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6篇)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篇1

本文通过回顾30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及其未来走向，讨论对学科发展至为重要的继承与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学科交叉是历史地理学前进的必由之路，历史人文地理与历史自然地理不可偏废，传统研究要与新技术运用相结合，要善于从现实需要探讨历史地理的重大问题，并用科学研究成果为现实服务，并就区域研究的价值与方法提出具体的看法。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发展；未来走向

[中图分类号]K9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05－09

吴松弟(1954－)，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经济地理、经济史和人口史。(上海200433)

如果以1934年春顾颉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发起，以燕京、北大、辅仁等三所大学的教员和学生为基本力量，成立禹贡学会筹务处、出版《禹贡》半月刊，作为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开始形成的标志性事件的话，则1979年6月在西安召开首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筹办历史地理刊物，无疑是历史地理学进入大发展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自2011年开始，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三个最重要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已迎来或即将迎来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者和三大中心的创始人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和史念海先生的百年诞辰，浙江大学也举行了庆贺陈桥驿先生90华诞的活动。许多历史地理学者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继承前辈学者的光荣传统，开创历史地理新的发展局面?笔者不揣浅陋，通过回顾30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展望未来，就这一学科的继承和创新问题，谈一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一、学科交叉是历史地理学前进的必由之路

1962年，侯仁之先生在《历史地理学刍议》中明确提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必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这一研究对当前地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同时也直接有助于当前的经济建设。”谭其骧先生和史念海先生对侯仁之先生的看法均表示赞同。谭先生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同时他又多次强调历史地理研究时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史先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此后，多数学者都认为历史地理学属于现代地理学向后的部分，应该采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和手段加以研究。

然而，关于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的争论，尽管已沉歇一段时间，却不等于已得到高度的统一。2001年，孙天胜等发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辨析》一文，认为把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任务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头上是有欠思量的，应该称之为“地理历史学”，即从历史角度或时间维度研究地理环境，真正意义上名副其实的历史地理学应该回归于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侯甬坚于2007年著文，认为近代以来历史地理学处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相互接触面上而不断求取进步，受此影响它一直保持着学科的最大特点——兼为历史学、地理学发展贡献自身的学科价值。因此个别地理学者近年提出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问题，显系学术史和历史地理学研究情形不熟悉所致。然而，其极力强调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具有积极的学科建设意义，有助于形成新的学科定义。他通过对历史地理学学科特性、近年学术界研究动向、泛历史地理化的分支学科建立方式的详细考察，提出了历史地理学定义的增改意见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复原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变化过程，同时研究认识人类社会在这一地理舞台上形成发展及演变规律的跨专业学科，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努力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人类与自然的永久和谐相处。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篇2

历史文学研究之所出现这种难以与创作相称的落寞状况，一方面由于学术界普遍存在着一种“喜新厌旧”“贵今贱古”的风气，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研究者个人学术选择中的“避难就易”心态。但综观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当代生活不过是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传统的历史与文化却有几千年的积淀，二者之间从审美资源和价值底蕴的角度看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而且，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了解和探讨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实为进行“创造性转换”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正因为如此，无论从文学还是文化的层面看，以开掘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资源为己任的当代历史文学及其理论研究，都应得到高度的关注与重视。

从这样一种文学发展、研究状况与时代文化需求相结合的背景下来理解，历史文学研究的意义就充分显示出来。吴秀明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即致力于历史文学研究，积30年之功，以深厚的功力、丰硕的成果和广泛的影响，确立了作为历史文学研究学术“重镇”甚至“重心”的地位。对于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建树与学理境界，我们也需要从这样的视野中来考察，才有可能找到理解和判断的恰当思路。

一、学术目标与研究路径的选择

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最为显著和重要的特点，是同时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理论建构和对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考察。

从1980年代初至今，吴秀明30余年的历史文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1980年代前期的历史小说新作评论阶段。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两篇“成名之作”，即发表于1981年《文艺报》的《虚构应当尊重历史――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探讨》，和发表于《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的《评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创作》，就体现出重大理论问题探讨和重要创作现象考察同时进行、史论兼攻的研究倾向。但总的看来，他在1980年代是以当代历史小说评论著称于文坛的。1987年出版的历史小说评论集《在历史与小说之间》，就包括了对1980年代初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热潮中20多部重要作品的评论。同时，吴秀明还独立编选了《中篇历史小说选》《短篇历史小说选》《历史小说评论选》等在当时相当全面和权威的当代历史文学作品集。其二是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的历史文学理论研究阶段。就在历史小说评论颇具“独步天下”之势的时候，吴秀明却进行了大幅度的学术“转身”。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他以近十年的时间沉入了对历史文学理论的研究，学术视野从中国当代历史文学扩大到了古今中外的整个历史文学，研究重心则从对创作实践的考察，转移到了对历史文学核心问题的发现和基本规律的探讨。在1994、1995年两年时间内，吴秀明相继出版了《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展示了他具有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特性的研究成果。其三是新世纪从当代文学整体视野出发的历史文学研究阶段。虽然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吴秀明的学术研究重心转向了当代文学其他领域，并同样卓有成就、卓具影响，但他并未忘怀和“撤出”历史文学研究“这块比较熟悉的领域”①。相隔十余年之后，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又在一种新的学术境界中成果迭出。既出版了从思想文化史高度探讨历史文学审美内涵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又主编了《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和历史观研究》《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将梳理演变轨迹和探讨研究新视野融为一体的项目成果专著，还编选了以揭示中国历史元素在文本中的复杂呈现为目的、范围则涵盖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学读本《文与历史》。

