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例(12篇)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篇1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口红利;人口抚养比
1.问题重述与分析
人口的数量和结构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所以我国的生育政策急需调整，选择合适的角度探讨有没有必要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人口结构包括生育率、出生性别比、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和青壮年、少年及老年系数等。预测并分析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判断计划生育新政策对我国人口结构的影响程度，然后确定二胎政策放开的时间。
2.影响因素的分析
由于社会稳定，卫生条件改善，生活水平提高，以及长期缺乏对人口增长的适当控制，我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978年我国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很好的控制了人口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令人堪忧的问题：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红利消失。现对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生育率水平
自推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迅速从高生育率转变到低生育率。特别是近几年生育率更是低于超低生育率水平1.5。加快了我国老龄化的进程，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2）出生性别比例
性别选择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被“人为性”破坏失调。查阅资料得知正常性别比例在103：100左右。1985年以来，除了个别年份以外，出生人口性别比均超过了112，明显的偏离了正常的性别比值，且从总的趋势上看男女性别比值仍呈增长趋势。
（3）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于多种因素，“人口红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1]。根据人口红利的定义，我们用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变化表示人口红利的变化，确定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人口红利在2010-2015年呈增长趋势，在2015年左右达到顶峰，在2015年之后，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我国人口红利将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
（4）老龄化问题
老龄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数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联合国的标准是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7%[2]。我国2000年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7%，2011年比例已经高达9.1%，超出标准2.1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已经在2000年达到了老龄社会。并预测出到2030年老龄化已经超过20%，并将一直增长下去，所以20年后我国将成为高度老龄化国家。
造成上述原因可分为两方面：1、人口生育率急剧下降2、死亡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第一方面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第二个方面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疾病的控制、卫生条件和生活质量的快速提升。这种变化趋势最终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我国的生育政策急需调整，也就是说目前很有必要开放二胎政策。
3.差分方程模型预测
根据讨论过的动态差分方程模型，可预测出各个年龄阶段的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值。所以可以预测人口抚养比、老年人抚养比和青壮年、少年、老年人系数的变化趋势，如图1：
图1：计划生育政策下中国未来人口结构预测
由图1可知：少年儿童人口系数有平稳的下降，这可能由于人口政策并没有完全放开的原因;青壮年人口系数持续下滑，2038年达到60%左右，之后直到2060年都维持在该水平;老年人口系数在2041年达到峰值后一直维持在同一水平;人口抚养比在未来50年内持续走高，2060年达到72.23%;人口性别比变化幅度较大，从2040-204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最低，在1的附近，在2050年之后逐渐回升，2060年达到1.02。
当2013年实行二胎政策后，人口抚养比、老年人抚养比和青壮年、少年、老年人系数的变化趋势如图2：图2：2013年实行二胎政策后中国未来人口结构预测
由图2可知：2013年实行二胎政策后青壮年人口系数下降较平缓;少年儿童人口系数有较小幅度的升高，2030-2040年是一个平稳期，变化较平缓，2040年之后则逐渐升高;老年人口系数不再一直上升，而是在2036年达到高峰后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系数变化趋势相似，在2037年达到顶峰后呈下降趋势;人口性别比变化较平缓，这与实行二胎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当2014年实行二胎政策后，人口抚养比、老年人抚养比和青壮年、少年、老年人系数的变化趋势如图3：
图3：2014年实行二胎政策下中国未来人口结构预测
由图2、图3可知，在2014年实行二胎政策与2013年比较，我国未来人口结构影响几乎相同，人口抚养比、老年人抚养比和青壮年、少年、老年人系数的变化趋势相似，差异极小。只是老年人系数与老年人抚养比的高峰分别前移，人口抚养比上移，说明实行二胎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平稳。接下来预测在2015年实行二胎政策时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如图4：
图4：2015年实行二胎政策下中国未来人口结构预测
将图4与图2、3对比知，2015年实行二胎政策后人口变化更平缓，更利于中国人口结构的稳定。所以将2010-2015年作为一个时间段，在2015年实行二胎政策对我国人口结构稳定较有利。
4.模型的评价
人口的变化可以用阻滞增长模型来描述，人口主要由总量的固有增长率决定。但是不同年龄人群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为了更精确地预测人群的增长趋势，我们用按年龄分组的人群增长预测模型。该模型可预测出各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即可以预测出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老龄化程度、青壮年、少年、老年系数的趋势，最终预测出人口结构的变化。
[参考文献]
[1]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J].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关键词：二胎开放；国家政策；90后
前言：二胎政策是我国最新实行的一种计划生育政策，同时也被称为二孩政策，值得就是符合条件的夫妇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既然称为二孩政策，也就是第一胎是双胞胎或者多胞胎的时候，不能够继续生育。2011年，我国各地开始实行，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二孩；2013年我国则提出，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则可以生育二孩；2015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会议上提出，我国需要坚持计划生育的政策，完善人口持续发展的战略，因而实施夫妻可以生育二孩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但是二孩的生育对于想阶段90后人群产生的影响是双面的，下面本文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一、准生二胎的政策
在过去的时间里，我国一般情况下规定只要第一胎是女孩，就允许生二胎，但是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夫妻双方年满28周岁，并且两胎之间需要间隔四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所以我国根据实际情况，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经过这一政策的规定，我国人口增长的情况飞速转变，目前的主要矛盾已经脱离了人口增长速度过快情况，而是变成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等等，因此我国提出二孩开放的政策[1]。
二、二胎开放政策对90后的影响
二孩开放政策一出台，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特别是现在社会上的主要人员――90后，因为9已经有一部分90后进入可以结婚的年龄段，所以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90后的婚后生活也会造成一定影响。还有就是90后父母，正处于壮年，因此很多家庭条件等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90后的父母也对于这一政策跃跃欲试。这样两种情况很容易给90后造成一定的影响。
（一）二胎开放政策对90后的有利影响
1、对90后自身造成的有利影响
据调查显示，我国第一批90后，在2014年就已经步入了晚婚的年龄，所以在现在很多已婚的90后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生育，随后2015年则颁布了二胎政策，这无疑是对于90后生育问题的干扰。很多90后认为，自己出生的时候，刚好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兄弟姐妹都比较少，大多数90后都是独生子女，身边除了朋友就是堂兄妹或者是表兄妹，所以90后缺乏从小晚到大的小伙伴，也没有感受过父母一代与别人分享心事，有哥哥保护，姐姐照顾，或者是照顾、保护弟弟妹妹的情况，所以很大一部分90后不想让自己的下一代也像自己一样孤独，二胎政策开放之后，刚好解决了这一问题[2]。
2、父母孕育二胎对90后造成的有利影响
现阶段社会压力越来越大，90后在未来不仅仅要考虑到自己的生活，还需要赡养父母，这一点无疑也加重了这一代人的压力，所以90后父母如果生育二孩，孩子长大之后，兄弟姐妹之间可以共同负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给90后减轻一定的压力，同时也能够使90后学会照顾、谦让等良好的习惯。
（二）二胎开放政策对90后的不利影响
1、对90后自身造成的不利影响
因为二孩政策是在2015年开始实施的，所以90后几乎都是独生子女。也就是说如果90后响应二孩政策，未来的生活中，一对90后夫妻，就会面临着照顾两个孩子，四个老人的生活状态，这无疑是对90后未来工作和生活增加压力。而且父母都比较希望下一代人越多越好，却没考虑到90后生活的难处，这也是给90后造成不利影响的一大原因[3]。
2、父母孕育二胎对90后造成的不利影响
现在的90后都是独生子女，每个孩子在家里都是六个大人疼爱，这样也给90后孩子的心理和思想上造成一些不健康的影响，导致很多90后孩子性格傲慢、孤僻、暴躁等，所以一旦90后父母想要生育二孩，很多90后是无法接受的，并且因为现在父母生育二孩，与90后年龄相差比较多，90后自然而然会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因为现在已经有子女的家长在未来教育和抚养二胎的过程中会逐渐的发现年龄上的弊端，需要90后人群作为法定抚养人继续代替父母承担抚养和教育弟妹的责任。在这种大环境下，90后人群所要承担的责任就非常巨大，90后人群照顾和抚养的比例不断增加[4]。
三、90后对于二胎开放政策的思考
许多家庭开始考虑计划孕育二胎，作为曾经家庭中的独生子女有的感受到了喜悦的情绪。90后年纪的人感受喜悦的原因来源于自身是独生子女比较孤独，如果家长再次孕育新的生命对于自己来说是十分幸福的事情，能够拥有兄弟姐妹的陪伴，还可以分担照顾父母的压力。对于90后的人群来说，父母对于子女的期望值非常高，造成了90后的巨大压力，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家庭等方面都需要90后人群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当二胎政策实施以后，90后人群的压力就被分担了，父母的期望值从过去的一个人分散到两个人身上，对于90后人群有积极的正面作用，十分有助于90后人群健康阳光心态的成长。总结来说，国家开放二胎政策后，家庭计划孕育二胎提升了90后人群的生活幸福指数[5]。
结论：综上所述，我国在经历人口过多，人们生活压力大，人均生活水平较低的状态之后，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发展方式，但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大部分人积极响应计划生育，我国出现了一个孩子、一对夫妻、四位老人的家庭分布情况，这也导致我国成为人口老龄化大国。因此在2015年开始提倡夫妻二孩政策，这样的政策颁布下来之后，对于90后是产生一定影响的，第一批90后已经步入晚婚年龄，因此90后如果生育二孩，就等于一对夫妻需要照顾两个孩子，四个老人，就会导致90后的生活压力加大。另一个角度来看，90后的兄弟姐妹比较少，二孩政策的开放能够给未来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捷。在90后父母的角度看，如果执行二孩政策，二胎和90后的年龄相差比较大，也就是在某方面来讲90后需要负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但是未来父母年纪大了之后，二孩对于90后来说又是一个可以互相照顾互相依靠的亲人。因此二胎的开放对于90后的影响有利有弊，具体情况还需要根据90后自身的想法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风笑天.生育二胎：“双独夫妇”的意愿及相关因素分析[J].社会科学，2010，05：58-66+188-189.
