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态势(6篇)
世界经济态势篇1
关键词：船市指标；影响因素；船价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038-02
一、与船市走势密切相关的重要指标分析
判定船市能够挤出多少泡沫，我们从表征船市的两个重要指标入手分析。
1.世界新船订购量与新船完工量之比。世界新接订单量与新船完工量之间的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的供求矛盾。回顾世界船市的兴衰以及影响船市萧条的重要事件，我们看到历次大的船市深度调整都与世界经济衰退有关。
1957―1958年――二战后的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1973―1975年――二战后的世界第二次经济危机，既第一次石油危机；2007―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扩散到全球实体经济。
历次船市大的调整有以下特点：首先，正常情况下，新接订单量与新船完工量之比更多的是在1～1.5之间徘徊。其次，船市升幅越高，日后伴随的调整程度也越深。最后，船市深度调整到底部后，恢复过程是痛苦和缓慢的。从历史上看，在世界经济发生最严重的危机时，船市很难呈现“V”字型恢复。19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船市在底部徘徊了二年（1958―1960年），1973年的经济大危机致使船市低迷了三年（1975―1978年），届时新接订单量与新船完工量之比通常小于1。
2.手持订单与世界船队的比例。世界手持订单量与船队规模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航运市场对船舶需求的供求矛盾（见图1）。当比例过高时，说明航运市场供给压力过大；当比例回落时，航运市场供给压力得到缓解。
2008年手持订单占世界船队比例占到54%，2010年底这个数字回调速度到约36%。2008―2010年船市下跌的速度犹如从2006―2007年的上升速度，调整速度非常快。
自2008年以来，船舶手持订单的泡沫正在逐渐挤出。从历史数据分析，我们认为，手持订单占世界船队的比重可能要调整到20%～30%这样的比例才为合理，船市复苏还需要自2009―2011年近三年时间的等待。在正常年份，世界手持订单量与船队运力之比通常达到13%左右，之所以将该比例提高，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依然不会改变。
二、影响新船市场的重要因素变化
1.全球贸易增长将谨慎乐观。尽管美、日、欧国家步履蹒跚，但是以中国、印度为引擎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却以“V”字型态势强劲复苏。今年1月IMF报告调高了原先的估计，重新预测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4.6%，并认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幅将继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并拉动全球贸易在2011年和2012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不过目前中东、北非局势的不稳定因素却令我们极为担心，近来国际油价继续飙升，纽约市场油价盘中冲破每桶100美元，这种局势能维持多久？如果紧张局势不能很快平息，世界经济复苏将会受到阻碍。
2.主流船东经营业绩状况恢复。自2008年的10月份，航运市场渡过了最黑暗的时期。从财务数据上看，2009年船东面临最大的亏损，2009年6―9月份，全球20大航运公司几乎全部陷入亏损状态，直至第四季度亏损才明显收窄。2009年全球第一大航商丹麦马士基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的净亏损70.3亿丹麦克朗（约合13亿美元），韩进亏损10.9亿美元，智利航运亏损6.69亿元，东方海皇亏损7.41亿美元、现代航运亏损6.91亿美元、东方海外亏损4.01亿美元。2009年国内主要航商中国远洋大亏人民币75.41亿元，中海集运净亏损人民币64.9亿元。2010年航运运价已经逐渐恢复。从财务数据上看，丹麦航运企业马士基在2010年财年净利润为263亿丹麦克朗（约合48亿美元），营业收入为560亿美元，创马士基成立106年以来的最好业绩。2010年中国远洋公司净利润为67.6亿元。中海集运公司净利润盈利人民币42亿元。
从财务状况分析，2010年第一季度全球航运企业的回暖还仍然是扭亏性质的。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在2010年底航运公司经营业绩迅速得到恢复，一些大型航运公司净利润已完全弥补了2009年的亏损，尤其是大的班轮公司其恢复程度比我们预期的要高。不过在2011年，持续下跌的运费将给主流船东经营状况埋下一些阴影。我们认为，今年全球前十家航运公司收入的增长将比2010年同期有所减少，主流船东资金链的恢复情况将逊于2010年的增长情况。
3.主流船东订单由配角转换为主角。自2008年10月以来，船东下单在不同阶段具有的特点是。第一阶段，2008年10月至2009年底，主流船东几乎没有订单；第二阶段，2009年底至2010年5月，船东主角是抄底和战略投资者，过去传统意义的主流船东仍是配角；第三阶段，2009年6月至2010年底，主流船东在新船投资方面俨然成为主角，但世界著名船东还没有像样的新船订单，船东投资规模还没有放大。我们所述主流船东，主要是指过去几年世界上的最重要的、最具有规模的航运公司。我们注意到，在2009―2010年上半年期间，新船订单主要来源于战略抄底，原有订单丢弃后的改签以及船舶融资租赁公司、船舶投资基金投机性公司的投资等。2010年下半年，新船订单结构悄然发生变化，世界主流船东陆续进入。
综上所述，我们对世界船市将充满乐观的期待。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船东的资金链和手持订单占比情况的分析来看，世界船市的真正复苏可能要等待到2012年，自此全球手持订单将结束下跌的态势，逐渐企稳回升。
三、如何看待2011年船价走势
如何判断船舶价格的走势？我们分析：货币因素和供求因素在不同的阶段，其作用大小是不一样的。在世界船市非常明确的上升或下跌阶段（手持订单和新船订单同时都在上涨或下降阶段），市场的供求因素起的作用更大；而在船市处于拐点的附近时段，货币等因素将具有更大的影响。例如在2007年9月至2008年10月期间，新船订单不断萎缩，但其下滑其程度还不足以立即反映在船价上。
我们认为，2011年船价将从底部区域中走出――或将逐渐提高。在上半年作用于船价的主导力量依然是供求因素，受航运指数低迷和船厂与船东博弈的结果，船价依然会底部徘徊。而在下半年，主导船舶价格走强的主要推动力不是供需影响下的“商品属性”，更多的是货币因素影响下的“金融属性”。
世界经济态势篇2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世界经济态势篇3
[关键词]世界经济；信息化；全球化；区域化；多极化；中国经济
[中图分类号]F113.4/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3-0049-05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21世纪初期的世界经济所呈现的多重发展趋势，不仅构成当代世界经济的总的图景，而且深刻影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和前景。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国际市场变化的走势，对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世界经济信息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
20世纪后期以来，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推动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网络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并且逐渐主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信息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首先，信息技术的发展成为科技革命的先导。以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为例，1946年2月，诞生于美国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其运算速度只有每秒5000次；到2007年。美国IBM公司发明的超级电子计算机――“蓝色基因，L”，其运算速度已经达到每秒280.6万亿次。而发达国家还在研制每秒上千万亿次甚至上万万亿次的电子一光子计算机。
其次，信息产业的发展成为经济进步的动力。近年来，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3％左右，而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产业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3倍。对于整个经济而言，信息产业的发展，既加重了自身的分量，同时也优化了产业结构。
最后，信息网络的发展成为经济活动的载体。1982年，互联网开始出现。到1999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2.6亿户。到2007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更是达到11.7亿户，即世界人口近1/5已经融入互联网。目前，以信息网络为依托、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等“新经济”的发展，正在不断提高整个经济的素质。
应对信息时代的挑战和机遇，各国基于本国国情，适应世界潮流，积极推进社会生活信息化进程，以便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先行一步。西欧小国爱尔兰仅有几百万人口。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该国推行信息化及新经济发展战略，其人均收入很快上升到2006年的3.5万美元，30年间增长了30多倍。
