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范例(12篇)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范文篇1
不仅如此，在布什任内，中美两国政府管理双边经贸关系的制度化水平也有大幅提高：始于1983年的中美商贸联委会在2003年被提升至副总理级，中美双方于2006年又建立了旨在全面综合处理双边经贸议题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SEC)，该机制成功运作两年，成为中美两国政府围绕经贸问题进行全面对话和务实沟通的最重要的制度化渠道。
但是与美加、美欧、美日这种比较成熟的双边经济体相比，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双边贸易体，中美之间出现的问题依然突出，摩擦相对频繁，制度化水平较低，WTO和其他现有国际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则尚未完全有效适用于中美经贸往来的管理中，中美两国领导层对于管理如此庞大的经贸往来还没有形成固定化的经验和共识。预计在奥巴马政府时代，美国对华经贸决策体系将会有一些制度性的调整。在全面执掌政府和国会以及金融危机全面蔓延和发酵的两个新背景之下，2009年及今后的中美经贸关系将会面临一些新的发展态势。
中美贸易额面临减少
首先，美国国内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会对中美贸易关系在总量上构成冲击，2009年中美贸易额可能出现减少的状况。美国经济预计将会进入一个两年左右的衰退期，美国国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将会减少。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2008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3337.4亿美元，同比增长10.5％，增速为入世七年来最低点。2008年前九个月，中国对美贸易额仍然出现逐月攀升的态势。但这种态势从10月开始出现逆转，逐月下跌，这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正好吻合。这说明金融危机对中美贸易总量的影响是相当直接的。
再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2009年，美国政治出现了政府和国会由掌握的政治格局，而与工会关系密切，深受工会政治的影响；再加之受国内金融危机的影响。奥巴马新政府很有可能希望对外转嫁矛盾，对华采取进攻一性的立场：例如威胁征收惩罚性关税、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讼等等。同时。人权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议事日程中的地位将会上升。
不过，对这种人为的、政治性的保护主义也不必过于悲观。2006年夺回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之后，当时也有预测中美经贸关系可能会遭遇困难的种种观点，但此后中美经贸关系在总体上依然保持了平稳快速发展的态势，并未在中美经贸问题上刻意制造麻烦。相反，一度炙手可热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因为中方应对得当，而在控制的国会得到缓和。希拉里访华期间，也多次表示不能让人权问题干扰中美经济合作。美国经济经过最近20多年的调整，其国内的绝大部分低端制造业都已完成了向中国等其他国家的转移，其国内市场对中国物美价廉的制造业产品依然存在巨大的需求，这种“刚性需求”甚至是依赖性的，决定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总体格局不会受到人为因素的过度影响。
人民币汇率仍是核心议题
其次，人民币汇率问题将会继续成为中美经贸领域的核心争端议题。根据《1988年贸易法》，美国财政部每半年向国会一次主要贸易国的货币评估报告。布什在任八年一直顶住了国会的压力，未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也在于中国出于各方考虑。从2005年7月开始。通过渐进式方式将人民币升值了20％以上，部分满足了美方的需要。但从2008年11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小幅贬值，引发了人们有关中国将改变汇率政策的猜测。如果中国在2009年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中美之间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会过于激烈。但是如果中国在外贸萎缩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宣布或支持人民币大幅贬值，那么美国政府势必出面进行干预，其后果甚至可能会引发中美之间类似2003年-2006年的新一轮汇率冲突。
不过，由于美国高度依赖中国官方资本，奥巴马政府对华施行经济高压的政策选择不多，其破坏性程度也部分地取决于中方的国际货币政策及外交应对。年初，美财政部长盖特纳批评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这被认为是拉开了奥巴马新政府与中国汇率之争的序幕。但就在盖特纳的言论公布不久，传出了中国抛售美国国债的消息，并引发中国商务部、央行及领导人的反驳和批评。随后奥巴马也迅速致电，就盖特纳的言论进行说明，并就尽快互访和两国首脑今年4月在伦敦20国集团金融峰会期间会见达成一致。这证明了奥巴马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态度是审慎的，不会以外交高压的方式来处理该问题。
环境问题成为双方的焦点
再次，环境问题会逐渐成为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之间非常重要的外交议题。美国能源部长、华裔科学家朱棣文多次到访中国，支持中国参与国际减排协议，支持美国帮助中国提供节能技术。因此，朱棣文在担任能源部长期间，估计不会在环保问题上对中国施行高压。而是会展开建设性的环境和能源外交。2月6日，由朱棣文领导的专家小组提出题为《美中在能源及气候变迁的合作之路》的研究报告，促请美国总统和中方领导人共同致力对抗全球暖化议题。国务卿希拉里也将是美国对华环境外交的积极推动者，她支持美国应与中国及日本发起一个联合项目。以发展新的清洁能源资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希拉里的中国大陆之行。气候变迁是焦点议题之一。
制度化水平可望提升
最后，中美经贸合作关系的制度化水平有望在奥巴马任内进一步提升。金融危机虽然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中国在经济上对于美国的重要战略地位，美国政府多次表达了需要中国共同参与缓解其经济危机的愿望。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显示，2008年12月末，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较上月增加143亿美元，总量达到6962亿美元，居各国之首。奥巴马政府为刺激经济将进一步发行美国国债，其中估计有近九成将由中国等拥有较高外汇储备的国家来承担，这无疑更加需要中国方面的支持。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碳金融,气候变化,清洁发展机制,风险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严重,温室气体排放过多是其主要原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遏制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为实现减排目标,世界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紧密合作。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就是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典范。除了基于项目的减排机制外,在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基于配额的交易机制,其代表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
上述与碳排放权有关的市场行为,可统称为碳交易。碳交易是一种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要充分发挥作用离不开金融的发展。所以,由碳交易催生的碳金融不仅是市场机制推动减排的基础,而且是低碳经济的重要支撑。而低碳经济的兴起也为碳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目前碳金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一般而言,其概念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碳金融主要指基于温室气体减排量或者碳排放许可证的交易活动所产生的一系列现金流的统称;而广义的碳金融泛指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切金融活动,主要包括节能减排项目的直接间接投融资活动、与“碳排放”有关的各类权益及其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活动、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企业或机构提供的金融中介服务等等①。
尽管中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要完成政府设立的减排目标,除了加强规划引导外,还必须借助市场的力量。目前,碳金融在促进碳交易市场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效,逐渐成为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助推器,但提升空间仍然较大。
一、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与欧盟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碳金融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国内碳金融主要侧重于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方面。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业务。