综观以上所述可见，吴秀明在新世纪的历史文学研究，实际上是对1980年代历史小说评论的拓展、深化和“螺旋式上升”，二者在学术路径层面同属当代历史文学实践考察;他的另一条研究路径则是历史文学理论的建构。如果将这两方面分开来看，在当代文学专业范围选择历史文学创作领域，在文艺学专业范围选择历史文学理论领域，都不过是对某一学术领域的专门研究。但如果从当代学术体系对学科、专业的划分来看，这两个领域实际上分属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两个不同的二级学科，其中存在很大的学术跨度。按照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常规，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基本上是在一个二级学科的某个专业方向范围内“圈定一块领地”“挖一口深井”。当代文学专业领域的“十七年文学”“文学制度”“著名作家”之类的研究，就都是如此。另外也有不少学者的研究确实存在着“跨界”现象，比如从现代小说领域拓展到近代、古代小说领域，从五四文学与文化延伸到晚清文学与文化，或者从文学现象延伸到文化现象，等等。但其中所体现的，往往只是同一学术思路与方法的自然延伸和平移式运用。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路径则是横跨了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其中存在着以史为主和以论为主的学术思路差别。很显然，这是一种非常规的研究路径选择。这种非常规学术路径所体现，不仅是研究者的知识积累与学术视野，还包括吴秀明对历史文学研究状况的深层次认知，以及抓住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进行根本性探索的学术追求。

中国的历史文学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基础相当薄弱的学术领域。古代历史文学的创作倒是颇为强势，研究却基本处于依附具体作品的“评点”境界。现代文学史上，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文学名家均涉足历史文学领域，并以少量的创作和零星而精辟的理论形成了巨大影响，但他们的创作均属“古为今用”一脉，理论阐述则既不系统、又不过是为了解释自己“古为今用”的创作而“自成一说”而已。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在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进行了两次历史剧大讨论，并出现了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这样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但只要对茅盾论著中翔实到琐细程度的吴越史实考证略加辨析，我们即可见作者立论的拘谨之态。以《李自成》为代表的一大批长篇历史小说的出现，才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提供了超越鲁迅《故事新编》和郭沫若历史剧境界的历史文学实践范例，才使得历史文学研究具有了能够贯通古今与中外的创作现实基础。

当然，历史基础薄弱而现实条件优越，反而给历史文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学术空间。但在这广大的空间中选择出能获得更大学术意义的研究对象，也是一个需要学术功力和思想眼光的。从文学发展全局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现实题材的创作“雄霸天下”，在众多的文学史论著中，“历史文学创作”都不过是排在章节最后、予以补充介绍的内容而已，似乎极少参与文学史整体境界的建构。在这样的学术形势下，如何阐释历史文学创作的文学与时代意义，就成为历史文学研究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历史文学创作就不过是一种“自说自话”“自生自灭”的文学生长形态，相应的研究也就很可能只是一种就事论事的阅读感想与创作资料堆砌而已。在历史文学内部，关键的问题则在于：历史文学与其他题材的创作到底是否应该存在差别？评价历史文学作品成败优劣的标准与依据到底应该是什么？对鲁迅、郭沫若式的和姚雪垠《李自成》式的、1980年代“新历史小说”式的各类历史文学创作，能否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评价视野和阐释平台？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对历史文学本体进行根本性的理论思考。于是，如何在现代中国的时代文化环境中进行历史文学意义与价值的整体阐释，如何理解和把握历史文学的基本规律与规范，就成为了历史文学研究中分别处于基本理论和当代现实层面的核心问题。

吴秀明研究历史文学的学术路径，正是建立在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的基础之上的，其研究形成学术跨度的原因也在于此。对于自己的学术选择，吴秀明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他这样陈述自己进行历史文学理论探索的动因：“在进行了三四年之长的当代历史小说追踪性评论以后，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出发，由此及彼，逐渐萌生了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立的学科形态、系统整体地研究它的个性特征和基本理论的想法”，以期“使自己以往的研究藉此能有一个新的质的提高”②。从中可见，他确实是从解决历史文学的全局性问题出发，来选择学术研究的对象与目标的。正因为如此，吴秀明的研究最终所获得的，就不仅是一部或几部专著层面的成功，而且是在专业领域的研究如何开掘出时代所隐含的学术可能性层面的成功。这种选择研究路径的方法和思路，对于从事各类专门领域研究的学者应当怎样发现问题、选择对象，才有可能使研究成功地抵达时代的学术前沿，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历史文学理论形态的体系化建构

在历史文学基本规律与规范的探索方面，吴秀明的研究显示出一种理论体系建构的特色，具体成果主要表现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诗学》和《真实的构造》三部专著之中。

《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属于文学本位立场的理论体系建构。作者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与一定史实具有异质同构联系的文学”③，以题材的自然属性与审美超越这种双重性为出发点，展开了对历史文学本体的探索。作者首先以六章的篇幅，从真实性的内外在层次及其结合方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关系及作家的自主调节功能、作家对历史题材进行艺术转化的特征与条件、创作方法的差异性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取向必然性等方面，论述了存在于历史文学创作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并对其读者接受和语言媒介层面的独特性进行了分析。然后，作者又深入探讨了历史文学当代实践中所表现出的各种重大理论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独特内涵、历史文学的“翻案”与“影射”问题、历史文学的“现代化”问题等，都进行了史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引导。最后，作者扼要地论述了“深入历史”这一历史文学作家独特的创作功力，并从历史文学产生与发展的高度，揭示了历史文学作为文学大家族一员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通观全书，作者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部逻辑周密、规范初具的“历史文学原理”或“历史文学概论”。

《历史的诗学》实为《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的逻辑呼应和内容补充之作。该书分为“理论篇”“发展篇”和“实践篇”三个部分。其中“理论篇”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历史”转化为“历史文学”的诗学基础与诗化路径，“本体论”“创造论”“形式论”则是其中具体展开的三个侧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以“历史”为本位，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一至六章从文学本位角度论述历史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一种思维逻辑上的映衬与呼应。《历史的诗学》的“发展篇”与“实践篇”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表现出一种将自我理论建构贯彻到阐释中外历史文学实践之中、并从得到验证与丰富的学术意图。这些内容又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中有关创作现实中的理论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种内容上的相互联系与补充。这样纵横交通的相互呼应，使得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显示出视角多维、层次丰富、逻辑贯通的学术特征。

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搭建起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吴秀明又以《真实的构造》一书着力探讨了“真实性”这一历史文学的核心问题与“斯克芬司之谜”。在上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中，作者运用在1980年代后期处于中国知识界学术前沿的系统论原理，从历史事实转化为艺术内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古为今用的需要和读者的认同接受这样四个方面，将“真实性”的系统构成分化为“映象性真实”“主体性真实”“当代性真实”和“认同性真实”四个要素。对每一个真实性要素，则先用一章的篇幅以学术界惯有的理论术语和思维逻辑进行阐述，紧接着再用一章的内容以学界前沿的理论知识和作者本人独特的思辨逻辑进行论辩。全书共分成八章，交叉运用经典理论思维和前沿知识思维，将历史文学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立体多维的系统进行了逐层剖析。下编“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则分别探讨了艺术类型、虚构手段、审美关系、现代意识和形式规范对历史真实的艺术转化所可能起到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实际上是以“历史真实”为意义基点和逻辑枢纽，重构了历史文学的理论体系。上、下编之间，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系统分析和静态专题分析相结合”④的逻辑结构。

