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6篇)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篇1
关键词：文化渊源东西方跨文化交流
1.东西方文化渊源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而且这些文深深地影响了一个国家，更确切地讲，虽然很多国家的具体文化不同但是他们的文化具有相同的文化来源。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简单地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块来研究，东方文化主要来源于长江-黄河流域文化和印度流域文化。东方文化的特点在于浓郁的怀旧思想，浓厚的神秘色彩以及重感性轻理性。然而西方文化主要来源于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化的特点在于对人的尊重，对个人自由，独立，平等的追求和强调个性的表现。由此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来源的不同造成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特点。
2.文化来源引起的东西方差异
文化来源的不同引起了众多的差异，而了解这些差异对于成功的跨文化交流具有极大的作用。在此，我们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差异：社会行为，工作习惯，时间观念。所有的相互影响和互动的行为都是一种社会行为，其中思维方式就是一种社会行为，东方文化强调曲线性思维方式，西方强调直线性思维方式，这种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就来源于文化来源的差异。东西方的公司员工在思维方式，交流习惯，工作方式上都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对这些差异处理不好，在工作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摩擦和误解，这就会影响到同事之间的关系，公司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天，美国总部派来的项目负责人‘Frank’想要听项目进展报告，小李就带来了厚厚的一叠项目文件和内容丰富的演示文稿，准备进行精彩的讲解，但是在这过程中，小李不断地被打断。Frank想要小李讲解重要的部分并且给出直接的建议，显然他对小李的讲解很不满意”。在这个例子中双方都没错，只是作为中国人的小李想要尽可能充分地详细地解释与项目相关的信息，这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特点。然而，Frank的讲话方式也符合西方的文化特点。正是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两个人交流过程中的不愉快。东方传统的农业文化和西方的工业文化在时间观念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和农业是传统中国文化构建和形成的基础。他们认为时间是个循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经历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就会回到原点，循环的时间观念强调重复和标准化，比如昼夜交替，四季循环等。由于缺乏线性时间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观念不是很强。相比之下，西方人具有积极，敏感，准确的时间观念，在西方的哲学史上，有关于时间的纯理论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说过一句名言“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所以西方的思想强调时间的不确定性。与东方社会相比，西方社会很少受过去事情的影响，整个社会在单向时间的影响下迅速变化和创新，但是，同时人们也面临着时间的压迫和紧张的人际关系的压力。由此可见东西方文化来源的不同引起的东西方的差异。
3.这些差异对于跨文化交流的具体影响
跨文化交流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文化差异引起的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以及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交流失败的原因。这些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日常生活，跨国公司的管理，国际商务谈判。在日常生活方面，有很多跨文化交流的例子，“一位意大利的项目经理来到中国的分公司考查，中方派了一名助理全天陪伴这位经理，这位助理尽心尽力，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融洽”。其实问题在于，这位助理的全天陪伴让她没有了个人空间。在跨国公司的管理方面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上海一家非常有名的国有企业，大部分的员工都是上海人，公司采取的是传统的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但是不久后这家公司与一家外企合并，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和以前大不一样，起初员工们都有些不习惯，但是慢慢的大家都适应了，生产效率确实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这里的问题在于，员工们并不了解西方的企业文化，如果他们在此之前对西方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方式有所了解，他们就不会不习惯了。随着商业全球化的发展，在商务活动中，文化多样性的程度在不断增长。所以文化差异将不仅影响谈判双方对于各种行为的解释，还将影响谈判双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无意识地将这些东西带到谈判桌上，所以是它们使得谈判变的复杂。由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文化方面存在差异，所以他们需要采取不同的谈判风格和技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文化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作为一个外语学习者或者说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关注其他国家的文化，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的学习也是很有帮助的。（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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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篇2
关键词：海南省；经济差异；GDP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1
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国内外相关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是近年来我国区域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致力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1]。海南省作为中国最南端的海岛型省份、最大的经济特区，研究其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对海南经济高效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国际旅游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海南省概况
海南省位于中国最南端，地处热带，与广东省隔海相望，位于东经108°37′～111°05′，北纬3°30′～20°18′。于1988年建省，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小，海洋面积最大的省。海南省陆地总面积3.54万平方千米，其中海南岛面积约为3.39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60.2%。海南省属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23～25℃，年均降水量1639毫米。海南岛四周低平，中间高耸，山地、丘陵、台地、平原构成环形层状地貌。全省总人口为867.15万人（2010年），2011年海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完成2515.29亿元，比上年增长12.0%，高于全国GDP增速2.8个百分点。
二、海南省区域经济差异变化分析
海南省的行政区域包括海南岛和三沙市，地级市三个，分别是海口市、三亚市和三沙市，县级市（县）16个。本次研究将海南省划分为三个区域，东部为海口市、三亚市、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和陵水县；中部为五指山市、定安县、屯昌县、琼中县、保亭县和白沙县；西部为儋州市、东方市、澄迈县、临高县、乐东县和昌江县。2012年成立的三沙市本次不纳入研究。
区域经济差异时间特征用标准差（属于绝对差异）和变异系数分析（衡量单位或平均数不同时数据的离散程度，属于相对差异）。2006年海南省东中西部区域的GDP标准差为286.76，变异系数为1.43；2011年分别增长为529.73，1.22；分别增长1.85倍和1.17倍。说明随着经济发展，2006～2011年间海南省东中西部之间经济差异不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在逐渐扩大。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空间特征用相对发展率指数分析[1]。相对发展率指数=（Y2i-Y1i）/（Y2-Y1），Y2i、Y1i分别为第i区域在时间1、2的人均经济指标，Y2、Y1分别为全省在时间1、2的人均经济指标。此处人均经济指标用人均GDP计算。经计算海南省东、中、西部的相对发展率指数如图1所示，2006～2011年间东部最高达0.5809，中部最低为0.0608，西部为0.3583。表明5年来东部经济发展迅速，明显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中部经济发展缓慢；西部经济发展一般。
三、海南省区域经济差异原因分析
海南省区域经济差异主要受自然资源、区位条件和政策因素影响。
自然资源禀赋奠定了海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基本格局。海南省经济中部低、沿海高的空间分布格局是由海南省特殊的自然地理空间格局决定的。海南岛四周低平，中间高耸，环形层状地貌的地形特征明显。中部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地形复杂，耕作条件差，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差，因此农业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相对较少。东部和西部地形以平原和台地为主，毗邻大海、环境优美，境内土壤肥沃、耕作条件好，资源环境承载力强，因此经济发展能力较强，特别是以旅游和旅游地产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迅猛。
区位条件和政策因素是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客观因素[2]。海南岛东部和西部都有交通便利的环岛高速公路、铁路和数目众多的优良港口，东部还拥有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和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并于2010年开通了东环高速铁路。东部和西部都属于沿海地区，拥有风景优美的海岸线，在建设便利的交通设施后，区位优势更加凸显，这对于吸引外来投资和游客具有重大作用。海南省自1988年建省以来，都优先发展东、西部沿海区域。目前海南省已通过国家审核并公告的省级以上开发区共有9个（部级4个，省级5个），其中东部6个，西部3个，中部0个。
四、结论
1.2006～2011年间海南省东、中、西部之间经济差异不论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在逐渐扩大；2.5年来东部经济发展迅速，明显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中部经济发展缓慢；西部经济发展一般；3.自然资源禀赋奠定了海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基本格局，区位条件和政策因素是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客观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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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篇3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地区经济收敛性；市场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2）12-0078-05
StudyonRegionalEconomicConvergenceandItsInfluencingFactorsintheContextoftheGrandWesternDevelopmentProgram
——FromtheMarketHeterogeneityPerspective
LIYu，HEYue
（SchoolofEconomics，SouthwestUniversityofFinanceEconomics，Chengdu611130）
Abstract：Takingtradeopenness，marketizationandurbanizationrateasthemeasuresofmarketheterogeneity，usingtheweightedvariabilityindexandpaneldatamodel，itempiricallyanalyzedtheregionaleconomicdisparityinthecontextofChina′sGrandWesternDevelopmentProgram.Resultshowsthat：firstly，theeconomicdisparityhasbeenbecomingnarrowingamongtheprovincesineasternandcentralChina，whileexpandinginwesternChinaandinsignificantlynarrowingforthewholecountry；secondly，physicalcapital，humancapital，tradeopenness，urbanizationandmarketizationsignificantlypromotedtheeconomicgrowthineasternChinaandthewholecountry，butonlyphysicalcapitalandmarketizationpromotedeconomicgrowthincentralandwesternChina，theimpactofhumancapital，tradeopennessandurbanizationtoeconomicgrowthwasnotsignificantinthesetworegions，whichmaybetheurgentconsiderationofthedevelopmentstrategyinfuture.