(一)基于项目的碳金融业务。目前国内与此相关的业务主要是清洁发展机制下的项目开发,即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的交易。近年来,我国CDM市场发展迅速,市场规模快速扩大。按照UNFCCC网站的统计,截至2012年3月29日,我国共有1871个CDM项目成功注册,占东道国注册项目总数的47.32%;预计产生的二氧化碳年减排量共计36890万吨,占东道国注册项目预计年减排总量的63.79%。两项指标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二)自愿减排(VER)市场中的碳金融业务。自愿减排市场源于一些不受《京都议定书》约束的团体或个人为自愿抵消其温室气体排放,而向减排项目购买减排指标的行为。其交易对象是经国家自愿减排管理机构签发的减排量,即“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目前,我国的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北京环境交易所主导制订了国内首个自愿减排标准——“熊猫标准”,搭建了VER电子交易平台,并有一些实施自愿减排的成功案例。
(三)商业银行开展的绿色信贷业务。绿色信贷业务是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的主要模式。例如,2006年兴业银行就推出节能减排项目贷款这一“绿色信贷”品种,并创造性地引入了国际金融公司贷款的本金损失分担机制;四大行也陆续跟进,截至2010年1季度,中行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授信余额已突破1800亿元,2009年建行绿色信贷项目余额就达到1811亿元。
(四)碳金融合约交易业务。除了传统的信贷业务,我国商业银行也试行多样化的碳金融服务。比如:2011年工商银行正式推出碳金融合约交易业务,为天润新能的碳排放权项目提供一整套碳金融相关产品和服务,提高了国内节能环保企业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的议价能力;民生银行也成立了“绿色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为绿色产业提供投资理财、财务顾问、结构化融资、融资租赁等金融服务,并研究试行绿色股权、碳排放权质押等标准化贷款融资模式和低碳金融产品。
此外,还有基于配额的碳金融业务。目前,这项业务在全世界碳金融交易中占据较大比重。在国内,由于碳排放权分配机制尚未形成,还缺乏发展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配额交易在国内还没有正式展开。但是,我国政府已经展示了促进低碳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决心,并在配额交易方面展开了积极的探索。
随着碳排放权交易日渐为人们所熟悉,碳金融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十二五”提出的约束性减排目标明确到2022年,我国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使碳金融的发展有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二、我国发展碳金融面临的主要风险
尽管我国碳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为碳金融的推进提供了重大机遇,但是碳金融在国内仍然是新生事物,也面临多方面的风险。我们必须对碳金融各参与方所面临的风险有较为全面准确的认识才可以扬长避短,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发挥碳金融对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促进作用。目前,我国开展碳金融业务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
(一)项目风险。目前,我国碳金融业务中比重最大的仍然是基于CDM的项目开发。一个项目的成功开发需要经过设计、审定、监测、验证、签发等不同流程,而每一个项目从建设、审批到最终交付CER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给参与方带来一定的风险②。
在设计阶段,项目面临的主要风险是技术风险,有超过50%的项目因为技术方法的缺陷而被CDMEB拒绝。在审定阶段,发改委、DOE和CDMEB需要分别对项目进行检查、审核或重审。在监测阶段,CDM项目可能出现无法达到预期绩效的情况。截至2010年近54%的项目没有达到预期产出。在验证阶段,大规模CDM产生的CER额度要求两个以上的DOE同时审核,在DOE审定之后,还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复核,还有一部分被否决。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IGES)的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8月1日,有20.8%的CDM项目需要重审,有9.5%的正在重审,另外有7.0%的项目被否决或取消。此外,漫长的程序也会给碳金融交易的参与方带来风险,CDM项目从公众评议到首次签发的平均天数为482天。
(二)市场风险。在从事碳排放权交易和减排项目开发的过程中,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市场风险包括市场规模的变动和碳排放权价格的波动。影响市场规模和碳排放权价格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各国的气候变化政策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情况、碳基能源的价格、特殊事件以及天气方面的自然因素等(魏一鸣等,2010)。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碳排放权市场规模和价格都出现了大幅波动,反映出市场风险的加剧。从市场规模的角度看,碳市场的总体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中国投资者参与程度较高的CDM市场却呈现出不断萎缩的趋势。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⑤,2008年到2010年一级市场CER的交易额分别下降了12%、58%和44%。CER交易的二级市场在2009年也出现了33%的萎缩。从碳排放权的价格来看,其波动幅度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以EUA为例,受欧盟配额过量发放的影响,其DEC07合约从超过20欧元的高位跌到0.1欧元左右。即使排除这种极端情况,EUETS中的碳排放权价格仍然体现出较强的波动性。事实上,CER与EUA期货价格的波动也具有高度一致性(王巧芳,2009)。
(三)政策风险。碳金融业务面临的政策风险主要是各国气候政策调整导致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碳排放权市场本身就是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产物,其市场供求首先依赖于各国的政策安排,而政策又会受不同利益集团错综复杂关系的影响,因此,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会给碳市场带来巨大的风险。
从长期看,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个减排承诺期行将结束,尽管德班会议在最后时刻达成了继续执行第二减排期的协议,但是要在2022年后真正达成对全球所有国家都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仍会遭遇重重困境,温室气体减排能否真正成为全球性的长期政策前景仍不明朗。从短期看,一些局部的政策调整对于特定的碳金融项目也可能意味着重大的风险。比如,按照欧盟制订的法律,2013年后,只允许来自最不发达国家或者是与欧盟有双边协议的国家的CDM项目进入EUETS。因此,中国的CDM项目如果想进入EUETS就需要与所有欧盟国家达成双边协议,这无疑会给即将在中国实施的CDM项目带来较大的风险。
此外,一些政策制订和执行上的不确定性也会给碳市场带来较大的风险。比如欧盟近期单方面将航空业纳入EUETS的做法就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抵制。在不同国家的博弈中,相关突发事件的出现也可能给碳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
(四)政治风险。碳金融业务面临的政治风险主要是指由国家的行为所引起的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国家作为气候公约的缔约方,尽管不一定是交易的直接参与者,但是其违约行为会影响该国企业或个人的交易行为,对相关的碳金融交易构成风险。比如,2011年12月,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签署后但又退出的国家。加拿大的退出必定会对其国内碳排放权的需求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外,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导致的国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也会传导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给碳金融业务带来风险。
除上面阐述的各种风险外,碳金融市场还存在着金融市场共有的法律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也需要引起碳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注意。
三、推进我国碳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上一节所论述的碳金融风险出发,本文对碳金融接下来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一)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平台,为碳金融发展创造稳定的制度环境。目前,我国碳交易业务和交易所平台都相对分散。碳交易业务,主要是基于CDM的项目交易和基于自愿减排需求的CER交易,商业银行参与的业务主要是与各种低碳项目有关的绿色信贷业务。这些业务的共同特点是交易相对分散,流程较为复杂,在项目的风险评估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不足。其结果是我国在国际碳市场上发言权缺失,在制度设计、规则制订和定价权的争夺等方面受制于人。交易所平台,存在着平台林立,职能重叠,监管缺失,业务不足等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是开展碳金融业务的重要风险源。