[2]徐文策，梁.“单独二胎”决策与网络协商――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路径选择[J].新闻传播，2014，01：12-15.
[3]田茂勋，吴贵洪.关于“单独二胎”政策实施问题的几点思考[J].管理观察，2014，24：160-162+165.
[4]王紫艳.新时期农村二胎政策初探――基于翼城模式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4，29：211-212.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篇3
面对全面二胎的行业利好，公司该如何将其转化为实在的业绩改善？今年推行渠道变革影响了销售业绩，公司认为，这种“阵痛”将持续多久？就以上相关问题，《投资者报》记者于11月3日多次致电公司未果，也未收到对采访函的回复。
前三季度亏损超两亿元
贝因美的三季报跟深秋的风一样萧瑟。2015年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约为26.4亿元，同比跌幅达2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2.2亿元，同比大幅下跌260.5%。在今年贝因美中报时，已经亏损了1.02亿元。而第三季度报告期内，又再度亏损1.1亿元，比上年同期更是下降了522%。
贝因美亏损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原因为营业收入下降及成本费用率上升。国内婴幼儿配方乳粉市场竞争激烈，电商、“海淘”抢占传统商超零售渠道市场份额，造成了贝因美销量的下滑。而且公司在2015年对营销体系进行了调整，改变经销商体制为商体制，将自身销售系统的子公司改为分公司。营销改革导致收入受到影响，费用率大幅上升。
中泰证券分析认为，目前公司处于销售模式和内部管理体制双转型的关键时期，经营拐点仍需等待。同时，公司公布全年利润预测区间为0-3444万元，即公司第四季度至少要实现两亿以上的利润。安信证券认为，利润改善预计将来自费用节余。
不过，业绩不佳并没有阻碍贝因美对外投资的脚步。2015年，公司先后收购敦化美丽健乳业65%股权、与韩国乳企韩国每日成立合资公司准备切入特殊配方奶粉生产技术、收购恒天然澳大利亚下属生产中心达润工厂等。不过这些投资能产生多少实际的利润尚需观察。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制造业的利润空间普遍被挤压，贝因美却能一直保持50%以上的高毛利率（2015年前三季度毛利率54%，2012年毛利率高达65%），高毛利率也吸引了众多杂牌与各大品牌混战奶粉行业。据《投资者报》记者统计，在淘宝天猫旗舰店，在售的国内外奶粉品牌就超过150个。安信证券认为，伴随着网购的普及和信息不对称的消除，行业价格去泡沫仍未结束。也就是说，贝因美奶粉的毛利率可能进一步滑落，盈利能力也将随之下降。
二胎概念渐冷
近期市场中，备受热议的话题就是放开二胎。该政策一出，各路投资者纷纷对于包括贝因美在内的概念股给予看多的观点。虽然二胎全面放开之后的政策实施效果仍需谨慎看待，婴幼儿奶粉的需求也不会出现爆发式增长，但是在主题投资为主的市场环境下，贝因美在“全面放开二孩”公告次日（10月30日）涨停。
但在投资者追涨的时候，早已潜伏二胎概念股的机构却已开始逢高卖出。10月30日龙虎榜数据显示，两家机构均卖出贝因美超过4000万元。
实际上，贝因美近期股价的涨跌也反映了这个趋势。公司股价从9月15日最低价9.78元，一路冲高到11月2日最高价20.2元，在一个半月内已经翻倍，显著高于深证成指同期涨幅。然而在全面二胎政策落地后，包括贝因美在内的概念股的强劲势头仅维持了两天，在11月3日，二胎概念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贝因美的跌幅则高达8.1%。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1篇4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预示着，“单独两孩”的政策将全面放开。
多年的计划生育，已导致人口老龄化、用工荒等问题，让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危机。放开“单独二胎”，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既顺应了新时期群众的殷切期盼，又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不过，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全国不设统一的时间表，将由各省（区、市）据实际情况确定。据调查，仍然有四成受访者因各种诸多原因而面对单独二胎新政的放开，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心态与选择……因此，此次单独二胎只是第一步。政策调整必然带来人口变化，须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积极跟进，做出调整和完善。同时，政府还应注意普惠政策与特惠政策的衔接与配套问题，对失独家庭的补偿和优惠纳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制度体系。
文／本刊综合
“调整生育政策和保持现行生育政策均存在利弊。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人口的首要特征，通过调整生育政策适当提升生育率以改善人口结构性矛盾，只能是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基础上。”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在国家卫计委2013年11月17日召开的人口学界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上表示。
座谈会上，近20位人口学界专家热议国家启动“单独”二胎政策（指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个孩子），认为政策实施还面临诸多挑战。
数据显示，中国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原新表示，“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2030年会使老龄化水平从24.1%降到23.8%，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也开始增加，同时还减轻了全社会的老年抚养负担。
原新认为，“单独”二胎对于近中期缓解人口老龄化有微弱作用，但对缓解远期的人口老龄化则有显著作用。
自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出生性别比问题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2004年更一度攀升至121.20（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和持续升高已持续30年，近四年出现连续性下降，但依然在高位震荡。
原新就此指出，“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唯一手段。”他认为，“单独”二胎可以适度多生，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定会下降，但未必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
“中国迄今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异常复杂。不是单靠生育政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刘爽认为，政策调整必然带来人口变化，需要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积极跟进，做出调整和完善。
刘爽表示，“单独”二胎启动后，尽管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出生堆积，但可能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出现一定程度的出生“拥挤”。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亦表示，任何社会政策的调整都会使相应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目标人群发生变化。“当前，卫生计生部门在计生服务、妇产科服务方面，教育部门在托、幼教育方面，规划部门在人口空间布局变化方面，都要尽快做好服务能力调整等相应安排。”
虽然新政策的实施还面临诸多挑战，但原新表示，“单独”二胎政策符合民意，符合国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也符合国家改革和发展总体部署。“由此可见，‘单独’二胎与现行生育政策比较，利远大于弊。”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我国已实行了三十多年，这项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政策不仅促进了中国人口的健康良性发展，也避免了诸多无节制生育带来的社会次生灾害。如果三十多年前不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真不知现在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局面。经过三十多年的贯彻执行，目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已成了很多人的自觉行动，在一些地方，很多年轻夫妇都只愿意生育一个小孩，“把一个小孩带好”成了很多人的共识。在一些城市，不愿意生养小孩的“丁克家庭”越来越多。“青黄不接”导致人口老龄化、用工荒等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已让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危机。与此同时，一些有条件和能力抚养第二个孩子的“单独”家庭，却苦于没有政策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中央决定放开“单独二胎”，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既顺应了新时期群众的殷切期盼，又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是一项既有民生温度，又有战略深度的好政策。
放开“单独二胎”会导致人口暴涨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已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认为新政启动4-5年，会出现生育堆积的释放，并在今后两三年引发一个小的生育高峰，但总和生育率不会超过2%，之后开始回落，并仍会维持低生育水平。事实上，很多大中城市的年轻夫妇已经感受到了生育带来的各种压力，孩子生下来后就基本要用“金钱”武装，奶粉、衣服、玩具、上学……哪一样都需要钱，没有一定经济基础，谁敢再生一个来“自找苦吃”呢？因此，虽然政策已放开了，但并不是所有符合条件的育龄夫妇都愿意生养“二胎”。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我国人口老龄化已比较严重了，为什么又不全部放开呢？愚以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还无法全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我们国家目前经济水平有了快速发展，但仍然属于“底子薄，人均占有量小”的状况，各种社会资源还无法满足一些有生育意愿的人“放开生”。况且，在严格执行计生政策的这三十多年里，我国一些偏远地方仍还有少部分老百姓因为“重男轻女”“传宗接代”思想影响，想方设法逃避政策，一个劲的生孩子，直到生出男孩为止。如果全部放开，就会助长这种“只重生、不重养”的不良社会风气，最终受伤害的仍是国家和社会。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
关键词：全面二孩师资短缺师资配置解决策略
中图分类号：G4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3-0132-01
二胎政策是为我国解决人口问题而出台的一项国策，而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开放，女教师“产假式”缺员成为当前教育领域的一个新的难题。在我国目前的中小学教师队伍中，女性教师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教师，全面放开二胎之后，女教师会因为生孩子而集中请产假，“二胎集中潮”的出现，造成学校暂时性的师资力量短缺，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学质量以及引起学生和家长的不满。同时，“全面二孩”政策下，在不久的将来，学生生源会有所增加，教师的需求量也会扩大。本文通过探讨我国目前的师资现状以及二胎时代背景下，如何解决中小学师资力量短缺的策略，旨在抛砖引玉，从而促进女教师“产假式”缺员问题的解决，从而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全面二孩”政策下，我国中小学女性教师的现状
（一）女教师怀孕请假，影响工作，学校压力较大
女教师在怀孕期间，特别是怀孕后期，会因为身体的不适或到医院进行产检而经常性地向学校请假，容易扰乱正常的课程设置，给学校的课程分配造成了影响。而且，教师职业不同于其他职业的特殊性就在于其课程安排具有连续性，在学校里，学生的上课时间和上课次数是固定的，教师请假之后，学校就要调整课程，调课或找代课老师，甚至在师资短缺的时候，学生们不得不上自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学习，也给学校的正常工作带来了压力。
（二）部分女教师“一胎”晚育，生育“二胎”年龄较大
部分教师在工作之初就结婚，本想趁着年轻抓紧时间生育，但出于对学生适应能力的考虑，学校也难以找到合适的代课老师，而且工作之初就请产假也会影响自己的发展，所以，部分女教师就搁置了生育计划。因为工作的原因而晚育的女教师并不在少数，很多年轻女教师都很“自觉”地将怀孕计划让步给了教学，过了三十岁才考虑要孩子；还有的年轻女教师，将自己的生产计划定在了暑假；也有的女教师自行进行了“生育排序”，甚至有的学校，明确要求女教师生育排队。这部分女教师“一胎”较晚，生育“二胎”时就已经多为高龄产妇。
（三）教师再怀孕，家长意见大
表面上看，教师怀孕与学生家长的关系不大，但是再深入思考，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联。家长担心，频繁地更换重要课程的任课教师会影响孩子的学习质量和效果，如果这些课程的教师再怀孕导致频繁更换教师，易引起学生家长和学校以及老师之间的矛盾。
二、缓解由二胎政策导致中小学教师短缺问题的建议
（一）建立报备制度，高效安排顶岗师资
建立报备制度，即有生“二胎”意愿的女教师提前申请，报备给学校部门，以便学校提前预备，安排相应的顶岗师资，并通过媒体和网络发送顶岗师资调配的信息，最大限度地保障师资信息的畅通，增强师资配备的透明度。通过数字媒体的形式达到信息畅通、资源共享，更有利于建立全面的信息人才沟通渠道。
（二）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统筹，活用流动式教学
有生“二胎”意愿的女教师提前申请报备之后，在保证时间充足的条件下，每个市、县、乡（镇）建立“师资共享”模式，即在一所学校教师严重缺编的情况下，从该校附近的其他学校及时补充师资。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在政策上予以支持，适当鼓励教师的合理流动。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女教师“产假式”缺编所引发的问题，而且对各个学校自身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教师合理的流动也能够促进学校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对于学校文化和学风建设起到借鉴作用。
（三）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建立“临聘教师人才储备库”
为保证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政府有关部门有必要组织建立R聘教师资源体系。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长于伟，在吉林省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上提出建议，建议建立“临聘教师人才储备库”。要把握储备库的“度”，确保其规范性、制度性和可持续性，从而保障一线教育教学工作的稳定与发展。
