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例(12篇)
二胎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篇1
关键词：贸易保护；轮胎特保案；WTO机制
一、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一）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发展历程。
自1979年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以来，发生了许多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大事。分阶段看，从1979到1989年，中美两国战略合作关系良好，贸易争端主要集中在个别商品贸易领域；1990到2001年，美国出于政治需要，对华的贸易保护不仅有商品贸易领域，还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最惠国待遇等制度层面，但这些年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加强，贸易上的自我保护能力也有所提高；从2002年至今，中美在贸易争端解决方式上，由原来的双边磋商变为利用争端解决机制。
（二）美国对华贸易保护的特点。
中美经贸关系恢复正常化当年，美政府单方宣布对中国输美七大类纺织品实行限额，美对华贸易保护从此开始。其特点有：保护手段多样化，贸易争端发生频率高，贸易争端领域扩大化和显著的歧视性。
二、中美轮胎特保案
美国是我国轮胎产品出口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数据显示，我国2008年共向美出口4600万条轮胎，占出口总产量63.8％。对此，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于2009年4月20日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递交议案，要求对中国轮胎进行特保调查。4月29日ITC正式启动调查，并于6月29日以中国轮胎扰乱美国市场为由，建议美国在现行进口关税（3.4％－4.0％）基础上，今后连续3年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分别加征55％、45％、35％的从价特别关税。
对这起“轮胎特保案”，中方认为其输美轮胎未出现连续快速增长，与美国国产轮胎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中国轮胎出口不是导致美国轮胎厂工人失业的直接原因。此案是奥巴马时代美对华首起特保案，也是奥巴马对华贸易政策的风向标，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和地区抵制中国产品。
三、美国实施轮胎特保的原因分析
特保是“特定产品过度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的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16条：中国产品在出口有关WTO成员国时，如果数量增加幅度过大，以致对这些成员的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威胁”时，这些WTO成员可单独针对中国产品采取保障措施。“特保”实施期限为2001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美对华实施贸易保护是出于其自身政治体制运作及经济因素的考虑，中国经济发展所固有的结构性缺陷也是原因之一。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发达国家一直把反倾销和特保作为其贸易保护和对付非公平竞争的主要工具。美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周期性和波动性，当其经济增长减速时，失业率会上升，此时它采取保护措施以减少进口，增加其国内的就业机会。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升，中美迅速攀升的贸易逆差，引起美国强烈不满。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陷入衰退，失业率的攀升对美政府形成巨大压力，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矛头直指中国产品。美国把其国内经济发展的疲软和对外贸易逆差归因于中国进行的不公平贸易，并以保护国内市场为由实施贸易保护措施迫使贸易伙伴改变贸易方式。“轮胎特保案”，就是要求对中国出口的轮胎进行特保措施调查的结果。
（二）美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是其对华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的政治原因。
中美在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上差异很大，双边政治关系波动大，冲突时有出现。美国常利用双边贸易关系对华实施贸易保护，实现其政治目的。在“轮胎特保案”中，美政府不顾轮胎进口商、销售商及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仍实施特保措施，迎合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的需求。
此外，中国加入WTO虽加快了与世界接轨的步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但也为美国部分利益集团发动对华贸易争端提供了便利，当时签署的附加条款就为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提供了机会。
（三）我国轮胎产能较差、出口结构不合理，部分轮胎产品技术含量低。
这起“轮胎特保案”中，美国对从我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加收高额特别关税，主要依据是我国出口的绝大部分轮胎存在低成本和低价格倾销问题。埃及、墨西哥，印度为此也曾对我国出口的轮胎发起过反倾销调查。
此外，我国商品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欧盟、美、日等国家和地区。“轮胎特保案”中，出口美国的轮胎占企业销售总额的比例极大。2008年，中国轮胎对美出口就达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大额出口引起美国的关注而引发贸易保护。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增加了我国防范对外贸易风险的难度，一旦出口受阻，国内生产企业和相关企业就会受到严重打击。
（四）长期以来，我国对美贸易冲突回击力度不够。
我国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也是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者，却很少实施反击措施。在中美经贸交往中，美国几乎年年都要制造多起对华贸易争端，我国只在1983年实施过一次贸易报复。从“轮胎特保”到对中国钢铁产品的3项“双反”调查，再到对中国纺织品实施的措施，充分说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不断高涨。
四、轮胎特保措施对中国相关产业的影响
（一）对轮胎制造业的影响。
美国对我国出口的轮胎实施特保后，其出口销量急剧下降，影响到企业的开工率、利润及就业水平。全球金融危机已使国内外汽车产销量及全球轮胎进口需求减少，造成国内轮胎市场产能相对过剩。“轮胎特保”措施则成为金融危机下美对华轮胎制造业的新一轮冲击。从2008年开始，如俄罗斯的许多轮胎生产商已把投资重点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特保措施”的实施不仅减少了中国轮胎的出口，还加快了轮胎业的国际转移。
（二）对上游合成橡胶行业的影响。
合成橡胶是轮胎用胶的一种，特保措施会对合成橡胶生产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此外，合成橡胶需要大量进口，2008年美国出口中国合成橡胶的份额为14.45％，列第二。“轮胎特保案”通过后，会对出于上游产业链的橡胶、炭黑、焦油等产业造成不同程度的产品积压和销售困难，波及上游合成橡胶的进口来源，包括特保措施的发起方美国。
（三）轮胎特保措施容易引起国际贸易摩擦的连锁反应。
奥巴马政府实施的特保措施具有“风向标”作用，会鼓舞其他国家和产业对华实施相应措施。“轮胎特保案”的关键不在于征税高低，美国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对世界其他国有引导作用。根据WTO规则，相关国家可直接援引美国特保措施对中国轮胎实施制裁，或以涉案轮胎产品可能发生“重大贸易转移”为由，预先对于中国轮胎产品设限。美对华实施特保措施后，中国轮胎业出口已在阿根廷遇阻，阿拟对中国的小汽车用轮胎征收反倾销税。
（四）轮胎特保措施将引起国内市场的激烈争夺和轮胎工人的失业。
美政府对中国输美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使大多轮胎企业无法再向美出口。部分从美国市场退出的轮胎转移到国内市场，形成产能过剩局面，短期内轮胎供给的大增还会引发轮胎价格恶性竞争，给国内市场造成巨大压力，进而影响整个轮胎行业健康发展。特保措施的实施，还会影响轮胎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的就业状况。
五、从轮胎特保案看我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一）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坚决抵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
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坚决抵制美国滥用特保措施和贸易保护主义。深入研究美国与WTO总协议中有关规定，尤其是与目前WTO争端解决较多的协议相关立法，找出美国违反WTO规则的行为。发生贸易争端时，应与美国展开磋商，争取把危害降到最低。若不能取得满意的结果，可就美国违反WTO规则的特保行为和措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以争取合理利益保护。此外还要针对贸易保护措施，制定相关的预警和应变方案。
（二）加快淘汰轮胎落后产能，提高轮胎技术含量，同时优化轮胎出口结构。
轮胎特保案中，美国对从我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加收高额特别关税，主要因为我国出口轮胎存在低成本、低价格问题。这反映出我国轮胎行业整体产能落后，部分轮胎产品技术含量低的事实。
因此，轮胎企业应优化出口结构，依靠技术进步，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服务，把开发生产高附加值轮胎作为主攻方向，推动出口轮胎向中高档发展，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等措施来提高出口轮胎的技术含量和品牌价值，不断培育和壮大自主品牌，增强国际竞争力，并加强行业出口管理，规范出口行为，抵制和防范企业低价竞争行为。
（三）积极回应美国特保案，适度采取理性贸易报复措施。
在长期中美经贸中，美国几乎年年都要制造多起的对华贸易争端。从轮胎特保到对中国钢铁产品连续发起3项“双反”调查，再到对中国纺织品的调查，充分说明我国应当对美国特保案做出快速回应，依照中国法律和世贸组织规则，对从美国进口的部分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适时适度采取理性贸易报复措施，回击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
六、结束语
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成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发展存在经济利益冲突和政治利益冲突，双方政治经济制度不同和大国之间固有的隔阂促成美国对华贸易保护在美国对外贸易保护中相当突出。在出口境况严峻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必须努力寻找自己的出路，提高本企业产品竞争力，以更好地应对各种贸易争端。
参考文献
[1]陈衍佳.从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双重影响下看我国比较优势[J].商场现代化，2009(4)
[2]薛荣久.中国输美轮胎特保案与WTO规则，cwto.mofcom.gov.cn，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网站，2009年lO月
[3]吴琼.阿根廷、巴西相继发难中国轮胎出口南美再遇阻[N].上海证券报，2009-09-17
二胎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篇2
关键词:中国政府;贸易摩擦;轮胎特保案;对策
中图分类号:F7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3-0029-06
2008年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连锁反应将恐慌与危机传染到全球各国,导致全球经济进入“严冬期”。随着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不断扩大、深化,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和贸易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经济衰退是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根源。一国经济衰退,其对本国贸易的保护必有抬头,而当前的情况正激发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2009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发起涉案金额约为22亿美元的“轮胎特保案”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此案意味着美国在纵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开了极坏的先例”,[1]并会导致其他国家采取跟进措施,损害中国利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的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作为公权力代表的中国政府,是经济发展中的有力舵手,必须充分认识、理性分析、积极对待,为中国外贸经济的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
一、“轮胎特保案”及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特保”是“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的简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6条,中国产品在出口有关WTO成员国时,如果数量增加幅度过大,以致于对这些成员的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威胁”时,那么这些WTO成员可单独针对中国产品采取保障措施。“特保”实施的期限为2001年12月11日~2013年12月11日。本文所探讨的中国输美轮胎特保案,是由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2009年4月以中国轮胎扰乱美国市场、导致美国工人失业为由要求美国政府对从中国进口轮胎发起特保调查引起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2009年6月29日建议美国政府此后连续3年依次对中国输美乘用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加征55%、45%和35%的特别关税。[2]9月11日,美方不顾中方严正立场,决定对中国输美乘用车轮胎产品采取特保措施。根据奥巴马的最终决定,美国将在此后3年内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依次征收35%、30%和25%的特别关税。[3]这一特保调查是2007年以来的首次对华特保案,也是针对中国的最大的特保案,涉及金额达22亿美元,影响中国数十万人就业。具体来说,轮胎特保案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轮胎贸易摩擦严重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额
轮胎特保案的通过,使中国出口轮胎的成本提高,竞争力下降,进而导致中国的轮胎出口急剧下降。据中国橡胶协会统计,2008年中国对美国的轮胎出口额约有22亿美元,轮胎年出口量占总产量的40%以上。如果削减输出美国轮胎的半数产量,意味着中国会出现12%的剩余轮胎产能,并且减少10亿美元的外贸收入。[4]据报道,华南橡胶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是此次特保案中受影响最大的国内轮胎企业之一。该公司海外部经理苑云涛表示,目前中国出口轮胎的关税为4.4%,而华南轮胎公司2008年对美出口额为2亿美元,如果按照60%计算则要收关税1.6亿美元,这意味华南轮胎公司将要放弃美国市场。[5]同时,受损的不仅是轮胎企业本身,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也会受到牵连。轮胎特保案的通过,将使得其上游产业链的橡胶、炭黑、焦油以至焦化等产业出现不同程度的产品积压、销售困难等。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会长范仁德就表示,“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以来中国轮胎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同比下降的速度均为两位数,1/3的企业亏损。轮胎特保案后,中国轮胎出口量将下滑12%左右,连带着橡胶工业的增长速度将下降5至6个百分点。”[6]另外,即使中国轮胎出口企业没有倾销行为,但从立案到调查,再到初裁、终裁,整个过程可能持续一年到一年半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轮胎企业的市场拓展进程,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轮胎的贸易额。
(二)轮胎贸易摩擦容易引起国际贸易摩擦的连锁反应
轮胎特保案可以起到“风向标”作用,可能鼓舞国内其他产业和其他国家引起连锁反应,因为“这一招好使”,且在数据收集、律师费用等方面成本也比反倾销调查低。正如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所说,“轮胎特保案的关键不是在征税的高低。核心的问题是,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做法有全球示范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对世界其他国家起一个引导作用,采取的特保措施有着很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先例。以邻为壑,别的国家就会跟风。”[7]这时因为,根据WTO规则,相关国家可直接援引美国的特保措施对中国轮胎实施制裁,或以涉案轮胎产品可能发生“重大贸易转移”为由,预先对于中国轮胎产品设限。事实已经开始证明了这种连锁反应的存在。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轮胎产品采取特保措施仅仅过了6天,中国出口美国的钢管再次成为两国贸易争端的一个焦点。9月17日,美国钢铁公司向美国商务部提交申请,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某些钢管征收最高90%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这是继中国出口轮胎在美国被征收限制性关税之后,美国政府再次挑起的贸易争端。[8]接着,中国轮胎业又在阿根廷遇阻,阿根廷拟对中国生产的小汽车用轮胎征收反倾销税。一旦这一做法蔓延,中国轮胎出口南美洲的大门或将关闭。[9]欧盟也紧跟着于24日决定,对产自中国的无缝钢管和铝箔征收为期五年的正式反倾销税,税率分别高达39.2%和30%。[10]
(三)轮胎贸易摩擦引起国内市场的激烈争夺和生产轮胎的工人失业
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截断了中国众多轮胎企业出口美国之路。部分从美国市场退出的轮胎产能将被迫转移到国内市场,加入本已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争夺之列。正如业内人士分析称,虽然特保案对中国的轮胎业尚不足以造成灭顶之灾,但会带来巨大冲击。若对美出口的销量转入国内销售,势必增加国内供给,产能过剩的局面也将不可避免,国内轮胎企业的竞争格局将随之发生改变。[11]这样,短期内供应的大量增加必将引发轮胎价格恶性竞争,对国内市场形成巨大压力,也必将影响整个轮胎行业的健康发展。
同时,由于轮胎生产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中国经济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吸纳大量就业人员。轮胎特保措施的实施,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就业状况。这是因为,中国生产的轮胎中有40%出口,而其中1/3出口美国,按最高35%的关税计算,这意味着中国的轮胎产品在实施特保后的第一年将不能出口到美国,这将影响到10万左右工人的就业,损失约10亿美元出口额。[12]
二、从“轮胎特保案”看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
贸易摩擦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既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客观普遍性,又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中国”等外部因素,也有中国经济发展和转轨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缺陷等自身因素[13];既有其不同阶段的理论根源,又有反映其本质的利益根源。[14]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不例外。通过近期发生的“轮胎特保案”,我们便能透视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
(一)美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
保护主义是国家采取的所有限制、禁止、控制或者影响国际贸易的措施,保护主义因而是国家强制权力干预建立在贸易直接有关人士的自由意愿的贸易程序的结果。[15]因此,所谓贸易保护主义,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和冲击,同时为本国商品的销售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通常的做法一是通过征收高额进口关税阻止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口;二是采取进口许可证制、进口配额制等一系列非关税措施来限制外国商品自由进口。
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与贸易保护主义呈负相关。近年来世界经济趋于疲软,发达国家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常常利用WTO的模糊性规则,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滥用反倾销措施和保障措施,从而导致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在金融危机的肆虐下,不景气的美国经济再次走向低迷,与中国经济的繁荣形成明显反差。于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回流,加强了对其国内产业的保护。“轮胎特保案”就是美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典范。美国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说,奥巴马这一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举措是一个“危险的策略”,奥巴马为了让几个工会组织满意,却将中美关系推到争端加剧的危险阶段。普拉萨德指出,如果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升级,就有可能破坏全球贸易体系,并使全球经济刚开始出现的脆弱复苏遭遇挫折。[16]
(二)美国贸易政策受政治体制运作影响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原因
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权在立法部门,决定了其贸易政策的制定更多地代表国会议员的利益而不能总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标准,容易滋生贸易保护主义。国会议员是由选举产生的,每个议员会代表选区和特定阶层的利益。因此,一旦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影响到相关阶层或地区特定的利益,他们就会置社会最高福利于不顾而选择制造障碍,贸易摩擦由此而生。同时,美国政治实行的代言人制度使得议员和政府官员无一例外成为某一集团利益的代言人,在选举制度下,个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对于政治前途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维持和延续个人的政治地位,议员和政府官员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以及资本来进行兑现竞选承诺的活动,甚至还要为了下次的连选连任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轮胎特保案”的发生,意味着贸易问题再次成为美国国内政治角力的牺牲品。美国政府不顾轮胎进口商、销售商以及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作出上述决定,迎合了美国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的需求,以换取他们对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计划的支持。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胡夫鲍尔就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计划目前陷入僵局①,为达成妥协,奥巴马可能不愿在诸如轮胎特保案等问题上得罪支持工会的人。[17]
