的批判。但是近20年来,许多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科元理论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逐渐成熟同时也对当前西方心理学理论研究中的“后基础论”运动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元理论化研究趋势已被视为许多学科理论建设的一个新的发展途径,一些学者认为,“是获得对理论深入理解的方式,构建新理论的序曲,形成超越的理论视界的资源”111。特别是在当一门学科的主题概念出现某种新转变时,元理论能够在修正目前该学科所通行的范式和纲领的研究中发挥出重要的理论组织功能。
同时,当某一学科的研究很久没有出现进展时,似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许多研究越来越困惑,元理论化研究更能够凸显出其内在的学理价值。其通过对学科奠基者当初提出的学科目标建设的可行性、理论的恰当性等基础性问题提出反思、追问和质疑,进而寻求开辟新的发展路径。由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长期处于众多困境之中难以自拔,于是元心理学这一学科的出现便成为一种逻辑的必然。西方主流心理学一直信奉“方法中心论”,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危机也多被归结为“方法危机”。但是,现代心理学中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方法在建构理论过程中却连续遭受挫折,不少心理学研究者便开始尝试超越方法论的传统,探索心理学的新的建设与发展途径。后现代心理学无疑是当前西方心理学众多流派中的积极探索者。
作为一种泛化思潮的后现代心理学研究取向,其在许多方面包孕了自己对心理学科中的元理论问题的反思、追问和解答。后现代心理学在哲学上,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建构实在论(ccnstrutverealim)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本体论思想,拒绝形而上学和元理论,这就意味着对旧的形而上学的超越和克服,将建设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作为自己的发展任务,他们不得不自觉地将元哲学问题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并在这方面进行重要的重新建设与构造;在科学观方面,无论是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还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他们均普遍以有机整体观、生态科学观为武器,试图实现“世界的返魅”再现“科学的魅力”,进而建构起内生性的“真善美统一”的后现代世界观与科学观;在心理学领域,后现代心理学通过不断对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赖以立足、发展的理由及方法的反思、追问和判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离散式的元理论。近20年来,西方后现代心理学在对现代主流心理学的主流话语系统进行批判为先导的前提下,重新解释与建构起了新的心理学的知识观、真理观和意义价值论,其中出现的众多新的研究范式,特别是认知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等流派,在知识论和认识论领域所开创的“后继认识论”(rucesrepistenology)更是在元理论层面上对以科学主义为代表的实证心理学和信息加工理论为代表的认知心理学的核心假设思想的一种有力否定与超越。
除了对科学主义的心理学的知识观进行批判的同时,建设性的后现代心理学还对目前另一种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一认知心理学进行了批判。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元理论核心假设是物理符号加工系统,主张物理符号系统类似于人的心理表征机制。而后现代心理学中的建构主义元理论核心假设,不是“心理机制”或生理机制和表征而是话语、技能和能力。表征是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社会建构主义者则认为,谈话的方式才是中心;谈话本身提供的不是“心理表征”而是“心理工具”可以服务于修补与指示的双重功能,也都可作为发现已有意义的符号。心智表征的真实是从社会获得的,其不是对真实事物的指代,而是对在社会传统中运用修辞和文本方式建立的实体的指代,即“理论方法”。当前即使与认知心理学关系十分密切的认知建构主义学派也批评了经典信息加工理论的“表征”核心概念。例如,格拉斯费尔德和斯皮罗等人便认为,知识并非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它只不过是一种解释和假设,而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其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地被革命掉。认知信息加工理论重视“知识的表征和信息的输入”问题,这就等于给知识赋予了预先的客观确定性和权威性。所谓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等概念及与之相匹配的知识学习设计原理,无不反映出传统心理学和现代心理学的“灌输”思想。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知识并不是信息输入传递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转换、加工的建构过程,其中个体的经验信念、活动参与、语言灵活性在知识的理解和把握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也相当关注“怎么做”的方法论问题。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不习惯于使用方法一词,但有时他们也用近似于方法论的术语讨论真理与知识问题。在与现代主义者作斗争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不存在方法,不存在务必遵守的程序规则。存在的只是他们后现代主义的反规则和怀疑一切的严格作风。后现代的方法论是后实证主义或反实证主义的。他们甚至声称,就方法而言,“怎么都行”。而作为对现代心理学“科学方法”的替代者,后现代心理学主张这样两条方法论途径:内省的反客观主义的解释和解构。“解构”注重否定的批判能力,而“解释”则侧重表达某个积极的观点。在现代心理学的领域里,解释的特点受到严格的规定:寻求协调、追求对真理的统一,而不是寻求各种方案的扩大和增加。而在后现代心理学的解释理论中,解释已经不是深入根底的追求真理的活动,而是起中介作用的个体化理解形式。“任何一个文本的无限数量的解释(意义)都是可能的”。所有的文本意义、所有的解释,都是无法确定的。所有的解释都是等价的。他们拒绝让某个陈述高于另一个陈述。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要将话语分析方法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话语分析方法并不亚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与这种基本方法相关的方法还有访谈法、叙述一写作法、介入观察、协调理解、争论研究等方法。他们还创立了G方法,主张将主观性纳入人的行为分析当中,并对其进行测量。这应该说是近10年来后现代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许多积极探索成果。
同时,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主张也涉及了心理学的实践论问题。实践论是与方法论相联系的另一个基础性问题,即“如何去做”之类的实践应用问题。这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已经超出了元理论的既有研究范畴,但是实践论题本身的重要性也迫使元理论研究,对于实践问题不得不对理论的应用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因为如果任何形而上学的元理论是无用的,那么,有关后现代心理学的一般性质和结构之类议题的讨论,同样是多余的或者是无用的。倘若一个心理学理论问题的解答是有意义的,那么其必然是人类实践所必需的。一切具有实际价值的基础性问题的反思和探讨,也理应涉及元理论的实践内容。众所周知,后现代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主张生活实践的哲学,而后现代心理学也特别强调要有一种关注日常生活世界和实践操作的心理学。正如建构主义者波特(pq«t2000)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有利于心理学实践向这样四个方面的转变:(1)促进语言的意义与功能的转变。(2)从个体中心模型向关系模型转变。(3)从客观世界向社会建构世界转变。(4)从经验实证向话语分析转变。
波特还批评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心理学未能将人的实践活动概念化,未能认识实践的行动定向和协同来建构其功能,也未能说明实践如何通过人的分类、公式化及定向活动获得意义。话语心理学集中强调了自然情境中关于现实和认知的“文本”的产生过程,这种文本是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应该说,后现代心理学作为一种思潮、一种理论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承认。但是这种所谓的新的心理学样式进一步的发展目标是对学科和职业实践活动的贡献,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值得进一步关心的问题是“后现代心理学能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能否为心理学的职业和专业实践上有所丰富呢?”后现代心理学也越来越重视这些重要问题。格根指出,现代心理学中,在学术性知识与实践的应用性知识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强的鸿沟与等级之分,而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区别可以很大程度上得到消除。揭示世界的理论并不是对世界的镜像反映,而是在社会中的话语行动建构。所导致的结果是,理论是其自身的一种实践形式。理论也是一种实践自身的形式,理论是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实践是技能化的做事(skilledpefmance)'为了使心理学家超越学术专业活动的话语世界,更直接地丰富自己的实践形式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后现代研究者一方面强调心理学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文化实践,另一方面开始重视增加有效用的实践操作系统的探索,以便能使目前现代心理学的主要专业职业实践成员,如心理治疗、咨询、教育、测量和组织管理工作者等能够从中受益。需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后现代主义的心理治疗与咨询模式已经出现在家庭疗法、叙事疗法、交往互动疗法等职业实践中。随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的深入发展,这方面的工作也会得以进一步加强,必将会给后现代心理学获得更大的内在生命活力。