然而，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在信息时代，“技术差距”、“数字鸿沟”愈益成为南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继续加剧的基础和突出表现。联合国秘书处公布的资料显示，富国和穷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比起国民收入数量，相差还要悬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其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1/5，却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和互联网用户数量的93％；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其人口也占全球总人口的1/5。却只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和互联网用户数量的0.2％。
发展中国家只有努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及其相关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目前，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的发展中大国和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在规划本国未来的信息化发展，力争尽早建成世界信息技术大国。
最近10多年来，中国的信息化技术和信息化产业的发展相当迅速。互联网是在1994年进人中国的。到2000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就达到2250万。到2007年底，这个数字超过2亿。
更重要的是，中国信息化发展的路径愈加明确。本世纪初，中国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信息化发展放在优先位置，力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十六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就要“大力发展集成电路、软件等核心产业”，普及和应用信息技术。十七大报告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提出“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这意味着，在今后5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我国加快信息产业发展的同时，还必须着力加强信息化与工业化相结合、信息技术应用与传统产业改造相结合。
世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
经济全球化，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和进程：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全面自由大量结合式的流动与配置，使各国经济越来越开放和相互依存，使各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变动越来越紧密和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基本内涵是经济资源跨国流动。其特点，一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益自由，即弱化国家界限，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二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益全面，即包括商品、劳务、资本、技术等各种资源在内；三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益大量。即流动速度加快，借以流动的国际市场容量增大。四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愈益结合，即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结成一体，而非各自互不相干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第二个基本内涵是各国经济相互影响。随着世界贸易增长超过世界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的贸易依存度迅速上升：全球的货物与服务的出口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1950年为5％，1990年为18％，2007年达30％。美国、日本等经济大国的货物与服务的出口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也突破了20％。一方面，一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受制于外部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一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也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
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基础是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既反映国际范围内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反映国际范围内的生产关系状况。国际分工的二重性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
在历史上，正是由于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分工才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形成国际分工，‘并且通过世界市场把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联结起来，促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国际化(那时还不叫“全球化”)发展。各国经济因而越来越具有世界性。
在当代，也是由于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国际分工的广度、深度才得到新的突破。在此基础上，各国经济的联系、交融愈益广泛和深入，经济国际化因而表现为强
势发展的经济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时任秘书长加利宣布，“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
可见，国际分工、从而经济全球化。代表了人类走向文明和进步的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分工、从而经济全球化，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并非人为造成的。参与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必然的和必须的。
国际分工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国际化的性质，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的各国(主要是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生产关系的性质。且不说最初的国际分工是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就是在当代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参加者。尽管这些国家仅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一成，这些国家的人口仅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近两成，但体现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对外投资额、国际信贷额，以及国际技术专利申请额等，均占世界相应总额的七成、八成、甚至九成。因此，当代国际分工体系的性质，主要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国际分工、从而经济全球化，也就具有不平等的性质。
经济全球化可以使世界经济获得总体发展，并且给所有国家提供发展机会：也可以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发挥“后发优势”。迅速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但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并非是通向各国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它不仅不会改变世界经济的南北两极分化，甚至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继续走向更大的落后：或者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之内，失去经济自主性，得益不多，受害不小；或者被排除全球化进程之外。成为世界经济的边缘化国家。
其实，上述危险正在变为现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经济全球化进程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在不平等的国际生产关系的支配下。南北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持续拉大。随着不平衡的全球化继续发展。世界经济还将继续分化。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世界上将只有20多个富国和20来个不断缩小同富国之间差距的新兴国家。而其余的大多数国家依然是穷国，其中最穷的50个国家会更加落后。