Keywords：thegrandwesterndevelopmentprogram；regionaleconomicconvergence；marketheterogeneity
一、引言
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在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假设下，如果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且国际技术扩散成为可能，每个国家在人均产出上都会收敛于共同的稳态，并且落后国家会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增长①
，从而实现向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然而，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以Romer[1]和Lucas[2]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知识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作用，边际报酬会表现为递增或者不变，那么知识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的国家的增长速度就会越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将长期存在，并形成“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的局面。Krugman的积聚经济理论[3]也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新的企业会选择经济规模较大和市场范围更广的地区，因而富裕的地区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而落后地区则相反。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难免使人们雾里看花，难得其究竟。对于地区经济而言，特别是对西部大开发后的我国地区经济而言，收敛存在吗？如果存在收敛，收敛的机制是什么？如果不存在收敛，对西部地区而言，如何才能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而谋求更高的生活水平？本文将在对不同的收敛理论和收敛检验的归纳后，从市场异质性视角分析西部大开发后我国地区经济的敛散性，并考察不同市场异质性变量对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对收敛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Abramovitz[4]和Baumol[5]，经过大量学者的丰富和完善，对收敛问题的研究已逐渐成熟。就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而言，收敛假说主要包括三个概念：σ收敛，β收敛、俱乐部收敛。
σ收敛主要是基于人均GDP截面数据方差的时间变化，通常用第i期地区人均GDP方差与基期地区人均GDP方差的比值来度量。如果地区人均GDP的方差越小，收敛就越强。为了避免因基数的增大而掩盖地区差距变小的影响从而得出有偏的结论，通常使用各期的样本总人均GDP对其进行加权。
β收敛是由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推导产生的，是初始人均GDP的函数[6]。在边际报酬递减假设下，落后地区会以快于发达地区的增长速度实现人均GDP意义上的收敛，它包含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绝对收敛是指不同地区的人均GDP会在长期内无条件地趋于收敛。它认为区域经济收敛与否只与各地区的初始人均GDP水平相关，而与地区间的结构差异无关，如果β为负值，表明地区经济增长率与初始人均GDP水平负相关，从而有助于经济收敛。条件收敛是指在偏好、技术、产业组织形式、人力资本、人口增长率和政府政策等结构特征Abramovitz将其概括为“社会力”（SocialCapability）。相似的国家之间会无条件地趋于收敛。它加入了一组结构控制变量，表明只要各地区的结构特征是相似的，人均GDP的差异就只是暂时的，人均GDP水平最终会趋于相同的稳态水平。条件收敛是绝对收敛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与绝对收敛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条件收敛认为在“社会力”不相似的国家之间是不会趋于收敛的。
俱乐部收敛是指，只要初始条件（如初始人均GDP水平）相似的地区具备相似的“社会力”，那么就一定会收敛于同一水平的俱乐部。由于地区间的初始条件并不完全一致，因而收敛俱乐部并不是唯一的，可能表现为多个不同水平的收敛俱乐部。
近年来，研究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文献繁多，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刘生龙、张捷在空间经济视角下对中国1985～2007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中国地区经济长期存在绝对β收敛，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均存在条件β收敛，因而国家有必要实施地区倾斜政策和补偿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创造向东部地区收敛的条件[7]。陈安平、李国平[8]，张焕明[9]，石风光、李宗植[10]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后我国东西部差距的影响情况还不甚明朗，但是较多研究认为目前西部大开发没有缩小我国东西部差距，但西部与中部的差距没有扩大，而是具有共同的增长趋势，即表现为东部和中西部发散，而中部和西部之间既未发散也未收敛[11]。
文献中从市场角度分析我国西部大开发后地区经济敛散性的文献相对较少。市场开放度方面，Buckley等人认为东西部地区不同的FDI引资水平扩大了地区差距，富裕地区的优势会因此而逐步加强[12]。Zhang的研究认为，区域间不公平的生产要素分配和不同的开放程度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区域差距的扩大，因为沿海地区因更有利的地理位置和更优惠的政策获得了更多的国内外投资和对外贸易，加剧了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差距[13]。朱晶、腾瑜认为扩大落后地区的贸易开放度有助于促进地区间非农收入的收敛，进而促进地区经济的收敛[14]。市场化程度方面，Chen，Feng对中国29个省市区1978～1989年数据的分析发现，民营与半民营企业、教育和国际贸易促进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而高生育率、高通胀和国有企业却起着相反的作用[15]。Lin对中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分析发现，资源在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表现存在关键作用，私人投资份额对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而国营企业的作用则相反[16]。陆云航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认为非国有化水平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我国中西部地区有必要在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保护私有产权，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和融资环境，鼓励私人投资，并加大国企改革力度，提高竞争程度，进而活跃中西部地区经济，增强发展后劲[17]。城市化方面，Demurger运用中国1985～1998年数据发现，城市化水平高的中国省区增长也快[18]。王小鲁、樊纲也指出，东西部的收入差距突出表现为东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而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尽快向非农产业转移，而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和农村工业化将对此形成强大的推动作用。在农村工业化方面，中西部的发展程度远低于东部[19]。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有一部分文献从市场异质性角度分析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差距，但是专门针对西部大开发后市场异质性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的文献则不足。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随后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的相继实施，国家加大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分布格局也会产生一定的政策影响，因而我们有必要对西部大开发后我国地区经济差距进行有针对性的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尝试以市场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等三个变量作为市场异质性的指示变量，分析市场异质性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对我国地区经济敛散性的影响，并做出简要结论。
三、模型、变量和数据
（一）模型与变量
本文借鉴Barro和Sala-i-Martin所提出的条件β收敛的思路，分析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差距的变化趋势，条件β收敛方程如下：
gi=γlnyi，0+βxi，0+ui，t（1）
其中，gi表示经济体i在考察时期内的人均GDP增长率的平均值；lnyi，0表示经济体i在考察期期初的人均收入水平；γ、β均为回归参数；xi，0表示一组控制变量在考察期初的平均值，这些变量分别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lnk，人均人力资本存量lnh，以及市场异质性的三个方面：市场开放度open，市场化程度mindex，城市化水平urban。
为了进一步分析我国的市场异质性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程度，需要构建面板数据对各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模，面板数据估计模型如下：
lnyi，t=βi，txi，t+αi+ηt+εi，t（2）
式中，lnyi，t表示各地区在第t期的人均GDP的对数值；xi，t所指代的变量为式（1）中的控制变量第i省区的lnk，lnh，open，mindex，urban在时期t的值。本文重点关注三个市场异质性变量；αi和ηt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二）数据