笔者以为,后现代心理学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工业社会、信息化时代的一种新探索,且其本身也正在处于发展及完善之中,受到我国心理学界重视也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事情,因而要对其元理论探索成就作出比较全面而准确的评价,尚为时过早。根据一些相关文献资料的研究,似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初步的结论:首先,后现代心理学的元理论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当前心理学对学科自身的反思。对学科问题的反思、追问和解答是寻求学术繁荣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当前西方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日益勃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心理学理论反思的逐渐深化。心理学理论研究所探讨的问题是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最后根据,因而是关于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元理论。作为元理论的心理学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学科中的最一般公共概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二是经常反思心理学科的基本问题,从而重新整合自身。作为元理论的心理学,为了同人类知识、科学技术和精神文化相衔接,它不断地面临着基础问题的重新组合压力。而后现代心理学正是基于后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对心理学的许多重大学科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思、探索和创新。后现代心理学并非完全的反知识、反科学、反技术的基本本体论形态,而是要“使科学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扭曲需要让位于一种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并且是开放的心理学了,并且精神世界丰富多彩且充满思想、记忆、知识和态度的人类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心”。它强调在后现代的科学观、技术观、实践观基础上,建设更加人道的合理的理想的“后现代社会”探索新的精神样式、文化样式、心理学样式;其在人格的整合、话语心理学的分析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富有成效的积极性学术成果。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2
中国古代文论具有形而上之品格,是儒、道、释思想深入渗透的结果。著者认为,“中国形而上之艺术理论,氤氲着道家、禅宗的玄远灵动的精神;重‘体悟’的艺术精神与庄禅之道,可谓脉脉相通,息息相应。”[2]13因此,对中国古代文论中艺术直觉的研究,只有从道、禅思维方式切入,才有可能接触其本真。著者在严羽《沧浪诗话》中拈出两组看似矛盾的命题,以此入手仔细甄别道禅致思方式的特点及其在诗论中的运用,对艺术直觉的整体性、直入性、非理性、模糊性等诸多特征作了透彻的分析,形成最终的结论,“所谓艺术直觉就是指审美主体高度浓缩推理过程,超越理性思辨,对审美客体所作的模糊整体性的直入本质的审美观照”[2]26。这一结论无疑凝聚了著者对庄禅智慧精神的深切体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儒、道、释不是截然相分,而是相互融合的。如魏晋玄学就融合了儒道思想,禅宗也是印度禅学和道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宋明理学虽号称“新儒学”却也整合了道释之观念。它们对不同时代的审美理想、艺术风尚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并通过对主体心灵的作用渗透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各个命题、范畴以及审美趣味中,左右其流变。如著者在《从山水到美人的艺术变奏》一文中深入探讨了玄学、佛学与南朝诗风的演进关系,揭示了南朝诗风流变的深层原因,即玄学、佛学对诗人审美心理的深刻影响所致。儒、道、释之间相互融合使得中国古代文论意蕴极为深厚。同一命题、范畴在深受三者影响的文论家或著作里其内涵各个不同,面目各异,故在研究时既要别异,又要合同,更要深溯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著者在研究《乐记》中“遗音遗味”说时就是循此思路,溯其源流,考各家同异,认为本于儒家礼乐文化而产生的“遗音遗味”说,其影响在于东晋以后形成“以味论艺”之风气,而其渊源则是受到古代饮食文化和儒道释思想的共同作用[2]177。这一研究,对揭示中国古代文艺审美观念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诗书画乐相结合。中国文学草创之初就是诗乐舞一体,中国古代文论的发端也是以诗论乐论相通。汉魏六朝之际,诗书画乐在表现和功能等方面相通的特性更为人们所重视,入宋之后,在理学“理一分殊”思想影响之下,人们更是自觉注重诗书画乐等各门艺术的相互贯通,以画论诗、以书论诗等现象纷纷出现,至清代,桐成派后学中坚方东树在遍阅诸家诗话的基础上予以总结:“诗书画乐理一”①。可以说,注重各门艺术相互影响是中国古代文论重要特征之一。著者尤为注重中国古代文论中诗书画乐之间的贯通研究。前文论及《乐记》中的“遗音遗味”说,即是从乐论的角度来研究古代文艺理论批评中的“以味论诗”的现象。著者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最主要的两大特征就是画意与乐感”[2]51,并分别从“画意”和“乐感”来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视觉审美意象和听觉审美意象的生成和表现,对诗与画,诗与乐之间的关系等作了系统的研究。著者从视觉、听觉等审美感官来研究古代文论并提出“感官诗学”这一课题,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对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艺术精神及古代文学所具有的艺术美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如其在《画意:视觉审美意象生成表现论》一文中,对中国诗歌的画意问题从视觉这个感官角度进行了讨论,提出“直视”、“悬视”、“内视”三个视觉审美范畴并以之作为切入点,对中国古代诗学审美意象的营构方式及其过程进行论究。“直视”是“物沿耳目,临景结构”,“悬视”是“登高远眺,笼罩全景”,“内视”是“视境于心,物在灵府”,诗歌创作是诗人借助“直视”,“悬视”或“内视”来观物取象(境)而创作出来的,由此得出“中国古代诗歌的鲜明“画意”性与诗人的视觉审美经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49的结论。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代艺术追求“远”的创作精神及中国古代诗歌的“画意”性特点的根源。著者认为,“书画艺术创作的不同,与文学创作差相近似,并且又是共同影响、相互贯通、并生激荡的。”[2]136据此,著者常将古代文论置于哲学、宗教、绘画、书等组合成的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综合研究。如在研究文学地理学时,就充分注意到禅宗的南顿北渐之别对中国画论、书论的影响,认为:“以南北宗派来区别画学的南北流别,这种思想又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2]132六朝文论向来是著者治学的重点,与之相关的研究最能体现这一研究特点,尤其在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上,著者认为,“从《文心雕龙》创作论方面,我们最能看到其受到六朝时期玄、道、佛思想的深刻作用,也能看到其对书、画、乐等艺术理论观点吸取和包容的特点。”[2]209故对其进行研究,也是本着这一研究理念的。在《文心雕龙》与《六朝审美心物观》一文中,著者将乐论、画论和文论结合在一起,以《乐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宗炳的《画山水序》及陆机的《文赋》为主,对六朝审美心物观演变过程及其对刘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该文将诗书画乐与儒道玄释融为一体,堪为著者治学理念的典范之作。
史、论、考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学的发展面临转型的问题。人们提出诸如语言学转向、主体性转向、文化学转向等诸多观念,体现了当代文艺学研究在困境中寻求突破的努力姿态。其实,无论怎么转向,都离不开对历史文本正确解读。因此,对中国古代文论来说,应该向文献学转向可能更为合适。中国古代文论虽有形而上精神之追求,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却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对文学创作活动进行总结而形成理论体系。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泯灭物我的审美心态,以及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致思方式,反映在中国古代文论上就是诗性话语这一特征。随意性的、体悟式的意象批评到处可见,这使得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不像西方文论那样思辨严密、概念明确,往往难以确解。因此对古代文学作品和理论文本进行历史还原,最大程度地接近文本本真是研究古代文论不可或缺的功夫。著者即是如此,或侧重于“史”,或立足于“论”,或致力于“考”,并力求做到史、论、考相结合。著者尤精于考,每立一说必考之有据,而不是一味追求理论自身的逻辑性,自足性。这使得本书立论尤为平实,公允。如在《司空图“味外之旨”说新论》一文中,著者对古典诗学中的“味”、“韵”、“境”等范畴,既从“史”的角度进行梳理,探其流变,又作“论”的剖析,寻其真义,并对“味外之旨”说与禅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大致说来,著者精于考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以考证为主的研究,如《司空图家世、信仰及著述问题综考》、《司空表圣诗集辑佚考述》等;二是寓考于论,考论结合。前者自不待言,自是精于考证。后者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论中带考,析论之中,凡所征引,务求真解。如《〈乐记〉“遗音遗味”说及其审美观念之发展》一文,先就《乐记》编撰问题进行一番考证,既为论题“遗音遗味”说奠定可靠的文献基础,又解决了其渊源问题。在探讨《文心雕龙》中的儒学思想时,对其古文学派的立场及其对今文学派的统摄与汲取,既对《文心雕龙》本身之观点进行辨析,又考征他说予以支撑。二是注中有考,以考证释。注释是对论证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其本身就是论证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著者极其注重注释的严谨和规范,并常加按语予以辨析。例如,著者在指出“玄言诗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它是后代诗人妙悟自然,寻觅本体意义的山水诗的先声”后,所加注释就引《世说新语》之《文学》第85则刘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评孙绰、许询诗,以及评价东晋玄言诗之说对此作进一步说明,并结合《文心雕龙》相关篇目加以辨析,认为:“檀道鸾只是说玄言诗风,‘谢混始改’,但开始逐步向山水诗写作过渡。就此而言,也可以转而说是玄言诗孕育了山水、田园诗。”[2]95这种注中考的方式,既强化了论证的力度,也强化了研究的深度。