面对全球化和两极分化的挑战。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唯一战略选择。其一。切实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扩大开放、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化进程，才能更广泛、更深刻地融入世界经济。更好地运用比较优势和禀赋资源，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实现价值、积累财富，有效地发展本国经济。其二，正确处理国际经济合作与国家经济利益、经济安全的关系。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扩大开放、实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必须采取适合本国实际情况、又符合国际经济规则和惯例的保护手段，以保护本国的产业、市场和国家经济利益。特别是注意运用当前各国普遍通行的“技术壁垒”做法(技术性贸易保护措施)和反倾销、反补贴措施。
世界经济区域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
21世纪之初的国际经济一体化表现为两大趋势――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就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发生在区域范围内的经济一体化，就是经济区域化趋势。相应于这样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各国要在不同层次上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关系。
第一个层次是积极参与全球化――发展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全球多边经济关系。
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流动，在广阔的国际空间中合理地配置资源。有效地运用比较优势，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与此相应，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协调机制，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
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首先是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求和经济全球化要求。全面发展同各类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关系。事实上，我国的对外经济活动，已经波及世界的各个地方。并且还要继续扩大、不断完善。而加入全球性经济组织，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开展国家对外经济活动必须具备的国际体制保障。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们在全球性经济框架之下，积极发展本国与他国的多边经济关系。
第二个层次是积极参与区域化――发展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区域多边经济关系。
区域化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同根共生的并存发展趋势。全球化比区域化的范围更广，区域化比全球化的一体化程度更高。经济一体化的规律在于，它的范围与内部差异成正比，与整体程度成反比。全球化由于其范围广泛，参与者众多，差异巨大，利益协调比较困难，一体化程度就不易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地缘经济关系密切。相对经济差异较小，从而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一体化及其相应的区域合作组织、区域合作机制。便蓬勃发展起来。
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同时必须足够重视区域一体化。因为。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既是全球多边的，也应该是有区域重点的。我国参与经济区域化，既要继续参与现有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种地区经济论坛性质的组织框架，也要构建新的、范围更小而一体化程度更高的、有实质性内部优惠安排的区域多边组织框架，特别是自由贸易区这种合作机制。2001年11月，几乎是在加入WTO的同时，我国提出要在10年之内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而我国签署协议的自由贸易区已有5个。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区还有7个。可以预期。发展各种类型的自由贸易区，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对外经济合作关系。
世界经济多极化条件下的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排斥、甚至加强多极化。
全球化增强大国的利益倾向，为多极化注入新的动因。由大国主导的国际分工、生产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利益关系，不是“零和”关系。全球化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全球共同利益，更有各自国家利益。由于相互利益寓于共同利益之中，所以全球共同利益最终要分解到、归属为、化解成各个国家利益。经济全球化不仅不排斥各国的国家利益，反而加剧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利益分野和大国之间的利益争夺。近年来发生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战”，具体体现了国家利益的矛盾与斗争。在利益分配、利益争夺之中，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大国，不仅能够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全球化制造的好处，而且会主动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全球化加剧大国的实力消长，为多极化提供新的条件。大国之间的动态经济发展速度，从来都是不平衡的。由大国需求所支配的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同时孕育着、放大着各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和风险。各国之间原本就存在的不平衡将进一步加剧。一国的经济发展，或者更容易受到国外不利因素和不测事件的冲击，造成该国经济实力的急剧下滑：或者更合理地配置本国资源、更方便地运用国际资源。推动该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现有大国之间
的经济实力对比，不断变化；已有经济实力基础的准大国乘势而上。跃升为新的大国。
总体上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极化世界的经济格局表现为美、欧、日三极并存，同时还有新的经济力量中心正在崛起。
(一)美欧日经济三极的发展与变化
在上个世纪最后一个10年里，当今世界经济三极出现的一大变化就是。美国与日本发生了动态增长速度的位置互换。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经济实力呈上升态势；欧洲经济增长居中；美国经济增长最慢，经济实力呈相对衰落态势。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变成最快，日本经济增长速度却变成最慢。在这10年里，就年均GDP增长率而言，美国为3.5％，欧盟为2.2％，日本仅为1.3％。
美国经济为期10年的动态增速优势，使其到1999年前后，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4个多百分点。然而，自2000年第三季度开始，美国经济的增幅陡然下滑。2001年第一、二季度的增长率分别只有1.3％和0.3％。第三季度遇到9・11事件的冲击，更是给增长乏力的经济雪上加霜，出现了1.3％的负增长。从2002年初开始。美国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的0.3％到2002年的2.4％，再到2003年的3.1％、2004年的4.4％，之后由高点下降为2005年的3.5％、2006年的3.4％和2007年的2.2％。与实体经济相应，美国虚拟经济――如纳斯达克股指在同期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当然，美国经济中的高财政赤字、高外贸赤字、低储蓄率，特别是次贷危机，也是不能忽视的大问题。预计美国经济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年均增长率，比上个世纪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呈增幅回落的态势。
欧盟经济年均2.2％的增长率持续了10年。然而，在2001年，欧盟经济也同美国经济、日本经济一样陷入不振。2002年、2003年，欧盟经济只有1％的低增长。2004年、2005年，欧盟经济有所恢复，但欧元区经济的增长率仍未达到2％。2006年、2007年。欧元区经济发展大大加快，增长率分别达到2.8％、2.7％。预计欧盟经济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年均增长率与过去lO年的年均增长率相比，大致持平。