三、结语
二孩政策是我国为应对人口危机而出台的一项国策，其未尝不是对学校和女教师的双重考验。解决中小学师资紧缺问题刻不容缓，我国政府必须坚持多措并举，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此外，政府应从多方面建立健全的政策保障措施，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支持，保证我国一线教育的稳步推进。
参考文献：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篇6
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国人耳熟能详,而几乎成为其代名词的“独生子女政策”,则发轫于1980年9月25日。是日,中共中央刊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称《9・25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自此,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展开。在具体实施中,计划生育的内容虽远不止“独生子女”一项,也一直保留着地域差别、民族差异,但在大多数城镇人口及部分农村人口中,“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全面施行,影响甚为深远。
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成绩是,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少生了近4亿人,使总人口达到13亿的时间延迟了4年,由此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40年左右的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相对较低的“黄金时期”,从而确保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繁荣。
但在硬币的另一面,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的“负效应”已然无法回避: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老龄化进程提前与加快、人口整体素质不容乐观、家庭风险额外增加、干群关系紧张等等。这其中个别问题,各级行政部门虽挹注多方人财物力、多年戮力治理,仍成效不彰。
而越来越多专家也承认,近年来城乡小学适龄儿童数量迅速缩减、结构性“民工荒”规模越来越大,也与事实上强制一胎化政策之间存在联系。劳动力年龄结构的人为断层可能导致的经济、社会不良后果,已经开始显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9・25公开信》中,还有这样的表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表明,过去30年的人口政策应当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30年后的今天,已到了对这一战略设想进行调整,并履行承诺的“时间点”。
接下来,中国的人口政策将何处去?
早在2009年11月,被视为高层智囊之一的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经济参考报》上撰写长篇报告,呼吁“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并表示“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
一个月后,有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之誉的老牌人口学家、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原所长田雪原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提出三点主张:一、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下称“双独二胎”,事实上除河南省外,其他省均已实施此政策);二、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下称“单独二胎”)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三、在有效制止三胎及以上多胎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政策微调并非空穴来风
而在现实的行政操作层面,现行独生子女政策微调并非捕风捉影。
2010年1月6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江帆,在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作《关于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框架的说明》,提出:“十二五”时期,中国仍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同时完善人口政策体系,加强分类指导,稳妥开展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的试点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关于“十二五”期间人口发展的规划意见,对“是否放开二胎”问题,简要表述为:按照总体稳定、逐步完善、城乡统筹、循序渐进的原则,加强分类指导,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
如果意见于今年年中或下半年获得中央的正式批准,则有望于2011年付诸实施。
讨论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对放开“单独二胎”拟定“三步走”策略:2011年,首批试点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其后,开放北京、上海、天津等六个左右的省份;其他省份为第三批。在“十二五”(2015年底前)内,实现全国全部放开“单独二胎”政策。
记者获悉,相关意见调研准备工作至迟从2007年即已开始。事实上,为放开“单独二胎”而准备的政策空间,早在“十一五”期间即已预留。
2006年下发的“十一五”人口规划中,将“十一五”期间的人口目标确定为,“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
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大致指“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一般认为,该数据为2.1时,代际之间人口数量将大致均衡。在此之上,人口逐渐增加,其下则减少。
数位参与当时修改意见讨论的人口学家均向记者表示,1.8这个指标足够放开二胎使用。扣除不孕症、“丁克”(不生育)家庭和终身未婚者,结合当前已经颇为低下的生育意愿,即使放开“单独二胎”,总和生育率也很难达到1.8。“稳定在1.8左右,其实就是一个未来普遍放开二胎的政策,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
30年少生4亿人
至今,完全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人口中的覆盖率大约为35.4%;“一胎半”政策覆盖了53.6%的人口;“二胎”政策覆盖了9.7%的人口(部分少数民族夫妇,及河南省外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两个孩子);“三胎”以上政策覆盖了1.3%的人口(主要是、新疆少数民族游牧民等)。
“独生子女”政策的成果中,最广为人知的数据是“少生了4亿人”。2009年,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国家人口计生委)刊出的《中国人口60年成就展》,其中这样表述:“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中国目前的人口将超过17亿人”。少生4亿人,使中国总人口达到13亿延迟了4年(2005年1月5日,中国大陆人口达到13亿),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轨迹,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40年左右的人口抚养比(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相对较低的“黄金时期”,促进了改革开放30多年繁荣。
2009年12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丹麦哥本哈根演讲时,谈到“少生4亿人”的依据是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
数位人口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实行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在1.7左右,甚至有可能下降到1.5以下。这意味着,尽管中国的人口总量还会处于惯性的缓慢增长期,但早已逆转了过快增长的局面。
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局面也与30年前全然不同。受访的人口学者之一、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对记者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还处于短缺经济,造的东西自己吃用都不够,没有办法投资,形成新的资本。因此就有了能否养活如此大规模人口的担忧。但从上世纪末期,短缺经济时代结束,代之以过剩经济――这是市场经济的特征。”
今天,中国已面临全新的人口问题。
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
老龄化是近年来公众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根据国际通行计算标准,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9・25公开信》曾对老龄化问题有所预测,“人口‘老化’现象在本世纪(指20世纪)不会出现,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到5%。老龄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然而,仅仅20年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5岁及以上的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6.96%。2001年,达到7.1%,正式突破7%的临界点,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
2009年9月,国家统计局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报告”人口篇》中表述,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三个特点。
其一,老龄人口数量大。2009年最新的统计数据是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1.13亿人,已占到总人口比的8.5%。
其二,老龄化的速度快、来势猛。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65岁老年人比重占4%-7%)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而这个过程在发达国家都经历了45年以上。
其三,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发达时期出现的,因而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并由于老龄化速度慢,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适应。而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由于生育率急剧下降造成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所谓“未富先老”,薄弱的经济基础尚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
目前中国尚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早期。但根据2008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国已进入快速老龄化阶段,此趋势将不断持续,于2051年迈入重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30%)。
养老资源严重匮乏
2007年1月,由蒋正华、徐匡迪等300多位专家学者完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早已阐释了老龄化加速的种种恶果:“导致抚养比不断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加大,并影响到社会代际关系的和谐。同时,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农村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尤其要关注庞大老年人群中的贫困化和边缘化问题。”
2010年1月,《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框架(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也谈到,“十二五”期间,抚养比在经历30多年下降后,将在2010年后出现“拐点”,转为上升。
与社会抚养比提高形成对比的,是养老资源的严重匮乏。
在全国,养老资源压力都已显现。
2006年7月,全国养老服务社会化经验交流会议上,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介绍,至2005年年底,中国各种类型的老年人福利机构床位131万多张,只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0.9%,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5%-7%的水平,也低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3%的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2009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1.67亿,同期收养性社会服务机构总床位数仅275.4万张,比重仍然只有1.65%。
护理人员也极为短缺。2009年民政部公布的数据称,如果按照老人与护理员3∶1的比例来推算,全国需要约990万名养老护理员。目前,养老护理人数不足百万,取得职业资格的仅2万余名,供需矛盾非常突出。
人口性别比失衡严重
代表着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同样是中国的巨大隐忧。
在《9・25公开信》发表的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波动在105-106间;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此项数据是107.2,略高于正常值;到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达到11.27。