本文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东部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11省市；中部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南、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等8省；西部包括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宁夏、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广西等11省区由于自治区的部分数据不全，本文没有将其纳入分析范围。。gi以不同省市区在不同时期内的人均GDP的增长率指代；参照Hall和Jones的做法，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永续盘存法的计算公式为，其经济含义为当年资本存量等于上一年净资本存量（1-δ）Kt-1（δ为折旧率，取为6%，下同）与当年的新增投资（It）之和。本文所采用的初始年份是1998年，采用Hall和Jones（1999）的方法模拟1998年的物质资本存量，即Ki98=It98/（gi+δ），其中g′是各省区1998～2010年间物质资本投资的年均几何增长率。计算这一时期不同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并在此基础上除以各省区不同时期的年末人口数从而得到各地区人均物质资本存量[20]；借鉴Hall和Jones的方法，采用Mincer公式（Mincerianreturntoschooling）计算各省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假设人力资本提高劳动力的效率，因此，人力资本存量为：Hi=eφ（Ei）Li，其中φ（Ei），是分段线性形式，Ei为不同层次的受教育年限，Li为就业人数。结合陈晓（2009）对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总结[22]，本文确定各个层次的受教育年限为：文盲半文盲为1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及以上为16年。由于我国尚未提供公认的教育回报率数据，本文借鉴Hossain的测算结果[23]，受教育年限小于等于6年时教育回报率为0.144，6至12年时为0.129，大于12年时为0.113，据此计算出加权的人力资本存量。，然后除以各省区的就业人数，其中，各地区就业人数以及分地区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构成数据取自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市场开放度以各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占当地GDP的比重指代；市场化程度以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总评分指数表示，这一数据来自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城市化水平以各地区城市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指代，城镇人口数通过总人口数减去乡村人口数而得到，乡村人口数据取自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涵盖1999～201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没有特别说明的变量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涉外数据均以当年汇率中间价换算成人民币，所有数据均使用以1999年为基期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的指数检验法属于一种描述统计方法，对收敛问题的检验主要包括极值差率、加权变异系数、Theil指数，以及基尼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如式（3）所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Williamson于1965年提出的[21]，用于计算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如果该系数随着时间推进而变小，则存在收敛，与σ收敛有一定对应关系。这种计算方法简洁方便，便于直观地发现地区经济之间是收敛还是发散，因而本文采用加权变异系数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
vw=1y∑ni=1[（yi-y）2·NiN]（3）
其中，vw表示加权变异系数，yi表示第i省区的人均GDP，y表示全国或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人均GDP，Ni表示第i省区的总人口，N为全国或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总人口（当y和N的值取为全国时，则vw为全国各省区间的加权变异系数；当取为三大地区时，则vw分别为三大地区各自内部省区间的加权变异系数）。如果vw呈上升趋势，则说明地区经济差距在扩大；反之则变小。
从图1的计算结果可知，在西部大开发后，我国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变化情况有一定的相似性，全国各省区之间、我国东部地区内部省区之间、我国中部地区内部省区之间的地区差距均在西部大开发后的五年内的变化幅度较小，而在2003年前后逐渐减小，其中，全国各省区之间的地区差距几乎均高于我国三大地区各自内部省区的地区差距，中部地区各省区经济差距最小，全国、东部和中部分别在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开始缩小，其峰值最高分别为0.57，0.38和0.17。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大开发后，我国西部地区内部省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几乎均表现为逐年扩大，从1999至2009年，其加权变异系数从0.22上升至0.49，这种扩大幅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虽然2010年这一系数略有下降，但其持续性仍有待观察，而且2009和2010年这一数值高于全国各省区间的加权变异系数值，因此，西部地区内部省区间逐步扩大的地区差距值得引起广泛关注。
（二）条件β收敛分析
将式（1）回归的结果列于表1，第二列为全国各省区的条件收敛情况，后三列分别为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省区间的条件收敛情况。从表中可知，在控制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化变量后，从全国层面上看，我国各省区呈现出收敛态势，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控制变量中显示全国各省区在物质资本存量上存在显著的收敛，其他方面并不显著，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也不高，说明我国在全国层面上的收敛情况不理想。分地区来看，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内部省区间在人均收入方面存在明显的收敛，这也印证了许多研究所发现的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俱乐部收敛的结论，但东部地区的收敛主要来自于物质资本、对外开放度和城市化程度的收敛，而中部地区收敛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城市化水平的趋同。就西部地区而言，初始收入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我国西部地区内部省区之间并不存在收敛，反而呈现出地区差距逐年扩大的趋势，这一结论和本文的描述统计分析的发现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内部省区间差距逐渐扩大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人均人力资本存量的逐年扩大，而在人均物质资本、对外开放度、城市化和市场化程度方面均显著收敛。从模型整体设定而言，分地区估计模型的拟合优度均在0.98以上，F统计量极为显著，而且DW统计量均接近于2，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问题，表明分地区估计的效果更好。
（三）面板数据分析
面板数据估计主要包含固定效应、随机效应等方法，由于固定效应模型允许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相关，因而通常来说固定效应模型更加适合，为准确起见，本文首先进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然后通过Hausman检验对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选择，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成立，即个体效应与所有解释变量不相关。从表2可知，全国、中部和西部的模型中的Hausman检验p值均接近为0，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强烈拒绝个体效应与所有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因而在这几个模型中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而东部地区的Hausman检验结果支持原假设，本文采用随机效应估计方法。
从表2可知，从全国层面来说，人均物质资本存量、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对外开放度、城市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对人均收入的增长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各地区的影响却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上述变量对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除了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和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对外开放度和城市化程度对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而且这种显著性程度由中部向西部递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西部大开发十余年来，促进我国西部地区发展的主要在于物质资本投资的增加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在人力资本培育、对外开放和城市化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并不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显现，而且这一特点也适用于我国中部地区。模型设定上，调整后的拟合优度都达到0.97以上，F检验的p值也非常显著，说明模型解释力较强。
五、结论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西部大开发后，我国各省区之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内部省区间的经济差距在减小，只是在全国层面上这种缩小趋势不太显著，但我国西部地区内部省区间的差距在逐年扩大。而在促进我国各地区内部省区间的收敛或发散的因素方面，各地区也有所不同：东部地区内部省区的收敛主要取决于物质资本存量和市场开放度的收敛，中部地区内部省区的收敛主要取决于城市化的收敛，而西部地区内部省区的发散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发散。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市场异质性的三个方面对全国和东部地区都具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言，只有物质资本和市场化程度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显著，而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和城市化在这一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并没有很好地显现。这一结论表明，西部大开发和随后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式主要为物质资本投资，而包括教育和医疗在内的人力资本培育、更完善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或许是我国今后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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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篇4