可以说，《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和《历史的诗学》是从不同侧面建构起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成功地勾勒出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学术地图”;《真实的构造》则是耸立于这块学术地盘核心位置的“地标性建筑”，属于对历史文学最基本、最核心问题的系统化阐述。这三部著作合起来，就以点面结合的研究成果，层次丰富而体系相对完整地体现了吴秀明“将历史文学当作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⑤来对待的宏大学术构想。

三、当代历史文学审美格局的学理化考辨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阐释历史文学创作，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从当代文学的全局出发，应该如何判断和阐述历史文学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独特价值，二是在当代历史文学内部，应该如何理解不同审美和观念形态的作品。对前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建构起了一条有理有据的阐释思路，对后一方面的问题，吴秀明则在他主编的《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两部著作中，显示了一个能形成学术新空间、生发研究新论题的视野与框架。

《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主要以采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古代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其学术思路的基本特征，是将历史文学的意蕴探究与文化溯源融为一体。作者走出纯粹的“审美场”，借鉴文化批评的理念，将历史小说置于一定的“文化场”中来解读，通过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及其所隐藏的文化权力关系，视点高远地展现出了当代历史文学的生态特征与意义格局。作者首先勾勒了历史文学在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演变轨迹与创作群体，并从文化立场、现代意识、题材热点、主体精神、文体形态和另类写作现象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文学的审美生态;然后，作者以姚雪垠、凌力、唐浩明、刘斯奋、二月河、杨书案等历史文学名家的创作为代表，分别对思想立场层面的历史主义典型化、女性现实主义、历史守成主义倾向和审美境界层面的文化意味、大众化、散文化倾向等方面，探讨了历史文学审美境界建构的文化路径及其价值底蕴。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线索，则是对当代历史文学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发掘与充分肯定。这种从思想文化高度、以现代性为线索审视历史文学创作的逻辑思路，既隐含着对当代历史文学内涵特征的深刻认知，也是对历史文学在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的意义和分量予以学术强化的具体表现，其中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以当代文学为本位来探讨和判断历史文学价值的学术逻辑。

《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和《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最为重要的主编思路，则是从当代文化整体格局的高度着眼，来体察各类历史题材创作的合理性、建构学术考察的视野与框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古代历史题材和现代革命历史题材两类社会背景、价值基础都截然不同的创作。而且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史题材，在史实‘演义’的基础上，都带有思潮性质地出现了纯虚构形态的‘新历史文学’。而影像和网络的出现，更给文学创作提供了包含着审美与文化新质的新型内容载体。”⑥于是，这两部学术著作也就将其全部纳入学术考察的范围，并以“历史题材创作”名之，以期“在更大的视野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近30年来客观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历史题材创作作出回应”⑦。在《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与历史观研究》一书中，研究者致力于“对当代历史文学的生产体制、在该体制下派生的创作实践及表现形态，存在于创作实践中的历史观问题进行全面考察”⑧。《中国当代历史文学的创造与重构》一书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首先从文艺论争中探讨当代“历史题材写作规范的确立”，然后勾勒了传统形态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发展概况，剖析了其中的认知境界特征与世俗化、史诗化等审美文化倾向;后半部分则通过对历史文学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具体阐述了当代历史文学的审美建构与文学成就。相对于仅仅着眼于传统形态创作的历史文学研究，这两部著作的学术视野既有对历史文学研究框架与学术外延的拓展，又体现出一种排除历史与文学观念高下之分、以“历史”为本位的思想逻辑与文化气概，对于在相互比较中理解各类历史题材的复杂情形与审美得失，也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吴秀明对当代历史文学从两个基本方面所展开的学术考辨，实际上是从学理化的层面，既为将历史文学纳入当代文学意义格局“开辟了一条道”，又为全方位地审视当代文化格局中历史文学的复杂情形“打开了一扇门”，其中所体现的，确实是一片“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起来”的“学术研究的新天地”⑨。

四、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的探求

总体看来，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思维与学理境界，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首先，在思想视野和学术重心的选择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全局性视野与问题意识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将“历史文学”界定为与历史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一种文学艺术形态，并以此作为全部研究的逻辑起点，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历史世界与文学世界全面而透彻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他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探讨历史文学理论范畴的核心问题，研究课题的选择也是基于对历史文学创作与研究状况的全局性把握。在选择和分析各种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吴秀明同样表现出一种以谙熟现实状况为基础的问题意识。论述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时，吴秀明着重分析了人民群众描写与历史记载中民众生活内容匮乏之间的矛盾;分析历史文学的语言时，他又对“非常态历史文学”的语言媒介特征进行了专门考察，这些都是发现和剖析历史文学“真问题”所获得的独特学术内容。吴秀明还特别注意到“找到了‘根据地’之后如何防止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实现理性的超越”⑩，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深入探讨具体论题的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正是立足于全局性视野的问题意识，为吴秀明研究的学术分量与学科意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学术资源和理论依据的寻找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一种知识体系前沿性与人文意识真切性相结合的特征。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研究，存在着1980年代后期的理论新思潮与1990年代后的文化多元化两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吴秀明进行历史文学理论研究正值20世纪1980年代中后期那“观念论”“方法论”风起云涌的年代，他“在操持传统的社会学、美学、哲学、史学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广泛地借鉴了心理学、文化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系统论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来作为论证的逻辑和体系的基础，从而充分表现出跨学科的知识视野和多角度的思维逻辑。但饶有意味的是，吴秀明也高度重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命形态的人文性、创造性特征。当代历史文学研究本就以审美创造为研究对象，关注文本的人文内涵和作家的创造性特征自在情理之中。在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吴秀明也时时表现出对于文学作为人类生命形式的高度敏感。在《历史的诗学》一书中，吴秀明对历史文学审美创造的逻辑归结点，就是“艺术创造与作家的人格理想”;而对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辨析，作者也将“文体形式与生命形式的构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真切地揭示出学术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文意味，并以之为阐释规律和指导实践的本源性依据，使得吴秀明的研究增添了哲学层面本体论的思想维度。