日本经济的不振状态持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最后一年。受到美国9・11事件和美国经济疲软、衰退的影响，2001年，日本经济陷入10年来的第4次衰退。2002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开始走出谷底，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6％。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年均增长分别回升到到2％、2％和2.4％；2006年、2007年。年均增长率又分别回落到2.2％和2％。日本经济出现这种情况，除了经济周期的原因和经济的影响，也有严重的内在结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则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所以，日本经济在2l世纪第一个10年里，只会是中低速增长。显然，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稍慢，但后一个10年比起前一个10年，年均增长率则呈上升的态势。
(二)正在崛起的其他经济力量中心
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除了现有的美欧日经济三极之外。目前还有实力规模较大和发展势头强劲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如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继续抓住机会、有所作为，这几个国家也可能不用多久的时间，就会分别在多极世界的经济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
毋庸置疑，现时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尚不具备分别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经济大国的条件。因为如此，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要有巨大的国民经济总量。即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5％以上。二是要有密切的国际经济联系，即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5％以上，本国货币是国际储备货币，并且占世界外汇储备总额的5％以上。这“三个5％”，是世界经济大国的经验数字。而现时的美国、欧盟、日本同时具备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可谓当今世界经济中当之无愧的三极。其他国家则还不具备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
(三)中国在多极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到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各约占世界相应经济指标的3％，而人民币还不是国际储备货币。可见，在迈进新世纪门槛之时。我国还不具备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经济大国所必需的“三个5％”的条件。
然而，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大发展，我国的生产、贸易、金融的实际水平，正在使我国愈益接近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经济大国所必须具备的“三个5％”的衡量标准。
从生产发展看，2001―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逾10％。2007年，我国的GDP总量达到24万多亿人民币元，按照当年年末的汇率折算，约为3.4万亿美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逾6％。可以预见，再经过十几年不低于年均增长率7％的发展，到2022年，我国的GDP总量将达到6.5万亿美元左右(人均4500～5000美元)。这样，从国内来说，将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目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22年比2000年翻两番；从国际来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占世界生产总值的近10％。
从外贸发展看，2001―2007年，我国外贸年均增长率为24％。2004年，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1548亿美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首次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5％以上；2007年，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进一步达到21738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逾8％。可以预见，再经过十几年年均增长率10％的发展。到2022年，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将达到近6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逾10％。
世界经济态势篇4
【关键词】世界城市生态涵养发展区对策
2010年，北京将世界城市树立为城市未来发展的新愿景，预计经过三步走，到本世纪中叶，将北京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国际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世界城市一词由沙森正式提出，特指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在全球城市网络和经济系统中起中枢和组织结点的作用。目前公认的世界城市有纽约、伦敦和东京。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是其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担负起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的大国在未来世界发挥影响力的重要结点的任务，将会对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2年）》，遵循优化城市总体功能的原则，北京市将所辖区县划分为四大功能区域，即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并赋予不同类型区域差异化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那么作为距离城市中心区较远的生态涵养发展区，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战略中处于什么位置，应采取何种方式嵌入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进程中值得深思。
一北京生态涵养发展区的重要性
1．生态涵养发展区面积广大、作用独特
生态涵养发展区的面积广大，作用独特，因此不能在世界城市建设中忽视它。这一区域面积为11299.1km2，占北京市总面积的68.9%。按照北京市的总体功能定位，生态涵养发展区包括门头沟、平谷、怀柔、延庆和密云等五个区县，后又将房山和昌平的山区部分（2239km2）纳入。这一区域是北京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水源保护地，也是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前沿地区，其稳定发展将是北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2．生态涵养发展区是北京市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生态涵养发展区涵盖7个区县的83个乡镇，1669个村，161.8万农民，占郊区农民总数的53%。北京市城市近郊和城乡结合部地区，因受城市化因素影响较早、较深，农民的居住形态、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均正在或已经向城市趋同，而地处生态涵养区的远郊区县，由于受主城区辐射较近郊少，其农村地区仍保留着较多的农业、农村特征。同时应该看到，即便是如北京这一国内城市化处于最高水平的城市，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消除农业业态和农村空间形态。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地处远郊区县的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农村会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其景观价值、产业价值和文化价值会不断凸显。可以预见，生态涵养发展区将始终是北京市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未来世界城市具有支撑功能的郊区。
二生态涵养发展区在世界城市建设中的机遇
生态涵养区面临着产业落地限制、开发强度限制等硬性制约性条件，在世界城市建设中，能分享到的发展机遇相对有限。世界城市建设的近期目标中，环境建设作为保障条件，所占份量较轻，生态涵养发展区处于一种相对的边缘地位。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对于生态涵养发展区来讲，是挑战，也是机遇。北京的城市主城区、城乡结合部、近郊区、远郊区各有其生态位、经济位和功能位，多位于远郊区的生态涵养发展区是整个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不会因世界城市的外向性和国际性而影响其价值和功能的发挥，因此必须从北京城市世界建设的整体视角来审视它。