在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宏观研究时,需正确处理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使自己的研究避免流于庸俗类比、庸俗阐释,当为研究者所重视。著者曾从文化传承和学科建设的高度给予思考,“当我们在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建设当代文化时,我们应该更多地深入思考中西古今之通的问题,并将之切实贯注到我们文艺学研究和建设之中。我国当代文艺学的建设,不仅要注意古今之异、中西之别,更要考察古今之同、中西之通”[3]。其研究途径是,“我们应该立足于‘古’与‘中’,究明其本来意;而又要放眼于‘今’与‘西’,阐释其现代性,区别其差异,也注重其会通”[3]。那种过分地强调古为今用,西为中用,难免会产生强加古人的流弊,最终会导致传统文论“个性”的丢失。鉴于此,著者在研究时,立足于古代文论本身,博考诸文,以究其实。又贯通古今,察其流变,在中西对话中彰显其民族性、发掘其文化精神、阐释其现代意义。如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艺术直觉理论的研究,著者从严羽提出的诗要“妙悟”而又“不假于悟”以及“别材”、“别趣”与“书”、“理”相关而又不得不相关这两组“悖论”入手,认为其“既指出了‘妙悟’非理性的特征,但也不排斥其理性的作用,就较为接近现代文艺哲学中的‘直觉’范畴内涵”,因而“比司空图更具有现代意义,他的两大命题已点到了艺术直觉最主要的特征”[2]14。这一见解显然是以现代艺术哲学中有关艺术直觉理论为参照,旨在分析以该命题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直觉理论的现代意义,从而把古代文论与现代艺术理论贯通起来,使得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艺术直觉理论的现代性及其特征得到充分揭示。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3
关键词:生态心理学;心理学本体论;心理学方法论;理论取向
中图分类号:B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4—0110-06
生态心理学是近年来西方理论心理学界涌现的一种新的理论取向,它主张在真实环境中研究人一环境系统中的心理和行为。该思潮的出现不仅将生态哲学的观点融入心理学的研究,从而拓展了心理学的理论视野,具有重要的哲学本体论意义,而且将系统论、整体观、交互作用的原则引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促成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彰显出强大的心理学方法论意义。可以说,生态心理学取向的涌现,对于消解主流心理学中对技术理性主义的膜拜、物化主义的膨胀及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一、生态心理学涌现的动因
心理学理论的出现既有其宏大的社会背景,又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和内在的理论逻辑。生态心理学的出现同样如此。
(一)生态心理学涌现的内在理论逻辑
作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促生物,百年来的心理学承载着厚重的自然科学气息。研究理念的实证化、研究过程的程序化、研究方法的数量化、研究结果的客观化,无不彰显着心理学追随自然科学的价值追求。的确,心理学的自然科学追求,增进了心理学的学术应用,完善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提升了心理学的科学品性。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科学主义视域下的心理学的弊端也渐渐凸显出来。心理学研究中的元素主义、基础主义、客观主义、机械主义,使人们在心理学的研究世界里看到的是一个冷冰冰的“物”的世界,而较少嗅到“人”的气息!为此,以精神分析、人本主义为代表的心理学理论流派,企图通过临床分析、生活事件意义的阐释、整体人性观的探讨、文化话语的渗透等手法,深入揭示心理的内在意义,烘托心理学研究中的人文色彩。从该层面来讲,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更加贴近人之“心理”。但若以“科学主义”的观点审视这样的心理学,其不足之处也不难发现,如研究中的个体主义倾向,被试选取中的狭隘主义和理想化色彩,以及实验环境的非现实化等,使得心理学的研究效度依然成为世人诘难的对象。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考夫卡(KurtKoffka)行为环境的提出,俨然触及到了心理学研究与环境契合性的问题,基于此,另外一位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Lewin)因其突出的心理学贡献,而荣获生态心理学家先驱人物的美誉,开启了心理学领域生态心理研究的先河。
(二)生态心理学涌现的哲学根基
就生态心理学涌现的哲学基础而言,主要受实用主义、生态哲学两大哲学思潮的影响,此外还吸收了进化论、生态人类学等思想或学科的合理之处。
实用主义是美国土生土长、占据人们生活主流的哲学思潮。其基本主张是“立足于现实生活把人的行动、信念、价值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把获得‘效果’作为最高的目的。其中,行动、实践在他们的哲学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故又把它称之为‘实践哲学’或‘行动哲学’”(车文博,1998)。而生态心理学研究的精髓就在于心理学研究与环境的契合性问题,故从这个意义上看,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基调与实用主义的精神是完全吻合的。不仅如此,从师承关系上看,生态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詹姆士·杰尔姆·吉布森(J.J.Gibson)、埃贡·布伦斯维克(E.Brunswik),都与实用主义哲学泰斗詹姆斯渊源颇深。
生态哲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人类经济技术盲目地发展造成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新兴哲学,该思潮最初产生于生态学内部,后被广泛地应用于诸多领域,而成为泛系哲学。诚如我国著名生态哲学家余谋昌(2000)所言: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方向,它产生于人们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以及生态学发展的理论概括。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用生态学整体性的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生态学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它以生态学方式思考,是科学的生态思维。简而言之,生态哲学运用整体论、系统论、有机论、互动论等观点看待“人-社会-自然”的关系,放弃了人统治自然的哲学观,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受其影响,生态心理学极力主张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化。一方面,从科学研究技术理性层面讲,心理学当追求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研究手段、被试选择的系统化、自然化、社会化、生活化。另一方面,从科学研究的伦理学角度看,心理学理论当谋求“人-社会-自然”的有机和谐,为人类生活的幸福谋福祉。
除却上述两大哲学思潮的影响外,进化论因其“自然世界是自然实体在相互依存的网络中共同进化的动态领域”的论断和人类学“文化研究地域、民族契合性”的追求而给予生态心理学智慧的启迪。
二、生态心理学的内涵分析
严格说来,生态心理学运动已有50余年的历史,但迄今为止,有关生态心理学的内涵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其主要原因也许是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化运动肇始于不同的学科领域,而且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也散见于各个不同的学术阵营。舍弃临近学科不论,单就心理学领域来看,生态心理学运动就表现出三种鲜明的发展轨迹:认知生态学,以库尔特·勒温(K.Lewin)、吉布森(Gibson)、罗杰·巴克(R.Barker)、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奈瑟(Neisser)等为代表(他们的理论观点和研究兴趣也表现出诸多的不同);动物行为学,以廷伯根(Tinbergen)、洛伦茨(Lorenz)等为代表;社会文化学,以维果茨基(Vygotski)、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等为代表。虽然如此,学者们还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生态心理学的内涵做了分析和梳理。
勒温(Lewin)可谓最早提出生态心理学思想的学者,它在1944年发表的《生态心理学》论文中,明确表达了“要了解个体和群体的行为,首要做的就是考察环境为这种行为的发生所提供的机遇和条件。”在后续的一段时间内,他的助手及学生罗杰·巴克(R.Barker)、赫伯特·瑞特(H.Wright),以及吉布森(Gibson)、特伦(Thelen)、奈瑟(Neisser)等人,基本上承袭了勒温的主张,即倾向于把环境作为有机体行为发生、发展的一个背景变量来看待,并通过倡导心理学研究的情境化、自然化、生活化来提升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学效度。
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1998)是生态心理学近期运动中比较有代表的一位,他主要从系统论和机能适应的角度对生态心理学内涵做了分析。他认为生态心理学是“在一个更为宏大的环境下,研究有机体渐进的、复杂的心理行为变化和与近体环境(immediate-setting)的相互适应性”。斯沃茨(Swartz)、马丁(Martin)、赫夫特(Heft)等人赞同上述说法。除此之外,历史上行为生态学、社会文化学派虽然在理论主张、学术兴趣等方面与其有着诸多的分野,但从总体倾向上来说,也基本可以划入此类。
上述两种观点主要是从心理学研究理念、思想及方法论层面进行分析。而第三种取向则站在更为宏观的背景下对生态心理学进行表述和界定。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心理生态学研究与训练计划所资深教授乔治·费沃特(J.Feiwot)主张生态心理学研究的重心当放在“人们对行为环境有目的的控制和实验性生产及对社会改革的社会评价”上。而威特曼大学的温特(Winter,1996)教授则在其著作“EcologicalPsychology:HealingtheSplitBetweenPlantandSelf”中宣称“生态心理学当为人类建立可持续性发展世界服务,为此,它应当从自然、社会、精神的背景下出发加强对人类经验的研究。”
三、生态心理学的理论取向
生态心理学在更多意义上是作为一种心理学的研究指导思想和方法论而存在的。心理学家们把它引入到具体心理问题的研究中,从而发展出几种颇有代表性的生态心理学理论。
(一)行为-背景理论
罗杰·巴克(R.Barker)系美国中西部心理研究所的重要代表人物,早年曾受教于推孟、迈尔斯、勒温等心理学家。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是环境和儿童心理、行为发展间的关系,并于1968年出版了《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Psychology)一书,系统阐释了他的心理学理论。在巴克看来,行为总是和特定的情境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持久的动态结构。在这一真实的结构中,行为者彼此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且彼此之间可以相互替代,从而使得该结构可以自行调节。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个体都是在具有一定结构性和动态性的生态结构中开展他们的日常活动的。”因此,行为的意义必须从行为者及行为背景的互动中获得理解。
(二)知觉生态理论