再次，在学术内涵与意义指向的探求方面，吴秀明的研究表现出规律论与方法论、理论体系建构与实践指导诉求的统一。建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探究历史文学规律与规范的学术意图，在吴秀明的相关论著中显而易见。他同时又认为：“学术研究当然不能太功利，对‘有用’作片面狭隘的理解，但它确实也有个价值论和当代性的问题”，因而注重“所提出的问题，来自实践而又反作用于实践”“对中国文学文化建设是有现实意义的”？？？。因此，他既坚持用前沿学术理论来推演历史文学个性、探究历史文学规律，又注重将研究思路切入历史文学的内在肌理与操作规程之中，甚至注重为创作与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运作套路。《真实的构造》一书的前四章，分别存在以“超历史性的深层规约”“文艺创作对历史事实的正确取向”“主体自我显现的方式与途径”“前在经验对创造心理的影响”为标题的小节，实践指导意义在其中就显得一目了然。即使是史论色彩相当明显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作者也以结语“期待新的突破”来表达指导历史文学未来实践的强烈意向。阅读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论著，我们甚至会产生历史文学可以当作一门“技艺”来看待的感受，作者仿佛是通过各种角度的“讲道理”告诉我们，在历史文学这门“手艺”中，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工具、采用这样的方法，而反对和拒绝另外的工具、技艺与方法。这种以人文感悟和规律掌握为基础的实践操作规范意识，使得吴秀明的研究有力地避免了人文学术常有的空泛、大而化之的思维倾向。

第四，在学理境界与学术价值基点的自我确立方面，吴秀明的研究则表现出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特征。

吴秀明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特别注重以跨学科的理论与知识来建构意义逻辑，在学术上“自成一说”;在学术框架的建构和论述重点的选择方面，他往往以既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显得核心和重要、又在他自己的学术思路中自成体系为原则;在基本判断和最终结论层面，吴秀明则以不管“时宜”而遵循“规律”、深刻性与稳健性兼而有之为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处于学术前沿的新理论和新思维，来阐释本质、精确的历史文学审美规律与创作规范。一种建构“公认定说”的学术价值倾向，就从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所谓“公认定说”，是吴秀明借用老一辈学者王瑶先生的话对自我学术理想所作的表达。在《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后记》中，吴秀明谈道：“王瑶先生曾有言：学术研究有三个层次、三种境界：一曰‘公认定说’，这是应当奋斗的方向;二曰‘自成一说’，这是努力实现的目标;三曰‘自圆其说’，这是必须达到的标准。至于‘人云亦云’，则是应该极力避免的不好的作法。”？？？吴秀明所追求的，正是力争使学术研究中的“自成一说”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公认定说”。

在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表面上看往往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寻求和持守“公认定说”并非容易之事。但吴秀明又坚持将“公认定说”境界的追求与吸纳多元价值取向的合理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他的“公认定说”境界就建立在了视野通达、意义兼容的基础之上。在《真实的构造》“对历史文学真实论的专题研究”部分，吴秀明分析“《故事新编》在真实类型上的拓新意义”、思考“如何看待艺术虚构中的非现实因素”、探讨“中西不同真实观之间的民族性渊源”，都是为了视野更开阔地揭示“四维一体”的历史文学真实系统与各种艺术表现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思路更通达地阐述历史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异质同构”特征的辩证性与内涵丰富性。实际上，吴秀明30余年间建立历史文学研究的学术“根据地”、而又超越这一“根据地”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事实本身，又何尝不是在更大范围内的探讨、持守与反思、超越呢？这种将多元合理性吸纳与“公认定说”追求相统一的学理境界，显示出一种既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而又不断探索新的事实、发现新的真理的思想道路，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相统一的哲学原则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理论基础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即由此充分体现出来。

注释：

①吴秀明：《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后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85页。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篇3

一、当代民族史研究的微观视角

由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结构决定，当代民族史的研究方向不仅有宏观的理论，还有微观的实践。也正是因为宏观与微观、理论与视角的互相补充，才推进了包括当代民族史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这些微观视角又不属于某一固定学科，其为众多学科所共享。这里主要谈及与当代民族史相关的话语—权力、日常生活史、口述史、过程—事件和民族国家认同。

(一)话语－权力话语－权力理论源于结构主义以来对知识本身的持续反思，福柯将其发展成为一套理论体系，并对“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表达与实践就是在其影响下对底层社会领域的拓展和延伸。比如在的研究中，张小军从土地的象征资本化、划阶级的象征权力、群众运动的象征资本生产和乡民阶级习性四个角度，探讨了“阶级”生产中不同资本之间相互转换和象征资本再生产的逻辑，指出象征资本理论对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3］李放春认为“革命”与“生产”是有着复杂关联的话语和历史实践，其中的关系并非协调一致，而是充满紧张、错位乃至“斗争”，这一关联所蕴含的结构化张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实践形态。［4］在当代民族史的研究中，同样可以采用话语—权力分析。比如在分析民族识别的过程中，就需要考虑到话语权力的倾斜性;在研究民主改革的过程中，就需要考察话语权力的妥协和让步;在考察民族救助的过程中，就需要考察话语－权力的作用。实际上，目前在乡村史研究中使用比较广泛的“国家—社会”视角就是话语－权力的发展和变异。国家权力在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和最初运转中扮演了指挥、管理的重要角色。国家政策的推行过程，也就是国家权力从中央到基层得到强化的过程。［5］