进入21世纪,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攀升到了120的高位,《征求意见稿》中也承认,“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持续偏高时间最长的国家。”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从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后开始出现,并加剧的。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建新等学者认为,“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育政策,无论是城市的‘一孩’政策还是农村的‘一孩半’,都直接‘阻止’了许多人通过生育数量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严格的生育数量规定,直接影响了人们通过生育数量达到生育性别的需求。(所以)偏严的生育政策,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长张车伟研究员也表示,的确存在计划生育越严格的地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越严重的现象。此方面论点的案例,可见于试点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农村夫妻可以生育第二胎的四个试点里,其中三个试点地区(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湖北恩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处于102-107的正常水平。
或许正因为这一问题成因的复杂性、治理的困难程度,2010年1月《征求意见稿》中,对“十二五”期间这一目标的设定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下降3个百分点”。
仅仅两个月前,2009年11月的《人口“十二五”规划发展思路》(讨论稿)里,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计划。
个体的幸福
人口政策问题,并非仅仅是数字公式和统计模型的演算,它涉及的是活生生的亿万家庭,涉及的是13亿具体的个人。因此,不能忽略的还有整体人口素质不高、家庭风险额外增加、独生子女心理健康、干群关系紧张等诸多负面的影响。
对于整体人口素质的担忧,公众与学界举出的理由浅显而一致;在现行的生育政策下,大多数教育水平、收入水平、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城镇居民,受制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等条件约束,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甚至选择“丁克”生活方式的越来越多。
而大多数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自身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农村居民,则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可以生育或者“二胎”(第一胎为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甚至可以相对容易且成本较低地“超生”出更多的孩子。
《征求意见稿》中对中国人口素质状况的评判同样颇为低调:“近年来,我国生殖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生育质量令人担忧⋯⋯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文盲’达1.02亿,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九年左右,大约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对于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也仅将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9.7年。
独生子女伤残甚或夭折死亡的家庭悲剧同样不少见。以2008年“5・12”大地震为例,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官员曾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地震中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约为8000多个,其中死亡3700多人。在国务院办公厅的要求下,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于当年7月通过了一个《关于汶川特大地震中有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的决定》,允许这些受害者家庭再生育。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在2010年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的通报,截至2009年11月底,地震灾区已有2726名妇女再孕,并有1489位婴儿健康再生,并有首例辅助生育技术孕育的婴儿出生。仅以数字计算,还有三分之二的家庭仍未恢复完整。
面对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可以有政府统一部署的“特别决定”;但单个的或者小规模的独生子女伤残或夭亡后,留给其家庭的只有无法挽回的永久伤害。
有人口学家分析,这也是目前无法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之一,“一旦放开,以前独生子女伤残及夭折的家庭要追究责任的话,由谁负责?”
多位受访的人口学家还谈道,长时间的过低生育水平,是不利于人口均衡发展的。而一旦生育水平下降到一个较低程度,想再鼓励生育、刺激恢复其上升,同样困难重重。
上述人口学家还表示,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学术上的研究价值。“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决策,跟每一个人都切身相关。中国的人口政策,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学术问题。”
酒泉“二胎”试验
甘肃酒泉、山西翼城等数个地区农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二胎”试点的经验,或成为今后计生改革取向的借鉴
西峰乡在酒泉的正西,距市区只有十几分钟车程,和全国各处乡镇一样,这里计划生育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有些标语明显为近年新加,如“少生优生,幸福一生”。也有些标语很长,很拗口,却很实用,如“独生子女、两女结扎户子女可享受初中升高中、技校加分20分、高考加分10分的政策”。
标语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计生政策的变化。实际上从1986年期,甘肃省酒泉市的农村地区,被当时的国家计生委确定为全国农村“二胎”政策试点,意即无论夫妇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也无论他们的第一胎性别,都可以生育第二胎。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类似于酒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已在农村施行普遍“两胎”政策的还有数个地区:如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河北省承德市、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覆盖总人口大约840万。
时至今日,这些“二胎特区”取得了哪些经验教训,这对接下来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改革或有借鉴意义。
开“小口”堵“大口”
和全国一样,自1980年《9・25公开信》发表之后,独生子女政策也在酒泉城乡全面铺开,干群矛盾一度突出。
1984年之后,酒泉开始设计自己的“开小口,堵大口”试点政策,即以开放“二胎”的“小口子”,堵住计划外“二胎”和“三胎”以上生育的“大口子”。
1986年,酒泉正式被当时的国家计生委确定为全国农村“二胎”政策试点。
对于这些试点的奖惩,均由国家计生委负责,地方协助管理,惩罚手段依旧严厉。当地计生干部向记者列举:计划外怀孕的妇女仍需执行引产;如有一户出现“三胎”及以上生育,或计划外生育,整个乡当年都会被取消“二胎”生育;“二胎”之间的生育间隔为四年;作为试点地区,也必须执行上级下达的生育指标――每年元月,中央对各省下发此数字,省再分解到各个地区。
政策放开后的1986年,酒泉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了历史最高点――17.3‰,此前一年的数字仅为12.9‰。之后连续五年,一直保持在15‰以上,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才下降。此类情况被称为“堆积”,指生完“一胎”的育龄夫妇如不能生“二胎”,一旦放开就会产生生育率猛涨的现象。当地干部的经验是,如果政策执行有连续性,“堆积”就不会出现。
进一步的“放宽”
进入21世纪之后,酒泉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仍持续下降,最低点为2004年的5.09‰,同期全国的数据为5.87‰。越来越多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夫妇,主动放弃第“二胎”。当地的人口状况,与全国其他地区农村生1.5胎的结果基本相似。当地计生干部估计,当地放弃“二胎”和生“二胎”的比率约为1∶1。以酒泉市西峰乡为例,2010年3月,全乡“一胎”户为1081户,其中决定放弃生“二胎”,领取独生子女证为470户,占到43.48%。
西峰乡蒲莱村村民张晓芸,今年40岁,1996年生下一女。整整十年以后,她终于申办了独生子女证。张晓芸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二胎)是可要可不要,后来索性把独生子女证办了,还可以让孩子享受一些政策。”她指的政策,就是宣传标语所写的,在升学过程中,有加分优惠。
此外,“年满60周岁以上,有一胎或两女的老人,每年能领取720元养老金。”西峰乡计生委王秀娟向记者补充说。
同为蒲莱村村民的段红却有些忧虑:“两个儿子,以后要结婚,需要一大笔钱,还什么优惠政策都享受不了。”
与计生相关的优惠政策集中于2004年之后出台。当年,国家人口计生委与财政部联合推出“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为解决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60岁及以上的父母发养老金。此外,甘肃省的教育部门也规定,独生子女在省内参加中考和高考将获得加分。
政策曾引起踊跃领取独生子女证、二女结扎证的风潮。甚至出现数例50多岁,育有二女的父母,主动要求结扎。
计生干部说,在大多数村民眼中,一儿一女依旧是理想状态,而非要一个儿子的观念,已不再强烈。酒泉市计划生育协会秘书长李玉俊则解释,现在农村机械化普及程度已渐高,男劳力并不需要。“思想的转变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一定关系。甘肃省较贫困的西部山区,超生现象依然严重,一定要生男孩的思想依然存在。”
“酒泉”经验可否推广
除了人口增长方面一直保持着低生育水平,酒泉其他人口指标也表现优良。如全国普遍存在的非常严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情况,酒泉基本正常(正常值在103-107之间),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酒泉的此项数据是108.2,远低于全国119.92和甘肃省119.35的平均水平。即使单纯计算农村人口的出生性别比,酒泉在2000年至2005年之间分别是:110.44、113.35、109.83、106.30、106.83,同期全国的数据则早已超过120以上的畸高了。
人口的年龄结构总体变动趋势也比较平缓,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时,酒泉市的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为5.17%,并未突破7%的老龄化门槛,更远远低于全国7.7%的平均水平。
对此,2006年1月-6月,宋健、周祝平等组成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甘肃省酒泉地区生育政策调研”课题组,评价其试点改革基本达到了“控制人口、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预期目标,并认为酒泉的计生工作已实现重心从“控制人口为主”向“服务为主”的转变,计生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也得到了良好改善。
实际上,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顾宝昌等数十位人口学者组成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对坚持类似政策试点的山西翼城县、湖北恩施州、河北承德市的调研,其基本结论也与酒泉经验相似。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篇7
［关键词］人口结构；生育政策；战略；调整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7.02.119
［中图分类号］C92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2-0-02
生育政策与人口结构的优化密切相关，合理的人口结构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现实的、潜在的动力。在过去几十年间，我国限制生育的政策成功地抑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现象。但限制生育政策的社会经济风险也在不断地累积，并影响我国未来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生育政策的战略性调整只有现在进行时,没有过去完成时。
1中国人口结构现状及传导效应
随着我国控制人口政策的实施，人口结构出现了以下变化：总和生育率（TFR）处于较低水平，已经处于1.3的低生育状态；人口增长率与出生率呈同比下降态势；年轻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人口平均年龄不断上升,老龄化趋势加速；独生子女家庭不断增多；男女出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城乡老龄化同比上升，乡村老龄化率总体高于城市,人口红利消失等。
调查发现：全面二胎政策生效后，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比较低，为43%。生育意愿受到房价、教育、医疗等因素的影响。其中,购房支出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约为33%，家庭住房还贷压力特别巨大；教育费用占22%，医疗费用占17%。对绝大部分年轻家庭而言，房价、教育、医疗等支出过高直接导致家庭可支配收入减少，进而导致生育二孩的意愿降低。不容置疑，家庭收入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收入越高，生育二胎的比例越高，反之，则越低。“养不起”是生育二孩意愿较低的根本原因。
这些问题具有“蝴蝶效应”。生育率低导致了人口增长率下降，低的人口增长率导致了人口平均年龄上升，人口平均年龄上升导致了年轻劳动力减少、老年人口攀升，进而加重了年轻人的社会负担。同时，计划生育也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如独生子女家庭多引起的男女比例失衡。由此可见，进行人口结构优化已是我国目前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想解决我国人口结构的矛盾，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键问题是要适度提高生育率。
2提高我国生育率的思路
2.1不断完善与生育政策相关的配套措施
从世界各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来看，无论是抑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只有少数的国家是成功的。生育率受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完善与人口政策相配套的具体措施是充分发挥人口政策功能的重要措施。林毅夫、张军等认为,“中国的人口增长是一个慢变量”，生育政策的调整必须根据整个经济社发展状况因势利导，与时俱进，积极准备相应的可供选择的政策的配套措施。