1．生态涵养发展区是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重要储备性资源
后发的世界城市需要清醒认识本土特点，通过战略设计，把本城市性格和资源积淀发挥到最大。对于北京而言，郊区（尤其是生态涵养发展区）是其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储备性资源之一。郊区在世界城市建设中的功能，一是提供后备发展空间，甚至由此形成新的城市功能区块（如国际组织聚集区）；二是提供生态服务产品，为世界城市的可持续性提供支撑；三是为北京提供优质、安全、高品质农产品，满足世界城市对食品安全的高要求；四是它是助力北京世界城市产业影响力形成的新兴产业（如低碳产业）发生发展的成长空间。北京的郊区，尤其是生态涵养发展区应未雨绸缪，提前应对并适应北京未来作为世界城市所带来的产业变化和空间布局变化。
2．生态环境是生态涵养发展区助力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最大资本
审视形成中的世界城市，忽视物质环境是一种特别短视的战略，因为最终的发展条件会变得很糟糕，以致国际商业势力将寻找其它更适宜的地方，在那里人们不用呼吸含铅的空气，每小时的交通速度高于50km，干净的水不仅仅来自瓶装水中。对世界城市指标的研究也逐渐地在突出资源环境因素，这是一种对既有世界城市发展道路的反思。台湾学者施鸿志、李永展对台北市在21世纪构建“亚太地区的世界城市”的发展路径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建构城市发展竞争指标体系，可视为构建未来世界城市的指标系统。该指标体系分为城市生活环境、城市生产环境、城市生态环境三个主要方面。与之相似，纽约市在《纽约2030》规划中也强调生态环境因素，将自身的未来目标定位为21世纪的模范城市：一个更伟大、更绿色的纽约。为达成此目标，该市的规划中设定了“土地、水、交通、能源、空气质量、气候”等六个方面的目标，并根据上述情况设定了每个子项目的未来目标。
北京要建设的世界城市不应重蹈既有世界城市的老路，而应在绿色发展上有所创新。2010年的《绿色北京行动计划》所给出的2022年绿色北京远景目标是，利用低碳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利用绿色消费改变传统生活方式，利用宜居环境提升首都魅力，将北京初步建设成为生产清洁化、消费友好化、环境优美化、资源高效化的绿色低碳现代化世界城市。当前，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污染严重等方面的挑战，迫切需要改善生态环境。在强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如何建设世界城市，对北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一挑战中也蕴藏着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巨大发展机遇，生态环境将是生态涵养发展区助力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最大资本。
三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发展策略――充分利用绿色后发优势
世界城市建设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支撑。环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是区域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长期来看，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过程中，生态涵养区的功能、作用、地位及吸引力将日益凸显。这一区域最大的后发优势就在于“绿色”和由此而衍生出的“绿色宜居优势”、“绿色产业优势”和“绿色文化优势”。生态涵养区应重视后发优势，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当然，围绕绿色来谈世界城市郊区建设，应避免单纯为绿色而绿色，而应视绿色为发展的机遇、发展的条件、发展的优势、发展的先导。贯彻经济与生态融合发展，可以发挥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相对优势，更好地策应北京新一轮区域发展战略，提升和突破原有的区域发展格局。当前，不仅是北京，全国诸多地区均面临着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艰巨任务，伴随着这种转变，前期发展较快、较粗放的地区将不可避免地付出转型代价，需要进行腾笼换鸟式的区位生产力布局的重新谋划。这种为再次契合资源禀赋变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努力伴随着改变自身的阵痛，往往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高昂的代价，而后发地区则可以在高标准的前提下，借助新的技术革命和生产力转移的契机实现超越式发展。低碳、节能环保是未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方向，发展潜力巨大。生态涵养区有条件在这个方向上占得先机，使其在北京市向现代化低碳世界城市的转型中走在前列。
生态涵养区的产业发展空间相对较小，因此在选择产业发展的类型上尤应慎重，避免因短期的发展冲动而影响到未来科学合理的产业落户的谋划，避免落后、附加值低、产业关联度差、税收带动效应小的产业挤占本来就十分有限的产业发展空间。应统筹世界城市建设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各项建设，挖掘二者间的深层联系，赋予区域独特性和国际化的特征，规划建设对接世界城市功能的区域。
四生态涵养发展区策应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举措
1．通过多种途径继续强化环境建设
一个更加绿色的郊区既是保证北京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区域，也是北京市民休闲游憩的理想空间，未来还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环境支撑区域和后备战略空间。要将生态涵养发展区建设成为以生态支撑为主，多种功能相结合的北京世界城市郊区。因此生态涵养发展区应着力提升自然生态承载能力，强化生态建设和水源保护，并分别对深山原始生态系统、浅山农村生态系统和城镇人工生态系统三个子系统的建设进行分类保护和规划。
世界城市的郊区，应该既是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也是生态环境更良好的地区。相比之下，北京郊区的城市化还存在不足，同时远郊区县人口的分散分布对农村生态环境形成较大压力。因此，适度提高城市化水平、郊区城市化的目标不仅是取得集聚经济的效益，而且通过人口与经济集中分布在新城和重点镇取得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效益。
要在生态涵养发展区普及绿色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将涵养区城市化地区建设成绿色宜居的卫星新城，为此可以开展绿色生活（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的集成示范，试点建设低碳生活示范区。以太阳能、生物质能的商品化应用为突破口，提高可再生清洁能源在本地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在新城提高天然气普及率，在农村提高生物质能源使用率，提高集中供暖的比率。在生活废弃物处理上推行城乡垃圾分类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加大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和处理率。
2．发展高端都市农业
都市农业这一概念最早是1935年由日本学者青鹿四郎提出的，它是指与城市融为一体的农业生产类型，目的是满足城市建设和人民现代生活多种需求与生态环境优化。1977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艾伦尼斯发表了《日本农业模式》一文，正式提出了UrbanAgriculture的概念，是紧密依托城市并服务于城市，集约经营，具有多元化功能和明显的“城市性”特征的现代农业产业。据统计，2008年北京市农业总产值只有北京市经济总量的2.9%，产业贡献率更是降低为0.1%，但这并不能抹煞其价值。都市农业的多重价值不仅表现在生产领域，更多地表现在其生态服务价值、人文景观价值和越来越凸显的休闲体验价值。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都市农业的发展实现了农业和农村在城市社会中的价值。据测算，2008年北京市城郊农业总价值估值量为1101亿元，其中直接经济价值为347亿元，间接经济价值为754亿元，高达68%。
世界城市汇聚各类高级生产业，其就业人口对食品安全和品质有着较高的要求，对这一需求满足的程度短期看关系城市的吸引力，长期看会影响高级生产业就业人口的稳定性。发展现代都市农业是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第一产业优化升级的主要着力点，这一地区有着较好的都市农业发展基础，并涌现出了小汤山蔬菜、平谷大桃等高品质农产品品牌，但目前尚无区县将农业放到对接世界城市建设的高度上来考量。生态涵养发展区应着力引导农业生产高端化、功能多样化，提高农民素质，强化城乡三次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以现代工业理念提升都市农业产业化水平，以特色农业的发展促进二、三产业的升级。
3．提高宜居水平，吸引高端人口
世界城市在宜居方面的总体表现往往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源的高度集聚在医疗、教育、文化等服务供应方面表现出高水准；另一方面也由于人类活动的集聚而导致住房、交通、环境质量等城市生活方面出现低品质状况。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出现的“逆城市化”虽然成因复杂，但中心城区的宜居水平下降是不可否认的因素。据统计，在世界主要城市中，北京建成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160人，仅次于纽约位列第二。而根据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北京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195人。人口密度最高的首都功能核心区（新东城、新西城）为每平方公里23407人，城市功能拓展区（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为每平方公里7551人，城市发展新区（昌平、通州、顺义、房山、大兴）为每平方公里959人，生态涵养发展区为每平方公里213人。虽然有着严格的人口调控措施，但北京的人口规模仍在不断攀升，随着人口在主城区的过度聚集，未来真正代表北京宜居水平的地区可能就是生态涵养区。