(二)日常生活史何为日常生活?雷颐认为，“所谓‘日常生活’就是以‘常识’为基础，不过‘常识’因太平常、普通而常为各路英豪所不屑，所以他们往往不顾常识地要压制甚至消灭(如有可能)‘日常生活’。”［6］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总结了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即重复性、自在性、经验性和实用性。［7］而日常生活史就是研究普通民众的日常消费、交往、观念活动。目前，日常生活史已经成为底层社会重要的研究视角，为多学科研究者所重视。美国学者怀特认为，“要理解惊人的事件，就必须联系日常的生活模式来认识它。”［8］7黄宗智特别强调，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9］孙立平也认为，“我们对日常生活的强调……不是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看作是一个完全自主的领域，而是看作普通人与国家相遇和互动的舞台。因此，我们……强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的均衡和整合。”［10］在研究当代民族史中，需要将此视角应用其中，这种视角在考察乡村社会时，重视研究对象的微观化，采取“目光向下”的观察角度，它的研究对象包括吃、穿、住、行等各个方面，并且强调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他者”立场。①比如在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宗教文化异同的过程中，就需要考察新中国成立前后日常生活变化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只有通过对民族地区日常生活史的考察，才能从现象的背后寻找到民族地区乡村原有的规范、限制与约束;研究者也只有关注“小人物”的生活和事件背后的故事，从“走向民间”、“走向民族”角度，才能细致地考察民族地区社会的基本情况。

(三)新革命史以往革命史的研究取向是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链接，不可否认这种研究方法所表现的历史变迁及其研究价值。不过，历史所承载的并不仅仅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它还包含社会、经济和文化等丰富的内容，论者甚至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存在“思维陈旧的简单化倾向，即沿袭着革命历史书写的传统革命范式，更准确地说是党派史观的范式。”［12］周锡瑞也认为，在革命史的研究中，大陆学者的“分析术语和思维方式都和当时的历史文献十分接近。”［13］538在具体书写过程中，革命史就表现为单一的“政策—效果”模式。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上层到北京及内地大城市观光的事件，多数教科书都表述为中共中央决定出此政策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就欢欣鼓舞，纷纷表示对国家和政党的认同。实际上，其中的过程十分复杂:首先是民族上层人士的代表人选，不能没有代表性，也不能是完全的反对派。很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由于过深的顾虑，不愿意离开他所熟悉的势力范围，这也给邀请他们外出观光增加了难度。其次是在观光过程中，接待人员要做细致的工作，争取在观光途中实现上层人士思想的转变。最后是观光这种思想教育的效果，随后进行的民主改革就是很好的实践证明。详细地分析少数民族的观光团，我们发现历史的事实要远比“政权演变、民众接受、革命积极性提高”这三部曲复杂得多，传统的“政策—效果”模式往往掩盖了历史事件的复杂、曲折、艰难与痛苦。从表面上看，这种真实往往不是完美的，但这种艰苦探索才能衬托出中国革命的光辉，也正因为如此复杂的博弈过程，才能彰显中共政权力量的强大，这就是“新革命史”。如何来实现这种“新革命史”的书写呢?实际上就是探求历史原本的复杂叙事，从原本的静态的宏观和微观政策分析转变为动态的政策实践，考察事件背后的逻辑和原有的真实。在这方面，海外已经拥有了诸如《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14］、《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的分析》［15］等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成果。当然，国内的郭于华、李金铮、张佩国等也开始在此方面做出探索，甚至一批年轻研究者也涉入其中。相信“新革命史”的研究视角可以在当代民族史研究中崭露头角。

(四)过程—事件在底层社会的研究中，由于受科学主义为核心思想的结构化文本表述的影响，研究者在展示和还原经验的复杂性时常遭遇方法论的局限，使得我们还在有意无意地讲述“规范的故事”［16］598。人类学民族志叙事文本和作为研究立场而凸显的“地方性知识”视角的引入，无疑对结构化方法与田野经验的融合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由此，在对乡村日常生活的描述中，学界有意识地将经验分析方法由结构分析转向故事叙事。近年，《林村的故事》和《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故事叙事。孙立平更加注重动态研究，将此类方法总结为“过程—事件”分析。在这里，过程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解释变项和解释源泉，也成了对社会事实本身的一种新的假设，即对作为社会事实而存在的动态的过程－事件中去寻找静态结构中无法显现的因素与出人意料的变化，去探求过程本身对影响事件走向和结果的不可预知和把握的作用。因此，要求将研究对象的呈现由一种结构化表述转化为一种故事文本的叙事，在对这一故事的本身表述性建构中去建立起理解和分析，在动态的、历时性的情景呈现中去把握研究对象之复杂的、随机的和充满偶然的因果序列。［17］这一点正好也可以尝试去应用到当代民族史的研究中。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面对民族地区复杂的局面，所采取的多种政策，虽然目前还未能有细致的了解，但也可以尝试去利用“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去还原民族地区历史本来的真相。

(五)民族国家认同由于社会成员隶属于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群体，继而拥有多种身份和角色，由此决定了社会成员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差异。在传统社会，“皇权不下乡”，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有限，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还很难产生尖锐的矛盾。而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后，其特征是“内部的行政调解依赖于那些能反思性地予以监控并具有国际行政的条件”。［18］4这样，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行为层面都将发生显著变化，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冲突在所难免。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在谈到两者的关系时认为，少数群体向国家发动挑战的背后是国家对少数群体的施压。少数民族一旦认为他们的利益无法在现存国家中得到安排，他们就会考虑分离，从而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因而国家需要调适民族文化差异，在协商之中实现和谐共生。［19］2，90实际上，这就是实践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统一。围绕两者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张力成为苏联解体后民族主义运动兴起背景下的一种主要论调，他们认为民族的自我意识及其对现有国家统治的不认同往往会导致民族独立运动，尤其是跨境民族中有些人在国家观念与民族观念发生冲突时，民族观念往往超过国家观念。［20］［21］9因而周平提出，要淡化族际界限，采取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方式来促进族际政治整合，加强公民的国家认同。［22－23］其实，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对立冲突的过程中，也有和谐共生的一面。费孝通曾指出，“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中华民族是高层，56个民族是基层。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的认同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24］163当代民族关系就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融合的代表，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政权采取了多项促进民族关系的措施，都可以看作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实践共生的重要路径。因而民族国家认同也可以成为当代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视角。

二、当代民族史研究的科学方法

对于当代民族史研究，方法显得尤为重要，科学的方法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在唯物史观中，分析、比较、综合都是较为常用的具体方法。不过，除了这样的基本方法外，近年来历史学界已经将自身的研究与社会学的调查访谈、经济学的计量、心理学的心态分析联系起来，进而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这里主要介绍口述史学、计量史学和心态史学。