传统知觉理论是基于赫尔姆霍茨(Helmholtz)(1866/1963)无意识推理理论,认为知觉是感觉和概念的整合。但吉布森(Gibson,1959)认为,环境信息如此丰富,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觉可以是直接的而非整合的,即信息和外部环境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关系,因而可以直接拾取环境中分布的信息,而不需要心像、图式或者表征等作为中介。而且,他进一步指出,知觉和刺激之间存在单值函数关系。
知觉生态理论开辟了知觉研究的新途径,凸显了知觉的智能共性:有机体对环境的知觉使有机体能够适应环境、控制自身活动及对物体进行操纵。
(三)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于1977年提出的。他认为心理、行为的分析当置于空间、时间两个系统背景下。就空间系统而言,从小到大分别是微系统(microsystem)、中间系统(mesosystem)、外系统(exosystem)、和宏系统(macrosystem),而且,系统之间相互包含、相互作用,构成如同洋葱一样层层叠加的模型。个体不但被置于系统之内,而且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程度,也依赖于环境与个体生活范围之间的距离。而就时间维度来说,他把该系统称之为长期系统(chomosystem)(Bronfenbrenner,1979),认为个体和系统同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四)生态自我理论
传统心理学理论认为,自我是个体经验与其生活环境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具有独特面貌的心理特征,是生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生态心理学倾向于认为,上述理解是对自我本真的疏离、异化和背叛,是人们主观意向的写照,是人类文化中心的体现。为此,他们倡导建立生态自我,即个体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我。
就人类本性而言,先天存在着一种亲近自然的潜意识,但由于过度的物质和文化而使其处于抑制状态,生态心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唤醒人们的生态潜意识,构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我生态环境,使人们从现代社会引发的疾患中解脱出来,更好地品味适宜、恬淡的人生。并以此为基础,改变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模式,使其不再是工业社会的机器,而是一个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的、有机的人类共同体。
四、生态心理学兴起的心理学意义
时至今日,生态心理学学科的合法性依然受到人们的质疑,但其对当前心理学的发展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鲜明的。
(一)生态心理学兴起的心理学本体论意义
1生态心理学的兴起拓展、深化了传统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增进了人们对心理学生态意蕴的认识。
传统心理学将其研究对象无论是界定为“意识”还是“行为”,在理论预设上都体现出鲜明的“基础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即想当然地认为心理学像物理学、生物学那样,存在一个明确、固定、客观、真实的研究对象。因此,心理学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运用实证主义手法对其进行剖析和操作。但生态心理学认为心理学不仅要研究“意识”和“行为”,更应当着重研究由心理和环境交织而构成的“组织结构”。在他们看来,该“组织结构”是动态的、发展的,不仅有其实体性的一面,更有其关系性的一面。因此,心理之意义以及心理学研究之意义主要体现在心理机能的生态性之中。这里的“生态性”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心理孕育于自然、社会、文化之中,故对其进行研究必须置于三者交互作用的真实环境中才能洞察其真正意义。第二,人之心理演化于动物之心理,有其内在的生物基因,因此,要真正、全面了解人之心理,须由其本性出发。
2生态心理学的兴起有助于改变传统心理学视野下的人性观和心理存在观。
科学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基于心理学家们的人性观及心理存在观。传统心理学更多的是从社会、文化层面看待人性及心理的存在。在他们看来,心理为社会而存在,人性为文化而标定。在此基础上,部分心理学家成功地将生态哲学观引入到人性和心理存在观的理解上。认为人性为自然和社会、文化共同塑造,心理存在于自然、社会的融合共生生结构之中。人首先是自然之物质实体,而后才是社会之能动之物,只有把二者有机的结合,才能达到对人性的完美认识。
3生态心理学的兴起,有助于弥合科学主义心理学与人文主义心理学理论取向的裂痕,为二者的融合共生架起一座通话桥梁。
生态心理学产生于科学主义心理学与人文主义心理学的争论背景下,兼备两种心理学研究取向的精神气质。就其科学精神而言,精确、客观、量化、因果关系依然贯穿于生态心理学研究范式之内,但更加强调实验研究的情境性、真实性和因果关系分析的多元性、系统性,更多的是问题取向而非方法中心论,重在探寻心理意义的适宜性而非心理内在的一般规律。就其人文精神而言,心理现象的整体性、心理事件的历史性、心理意义的情境适宜性、心理问题的现象学分析就是很好的说明。当然,生态心理学取向其主旨不在于企图消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而仅在于弥补两种心理学取向之间根深蒂固的裂痕,使技术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更好地实现其效能。
4生态心理学的兴起,提升了心理学理论的社会应用性,有助于改变人们对心理学理论形态的传统认识。
生态心理学取向不仅对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具体的心理学应用领域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生态心理学作为一种思潮、方法论已经深入到心理学研究的各个层面。
在心理健康研究领域,传统心理学往往忽视自然对于个体健康心理维护的重要性。而生态心理学认为,自然和人类的心理是相互建构的,心理治疗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人们恢复同自然的内在联系,使人在心理上贴近自然,归于自然。受该取向的影响,“荒野疗法”、“家庭疗法”等应运而生,并取得了不错的心理治疗效果。而在教育学领域,生态心理思想的引入促生了生态学习观和情境教学观。生态学习观坚信作为主体的学习者不是消极地受制于环境中的物理刺激,而是积极地与其学习环境交互作用,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活系统。此外,生态心理学还影响到了人与环境、人与技术等方面的话题,彰显了生态心理学思想的泛系化色彩。
(二)生态心理学兴起的心理学方法论意义
方法对于心理学理论演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一部心理学的发展史就是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演进、变革史。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突破,必然促生新的心理学理论,而新的心理学思想的涌现也必然孕育出新的心理学研究方法。
1生态心理学的兴起,有助于扭转心理学研究中“方法中心论”倾向,提升心理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方法中心论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该倾向认为科学重要的标志在于其方法,而不是研究问题。方法不仅决定着研究问题的取舍,同时也是衡量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准则。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林(Chaplin)所言:“任何科学发现或概念的有效性,取决于达到该概念或概念所采取的程序的有效性”(林方,1983)。因此,心理学要想真正实现自然科学属性的使命,应当拥有独立、完善、客观的研究方法。必须承认,心理学研究中方法论的追求,对于实现心理学的学科化独立,规范心理学问题的研究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方法中心论”的做法是极其有害的。对此,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马斯洛(叶浩生,1998)有过评论:方法中心论过于强调技术设备和数量的关系,把它视作目的本身,并且往往不由自主地使自己的问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方法中心论会在科学家与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间,在他们理解问题之间造成分裂,将科学分成等级;方法中心论还会由于现有的科学方法,产生正统观念,从而使科学家安于验证、核实、稳妥,对琐细问题进行实验,不敢涉及重要的人格和道德领域。
生态心理学在看重研究方法的同时,更重视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化建设。在他们看来,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化主要表现如下:第一,研究理念的生态化。心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特性,因此,心理学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自然科学的范式,而应充分考虑其研究问题的伦理性、道德性和价值观。研究课题来自于社会,研究结论的评价也应当放置于社会。第二,研究方法的生态化。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描述心理现象、揭示心理规律、操纵预测心理行为,服务于人类,因此,在追求研究结果准确、客观的同时,必须考虑研究结果的社会适应性。为此,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应结合具体的研究问题,因问题而选择方法,而不是方法剪裁问题。同时,研究过程尽可能的贴近自然、贴近生活,保证研究结论的生态效度。
2生态心理学的兴起,不但有助于弱化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霸权地位,促进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而且对于改善传统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破碎、凌乱的局面,完成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整合有着重要意义。
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实证主义方法论一直在心理学领域占据着核心地位,而现象学、释义学、民族志等人文主义取向的研究方法则被置于边缘化境地。承此后果,心理学一直给人一种表面看似强盛,其内部却缺乏深厚文化底蕴发育不良的样子。而要改变上述面貌,心理学研究当敞开心胸,在方法上兼收并取、融合贯通,正如美国心理学家赛诺维奇(Sanovich,1998)所言:“如果我们想要发现心理学统一的方法,我们不可能在心理学家所研究的问题中间发现它,而是去审视心理学家用以获得知识的方法,方法是我们达到共同点的唯一的希望。”不仅如此,心理现象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也构成了生态心理学研究方法多元化、整合化追求的内在原因。
生态心理学研究方法多元、整合化的追求,不仅体现于其生态、系统的研究理念,还表现在其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实验法、观察法、测量法、准实验设计法、深度访谈法、谱系分析法、现象学方法、个案特质分析法、田野作业法等被综合运用于其中,且本着不同方法针对着不同问题的原则,对此,瑞德(Reed,1996)有明确的表述:生态心理学的方法应是无限开放的。