(三)中美贸易中的美方巨额逆差是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原因
根据国际收支理论,贸易赤字的增加通过对外贸易乘数的作用导致美国国民收入的下降,国民收入的下降必然使国内失业增加,如此就会产生两国间的贸易摩擦。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认为,两国间经常项目收支的逆差,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5%,会发生激烈摩擦;超过2%,就会引发报复行为;如果对一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是政治问题了。[18]
近年来,中美贸易中的美方逆差,是美国国会经常提起的一个问题。按照中方的统计,2006年,中国对美贸易逆差为1442.6亿美元;2007年中美贸易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3866.8亿美元,增长12.8%;[19]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08年虽然中美双边贸易额增速降至入世7年来最低点,但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对美国出口仍然高达2523亿美元,同比增长8.4%,扣除自美国进口814.4亿美元,对美贸易实现顺差1708.6亿美元,增长4.6%。[20]贸易不平衡是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最重要的消极因素,迅速攀升的贸易逆差,必然引起逆差国的强烈不满,他们把国内经济发展的疲软归因于中国的外贸顺差,频频引发贸易摩擦。“轮胎特保案”便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以中国轮胎扰乱美国市场为由,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进行特殊保障措施调查的结果。
(四)中国外贸经济的自身缺陷是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
一方面,低价倾销、无序增长、重复建设等以求得外贸数量扩张的外贸模式为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提供了口实。当前,中国出口产品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大都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价格偏低,附加值不高,产品差异化不大,而且是大批量的出口。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国外的产品发生剧烈的碰撞。同时,长期对出口产品进行出口补贴,导致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有些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提供了借口。
另一方面,中国在外贸上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容易引起美国动辄以贸易制裁相向。中国出口商品的市场过于集中在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商品的份额在这些国家非常大。就“轮胎特保案”而言,据《上海证券报》调查,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份额在很多企业的销售总额中占比很大,2008年,中国轮胎单对美国的出口就达到总产量的1/3[21]。这就很容易引起进口国的关注,引发贸易摩擦。因此,出口产品的外贸依存度越高,将大大增加中国防范对外贸易风险的难度,一旦出口受阻,国内生产企业和相关企业就会受到严重打击。
三、中国政府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有效策略
从理论依据上,近年来逐渐盛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们有深刻的启发。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政府可以通过干预来改变企业的战略,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干本国企业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方向发展。[22]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不仅意味着“看不见的手”能够发挥作用,“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也应该发挥作用。中国加人世贸组织后,减少了很多与WTO有关协议下不一致的行政干预或政府干预。但选择对外贸易的自由化并非不要政府干预。相反,加入WTO要求我们的政府具有更高超的干预手段,促进贸易利益的最大化。以“轮胎特保案”为标志,中国的外贸经济正遭受新一轮贸易摩擦的冲击。在出口境况严峻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在自寻出路的同时,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与规范。
(一)健全适合WTO规则的法律制度
中国是新入世的国家,仍然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还未能完成新法的订立,未能完全完成对与WTO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的废改和调整工作。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既为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轻易找到借口,也不利于中国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纠纷以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因此,中国政府应根据加入WTO的要求和中国入世时所做出的承诺,调整、增加中国的现行法律和法规。这就要求我们对那些与WTO规则存在冲突或不协调的地方结合国情予以修改,以保证中国的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能够符合WTO规定的义务。同时,中国国内立法应尽量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接轨,以求更充分地获得WTO的保护,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纠纷。另外,中国还应当完善公平法律体系,如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领域以保护中国的利益。
(二)建立国际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
加入WTO后,虽然中国可以借助多边机制来解决贸易争端,但由于中国在入世时承诺了“特别保障条款”等条款,使得中国出口面临新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摩擦时,中国企业仍然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中国出口企业欠缺敏锐、通畅的信息捕捉、分析和传递系统,致使竞争手段单一,国际营销谋略不足。更重要的是,由于对国外市场的动态了解不及时,即使在国外企业或行业中介组织已经决定或表现出对某种出口产品的关注,并可能付诸调查、决定立案时,我们的企业仍不改变原有的出口战略,继续大量涌入出口市场,使自身陷于被动地位。
“轮胎特保案”的发生,再一次发出警示,政府必须建立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与此相适应,建立有效的情报和预警机制,事先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展开调查和评估。这是因为,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与其他部门相比在解决贸易信息失灵问题时具有极大的优势。当前,引发贸易摩擦的原因之一就是企业对外贸易信息的失灵,因此,市场必然要求政府出面建立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以消除对外贸易信息失灵问题。具体来说,政府有关部门协同商会要实时跟踪一些产品的出口贸易情况,如果某一产品在某国市场上销量突然大增或价格急剧下跌,我们就应提高警惕,考虑是否会引发国际贸易摩擦。贸易主管部门应当与相关行业协会之间保持紧密联系,互相通报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出口情况,一旦察觉进口国国内有正在酝酿贸易保护措施的动向,应立即向全行业预警信号,及时协调出口量、出口方向和产品出口价格,防止国际贸易摩擦的真正发生。
(三)引导企业优化出口结构
美国“轮胎特保案”因其不公正条款,再度使中国轮胎企业陷入水深火热之困境,然而反观事件本身,中国部分轮胎出口产品确实存在着价格低廉、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和品牌价值不高的短板,很容易受到国外制裁。在特保案宣布后的第二天,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就曾经指出,虽然此次特保案影响很大,但中国的高档轮胎仍有很大市场,政府也将积极研究政策,在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予以相应的支持。[23]
具体来说,政府在引导企业优化出口结构时应当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帮助国内企业提高自主研发和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优化出口商品结构。通过高新技术、装备制造等产业的发展,推动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避免陷入“低价格―低质量―更低价格―更低质量”的恶性循环,实现出口商品多元化,提高对外贸易质量。第二,支持企业实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战略。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加工贸易的产业链中,增强加工贸易的产业配套能力,培育加工贸易产业集群,从国际产业链的制造业环节入手,逐步实现制造优势向市场优势、技术优势和产业集群优势的转变。第三,积极鼓励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鼓励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输出等形式,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开拓国际市场,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公司和著名品牌。
(四)鼓励行业组织的良性发展
在维护行业利益、企业利益、化解国际贸易摩擦方面,行业协会是政府、企业的合适的“代言人”。在这次的中美“轮胎特保案”中,中国行业协会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橡胶工业、中国五矿化工产品进出口商会、中国橡胶工业协会轮胎分会以及中国全体涉案轮胎企业12日发表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抗议信,称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及涉案企业表示强烈抗议,并表示已向中国政府要求,对美国实行强烈的反制措施。[24]然而,由于中国对行业协会法律定位不清等限制性因素的存在,制约了中国行业协会此项作用的发挥,严重削弱了在对外贸易中的自我保护能力。面对频繁爆发的贸易摩擦,中国的出口商会、行业协会的行业管理、协调和服务功能还远远没有发挥,不能满足应对贸易摩擦的需要。因此,中国政府应推动《行业协会法》尽早出台,促进行业协会的建设,进一步明确行业协会的权威性和协调作用,让行业协会能切实地保护各个行业企业的利益[25]。
(五)促进国内市场的健康发展
面对美国“轮胎特保案”的决定,在强烈抨击其贸易保护的同时,也应当理性审视中国贸易市场的发展及其政策背景。当前,在中国的出口部门中,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现象,即:同一种产品出口给国外,其价格不但低于目标市场的其他同类商品价格,甚至还比国内售价还要便宜。以本次“轮胎特保案”所涉及的小轿车、轻型卡车轮胎为例,大体上,出口到国外的价格,相较而言要比国内低10%左右。[26]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出口退税因素。以轮胎行业为例,现行出口退税率约为9%。二是出口市场的信用体系畅通,而国内市场信用体系滞后,交易成本高,风险大。三是国内物流成本较高,同时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分割。[27]于是,企业热衷于出口产品,选择通过庞大的数量来获得可观的利润。这种出口状况,成为美国反倾销、实施特保措施的把柄,也形成了目前对外国市场开拓有余而对国内市场建设不足的现状。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常识,出口和内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美国“轮胎特保案”再一次警示我们:中国贸易政策的重心应当立足于建成国内统一的大市场体系,让中国企业更愿意在国内市场做生意。因此,政府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政策引导,帮助企业尽快树立国内市场也是世界市场一部分的理念,促进国内市场的健康发展。首先,通过调节收入分配、推进城市化进程等途径加快提高国内市场容量。其次,加快国内市场规范化建设,彻底根治地方保护主义,构建诚信、法制和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第三,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价格和市场改革,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早日确立。
注释:
①奥巴马拟耗资9000亿美元、原指望8月前推出的医改计划现已被国会推到夏季休会后再讨论。当前,美国国内反对医改的声音越来越大、民众对此的支持率也在不断向下(最新民调不满率已升至52%)。当奥巴马召开万人集会大谈特谈医改之时,反对奥巴马医改计划、新税收政策及财政支出失控的万人抗议活动也在华盛顿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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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ffectiveCountermeasuresofOurGovernmentCopingwiththeTradeFrictionbetweenChinaandAmericanintheFinancialCrisis
Lici
(JiangsuPoliceCollege,Nanjing210031,China)
二胎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
专家学者激辩“二胎”政策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女富豪张茵建议:国家应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并且有个3~5年的过渡期,让一部分人先行,然后再完全放开。她说:“我是从养老问题上来考虑的,现在的出生比例很小,如果再这么下去,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将不知如何应对。”
她的这一提案,无疑拨动了国人的神经,公众与专家的讨论又一次聚焦在“要不要放开二胎”人口政策的调整问题上。
定居于美国的妇产科医生易富贤多年前就开始呼吁人口政策调整,曾尝试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为此写了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国空巢》一书。
易富贤说,在人口政策已执行30年这个重要节点上,来讨论“二胎”问题,意味着调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经来临。国家在2010年即将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必将面临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
他强调,1980年中央文件明确说独生子女政策只实行30年,到2010年恰好是30年。而2011年又要开始“十二五规划”。也就是说今年和明年,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势在必行。
易富贤还从经济角度论证人口政策调整的急迫性。他认为,全国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是由青壮年劳动力提供,青壮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导致消费的萎缩。老年人的消费是跟劳动人口的消费无法比较的,一旦劳动人口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此外劳动人口还必须抚养庞大的老年人群,可消费的能力就更低了。如果不进行人口政策调整,很多产业会萎缩。如教育规模缩水,前期投资成本无法收回等现象都会出现。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多年来一直是计划生育的积极支持者。在2000年“十五计划”时曾向有关方面述称,“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事隔十年,他却在《经济参考报》上撰文要求放开二胎生育。
他说,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早在制定时就被冠以30年的期限。证据是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以前的政策我觉得它在低收入条件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但现在我们已经是中等收入水平。(这几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现在的资源已经能够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调整。”“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将面临‘加速的少子化’和‘加速的老龄化’的挑战,第一代以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实际情况。”
2009年7月份,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一次高规格的研讨会上,绝大部分与会者坚守“一胎政策”,但保守派权威、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却提出“二胎方案”:夫妻双方有一个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
这样一位“领军人物”的忽然转向,无疑给国内人口政策讨论抛出了“重磅炸弹”。去年12月,田雪原更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十二五规划’即将到来”、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他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方案是: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也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田雪原还认为,过去的30年被称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但如果始终不调整人口政策,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人口红利”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田雪原说,目前他所建议的人口政策调整,并不是动摇计划生育国策,也不是否定独生子女政策,恰恰相反,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时候,就早已经定好了30年的时限。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人口学者顾宝昌认为:“2.0左右的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以这个数据为标准,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
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学者何亚福说:“不论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出生率产生了多少影响,但它确实是加速人口老龄化和两性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为4-2-1型,即2个独生子女要负担4个老人和1个孩子。而社会养老金只不过是用众多的‘子’来养育一个老人,但养老问题仅依托养老保障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人口创造经济价值。因此,放开二胎政策刻不容缓。”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在今年两会期间称:“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她认为,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她称,今后有可能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两个小孩。但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始终坚持“一胎”政策不能放开。他说“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比如说,我们是消耗钢铁的大国,现在50%依赖于国外,棉布人均只有六七米,衣服只有六七件。如果老是拿老龄化的事说要放开生育政策,就是根本没有考虑到经济、环境、资源的综合因素。”
侯东民认为,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现在的民工荒,那是因为工厂招人时只招聘25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40、50后根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像那些针对所有年龄阶段开放的工作,不仅不存在劳动力不足,还面临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
侯东民用国外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的例子来辅证。日本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程度达到23%,60年代的失业人口是70万,现在却有两三百万;西欧9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失业率一直在8%～10%,没有出现劳动人口不足。
“现在国家有社会保障体制,对老年人的抚养应该主要从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等方面来解决,而不能拿人口增长的方式去应对。国家投入经济危机就用去四万亿,现在社保漏洞也只有一万亿左右,听起来多,其实以国家的财政能力补上并不困难,就看愿不愿意补,什么时候补。”
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上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现在人口学界议论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
对于各路人口学专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不下的局面,呼吁放开二胎的顾宝昌教授认为应该“多做研究,少下结论”:“老龄化是一个我国历史上从没遇到的变化,对于它的影响有多大,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只能尽早地引起重视,估计它所将产生的最大的后果,并及早防范。”
山西翼城:放开“二胎”25年
独生子女政策在一片吵吵嚷嚷中走过了30年。而山西翼城县,却做了一个历时25年的人口试验――放开“二胎”。这一鲜为人知的“二胎人口试点”,以“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方式逐渐成型。
放开“二胎”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人口增长?山西翼城县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是一个试点“二胎”政策25年的“人口特区”,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标优于全国水平。这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它的经验,有没有可能影响决策层?