近年来兴起的城市便利论认为城市中各种便利性及高质量生活吸引了创意阶层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集中从而导致了城市的发展。这种理论认为，存在于各种地理尺度上的城市便利性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影响人们的居住区位选择、企业的生产决策以及经济主体在当地的决策。高便利性和高城市生活质量并不能直接驱动城市发展，而是通过吸引能够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劳动力从而间接地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宜居的环境可以作为一种城市硬件资源吸引高层次人才选择北京作为其职业生涯驻地，生态涵养发展区可以通过构建吸引高层次人才居住的宜居区来对接世界城市建设。前提条件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郊之间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这其中交通又是先导。交通不仅是发展着的区域结构的联系方式，而且也促成了区域形态的形成。作为一种针对长期形成的中心城偏向的纠偏措施，北京市政府对郊区的投资比例已有多年超过了城区。2011年投向郊区的市级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85亿元，郊区的投资比例达到55.3%，连续7年超过城区。生态涵养发展区面临着较好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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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态势篇5
关键词：全球经济；现状；走势
引言：
目前，全球经济已经逐渐恢复，但是存在的威胁还是不容忽视的。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仍不稳定，但应该不会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仍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则相对宽松。在内忧外患的国际形势下，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增大，外需也严重紧缺，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增大，经济形势令人担忧。
一、世界经济呈现出复苏的态势，但是仍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的态势
截至2012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形势再度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美国经济复苏的后劲严重不足，日本经济出现停滞现象，欧元区经济严重受制于世界形势，连续出现负增长，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都放慢了增长的步伐。2010年世界经济在政策的支持和刺激下快速回升，但是自2012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但是相较于以前，投资和私人消费在经济中的推动力不断增强，这些都表明经济增长对政策的依赖作用减弱，经济复苏的根基较为稳固。
目前，美国经济增长态势喜人，房地产市场打破市场泡沫，呈现回升态势，就业率增加，失业率不断下降，国内就业形势趋于乐观，美联储实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不断朝着好的态势发展。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方面的压力，但是由于国内实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扩大政府的公共投资，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政府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日元适度贬值，增加了经济增长的砝码。欧元区经济复苏仍存在相当难度，目前欧元区的债务危机逐渐缓解，金融市场对经济复苏的信心加强，但是欧元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仍不稳定，失业率逐渐增加，负资产状况严重，经济发展瓶颈难以突破。新兴经济增长体受国际市场的影响较大，外贸出口严重不足、国内市场疲软，这些都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主要国家已经加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改变了经济发展方向，采取积极政策扩大内需，希望借此改变经济增长颓势，促进经济快速增长。[1]
纵观全球，世界经济形势仍然相当严峻，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较多，下行风险仍不容忽视。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世界经济将在2012年的基础上小幅增长，发达国家的增长幅度约为1.4%，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经济增幅将达5.5%。
二、世界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是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
年初以来，在世界经济出现回暖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形势明显好转。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创历史新高，日经指数刷新4年半高位纪录，欧洲股市亦温和上涨，投资者风险偏好明显上升。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上涨，西班牙、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较去年7月份高点大幅下跌，与德国国债收益率之差分别缩小2.9和2.2个百分点。虽然近期塞浦路斯爆发银行业危机，但欧洲金融市场抗冲击能力明显增强，金融形势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国际汇市总体平稳，虽然近期日元贬值和美元汇率趋于走强，但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兑美元汇率有升有贬，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和墨西哥比索分别升值0.8%、3%和4%，韩元和俄罗斯卢布则贬值5%和1%。
同时，应当看到，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金融市场缺乏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美国财政悬崖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欧元区重债国银行资产负债表持续恶化，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仍存在债务违约风险，塞浦路斯危机的后续影响有待观察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投资者信心和金融市场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再度出现动荡的可能性仍然较大。
三、大宗商品价格仍将高位震荡，但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供求关系仍是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基本因素。一方面，在世界经济总体趋向复苏的背景下，国际市场原油、铜、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供求关系总体上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大宗商品价格将处于高位；另一方面，美国页岩气革命导致其原油进口需求增速明显下降，新兴经济体调整产业结构和推动经济转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铁矿石、铜、铝等矿产资源的需求。但总体看，今年原油等能矿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可能性不大，个别产品价格甚至可能出现小幅回落。世界银行预测，在不考虑地缘政治冲突、严重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2013年原油价格指数将下降2.6%，金属类产品价格指数上升1.3%，农产品价格指数则下降0.1%。由于大宗商品价格金融属性不断增强，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美元汇率走势以及突发事件等因素引发的市场投机趋向，将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在短期出现大幅震荡。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金融市场仍有可能出现波动，一方面，发达国家继续扩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规模，主要货币汇率走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中东、东亚等热点地区局势依然不稳，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出现较大波动的可能性难以排除。[2]