(一)口述史学对口述史与微观村落的考察，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海外较早访问革命根据地或在当地生活过的海外新闻记者和观察家，如韩丁、克鲁克夫妇、贝尔登等都有相关著作传世。韩丁的《深翻》和《翻身》，以亲历者的角度对山西张庄的和共产党的实践进行了高度评价。［25－26］克鲁克夫妇的《十里店》(2)是作者作为观察员采访河北十里店村复查和整党运动的纪实性作品，该书勾画出了活生生的人物、复杂的事件和动态的历史过程。［27］由此得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观点和论调，比如谈及租佃制度与的评判标准时，珀金斯就认为，“土地的再分配就不一定会提高生产力”［28］140;马若孟也认为，“与其说是促进不如说是阻碍了农民生产力和产出的增长”。［29］2弗里曼等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不但没有解放农民，给贫困农民以权力，而是使“最具报复心理的人变成村里新的掌权者”。［14］376这些结论的产生大都源于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在国内学界，较早关注口述史和微观村落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他们对20世纪下半期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的收集，主要是陕北的骥村和河北的西村，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如李康的《西村十五年》［30］，李放春的《历史、命运与分化的心灵》［31］等。目前，虽然民族学研究已经广泛使用这种口述史与微观村落的视角，但当代民族史研究还比较欠缺。实际上，利用口述资料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甚至可以改正文献资料中错误的部分，尤其是目前在民族地区普遍使用普通话的前提下，口述资料的收集难度要远远小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二)计量史学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转折就是计量史学的出现，从而为历史学追求“科学化的历史”［32］10发展注入了一种崭新的方法。美国历史学家贝林曾认为，计量历史学研究为隐而不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开拓了道路，构成了对现代史学的一大挑战。［33］386－423巴勒克拉夫更直言道，现代西方史学的突出特征就是“计量革命”。［34］131可以说，计量史学的出现为历史学开辟了新的领域。计量史学最初应用到经济史领域中，进而形成了新经济史。随后，计量研究引入到政治史研究中，并形成了新政治史，比如大众选举问题、政党体制演变问题、精英问题等。计量史学后又引入到社会史，更所谓的五花八门，从而将家庭、种族群体、职业团体、移民、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转变为学者的研究重点。由此看来，以计量研究为标准的史学研究从传统的历史叙事到经验分析，再到历史叙事，计量史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也可以将计量史学应用到当代民族史中。在基层政权的建设中，可以利用计量的方法考察民族地区政权建设的规模和绩效;在社会制度的变革中，可以利用计量的方法考察民族地区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社会治理的测量中，可以利用计量的方法考察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际效果。应该说，随着当代民族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会出现更多的将计算机科学、信息理论和数学应用到学术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通过资料的处理和学理模型的制作，可以将当代民族史研究引向深入。

(三)心态史学心态史学也被称为心态史，是专门研究历史上群体心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新兴史学分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认为，心态就是集体心理，即“人们，一个特定的人们集团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的方法，后被年鉴学派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35］273目前，心态史学已经突破了群体的限制，个体心理研究也被广泛应用在历史学研究中。因此，心态史学是应用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方法、手段，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活动及特征的分析，对历史现象做出解释和研究的方法。心态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深化和扩大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历史学研究“无人历史”的倾向，使得人的精神活动的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在当代民族史的研究中，心态史学涉及社会文化等一系列基本层面的问题，包括民族地区民众对生活、死亡、爱情、性、家庭、宗教、政权等诸多问题的认识，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处于急剧的变动和转型阶段，这种心态的转变就更加明显，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更加有意义。比如在死亡史的研究中，死亡史与民族地区的宗教史、民族文化史、民俗史、社会史等形成交叉学科，从而使得死亡史研究成为当代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可行对象。不过，目前中国对心态史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深入，美国的精神分析和法国的心态史学的基本方法得以传入，但正在称得上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的成果还是西方翻译过来的学术专著，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孔飞力的《叫魂》，作者在书中研究了20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遍及12个省份的一场被称为“叫魂”的妖术及其带来的心理动荡，描述了关于这一事件的三个不同版本，并且这三个版本并不孤立，而是从不同的侧面切入到同一个主体，实际上研究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及其相互制约。［36］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国内，特别是当代民族史的研究就缺乏这种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的心态史成果。

三、当代民族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反思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篇4

关键词：比较史学；价值；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8-0077-02

一、浅析比较史学

史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和重要领域之一就历史的比较研究，它也是比较史学的基本特征和雏形。早在史学的萌芽阶段，历史的比较研究就开始出现，司马迁曾在《史记》中指出，对历史的研究如果想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应必须通过比较研究，“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近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则指出：“凡天下事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

在西方，随着历史研究的领域更加广泛，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史学家们逐渐在对历史的比较研究之中总结出了比较史学（ComparativeHistory）这一独立的学科领域。西方公认的比较史学之父，法国年鉴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其1928年发表的《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一文中，提出了较系统的比较史学的理论。他认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提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

使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并不等于就是比较史学，比较史学有整套相对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所以说，在理解比较史学概念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要掌握比较研究的类型、程序、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比较史学遵循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可比性原则，它是能否正确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关键。可比性的判断是基于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而非表象的判断。

二、比较史学在研究中的价值

比较史学对于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很大意义，“由于这类比较方法能够更好地对近似点进行严格的分类和论证，就有可能希望得到对事实做出假设少得多而精确程度却高得多的结论。”

第一、有利于通过对各种历史现象的比较研究，察其异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

比较史学最主要的功用在于，通过比较考察，探求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发生、发展与消亡的共同之理，探求各种历史现象发生与消亡的特殊规律，并进而探求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普遍规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史实。差异性决定着历史是丰富多彩的。但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往往把历史进程中某种制度、某种思想、某种社会现象等局限于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片面地割裂了各种史实之间的客观联系，难以把握各种史实之间的同异关系。比较史学可以很好的揭示事物间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历史研究中的偏向。侯外庐学派认为，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应当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究相结合。这启发了我们应当从中国思想和社会这两个维度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和比较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思想和制度方面的联系及其特点，从而提炼出值得继承的精华部分。