因此,需要对国际碳市场的交易制度和定价规律进行深入研究,整合国内不同类型的碳交易业务和相对分散的交易所平台,建立并完善适应中国国情的交易规则,形成统一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和监管机制,最终建立全国范围内公正高效、统一开放、监管有力的碳交易平台,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为中国碳金融的发展创造稳定的制度环境。
(二)提高参与方的风险评估与管理水平,为碳金融发展奠定坚实的市场基础。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降低或分散碳金融业务的风险,但是无法彻底规避风险。因此,碳金融业务的参与方还需要提高自身的风险应对能力,建立健全碳金融项目风险评估和管理制度。
参与碳金融交易的商业银行、基金和中介机构要能够有效地识别碳金融项目面临的技术、市场、政策等方面的风险,并评估各种风险的大小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针对本单位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其它情况来确定能否参与相关项目以及参与的程度和方式。在项目正式展开之后还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风险消减和风险控制。比如,可以创新合同条款,形成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可以利用其它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可以为碳金融业务购买商业保险。只要碳金融的参与方能够进行有效的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就能够把项目的各种风险对参与方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三)推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为碳金融发展建立多元化的融资体系。目前我国参与碳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的方式单一,侧重信贷。但仅靠信贷资金规模有限,商业银行所承担的风险过于集中。未来应着力发展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的低碳产业多元化融资体系。
与间接融资相比,直接融资的优点在于可以使碳交易资金供求双方联系紧密,有利于资金的快速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直接融资还能够使资金供求双方直接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加强投资者对资金使用的关注,可以实现市场的信息甄别功能,淘汰那些风险太大的项目。
(四)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加强政策风险和政治风险的管理和防范。目前,国内碳金融业务的开展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国际市场,碳交易市场的波动也很大程度上与国际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我国在开展碳金融业务时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可以与主要排放国家以及全球气候谈判的利益关联方加强双边交流与合作,了解不同国家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动态,为本国企业争取一些政策上的优惠。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要对合作伙伴母国的政策进行跟踪与评鉴,争取对方政府的事前承诺或担保,了解其政策动向并事先作好应急准备,通过各种途径争取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利益。
注释
①关于碳金融的定义可参见世界银行:《碳金融十年》。
②关于CDM项目风险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张旻和袁文旭(2011)。
③参见世界银行报告StateandTrendsoftheCarbonMarket2011。
[参考文献]
[1]WorldBank,StateandTrendsoftheCarbonMarket2011,
[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J/OL].新华网,2011-11.
[3]世界银行.碳金融十年[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1.03.
[4]王巧芳.浅议碳市场中银行的业务模式与风险[J].学理论,2009,(25).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范文篇3
关键词：俄罗斯；拉丁美洲；外交
中国分类号：D85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3―0029―05
一、俄罗斯拉美战略调整原因
随着冷战时期的两极体制结束，推动世界多极化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根本原则。俄罗斯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认同世界格局多极化的现实性，可以成为多极世界格局的理论基础。梅德韦杰夫总统在今年会晤瓦尔代俱乐部会员时表示，世界不应当是单极的，应当出现几个极。多极世界是维护和平的唯一办法，俄罗斯在多极世界中将有自己的使命。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交政策向西方倾斜，希望得到发达国家的援助和支持，挽救国家的经济困境。有些人至今还认为“俄罗斯不应寻求拉近与西方关系，而应使自己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抛开地缘政治因素，建立共同的价值观”。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但不接受俄罗斯的示好，而且在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政策推动下，希望通过打压潜在竞争对手来巩固其自身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国不允许别的国家具有超越美国的实力，甚至不能有这样的企图，只有这样，美国才能保证自己的战略实现不受任何阻碍。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北约东扩和在东欧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触及了俄罗斯的根本战略利益。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西方对俄实行的地缘政治挤压战略再度表明，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高于意识形态。这使得俄美两国在政治、经贸领域的诸多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摩擦不断。
俄拉合作战略意图明显。俄罗斯在普京执政初期由于综合国力下降，希望通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合作恢复经济，以实际行动融入欧洲。“九一一”事件之后，俄罗斯坚定支持美国反恐计划，借此解决国内车臣问题并重建本国在中亚、高加索地区的主导地位。2002年5月俄美首脑会晤并签署《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双方同意十年内将各自拥有的战略核武器削减2／3，即到2012年底以前将各自战略核弹头数额削减到1700～2200枚。双方还签署了《俄美新型战略关系联合宣言》，宣布“两国以伙伴和朋友的身份在行动，应对21世纪的挑战，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全球斗争中已经是盟友”。俄美关系在短期内呈现良好发展趋势。但随后美国以输出民主价值观为由，对一系列前苏联国家的“”予以支持。自2004年开始，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出现急速的政权更替，使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受到侵犯。虽然俄罗斯于1997年签署《北约与俄罗斯基本法》，同时建立北约一俄罗斯理事会，希望利用此对话平台减缓北约东扩进程，但并未起到积极效果，北约成员国增至2004年的26个。在美国建议下，乌克兰、格鲁吉亚两国在2008年的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上提交申请加入北约的计划，进一步激化了俄美矛盾。美国在捷克和波兰部署导弹防御及雷达系统的计划使俄罗斯在战略上更为被动。俄罗斯认为此举将从根本上改变欧洲安全体系，有可能导致相互摧毁，并且报复性地宣称将在俄属加里宁格勒州地区部署防空导弹系统，还威胁暂停执行《欧洲常规武器力量条约》。虽然俄美关系目前远没有达到全面对抗程度，但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分歧和利益冲突，导致俄美关系进入低谷期。加强深化与拉美国家关系不但可以扩张俄罗斯地缘政治版图，同时也将对美国传统势力地区形成渗透，提升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并增加俄在与美国博弈中的砝码。