3生态心理学的兴起,有助于改变心理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的立场,增进心理学研究的道德意识和价值水准。
“价值中立”其含义是指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时,必须摆脱预设价值观,站在价值中立立场上从事科学研究。心理学受其影响,也力主一种客观、中立的价值取向。心理学家不仅要公正、客观地从事心理学研究,获取的知识也应尽可能地剔除个人成见、价值、情感的影响而成为“客观知识”。
生态心理学在研究立场上是反对价值中立的。该取向认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与其生存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二者不但存在着互动关系,而且拥有价值利害关系。因此,心理学研究在问题的选择上,必须运用价值判断的眼光,选取有益于环境和人的生存的问题。而在研究过程中,也当充分考虑实验设计的适宜性、被试的生存环境、研究手段的自然化等问题。研究结果的价值评判,更应当置于社会、自然、人等交互环境之中。
五、评价及展望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4
一、文学评论领域中的认知范式尝试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希伯来文学教授ReuvenTsur是较早将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文学评论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就已开始认知诗学(cognitivepoetics)的研究项目。其工作以俄国的形式主义及法国的结构主义为基础,并把研究延伸到认知科学的方向。可以说,在认知语言学还未发展之时,Tsur就已经提出采用认知的范式来对文学进行研究。他主要将自己所发展的认知诗学理论应用到押韵、声音象征主义、诗歌韵律、隐喻、诗歌与改变的意识状态、原型模式等。②原为著名精神分析流派的文学评论家NormanHolland于1988年提出要把从认知神经科学中涌现的“更有力的心理学”运用于文学评论研究当中,发展“文学的认知方法”的计划。③他的方法是将精神分析、认知心理学、信息理论、神经解剖学,甚至包括人工智能的研究,与美国的读者接受理论结合起来,为理解阅读过程和作者同一性提供新的方法。由此他提出了一个关于阅读和写作过程的控制论模型。EllenSpolsky则于1993年提出了文学阐释中“认知不稳定性”理论。④其研究基于两种认知理论:一种是偏好模型理论,另一种是由JerryFodor提出的心理模块理论。Spolsky研究了由不同的大脑功能(模块)当中的裂口与不可通约性而引发的心理的内在认知不稳定性。MarkTurner是马里兰大学的英文教授,于1991年提出其“认知修辞学(cognitiverhet-oric)”⑤的计划。他指出,认知科学将最终“需要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因为文学作品是人类心智最关键的产品,文学创作是心智最关键的活动。他认为,人文学者至少应当成为认知革命的领军人物当中的一个。在文学研究中,对于叙事的最有影响的认知研究可能是MarkTurner的《文学的心智:思维和语言的起源》(1996)。在其中,MarkTurner集中研究了日常生活中的微型叙事与概念整合之间的关系。他将认知神经科学和文学研究结合在一起,指出“文学的心智”就是日常思维的基础,而诸如寓言等结构对于理解人类大脑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①近年来,有一些文学评论家开始采用认知理论来分析经典的文学作品。Crane研究了莎士比亚戏剧《一报还一报》中的“男性孕育与认知渗透性”,她根据认知语言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从《一报还一报》中引导出一个主题、语言学和意象结构背后的“认知渗透性”模型。②Crane的著作《莎士比亚的大脑:用认知理论来阅读》则利用认知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和心理语言学以及概念类别理论,综合出文学研究中认知理论的应用的版本。③Minchin的研究《荷马与记忆资源:应用认知理论分析<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将荷马学者关于《荷马史诗》的研究(特别是帕利和劳德的程式化语言的理论)、认知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探讨史诗文本中以记忆为基础的策略的痕迹。她主要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诗人所利用的情节记忆、听觉记忆、视觉记忆和空间记忆资源等。
二、认知科学视野中的文学评论
1994年,《斯坦福人文评论》杂志的编辑组织了一场圆桌探讨,主题为《在裂口上架设桥梁———当认知科学遇上文学评论》,希望这两个在研究的对象与方法论上似乎完全不同的领域,能建立互动的交流。认知科学的领军人物西蒙(HerbedSimon)作为这场探讨的主角,在《文学评论:认知的方法》一文中提出,“要充当一个大胆的当代认知科学的传教士”。他认为,“文学评论关注的是文学文本的意义,其中的意义以及被它所激活的意义。认知科学关注的是思维,人的思维和计算机的思维,以及意义的提取与激活,而阅读与写作也要求有思维。因此,在文学评论与认知科学之间有广大的共同点。”⑤事实上,在认知科学领域,也不乏把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尝试者。斯坦福语言与信息研究中心的JerryHobbs于1990年出版的《文学与认知》,将人工智能的研究视野(特别是关于自然的语言加工的研究),带入了文学理论当中。Hobbs提出语篇阐释理论,指出有四种一致关系:场合、评价、图形—背景和延伸以及组成隐喻的阐释。他还和PatriziaVi-oli一起将人工智能开发的分析语篇结构的工具与经典的符号学框架结合起来,来分析密尔顿的诗歌,并说明GérarddeNerval的小说《Sylvi》的意义。⑥认知心理学家RichardJ.Gerrig和DavidW.Allbritton对文学人物的建构提供了认知心理学角度的观点。他们以IanFleming的《007》系列小说为范例,指出读者在构筑人物时,应用了现实生活知识和经验。⑦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认知心理学教授、心理学系主任RaymondW.Gibbs,Jr.主要从实验的认知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进行文学研究。Gibbs认为人类的认知在本质上是由“诗学”的加工而形成的,诸如隐喻、讽刺、转喻等修辞,可以看成是将各种不同经验水平进行概念化的基本策略。⑧DavidC.Rubin于1995年出版《口语传统中的记忆:史诗、摇篮曲和计数韵中的认知心理学》一书,被誉为认知科学与文学评论结合的“里程碑”。Rubin总结并提炼了认知心理学中关于记忆的实证研究传统,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认知神经科学与对诗歌和叙事形式的研究的相关性的个案。他指出,那些能流传保存的口语传统本身包含着“记忆方法”,这是我们的大脑保留它们的自然能力;文学研究中的某些传统分类———叙事与主题、押韵、意象和节律,已经被认知科学的实证研究和神经解剖学当中的最新进展所证实。这些分类反映了特殊的认知功能,并且与大脑当中的特殊位置相联系。⑨KeithOatley是多伦多大学的认知心理学教授,他认为认知科学需要研究文学,并从文学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其假设和分析。Oatley致力于将精神分析与认知科学的研究相整合。他和Gholamain尝试将精神分析的认同和内化投射等概念与对小说阅读的认知说明进行调和。①Oatley和AlisonKerr认为,精神分析是研究情绪的,却没有发展出关于情绪的功能的理论,认知科学是关于知识如何心理表征并使用的,却很少将情绪研究包含在内。他们的研究是要将这两个领域的理解进行整合。②JeffreyL.Saver是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神经病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认知功能的神经底质的研究。他与文学评论家KayYoung一起研究了叙事中的神经学。他们认为,叙事是人类经验的不可避免的框架。尽管我们训练为通过几何图形、声音模式、诗歌、运动、演绎等来进行思维,但构成我们意识的根本是用故事来理解自我和世界。他们指出,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表明,人类中枢神经系统中叙事的创作是通过区域分布的神经网络作为媒介而进行的。
三、从对话到整合:认知文学评论范式的涌现
曾被称为“裂口”的认知科学和文学评论之间,已经由应用认知科学理论的文学评论家和将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认知科学家共同努力,架设了桥梁。进入21世纪,认知科学与文学评论之间不仅仅停留在对话的空间,而是呈现出整合的潮流。认知诗学、文学认知主义和心理叙事学可以说是这一潮流的代表。
(一)认知诗学
认知诗学这一术语最早是由Tsur于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最近几年,通过PeterStockwell的《认知诗学:导引》(2002)和Gavins与Steen的《认知诗学实践》(2003)的出版而得到广泛关注。PeterStockwell为认知诗学给出了简单的定义:“认知诗学是关于文学阅读的所有事物。认知与阅读中涉及的心理过程有关,而诗学则关注文学的技巧。”Stockwell建构的认知诗学研究范式有:图形和背景、原型与阅读、认知指示词、认知语法、脚本与图式、语篇世界与心理空间、概念隐喻、寓言与投射和文本世界。④认知诗学以认知的身体体验理论(embodimenttheory)为背景,将文学研究与人类的认知联系起来,并与认知语言学对于语言的研究相联系。Gavins和Steen则指出有两种类型的认知诗学:一种是与认知语言学的兴起牢牢相关的,而另一种则面向认知科学。⑤与以往的认知科学与文学评论之间的对话不同,认知诗学关注的不是对某一特定的文学作品的研究,而是致力于创建一种适应各种作品的研究范式。但Stockwell提出的研究范式并不一定能真正涵盖文学研究的广泛领域。
(二)文学认知主义
文学认知主义(LiteraryCognitivism)代表了文学评论与认知科学的整合的另一种潮流,其倡导者是PatrickColmHogan。Hogan曾是荣格原型评论理论的代表人物弗莱的学生,近年来致力于促进认知科学与文学评论之间的整合。Hogan(2003)提出了从认知的角度研究文学的三个阶段:第一,根据信息加工来形成问题;第二,界定研究问题的认知结构,包括三个主要成分:结构、过程和内容;第三,以算法式序列(algorithmicsequence)来提出对问题的分析。文学认知主义以作者、文本、读者的框架来构建研究范式,注重研究作者的创造性认知、文本当中的隐喻与叙事以及读者的情绪和共情。Hogan区分了四种不同水平的认知理论与分析:第一类为纯粹的意图主义(intentionalism),关注我们的主观经验本身;第二类是表征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主要采用实验的方法和实证的研究;第三类为联结主义学派(connectionism),是对大脑神经结构的简化,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建模;第四种则是神经生物科学(neuro-biology),研究大脑的结构。在这四种水平的理论和分析之上,则是元水平的建构———进化论。⑥Hogan提出的文学认知主义是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并没有规定封闭的研究范式,而是致力于发现认知科学当中能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内容以及文学能为认知科学的研究带来怎样的新领域。Hogan自身的研究背景涉及从精神分析到荣格和弗莱的原型评论,再到认知的转向,为文学研究的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三)心理叙事学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5