体育文化的研究在中国体育理论界一向并不缺乏，甚至成为持续的热点，中西体育文化的研究更是热点中的热点。以中西体育文化差异比较为基础，研究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问题，是目前体育界运用得最多的理论和方法”[1]。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原因，此一论题近年更是炙手可热，可见人文奥运”文化奥运”的理念深入人心。《体育学刊》2007年14卷第2期刊发署名为万义、白晋湘的《对‘中西体育文化差异论’的质疑》（以下简称《对》文）一文，在众声喧哗中发出质疑之论，给人以清新之感。然仔细研读，方知此论新则新矣，失之偏颇处也颇多。
1《对》文不顾及母文化的研究成果，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文化是人类一种亘古恒久的社会现象，多年来人们给文化下过数百个不同的定义，不同时期其含义也有所变化。体育和宗教、政治、法律等一样，都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构成要素，对此，人们并无置疑。探讨体育文化，探讨中西体育文化就不能脱离其母文化，即世界文化或者东西方文化的研究成果。
有关世界文化的体系，各国学者有过不同的划分。据季羡林的研究，所谓文化体系是指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的文化体系。”[2]世界文化最多被划分为400多个体系，但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英国汤因比，他认为世界文化出现过23到26个文明形态，德国斯宾格勒提出了八大文化体系，即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墨西哥文化[2]。梁漱溟将世界文化划分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季羡林认为有活力的、有影响力的、对人类的生活方式有决定作用的，是四大文化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阿拉伯文化体系、希腊-罗马和欧美文化体系。再简单地分，就可以分为东西方两个体系[2]。中西方文化在任何一种文化体系的划分中几乎都独立占据重要席位，鲜见有各国学者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为一种文化。《对》文视中国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为同一种文化，认为两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认为中西体育文化特征的差异是由于同一种文化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1]，这样的观点显然没有得到中西方体育文化母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在体育文化研究内部自言自语，显然难以反映中西体育文化的全貌，失去了持续生长的土壤。
2《对》文不顾及人类文化的综合性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牵强附会，结论缺乏合理性
人们普遍认同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主要指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设施；广义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3]。文化包括物质设备、精神、语言、社会组织等方面。对文化的结构解剖，有两分说，即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三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有四层次说，即分为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有六大子系统说，即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4]。可见，人类文化确乎是一复杂的综合系统，具有综合性特征，需要人们去进行综合研究。
中国体育文化源远流长，它是指在中华民族整个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身体实践活动所反映出来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等物质、精神产品的总和。从成因来看，中国的地理环境是其自然成因，中国的农耕经济形式是其经济成因，中国的宗法等级制度是其政治成因[5]。
黑格尔语：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5]西方体育文化产生于欧洲，欧洲文化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地区，古希腊、罗马文化是欧洲文明的摇篮。西方文化至少有三种传统，一种是希腊的，一种是罗马的；一种是基督教的，或者我们把它叫做日耳曼的，但不能简单地把基督教等同于日耳曼。”[6]西方体育文化是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追求理想，不断地自我否定、超越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6]。
中西文化是中西两个地域中的人们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产物。由于中西方不同的地理环境、社会生产和历史传统的影响，两种文化在解决同样的矛盾”时所侧重的面不一样，中华民族侧重矛盾的同一性，因而化生出了悠久灿烂的和谐文化精神；西方民族偏向于矛盾的斗争性，于是便演绎成为颇具个性色彩的竞争文化精神[7]。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正确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化规律，但简单地把社会形态理论和世界文化体系进行一一对应，进而推论出其进化顺序、前后优劣，并断言某一种必将为另一种所代替，这样的推论方法以部分元素变化取代事物的整体发展，将人类文化这一复杂的现象做了简单化处理。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该民族在特殊的气候、生态、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存适应策略，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们各自的独创性和不同的历史渊源，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如同生物多样性一样，是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基石，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形成各自有其独立的过程，并不是单一的社会形态更替可以代替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未必能直接转化为文化形态理论，所得出的结论未必可靠。试问《对》文作者，马克思主义以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将人类社会形态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阶段，假如用这一理论来套用东西方体育文化，又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转贴于
3《对》文陷入了迷信西方体育文化的泥潭
近代以来，为应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审视自身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长短利弊。他们的研究视野开阔，涵盖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诸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引领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变革。这一课题没有因中国进入现代社会而终结，更多的人们投入这一研究领域，但由于种种原因，众多研究者常常走入一些思维误区，进化论语境下的二元对立模式”[8]即是其一。
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的救亡图存成为研究者思考一切问题的中心和出发点，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审视西方，明确中国的地位和差距，选择进化目标，探寻进化路径。在这样的背景下，奠定了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西方一开始就处于被学习的先进一方的位置。研究者抽取中国典型落后面与西方典型的先进面进行对比，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主观意向性。《对》文也未能免俗，进入了这一思维误区，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将中西体育文化的比较，由空间维度转变为时间维度，在时间维度上，通过模糊其地域性、民族性和文化个性，将二者进行时间序列的排列”[8]，从而，中西体育文化的比较便转化为世界体育文化系列中古今体育文化的比较，即农业文化之体育文化和工业文化之体育文化的比较。《对》文为了比较效果更加鲜明，甚至不惜任意变动时间区段，将不同时段的东西方体育文化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但是如果把目前的中国传统体育与公元1350年以前的西方体育相比”，如果我们把‘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社会和中世纪以前的西方希腊-罗马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比较”[1]，这样随意变动比较时段，得出的结论又有何意义呢？即使如《对》文不断强调的在远古”自古”中西体育文化之间存在着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又能说明什么呢？如果继续前推，上溯智人、直立人、能人、原人等人类发展阶段，也只能找到全球各地人类有共同的灵长目类人猿祖先而已。也只能如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人类基因组与人类权利宣言》从学术上和政治上宣告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基因组一样，宣告东西方的人们从体育文化上也具有一个共同的基因组，东西方的体育是人类的体育，东西方文化都属于人类的体育文化而已。设若这样的推理是一正确的思路，《对》文作者倒是遗忘了另一个重要的证据：在时间维度的另一端远古”的对面，遥远的未来也可以证明东西方体育文化不仅同根同源，而且极有可能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归宿，当人类的大同世界到来时，国家、民族、文化的界限尽皆消失，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差距也理所当然地归零了。只是这样的结论又有多少意义呢？