经济贸易因素不容忽视。受金融危机影响，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将2008年GDP增长预期由7.3％下调至6.8％～7％。俄罗斯国家外汇储备自2008年8月以来减少1280亿美元，降至4550亿美元，减幅达到近22％。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导致2008年前三季度俄罗斯出口石油较去年同期减少5.6％，其中9月出口石油同比减少4.2％。俄罗斯政府12月再度下调石油出口税，以保障企业利润。同时，由于欧盟希望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度，加大对能源输入多样化的投入。绕过俄罗斯将中亚、里海天然气直接输往欧洲的“纳布科”计划取得一定进展，迫使俄罗斯重新定位其能源战略。拉美部分国家长期以来与俄罗斯在能源领域合作密切。加强与拉美国家双边能源合作，使俄罗斯可以借助拉美能源大国共同稳定国际油价，增强能源领域的话语权，保障国家利益最大化。其次，根据俄罗斯工业和能源部统计，2007年俄罗斯武器出口额达到约75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常规武器出口国。但金融危机后，俄罗斯的武器制造业面临资金短缺问题，需要国家银行的帮助以履行合同。与拉美国家合作可以调整俄罗斯军火贸易重心，减少因传统俄制武器进口国研发能力的提高而减少进口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俄罗斯拉美战略调整意图
随着近年国力的恢复，俄罗斯重返拉美的战略得到了拉美各国积极的响应，双边合作提升至更高水平，俄罗斯的意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俄与拉美利益互补，相互作为战略支撑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中，两国的利益不必相同或相似，只要这些利益相互补充，两国的合作就有了基础。俄格冲突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跌至冰点，俄美关系持续恶化。俄罗斯传统盟友在处理此问题上显示消极态度，白俄罗斯未做出实际行动，中亚各国迫于西方压力都表现出力不从心。国际社会中仅尼加拉瓜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地区的独立，俄罗斯在政治上陷入完全孤立，拓展国际空间成为冲突后俄罗斯的外交优先方向。美国的拉美政策的重点在“九一一”事件之后转向反恐，对自由贸易区建设、非传统安全等拉美国家切身利益问题的忽视，引起拉美国家的不满和质疑。随着“华盛顿共识”近年来在拉美改革实践中的失败，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拉美政策面临巨大挑战。拉美学者和政界人士开始批评新自由主义思想，甚至开始批判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直至从价值观和道德观上来批判这种发展模式的反人性和异化本质。拉美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加大导致拉美左翼势力的扩张，左翼重新当权后掀起反美浪潮。由美国与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相互驱逐大使开始，到巴西、尼加拉瓜、阿根廷和洪都拉斯对美国政治阴谋的谴责，表明了布什政府对拉美左翼政府的政策彻底失败，拉美
急于寻找战略新支点。近期，俄拉双方高层互访频率明显加强，2008年7月和9月俄罗斯副总理谢钦先后两次出访拉美，对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进行访问。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11月底对秘鲁、巴西、委内瑞拉和古巴四国的访问不仅是就职以来对拉美的首访，也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访问秘鲁与委内瑞拉的最高领导人。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2008年内也两次访问俄罗斯。拉美希望通过加强对俄合作将俄罗斯作为制约、平衡美国的外部因素，而俄罗斯则致力于重建其在西半球的影响力，发展新战略同盟向美国施压。
(二)俄借助拉美以增强自身话语权
巩固俄罗斯在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挖掘燃料动力综合体的出口能力，并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做出贡献，同时可使俄罗斯继续担当欧洲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而可靠的伙伴。由于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下跌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将2009年的GDP增长预期降低至2.4％。拉美国家资源丰富，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左派政权国家都是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能源大国。南美市场既是俄罗斯能源公司潜在的服务消费者，又是俄罗斯燃料动力综合体能源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国。拉美国家希望借助俄罗斯的技术摆脱对美国石油公司的过度依赖，而俄罗斯可以借助拉美能源大国稳定国际能源价格，在欧佩克框架外增加话语权。梅德韦杰夫总统表示愿与委内瑞拉共同为争取公平、稳定的国际油价做出努力。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都积极开展与南美各国石油公司合作。卢克石油公司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已经签署共同开采总储量3亿吨重石油油田的协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在距委内瑞拉西部法尔孔州海岸52公里的委内瑞拉湾正式开始开采海上天然气资源。委内瑞拉也是俄罗斯主导建立的天然气输出国论坛组织成员之一。卢克石油公司与哥伦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合作在位于哥伦比亚Llanos石油盆地西部的Condor区块进行石油勘探和开发作业。俄罗斯企业计划在古巴近海勘探石油，还将在古巴投资修建现代化的油气储存设施，同时更新古巴老化的输油管线。可以说，在丧失与美国的核战略平衡后，能源正在成为俄罗斯维护大国地位的“战略武器”。面对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针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质疑强烈，俄罗斯多次提出希望加入金融秩序的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须符合当前世界的多中心化，俄罗斯准备好建设性地参与新机制建设。俄罗斯与拉美同属新兴市场，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等方面有着诸多利益交汇点。俄罗斯通过积极开展与拉美国家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希望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得到拉美国家的支持。拉美将是扩大俄罗斯国际活动空间和加强俄罗斯世界大国地位的最重要后备力量，与拉美国家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俄罗斯在其他方向地位的削弱。
(三)双方以现实需求为基础展开多领域合作
由于近年来传统俄制武器进口国需求量的下降，为了保证武器订单，俄罗斯必须开拓新的市场。与此同时，拉美左翼政府与美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成为俄拉合作的先决条件。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威胁停止向美国的艾克森美孚公司供应原油，厄瓜多尔要求美国在拉美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撤离，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洪都拉斯先后驱逐美国大使。2008年5月23日南美州国家联盟签署《南美国家联盟》，并于12月16日正式成立南美州第一个地区军事联盟南美防务委员会，试图摆脱长期以来对美国军事防务的依赖。俄罗斯积极开展与拉美国家军事合作。俄罗斯与委内瑞拉自2005年以来，武器合同总额已超过44亿美元，并签署了联合生产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合同。在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访俄期间，俄方宣布向委提供总额达1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购买俄制武器和进行军事技术合作。2008年9月，俄罗斯两架战略轰炸机完成了到委内瑞拉的远程巡航，实现自“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第一次在西半球着陆。12月，俄罗斯与委内瑞拉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委内瑞拉期间，双方签署了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俄将帮助委内瑞拉建立核反应堆和在其国土上寻找铀资源。俄罗斯与巴西签署军事技术合作协议，双方将联合研制通信卫星和清洁型火箭燃料，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将向巴西提供全球卫星导航服务，俄巴还将共同开发研制第五代战斗机。俄罗斯也与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签署了太空合作协议，与哥伦比亚和秘鲁签署对苏制直升机进行技术改进的合作意向，希望恢复与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军事合作，并计划协助古巴建立太空中心。俄罗斯积极开展同拉美各国非军事领域合作。俄罗斯与委内瑞拉签署成立俄委联合银行的谅解备忘录，联合银行将为两国间合作项目提供融资，在双边贸易的结算中使用本国货币。俄罗斯与巴西在召开首届“金砖四国”首脑会议问题上达成一致。俄罗斯与秘鲁和玻利维亚签署了禁毒合作协议。俄罗斯与拉美国家的积极合作是针对美国在东欧建立反导系统和北约东扩等行动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在战略空间上进行反制，但同时也是基于经济利益驱动。俄罗斯希望借助其现有的技术优势重新占领拉美市场，并且在美国传统势力地区增强军事威慑力。
三、俄罗斯拉美战略前景
虽然俄罗斯新拉美战略在现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俄拉关系出现明显进展，双方在各领域合作发展迅猛，但其长久性和稳定性受到质疑。在这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制约因素：