一、焦点之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本来是档案界大多认可的共识。但近期有学者对此给予否定的回答,甚至得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成立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
1的结论。笔者无意逐一论争,仅从三个方面略述浅见。
首先,文件中心的建立目的和理论依据能否等同?有学者认为“经济上的节约原则,是美国政府成立文件中心的主要依据,而不是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
2笔者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文件中心的产生过程。文件中心最早产生在美国,最初形式是二战期间海军部为集中保存平时不常使用的数量庞大的文件而设立的临时库房。由于这种库房及设施不如档案馆要求高,既适应了战后的经济形势,又能满足各联邦机构的相同需求,因此很快在全美推广开来。1950年颁布的《联邦文件管理法》授权设置联邦文件中心,由国家档案与文件局领导,隶属于联邦档案系统。尽管建立文件中心最初的确是“一种政府行为”
3也的确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节约,但这应当是文件中心建立的目的,与其理论依据不能混为一谈。从产生时间看,文件中心先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恰恰是发端于对文件中心这一实践事物的理论解释,后来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文件的整个运动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全面管理,最终因客观揭示了文件的运动过程和规律而成为文件管理的核心理论。可见文件中心出现在前、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形成于后,正是对理论源自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的有力证明。如果以文件中心产生之时尚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由得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恰恰正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颠倒。
其次,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有无必然联系的关键要看后者能否成为前者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依据文件的不同价值及其作用形式这个完整过程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文件在每一阶段因其特定的功用和价值而与管理形式、保存场所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系”
4它之所以是对文件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描述和科学抽象,关键在于抓住了文件运动的基本动力——价值形态及其规律性的转化。化用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的经典论述,文件具有两种价值形态,即对形成机关的原始价值(第一价值)和对非形成机关的从属价值(第二价值)。这两种价值形态在文件运动过程中不断进行规律性的转化:第一价值逐步递减,第二价值逐步递增,最终实现第一价值向第二价值的转化。
第一价值决定了文件在现行阶段为形成机关服务是首要目的,保存场所应当是机关内部,以满足方便控制和频繁利用的需要。到半现行阶段,文件的第一价值开始衰退,尽管其对形成机关仍具有查考作用,但利用频率大大降低。此时服务对象仍以机关为主,保存场所需具备两项功能,一是继续发挥文件的第一价值,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二是检验文件是否具有第二价值,为最终处置,即销毁无价值文件或将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移交永久保存机构(档案馆)做好准备。进馆后历史文件的服务对象由形成机关扩展到社会各界。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紧紧把握价值形态的变化,描述了文件从产生到最终销毁或永久保存的运动过程;揭示了这一连续过程因价值形态的规律性转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阐明了每一阶段的特定价值与服务对象、保存场所和管理形式的对应关系。
文件中心的性质和功能能否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找到合理解释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阶段划分来看,文件中心是与文件的半现行阶段相对应建立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处在形成机关与档案馆之间的中间位置。它之所以具有过渡性和中间性,是因为半现行文件在文件整个运动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相应要求保管机构既因文件的原始价值继续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又因文件的潜在历史价值为历史文件进馆保存做好准备。这决定了文件中心必然具有过渡性,具备满足形成机关利用需要和确保进馆文件质量两项基本功能。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的文件运动过程和阶段划分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各阶段对应的保存场所在不同国家可能名称各异,但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基本功能。文件中心的现实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它在许多国家的名称和形式不尽相同,但始终都是一种过渡性的半现行文件保管机构。
再次,如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关系?如上所述,文件中心是西方国家找到的一条保管半现行文件经济和有效的途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从探寻文件中心的理论根源起步,逐步扩及文件的整个生命过程和全面管理,最终上升为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成为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以上分析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无愧于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还能为价值形态不同的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存场所提供理论依据,不管它们的名称如何。然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认可这一理论就必然要建立文件中心;也不意味着没有文件中心,这一理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把二者的密切联系仅仅看成是狭隘的依存关系或唯一的对应关系,不免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笔者认为,二者确实存在密切联系,这种辩证关系表现为文件中心的建立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但文件中心不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唯一应用对象,不能以文件中心的建立与否作为评价该理论的高低并衡量其适用性的唯一标准。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存在必然联系,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源自文件中心实践,并成为文件中心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非国外“专利”。尽管“文件生命周期”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文件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事物,其运动过程和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可说是西方档案学者总结出的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中国同样存在探索这一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努力。因此,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无论在中外冠之何种名称,都是全球档案界共有的理论财富。这也说明我国同样存在建立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
二、焦点之二: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能否成为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
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是文件中心可行性问题理论分歧的另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差异,决定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自然也不宜建立文件中心。5有的学者针锋相对,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6]。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评价及是否适用于中国,笔者拟另文探讨,这里只想就中外文件、档案概念差异的实质及与文件中心的关系略述浅见。
尽管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表述有多种形式,但差异的实质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角度看,可归结为对文件运动阶段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该理论依据价值形态的转化将文件运动过程大致分为现行、半现行和非现行阶段,从价值变化讲就是第一价值旺盛、第一价值衰退、第一价值丧失/第二价值凸现三个阶段。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文档管理体制的差异,以及学者观察问题角度有别,不同国家和学者可能有各种具体划分方法,仅据有的学者粗略统计就达十数种之多,从二阶段到八阶段都有,划分标准也五花八门,包括利用频率、保存地点、管理程序、作用形式等等[7]。这表明阶段划分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与较富代表性的英美国家相比,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异同主要有三:一是对档案阶段的规定存在差异。在上述三阶段中,英美国家多把非现行阶段才视为档案,而我国从半现行、甚至现行阶段后期就视为档案了。二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界限或者说标志存在差异。英美国家多以进馆为转化标志,而我国多强调“归档和集中保存,既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般程序和条件,又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一般标志和界限”[8]。三是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管场所有同有异。英美国家分别是形成机关、文件中心和档案馆,我国则为形成机关、档案室和档案馆。以上差异表明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大于英美国家,相应带来对文件、档案关系的理解问题。