1、为什么在翼城试点。
1979年,全国不分城乡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传统中国“多子多福”的生育习惯由此被改变。
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梁中堂,当时是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他在30年前给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中已经指出:如此激进的生育政策必将导致中国人口老化。
在这篇论文中他还认为:当时的人口统计方法有误,科学的统计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统计人口数据,并且要统计出男女性别比例,而并非简单的依靠各地公安部的户籍统计。加之计划生育对于农村人口的压缩并不适于我国,因而提出了“晚婚晚育延长间隔”的“折中”方案。
在被计生委否定5年后的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急切地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1985年,冀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以“不能宣传”为前提得以顺产。
人口书籍《八百万人的实践》中提出,与翼城试点一并提出的还有三个试点:湖北恩施,河北承德,甘肃酒泉。但事实上,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的四个计划生育试点:湖北恩施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本属于少数民族享有可生育二胎权利。承德属于山区囊括在国家计生委提交中央报告的第七条“边远山区和沿海渔区特殊困难户可生二胎”。而甘肃酒泉也并未真正意义上实施过“二胎”政策。而“女儿户”等“二胎”试点,均是由下至上争取而来。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二胎”试点仅为山西翼城。
为什么把试点选在翼城?
梁中堂认为,“二胎”试点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典型的农业县;二是该县人口情况清晰;三是县委领导能力强;四是省县领导有较好沟通。
最初“二胎”试点并未在翼城县而是长治市高平县。而后来走访到翼城时,梁中堂发现翼城的人口底子很好,人口增长幅度不大且计生数字比较具体。而时任山西翼城县委书记武伯勤的看法也给梁中堂吃了颗政府“定心丸”。他说:“强行推行一胎化是很难的,梁中堂关于人口的算法和试点意见,我认为是可行的。”因此,最终“花”落翼城。
2、试点后,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
1985年,在山西翼城开始试点“二胎”政策。县政府建议农民生育要有计划,妇女第一胎在24岁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在30岁左右生育,杜绝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梁中堂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检验中国人口出生率是否会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下降。
车月莲,从70年代一胎化实行时就在翼城担任当地计划生育宣传员,至2009年退休。她说:“在翼城试点施行前,虽然政策只允许生一个,但农民日常生活导致生育都在两个孩子以上,政策与实际生活的差距,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受到了许多人为的摩擦和障碍。”
1990～1998年期间担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的冯才山更将当时的计生工作称为“天下第一难事”。他说,“在试点启动时,因为计划生育是国策,最开始大家都以为不能越过这个雷池,对试点的设立感到很惊奇。当时我在翼城龙化镇当镇长,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听错了。这一胎化好不容易推展开来,能就这么变了?并且当时还有个担心:在放开了二胎之后,农民会不会继续生三胎、生四胎?”冯才山的这些忧虑,在日后25年的计生工作中的事实,给出了答案。
在当地政府、学者和群众的合作下,政策逐渐由不合情理调整为合乎情理。翼城试点从刚刚开始一户一户地去进行“家访”,再到后来组织群众开动员大会,梁中堂用最简单但却最直接的方式在翼城逐渐将“晚婚晚育加间隔”推广至户。
施行试点时,翼城有17个乡镇,当时人口就已经27.8万人了,发展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口不超过30万。
而这个异于全国的人口试点,却在1982~2000年全国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该县各项人口指标数据均优于全国水平。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而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
3、试点经验还没有影响政策。
在谈及翼城30年印象最深的事时,1986年就开始从事计生工作,而现任翼城县计生委办公室主任吴宝堂说:“别的地方生育率都是1.0,1.3,1.5,而只有我们翼城是2.0。这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在翼城试点获得成功后,有些邻乡县的女孩子会为了能生二胎嫁到翼城来。
“有人说是因为有了我,翼城的老百姓才得以生育二胎,但事实上,是我要谢谢他们,因为正是有了他们,我的理念才得以实践,正是因为他们,才能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梁中堂说。
数据直观地显示出:放开“二胎”政策不仅不会导致人口的迅猛增长,相反,人口增长速度会降低。
“‘二胎’政策是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和国家政策的最佳结合点。”采访中,一位翼城现任计生干部如是说。
二胎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篇4
你是否听说过这样的新闻：
某明星为了多生孩子而悄悄移民；
医院附近发现被人丢弃的女婴；
为了多生一个孩子假离婚，结果孩子有了，老公却跑了……
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的家庭：
为了生儿子背井离乡，结果却生了“五朵金花”；
为了多生一个孩子，想方设法去香港；
为了生一个孙子，婆婆唆使儿子和媳妇离婚……
这些所谓的“超生游击队”为了多生一个孩子，想出的办法可谓五花八门，也引出许多纠结的爱恨情仇。
如今，这样的故事可能要被改写。2011年两会期间，有委员透露，在“十二五”末期，国家有可能放开“生二胎”的政策。这条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引爆了人们激烈的讨论。
有人为此欢欣鼓舞，有人却是五味杂陈。如果政策真的放开，你愿意生二胎吗？请听一听大家怎么说。
放开政策，我就不用折腾了
倾诉人/董建丽（女，31岁，公务员）文/本刊记者王九
“二胎政策头天放开，我第二天就怀孕。”刚一开始接受采访，董建丽就撂下了“狠话”。
董建丽和老公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而且都是公务员，工作稳定、福利高，一个女儿已经2岁半。“别人都把我家当幸福模板，但我们却觉得像少了一块的拼图。”董建丽这么形容。
这块缺失的拼图，就是第二个孩子。
“不排除有想生儿子的想法。”董建丽很坦诚，“但我们俩都不算重男轻女，就是想生俩孩子，第一是想儿女双全，二是想让孩子有个伴儿。”
但董建丽和老公都不是独生子女。从去年开始，董建丽的“二胎梦”像吹胀的气球，不停地膨胀。董建丽还记得，两人刚开始琢磨生二胎的时候，就出了个新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教授因为生二胎被开除公职、罚款24万。“我们一直以为罚款也就十几万，24万可不是小数目，虽说咬咬牙也能忍，但开除公职，两人都没工作就麻烦了。”董建丽叹了口气，“再找，绝对找不到现在这么好的工作了，我真舍不得辞职。”
去年8月，董建丽在网上加入了一个“二胎QQ群”，她发现，稍微有点经济实力的，都会找个中介公司去香港生，一趟下来花个十几万；没钱的，想办法躲到农村去生。可这两条路对于董建丽来说还是困难重重。“我们俩都是公务员，不可能请那么长时间的假，如果被发现，工作肯定保不住。”
去年“十一”长假，董建丽回到湖南老家，一心想抱个外孙的妈妈竟和她说：“让你妹妹帮你生一个嘛！”刚开始，董建丽觉得“太荒唐”。可没过多久，她冷静下来后却觉得这是个可行的方法。妹妹高中毕业后没再读书，妹夫是农村户口，两人现在有一个儿子，按政策还能再生一个。“给妹妹10万块钱，再花点钱在老家那边的医院做个人工胚胎移植，把我俩的受精卵移植到妹妹的子宫中……孩子生出来先落个农村户口，我们接过来在北京养，等上幼儿园了，再找个理由办收养。当时我想了这一串，激动得不行了，恨不得马上就实施。”董建丽说。
可没想到，妹妹同意了，老公却不同意。老公说她自私，又想要工作，又想要孩子。“让你妹生，亏你们想得出来，没出卵子还贡献了肚子呢，能没感情吗？以后家里能不乱吗？”
一番话让董建丽逐渐冷静了，但她一直处于消极的情绪里。她说：“无数次想辞职，辞了就去香港生，但一直也没下定决心。”直到今年两会，看到“十二五”期间可能会放开二胎政策，董建丽的心一下跳了出来。“要真能放开政策，我就不折腾了，谁不想工作稳定、家庭幸福？”说起“政策放开”，董建丽激动不已，“我巴不得政策明天就放开，真的，只要我没过40岁，我就自己生。”
专家点评
董女士想生二胎，是出于过分追求完美的心态。
像她这样苛求完美的人，即使生了二胎，也会发现生活中新的缺憾。尽管在别人看来，她的家庭已经是幸福的模板，但她只习惯于盯着自己的短板。其实，与其挖空心思生二胎，不如修正自己内心的极端完美主义情结，肯定和接受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珍惜眼前的幸福和快乐。说到底，她的困扰并不在于能不能生二胎，而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幸福。
故事二
多子多福，我要生生生
倾诉人/李程楷（男，31岁，公司职员）文/本刊记者王小艾
国家可能放开二胎政策的消息，如一针注入我体内的兴奋剂，让我激动不已！我原本想着，不管政策是否允许，我都起码要生两个孩子，哪怕丢工作、哪怕被罚钱都无所谓。
我们老李家一直人丁兴旺，我大伯有4个儿子，我二伯有两儿两女，我们家有我和妹妹两个孩子。逢年过节，一大家人欢聚一堂，热热闹闹的。谁家遇到点儿事，其他家的人都过来帮忙。生病了会来看望，受别人欺负了会替你找对方算账。尽管有时候也有家庭纠纷，但毕竟是一家人，遇事还是都团结到一块儿。在当地，谁都不敢轻易得罪我们李家，就是因为我们家族兴旺。
我和妹妹虽然小时候也经常打架，但现在感情很好，有什么事兄妹俩都一起想办法。我上次买房时，我妹二话不说赞助了10万块的私房钱。对此，我老婆很感慨。她是生在北京的独生女，从小父母感情不太好，岳父不顾家，心情不好了还会揍她。她一直觉得自己孤零零的，特别想有一个兄弟姐妹，能说说贴心话，相互关心。所以，老婆特别羡慕我有一个妹妹，她也十分赞同以后多生几个孩子。
我俩商量好了，第一个孩子留在北京养，第二个就送回老家让父母养。等政策一放开，就接回来。当然，送回老家的孩子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不管，可以每隔两月回去看看。老家很多孩子，父母在外打工，都由爷爷奶奶带着，也都过得挺好。
老婆可以不工作，在家专职看孩子，我就努力挣钱养孩子。钱和工作都不是问题，有钱了就过有钱的日子，没钱了就过没钱的日子。再说，让孩子吃好喝好，也花不了多少钱。至于他们以后会长成啥样，我也不担心，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有人说，你生那么多，以后孩子大了，你能买得起房子吗？其实这个我一点儿都不担心，我推测不出10年，中国的房价肯定会大跌。等孩子们大了，房价肯定便宜了。而且到时候，他们兄弟姐妹也能相互帮衬。等我和老婆都离开世界的那一天，看到他们并不孤单，相亲相爱地生活着，我们也可以安心了。
所以，政策不是问题，经济不是问题，无论怎样，我都下定决心要生，多生、再多生！
专家点评
多子未必多福，关键要看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从李先生设计的生养计划中看，他只重视数量，认为人多势众，没人敢欺负，脑子里根本没有法治社会的概念，难怪他觉得违反政策不是问题。还有，把孩子生下后放回农村老家养，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忽略孩子的成长质量，孩子很可能成为问题孩子，数量上不孤单，心灵上却孤独。
李先生认为儿孙自有儿孙福，不关心孩子的将来，我却替他担心。按照他的思路养育出来的孩子，会有不少心理问题，这样的人即使生活有保障，也感受不到幸福。
我怕孩子孤单，怕老无所依
倾诉人/林安欣（女，33岁，公司职员）文/本刊记者罗丹
前天下班回家，看到8岁的女儿坐在三楼的楼道里，我不解地问：“婷婷，放学了怎么不回家呢？”
“我在等琳琳回来，我要去她们家吃饭。”婷婷的眼睛一直盯着琳琳家的大门。
“妈妈也买了很多菜，为什么不回家吃呢？”我晃了晃手中的食物袋。
“琳琳家有哥哥姐姐，我们家没有。”
不顾婷婷的哭闹，我强拉着她回了家。老公一回来，我就对他说：“婷婷最近总喜欢去琳琳家玩，你说，她是不是太孤单了？有时，婷婷为了让别的小朋友来我们家玩，就会拿出自己所有的玩具，不惜一切满足别人的要求。看着她那委屈、巴结的表情，我真恨不得立刻帮她生个伴儿出来。你说，我们再给她添个小弟弟好不好？”
一听完我说的话，老公沉默了。
我和老公都是独生子女。小时候，我还很得意自己是独生子女，父母宠爱有加，家里好玩好吃的都一个人占着。可随着慢慢长大，我偶尔也会觉得孤单，遇到高考、工作、恋爱这样的人生选择，我总会想，要是有个兄弟姐妹给点意见，哪怕只是聊聊天，也是一种很好的慰藉。
后来，我遇到了老公，然后结婚生子。头几年，我也觉得有婷婷一个孩子就够了。但随着婷婷上小学，看着她一个人打游戏、看电视，一个人玩玩具，我越发觉得女儿孤单。
这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愿望：给婷婷生个弟弟或者妹妹。
“我希望婷婷拥有手足相亲相爱的机会，从孩子到成年，一路相互扶持，有商有量。那样，即使有一天我们年迈逝去，她也能有人相依相伴。”我不止一次对老公这么感慨。
“我不是不喜欢孩子。”同为独生子女的老公也理解我的想法，“但是，再生一个的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了。”
其实我也明白，老公的压力一直都很大。婆婆中风住院，公公身体不好，家里没有兄弟姐妹，都是我们轮流去医院照顾公婆，再加上巨额的医药费，负担越来越重，很多时候想想就觉得累。
我有时候也会在老公面前畅想两个孩子的好处：“虽然现在压力大些，但以后就会越来越小啊。而且等我们老了，也能有两个孩子给我们养老。”
老公附和着说：“是啊，家里有4个老人要赡养，天天就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一刻都不敢松懈。再说，要是真有两个孩子，家里该多热闹啊！我妈看着也会高兴，说不定，病也跟着好了。”说完，老公就笑了。
生二胎的计划就这样在我们的心中酝酿着……
专家点评
林女士以自己的经历揣测女儿的“孤单”，认为女儿需要一个伴儿。其实，她不了解8岁孩子的心理发展特点，这个时候的孩子需要来自同伴的友谊，并不是要妈妈给她生个弟弟或妹妹做同伴，而是要学会如何找到合适的伙伴，掌握一些同伴交往策略。林女士如果能从这个角度解读女儿的“孤单”，培养女儿社会交往的初步技能，协助女儿择友，才能改变女儿在同伴关系中被动的局面，成为受欢迎的孩子。
另外，独生子女夫妻需要供养4个老人的事实，的确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随着社保体系的不断完善，这种负担主要是一种心理负担。换句话说，当事人的心理压力来自于如何看待这件事。看得开，就没压力；看不开，压力会越来越大。
公公给我频下生“二胎”死命令
倾诉人/窦小豆（女，29岁，公司主管）文/本刊记者玄圭
公公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他退休前是船员，人生的30多年都在海上漂泊，因为常年跑日本，到现在还能跟日本人畅快交流。他动不动就跟我们说：“我们真得跟人家日本父母学习，他们教育孩子那叫一个严格和科学！”
公公思想比较传统，经常对我老公和他哥哥说：“你们只管生，生完后我和你妈负责带，钱不用你们出一分。”原本只准备要一个孩子的哥哥和嫂子，头胎生了个女儿，婆婆很欢喜，公公却有些不满，“得再生个儿子！”哥哥嫂子都在广州打工，两人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不足3000元。嫂子不想生，公公就三天两头打电话催，“长子不生个长孙叫我怎么向老祖宗交代？”嫂子最终屈服。好在老天有眼，他们第二胎生的是儿子。
我女儿出生那天，公公毫不掩饰他的失落：“怎么又是个丫头？得再生一个！”老公当时就表态：一个都养不起，决不再生。再说了，我们又不是独生子女，国家也不允许。可公公表示无所谓，大不了罚钱呗！
女儿一岁后，公公又开始老话重提，“趁我们还带得动孩子，赶快生。”老公还是那句话：“打死也不生了，把闺女培养好就足够了。”其实只要不提生孩子的事，我们对公公很尊敬，他却动不动就催我们生，每次催完后被我们呛，他也不生气，总是说：“你大哥的儿子就比女儿聪明漂亮一百倍，简直人见人爱。”
他口中所说的聪明漂亮的大孙子，3岁了还说不了一句利落话，个头跟我们家两岁闺女差不多，还脏兮兮地到处捡东西吃，谁家小孩都不跟他玩。邻居都跟我说：“你公公天天夸他那孙子，也不觉得害臊！”连我嫂子都有点嫌弃自己儿子，她跟公公吵架时说：“还不是您非要我生儿子。看看这孩子，我都没脸带出去！”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更让我对生二胎恐惧万分。
随着侄子上幼儿园，公公逼我们生二胎的力度愈来愈强烈。我们已经千万次地表态：坚决不生。他也万千次地宣告：一定要生！或许因为我们的反抗，他对我们的女儿不冷不热，有好吃的只给孙子。过年给压岁钱，给大孙女和孙子各500元，给我们家闺女竟然是莫名其妙的140元。
我越来越不愿意回公婆家，公公打电话过来，我总是让老公接。我已经对他的“二胎命令”深恶痛绝了，尽管老公和我站在一起，但我不知道面对这样一个死脑筋的公公，我们的婚姻能否走到底。现在听说国家“生二胎”的政策可能要放开，我吓坏了。可千万别放开，否则，我连唯一的挡箭牌都没了！
专家点评
窦女士公公的催生令只是老年人的一种唠叨，并非不可抗拒，不必放在心上，更何况老公始终跟她站在一起。如果窦女士过分升级与公公的冲突，可能导致老公处境尴尬，反而造成夫妻关系紧张。
孩子都是讨债的，再生一个我得破产
倾诉人/吴倩（女，25岁，会计）文/本刊记者叶林
我和老公是毕婚族，结婚一年后有了一个女儿。
孩子的出生给两家父母带来了很多快乐，尤其是婆婆，对孙女更是百般宠爱。身边的同事总是用羡慕的口气说：“吴倩，你真有福气，这么年轻就结婚有了孩子，还摊上一个好婆婆。”
可是我心里的苦，谁又知道？
我和老公都是家里的独生子，按照政策现在就可以生二胎，所以政策放不放开跟我们没关系。自从女儿出生后，婆婆就一直给我施加压力，希望我再生一个。她的理由很充分：“老王家两代单传，我可不希望王家的根断在我手里……”
但对于生二胎我是反对的，现在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从孩子出生到上幼儿园再到以后上小学中学大学，生得起养不起！以前都是养儿防老，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都是来讨债的。
我的工资并不高，家里的收入主要靠老公，除去房子的月供，每个月的家庭节余不到一万块钱。自从孩子出生后，我发现原本充满小资情调的生活消失了，日子开始变得紧巴起来，对自己喜欢的衣服和化妆品，也不敢乱买了。
我算过一笔经济账：女儿上幼儿园，每个月的学费大概在1500元；参加两个兴趣班一年大概要8900元；家里保姆的工资一个月1500元；幼儿园伙食费，每月要200元……平时给孩子买衣服、看病、买玩具等等，这些都要花钱，平均算起来，孩子一个月的花费没有6000块钱打不住。
养育一个孩子已经快让我捉襟见肘了，要是再生一个，我非破产不可！
专家点评
吴倩反对生二胎，是害怕生养成本影响自己的生活，并非真的不想要。按照她的养育标准，那些月收入6000元以下的家庭怎么养育孩子？有些人之所以成为孩奴，是因为过分攀比造成的，过分看重外部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而忽略孩子内在心理成长的重要性。吴倩真正需要反思的，是自己的“孩奴”心态，孩子的健康成长跟高标准的养育成本没有直接关系。
生育风险让生“二胎”成为不可能
倾诉人/墨子（女，36岁，记者)文/本刊记者张慧娟
虽然儿子已经6岁了，可每次看到别人怀里抱着婴儿时，我心里都会痒痒，那种感觉我也说不清楚。老公总笑称我是“母性泛滥”，有时会趴在我耳边小声说：“要不，咱们再生一个？”
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过，有时候心情高兴的时候，就随口跟他说：“行啊。”我这么说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老家有个邻居，儿子在15岁时突然患上了白血病，出于各种考虑，夫妇俩打算再要一个孩子，可女邻居已经40岁，想再生孩子十分困难。女邻居的故事对我触动很大，我总觉得，现在很多家庭都是一个孩子，万一有点儿什么事，做父母的可怎么办？
所以，生二胎的计划就像一粒种子，在我心里悄悄发了芽。可是，当我距离自己设定的生二胎极限年龄越来越近时，却犹豫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经历了难产，最后只能剖腹产。这段经历每次回忆起来，我都心有余悸，至今仍然怕听到“分娩”这两个字。每每有亲朋好友即将分娩，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有着各种不好的猜测，这种猜测完全不受我大脑意识的控制。
由于头胎是剖腹产，生二胎的时候仍需要剖腹产，我无法想象为了生孩子，自己还要再挨上一刀的感受。我不是那种为了要一个孩子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我实在是害怕那种疼痛和不堪。而前几天看到的一则新闻更是加剧了我的担心：北京一家妇产医院里，一位高龄产妇在做羊水穿刺时胎儿被扎死了……家人为了讨说法，拿着扩音器在医院的大厅里喊：“还我孩子！”