首先，美国与拉美关系的双重性成为俄拉合作的不稳定因素。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后冷战时期，美国都把拉美视为其“后院”，因此经常用各种手段干预拉美事务。拉美国家在政治上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希望通过外交的多元化来实现各国的独立政策，但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性并未减弱，使美国与拉美关系进入既合作又对抗的矛盾状态。
由于地缘、历史因素，拉美国家很难完全切断与美国的紧密联系。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分别是美国的第三和第四大石油供应国。委内瑞拉2007年平均每天向美国出口约150万桶原油和石油产品，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12％。美国市场在运输、价格和出口量方面都具有优势。委内瑞拉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出口，如果突然中断对美石油出口，短期内无法找到替代市场。从历史上看，委内瑞拉在政治上反美情绪非常激进，但两国石油贸易却很少受到影响。墨西哥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国，在经济上与美国联系更加密切。美国是巴西主要的贸易对象、最大的债权国和投资国，投资额占外国在巴西总投资额的1／3，2007年对巴西的出口额达到约15亿美元。美国还是玻利维亚矿产品最大的市场之一。布什政府后期由于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上遭受挫折，转向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代替多边，加强与地区大
国的协调，取得一定效果。美国与墨西哥、智利、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多米尼加已实施自由贸易协定，与哥伦比亚、秘鲁、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拉美国家在经贸上对美国的过分依赖，导致其外交政策受美国压力而转变的可能性增大。目前拉美国家高涨的反美情绪和积极的外部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布什政府初期关注于反恐，造成对拉美地区忽视的抗议。拉美地区对美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随着布什后期和下任美国政府的政策调整，加大对拉美教育、医疗领域的投资，淡化民主价值观，转向务实主义政策，拉美与美国的关系将会有所改观，这也将对俄罗斯进入拉美形成障碍。
其次，有限的自身实力和历史遗留问题造成俄罗斯的拉美战略无法深入。俄罗斯与拉美国家合作深度有限，战略互信度不高。巴西和俄罗斯同为“金砖四国”成员，两国同属资源出口型大国，经贸互补性不强，并且都希望确立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的主导地位，无法避免在重大国际问题中的利益冲突。受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在拉美地区对抗的影响，加上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多变性，拉美国家普遍对俄罗斯信任度不高。“九一一”事件之后，因急于向美国示好，俄罗斯在2001年关闭了苏联时期在古巴建立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洛尔德斯无线电监测站，古巴认为这是对美国的让步，是对古巴安全的严重威胁。古巴积欠俄罗斯的约200亿美元债务也一直未能解决，成为双方关系发展的绊脚石。虽然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了古巴，但双方仅仅表达了合作的意愿，并未签署任何实质性协议。俄罗斯与委内瑞拉的合作也必须建立在稳定的石油价格基础上。同时，在扩大经贸合作和开展更多以援助为主的合作项目上，俄罗斯并非拉美贸易伙伴大国，俄罗斯对拉美出口额占俄罗斯对外出口额的4％，双边贸易额处于较低水平，合作领域较为有限。俄罗斯与拉美国家地理位置相距遥远，造成投资成本远高于其他地区。受近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俄罗斯国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资本外逃现象加剧，俄罗斯在深化同拉美国家关系上略显力不从心。
最后，拉美国家加强区域内一体化合作意愿凸显，对外部势力参与的期待减弱。2008年12月，拉美33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部分区域组织代表出席了首届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首脑会议。此次峰会首次没有邀请美国参加。拉美国家认为，寻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首要目标，近年来逐步建立了一系列次地区组织，已经具备了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基本条件。在政治层面，建立南美洲国家联盟并签署了《南美洲国家联盟》。在经济层面，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四国建立的南方共同市场；中美洲共同市场签署《中美洲经济一体化总条约》；加勒比共同体和东加勒比国家组织共同组成单一市场；安第斯地区国家建立的安第斯共同体；建立南方银行；古巴、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也在“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框架内进行合作。军事层面，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国积极推动建立地区性防务组织“南方防务委员会”。2008年，拉美国家经过斡旋，在里约集团框架内成功化解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外交危机。拉美国家通过多年的实践，确立了未来一体化的发展应以深入对话的形式加强本地区邻国间的合作，获得经济自不但是融入国际体系不可缺少的方式，也是最终实现拉美区域一体化的必然条件。虽然短期内在拉美一体化中完全将美国排除并不现实，但美国与以巴西为首的南方共同市场集团在农产品和知识产权保护上的分歧，导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失败，造成拉美对外部势力的进入持谨慎态度，拉美各国也并不希望成为大国博弈的工具。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范文篇4
新变化
减少国家干预
布什总统曾在竞选中强调，既然美国经济的基础在于企业，那么，就应当理所当然地增强美国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减少公共部门在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布什尤其想大力缩小联邦政府权限，扩大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布什的这一经济理念在其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外贸政策中也十分突出地显现出来。例如，布什政府的外贸政策着重点，更多地放在自由企业的对外公平竞争上，试图通过外贸企业公平竞争，进一步推动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曾明确表示，在当前美国经济与金融问题上，布什将更多地注重市场机制，而不会像克林顿政府那样只强调国家调节。在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上，克林顿一向主张，日本政府应该降低其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布什政府则强调，日本不一定只单纯降低关税限制，还可以找出其它适合日本国情的市场经济机制，只要“能够克服经济衰退，除了政府干预外，任何办法都可以尝试。”这表明，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上，布什更倾向于市场调节而不是政府干预。
产业政策重点放在传统产业
作为总统的克林顿，一直同其副总统戈尔一样，热衷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克林顿不止一次地强调，美国要想走向真正的经济复兴，单纯依靠传统产业已经无济于事，只有把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放到对国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位置，方能达到预期目标。而“新经济”的出现，则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加快“新经济”的发展步伐，克林顿担任总统后，花大力气在信息技术方面进行投资，以至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其GDP中占比6%，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正是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才把“新经济”推向一个发展高峰，并将其他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布什政府上台后，对于发展“新经济”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在一次讲演中指出：我实在看不出新旧经济到底有哪些不同。从中可以看出，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强调市场调节的布什政府，一方面，不愿意花更多的钱用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另一方面，认为只要把现有高新技术用于传统产业改造，更多地关注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那么，也会达到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的预期目的，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把市场调节提高到重要位置上。