其二，《对》文中西体育文化的比较，是一种再造模式”[8]的比较。在时间区段任意转移的情况下，《对》文还对中西体育文化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分割、再造、抽象、甚至想象”[8]，经过如此包装后的中西方体育文化果然变得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俨然成为同一条进化链上的两个环链。如《对》文通过举证中国历史上若干带有宗教巫术色彩的体育活动摆手舞、茅古斯舞、划龙舟、东巴跳、绕三灵”等，得出结论中西方体育在远古都是依附于宗教的一种祭祀礼仪和活动形式”[1]，全然不顾在中国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宗教性的以人为本的文化，它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造就了中国体育文化的非宗教的世俗性”[9]的事实。难道如此人神对立”和人神对话”东西方不同背景下的宗教观下的体育就能如此那么地贴切一致吗？[10]再如《对》文为证明中西体育在远古都是强调群体本位的体育”，祭出东西方古圣先贤的经典语录，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城邦，在本性上则先行于个人和家庭”，更拿出柏拉图《理想国》中表达的一些抽象而不曾实现一天的理想作为例证，只是这种文字上的例证又能说明什么呢？无非是证明了东西方的古圣先贤确实有人类共同的理想，孔子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主张，固然和柏拉图人们应该把所有的于自己的父亲年龄相仿的人当作自己的父亲，把所有于自己儿子年龄相仿的人都当作自己的儿子”的主张比较一致，可是他们的主张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的时间和程度如何呢？这样臆想的对比，又能得出多少合理的结论呢？
其三，《对》文想当然地在赋予西方体育文化现代性的同时，也想当然地赋予了西方体育文化普遍意义的优势地位，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姿态显然直接和体育文化对应了起来，极容易导致民族体育文化的虚无和自卑。西方体育文化固然在当今世界占据优势地位，但中西方体育文化并不是小儿和成年人可以类比，正如中国体育文化急切需要西方体育文化一样，西方体育文化也需要其他地区、其他民族体育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国势的强弱和文化的强弱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而且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迅猛发展，这样的对所谓的西方先进体育文化的迷信也应该随之消亡才是。
4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不应迷茫、自卑
考察我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历程，中国文化一直是在和世界各民族特别是西方文化的论争和交流中发展流变，其论争的主题一直是‘古今中西’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11]。在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时，都绕不开对文化发展的历时性理论和共时性理论的选择取舍和综合运用。历时性理论强调文化的纵向发展，认为人类文化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种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并由此体现出阶段性。尽管各民族的文化发展速度不一，有转贴于
先进和落后的区别，但均需经过同样的阶段。这一文化理论，基于对文化共性的肯定，认为人性同一，各民族所经历的文化路途也应该是同一的。共时性理论由斯宾格勒提出，认为人类只有互不相同的文化，没有普遍性的历史，世界的8个文化体系，在价值上是等价的，无所谓优劣之分，在时间上是同时代的，无所谓先后之分[12]。
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是不同类型文化之间的差异。由于具体历史进程的原因，不同类型的文化又会显现出许多时代性差异的特征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由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因此人们更注意和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时代性差异[13]。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文化以其居高临下之势向全球漫延，抱有唯我独尊的优势感，但其他民族文化并没有消亡。时代性的差异可以通过社会变革和观念变革来迎头赶上，乃至消除。文化类型上的差异则复杂得多，不能用赶上的方法去解决，而且可能永远不能被消除。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篇5
[关键词]气候；物候；文学；古典诗歌；差异性；地域性
文学的地域性是一个客观存在，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无论是中国古典文学还是中国现代文学，无论是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都有其地域性，这一点无须再讨论。那么，文学的地域性又是如何形成的？文学地理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文学的地域性是由文学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造成的，这一点也不需要再讨论。而地理环境是一个大概念，地理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又包括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又包括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灾害等要素，人文环境又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宗教、风俗等要素，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都能对文学构成影响。关于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对文学的影响，人们已经作过一些探讨，而对关于自然环境的各个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探讨得则很不够。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气候对文学的影响。本文认为，文学的地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气候的差异性以及由气候的差异性所导致的物候的差异性造成的，说得更简明一点，就是气候的差异性影响到物候的差异性，物候的差异性影响到文学的地域性。为了把这个问题讨论得深入和集中一些，本文仅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例。
让我们先看看什么是气候和物候。
一、气候与物候的内涵及其特点
气候，就是指“某较长时期内气象要素和天气过程的平均特征和综合统计情况”[1]129。通俗地讲，“就是指整个地球或其中某一个地区一年或一段时期（称为时段）的气象状况的多年特点”[2]33。气候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差异性，一个是地域差异，一个是时代差异。
物候，“是生物受气候诸要素及其他生长因素综合影响的反应”[1]99，用竺可桢先生的话来讲，“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3]14。在大自然中，那些受气候影响而出现的以一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都属于物候现象。物候现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植物（包括农作物）物候，如植物的发芽、展叶、开花、结果、叶变色、落叶，农作物的播种、出苗、开花、吐穗等；二是动物物候，如候鸟、昆虫及其他两栖类动物的迁徙、始鸣、终鸣、冬眠等；三是气象水文现象，如初霜、终霜、初雪、终雪、结冰、解冻等。
“物候现象是各年的天气气候条件的反映”[3]45。气候的特点决定了物候的特点，气候的地域和时代差异导致物候的地域和时代差异。美国著名森林昆虫学家霍普金斯认为，物候有纬度差异、经度差异和高下差异。具体来讲，就是物候每向北移动纬度1°、向东移动经度5°，或向上升400英尺（12192米），植物的阶段发育在春天或初夏将各延期4天，在晚夏和秋天则要提早4天。这个发现被称为“霍普金斯定律”。竺可桢先生参照这一定律，结合中国和世界有关国家的情况，总结出物候学的四大定律，即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物候的纬度差异、经度差异、海拔差异和时段差异。
在明白了气候与物候的内涵及其特点之后，我们再来考察文学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二、文学与气候（物候）的关系
文学与气候（物候）的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关系，也是一种很常见的关系，但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中，有关这一方面的言论却非常少见，至于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论文和著作就更是没有了。据笔者的考察，似乎只有中国6世纪（梁代）的批评家刘勰（约466—约537）和钟嵘（约467—约519）以及法国19世纪的批评家斯达尔夫人（1766—1817）曾经提到过这一问题。例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4]693
694刘勰这里所讲的“春秋”，也就是下文的“四时”（春、夏、秋、冬）的一个简称；他所讲的“阴阳”，则是下文的“阳气”和“阴律”的一个简称。“阴律”就是“阴气”。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云：“阴律，阴气，古代用音律辨别气候，所以也可以用‘阴律’代替‘阴气’。”[5]679这个解释是准确的。在古代汉语中，“阳气”和“阴气”这一对概念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有时候是指气候，有时候则未必。什么时候是指气候呢？这要看具体的语境。一般来讲，当“阳气”和“阴气”并举，又与表示时令或季节的“四时”出现在同一语境的时候，它们就是指气候。如苏浚《气候论》：“晁错曰：扬粤之地，少阴多阳。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阳气常泄；地卑，故阴气常盛。阳气泄，故四时常花，三冬不雪，一岁之暑热过中……阴气盛，故晨昏多露，春夏雨淫，一岁之间，蒸湿过半。”[6]229
230其中“阳气”和“阴气”并举，又与“四时”出现在同一语境，是专门讲岭南地区的气候的，故名之为《气候论》。刘勰上面这段话是说，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春秋代序），气候也在不断地变化（阴阳惨舒）；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物候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物色之动）；随着气候和物候的变化，人的心理也在发生相应的波动（心亦摇焉）。每当阳气萌发的时候，蚂蚁（玄驹）就开始行走；每当阴气凝聚的时候，螳螂（丹鸟）就开始潜伏。小小的虫子尚且受到气候的感召，可见四时气候对于生物的影响是很深的……每年都有相应的物候（岁有其物），每种物候都有不同的样子（物有其容），文学家的情感是随着物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情以物迁），文学作品的语言则是随着情感的变化而变化的（辞以情迁）。这段话就是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