四、发达国家财政政策总体仍将趋紧，货币政策可望继续宽松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率仍在上升。欧盟最新统计，2012年第三季度，欧元区和欧盟27国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比率较上年同期分别从86.8%和81.5%升至90%和85.1%。据IMF数据，2012年美国和日本政府债务总额相当于GDP的1.07倍和2.36倍。为降低公共债务负担、维持财政的可持续性，美欧仍将继续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日本虽然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但在中长期仍将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社会福利开支等方式稳固财政。
在经济复苏总体乏力、财政政策难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支撑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只能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根据目前形势判断，美联储仍将继续实施低利率政策，近期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不大。欧央行在继续承诺无限量购债的同时，可能再度降息以支持经济增长。日央行也会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以努力摆脱通货紧缩的状况。
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
当前发达国家工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旺和生产能力过剩，发展中国家则迫切需要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面临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出路，因此相互间的联系会更加密切，同时为了保护贸易，也会出现相应的维护和引导的组织。[3]
1.各国对外贸的依存度不断增加
对外贸易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程度。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加强技术交流与创新，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都在不断提高。一般情况下，外向型，小国依存度大；自主型，大国依存度小。
2.区域经济一体化
出现了诸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一体化组织。在确保平等与合作的基础上互利互惠，在很多领域上相互合作和支援，成员国之间共同促进本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的发展。
3.跨国公司是国际贸易的主渠道
在国际贸易中，传统的竞争手段是价格竞争。而今，由于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耐用消费品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增大，跨国公司通过高质量和性能的产品以及优良的售后服务将更能争取到国家市场地位。
4.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增长
世界贸易的蓬勃发展，使得一个新的行业――国际服务贸易迅速成长起来。国际服务贸易是指国际间服务的输入和输出的一种贸易方式。贸易一方向另一方提供服务并获得收入的过程称为服务出口或服务输出，购买他人服务的一方称为服务进口或服务输入。
5.电子商务应用广泛
电子商务是指利用简单、快捷、低成本的电子通信方式，买卖双方不谋面地进行的各种商业和贸易活动。电子商务减少人力、物力，降低了成本，大大提高了贸易的效率；电子商务的全球性和开放性，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商机。
六、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世界经济缓慢复苏态势短期内难以改变，我国出口增长仍将受到外需不足的制约；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还将层出不穷，对相关产品的出口带来不利影响。发达国家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全球流动性充裕，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可能吸引短期资本大量流入。由于世界经济复苏依然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跨境资本流向也可能出现反复，对我国跨境资本管理带来较大压力。[4]
在国际经济环境仍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国既要立足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要努力保持出口平稳增长，继续扩大我国出口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当前，一是要继续稳定促进出口的各项政策措施，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努力改善出口企业的经营环境。二是要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和”走出去”步伐，通过深化区域合作和扩大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和工程承包，积极促进出口。三是要完善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位一体应对贸易摩擦机制，维护我国企业正当权益。四是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妥善应对输入型通胀压力，继续做好控制物价上涨工作。
参考文献：
[1]刘玉成，童光荣.世界经济失衡与资本失衡：基于《资本论》的视角[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04）
[2]刘航，赵景峰，吴航.国际经济合作思想及其对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启示[J].经济学家.2012（06）
世界经济态势篇6
论文摘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深化。同时，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又进一步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动荡。20世纪末发生了科索沃战争，新世纪伊始又引发了阿富汗战火，现在巴以冲突又愈演愈烈。而这些事件都是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多极化趋势深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就使人们不得不认真地思考，思考这样一个关系全人类命运和世界文明走向的重大课题——全球化、多极化与和平、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全球化、多极化是否有利于把人类引向和平与发展?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一些探讨。
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化”一词成为国际社会应用最普遍的概念之一。所谓全球化，主要指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系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逐渐消除各种壁垒和阻碍，以至于国别经济和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纳入一个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关联性和依赖性也由此增强。经济全球化包括信息全球化、市场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等等，其核心是资本和金融市场全球化。
以经济全球化为主流的全球化趋势在今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它决不是始于今天。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它就已开始了自己的历程，只不过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现象更加突出及其趋势大大加强而已。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世界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所以说，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发端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时．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开始了它的又一轮加速发展的进程。经济全球化也就成为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那么，为什么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向世人显示出它的汹涌澎湃之势呢?