我已经36岁了，我知道高龄产妇生二胎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比如，生育困难、妊娠并发症，甚至胎儿先天性畸形的发生率和围产儿死亡率都会增高……
对于不可预知的生育风险，我感觉无力面对。我不希望让生儿育女这样原本欢喜的事情变得悲凉，我必须要对自己、对将来出生的孩子负责。我很想再要一个孩子，可我实在没有勇气承担“高风险”的未来。
专家点评
独生子女出了意外很可怕，但生养孩子的过程同样有不少意外。无论什么事情，都存在两面性，墨子总是习惯盯着不好的一面，过分关注那些有风险的事情。墨子内心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难产的经历更加重了这种心结。事实上，墨子面对的不是生不生二胎的问题，而是要学会如何应对有风险的生活，如何寻找内心的安全感。要不然，生下二胎，会增加更多的担心，活得更累。
专家的话
生二胎，
需要做哪些心理准备？
1.先从内心接纳第二个孩子，放弃性别期待
有些人生二胎之前，并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要生，只是随大溜儿，有儿子的想要女儿，有女儿的想要儿子，从内心不接受下一个同性别的孩子。这种心态不利于第二个孩子的心理成长，他会觉得不被接纳，受到伤害。一旦父母怀着性别期待的想法，就不能公平客观地爱自己的孩子。
如果你还在犹豫是否生二胎，最好先别急着生孩子，想清楚再要。
2.听听第一个孩子的想法
每个孩子都想独占父母对自己的爱，在生二胎之前，需要跟第一个孩子好好沟通，听听他的想法，尤其是担心自己被冷落的孩子。父母要避免被有关第二个孩子的事情过分吸引，要知道，在多子女家庭中，有差别的爱最伤孩子心。
3.反思生养第一个孩子的得失
在生养第一个孩子的过程中，难免有得有失，既然有机会再生养一个孩子，那么，反思以前的经验就非常重要，避免陷入不良循环。同时，也要面对养育两个孩子可能遇到的新问题，比如老大心理不平衡怎么办。
本刊观点
不要给“生二胎”
赋予太多意义
生不生二胎都有很多理由。
想生的：孩子太孤单、养儿防老、婆婆想要孙子、喜欢儿女双全……
二胎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篇5
关键词：计划生育；人权保护；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70年代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从1980年开始对中国的计划生育一直以侵犯人权为由进行攻击。1990年以来美国政府每年的人权报告中，都把中国的计划生育作为侵犯人权的内容来进行批评。2006年1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局第一次常会上，美国代表的发言再次对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攻击并坚决反对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中国开展第六周期的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项目①。事实上，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是必须实行的，并且该政策并非如美国所说，严重的侵犯人权，我们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正确看待该项政策。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初期，由于宣传方法不当、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等各方面原因，的确存在着强制堕胎，不合理罚款等执法不当现象。八十年代后的一代自从一出生便为各种计划生育宣传标语耳濡目染：“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流出来，打出来，堕出来，就是不准生出来”、“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然而随着该政策的推行及逐步完善，计划生育的宣传逐渐文明化，种种侵犯人权的现象也得以杜绝，使得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本质精神得以充分体现。
一、相关概念
1.关于计划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的含义就可以阐释为：“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改善出生人口素质和结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和残疾人权益。”由此可见，计划生育并非一味的控制人口增长，它是一项针对中国目前的人口形势而实施的全方位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以及相关人口问题的解决。
2.关于“人权”
现代国际上所说的人权通常可分为两大部分内容，一部分称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另一部分称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从另外一个角度，人权也可以分为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这两部分。这些权利主要体现在联合国通过的《国际人权宪章》及其他一系列有关人权的国际文书中，在各国国内，则体现在各国依据本国国情制定的国家法律中。集体人权(CollectiveHumanRights)主要指国家和民族在国际社会中所应享有的各项权利，如国家主权、民族自决权，还有发展权、各国对其自然资源享有的充分主权。个人人权(Indi-vidualHumanRights)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两大部分。④
《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针对西方个别国家不顾中国的国情，侈谈人权问题，鲜明地指出：“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③。而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恰恰体现了维护我国人民整体生存权的精神。
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维护人权的法律体现
我国计划生育法制体系由宪法、法律和众多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组成，该体系的形成在法治层面为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保证，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首先，处于法律最高位阶的宪法对计划生育有两条规定，其一是第二十五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其二是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对此二条款正确含义的理解，成为理解我国计划生育法制的基础。这两条规定体现了我国对人口增长的宏观调控，强调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的适应性，注重整体生存权和生存空间的维护，从而保障了基本人权。
2.与宪法的规定紧密相连的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法制体系，这一体系以宪法规范为指导，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34条和国家人口计生委颁布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条例》中第17条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各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在施行避孕、节育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应向实行计划生育的服务对象做必要的解释，征得服务对象的同意”。此规定充分体现了对计划生育服务对象知情权以及选择权的维护，同时对于接受节育手术等人的安全问题，法律条文也做了明确的规定。任何违反公民意愿，强制做绝育手术的将是违法行为，公民将有权利通过法定程序要求国家给予法律保护。
3.在对保护胎儿权利的问题上，我国
[1][2]
《民法通则》第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可见，胎儿在出生以前，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因此无法享有完整的民事权利，只是在财产的继承上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而已。因此，我国实施的避孕、节育手术以及医疗性人工流产是合法的，并没有侵犯人权。而对于强制堕胎的问题，法律也做了禁止性规定及相关法律责任。年月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发表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当天在新闻会上强调，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和处罚行为，也不允许强制做人工流产、节育手术和堕胎等。
三、计划生育人权保护的目的体现
.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选择。毫无疑问，中国的人口政策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来制定的，也是中国国家主权的体现。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之一在于提高全体中国人口的素质，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政府自年代初把计划生育作为公民一项基本的义务写入宪法，同时将其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年又专门制定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更加明确了公民实行计划生育法定的义务。中国在努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制定人口政策首先考虑的是生存权和发展高于生育权，使个人想多生孩子的生育权利服从于国家希望少生孩子的集体利益。采取对全社会的每对个体夫妇限制其生育孩子的数量的方法，实现以全社会的力量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促进和实现全民族的振兴和繁荣①。这项政策虽然牺牲了某一对夫妻想多生孩子的私权利，但却在整体上维护了整个民族的公权力，由此可见，计划生育义务与人权保护并不违背，还恰恰是人权保护的最好体现。
.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冲突选择；
卡塔琳娜·托马瑟夫斯基说；“政府为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而进行的干预并不一定是与人权标准相违背的。在涉及父母以及未来的父母的生育行为时，政府可以限制个人的自由以保护他人，尤其儿童的权利和自由以及子孙后代的权利。①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将个人权利与整个国家的福利相平衡；如果高生育率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有害作用，或者父母的生育行为会对其子女产生不良影响，那么政府就有权进行干涉”。计划生育政策主张控制人口数量，从而使得父母用更多的的财力、物力和精力去培养少数孩子，提高子女的质量，从而良性循环，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
四、计划生育对人权保护的促进作用
我国的计划生育在促进人权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显示其意义：
第一，它促使人们改变旧的生育观，从而导致人们改变落后的生活方式，更好地享受各方面的人权；
第二，它破除只有男孩才是后代的旧观念，这对于消除男女性别歧视，有重要意义；
第三，它把妇女从长期的生育重负中解放出来，保障了妇女的身心健康，促进了妇女广泛地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平等的融入社会生活；
第四，它维护了儿童权利。由于减少生育，父母会有更好的经济条件和更多的精力关心儿童，社会也更有可能为儿童创造全面发展的社会环境。从这些方面看，计划生育是更好地促进了人权的实现。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的计划生育对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起着积极作用。我们知道，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口过剩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必然会成为超出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威胁着全人类的利益。中国占世界人口的/，解决好了这样一个大国的人口问题，毫无疑问，会促进世界的文明、进步与和平。
五、结论
二胎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篇6
“特保”是“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的简称。除了242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议定书》中第16条规定:“中国产品在出口有关WTO成员国时,如果数量增加幅度过大,以至于对这些成员的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威胁”时,那么,这些WTO成员可单独针对中国产品采取保障措施。”“特保”实施的期限为2001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
一、轮胎特保案进程
4月20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称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危害美国轮胎行业的发展,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实施限额规定,把允许中国出口至美国的轮胎数量从2008年的4000万只削减到2005年的2100万只的水平,并在未来三年里每年增幅不得超过5%。
4月2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告,启动对中国轮胎产品的特别保障措施调查。中国商务部随后表示,这是对中国产品的歧视性做法,是对特保措施的滥用。
6月17日,美国轮胎产业协会发表声明,反对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限制中国轮胎进入美国市场的做法。
6月18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6位委员投票结果认定,中国轮胎产品进口的大量增加,造成或威胁造成美国国内产业的市场扰乱。
6月19日,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负责人表示,对美国ITC对中国乘用车及轻卡车轮胎特保案作出肯定性损害裁决一事深表遗憾。
6月2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出公告,建议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三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从价特别关税。
7月3日,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负责人指出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并坚决反对美采取限制中国轮胎产品的措施。
7月10日,美国轮胎产业协会公开致函奥巴马,并抄送美贸易代表柯克,强烈要求奥巴马否决任何对中国轮胎采取限制措施的建议。
7月17日,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负责人就ITC的对轮胎特保案的裁决报告表态:“事实认定错误、缺乏逻辑,不足以作为对中国轮胎采取限制措施的依据。”
7月21日,由美国六家轮胎进口商组成的美国轮胎自由贸易联盟致函柯克,明确反对采取特保。
7月27日,代表克莱斯勒、福特与通用三大美国汽车巨头利益的美国汽车贸易政策理事会以及代表美国规模最大的零售商、产品制造商和服务供应商利益的美国零售业领导者协会皆致函美国贸易代表柯克,反对采取特保。
7月27日,中国橡胶协会和中国五矿商会向奥巴马提供证据说明中国的轮胎出口根本没有影响到美国本土轮胎销售。
8月3日,中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负责人表示,希望美国政府认真研究考虑来自美国国内业界的呼声,客观公正地作出不采取措施的决定。
8月4日,由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中国五矿商会和7家国内轮胎企业组成的游说团赴美进行抗辩和申诉,于当地时间5日在华盛顿举行了记者会。
8月7日,中国输美轮胎特保案听证会在华盛顿举行,中美各界代表各抒己见。
8月17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率团赴美,就轮胎特保案与美国有关部门进行交涉,表达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特保措施的立场和关切。
9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向奥巴马提出相关建议。
9月17日,奥巴马将对美国对华发起的轮胎特保案作出最终决定。
二、轮胎特保案性质分析
伴随着中美贸易的扩大与发展,中美贸易摩擦案件层出不穷,但中美轮胎特保案备受关注,被称作奥巴马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第一案。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浓厚
纵观全球几百年的经济史,经济繁荣则自由贸易主义盛行,经济衰退则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受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影响,美国连续多月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最近虽然出现好转迹象,但经济复苏的前景依然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自然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受害者,轮胎特保案的出现直接反映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
特保案之所以被认定为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最大的证据在于“真正的原告”缺席。按照通常理解,如果美方认为中国输美轮胎对美国轮胎行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威胁”,应该是由美国轮胎生产商来状告中国轮胎出口商,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声称代表美国轮胎工人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走上原告席,而美国轮胎生产商却缺席原告,选择沉默。相关业界代表如美国轮胎产业协会、美国轮胎自由贸易联盟、美国汽车贸易政策理事会和美国零售业领导者协会均站出来反对特保,即使在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内部也是反对声不断。在中美业界反复证明对中国轮胎采取特保只会令美国得不偿失的情况下,轮胎特保案依然获得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投票认定,不得不让人想到政治因素了。一方面,美国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开展对外博弈,即便最后没有采取保障措施,也可在过程中与中国讨价还价,以获取相关利益;另一方面,美国经济下滑,民怨四起,随处可见的中国产品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政客们则趁机表现以转移视线、捞取选票。
(二)金额庞大,最终结果公布迅速
中美轮胎特保案案值22亿美元,是整个轮胎行业乃至中国所碰到的案值金额最大、就业影响最大的一起特保调查。如果奥巴马批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建议,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三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惩罚性关税,等同于将中国轮胎完全拒之于美国国门之外。2008年中国轮胎出口占总产量的63.8%,而美国是我国轮胎产品出口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其中有15%的轮胎出口到美国,这意味着美国市场的丧失将会对我国的轮胎行业造成巨大打击。