根据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把文件与现行阶段对应、档案与后两个阶段对应,就很难理解档案是文件的一部分,极易得出二者是不同事物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国外对文件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文件对应的是文件运动全过程的所有阶段,这就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文件”的含义;狭义文件对应的是现行和半现行两个阶段,这就是英美国家通常所提的“文件”概念。据此文件与档案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档案是广义文件的一部分,档案由狭义文件转化而来,档案与现行、半现行文件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运动阶段上价值形态的体现。这样一来,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差异主要就是对文件(狭义)由何阶段转化为档案以及转化依据和标志的不同认识。我国多把文件从业务部门或文书处理部门移交到档案室后称之为档案,表明文件从半现行阶段开始转化,转化依据和标志通常是“归档”。而在英美国家,文件直到非现行阶段进馆保存后才被视为档案,转化依据和标志多是“进馆”。笔者认为文件从哪一阶段转化为档案并不重要,关键应认清引起转化的本质因素。无论是我国的“归档”,还是英美国家的“进馆”,都不足为本质因素。因为这种转化包括存贮形式和本质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文件办理完毕后经过立卷归档,由分散流通状态转变为集中存贮状态;后者是指文件由记述和传达现行信息的载体转化为历史记录。归档和进馆都只不过是为安全保管和利用的方便而实行的一种工作制度或程序,只能表现存贮形式的转化,无法完全体现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区别。只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价值形态的变化,才能全面揭示出文件与档案发生存贮形式和本质作用变化的本质因素。可见,与归档和进馆相比,价值形态转化才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种更加客观的依据和标志。
中外对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理解应否阻碍文件中心的建立,笔者持否定看法。理由主要有三。首先,尽管中外文档划分存在差异,但都实施了分阶段管理,各阶段均有相应的保管场所和管理形式。这说明中外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尊重文件客观规律采取阶段式管理,使管理最为合理和有效。这种共识就可为我国建立具有诸多优越性、广受西方青睐的文件中心清除理论障碍。其次,文件中心是与半现行文件相对应的管理机构,因经济高效的优点得以在西方国家普及。无论我国有无半现行文件的提法,这一阶段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有相应的保管机构。但我国已有档案室的现实从理论上讲不应构成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再次,西方国家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把非现行阶段文件才视为档案,有的认为文件从现行阶段起就已转化为档案,这些具体差异并未妨碍文件中心在这些国家的普遍建立。可见,以中外文档概念不同为由反对建立文件中心的观点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建立文件中心需突破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呼唤一种广义的文件观,这也正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反映的文件观。按照这一科学理论,文件概念的外延应包括文件从形成到最终归宿完整运动过程的所有阶段,而不是其中某一特定阶段。我国部分学者所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根本不符合我国实际”[9]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名不副实”[10]的结论,都是从狭义文件观来考查这一理论的。狭义文件观的严重不足在于过分强调文件各阶段的区别,忽视各阶段的固有联系,因此难以准确反映文件与档案的关系。西方各国尽管对文件的阶段划分以及对各阶段的称谓不完全一致,但它们普遍建立文件中心正是基于对广义文件观的一致认同。可见,假如不能接受广义文件观,就无法真正理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质,也无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的可行性。
总之,笔者认为文件中心的建立在我国不乏理论基础,如果认同广义文件观就能为消除上述理论分歧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注释:
[1]林清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没有必然联系》,《山西档案》19996。
[2]同上。
[3]同上。
[4]笔者与韩玉梅共同主编:《外国档案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5]王茂跃:《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山西档案》19976。
[6]何嘉荪:《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山西档案》19985。
[7]同上。
[8]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行为心理学论文篇6
(一)关于学科“界限”问题
在讨论音乐学跨学科研究问题时,首先碰到的问题有:什么是学科间的“界限”?学科间的关系如何?进而,会涉及到学科间的“界限”是现成的、绝对的、凝固的、分割的,还是生成的、相对的、动态的、关联的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这里有必要强调学术研究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基本前提,即人类实践、认识活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此形成的知识也必然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学科分化是人类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和人类认识活动不断深入的必然趋势,学科分化使人类对自然、社会现象的探索更细致、更深入,进而促进对自然、社会整体认识的深化。然而,学科分化并非学科分割,在某个学科研究领域中,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会与相邻学科某些领域发生交融,并且可能导致一个新的交叉学科的形成。
事实上,就音乐学科发展本身而言,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乐律学等子学科并非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某些问题上与历史学、哲学一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学等人文、自然学科某些领域发生相交,进而把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有机融入到音乐相关问题探寻和解决中,逐渐形成相应的研究领域和相对完整的体系,最终导致上述音乐学交叉子学科的形成和确立。
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音乐学内部子学科之间也会出现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譬如,于润洋先生倡导的“音乐学分析”就是试图把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的理论、方法与音乐技术分析学的方法进行有机融合的一种积极探索。这种方法,一方面旨在避免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重事实、理论的描述,轻音乐作品本体分析的偏颇;另一方面旨在避免技术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重音乐作品本体形式分析,轻音乐作品内涵的历史文化、美学意义的相关分析的偏颇。因此,“音乐学分析”的提出,在理论、实践上都将促进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技术分析学研究方法的融合和完善,促进各自学科研究在广度、深度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使研究视野更开阔、研究方法更多元、研究过程更细致、研究结论更客观,从而促进我国音乐学整体研究在广度、深度上的进一步拓展。
从上述音乐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学科间的“界限”关系来看,笔者认为,音乐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自然学科之间,以及自身内部的子学科之间的“界限”关系并不是现成的、绝对的、凝固的、分割的,而是生成的、相对的、动态的、关联的。因此,学科的界限只是相对地规定了学科研究的大致范围和内容的边界,但并不表明学科研究范围和内容只能永远固守于其中。恰恰相反,随着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在某些问题上与相邻学科的相交,适度的“越界”是可能的,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必须的。并且,假如这种适度的“越界”和相互交融形成了某个相对完整的研究范围和体系,作为一个独立的交叉学科的确立也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事情。
只有以这种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看待学科间的“界限”关系,才能使学术研究既能围绕本学科现有范围、内容不断深化,又能随着本学科研究深化而适度拓展,与相邻学科交融,把相邻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先进的理论、方法,适时地、有机地融合到音乐学研究中来,为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新视野、新方法、新动力、新生长点,解决传统理论、方法所不能观照的某些方面和难以有效解决的某些问题,从而避免音乐学科研究观念的滞后,方法的老化,内容的陈旧,使音乐学科发展与人文学科、自然学科整体发展同步,使音乐学术研究的保持足够的动力和勃勃的生机。
(二)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
就音乐实践活动来看,人类音乐实践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音乐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使音乐学科呈现出高度细化和专门化的趋势,就目前比较通行的分类来看,音乐学可分为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民族(人类)音乐学几大块,各大块之内又可作更为细致的层级划分。