减税重点为富有阶层
克林顿政府由于宜称代表美国中下阶层的利益，因此，他提出的增加税收重点，是向富有阶层开刀，而低收入阶层则从克林顿政府的增税中得到一定的实惠。由于把增加税收的重点放到了富人头上，结果，美国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庞大财政赤字问题，还促使预算最终实现了平衡。预计到2009年，美国的财政盈余将达到3000多亿美元。
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克林顿政府的大量财政盈余，于2003年1月7日实施了长达10年的减税计划，这项减税计划的总金额高达7260亿美元。其核心内容乃是，通过把现行税率由5级削减成4级，促使富有阶层从中得到实惠，而中下阶层，尤其是穷人却根本没有从布什的减税中得到任何好处，可见，布什政府是代表富人而不是穷人的利益。
社会福利政策转向由私人承担
前总统克林顿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其重点之一，乃是由联邦政府对于养老金实行统一管理，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不能插手。这也是延续30年代大危机时期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克林顿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同罗斯福时期一样，由联邦政府把雇员工资收入中的6%拿出来进行强制性扣除，作为联邦养老基金，直到雇员退休后（通常为65岁～67岁），方逐步把养老金退还给雇员本人。因此，联邦政府对养老金的干预和调节便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美国经济政策中的新变化：减少国家干预；注重传统产业；减税重点在富有阶层；由私人承担社会福利；立足公平竞争外贸政策；大幅增加军费。
作为共和党总统的布什，决心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政府干预为中心的社会福利政策。布什上台伊始，便逐步推行减少政府干预，加强市场调节的所谓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准许雇员从其工资中划出16%的工资税存入个人在银行开设的新帐户。联邦政府对现有的退休人员社会福利不进行担保，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私有化，由私人企业进行管理。布什推行的社会福利私有化政策，其根源在于供给学派经济理论，在减少政府干预的前提下，运用市场机制，发挥私人与企业对社会福利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在强调私人管理社会福利的同时，政府也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适度干预。例如，2002年10月布什政府作出新规定，在今后10年内，将对医疗福利增加1500多亿美元的政府拨款，其中用于健康保险的政府拨款将达到1300亿美元。
立足公平竞争的对外贸易政策
如果说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外贸政策十分强调管理，即所谓的管理贸易，那么，布什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则是更加强调公平与竞争，也就是对等的贸易政策，反对在贸易协定中附加另外的条件。
在多边主义会谈中，布什更多地是追求霸权主义，至于一些无关大局的问题，他可以作出一定的让步，但以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为前提。在双边主义谈判中，布什推行的是战略政策，凡是与美国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布什便千方百计与他们发展双边贸易关系。近年美国与智利和新加坡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都属于这种战略政策的内容。
布什上台后，对克林顿时期的能源政策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减少对中东地区石油依赖的前提下，追求石油来源多元化，尤其是对近邻墨西哥和非洲的石油则更感兴趣。
国防政策由减少军费开支到大幅增加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国防政策旨在通过减少军费开支，以达到收缩军事经济的目的。2000年，美国军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8%，比1992年减少大约1个多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军工企业因军费减少，以至于企业开工不足，不得不转产民品。
布什就任总统后，一举改变了前任时期的缩减政府开支的国防政策，宣称要大幅度增加军费。“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布什更是找到了增加军费的借口。2003年2月，美国国会经过辩论，最终通过布什提交的高达3930亿美元的2003年度国防预算，这是自1981年以来美国最大的国防开支。在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的条件下，美国军工企业因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便夜以继日地加大开工马力，为军事进攻伊拉克和打击恐怖主义赶造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军费开支的迅猛增加，也使得军事雇员呈现上升态势。所有这些，都促使美国的军事经济再次死灰复燃，这将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新特点
财政政策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
同克林顿时期相比，目前美国财政政策出现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则是，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运用财政赤字刺激需求与投资，进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在凯恩斯赤字财政原理指导下，战后几十年来，只要美国经济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疲软，联邦政府便打开赤字的闸门，借以刺激需求和投资，以促进经济走出衰退困境。但在1993年1月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改变了这一几十年来的经济信条，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双管齐下的办法，短短几年内，一举破除了自罗斯福“新政”便开始通行的赤字财政政策，从财政赤字转向预算平衡，这在西方财政理论界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然而，好景不长，布什于2001年初上台后，又采取倒行逆施的政策，重新把以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赤字财政重又提了出来。财政赤字扩大，以往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开支，此外，减税也是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赤字的途径。布什上台后，在扩大财政赤字方面，则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通过增大军费开支和增加用于反恐的政府支出，促使联邦政府财政亦字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则又运用削减个人投资税率和减少税收类别，导致税收收入大幅度减少，这一多一少，势必把财政赤字的数额极力扩大。据统计，截至到2001年9月底，美国联邦政府财政余额尚有1270亿美元，然而，2003月2月初，美国联邦预算署宣布2003财政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将达3040亿美元。联邦财政亦字占GDP的比例将由2002年的-1.5%迅速上升到-2.8%。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新特点：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提高；货币政策双重作用；双边主义模式；实施宽松财政与货币政策。
诚然，联邦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可以利用立法形式提高财政赤字上限，通过恢复发行债券集资解决，当然，其负债数额越是巨大，利息支出也愈高，到期收回旧债的政府开支也将愈来愈大。在此情况下，联邦利息率只能下跌不能上升，可是目前联邦利息率已经跌到最低水平，尚无回旋余地，这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只会增加，不可能减少。毋庸置疑，政府利息支出不断上升，显然对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更加不利。或许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上升得更快。这样一来，庞大的财政赤字势必会成为抑制美国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
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更加提高
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鉴于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各主要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货币金融政策则处于服从的位置，因而，财政政策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力明显提高。然而，随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西方通货膨胀和工业生产的停滞，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已无回旋余地，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对付经济滞胀的作用得以明显提高。通过降低货币流通量，促使通货膨胀由高转低，再加上灵活运用货币政策，以至于西方的经济滞帐最终得以消除。可见，货币政策的威力巨大。整个90年代，在财政政策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美联储灵活运用增减货币流通量的办法，使得美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