从特保的调查程序看,与反倾销、反补贴等其他贸易救济措施不同,从提出特保申请到最终裁决的时间很短,一般不超过半年时间,但是制裁的时间却很长,通常都会有三年的制裁时间。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从立案到采取措施,一般都在12个月至18个月之间。加之特保也一般不会像反倾销那样做详细深入的调查,给予被调查方说明申辩的机会很少,这都加重了中国方面的应对难度。
(三)奥巴马拍板影响重大
根据程序,9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向奥巴马提出相关建议。9月17日,奥巴马将对中美轮胎特保案作出最终决定。一般的贸易摩擦案件的结果基本都是直接由美国商务部或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而轮胎特保案则须由奥巴马亲自作出裁定。因此,作为奥巴马时代的中美贸易摩擦第一案,此案毫无疑问将成为奥巴马展现其贸易政策,尤其是对华贸易政策的标志性事件。
在小布什执政的八年中,美国共提出了6起特保案件,其中4起被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判定成立,但是布什无一例外地否决了这4起特保案。如果奥巴马裁决轮胎特保案成立,则意味着美国政府已改变了在特保案中的一贯立场,这将对美国其他业者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更多的特保调查将会接踵而来,中美贸易摩擦必然加剧。美国知名智库――凯托学会的一份报告警告,如果奥巴马认同制裁,外界将理解为这是美国总统的直接意愿,因此“采取的攻击行动和后果将是深远的”,并有导致“爆炸性的贸易摩擦”的可能。中国橡胶工业协会秘书长邓雅俐日前就表示,协会将建议中国政府采取反制裁措施,包括对进口美国的某些产品提高关税,或是限制进口直至不进口等。可以预见,如果奥巴马批准了轮胎特保案,将会导致一系列的严重后果,不仅妨碍中美贸易的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全球贸易。
三、轮胎特保案结果分析
中美轮胎特保案可能出现的结果无非有三种:
(一)奥巴马批准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建议,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三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从价特别关税。
对中国来讲,根据美国海关的数据,2008年中国向美出口的涉案轮胎平均价格为38美元一个,而其他9个主要轮胎出口国家的平均价格为54美元。按照目前4.4%的关税计算,中国轮胎的计税价格为36.4美元,如果征收55%的关税,那么,中国轮胎的平均价格将上涨到56.4美元,超过其他国家的平均价格。而中国向美出口的轮胎为低端产品,缺乏价格优势将被完全挤出美国市场。由此又导致20多家中国企业深受影响,大约10万名中国轮胎业工人面临失业的威胁。当然,中国应积极向WTO提出上诉,争取有利结果。
对美国来讲,采取特保措施只会得不偿失。正如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徐文英在听证会上指出,中国输美轮胎的细分市场集中在低端、低价的非品牌更替轮胎,而美国本土轮胎制造商瞄准高端品牌轮胎。“美国早已将低端产品生产挪出本土。”中国轮胎并不构成对美国轮胎的威胁。即使将中国轮胎退出美国市场,也只会导致美国消费者花更高的价钱去购买别国的轮胎,美国厂家也不可能重开生产线。
援引美国相关业界代表的说法也许更有说服力。美国轮胎产业协会在致奥巴马的公开信中,强调了轮胎特保案将对美国带来的不利后果,主要有四点:第一,不会保护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岗位;第二,将造成轮胎价格抬高,美国消费者面临更少的选择,考虑到目前的经济环境,等同于对美国消费者施加“特别惩罚”;第三,将导致美国轮胎市场混乱;第四,由于无法购买到可承受价格轮胎,美国消费者可能推迟必要的更换轮胎行为,这会对美国道路安全带来“潜在的可怕后果”。美国轮胎自由贸易联盟指出,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强调的是就业问题,但假如美国政府接受措施,将导致轮胎分销和零售领域近2.5万人失业,即措施每“保护”1个就业岗位,就将额外损失25个岗位。措施也将导致美国消费者每年多支出6亿～7亿美元更换轮胎的费用,得不偿失。
(二)奥巴马否决轮胎特保案。
对中国来讲,这自然是最好的结果。对美国来讲,轮胎生产商、经销商、零售商等组织及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得到了维护,不满的只有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部分工人和政客了,虽然他们的利益也得到了保证,只不过他们看不到或者不愿承认罢了。对奥巴马来讲,也许损失了部分工人的选票,却留住了更多支持;更重要的是,维护了中美贸易的发展,避免了贸易摩擦的加剧。
二胎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1篇7
关键词：计划生育；“全面二孩政策”；生育观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3-81-03
2015年10月29日闭幕的党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将会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回望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转变，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来的独生子女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刚性要求，后来在农村实施“一孩半”的政策，即第一孩为男孩的不得再生，而第一孩为女孩的农户在五年后允许二孩，再到后来，城乡陆续实行“单双独二孩”生育政策，总体上是在逐渐放松了家庭的生育数量。那么如何评价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带来的弊端以及“只开放单双独二孩”政策成效不明显的成因，并且对于当前启动实施的“放开二孩”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长期以来“一胎化”政策带来的弊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为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政策规定一对育龄夫妇只可以生育一个子女，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数量明显减少了，降低了我国人口增长率，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数量迅猛增长的态势。但计划生育政策是把双刃剑，在缓解人口压力的同时，由此也拉开了中国家庭全面进入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形成中国所特有的家庭结构形态，伴随而来的是“一胎化”所造成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资源匮乏和失独家庭的出现等等，这些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
长期的“一胎化”促使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和家庭生育功能的弱化，提前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有关标准，一个社会如果60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重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7%，那么这样的社会就被称作“老龄化社会”。根据2012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总人口的14.3%，65岁以上的人口从2011年8.1%上升到现在的10.1%，紧接着2013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2亿，如果在“一胎化”政策不变的情况下，2050年和208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会高达28.6%和37.2%，从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老龄化趋势的严重性伴随劳动人口的负增长，20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劳动力的供求逐渐匮乏，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地位。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带来的养老问题不可忽视，独生子女面对沉重的养老负担是无法承受的，而社会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进行养老，这样就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是指某一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出生的男婴总数与女婴总数的比值，用每百名出生女婴数相对应的出生男婴数表示。按照正常的生育愿望，联合国明确规定男女性别比例应该维持在102～107之间，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应该是维持在105左右的常数，其他值域都会被视作异常，而在“一胎化”政策实施以后，我国人口出生的性别比持续上升，并居高不下，政策本身导致女孩数量结构性减少，从地域范围来说也是不断扩大的，2000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中显示，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值高达119.3，如此高的比值已经偏离了107的正常值，如果继续保持“一胎化”的生育政策不变将助长男女性别比大幅度偏高的危险趋势。这是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生育政策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还因为重男轻女根深蒂固的思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会导致男女比例失调，容易引发同性恋、、犯等社会现象。
（三）失独家庭的增多
失独家庭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简单地说是指那些年龄在50岁以上的，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1983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要求育龄夫妇只可以生一个小孩，但由于各种意外或自然灾害导致他们唯一的孩子过早地离开人世。人口学家易富贤在《大国空巢》中推测：目前我国约有两亿以上的独生子女，有一千万独生子将在25岁前离世，如此一来，在十几年内就会有一千万失独家庭的存在。在一般情况下，我国只生一胎的50岁以上的夫妇在失去独生子女后很难再生第二胎，随着父母年龄的增加，独生子女死亡的概率也不断增大，同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将会带来很严重的社会隐患，“天灾人祸”是无法预知的，比如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死亡的独生子女比例则要高很多，不难想象失独家庭抵御风险能力的脆弱性比正常家庭要低很多，如果继续保持这种“一胎化”政策，将会衍生更多“高风险”的独生子女家庭。
二、开放“单独二孩”政策行不通
三十多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增长，使全国少生了4亿多人口，但长期的“一胎化”政策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在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宣布“单独二孩”政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该政策对于缓解长期“一胎化”所产生的社会家庭问题是有利的。此后，各地陆续实施该政策，截至2015年，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双独夫妇有145万，占符合单双独政策条件夫妇总数的比例为13.2%，从政策效果来看，单独二孩申请在全国各省市遇冷，申请数远低于此前官方预期。为何如此“优惠”的政策却不能吸引有条件的夫妇生育二孩？
（一）养育二孩成本高
在众多调查中，大多数夫妇给出了以下回答“生得出养不起”，随着我国逐步步入小康社会，居民生活水平相比较以前有较大提高，但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使人们进入了一个高生育成本时代，主要还是家庭经济和个人精力方面的养育压力，孩子的保姆价格、教育、就业、房价等累加起来的成本就让很多家庭入不敷出。在低生育年代，孩子的质量甚过孩子的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独生子女精养模式已经让父母沦为了“孩奴”，即使是“穷养”，抚养一个孩子到成年，至少也要三十万，“富养”则根本就是个无底洞，如此算来，生育“二孩”似乎成为了富人的“特权”，很多家境一般的父母也只能抱有一种观望的态度。
（二）“4-2-1家庭”模式已成定势
“4-2-1家庭”模式是指，一对独生子女结婚生子后，家庭结构是由4个父母长辈、1个小孩和他们2人组成。两个年轻人要负担起4个老人的养老重任和至少一个孩子的家庭压力。这种模式将日益成为我国的基本家庭结构，由于长期计划生育理念的宣传和“一胎化”政策的推行，独生子女模式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家庭模式，一家一个孩子也成为了常态，父母也没有了强烈的再生育的念想，长辈也没有了带孩子的积极性，独生子女更不希望有个弟弟或妹妹抢占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小皇帝”“小公主”地位。因此，在社会变迁的大环境背景下，家庭的生育意愿弱化已成为规律性趋势，这样的家庭模式使得不想生的人群越来越多，从而导致“单独二孩”的持续低迷。
（三）助长了性别比例失衡
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单双独夫妇数量很少，所以还是维持之前农村的“一孩半”政策，即大多数农村第一孩为男孩的不得再生，而第一孩为女孩的农户在间隔4到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孩的弹性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农村家庭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传统思想严重，还是倾向于生男孩，往往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子的家庭会比第一个是男孩子的家庭更有意愿生二孩，这就相当于“一个男孩等价于两个女孩”的心理暗示，助长了重男轻女的思想，而且增加了产前性别鉴别的案例和流产女婴的数量，而且一孩半的政策不允许第一孩是男孩而不会流产女婴的夫妇生二孩，只允许第一孩是女孩而可能流产女婴的夫妇生二孩，也导致了结构性的女孩数减少与男孩数增加。这些都助长出生性别比超常偏高，上述的论断早已被许多学者通过全国普查调查数据反映的实证分析充分证实。
虽然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但是中国家庭由于长期受到低生育文化和高生育成本的影响，从多重因素看，很难走出“独生子女时代”，所以政策难免会遭受遇冷的尴尬。实际上“单独二孩”被认为是过渡性政策，因为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全面放开二孩风险比较大，我们可以基于稳定的人口政策之下，逐步稳妥地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不能笼统地全面放开，也不能一刀切。仍要适当控制放开二孩的节奏，建议用五年左右时间过渡到全面放开二孩。
三、放开“全面二孩”政策的紧迫性
10月29号，呼声已久的“全面二孩”政策在中共十五中全会上宣布落定，从“十三五”期间，也就是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相比较之前的“单独二孩”政策，该举措将不仅仅局限于独生子女的夫妇了，而是面向所有的人，该决定不仅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一项改革，更是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顺应人们民心的具体体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能够很大程度缓解一些社会问题。
（一）有利于减缓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负增长
在过去计划生育的三十多年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逐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了，也就是意味着中国正在进入“未富先老”的社会。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我国妇女的生育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单独二孩”政策实施遇冷的局面下，很多符合条件的家庭都是选择不生二孩，如此低的生育率使得未来的劳动力存在很大的缺口，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国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会使我国将来的劳动力资源慢慢走上正轨，避免因为控制人口生育造成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负增长而影响我国人口与经济的均衡发展，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必经途径，虽然放松生育政策并不能立刻带来立竿见影的预期效果，但是从长期看对于提高生育水平、增加人口数量、提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等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增加一定数量的青年人口来削减老年人口的比重，是遏制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的有效途径。
（二）有利于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
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已经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这种现象是多重因素导致的，最主要的因素莫过于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为选择生育性别成为现实。我国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多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虽然在“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下，近几年有所下降，但出生人口结构仍处于严重失调状态，而仅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从长期来说还是不利于人口的均衡发展，尤其在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老人偏好男孩的意愿比较强烈，传统生育观念加上B超技术的发展导致男女比例的进一步失调。全面放开二孩已十分必要，因为在正常的生育状态下，多生能够使性别比达到平衡的手段，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未必在短时期恢复正常，但是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促进男女比例协调发展。
（三）有利于降低独生子女家庭风险