如果说刘勰所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还需要作一番考证与阐释的话，那么钟嵘讲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就可以说是非常明白了。其《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7]1这里的“气”，就是指“气候”。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在讲到钟嵘的这四句话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8]312这个解释也是正确的。需要补充的是，“景物”有两种，一种是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景物，一种是不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景物。前者就是物候，后者则是一般的景物。刘勰所讲的随着阳气萌发而行走的蚂蚁（玄驹）是初春的物候，随着阴气凝聚而潜伏的螳螂（丹鸟）则属于深秋的物候，它们不是一般的景物。钟嵘这里所讲的“物”也是指物候，而不是一般的景物。我们可以联系《诗品·序》中的另一句话来理解：“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7]28这里的“四候”就是指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春风春鸟”、“夏云暑雨”、“秋月秋蝉”、“冬月祁寒”，就是随四季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物候。所以“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四句话更准确的解释应该是这样：气候使物候发生变化，物候又触动人，所以被触发的感情便表现在诗歌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
气候（物候）和文学的关系问题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刘勰和钟嵘都谈到了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但遗憾的是，在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界，自从刘勰和钟嵘讲过这个问题后，似乎再也没有人讲过这个问题了。其原因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无论是刘勰还是钟嵘，他们的主观意图都不在讲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的主观意图是在强调“以少总多”的写作方法，反对“文贵形似”的错误倾向，倡导“物色尽而情有余”的艺术效果，而钟嵘《诗品·序》的主观意图则在探讨五言诗的起源及其创作得失。由于他们的主观意图不在讲气候（物候）对文学的影响，所以后人在解释他们的这几句话时也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在国外，则似乎只有法国19世纪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斯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一书中讲到“北方文学”（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苏格兰等国的文学）与“南方文学”（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文学）之间的差别时说：“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9]146
147“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是指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和中国的刘勰、钟嵘一样，斯达尔夫人对文学与气候之关系的表述也是很简略的，他们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专门的研究。例如，气候是如何影响文学的，它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文学，又影响到文学的哪些方面等等，他们都没有展开必要的论证。
关于气候影响文学的基本途径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讨论，此不赘。本文只讨论气候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具体来讲，就是讨论气候和物候的差异性对古典诗歌的地域性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疆域辽阔，各地所处的纬度和海陆位置不一样，地形也不一样，季风的影响又特别显著，这就使中国各地的气候环境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例如：从热量来看，中国就有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和高原气候区等六个气候带；从降水量来看，中国又可分为湿润区、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和干旱区等四种气候类型。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几个国家的气候环境像中国这样具有如此大的差异性。气候的差异性导致了物候的差异性，气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导致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正是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东西差异、高下差异和古今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地域性，使其呈现出不同的地域色彩。
三、气候（物候）的南北差异与古典诗歌的南北差异
气候的南北差异主要是由各地所处的纬度差异造成的。中国疆域辽阔，从最南端的曾母暗沙（位于北纬3°58′），到最北端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位于北纬53°33′），南北相距约5500多公里，共占纬度49°多。南北距离如此遥远、纬度跨度如此大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就历史时期的疆域来看，虽然各个朝代有所不同，但都可以称得上辽阔。在这个辽阔的疆域内，南北方的气候差异是很大的，例如吉林省安图县的年平均气温只有-73℃度，而西沙群岛的年平均气温却高达264℃，南北两地的年平均气温相差337℃。历史时期的南北气候差异也大体如此。
气候的南北差异影响到物候的南北差异。当北方的哈尔滨一片冰天雪地的时候，南方的广州仍然是鸟语花香。竺可桢讲：“物候是随地而异的现象，南北寒暑不同，同一物候出现的时节可相差很远。”[3]6“物候南方与北方不同。我国疆域辽阔，在唐、宋时代，南北纬度亦相差30余度，物候的差异自然很分明。往来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诗人已可辨别这种差异，至于被放逐到南岭以南的柳宗元、苏轼，他们的诗中，更反映出岭南物候不但和中原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不同了。”[3]24
我们不妨先看看唐代诗人韩愈、白居易写在同一时间、同一城市的两首诗：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韩愈《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10]3864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踏雨曲江头？（白居易《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10]4942
杂花生树，曲江水暖，这是唐代长安（今西安）仲春时节的物候。唐代属于五千年来的第三个气候温暖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从8世纪初至9世纪中期，也就是韩愈、张籍、白居易、柳宗元所生活的唐代中期，长安一带甚至可种柑橘，并且能结果实，可见地处暖温带的关中地区，气候是相当温暖湿润的。在韩愈、白居易写作这两首诗的仲春时节，长安的日平均气温在6℃—11℃左右，正是百花盛开的日子。韩愈被曲江池的千树繁花所陶醉，为白居易不能应约前来而遗憾，而白居易则回答说，他的私家园林的红樱树也开花了，他在园子里同样可以绕花而行。
韩愈、张籍、白居易所处的长安是百花盛开，柳宗元所处的柳州就不是这样了。他的《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写道：“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10]3937百花凋谢，榕叶飘零，春半如秋，与韩愈、白居易笔下的长安迥然不同。这是因为柳州地处南岭以南，属于热带气候。由于南岭山脉挡住了北方南下的寒冷气流，使这里的气候非常温暖，冬季只有三十多天，而夏季则长达二百一十多天。又由于地势北高南低，有利于接受从海洋吹来的暖湿气流，又使这里的气候非常湿润。在这个温暖而湿润的地区，通常只有凉季（11月—2月）、暖季（3月—5月）和暑季（6月—10月）之分，没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别，或者说，干季和雨季的分别比冬季和夏季的分别更为突出。柳州的二月正是凉季，雨过花残，榕叶飘零，是这里常见的物候。所谓“四时皆似夏，一雨便是秋”。柳宗元是北方人，他在长安生活了33年。在他过去的经验里，二月是没有叶落花残的物候的，所以当他在柳州初次看到这种物候时，便感到迷惑不解，甚至产生悲秋之意，异地为官的失落、人在旅途的孤独、思念家乡的情绪等等纷至沓来，然而他的描述却是非常真实的。
气候和物候的南北差异影响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南北差异，进而影响到诗歌的南北差异。我们再看唐人的两首诗：
一阵风来一阵砂，有人行处没人家。黄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见花。（周朴《塞上曲》）[10]7703
越岭向南风景异，人人传说到京城。经冬来往不踏雪，尽在刺桐花下行。（朱庆馀《岭南路》）[10]5866
在中温带的边塞地区，气候寒冷而干燥，黄河冰冻，三春无花，风沙漫天，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故人烟稀少，来这里戍守边疆的将士，终日只能在风沙里艰难地行走。而在亚热带的岭南地区，则气候暖湿，终年无雪，四季皆春，植物繁茂，自然环境十分优越，人们生活得很自在，可以在刺桐花下惬意穿行。可见气候的差异影响到物候的差异，影响到自然环境的差异，也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环境与生存状态的差异，最终影响到诗歌的地域差异。
在中国文学中，体现南北地域差异的作品非常多，评论家们往往言及于此。如况周颐讲：“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11]卷三，57这一段话是由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的相关表述生发而来的，常常被研究文学地理的学者当作经典来引用。意思是说，南方江山秀丽，人们的气质秀雅；北方气候严寒，人们的气质粗犷。南方的文学精雕细刻，但未免过于柔弱和华丽；北方的文学未免过于粗放，不知道人们在嘲笑他们只会穿着狐皮袍子骑马打猎。况周颐的这个描述是真实的，但多少有些笼统。事实上，南北方的疆域是很广大的，南方跨两个气候带，北方跨三个气候带，南北方各自的气候环境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即便是同属亚热带的江南地区与岭南地区，同属暖温带的齐鲁地区与关中地区，其间的差别也很大。有时甚至是同一座山，山南山北的气候就不一样，因而物候也不一样。宋之问《咏庾岭梅》写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此诗又作刘元载妻《早梅》，见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018页。