随着1997年7月初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1999年～2002年巴西、阿根廷先后发生金融动荡，金融政策地位更加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视。在出现经济衰退或经济不景气时，美国政府常常采取提高利率和放松银根等途径，目的在于刺激经济景气回升；而当面对经济发展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美联储又采取了紧缩银根和降低利率的办法，迫使美国经济降温，进而实现经济软着陆。目前，货币金融政策，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中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而财政政策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则明显下降。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的地位下降，使货币金融政策的地位大为提升，这本身就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大突出特点。
货币政策的双重作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适度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贡献。在进入21世纪之后，货币政策在对付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则更加突出。由于通货紧缩是当前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致命大敌，所以，如何对付通货紧缩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的重要课题。正因为货币政策肩负抑制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双重使命，因而方成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又一突出特点。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美国没有通货紧缩，然而，事实上，美国至少在企业和金融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尽管美国的通货紧缩不像日本和亚洲国家与地区那样严重。在医治通货紧缩方面，美国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一方面美联储吸取日本的教训，采取提前下手的办法。美国经济目前虽然疲软，但还不至于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为了对付通货紧缩，美联储于2002年12月5日提前降低联邦基金利率0.5个百分点，企图通过大幅度降低利率，不使通货紧缩继续恶化；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利用美元贬值的办法，促使美国商品和劳务增加对外输出，试图以此缓解通货紧缩。显而易见，在通货紧缩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利用美元贬值推动外贸出口，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把通货紧缩推向国外。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治理通货紧缩采取的办法对美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方面，美联储灵活地运用短期利息率和长期利息率达到既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又抑制经济不景气的目标。格林斯潘时刻对通货膨胀的回升予以高度重视，只要一发现通货膨胀苗头，便立刻运用短期利率抑制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上，美联储则使用长期利率促使资本收益投资在中长期内有所回升。因为资本收益投资主要是用来刺激企业投资，它通常在较长时期内发挥效力。这种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结合，既控制了通货膨胀的上升，与此同时，又对经济不景气发挥了正面效应。预计，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有效结合，可以使美国经济至少在2003年下半年达到低通货膨胀下的较快增长。
面向全球的双边主义模式
美国上任总统克林顿尽管热心于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美国国会关于“快速处理权”的授权，使他在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方面基本没有新建树。与克林顿相比，现任总统布什不仅关注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而且，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这是布什政府的双边主义有别于克林顿政府的地方，同时，也是当今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即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值得瞩目的新特点。布什之所以能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从美国国会手中拿到了上方宝剑——贸易促进权，即“快速处理权”，倘若没有从国会得到“先斩后奏”的授权，布什也不大可能实现其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的目标。在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方面，他首先关注的是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布什不仅与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还与中美洲国家加快了自由贸易谈判的步伐，进而最终把NAFTA推向整个拉美地区，达到其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除此之外，布什还想方设法把自由贸易协议推向美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布什首先关注的一个地区便是亚洲地区，在这里，美国不仅有其切身利益，同时，该地区，特别是中国当前还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国家。有鉴于此，美国在完成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议后，为了不至于落在中国和日本后面，还打算尽快签署其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趋势：推行紧缩财政政策；实施中性货币政策；美元贬值势在必行。
不仅如此，美国在实现其双边主义目标方面，还实施了其在全球全面开花的政策：
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美国与约旦在2001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早在1985年同以色列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
在南半球，美国于2000年与澳大利亚就有关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磋商，预计不久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议便可大功告成。
在大西洋地区，美国早在1995年12月便提出与欧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拟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2002年英国也提出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美国立即表示赞同。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美国推行的双边主义全球化构想，是其全球经济贸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标是与日本和欧盟争夺势力范围。
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宽松财政与货币组合
在克林顿总统时期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形式为，紧缩财政政策和放松货币政策的混合经济政策。然而，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发生了戏剧性的新变化：面对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美联储被迫12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试图以此推动经济复苏；与此同时，布什政府还通过大幅度减税和大力提高军费，从减少财政收入和增大财政支出两方面推动财政政策的放松，并拟用此办法，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促使美国经济转危为安。诚然，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却使平衡预算再度变为赤字居高不下，这本身就成为抑制经济长期增长的一大阻力。可以看出，同紧缩财政与放松货币的混合经济政策相比，实施双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一个显著新特征。