计划生育政策是把双刃剑，在控制人口的同时，长期的实施必定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我国家庭规模逐渐小型化，家庭的生育功能、养老功能随之弱化，伴随着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也逐步降低，因此独生子女家庭面临诸多风险，其中最大的莫过于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独生子女意外死亡而产生的失独家庭。根据全国性统计，每年失独家庭增加7.6万个，如此庞大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而失独家庭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困境，更严重的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失独者的自我拯救是个痛苦的过程，几乎没有父母能真正走出心理困境，社会上提倡的“拯救失独”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口号而已，要想从源头上控制和降低独生子女家庭的“失独”风险就应该全面放开二孩，全面放开二孩将会改变传统的人口年龄结构，提升家庭经济社会功能，完善家庭发展能力，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有效防止过多的“失独”家庭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
综上所述，“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意义很大，它是中国调整人口政策的必然趋势，而“一胎化”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它不再适应中国的国情，必须对人口政策做适当的调整，“单独二孩”是承接独生子女政策向全面放开二孩的过渡性政策，在“全面二孩”放开以后，衔接新旧政策的方案要及时跟进，一个政策的调整都会带来许多新问题新挑战，要将挑战转化成机遇，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政策宣传和积极稳妥地实施全面二孩，更好更全面地走可持续人口发展道路，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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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篇8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口需求理论；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变
（一）建国初期的人口增长与节制生育政策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1949到1953年之间，人口死亡率由1949年的20‰降到1953年的14‰，出生率则保持高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49年的16‰增至1953年的23‰，我国步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期，人口数量控制成为人口政策的重点工作。1953年，卫生部改变限制节育的态度和做法，帮助群众节育。1957年我国正式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明确指出要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节制生育政策取得一定的效果。
（二）“”式的人口生育政策
1958年开始的“”运动片面强调人多是好事的观点，导致了人口理论研究和节制生育宣传活动被迫停顿。1959至1961年，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计划生育工作停止，广大群众的生育处于自发状态。1962年起，全国出现了人口生育高峰，人口出生率在1963年达到43.37‰，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57年的23.3‰升至1963年的33.33‰。此时，人口的急剧回升和膨胀问题得到重视。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重申加强计划生育工作。1964年，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指导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这阶段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但在广大农村基本未全面开展计划生育，迎来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三）计划生育人口政策
“”结束以后，党和政府制定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1978年3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进入九十年代，人口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人口过多仍然是我国的首要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中心任务将向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方向转变。2006年12月22日《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我国人口生育的现状
（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
在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的社会、或者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90年代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78%。预计202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可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18.4%左右。预计2050年将达到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的11.4%，且高龄人口以年均5%的惊人速度递增。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现象将日益突出，我国将来的养老问题不容乐观。很多人力物力财力将不得不为大量的老人服务，而老人终将逝去，严重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劳动力人口比重逐步降低
中国现在的年生育人口仅为1600万左右，大学招生650万，每年剩余的普通劳动力不到1000万。中国现在的在校大学专科以上的学生人数达2800多万，并计划到2022年达到3500万以上，即年大学招生人数可达800万以上.到时候中国的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将与普通劳动力人数基本相当，即各为800万左右.扣除农村的劳动力，中国每年能转移的普通劳动力将仅几百万人，而退出的普通劳动力人数可达2200万。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转向我国，对劳动力需求较高，而普通劳动力越来越少，难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性别比不协调
中国目前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均值已高达117.84，位居世界首位。而根据自然规律，男女出生的正常比值应该在103-107之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持续高位。我国1982年以后出生性别比为108.47，开始超过国际警戒值107。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除和新疆外，中国内地所有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呈偏高态势。有15个省份的男女出生比在115：100以上，9个省份高达120以上。
三、理论基础
二胎政策符合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人口需求论。凯恩斯主义人口社会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时期。凯恩斯把人口数量与经济危机联系起来，认为人口缩减会引起经济停滞。他认为人口增长，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提高，资本系数才能增大，他主张用增加人口，扩大“有效需求”解决经济衰退。凯恩斯主义者们认为，劳动力供求水平取决于经济增长，人口的增加，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奥肯定律表明，经济增长速度快，劳动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提高，失业率降低；反之，经济增长速度慢，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也认为，劳动人口增长率是决定经济“自然增长率”的重要原因。美国经济学家汉森认为人口增长会催生技术，促进投资与开发，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DavidE.Bloom和JeffreyG.Williamson利用经济增长模型以东亚人口发展为实例的研究极富启发意义，他们指出人口的转变过程中，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的增长。在人口转变初期，劳动力人口与非劳动力人口比例小，抚养负担过重，不利于经济增长；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不断攀升，并由此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此阶段为人口红利阶段。当生育率与死亡率水平相当时，人口转变趋于稳定，对经济的影响趋于中性。他们的研究显示，在东亚经济奇迹中，人口转变因素即人口年龄的红利因素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1/3～1/2。而我国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部分得益于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中获得的人口红利。因此人口需求理论认为，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对人口有一定需求。
四、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之路
可持续发展指的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指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福利增长为导向的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动态均衡过程。人口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质上就是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既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又实现人口赖以生存的经济与社会和谐。
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必须得考虑全盘因素，牵一而发动全身，结合具体国情情况，符合特定社会背景与历史意义，综合分析个人、国家以及整个社会的各个发展层面，应对我国复杂的人口与经济社会问题，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人口众多、资源稀少、人均资源占有量极低，依然是中国最基本、最突出的国情。在控制生育政策下，实行二胎政策，稳定合理的人口生育水平，保持人口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当前，我国实行二胎人口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
第一，应对“用工荒”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刘易斯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窗口关闭的前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部分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目前已经转移出2.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仅剩下2481万人，而且基本为难以转出的老弱病残。2009年开始中国内陆地区纷纷呈现出“用工荒”的苗头，劳务输出大省四川也未能“幸免”，仅在重庆，就有百余个工业园出现“用工荒”。2009年7月份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相继出现用工短缺。人口红利期后，初级工人薪资水平和劳动成本会成倍提高，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将逐渐减弱，消费人口比例提升，生产性人口比例降低，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削弱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
二胎政策的实现可以弥补经济持续发展的劳动力需求不足，解决用工荒问题。人力资源是国家发展和进步的源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升级。二胎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在合理范围内提高我国人口数量，从而提高劳动力数量，解决劳动力与非劳动力人口比例不协调问题，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二，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首先，有效解决性别比偏高问题。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从生育意愿的价值体系上看，中国传统的生育意愿表现为早、多、男的生育价值体系。当个体生育者在“早”、“多”这两个方面由于整体的计划生育政策无法实现的时候，更加趋向于选择男孩。在目前我国人口数量控制仍然严格的前提下，新生人口性别被“人为性”扭曲，性别选择影响人们生育价值观，致使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我国人口的历史数据统计提供了证据，我国1950、1960年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不仅正常，而且十分稳定，它基本不存在性别比例上的偏失。但自198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后，大多数年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在110以上，明显地偏离了人口出生比例正常值，且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逐年攀升。二胎政策的实行，有助于拓宽人们的生育选择权，遏止生育性别选择和性别歧视，降低性别比例，使人口性别比例回归正常。合理的人口性别结构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
其次，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及社会养老问题。多年推行的以“一胎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地打破了人口替换正常规律，人口结构问题开始凸显，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未富先老”问题在我国开始出现。我国步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步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为5000～10000美元，社会保障问题在我国更加严重。我国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了国际老龄化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7%。若我们继续实行较低人口生育率的一胎政策，总和生育率为1.35，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将会空前加快，到2022年将会陷入发达国家老龄化的困境，到2050年将高于同期的欧美发达国家水平，老年人口比重将是印度的2倍。若我们选择折中的二胎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为1.85，人口老龄化虽仍不可避免，但可大大缓解人口老龄化引来的社会负担，促进劳动力结构优化，减轻因为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失衡、需赡养人口增多、劳动力人口减少、中青年负担危机。有利于开创家庭养老模式，社会养老保障与家庭养老保障相结合，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口与社会环境的和诣。
五、结语
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方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国策，对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数量起到重要作用。但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只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并不能作为长远的人口政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二胎政策的开放有利于在保证人口质量基础上提高人口数量，优化人口结构，走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之路，实现人口、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充分认识可持续发展和人口生育工作的密切关系。可持续发展的中心问题是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口。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适度的人口总量，优良的人口素质和合理的人口结构，将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行二胎政策，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必要的人力资源，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人口、社会、经济是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因素，其中，人口又是关键因素。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同时健康也是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基本保证和防止人力资本丧失的重要手段。在实行二胎政策基础上，提高人口健康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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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
【关键词】全面二胎政策；经济稳定增长；人口
一、全面二胎政策定义
全面二胎政策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政策，指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
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
（一）人口形势十分严峻。我国人口形势十分严峻。虽然这些年对两孩政策进行各种样式的开放，但是都没有办法改变生育政策需要改变的实情。
（二）劳动力短缺现象。在社会化的发展中，农村的年轻劳动力都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下老人和小孩儿，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出生率减少，适龄劳动力减少，导致人均GDP下降，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三）单独二孩实战遇冷。政府实施里单独二胎的政策，但是并没达到想要的效果，到2014年底为止，只有不到100万的夫妻申请生育二胎，和政府一年增加200万新生儿的预计相差很多。进展不明显，原因如下：