为提高二胎的生育率和适应育龄妇女生育二胎意愿的高龄化趋势，让人们真正“敢生”。因此，政府要制定和完善以下配套措施：一是，取消晚婚、晚育政策的限制，将结婚年龄进行调整；二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条件，扩大参加生育保险待遇的范围；三是，要改革现行的生育登记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生育奖励、保障制度，对履行国家生育政策的家庭给予奖励；四是，要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幼托一体化的社会服务、产假由夫妻双方共享、在产假的总额度内自由分配休假时间等政策，减轻照料子女的压力；五是，要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基础上，通过各种预防措施防止妇女因生育而造成职业晋升受阻或利益受到损害的现象，不仅要消除对女性就业的隐形歧视，还要建立妇女因生育休产假造成企业利益受损的补贴机制，减轻女性就业和发展的压力；六是，要建立以家庭为对象的奖励、保障等配套制度；七是，要适当增加产假时间（最好将原来的98天修订为180天）。
2.2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
从笔者的调查和目前的研究来看，收入、教育、房价等多种因素对生育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养育成本中，无论房价支出的占比，还是教育、医疗支出的占比都与人们不愿意生育二孩有关。尽管扩大内需是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是社会经济各个行业现实消费的增加和潜在消费预期的增强，但房地产和教育仅仅是拉动内需的个别方面。一般来说，家庭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性，与房价、教育费用高低呈反相关性。这些年来，我国出现了房地产产业畸形发展，房价普遍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和教育产业过度市场化，收费过高等现象。因此，政府应对此进行调控，增加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而改善人们不愿生二孩的现象。
2.3把握好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力度和分寸
目前，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的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全面二胎政策仅是我国人口政策战略调整的一部分。由于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家庭收入状况等因素影响着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虽然生育政策的影响力呈现减弱的趋势，但其主导作用仍不可替代。从我国“双独”“单独”政策和一些发达国家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看，全面二胎政策的预期效果也不容乐观。因此，生育政策调整是国家长远的战略规划，应把握好调整的时机、力度和分寸。
一是要“小调整”与“大调整”相结合，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政策效果和功能的发挥需要一定的时间，全面二胎政策在短期内不得频繁的大调整，不宜变动过快。毕竟，判断生育意愿和生育效果的周期较长，至少要五年时间才能得到较为可信的数据。因此，在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头五年内，有关部门不仅要加快各项保障工作的完善，还要深入基层准确了解实际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及时进行分析研究。如果实际生育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就可将政策重点放到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如果实施满五年后，出现了生育率过高或过低的现象，则应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二是有关部门要积极有为，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增强政策微调的前瞻性，完善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机制和纠错机制，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具体来说，可以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在国家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也可考虑普及高中教育。未来发展的关键不仅是简单的提高二胎生育率的问题，而是要把人口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本强国，不断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
三是要处理好宏观政策的统一性与微观措施的差异性的关系，因地制宜。由于影响生育的因素有很大差异，各地的配套措施应当在坚持政策和有关法规的前提下因地制宜，但不可突破法律。
2.4严格管理、加强引导，促进性别平衡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长期不平衡势必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防范和解决。首先，要倡导男女平等的观念，对医院进行严格管理，将产检性别的保密工作由原来侧重于道德要求转变为法律要求，更好地促进出生性别的平衡，让有性别偏好的人没有可乘之机。其次，保障妇女儿童权益，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最后，要找准女孩发展面临的问题和产生问题的根源，精准施策。从实际出发，制定科学的、合理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来促进社会性别的平等。偏好男孩的思想观念是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国家应抓住这一关键问题，加强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宣、传倡导工作，引导群众转变思想观念。
总之，为了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目标，应避免单一化的政策,采取一系列相互衔接和可供选择的配套政策。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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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匡时.“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J］.人口学刊,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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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1篇8
【关键词】特保关税；出口退税；反倾销
2008年以来，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对外贸易更加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中美关系也越演越烈，两国贸易的摩擦更是不断上升。据海关统计，2008年全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3337.4亿美元，同比增长10.5%，增速为中国入世7年来最低点。2009年4月发生的轮胎特保案事件更是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对中国输美的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征收惩罚性的特保关税，为期三年税率分别为35%、30%、25%，自9月26号开始生效。
一、中美轮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
1.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
根据有关的数据分析，在两国的贸易中，近几年来一直中国都处于顺差的地位，并且中国的贸易顺差额中有一半是来源于美国。中美长期的贸易逆顺差的不对称性造成了中美关系的不平衡现象，两国贸易摩擦的产生也是必然的。
2.中国产业结构自身存在缺陷
美国大多数都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国出口飞机等高新技术产品，具有竞争优势和不可替代优势。中国的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制造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产品集低成本、低质量、低质量于一体，而且国家政府为了保证轮胎的出口更是增加了出口退税的政策。再加上在中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低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具有价格优势，但是不具备竞争优势和不可替代优势。对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轮胎产品中，虽然表面上占领了美国大半个市场，单轮胎产品实际属于低端产品，美国也一直以来不断在加大贸易壁垒，防止中国轮胎产品的进入。对于中国这种产业结构，很容易遭到海外国家加注的一些倾销罪名，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随之产生。另外，中我国国内市场中，政府又不断地放宽了外国轮胎行业的进入政策，许多大型外资企业开始占领了国内的市场，在高质量和合理价格的情况下中国内一些小型轮胎企业也同样面临着很严重的危机。
二、中美轮胎贸易摩擦给我国带来的影响
1.中国对外贸易收入下降
随着中美轮胎贸易摩擦不断增加，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轮胎产品增加了出口关税和限制性出口的等措施，使中国轮胎出口成本增加，竞争力下降，进而中国对外贸易数额也在下降。以2009年的轮胎特保案为例，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轮胎关税率从3.4%到35%，一下子增加近十倍，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成本剧增。至少在2009年到2010年期间，国内轮胎出口商都不会向美国出口轮胎产品。而据中国橡胶协会统计，2008年中国对美国的轮胎出口额约有22亿美元，轮胎年出口量占总产量的40%以上。如果削减输出美国轮胎的半数产量，意味着中国将会出现12%的剩余轮胎产能，并且减少10亿美元的外贸收入。不仅如此，受损的轮胎产业也会引发相关的产业链受损，如橡胶、焦油等产品会因轮胎生产量的减少而相继出现过剩现象。
2.国内企业的竞争加剧且国内的相关的失业率上升
由于美国对于中国轮胎出口增加了一系列贸易壁垒，中国轮胎出口企业的成本不断在增加，在国外的竞争优势下降，因此不得不将重心转向国内市场。而国内的轮胎市场在外资企业的进入的冲击之下竞争本已相当激烈，再加上重心在海外的企业突然转向了国内，国内轮胎的供给增多，甚至会出现过剩的情况，国内市场再一次遭受巨大冲击，市场压力增大企业竞争加剧。
中国轮胎平均年出口量占总产量的40%以上，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产品出口于美国，在轮胎特保案后，中国轮胎的出口遭受限制，而国内市场竞争又激烈无法进入，大多中小型企业在国内外双层夹击的情况下会出现破产倒闭的现象，这势必会导致大量的人口失业。并且由轮胎引发的相关受损产业，如橡胶、焦油等都会出现产品供过于求的现象，企业在无法受益地情况下只能裁员，失业率也将进一步上升。
3.引发国际贸易的连锁摩擦反应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加入以来，国际上许多国家对于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本身就存在着质疑，加上中国对外出口产品的价格低廉的情况下，许多国家都会认为中国是在倾销商品，目的是打开他们国家的市场。他们都想针对中国的一些低价格的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却有很多原因而迟迟不敢动手。而美国的对中国轮胎产品实施特保的政策，却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示范和先例作用。因此，继美国之后，有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就先后对中国轮胎产品相继提出了调查，最终裁决结果都是中国轮胎出口产品属于倾销行为，对中国轮胎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三、中国的应对措施
1.加快外贸企业转型升级
中国在对外贸易的摩擦不断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企业自身结构问题，因此，加快对外贸易企业的产品升级是当前必不可少的任务。政府不应该将资金放于为了扩大出口而实施出口退税政策上，而应该将资金转向投放于轮胎产品的研发和创新之中，努力改变低成本、低质量和低价格的现象；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全面培养企业创新性人才对于企业新产品的研发是很有必要；将企业以劳动密集型结构转变为技术密集型结构，打造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属于中国企业自己品牌的轮胎产品是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这样，中国企业不在仅仅只是拥有价格优势，竞争优势和不可替代优势也将拥有，政府的出口退税也没有必要。
2.加强对国际法律条款的认识，维护我国自身利益
在中国和美国轮胎贸易摩擦事件中，美国对于中国实施的诸多限制性措施甚至是反倾销的手段，我们都无法采取有效地措施去阻止因而处于很被动地地位。而且我国企业对于WTO和一些国家法律条款条例都很不熟悉，所以当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争端时，我们自然而然地处于被动挨打并且无法反击的局面。因此加强对国际法律条款的认识，深层次地了解WTO准则并有效合理运用，维护自身利益是势在必行的。对此，政府可专门设立国际法管理协调结构，组织各个轮胎出口企业，加大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机制的设立；企业也应该加大对擅长于投诉和应诉服务的人才的培养，重视与国际机构组织与国内出口企业的联系，及时更新对国家法律条款的知识。
3.鼓励消费者支持国产轮胎品牌
受传统文化等很多因素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认为外国品牌总比中国牌要好。轮胎业也一样，很多消费者根本不看轮胎的介绍质量之类的，只要一听到是美国生产的就立即买，是中国制造的就躲闪不及。这个也是为什么外资企业在我国市场很有竞争力的原因。对此，我们应该多多加强消费者这发面的知识，努力地让他们了解其实中国品牌也是很有优势的。同时也可以运用多种营销的手段来宣传我国轮胎品牌。
4.预测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
很多情况下，我国企业面对他国的贸易壁垒甚至是特保政策都不知道如何反击。像2009年轮胎特保案，美国4月份已经对中国轮胎产品提出了要特保调查，而我国出口企业还只是一贯地向美国出口低价格的轮胎产品。对于这方面美国和欧盟国家做的就很好，他们有专门的机构像美国的“抠动扳机机制”、欧盟的“进口检测快速反应机制”来提供预警信息。因此，政府建立完善的科学的预警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是迫在眉睫的。另外企业、政府、行业三者之间应该相互联合起来，努力搜集充足信息和材料，积极应诉。同时，也可以建立专门的情报服务网站，按时交流信息，对各种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保持警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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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恺均.从中美轮胎特保案透析WTO框架下特别保障措施[J].学术交流,2010(1).