音乐学科呈现出的高度细化和专门化的趋势,在笔者看来,实际上存在着利与弊的两面。其利:由于音乐学科的高度细化和专门化,促进了音乐学科局部领域研究的深入展开,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了音乐学科研究的纵深发展。其弊:同样是由于音乐学科高度细化和专门化,久而久之,会导致音乐学各研究领域之间横向关注的不足,使音乐学各领域的研究忽略了对音乐整体性的观照,忽略了对音乐艺术与其他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领域之间的整体性观照,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研究方法的单一,研究内容的陈旧,研究结论的片面。
由此,为了避免由于学科高度细化而导致的上述问题,音乐学跨学科研究(所谓的“跨界”)问题的提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音乐学跨学科研究应该从那几方面展开?笔者认为,大致上可从如下三个层面进行:
1.音乐学内部学科间的理论、方法上的跨学科融合。这个层面的跨学科是指音乐学内部各子学科的研究在理论、方法上与相关子学科的借鉴、融合。譬如,上述于润洋先生提倡的“音乐学分析”就是属于这类跨学科研究的融合,这种跨学科融合并没有把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和音乐分析学消解掉,而是拓展、深化了各自学科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促进了各自学科的发展。
2.音乐学和其他人文学科间的理论、方法的跨学科融合。这个层面的跨学科研究是指音乐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之间在理论、方法上的借鉴、融合。音乐学现有的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等子学科,实际上都属于在音乐学科发展中借鉴、融合相关人文学科的理论、方法的产物。作为上述子学科的研究,应紧密关注史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前沿,及时把相关的新理论、新方法有机融入本学科的研究,促进本学科在研究观念、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的更新,推动本学科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同时,对一些还未被我国音乐学界关注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应根据音乐学研究问题的需要适时地引入本学科的研究领域中,从而促进本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
3.音乐学和自然学科跨学科融合。这个层面的跨学科研究是指音乐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在理论、方法上的借鉴、融合。乐律学、声学、音乐治疗、音乐心理学(其中的实验、实证方法)等都属于这一类跨学科产物。这些子学科的研究,应紧密关注相关自然学科的研究前沿,及时把相关的新理论、新方法有机引入本学科的研究中。
在借鉴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时,不应该忘记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目的。在笔者看来,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目的是把相邻学科的理论、方法有机融入音乐学研究中,从而促进音乐学研究问题的有效解决。合乎这个目的的跨学科研究就是好的,否则就是不太好的,甚至是不好的。由此,音乐学跨学科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在进行音乐学跨学科研究时,应“适度”,以避免在过于宽泛的跨学科中消解了音乐学学科自身。具体说来,跨学科研究应该紧密围绕音乐学研究的问题域,不要漫无边际。假如音乐学跨学科研究过于宽泛,则可能导致本学科研究问题域的消解,最终导致音乐学学科的消解。
2.对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的借鉴、融合,必须是能有效解决音乐学问题的,而且是经过消化、过滤和改造的,对音乐学研究问题是具有切适性和可操作性的,应避免生搬硬套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
3.对西方理论、方法的借鉴和融合,应该以中西观照的态度,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在中西观照中,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消化、过滤和改造,使西方理论本土化,进而成为能有效地解决中国语境中的音乐学问题。
二、跨学科研究的探索
(一)音乐符号学研究的探索
本人的学术研究方向是音乐符号学,在研究中笔者把符号学理论、互文理论、身体理论引入音乐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音乐与现实关系问题和音乐意义生成问题展开;其中涉及音乐符号行为链条中的“物-身-心-音”的转化关系问题;音乐符号的能指一所指意指问题;音乐音响文本、乐谱文本、身体文本间的互文性意义生成等问题。试图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拓展音乐美学研究视野,深化音乐美学的研究内涵。
任何一个理论的产生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域和对象,当把一个学科的理论引入另一个学科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该理论对另一个学科领域的的切适性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把这个理论有机融入到相关的学科领域。同样,在把符号学理论、互文理论、身体理论引入音乐学领域时,首先要考虑这些理论对于音乐学研究的切适性,因为这些理论针对的理论域和对象主要是语言学、文学的、现象学的,其中必然存在不适用于音乐学理论域和对象的东西。如果生搬硬套其理论,必然无法有机融入音乐学理论域,无法对对象进行有效的分析和研究。所以在引入这些理论的核心概念(如符号、能指、所指、互文性、身体、身体间性等)时,必须在吃透、消化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度的过滤和改造,保留其理论普适性部分,剔除其理论特殊性部分,挖掘其与音乐学问题域相关联的部分,经过消化、过滤和改造,使符号学理论、互文理论和身体理论能较好地融入音乐符号学问题域的研究,并且具有较好的切适性和可操作性。
中西文论的融合是我在音乐符号学研究中所采取一种研究方法。“物-心-身-音”模式的提出,一方面以中国传统乐论为基础;另一方面把西方的符号学理论、互文性理论和身体理论融合其中。笔者试图以这种模式去描述音乐符号行为链条及意义生成过程。
在音乐符号行为中,“物”、“身”、“心”“音”的转化,若从音乐符号创作行为的发生来看,则可描述为“物”(现实事物)——“心”(作为音乐符号行为主体之作曲家在感知现实事物的基础上产生的心灵活动过程)——“身”(作曲家把心灵活动中意欲表达的音乐音响通过身体的写作行为或即兴演奏行为外化为乐谱符号作品或音响符号作品的行为过程)——“音”(通过作曲家身体的写作行为或即兴演奏行为物化为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或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的本身)的转化过程。
若从以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为中介的音乐演奏行为的发生来看,则可描述为“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心”(作为音乐符号行为主体之演奏家对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的解读、体验、理解的一系列心灵活动过程)——“身”(演奏家在对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的体验、理解、解读的基础上,按照音乐作品中的乐谱符号所规定的要求,用身体动作演奏乐器的过程)——“音”(演奏家演奏乐器过程中所呈现的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本身)的转化过程。
若从音乐欣赏行为发生的来看,则可描述为“音”(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身”(听众的身体,其中包括听觉、肌肉和整个躯体,对音乐作品的音响作为声音刺激物产生的生理情绪层面的反应和体验)——“心”(听众在身体性的生理情绪反应体验基础上,产生的把音乐音响作为具有“意味”的符号来体验、联想、解读等一系列的心理意识活动)——“物”(听众通过对音响符号意义的体验、联想、解读等一系列心理意识活动,把音响符号与其所象征和意指的现实事物关联起来)的转化过程。
在音乐符号行为中,作为创作行为结果的“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和作为演奏行为起点的“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是同一的,此处的“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是创作行为向演奏行为转化的中介点;作为演奏行为结果的“音”(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和作为欣赏行为起点的“音”(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同样是同一的,此处的“音”(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是演奏行为向欣赏行为转化的中介点。由此,“音”(乐谱符号的音乐作品或音响符号的音乐作品)在作曲家、演奏家和听众的音乐符号行为的表达交流活动中起到重要的符号中介作用。而“身”(身体行为)则分别在音乐符号的创作行为、演奏行为和欣赏行为中的“心-音”相互转化中起着重要的行为中介作用。
(二)利用华南师范大学综合学科群优势,进行校内跨学院、跨学科的音乐学-心理学实证研究的探索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是国内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学科带头人莫雷教授是我国心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现任中国心理学学会会长,在学习认知心理研究上成就斐然,并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学术团队和世界一流的心理学实验仪器和设备。我们充分利用本校心理学科的优势,进行校内跨学院、跨学科的联合。近来,主要做了如下三方面工作:
1.成立跨学院、跨学科的音乐心理研究中心,学术团队由两个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
2.利用先进仪器设备,进行音乐-心理学跨学科实证研究,其中涉及音乐与美感关系、音乐语义启动机制、音乐听觉延留等研究课题,部分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心理学报》等国内心理学权威刊物。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心理学研究领域,而且丰富了音乐心理学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涵。
3.实施音乐学-心理学跨学科人才培养,从音乐专业本科生中挑选优秀人才进入跨学院、跨学科的音乐心理学硕士联合培养项目,培养方案由音乐学院和心理学院共同制定,跨学院授课,实行音乐学一心理学双导师制,成绩优秀者,二年级可转为硕-博连读生,毕业后回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音乐心理学研究培养跨学科研究的复合型人才,为音乐心理学科发展培养后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