在同一个季节、同一个日子、同一个海拔高度上，因山南山北的气候不一样，梅花的状态就不一样，向南的梅枝上花开得很热闹，朝北的梅枝上则有几分冷清。可见对于南北之别，是不可以笼统言之的。
下面再举两个例子。张敬忠的《边词》：“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10]818长安（今陕西西安）和五原（今属内蒙）都在北方，然长安位于北纬34°13′，属于暖温带；五原约在北纬41°，属于中温带，两地相差约7°，分属两个气候带，它们的气候环境是不一样的，物候也不一样。同是二月，五原的河流刚刚解冻，垂杨尚未展叶，而长安的某些花朵却开始凋谢了，两地的物候竟相差一个月。这说明同在北方，因纬度差异较大，物候的差异也较大，文学的地域差异也随之较大。再看南宋陆游的《东阳观荼蘼》：“福州正月把离杯，已见荼蘼压架开。吴地春寒花渐晚，北归一路摘香来。”[12]24258东阳（今属浙江，古代属吴地）在北纬29°24′，福州（今属福建）在北纬26°，虽然同属亚热带，并且同处近海地区，但纬度相差3°多，故东阳的荼蘼要比福州的荼蘼晚开12天左右，诗人的描述是非常真实的。这说明同在南方，因纬度有差异，气候和物候就有差异，文学的风貌也同样有差异。无论是笼统地讲北方，还是笼统地讲南方，都难免有些粗疏。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与其讲南北之别，还不如讲纬度之别，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具体，也更准确。
四、气候（物候）的东西差异与古典诗歌的东西差异
气候的东西差异主要是由气候的大陆性强弱不同造成的。凡是大陆性强的地方，冬季严寒而夏季酷热；凡是大陆性弱的地方，即海洋性气候地区，则冬春较冷，夏秋较热。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西部为大陆性气候，东部沿海地区则带海洋性气候性质。由于海陆之间受热和散热的快慢不同，夏季有东南季风，冬季有西北季风，这就使中国东西之间的温差比南北之间还要大。在夏秋两季，东部比西部要热（西冷而东热）；在冬春两季，则东部比西部要冷（西热而东冷）[3]31
32。
气候的东西差异影响到物候的东西差异，这一点前人已经注意到。如刘献廷就讲过：“长沙府二月初间已桃李盛开，绿杨如线，较吴下气候约早三四十天。”[13]卷二，16长沙府在东经113°，吴下（这里当指作者晚年所居住的江苏吴江）在东经120°60′，两地相差7°60′，按照“霍普金斯定律”来推算，刘献廷的说法有些夸大，但大体上还是符合事实的。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表现东西物候之差异的作品也是不少的。且看下面一组诗句：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10]2050
忆长安，八月时，阙下天高旧仪。衣冠共颁金镜，犀象对舞丹墀。更爱终南灞上，可怜秋草碧滋。（吕渭《忆长安十二咏》之八）[10]3488
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李白《长干行》）[10]359
三首诗都是写八月的物候。东经84°的轮台（今属新疆）是北风凌厉，连坚韧的白草都被吹断了，飞雪漫天，俨然一幅冬天的景象；东经109°的长安（西安）是天高气爽，秋天的野草碧绿而滋润，并没有枯黄的感觉；东经119°的江宁（南京）则是暑热未退，蝴蝶在西园飞舞，纯然一幅夏天的景象。虽然三地都处在北纬32°—42°之间，即南北纬度相差不到10°，但东西经度却相差25°—35°，即东西之差异大过南北之差异。表现在物候上，便一个是冬天，一个是秋天，一个是夏天。
许多研究文学地理的学者往往只注意到文学的南北差异而忽视东西差异，所以有关评论只涉及南北而不涉及东西，这可能是由于在地理认知上只考虑到了纬度的差异，而没有考虑到经度的差异，没有考虑到地形和季风的差异。其实东西之间的地形和季风的差异是惊人的。地形和季风的差异导致气候的差异，进而导致物候的差异，气候和物候的差异导致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最终导致文学风貌的差异。
中国文学的东西差异也不可以笼统言之。中国文学的东西差异从自然环境来讲，乃是经度的差异、西高东低的地势差异以及大陆性、海洋性气候所导致的气候和物候差异造成的。在许多地方，尽管同是西部、东部或中部，由于经度的不同，其间的气候和物候的差异也很明显。请看崔颢的《渭城少年行》：
洛阳二月梨花飞，秦地行人春忆归。扬鞭走马城南陌，朝逢驿使秦川客。驿使前日发章台，传道长安春早来。棠梨宫中燕初至，葡萄馆里花正开……长安道上春可怜，摇风荡日曲河边。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秦川寒食盛繁华，游子春来喜见花。[10]329
洛阳在北纬34°40′，东经112°25′，海拔为155米；长安在北纬34°13′，东经108°58′，海拔为438米。虽然两地的纬度只相差27′，但经度却相差3°67′，海拔也相差283米，东西的距离大于南北的距离，长安离海要远一点，海拔也比洛阳要高，所以长安的物候就比洛阳要迟一些，当洛阳的梨花凋谢时，长安的梨花正在开放。因为两地的经度、气候、物候有差异，所以让我们看到了同一首诗所描写的不同文学风貌。
五、气候（物候）的高下差异与古典诗歌的高下差异
气候不仅有南北（纬度）差异，有东西（经度）差异，还有高下（海拔）差异。气温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而逐渐下降，一般每上升200米，气温就降低1℃，有的地区甚至每上升150米，即可下降1℃。这种差异也会在物候上表现出来。“霍普金斯定律”表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气温每向上升400英尺（12192米），物候就要延迟4天。竺可桢指出：“高度相差愈大，则物候时间相离愈远。在长江、黄河流域的纬度上，海拔超过4000米，不但无夏季，而且也无春秋了。”[3]35
气候与物候的高下（海拔）差异在古典诗歌中也有不少表现。先看李白的两首诗：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10]1700
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邪。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李白《子夜吴歌·夏歌》）[10]1711
镜湖即鉴湖，在浙江绍兴。五月的镜湖已是荷花竞放的夏季，而五月的天山却还在冰雪的覆盖下沉睡，连花的影子都没有。这个描写是很真实的。除了两地纬度不同外，主要因为镜湖是平原上的一个湖泊，而天山则高出云表，其主峰博格达峰海拔5445米，终年积雪，根本就不具备花生长的气候环境。
也正是因为不同的气候环境，形成了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也影响了他们的气质。在五月的镜湖，气候温润宜人，荷花竞相开放，美女下湖采摘，花容人面交相辉映，人们纷纷乘船出来观赏，连通往镜湖的小溪都有些堵塞了。可见这里的自然环境优美，人文环境优越，人们的生活悠闲，气质优雅。而五月的天山就不一样了，这里气候寒冷，自然环境艰苦，连春天的影子都看不到，人们只能从《折杨柳》的笛声里，想象杨柳依依的风采。也正是这种寒冷艰苦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人们的坚毅气质、尚武精神和豪迈气概，他们枕戈待旦，清早出征，奋勇杀敌，誓言斩下侵略者的头颅，建功立业。天山的寒冷环境与镜湖的温润环境，天山人的刚健气质与镜湖人的优雅气质，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再看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10]4889据作者《游大林寺》一文介绍，此诗写于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公元817年4月28日），白居易当时任江州司马，而大林寺就在庐山的香炉峰顶。文章说：“大林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山高地深，时节绝晩，于时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草犹短，人物风候，与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别造一世界者。”[14]卷四三山下是初夏，山上则如正月和二月；山下的桃花无影无踪，山上的桃花正在开放。山下与山上俨然两个世界。这是因为大林寺所在的庐山香炉峰顶海拔在1100—1200米左右，平均气温要比山下低5℃，物候也要比山下迟20天左右“如照他所说，大林寺开桃花要比九江迟60天，这失之过多，实际相差不过二三十天。”见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可见同一纬度，同一经度，同一时间，如果高度（海拔）不一样，物候就会不一样。这一类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
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旦别河桥杨柳风，夕卧伊川桃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复春。野老不知尧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宋之问《寒食还陆浑别业》）[10]626
鸟道穿云望峡遥，羸蹄经宿在岧峣。到来山下春将半，上得林端雪未消。（罗邺《春过白遥岭》）[10]5717
古松古柏岩壁间，猿攀鹤巢古枝折。五月有霜六月寒，时见山翁来取雪。（灵澈《简寂观》）[10]9133
黄华水帘天下绝，我初闻之雪溪翁。丹霞翠壁高欢宫，银河下濯青芙蓉……是时节气已三月，山木赤立无春容。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元好问《游黄华山》）[15]184
以上作品所写之景观都是在同一纬度，同一经度，同一时令，只是因为所在地势（海拔）的高下差异，才有了气候和物候的差异，进而才有了文学的差异。中国文学中大凡写山中景色、山中生活的作品，大都具有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如何形成的？过去人们并未深入研究，许多人只是感到诧异。其实说到它的根本原因，就是气候（物候）的高下（海拔）差异造成的。
六、气候（物候）的时代差异与古典诗歌的时代差异
气候（物候）也有时代差异。气候（物候）是有周期性波动的，其平均周期为122年。物候的周期性波动是由气候的周期性波动所决定的。当气候与物候的周期性波动发生在不同的地域时，便构成了它们的地域性。所以，气候与物候的时代差异也会导致地域的差异。
气候与物候的时代差异在古典诗歌中也有反映。例如在西周时期，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梅树的种植比较普遍，《诗经》里就有五次写到梅花。如《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16]77终南山在长安（今西安）之南。唐代的时候，这里的气候也很温暖，所以在唐人的诗里还写到梅，如元稹的《和乐天秋题曲江》：“梅杏春尚小，菱荷秋亦衰。”[10]4488但北宋中期以后，气候变得寒冷，而梅花只能抵御-14℃的最低温度，所以关中一带就不再有梅了。苏轼的《杏》诗云：“关中幸无梅，汝强充鼎和。”[12]9113而宋代杭州的气候要比关中相对暖和一些，所以在林逋、姜夔、陆游等南宋作家的诗词里，就经常写到杭州的梅花[17]447。
再如荔枝，乃是一种热带植物，广泛种植于我国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和四川南部。在唐代，由于气候温暖，成都也能种植，张籍《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10]4290荔枝只能抵御-4℃的最低温度，至北宋中期以后，由于气候变冷，成都就不能种荔枝了，只能在成都以南60公里的眉州和更南60公里的嘉州种植了。苏辙《奉同子瞻荔支叹一首》云：“蜀中荔支止嘉州，余波及眉半有不？”[12]10073表明自那以后，气候更为寒冷，连眉州也难以种荔枝了。
唐代关中有梅而宋代关中无梅，唐代成都有荔枝而宋代成都无荔枝，这是气候和物候的周期性波动所致；宋代关中无梅而杭州有梅，宋代成都无荔枝而嘉州有荔枝，这又是气候和物候的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地域差异。所以，气候与物候的时代差异只要是发生在不同的地域，便构成地域的差异。