[3]刘威,陈继勇.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特保措施的原因及对策[J].学习与探索,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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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篇9
【关键词】出生性别比；失衡；性别结构问题；文献综述
我国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三十余年的研究历程是一个对人口性别结构不断深入认知的曲折过程。本文将通过回忆这一历程，梳理学者们的研究，客观展现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成果和可能的新奇点，以期能对以后的研究和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这里主要通过CNKI数据库查找搜集已有文献，辅以一些涉及人口性别结构研究的著作进行文献梳理工作。在CNKI上，以“性别结构”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查到1981年至今293篇相关论文。在所有相关文献中，最早涉及人口性别结构的讨论是1981年《人口研究》第二期刊登的康明村的《对新疆石河子地区独生子女性别比例调查》一文。然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绝大多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有性别结构问题的争议之中，从9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对性别结构问题基本达成共识，研究集中转向了更深入的关注点之中。通过对1982年至今的293篇文章的标题、内容进行细致筛选，笔者最终选择确定了本次综述所将分析的44篇文章。
至今学界对性别结构相关问题的讨论，大致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性别结构问题存在与否的争议；二是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的讨论；三是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的讨论；四是对防止和减小性别结构问题的发展策略的探讨。
一、对我国性别结构问题存在与否的争议
我国著名人口学家李建新认为，学界讨论的性别结构，一般指的是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是人口性别结构的一项重要指标，对总人口性别比、分年龄性别比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田雪原在其著作《人口学》中指出，出生性别比指的是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出生婴儿中男婴和女婴之比，一般以每100个女婴对应多少男婴来表示。在生物学意义上，出生性别比是个常数，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它一般稳定在105左右。若偏离了这个常数，则意味着出生性别比失衡，性别结构问题也即将产生。
1982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上升到了111.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这个数据为116.9，而到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出生性别比已经高达118.08。
在80年代初，我国出生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105），然而在先前的研究中，学者对人口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关注点更多地在全国人口规模、人口迁移等方面上。对人口性别结构做出的最早讨论是人口学学者康明村，他于1981年发表在《人口研究》第二期的《对新疆石河子地区独生子女性别比例调查》一文首次以地区的计划生育实际状况调查为基础，研究发现新生的独生子女中出生的男婴要多于女婴，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随后，1983年邹平通过在北京地区展开的对出生婴儿性别比的调查分析，发表了《关于北京市出生婴儿性别比的调查》一文，文章指出由于计划生育和生男孩的意愿，在偏远地区有瞒报的情况，并且瞒报的女婴居多，而因为这点他在研究最后也没承认康明村提出的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情况。
因此，有关我国人口性别结构的研究，一开始就在出生性别比是否有失衡各持看法。引起了八九十年代学界对性别结构是否存在的争议。这期间的有关研究中，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则认为普查和抽查的数据反应了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并有严重化趋势的事实；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说中国存在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不科学的，因为先前的统计数据受各种原因影响是失实的。
一些学者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查数据发现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情况。1988年袁振相在《出生婴儿性别比初探》一文中指出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不再是个别地区的问题，而是广泛存在并具有城乡分布一致的特点，但农村失衡情况要严重于城市。同年，刘爽在结合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在我国本分省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在《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分析》一文中描述的情况与袁振相基本相同。
而以徐毅为代表的学者利用1982年到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和部分抽查数据反复研究，于1991年在《中国出生性别比的现状及有关问题的探讨》中认为出生性别比偏高是由于存在很多出生女婴瞒报、漏报、错报的现象。贾威也在他的《收养子女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分析》中认为收养子女比例从80年代到90年代呈较大幅度上升，但大量被收养的女婴未被记入统计数据。因而他们认为所谓事实性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只不过是统计数据造成的假象。
这一争议在一些不争的统计数据比较和“光棍”群体的日益壮大等事实中得以逐渐平息下来，大多学者保持了一种客观的态度对八十年代的出生性别比现象重新进行了解读和思考。因此，从九十年代后期的研究就可以发现，研究关注点不再纠结于是否存在人口性别结构问题上，而是开始了一些更深入关注点的讨论中。
二、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分析
虽然八九十年代，研究者更多偏向对性别结构问题存在与否的争论，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同时讨论了一些关于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马安和涂平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还是由瞒报漏报引起的，认为是这种原因的学者往往也对我国人口结构问题的存在持否定态度。而后有的学者则反思快速的高新科技推广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的效应。于弘文则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是偏高的主要因素，而瞒报漏报是次要因素。
在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因统计技术的成熟而抛弃了“瞒报、漏报和错报”的解释，李建新等学者认为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等技术的发展是促成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但不是根本的。
以杨菊华为代表的“政策论”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导致性别比失衡的最根本原因。他在《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中构建和检验了生育政策和出生性别比的关联机制。他的研究发现，在一孩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又极度失衡。而在政策宽松的环境下使部分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比如而未实行生育限制政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基本保持正常。于是他认为，政策越强反而易使女胎受歧视而遭遇人工流产，而相对宽松的政策让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
“生产论”者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男女不平等的影响。寿兰兰在《出生性别比失衡——两性不平等为和谐社会留下的重大隐患》指出，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从本质上来说，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当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尤其在农村地区，社会生产对男性的需求大大高于女性，女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普遍低于男性，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也是女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侵害的反映。
“文化论”者则当然认为是传统的生育观念和重男轻女的生育文化的影响，刘强在《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具有浓厚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色彩。即使是今天，“不生男孩不罢休”的生育意愿还没有根本转变，这是出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根本原因。
而“技术论”者则认为是B超技术的运用直接导致了中国出生性别比的极度不平衡。李树茁和郑真真等多位人口学专家认为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是造成目前出生性别持续偏高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我国从事计划生育的部门来说，他们会自觉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因而对政策论说产生一种抗拒。“在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他们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现象。虽然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剧了性别比偏高趋势，但是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之所以有这样的解释，是因为分析者把各个要素相互脱离的结果。出生性别比失衡并不是哪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讨论
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有很多，本文选取了学界认同高的后果加以呈现：
（一）女婴生存健康条件下降
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数据，婴儿死亡性别比为120—130（女性为100），这是因为女婴患遗传疾病的概率要低于男婴，女婴的免疫力强于男婴的缘故。如果一个人口中观察到了男孩与女孩的死亡水平之比低于这个正常值，则说明这个人口中存在着非正常的性别差异。张二力在《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中指出，2000年在一孩政策地区的女婴死亡率偏离正常比例高达99.9%，是执行二孩政策地区的1.75倍。这一现象与出生性别比偏高同为严厉生育政策的副产品，也直接影响到了年龄性别结构，最终将会带来不良的社会后果。朱楚珠认为，在我国严格的“一孩”“一孩半”生育政策之下，偏男的性别偏好不能通过正常生育来满足，在存在着性别歧视的地区人们对女孩生存的环境“漠不关心”，致使一些女婴生病得不到好的治疗而夭折，也还存在着大量的溺婴现象。因为这样的女婴死亡可以换取再生男婴的机会。