1.没有明确的法案。单独二孩政策并没有对一些法案进行改动，仅仅是对各地一些生育方面的条款作了修改。从而使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2.并不很想生育。生育二胎需要考虑自身的经济情况，也要从事业方面考虑，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夫妻对生育的观念也在转变，越来越多的夫妻并不是很想生育二胎。
（四）独生家庭问题。1.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需要赡养4个或者更多的老人，同时需要照顾自己的孩子，沉重的压力让人感到无力。近几年，我们国家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从20世纪80年代的4-5人减少到现在的3人左右，家里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同时，家庭的养老和生育功能不断减弱。2.老人失去独生子女成为家里不能承受的伤痛，也是社会的一大问题。失去独生子女的夫妇所承担的内心痛苦，未来的经济压力，再生育能力，以后的养老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家庭承受的痛苦所能相比的。
（五）男女比例失调。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而重男轻女的思想自古以来就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很多家庭希望生育男孩儿，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B超对所生幼儿的性别起到很大作用，人们都会在孕间去做B超检查，增加了生男孩的比例，使男女的比例失调严重。这也代表着也来越多的男孩在适龄期间无法找到结婚对象，同时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果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对生育政策的各种限制就要放宽或者全部取消才行。
三、全面二胎政策难以实施的原因
（一）家庭层面。1.生育成本高，面对压力大。现在从怀孕到生产，从生产到培养，再到儿女的成家，各种成本相当高昂，已经不是一个家庭轻易能承担的，况且就业压力大，再生一个孩子可能使夫妻的人生规划都改变，很多家庭很难做决定再生二胎。2.花费时间、精力多。随着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工作和社会上的地位不低于男性，越来越能在各个舞台展现自身风采。如果生育二胎，很可能使很多女性失去竞争的机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抚养孩子，失去自己的事业。3.家里孩子阻力大。生二胎的另外一个阻力就是家里孩子不愿意父母再生二胎，认为生二胎父母对自己的爱就会转移，所以由于家里孩子阻挠的原因很多家庭放弃了生育二胎的念头。
（二）社会层面。虽然国家允许适龄的夫妇生育二胎，但是并没有根据生育政策针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作相应更改。像女性的生育福利，产假福利，生育二胎妇女的就业政策，国家医疗卫生设施的优化，二胎子女教育成本的减免，完善的养老政策等等。1.医疗准备。全面二胎放开后，医疗资源需求是最为迫切的。同时，由于生二胎对家庭的经济负担压力大，政府需要增加优质妇产资源。2.女养育育成本。孩子的生养成本主要由分娩、养育、教育三大块组成。对于生养二孩家庭来说，家庭支出无疑是要增加，尤其对于城市家庭来说孩子的保姆费、教育费、换房费等增量将比较大。
四、全面二胎的好处
1.二胎政策可以增加劳动力。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如今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且出生率不到国际标准的二分之一，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二胎政策，为未来储备足够的人力资源，缓解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压力。2.二胎政策可以调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影响了年轻一代人的正常婚姻和组建家庭，而二胎政策恰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3.二胎政策也有利于个体的发展。（1）二胎政策可以为孩子创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在当今时代，我们不难看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一般独生子女都有内向和性格孤僻的情况。生育二胎可以让两个孩子在一个家庭成长，有利于塑造健康的性格和能力。（2）生育二胎还可以避免家庭失去独生子女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讲也减轻了一个子女抚养老人的压力。
五、我对二胎政策的看法
如果按照现在实行的生育政策并不加以改变，用不了多久我国的老龄化现象就会十分严重，越来越少的出生率造成我国的人才储备告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整体竞争力就会明显下降。独生子女赡养更多的老人同时抚养子女，压力很大，国家情绪低迷。失调的男女比例使越来越多的男人娶不到媳妇，增加犯罪率和社会不稳定性。全面二胎政策实施能合理改善老龄化问题，男女比例问题，国家人才储备问题，社会安全稳定问题，我认为当下实施全面放开的二胎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二胎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1篇10
“是否需要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以及如何延长”这一教育政策的制定，是需要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人口等复杂系统中的诸多因素的决策行为，是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为教育决策提供支持的典型应用。该文聚焦于决策支持系统的预测模型，以展现决策模拟支持系统如何通过模型设计和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应用实现对决策的支持；基于人口预测的视角，采用LESLIE人口模型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学龄人口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根据计算机模拟预测2016-2025年的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为决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
义务教育年限；基础教育；人口预测；LESLIE模型
一、引言
基于数据的教育决策在教育技术快速发展的近30年间越发成为该领域体现潜能和优势的研究方向[1]。利用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进行数据的分析并提供决策支持的思想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早期就已形成。随着教育决策涉及的复杂性日益凸显，教育决策科学化的需求对基于计算机的决策的依赖也越发突出。比如，针对是否需要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以及如何延长的问题，由于涉及到人口、经济投入等诸多复杂因素，如何借助计算机模拟的方式为决策提供依据，也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86年4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标志我国义务教育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义务教育从刚开始的低水平逐渐发展至今其普及率和质量达到较高水平。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对教育经费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增加，我国正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变，在此背景下，有专家提出我国应逐步实现12年义务教育，其中北京和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尝试延长义务教育年限[2][3]。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不可冒进[4][5]。近几年关于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之争备受关注，有研究认为经济因素、人口状况、国家传统、法律准备是影响义务教育年限的四大主要因素。但是，有关我国是否已经满足义务教育延长条件的争论大多基于经验，而缺乏具体数据支撑，让数据说话在教育决策中能够使得相关决策有据可依[6]。因此，预测义务教育常规学段，义务教育向下延伸学段(幼儿园)和向上延伸学段(高中)学龄人口的变化和趋势对研究义务教育年限延长有着深远意义。
人口的数量、结构及其变动，会给教育带来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学龄人口变动对义务教育的影响更是长远而深刻。不少研究指出，部分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出现的生源多余或缺乏已成为当前困扰各类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难题[7-9]。预测义务教育学龄人口变动对各级各类教育部门的决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目前，义务教育问题的研究热点开始转向不同的义务教育年限延长方案的研究[10][11]。义务教育年限向高中学段延长还是向幼儿园学段延长，对高中学段和幼儿园学段学龄人口规模预测为此难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的决策支持和参考。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对人口规模预测分析需结合当前二胎政策对人口结构带来的影响，对教育决策的支持才更精确。本文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0-2014年的人口历史数据为依据，采用LESLIE人口模型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学龄人口未来10年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通过分析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的特征，对我国义务教育资源配备与管理决策的影响做出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应对策略和建议。
二、学龄人口预测模型
学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是影响义务教育年限政策的重要考量。在我们的模型中采用LESLIE人口预测模型对人口变化进行预测。目前国际上已发展形成众多成熟的人口预测模型，国内众多文献基于本国人口数据对一些模型进行了验证和优化研究，如曲线拟合[12-14]、GM(1,1)灰色预测模型[15-17]、基于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18]和Logistic模型预测模型[19]等。但是，上述人口预测模型仅对总人数进行预测，其预测结果没有考虑人口结构，即没有提供不同年龄具体的人口预测数据。对于义务教育年限延伸方案学龄人口规模的分析，需要对幼儿园至高中不同阶段适龄年龄段的具体人口数量进行预测。上海幼儿园学龄段为3到5岁，小学和初中学龄段为6到14岁，高中学龄段为15到17岁；而全国与其他省市的幼儿学年龄段为4到6岁，初中学年龄段为7到15岁，高中学年龄段为16到18岁。本文采用LESLIE模型对义务教育年限延伸方案中不同阶段学龄人口进行预测。LESLIE模型是由澳大利亚学者LESLIE提出的一种分析动物种群数量变化的数学模型，现在一般多用于以年龄及性别为机理的人口预测[20]。式(1)中，矩阵中sn代表生存率；bn代表生育率。LESLIE设定第i年某个年龄阶段的人口数就等于此年龄组上一个年龄段乘以对应的生存率。而第i年出生的新生婴儿数就等于各个年龄阶段的育龄妇女乘以对应的生育率。本文基于LESLIE人口模型进行模拟预测不同年龄的人口数量。LIESLIE模型实际上是通过生育率和死亡率建立女性单项性别生命矩阵。
三、学龄人口变化的计算机模拟
1.学龄人口模拟本文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以MATLAB软件为仿真平台，使用LESLIE人口预测模型分别对全国和各省市2010年到2025年人口预测数据进行仿真模拟，以验证这一模型的有效性，以便在决策系统中采用。在我们的仿真过程中，人口预测初始数据源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每个年龄段的人数、死亡率和出生率，在MATLAB上编写预测人口运行代码，预测的部分结果如表1所示。LESLIE人口预测算法的优势在于，比起其他人口预测算法，能够对年龄结构、生育率和死亡率等多种因素加以综合考虑，从而形成动态的发展预测系统。使用LESLIE预测算法可以得到预测年度的人口年龄分布图，预测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也满足本文对预测各学龄阶段人口数量的需要。当然LESLIE模型也存在一定的误差，例如从表1看出预测的人口数比实际人口数量少，全国预测误差在2013年达到最大，绝对值为0.00694。总体来说LESLIE人口预测模型对全国和各地区的预测效果均达到较好效果。LESLIE预测误差主要源于模型将影响人口发展的重要参数生育率和死亡率定义为常量。比如在本文中，预测年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恒定为2010年的生育率与死亡率。但是随着政策和社会环境的改变，每年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看出，LESLIE的预测结果的人口增长比实际人口增长速率要缓慢，可能是因为中国医疗和社会保障条件的不断改善、放开的二胎政策等影响，所以生育率有升高趋势。基于模型的静态建模的倾向，我们对原来LESLIE模型进行了改进，以全国人口为例对所测结果添加了修正系数。在MATLAB仿真平台下，求出实际人口数与预测人口数的误差平均数r，再加上LESLIE模拟预测的人口数，得到修正后的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见，修正后的预测结果与实际人口数更接近。最大误差绝对值减少到0.001842。随着预测时间延长，实际数据比预测数据多的趋势仍然呈增长趋势。同时，各个人口结构分布的数据也需要做相应修正。本文中，我们假设总人口数变化的比率与每个年龄的变化比率一致。所以使用以下公式对每个年龄的预测人口数进行修正。
2.预测结果比较为检验LESLIE预测数据的效果，本论文使用多项式拟合方法预测2010-2025年的人口数据，再与LESLIE预测数据结果进行比较。本文将多项式拟合方法预测结果与LESLIE模型的预测结果做比较，如表3和图1所示。如图1所示，黑色直线表示2010-2014年全国人口实际总数量，黑色星号表示使用LESLIE预测的人口数量，黑菱形表示多项式拟合人口数量。从图1中可看出，LESLIE模型预测数据与实际人口数的差距要比多项式拟合预测数量与实际人口数的差距小得多。从表3可见，使用拟合预测人口，其最大误差绝对值为0.00424，且随着预测时间的延长，预测的误差不断增大，而LESLIE的预测误差变化较平稳，最大误差为0.001842，说明使用LESLIE预测人口数的准确度较高。
四、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学龄人口模拟
是否需要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需要综合考虑学龄人口的变化趋势、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在我们开发的决策支持系统中，主要将学龄人口、经济发展因素作为主要变量，通过系统模拟，提供给定的决策选项下面临的人口和经济情况。决策者可以对诸多因素选定不同优先级或者综合加以考虑，以审慎地制定相关政策。在我们的模拟系统中，根据以上的学龄人口预测模型，决策支持系统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和各省市2010年至2025年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学龄人口进行了预测，为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决策提供了人口因素的科学依据。下页图2-5分别为模拟决策系统模拟的2010-2025年全国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学龄人口规模趋势图。从图2-5可以看出，幼儿园、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的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各不相同，所以根据不同的变化趋势，对不同阶段教育的决策也应结合具体情况分别进行分析。
(一)学龄人口对现阶段教育的影响自全国普及义务教育以来，提高义务教育的普及度和效度成为两个重要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中提出“要巩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适应城乡发展需要，合理规划学校布局，办好必要的教学点，方便学生就近入学”[21]。因此，在稳定推进义务教育普及的前提下，最理想的状态是各个地区的办学规模应随当地学生数量的变化而做调整，一方面保证学生都能有学校可上，另一方面实现老师资源的最优配置，以保障一些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校的生源和质量。例如，从图4可看出，从2010年到2017年全国初中阶段的学龄人口呈减少趋势，因此我们推测某些地区的生源下降，针对此情况，可以对特定地区采取撤出合并学校的方式来达到学校人口的平衡。从图2和图5可看出，2013年到2016年全国幼儿园和高中阶段学龄人口数也呈减少趋势，高中的减幅相对较大。因此，也可采用同样的方式来维持生源与学校之间的平衡。直到2017年，幼儿园和高中阶段的学龄人口变化趋势趋于平缓，2022年后，幼儿园阶段学龄人口继续缓慢减少。但是目前对中小学撤并学校的已有研究也提出新问题，东中西部地区学校撤并速度均超过学生减幅[22]。因此，学校的撤并速度应与人口的变化速率相适应，而预测学龄的人口变化趋势恰恰能够为学校撤并速率提供科学参考。同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要求“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3]，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学龄人口变化的趋势，相关教育部门需要实现均衡发展这一战略性任务。根据学龄人口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均衡配置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各项资源。例如，从图3可以看出，全国小学阶段学龄人口的发展趋势比较复杂，呈现“先减少—后增长—再减少”的趋势。针对于此，国家对小学阶段每年的教师和其他方面的配置都需要提供特殊介入，以确保教师以及其他资源与相应的学龄人口相平衡。同样，国家对于小学阶段每年的经济投入也应做相应调整。如果一些年份的学龄人口数量处于波谷与波峰时，在波谷年与波峰年的教育生均经费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此年的教育经费投入可根据人口变化适当减少或增加。由此可见，人口预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教育决策做出有力支撑。使用LESLIE预测人口的问题假设之一是，预测期内社会比较稳定，人口平稳发展，人口数量不会出现大的动荡起伏。因此，短期内人口的生育率与死亡率的总体水平可看视为常数[24]。而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会促进妇女生育率升高，促使新生儿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所以在参考LESLIE预测数据的同时应结合二胎政策对人口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而二胎政策是否会平衡我国人口减少的趋势还有待考察。