考察气候（物候）的时代差异，还有另一层意义，这就是：当我们根据古典诗歌中的物候来复原和研究有关作品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时，一定要考虑到气候（物候）的历史变迁这一因素。事实上，任何地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有缓慢变化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各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显得丰富多彩，也才使中国古典诗歌的地域色彩显得多种多样。
总之，气候（物候）的差异性与文学的地域性关系是文学地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在古今中外都没有人作过专门研究，但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可以让我们比较具体地理解文学与气候的关系，进而理解文学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笔者学识有限，对这个问题的考察、研究和认识也许不够深入，因此希望有识之士批评指正，更希望同道中人能够就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1]刘敏、方如康主编：《现代地理科学词典》，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LiuMin&FangRukang（eds.），ModernGeographicalScienceDictionary，Beijing：SciencePress，2009.][2]严济远：《气象、天气和气候有什么区别》，见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十万个为什么·气象》，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年，第32
33页。[YanJiyuan，″WhatIstheDifferencebetweenMeteorology，Weather，andClimate？″inJuvenile&ChildrensPublishingHouse（ed.），OneHundredThousandWhys：Meteorology，Shanghai：Juvenile&ChildrensPublishingHouse，1980，pp.32
33.][3]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ZhuKezhen&WanMinwei，Phenology，Changsha：HunanEducationPublishingHouse，1999.][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FanWenlan，NotestoWenxinDiaolong，Beijing：PeoplesLiteraturePublishingHouse，1958.][5]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ZhanYing，InterpretationofWenxinDiaolong，Shanghai：ShanghaiClassicsPublishingHouse，1989.][6]苏浚：《气候论》，见汪森辑：《粤西文载》（四），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9
东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篇6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经济腾飞的同时地区快速发展的步伐，引起了学术界高度关注，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复杂关系。中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因以上际不等的原因存在较大差异,对此展开了FDI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研究。随着改革的推进，FDI的数额急剧扩大，然而中国经济迅速腾飞,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各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越演越烈。区域差异的客观存在理论上是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而随着FDI的流入,我国区域差异与区域经济的后续发展远远超过了合理的区域差异范围，另一方面和FDI流入中国相关密切的是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在我国目前呈现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是我国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至今政府和各相关部门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所探讨研究的主要内容。鉴于此，本文选自2010-2019年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利用物流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对物流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影响，以及地区RD对于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贡献在于：一是从东、中、西角度出发，探寻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差异影响；二是探寻研发投入在FDI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三是为在中国吸引外资的理论上，外资如何促使经济增长理论中，提供更多的理论参考。
2.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海峰等（2004）[1]从区域的视角，探寻了区域物流对区域经济活动效率和水平的影响及对带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作用。周君（2006）[2]运用Logistic模型，定量分析区域物流业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李全喜等（2010）[3]基于省市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区域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高度相关。当然不少学者也探寻了FDI对区域经济的影响。Caves（1974）[4]认为FDI存在技术外溢现象，通过的对澳达利亚制造业的数据分析认为技术外溢表现在FDI流入东道国，跨国公司参与到本国的产业行业中，所带来的竞争，以及在行业中的典范作用使得先进技术得到了更快的转移和扩散、促进了当地企业重置资源，过对东道国企业的垄断资源的重新整合从而打破了行业壁垒。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8）[5]认为FDI作为技术转让的媒介，促进了经济增长，FDI促进了东道国总投资增加，体现了外资控股企业和国内企业互补效应中的优势。但FDI发挥增长经济的作用有人力资本门槛。Salike（2016）[6]发现FDI通过影响中国的人力资本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魏后凯（2002）[7]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与FDI的关系，利用了1985-1999年间的截断面数据和时间序列做关于FDI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明确了这期间东中西的经济增长差异90%都是FDI引起的。李小平和朱钟棣（2006）[8]发现国内本行业RD会阻碍其他行业RD的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效率和TFP的提高，所以要重视中国RD的投入。何正霞（2006）[9]认为内资与和外资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才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
3.研究设计
3.1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本文参考以往学者的文献，并根据研究的目的，确定了以下模型：Inlogisticsit=β0+β1InFDIit+β2InKit+β3InLit+εit（1）Inlogisticsit=β0+β1InFDIit+β2InRDit+β3InRDit*InFDIit+β4InKit+β5InLit+εit（2）模型中下标i表示全国的第i个省市，下标t表示第t年，β0代表常数项，βm代表变量的影响系数，εit代表实际值与预测值的差值，即随机误差项，ln表示自然对数后的数据，对绝对数值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减少数据之间的差异性。其中，logistics为物流业生产总值，FDI为外国直接投资，K为固定资产投资，L代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对logistics、FDI、RD、K均进行指数平减，从而减少通货膨胀对模型结果产生的影响，由于RD和FDI均是连续数据，因此，对RD和FDI进行去中心化处理后，再进行交乘，减少多重共线性对模型结果产生的不良影响。3.2样本及数据来源.本文的实证分析使用2010-2019年的全国31个省市的数据，共得到310个样本的观测数据，通过F检验、LM检验、豪斯曼检验在面板数据的三种模型中进行选择，选择好模型后进行回归分析以及分区域东中西部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并研究RD对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否有影响，最后得到本文的结论。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
4.实证结果
4.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利用stata软件，得到东部的logistics均值为10.091，高于中部的9.755以及西部logistics均值8.815，说明东部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FDI东部均值为9.53，中部西部均值分别为7.977以及6.884，RD东部的均值为5.722亿元，中部、西部分别为5.0、3.42，仍然是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lnFDI、lnRD以及lnK、lnL是与lnlogistics有比较明显的正向关系的，且正向关系较强。4.2实证结果分析.通过比较F检验、LM检验和豪斯曼检验结果，综合考虑东部、中部选择的是随机效应模型，西部选择固定效应模型。Model1为公式（1）回归结果。结果表明：lnFDI对物流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98、0.185、0.119，相对来说，东部影响系数大于中部，同时也大于西部。且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国内投资和就业均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是比较明显的。Model2引入研发投入这一调节变量，东中西部交互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1、0.048、0.009，且东部的交互项是不显著的，中部西部均显著，即东部的RD影响是不明显的，而中部、西部RD对两者的关系影响具有正向作用。
5.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