（二）婚姻挤压
婚姻挤压（MarriageSqueeze），最早由瓦莱丽·赫德森和安德烈亚·博尔两位学者提出，在2004年5月份，他们的名为《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著作在英美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这部著作把矛头对准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性别比偏高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具体就是由于两国成年男性远远多于成年女性，男性因此不能像传统那样选择配偶，而是以竞争的方式相互挤压选择配偶，复杂的竞争机制最后生产出了很多光棍。而这些光棍，往往是诱发社会问题和对社会安全产生威胁的重要群体。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男女正常婚配的人口学前提是在婚龄期阶段（20—39岁）男女性别比会均衡在100左右。刘建新在对我国2000年的普查数据中分析到，不仅年龄组如0—4岁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而且婚配年龄人群的男女性别比也不均衡，男性人口大大超出了对应的女性人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在一个新闻访谈节目中讲道，人们在选择配偶时出现“老夫少妻”、“城里哥找乡下妹”、“贫困男寻求跨国婚姻”这些现象来避免婚姻挤压带来的影响。这些非传统的婚姻搭配只是加大了婚姻挤压的效应扩散，并没法有效解决问题。
由我国目前出生性别比的偏高趋势可以预见，到2022年，将会出现3000万“光棍”。未来我国婚配人群的性别结构失衡引出的婚姻挤压仍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社会问题继续，甚至还有新问题产生。
（三）对社会稳定与安全的影响
刘建新认为，婚姻挤压产生的后果，绝大部分是被动单身。而这些被动单身的男性往往来自于偏远地区或者文化水平、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较低的男性。不能婚配不仅会影响到个体的身心健康，还将加重这些原本就边缘的男青年的失落感、挫折感。
国家人口计生委关爱女孩治理出生性别比专家组组长原新指出，性别比失衡带来的不仅仅是婚姻挤压的问题，还会引发性暴力、拐卖妇女儿童等非法行为的发生。孙江辉在《男女性别比失衡与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不能结婚的男性处于社会底层，已经具有这样的危险倾向：即基于体力建立一种系统，通过暴力得到他们无法以合法途径得到的东西，为了谋求正常的社会生活，比如婚姻、生活富有等，而又缺乏正当的手段时，他们便会以其自认为正当的方式来实现。
出生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影响之重大，以至于我们再也无法忽视这个问题的存在，它正如一场静悄悄的危机，一步步向我们逼近。
四、防止和减小性别结构问题的发展策略
目前我国整体人口出生性别比仍然持续偏高，在对未来性别结构堪忧的同时，学者们也对症下药地探索了一系列措施和对策应对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严梅福在《变革婚居模式降低出生性别比》中分析到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要改变传统的婚育观念，建立新型的人口道德，并通过招赘婚居，提高女孩的养老价值和“传宗接代”的预期效益价值，淡化宗族和家族观念。辜胜阻、陈来在《城镇化效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好》中认为通过人口城—乡迁移、制度城—乡迁移和生育文化的重构，在广大农村地区大力发展生产力，加速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通过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变和法制的完善来淡化人们的男孩偏好。王翠绒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人口伦理学分析》提出应全方位构建完备的社会保障、利益补偿制度，树立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新风尚，提倡尊重妇女生育的社会价值。著名人口学家田雪原等人在《“软着陆”：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则建议改革现有生育制度，全国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五、对我国性别结构问题研究现状的评述与思考
通过对近三十年的关于性别结构问题的研究梳理，我们可以发现，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然而，起初那段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围绕问题真实性展开的争议不仅为我们展现了问题本身发展的清楚脉络，也开拓了后续研究者的视角和内容。总的来说，对于人口性别结构的问题囊括了对这个现象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不管从研究视角还是研究内容来看都比较全面。但笔者从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研究现状也衍生出了一些相关思考：
（一）一方面，我们承认生育观念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减少了女婴出生或存活的机会。而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通过实证的问卷调查和研究并得出我国现阶段大部分地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生育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的文章，“生儿生女都一样”、甚至是“女孩比男孩好”的观念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普遍存在。但是，事实上，即使在生育观念转变的情况下，不管是对全国还是对地区而言，非法使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选择流产女胎的“两非”现象仍然严重，而出生性别比仍然是只高不下。怎样解释这种观念与行为不一致的非逻辑行为呢？
显然，我们首先会想到这是因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现象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往的研究只是说明有共同作用，但并没有对这种共同作用何以产生和以何种形式表现并没有做明确的分析和说明。因而，仅仅以“共同作用”这样粗糙的解释也着实有些尴尬。试想在众多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因素中，生育观念这种内化于行为者的东西直接引导和支配人们行为，但在与国家政策、社会生产和B超技术相碰撞的时候发生了妥协，做出了与生育观念不一致的行为，而使得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观念的妥协为何，暂时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到，即即使生育观念已有大的改变，但如果国家政策不尽快进行合理调整，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对男女性别观念不转正，B超技术还肆意滥用，想要在未来平衡出身性别比，也可能只是一个空谈的理想吧。
（二）另外，国家政策也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重要因素。在此寄希望的对国家政策进行合理的调整，并不是无根据的。
从70年代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影响从一开始就慢慢凸显出来，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一孩”政策遭到质疑后，在部分地区（多数是农村）开小口实施“一孩半”政策，近几年“放开二胎”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据统计，2009年全国范围内生一胎的性别比是107.1，二胎的性别比是151.9，三胎的性别比更是高达159.4，远远偏离正常范围。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生男孩的意愿反而更强烈，性别比就越高。所以有学者便认为“二孩”生育政策还是满足不了生育者对婴儿的性别需求，第一胎生女孩的家庭再生男孩的愿望变得更为强烈，而以出生大量二孩甚至是多孩来平衡性别比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显然让我们尴尬的是，目前不管是一孩还是二孩的政策下，婴儿出生性别比都不乐观，在未来仍然是我国人口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这意味着要减小和平衡出生性别比，仅靠人口政策的调整也是不够的，正如影响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样，要减少性别比失衡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努力，一种适宜的政策和合作方式的探索也将成为未来性别结构问题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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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篇10
关键词：全面二孩；生育意愿；公共资源
一、研究背景
（一）独生子女政策弊端初显。受“独生子女”政策约束，我国出生率降低，相应1979-2015年出生人口减少，适龄劳动力发生变化，对此后二十年劳动力补充产生一定不良影响，人口红利也会随之下降；出生率、死亡率“双低”直接导致人口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社会养老支出上升，养老负担加大，“4-2-1”家庭养老问题尤为显著。
（二）“两孩”全面开放下适宜生育家庭的转变。在“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年背景下，我家庭生育观念转变，大部分家庭认可“一个就好”生育标准，少数家庭选择丁克。同时，适龄生育家庭多为独生子女一代，受高养老成本、高工作生活成本、都市生活压力加大和长期“单胎”生育观等的影响，仍有很多家庭对“两孩”生育反应平淡，“两孩”全面开放局部遇冷。
二、现状分析
（一）对社区整体生育意愿分析。由问卷数据分析，问卷总量中生育意愿均值为1.39更贴近于不打算生育的赋值1，因此社区的整体生育现状为多数家庭都不想生育二孩，生育现状较为严峻。
（二）生育二孩意愿与受教育程度关系。由调查数据可发现高学历家庭多集中于不确定自身将来是否会选择生育二孩的区域，究其原因可能与其受教育程度有关，多对国家政策持观望态度，且考虑因素较为长远。
（三）理想子女方面。经数据分析理想子女方面，对子女性别有一定偏好的家庭仅占6%（偏好为男或为女），多数家庭的选择并没有特定的性别偏好，说明天桥街道的男女观念较轻。
（四）父母对于生育二孩的态度。计算问卷父母对于子女生育二孩态度的均值，发现为1.81，介于反对子女生育二孩和中立之间，说明社区当中赞同子女生育二孩的父母数量并不占优势，与固有观念老人期待多子相悖。
三、结语
（一）天桥街道居民二胎生育意愿不高，多数态度为不生，或犹豫不确定是否生育二胎。
（二）天桥街道居民的生育意愿受理想子女数量，父母照顾子女的能力，丈夫健康水平，妻子健康水平等的影响，其中受理想子女数量以及父母照顾子女的能力影响较大，表现为理想子女越多，父母能够照顾子女的能力越大，天桥街道居民生育二孩的意愿越高。
（三）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二胎政策下，抚养两个孩子的经济与精神承受能力，与孩子教育质量双方面考虑下，父母更愿意集中有限的资源给一个孩子提供更加优良的教育与生活。
（四）交由父母帮助抚养孩子的传统依然存在，但上一辈逐渐意识到晚年生活，丰富的社区活动让他们从原有的儿女附庸的角色中走出来，帮助再度照顾孩子的意愿降低。二胎政策下，父母是上班族，孩子由谁照顾照料呈现难题，也阻碍了家庭生育二胎的意愿。
四、建议
（一）提高教育水平，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大对教育产业的投入和扶持。当今子女多数已不是“放养型”，而是“精养型”，随着经济成本增加，加上子女从小就要面临各种竞争，父母对于养子女的焦虑度也在变高，心理承受能力也相应需要更高。“与其多生一个降低生活质量，还不如好好培养一个呢。”子女的主要投入多在教育方面，政府的教育体制改革，对教育产业的投入与扶持迫在眉睫。