(二)学龄人口对义务教育年限延长的影响第一，学龄人口数量的变化对义务教育的影响深远，目前研究中主要存在两种主流的义务教育年限延长方案：向上延长与向下延长[25]。向上延长即为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向下延长即为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关于我国是否已经具备延长义务教育条件的争论也十分激烈，各专家的观点和研究结果也不一致。但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决定义务教育年限是否延长的最主要因素[26]。《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明确说明“优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27]。因此，人均GDP在义务教育投入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人均GDP越高，该国的经济实力越强，其在教育经费上面的潜在投入就越多。结合人口规模来看，一个国家人口越多，在相同经济收入情况下，人均GDP就越小，教育经费的潜在投入方面能力下降，对教育建设的负担加重，此时，在同等质量的教育环境下，国家实行义务教育的年限就会减少。根据模拟决策系统的推算，在2010至2015年期间，全国人口的增长趋势缓慢，每年的增长速率递减。因此，从人口规模上来看，在我国GDP平稳增长的情况下，我国人均GDP不会大幅度下降。由此，学龄人口预测对义务教育延长决策中的教育经费投入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第二，学龄人口规模的发展趋势必定对教育决策产生影响。关于我国义务教育是否达到延长的条件并非仅仅关乎教育经费投入的多少。除此以外，当前义务教育的质量是决定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2年)》提出“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建立国家义务教育质量基本标准和监测制度”[28]。决策模拟系统的学龄人口预测数据可以让我们推算出不同学龄段已完成和未完成义务教育的人口数量。对于未完成义务教育的学生，他们已构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其受教育程度较底，他们是否会对社会的经济效应与社会稳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还待进一步研究。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度是义务教育年限是否延长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观察、分析与借鉴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情况，可以分别预测向上延长或向下延长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并对义务教育年限延长的决策进行再思考。第三，对学龄人口的预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教师队伍的发展规模。跟据国家教育督导报告，我国教师总体配置的生师比逐步下降[29]。到2013年，全国小学的生师比为16.76:1，初中生师比为12.76:1，高中的生师比为14.59:1。因此，决策模拟系统通过预测学龄人口数量，可以进一步预测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对师资力量的需求程度，推断目前的教师队伍是否满足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之后的办学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在义务教育年限是否延长的有关文献中，很少提及二胎生育政策对此带来的影响。有研究表明，二胎政策实施后的短期内，我国可能会出现小的生育回潮，新生婴儿增多。但总体而言，该政策对我国人口总规模的影响有限[30]，但全面二胎政策带来的人口增长能量是累积的。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十年以上。已育一孩的妇女计划生育二胎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未来4年，其中第二年为峰值[31]。因此，我们推测，全面二胎政策带来的人口变化对义务教育年限向下延长的影响更明显，对义务教育年限向上延长的影响滞后一些。模拟决策系统通过对未来学龄人口规模的预测并结合当前的生育政策，将为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决策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五、结束语
本文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采用LESLIE模型预测学龄人口结构变化，根据不同人口年龄段的生育率和生存率对未来人口发展进行推演，预测的准确度相对较高，并得到幼儿园到高中不同阶段的学龄人口结构数据和发展趋势，为基础教育的资源配备和管理决策提供一定参考价值。根据文本研究的学龄人口趋势，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可以合理调整撤并学校的进度，使教育资源达到最优化，同时可以合理调整教育经费的投入规模。对于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决策而言，参考学龄人口预测趋势可以为决策提出新思路，通过分析现阶段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效度和教师资源配备程度为是否进行义务教育年限延长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此外，考虑到LESLIE人口预测规模的假设前提，模拟决策系统预测的人口数据必须结合当前二胎政策对未来的人口结构特别是学龄人口规模带来的影响做具体分析。总之，我国基础教育的学龄人口预测研究对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决策具有深刻影响，对我国义务教育的管理决策、基本资源配备以及教育经费投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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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篇11
（一）中美轮胎特保案事件
2009年4月20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对中国产乘用车轮胎发起特保调查。其在诉状中声称，从中国大量进口轮胎损害了当地轮胎工业的利益；若不对中国轮胎采取措施，到2009年年底还会有三千名美国工人失去工作。
2009年6月2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以中国轮胎扰乱美国市场为由，建议美国将在现行进口关税（3.4―4.0%）的基础上，对中国输美乘用车与轻型卡车轮胎连续三年分别加征55％、45％和35％的从价特别关税。根据美国调查程序，在8月7日的听证会后，美国总统在9月17日作出了最终决定。
（二）目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困难
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中的迅猛发展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成功经历。加入WTO之后，中国增加了很多贸易出口的机会，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贸易制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2009年12月30日就对华油井管反补贴案作出最终裁决，通过了美国商务部此前作出的加征10―16%关税的初步裁定，涉及金额27亿美元，中国钢企90多家。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而中美轮胎特保案，也是2009年众多美国对华贸易制裁的范本之一。
（三）目前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对美国的经济影响是不可估计的。次贷危机由于涉及到美国的金融业，因此不可避免的蔓延到十几个领域，从而导致失业率的上升，美国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降低，耐用品需求疲软。进而服务业需求疲软。遭遇次贷危机的金融部门，产生了迫切的融资需求，吸收了经济体内的很多货币资本。这些资本本可投向其他产业产生新的就业，但现在却用于弥补金融部门的亏空。这使得美国经济创造就业的能力大幅降低，失业人口节节攀升。
二、从新现实主义角度分析中美轮胎特保案
（一）新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
1、关于国家的本质――新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竞争压力下，国家的本质将明显浮现。国家的目的不仅在于最大化自己的绝对利益，同时也确保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有利地位，即获得相对利益。
2、关于国际合作――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对外行为主要受国际体系结构层次所决定，而国家和国内政治，决策者层次均非重要的决定因素。真正决定国际结构的是国家间能力的分配，而国家对外行为则是由国家结构决定的。在此情况下，国际合作将很难实现，即使发生合作行为，亦很难维持长久。对于全球经济问题，必要的国家合作是不可缺的，新现实主义者对于这种合作的认识是基于国家的理性考虑的，这种合作大多受到国际权力分配的制约和霸权国家的支配。
3、对全球经济政治的认识――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为了生存，千方百计的追求权力和相对利益，各国之间信息交流不畅，对对方的行为做出最坏的打算，并且国际体系中文化、政治、及经济的异质性，此外，国际间缺乏制度，也无法稳定期望、防止背叛和搭便车、及鼓励与扩大国内对于国际合作欲求这些都是国际合作中的阻碍因素。
（二）中国在轮胎特保案中遇到的问题
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中国和美国，出现一些贸易纠纷、摩擦是正常的。但频繁提出贸易限制措施，不仅对中国企业不利，到头来也会伤及美国经济自身。本次被美国认为“抢了美国工人饭碗”的中国轮胎，实际是彻彻底底的“弱者”。目前，中国轮胎出口产品多属低端产品，并且中国国内轮胎市场实际处于被外资占领大半的局面。近年来在美国和欧盟两个中国最大轮胎出口地区不断增加技术壁垒的同时，中国国内也不断放宽外资进入轮胎行业的准入，在国际国内高端轮胎市场已被大型跨国轮胎企业垄断的同时，以生产低端产品为主的数百家中国轮胎企业已经陷入遭受“内外夹击”的生存危机边缘。
（三）美国在轮胎特保案中遇到的问题
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失业率上升，因而政治人物需要转嫁矛盾和责任。同时，代表传统产业及“夕阳产业”的利益集团，能够对于美国国内贸易政治施加重大影响，从而引致对其贸易伙伴不利的后果。
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情况下，外国进口产品就往往成为政客转嫁责任的“替罪羊”。这也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出现上升趋势。
其次，某些利益集团的作用不容低估，美国具有可能是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游说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在国会以及美国贸易救济机构进行了大量游说活动，代表少部分美国人利益的集团却往往篡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利益。
最后，从法律层面上看，启动特保机制所需的低门槛对于某些美国国内生产商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由于降低了产业损害标准，所以判定所谓的市场扰乱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性，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选取相关产品进口的历史数据时也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些都使得特保调查在司法审理阶段很容易导致对于中国出口商不利的裁决。
（四）中美两国运用新现实主义理论合理应对轮胎特保案
由于特保机制所具备的特殊性与易触发性，所以美国总统在这一机制中的“安全阀”作用将会直接影响该案最终裁决的结果。同时，中美之间长期积累下来的双边贸易与投资关系事实上构成了某种稳定双边经贸关系的“压舱石”，在此次轮胎特保案中，美国企业界所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就说明了两国之间利益的相互交融。
就当前世界经济而言，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已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任何单方面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都会对双方带来重大损失。
近期，美国轮胎产业协会、美国轮胎自由贸易联盟、美国汽车贸易政策理事会和美国零售业领导者协会等业界组织纷纷就美国对华轮胎特保调查案表态，反对采取特保措施。美国轮胎产业协会公开致函奥巴马总统，强烈要求奥巴马总统否决任何对中国轮胎采取限制措施的建议。
可以看到，中美经贸关系事实上已经呈现出水融的态势，很难简单地划分何为中方利益，何为美方利益，这种利益交融的态势也为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压舱石”。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对于双方而言都已是不可或缺，任何导致这一经贸关系发生偏离的行为都势必带来“一损俱损”的结果。
二胎政策的意义和作用范文篇12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二胎政策
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背景及效应
计划生育是我国实行有计划的调整人口增长速度，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家通过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言，计划生育就是在全国或该地区范围内，对人口发展进行有计划的调节，使人口的增长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对一个家庭或一对育龄夫妇而言，则是有计划的安排生育子女，以适应家庭与社会的要求。我国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基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的历史国情发展，并在长期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的。
纵观计划生育三十年来的总体成效，我国少生了4亿多人，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91-2006年间，党中央、国务院分别发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可见，在全面推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施的过程中，我国逐步完成了利用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以及初步解决人口问题的历史使命。
二、调整人口政策的必要性
在分析计划生育成效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计划生育的实施在加剧人口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供给不足以及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等方面存在一定隐患。为适应社会发展，解决现有社会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一定调整，以期更好发挥生育政策的作用。
1.计划生育与人口老龄化。中国于1999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周岁以上人口达到1.77亿，占人口总数13.32%；65周岁以上人口1.19亿，占总人口的8.92%。[1]将我国现阶段多生于计划生育前的60周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视作一个稳定的值，那么计划生育的实施使得30年内我国每年增加的人口总数大大减少便可看做是推动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大主要原因。因此，要想解决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的问题，仍需从计划生育政策着手，在控制人口增长数量的同时，关注我国人口年龄构成。
2.社会劳动力需求。从现在起调整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解决的并不是由于待遇不佳或技术不强所造成的“用工荒”问题，而是一对夫妇现在所生育的、在成长20-30年后具备工作能力的劳动力数量。若在现有人口基数条件下，坚持实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在未来30年后，中国可正常劳动的人口数量必定大大低于社会劳动力总需求，暨时也将带来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用工荒”。
3.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国出现大量具有结构性缺陷和系统性风险的独生子女家庭。在对独生家庭风险进行管理时，我们应当从应对现存风险与规避未来风险两个方面着手。应对而言，我们可以对现有独生子女家庭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包括奖励、补助等；风险规避上，则应当及时调整现有生育政策，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逐步强化家庭的社会功能。
三、放宽二胎政策的可行性
1.我国人口承担能力。在考察一国人口规模时，我们不仅要观察其人口数量、规模的绝对指标，更要结合承载该国人口的土地资源与环境等各项指标进行相对分析。陈友华在《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设想将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合并为一个超级大国，从人口规模的角度来分析，这一超级大国甚至应该推行比中国现行生育政策更为严厉的生育政策。尽管中国目前的人口规模尽管处于较高的水平，但从世界角度来看也尚在现有资源与环境的承担能力之内。
2.意愿生育率下降。由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们的生育意愿发生了巨大变化：意愿生育数量下降，城乡意愿生育子女数量差距缩小；“男孩偏好”减弱，“一男一女”成为最普遍的意愿生育组合；生育时间由“早婚早育”转向“晚婚晚育”。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在子女数量方面下降明显，生育目的多样化，但传统“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观念在农村仍居主导地位。性别偏好转变较小，在少数农村地区“男孩偏好”依然强烈。[2]也就是即使放宽二胎政策，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从生育意愿的角度来看，并不会造成人口数量盲目无节制的增长。
3.心理状况的变化。在对生育数量限制较为宽松的情况下，人们对于性别偏好不会有压迫性或是暗示性。在一定时期后，生育数量会较为稳定；同时，普遍允许生育二胎，适育夫妇不用再“偷着生，躲着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其经济负担与心理压力。从而使得他们不再盲目地生育，进一步也能促使他们更多地从生育成本与家庭状况的角度选择生育。
四、结论
中国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成效显著，然而在未来社会发展中，回避计划生育的弊端、无视其可能带来的隐患，一味地坚持“一胎化”政策，对家庭与社会都将造成无法逆转的负面影响。对家庭而言，独生子女则将面对巨大养老压力；对国家而言，政府需要为越来越庞大的老龄人口支出背负沉重的财政负担；市场与社会则要承担劳动力供应不足、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因此，在准确意识到现行生育政策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适时地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在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和严格控制多孩生育的前提下，采取“分类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的办法，逐步完成向二胎政策的过渡。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DB/OL].
[2]郭亚楠.生育意愿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分析[J].黑河学刊，2011（12）.
参考文献：
[1]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19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