第二、有利于深化对历史的研究。

陈国庆教授在《史学与科学》一文中指出，在学术研究中,或许有若干种不同的观点,但是,研究者们最起码在史实的判断上不至于发生歧义。从另一个角度讲,历史研究者不应当以单纯的从事于史实的重建为满足,历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史料学的阶段,而应当在充分掌握史实的基础上,采用当代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力量与模式分析史料,进一步解释史实。例如,将许多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史实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比较研究,以考察分析其异同和关联,从而对史实作部分或全部的归纳与检讨,进而从更高层次上衡量该史实在整个历史主流中所发生的意义,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联系在一起。

当代中国史学大体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但前苏联的一套史学研究体系,也给中国当代史学的正常发展带来过麻烦。通过中外近代史学的比较研究,把中国近代史坛不时受西方诸种史学思潮撞击情况及其引起这些撞击的各种社会背景发掘出来,可以引起青年人作更深入的扣心反思,通过中外当代史学的比较研究,把国门打开后,西方史学方法的大量引进和对当代中国史学变革的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揭示出来。

第三、有利于开阔研究者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根据人们获得知识的来源，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划分为三类，即理论、实践和鉴别的知识。而鉴别的知识是靠比较获得的，比较的长处就在于能认识事物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比较史学的兴起，正是因为它不仅可以推进对事物的深层次的认识，而且还可促使新思想观点的产生，从而扩展研究的视野，甚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杜维运认为,只研究中国史学,倾毕生之力写成的中国史学史也只是地方史,不足以跻身世界史学之林。他“居于世界渐几于大同的今日,应胸襟广阔,眼光远大,以比较史学的观点,阐述中国史学的出现,成立与发展,同时涉及世界其它地区出现的史学,比较其异同,衡量其得失。如此则中国史学的世界性出现,其价值将弘扬于世界。”

陈国庆教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创新》第二部分——近代专门史研究需要拓宽和深化中指出“对经济史的研究越深入,人们感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就越多。从目前的学术进展看,有的学者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工业化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有的学者从中外历史比较的视野,对近代中外经济史进行比较研究。”这启发了我们，我们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历史的史事上，还应将其投放到更广阔的领域中去，与世界历史的背景相结合、比较，这样往往可以获得更多更有价值的结论。

三、比较史学的发展前景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史学学科建设中应当大大提升比较史学的地位。目前根据教育部的学科设置目录，历史学学科门类下设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但纵观这三个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都没有比较史学的位置。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使用两种方法解决：一是在中国史、世界史下分别设置中国比较史学、世界比较史学；二是参考经济学的学科设置，将历史学分为史学理论、中外通史研究与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并在史学理论下设比较史学二级学科。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设置，比较史学本来就是世界范围的比较，如果按第一种方案，中国比较史学的存在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但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本来就不仅仅是世界史研究中所必须的，中国史的研究也应当采纳。但鉴于第一种学科设置不至于对刚刚调整完毕的学科设置再做大的变动，也可以供决策者参考。无论怎样，我们都应当重视比较史学在历史学研究中的重大价值。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5.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篇5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20—0069—04

20世纪末，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受到全球化和跨文化冲突影响的世界，对传统的西方史学研究模式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用多元化、多极化的全球观来描述和分析世界范围内史学的发展演变。虽然18世纪以前，世界上就已经形成了除西方史学以外的至少四种非西方史学传统——东亚、印度、伊斯兰和北非。但以往西方史学界极少把它们放在史学史的谱系中加以严肃对待，即使在面对近代以来各文明区域愈演愈烈的史学交流与对话时，也只是简单地将非西方的史学看做是西方史学与文化的延伸。近年来，虽然历史研究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向了非西方世界，而且将文化和社会方面也包含了进来，其程度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候，但史学史的情况则不然，相当多的史学著作仍以西方为取向。加拿大历史学家丹尼尔·伍尔夫的《全球史学史》在这方面有些创新，它是第一部综述了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史学思想和事件多元并存、互融并进的全球史学史论著。

一、伍尔夫《全球史学史》蕴含的基本思想

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世界上主要地区——欧洲、东亚、南亚、伊斯兰世界的史学传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全书的九章中有六章专门叙述上述地区史学文化的发展。

首先，该书关注全球语境中早期世界不同区域历史的平等而全面的考察。在第一章中，作者将公元1世纪之前世界各地存在的史学文化作为史学发展的基石，从4000年前的近东文明开始，然后转向了具体阐述“历史”这个词并将缪斯女神克莉奥作为史学象征的希腊，再后是古典文明的继承者罗马。对与之并行发展的东方最古老文明中的中国史学也详加论述，并着重强调了南亚史学与其他地区史学的差异，认为：“南亚的史学文化对认为西方的史学类型是能够表述过去的唯一方法这一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其次，该书突出传统社会中异质文明的历史变迁与相互关联。第二、三、四章主要考察公元1世纪至17世纪世界主要地区史学，尤其是欧洲史学、东亚和伊斯兰史学文化的发展。在欧洲，来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观点和信仰融入并主导了古典传统的历史写作，随之产生的教会史学背离了古典时代的写作模式。同时，欧洲出现的几个“蛮族王国”中断了西欧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并迫使历史学家和君主们重新构建他们与昔日罗马帝国的关系。与西方及其他史学传统相比，伊斯兰史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史学传统最晚出现，且是随着7世纪早期伊斯兰教的迅速扩张而突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与伊斯兰教有直接的关系。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史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史学编纂工作在唐代已经“官僚化”了，日本史学当时则是作为中国史学在东亚的一个分支而出现。这一时期，随着世界各地联系的日益密切，也影响了不同史学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对东方财富的需求迫使欧洲人去了解中国、波斯和印度的文明；伊斯兰教经历了中世纪，继续对西班牙、埃及、南非和印度部分地区产生影响；自7世纪就已经出现的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因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些都对历史学家认识他们所处的世界产生了影响，从而促进了普世史（UniversalHistory）的产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穆斯林学者，他们已经开始关注印度和蒙古的历史。

15世纪以后，世界各地的史学著作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类型的多样性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历史学作为新政权建立的重要工具和巩固君主及宗教权威的支柱作用一直在加强。在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意大利的许多被宫廷资助的人文主义者用优美的拉丁文写作历史，以此来歌颂他们的统治，并希望将他们的丰功伟绩和正面形象载入史册流芳百世。在穆斯林世界，印度、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已经放弃了早期伊斯兰著作所关注的宗教，取而代之的是将历史作为建立君威和中央集权的工具，这更类似于同时期的欧洲君主们[。