（二）政府要权衡利弊，完善社会养老制度和儿童的基础教育压力，减少家庭所要面临的压力，稳定社会，使之健康发展。问卷调查对象家庭适龄生育者多是独生子女，二胎情况下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大大增加，其未来将要面临的赡养抚养压力不仅仅是双方的父母，还有自己的两个子女，如此一来，2人将会承担整个家庭八个人的生活压力，这对整代人都是不容忽视的挑战。除此之外，二胎政策的出台每年新生人口将大幅度增加，总人口数量增加会给公共服务资源带来挑战，要做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应对准备。这就要求当地在推进全面二孩的过程中，适当的调整本地公共资源，以适应全面二孩推进的过程中出现的公共资源短缺压力。
（三）政府引进投资，引导社会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的建设。父母抚养子女观念的淡化，引起的是对二胎政策所带来的“二胎产业”所需要的社会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的关注，托育机构缺乏并且过于昂贵，导致幼儿照料困难，严重影响自身的职业发展。原来由政府、单位和街道等举办的托儿所已基本销声匿迹，一些幼儿园的托小班规模也很小、不少招收托小班的幼儿园对婴幼儿的年龄也有较严格的限制，只招收2岁半及以上的幼儿入园。目前这种针对3岁以下幼儿的托幼服务萎缩的现状难以满足父母对“托儿”的需求，这项托幼服务的短缺在客观上常常造成母亲被迫延长产后休假，中断职业生涯，增加生育的情况，会极大的增加生育的机会成本。政府在此基础上应根据本地现状，以引导建设社会公共服务，且适当的可以引进投资，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但这种情况下亦应该建立相关的监督监管机构，以保证政策的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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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篇11
深圳落地执行需等《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后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昨日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草案中明确，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根据全面二孩政策的新形势，草案中规定，符合政策生育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至于生育假如何延长，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至于市民关心的全面二孩政策何时落地深圳问题，南都记者了解到，根据此前深圳单独二孩政策的放开步骤来看，需要等《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后，才能落地执行。修法程序上如同单独二孩一样，先由广东省卫计委提出修改方案，报请省政府批准。省政府再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修订相关条例，修订草案获批后才正式落地。
二胎门诊：每天都有市民要求加号
深圳政策还未落地，全面二孩政策一出，深圳各大医院妇产科和生殖中心的医生们的门诊量都在增加。南都记者从深圳多家医院了解到，每天都有市民要求加号。龙岗区人民医院自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就设立了二胎咨询诊室，由医院产科专家领衔坐诊，每天来咨询的有45-60个人，年龄在30到45岁之间，孩子小的才几个月，大的已经上初中了。
妇科学科带头人、深圳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姚吉龙博士介绍，全面二孩受惠人群为70后，而最小的70后也已36岁，超过35岁即为高龄孕产妇，考虑到高龄女性生育二胎的风险增加，市妇幼在红荔、福强两个院区都开设了二胎门诊。有需要的市民来到二胎门诊，可立即建立二胎档案，接受专家指导，同时可优先做产检和在医院分娩。
备孕市民：希望找工作时不被歧视
全面二孩的放开令王女士一家特别高兴。大孩今年7岁，王女士一直希望孩子能有个伴。因为不知道政策什么时候落地，王女士目前在备孕阶段。对于生二孩，王女士最担心的是到时要辞职照顾孩子。王女士说自己在普通小公司上班，担心享受不到全面二孩的福利待遇，所以到时候可能要辞职，而这会增加家里的经济负担，所以希望能给予一定程度的补助。
南都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和王女士有相同担心的市民不在少数，她们一方面想要生二孩，但又担心因此影响工作，并带来经济负担。生二胎最主要是经济问题，希望能为二胎妈妈多创造就业机会。市民张女士是70后妈妈，大孩已经9岁，全面二孩政策出来后，她就开始备孕，准备生二胎，让自己的孩子有个伴。不过让她苦恼的是，最近她正在找工作，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你准备生二胎吗?找工作时不被歧视，这是张女士最期盼的。考虑到自己是高龄产妇，身体恢复起来没有年轻时快，张女士希望能够有二胎奖励假，并给予一定的医疗费用补助。
代表委员：
对高龄产妇做政策倾斜
省人大代表，深圳市人民医院院长邱晨认为，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不同城市应该根据自身情况来制定相关的实施办法。不少市民因为工作忙等原因而不愿意生二孩，邱晨觉得，这需要深圳做政策上的倾斜。深圳经济条件好，可制定一些更优惠的政策。邱晨说，福利待遇奖励等方面，可以适当放宽，鼓励市民生育二孩。
全面放开二孩后，深圳平均生育年龄会提高。深圳市政协委员，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赵晓山说，目前深圳平均生育年龄是28岁，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平均生育年龄将超过30岁，这意味着有许多高龄产妇。所以在深圳落地方面，赵晓山认为，可以给予高龄产妇一些倾斜性福利。
赵晓山介绍，深圳市每年分娩出生人口在20万-22万左右，全面二孩后这个数字可能会增加。这个分娩量在全国处于前列，这和深圳的人口结构有关。尽管深圳以年轻人居多，但也有人口老龄化趋势，加上生育二胎的不少是高龄产妇，高龄产妇的生育风险大，身体恢复也不如年轻女性，赵晓山认为深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该延长产妇的生育假，让产妇能够更好地恢复。
生二胎最主要是经济问题，希望能为二胎妈妈多创造就业机会。而最近找工作时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你准备生二胎吗?
大孩已经9岁的70后妈妈张女士已开始备孕，一方面想要生二孩，但又担心因此影响工作并带来经济负担。
备孕群体
龙岗区人民医院自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就设立了二胎咨询诊室，由医院产科专家领衔坐诊，每天来咨询的有45-60个人，年龄在30-45岁之间，孩子小的才几个月，大的已经上初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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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保险费率由1%降为0.5%
进一步减轻用人单位负担
南都讯记者张小玲10月1日起，深圳生育保险费率由用人单位上月职工工资总额的1%下调至0.5%。深圳市人社局昨日公布，截至今年9月，深圳生育(含生育医疗)保险参保1025.90万人。按规定，生育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支付，职工个人不支付。
据了解，《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从今年1月1日起实施，深圳随后出台相关规定，将深圳用人单位的职工全部纳入了生育保险范畴，涉及人数超过1000万。员工累计参保满一年后就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凭社保卡在深圳任何一家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开展母婴医疗服务的社保定点医疗机构即可直接刷卡记账。按规定，生育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支付，职工个人不支付。此次下调生育保险费率，进一步减轻了用人单位的负担。比如，某用人单位上月职工工资总额为100万元，生育保险费率由1%下调至0.5%后，原缴纳的生育保险费由原来的1万元降为5000元。
此前，深圳市人社局执行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时要求，用人单位按照本单位上月职工工资总额1%的比例缴纳生育保险费。生育保险缴费比例需要调整的，由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结合生育保险基金使用情况，综合研究提出调整方案，经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提醒
参加生育保险后，各项生育医疗费用及相关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符合规定支付条件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生育津贴符合规定支付条件的，也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累计参加生育保险满1年的职工，在本市市内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实行刷卡记账，由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按本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标准直接结算
全面二孩何时放开
等《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后落地。
平均生育年龄之变
目前深圳平均生育年龄是28岁，全面两孩后，平均生育年龄将超过30岁。
深圳市政协委员，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赵晓山
准妈妈有什么呼吁
二胎政策的原因和影响范文篇12
双减政策为什么出台1、继全面开放二胎以后，响应政策的人数不是很多，于是就开放了三胎。甚至于开放三胎后还有一系列的“促生”举措。毕竟，“人口老龄化”也逐渐影响我们了。
而很多家长不愿意生“二胎”、“三胎”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孩子的生活成本太高。或者说教育成本太高。
虽说“九年义务教育”几乎不花钱，但是细细算来，营养餐的餐费确实不高，资料费也不多，七七八八在学校一年（当然我这里指的是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不太好统计，受地域因素影响较大）也花不到5k。但是课外的很多补课，一年动辄几万到几十万，经济压力真的有几个家庭能够承担起来？
2、尽管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中小企业难招人，或者找不到人。但是重点关注疫情前面，南方很多城市的务工人员也锐减了许多。
当然，有种说法认为，普通的蓝领不难找，难找的是高级蓝领人士。也就是那些有技术的高级工人很难找，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
3、“剧场效应”逐渐放大，影响了整体的教育生态，所有的家长有没有能力的都在努力“掐尖”，导致学生累、家长累、老师累。学生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学习，就是在去学习的路上。
太过于注重文化课成绩的结果，只有一种“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也就导致了很多没有教学资质的培训班遍布各个城市，将不太明白的家长割了韭菜。
“补课”这事，毕竟也跟“保健品”有很大的相通之处，起码补了不会更差，不会出现不良后果，加上大部分人都想“别人也补，我不补就落后了”。也由于教辅机构提出的“今天你来，我培养你孩子；今天你不来，明天我就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被过得激化的竞争意识导致教培机构生态出现了泛滥的局势。
4、长时间地学习，导致下一代的身体素质和美育素质受到影响。因此，“双减”的同时对体艺类的培训辅导美育过多的要求。虽然中考和高考是学生前面的大山，不拼文化成绩还可以走特长生路线，这部分的投资应该会更大。但是，只要不是所有家长都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也算是给家长们减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