因为这一时期，世界的潮流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轨道．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首先，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苏美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相互对抗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个世界力量中心和地区力量中心，各力量中心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形成了多层次、相互交叉、变化频繁的复杂组合。战争已不再是世界主要大国相互间取得自己利益的有效手段，经济科技已确立了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导地位，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有意愿、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这样，由于美苏争霸而酿成世界大战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世界大战的可以避免性虽然并不表明天下完全太平，但毕竟提供了一个总体上和平的国际环境。可以使其他国家更着重于发展自身，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加速自身的经济发展上。
其次资本主义侵略、掠夺的本性决定了其必然要对外扩张，但各国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等迫使它不得不放弃旧的用裸的战争手段去进行扩张的做法，而采用新的殖民主义方法。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发达国家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以促进发展的名义，通过合作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手段及文化交流等其他手段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控制，并输出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强烈地增长着的扩张本性迫使其不断强化和扩展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以经济交流为核心的全方位的交流，从而促使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步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时代。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背景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扩张的要求。
再次，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又迫切需要利用资本主义所取得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以便于凸现其自身优势，发挥“后发效应”，而这一目的只有通过相互问的交流、接触与合作才可能实现。这种交流与合作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凭着互利发展的愿望才可能进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就为这种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种良好的时代环境。正是在这种适宜的环境下，不同类型国家间的交流、接触、合作越来越深入，从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因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和平与发展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二、多极化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内在要求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东欧的解体，世界格局开始走向多极化。虽然这一进程异常艰难复杂，但这一趋势却是不可逆转。这是由新旧世界格局转换的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所决定的。多极化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首先，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不同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新时期。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从而确立了正确的时代观。邓小平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一方面，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不仅不得人心，而且愈加力不从心。80年代以来，包括苏美两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对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反对超级大国军备竞赛、反对战争的群众运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左右、影响世界的能力在日益减弱。另一方面，广大第三世界的日益崛起壮大了世界的和平力量。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他们成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所以，邓小平得出结论：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既是世界战略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又是90年代以来新旧世界格局转换的时代背景，为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提供了良好的时代条件。
其次，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以及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使不少国家和地区利用苏美争霸的空隙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一极，给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以巨大的物质驱动。
随着日本、西欧的异军突起，在世界经济领域，已呈现出美国、西欧、日本的三足鼎立之势。美国凭借战后初期以绝对优势而建立的经济霸权，随着美元地位的下降和失去对世界石油的控制而丧失，美国控制世界经济事务的能力日益减弱。同时欧、日要同美国分享权力，享受平等地位，美国与欧、日的贸易战频繁发生。这就使得世界经济权力中心由美国独占逐渐向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中心转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实力雄厚，而北美、东亚和第三世界等区域集团的经济实力也不容忽视，他们都将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极，世界经济权力中心已由美国独占走向多极。经济上的多极化必然会进一步推动政治上的多极化。
再次，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背景下，各种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及国家集团日趋活跃，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的多极化进程。如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上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国际组织，在解决地区冲突、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全球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在增强，许多区域性组织和国家集团的积极影响和作用都在提高。如东盟以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政治安全保障为宗旨，作用不断扩大，地位明显升高；再如，非洲统一组织在加强非洲国家团结与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国际组织和国家集团的发展中，洲际问的合作不断加强，涌现了许多跨洲际的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如亚太经合组织、亚欧首脑会议等。各种国际和区域性组织及国家集团的空前活跃，既是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具体体现，又对多极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全球化、多极化推动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现在世界虽然仍很不太平，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荡，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多极化趋势的日益深化，整个世界也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因素。首先，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使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和经济联合的程度日益加深。
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趋势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了它的进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深化，造成了商品、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跨国公司的发展，将整个世界联成一体。这一切使各国之间相互渗透，交往、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这种局面下，没有哪个国家能长久地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与世隔绝地谋求自己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一旦某些国家和地区发生经济危机，不仅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发达国家也难以置身其外。因此，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性的合作。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应本着责任与风险共担的精神，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全球化带来的人类共同利益的扩大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还面临许多超越国别和社会制度的全球性的共同问题。如人口增长，粮食、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与世界各国有关并且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或进一步恶化。不仅影响各国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而动荡的国际局势不仅不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甚至会使之进一步恶化。所以，各国本着从整个人类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彼此尽可能地搁置争端、冲突和私利，从而为通过磋商、谈判等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这种共同利益的强化也必然会加强人们追求和平的心理愿望，成为制约大规模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将会促进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再次。多极化趋势下的大国经济实力均衡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当今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表明，由于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世界力量对比格局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当今世界大国经济实力绝对优势已经丧失。而日本、西欧的实力却大大增强。日本现在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而且日本在许多科技领域都已经超过美国。欧元区的建立及欧元的流通表明欧洲各国在一体化的道路上又踏出了坚实的一步。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欧盟各国的经济实力。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经济实力，虽然现在在经济上已跌入谷底，无法与美国抗衡，但俄罗斯依旧是一个军事和文化大国。仍然有重大的国际影响力，以发展的眼光视之，由于具有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教育与科技基础．一旦政治稳定、经济理顺之后，必将重振大国雄风。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加速发展的进程中，综合实力也在不断增强，也是不可忽视的。这种经济多极化趋势下的大国经济实力均衡化。虽然加深了大国间的矛盾，但也对矛盾的激化起着抑制作用，总体来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最后，多极化趋势下大国关系的新变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