第三，该书关注启蒙运动影响下欧洲史学观念的转变，尤其是在近代早期变化思想的基础上产生了“进步的”或“发展的”历史观。第六章和第七章就是探讨欧洲及其同宗的美国史学在18和19世纪的发展以及它们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播。在近代史学史上，19世纪就像一个水库，过去几个世纪中出现的各种史学流派万宗归流汇聚于此，历史学最终发展成为“科学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而它在19世纪向日本和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冲击了当地的史学传统，尤其在日本备受推崇，促进了东亚近代史学的兴起和发展。近代以来，殖民扩张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与此相随的是西方的史学文化对非西方世界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四，该书在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同时，十分关注殖民主义背景下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在第五章和第八章中作者将目光转向了欧洲殖民扩张的国家和地区。一是关注在早期海外扩张中被征服的美洲地区的史学发展，在这里，欧洲人发现了与他们自身的史学传统大相径庭的历史记录和表述方式；二是随着西方世界霸权的建立，在广大的亚非拉地区通过对自身的传统进行改造和更新来回应西方史学的冲击。

最后，该书十分关注当代全球史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作者在第九章中论述了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挑战下，20世纪新史学的发展情况与基本走向。

二、伍尔夫《全球史学史》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

伍尔夫的《全球史学史》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全球范围内的史学思想、写作以及从古至今史学文化的发展，高度展现了人类对还原、理解和再现过去的努力，并融入了不同的历史传统及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纵观全书，笔者认为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篇6

一、新课程的内容适应时代需求,与时俱进,着力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

现代意识是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形成能够与现实和谐发展相适应的进步的思想要求,是现代公民不可缺少的素质。新课程不仅只研究过去,更强调历史与现实密不可分的联系,关注当今,面向未来;不仅只研究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社会精英,同时关注普通民众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和地位;不仅只研究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时关注每个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变化将会使学生真切体会到历史发展与每个人之间活生生的联系,同时也会认同接受对普通公民提出的适合时展的要求。例如通过学习工业革命后的人类历史,学生不仅会对人类文明取得的重大进步有充分的感受,同时也对因为迅速发展带来的巨大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有清醒认识,从而形成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树立环保意识,自觉采取环保行动。通过学习近代欧美各国的崛起和中国落后挨打、屈辱灾难的历史,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使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习惯发现忧患、敢于面对困难、战胜困难,以适应当今充满竞争和挑战的时代需要。通过学习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历史,培养学生的市场意识、创新意识、科技领先的意识,树立积极参与竞争的开放思想和全球意识。通过学习日中两国古代友好交往、近代侵略与反侵略和当今合作交流加强的历史,使学生树立不忘国耻但不延续仇恨、面向未来、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开阔胸襟。

二、新课程更加关注历史学科服务于现实的时代性、启智性,有利于学生增强历史素养,学以致用

历史学科的基本要求就是通过对历史科学知识的学习,揭示历史规律,形成对历史发展的正确理解和整体把握,使学生逐步建立明辨是非,崇尚进步,顺应潮流的科学观念。例如学生通过学习中国古代史,会形成文明史观和进步史观,形成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整体史观,体会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会坚信各民族共同团结、和平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坚信“”分裂势力不会得逞,坚信台湾一定能够实现与祖国大陆的统一。通过对世界近现代历史的学习,明确经济上的工业化、信息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法制化及思想文化的科学化、理性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从而对当今的改革开放、加强党的建设、科教兴国等重大战略充分理解、积极响应,增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努力学习的坚定信念。

三、新课程大量增加文化史的比重,将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人类思想文化丰富多彩,成就众多,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和特征。新课程重视历史知识中的人文背景、知识的社会价值,重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些都将成为历史教学中的血肉,成为教学过程的灵魂。提升东西方社会思想文化史的内容和地位,学生就会有更大的学习空间、更开阔的观察视野,人文精神的教化功用将大大增加。

人文精神的内涵丰富,包括对知识、科学、真理的重视与求索,对道德修养、道德行为的规范与追求,对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观的肯定与呼唤,对尊重人性、尊重人格、实现人生价值的褒扬与鼓励。爱是生命的本质,是人文精神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丰富的可以汲取的营养,孔子“仁”的思想的基本要求就是“爱人”:“出门如见大宾”是尊重每个人的人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包含着奉献、感激和责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仍是今天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许多优秀的历史人物身上也有可以挖掘的人文素质,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崇高志向。通过文化史的学习,将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自觉脱离低级庸俗,形成正直高尚的思想品德,不断丰富、完善自身的精神世界。充分利用文化史教育资源提升学生人文素养是润物细无声、日久见功效的长期的教学目标。

四、新课程倡导的以“自主、合作、探究”为主要特征的学习方式,不仅能有效地学习历史,还有利于学生处世智慧和健全人格的培养

新课程的学习过程方法重在探究、表达、交流,重在过程、体验、共享,目的是鼓励学生主动的富有个性的学习,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积极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让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学习,只有当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建立起学习知识的能力时,才能真正学好历史,这不仅是历史学习所需要的,也是现代公民终身学习的要求,从单纯的接受知识向发展学生智慧与能力的转变,是历史教育人文关怀的重要反映。

在新的学习方法中,研究性学习占有突出地位,这是跨学科、多元化、开放式的学习方法,也是学生自主生成、主动参与、合作交流的学习过程,研究性学习将会有一种宽松、民主、平等的学习环境,站在学生视角创设新颖问题、解答问题的学习要求,自由思考、勇于表达的学习氛围。现代技术教育手段的运用、对居住地人文历史环境的考察调研、选修自己感兴趣的学习模块、多种形式的作业要求和评价体系等都是新的科学学习方式的构成部分。新课程下的教学将成为一种对话、沟通和合作共建,学生将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教师将始终鼓励学生注重学习的问题性、自主性、体验性,起到发掘引导、保护激励的作用。

总之,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提出:“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经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旨在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这些都将成为日常教学的指导思想,体现在日常教学的每一个步骤和环节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新课程下的历史教学将会真正把关注学生成长、服务于社会作为历史责任,将会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现代公民的培养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