新趋势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的新变革，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会发生某种变化：
（一）推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根据预测，在2003财政年度联邦赤字高达3040亿美元的基础上，2004财政年度赤字将上升到3070多亿美元。随着联邦财政赤字的迅速上升，美国国会将运用立法手段迫使布什政府采取紧缩财政政策。现任总统布什的父亲——老布什于1989年初担任美国总统时，正是美国国会通过法令严格限制联邦财政赤字的关键年头，老布什在国会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了抑制财政赤字的紧缩政策。现任总统布什尽管还在实施减税政策和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但当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而无法控制时，国会势必将出面运用法律阻止赤字的进一步攀升。到那时，紧缩的财政政策势在必行。
（二）货币政策的中性目标。
当前美联储不管是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还是提高利率的措施，都是一种人为的行为。按照弗里德曼的货币市场化的经济理论，人为实行各种货币政策，不利于货币市场的预期变化。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按照市场运行规律，货币当局让货币按照市场规律行事。当然，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经济形势必须处于稳定之中，经济发展过热或陷入经济衰退，都不可采用中性的货币政策。据预测，美国经济2003年下半年会出现好转。到那时采取中性的货币政策方会适宜。因此，2003年～2004年美国经济形势好转后，美国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可能性较大。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范文1篇5
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国土资源部、省国土资源厅有关会议精神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我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正确处理好保障发展与保护资源的关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服务中心，深化改革，全面做好国土资源调查评价、规划计划、利用管理、执法监察、依法行政等工作，努力实现保障发展与保护资源“双保双赢”。
行动主题：惠民生促进科学发展，守红线坚持数质并重。
二、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总体要求：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保障合理用地需求和保护耕地红线为主线，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贯穿落实到土地利用、管理、调控和制度改革的各个环节。在保发展方面，坚决落实中省经济调控政策目标，把保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保障科学发展；在保红线方面，把实现耕地面积净增长，质量有所提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为筑牢耕地红线打下好的基础。
主要目标：（1）保证中央调控政策的实施，做到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应保尽保。（2）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实现耕地面积净增长，质量有所提高。（3）完善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和工作机制，推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县（区）达标建设，为全市三年实现达标奠定基础。（4）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得到加强，土地执法形势继续好转。（5）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在土地征收、建设用地审批等关键环节改革形成法制、政策成果。努力实现我市“国土资源服务管理水平大提升，违法违规用地宗数面积大下降”的目标。
三、工作重点和具体安排
按照省国土资源厅统一部署，“双保工程”年行动分为中心任务、专项工作和策应工作。我市坚持以保护耕地和合理供应土地为中心任务，以专项工作为重点，以策应工作为支撑，加强重点工作和制度改革、基础建设、舆论宣传等的衔接配合，保障主要工作目标有效落实。
（一）中心任务
1.完善土地调控政策。
工作目标：保障土地调控政策规范执行，坚决杜绝向违
反产业政策和土地供应政策的项目供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落实市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实现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应保尽保。
具体任务：优化土地利用和管理形势分析观测点布局。每季度形成国土资源管理形势分析报告。配合省国土资源厅修订出台《限制用地项目目录（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年本）》，指导各县（区）制定完善适合地方特点的限制（禁止）用地项目目录和其它供地政策。修订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和实施政策。严格执行土地供应和利用政策，遏制“两高一资”、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等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项目用地。坚持土地招拍挂制度，完善差别化的土地供应政策。落实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编制实施房地产用地供应计划，确保保障性住房、棚户改造和自住性中小套型商品房建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70％，实现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应保尽保。对房地产用地供应和开发利用进行动态监管，适时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
2.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
工作目标：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做好农村土地整治，确保耕地保有面积实现净增加，实现耕地质量有所提高。
具体任务：运用农村土地整治监测监管系统和耕地占补平衡动态监管系统，监督占补平衡到位，上半年完成和通报年度耕地占补平衡考核情况。完成我市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将县、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基本农田落实到地块，建立基本农田数据库。深化应用农用地分等定级等成果，开展耕地质量等级监测试点。
制定规范推进农村土地整治重大工程的配套文件，对全市农村土地整治工作进行督促指导，建设田间水利设施配套的高标准农田，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二）专项工作
1.节约集约用地专项工作。
工作目标:形成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体系、技术标准、考核评比办法、激励和约束机制，树立一批节地典型，引导各县（区）政府和部门、用地单位落实节约优先战略。
具体任务：配合省国土资源厅提出新的《国有建设用地划拨目录》和《国有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办法》修订建议；完成部级、省级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按省国土资源厅的统一安排公布评价成果，针对开发区用地带有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促进开发区节约集约用地相关政策和对策；完成单位GDP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的新增建设用地消耗评价考核，扩大考核结果的应用范围；配合省国土资源厅积极推进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区）创建活动，表彰年度模范县（区），落实对模范县（区）的奖励措施，推广节约集约新模式、新机制。
2.执法监管专项工作。
工作目标：做好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工作，努力实现违法违规用地宗数面积大下降的目标；建立健全全市土地执法监管体系，有效遏制土地违法行为。
具体任务：4月初完成年度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工作的动员、部署和培训；4至7月完成卫片执法检查实地核查、查处整改和督察验收工作；8月上报全市核查数据和验收评估报告；9月以后启动约谈问责工作。同时，每季度公开通报和挂牌督办一批典型违法案件。
3.制度改革专项工作。
工作目标：完善土地征收和征用安置补偿制度，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探索违法责任追究制度改革，形成报省国土资源厅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具体任务：探索改进我市报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工作的意见，指导做好报批工作；探索改进单独选址项目报批意见，提高重点项目审批效率；对连续两年被部省问责的县（区）以下国土资源部门主要领导，研究制订引咎辞职问责制度。
（三）策应工作。
工作目标：通过检查、调研、培训等指导各县（区）落实“双保工程”重点任务，总结地方土地管理机制创新经验。提高信息化水平，加强综合监管能力建设。发挥舆论宣传引导作用，促进全社会认识、理解资源刚性制约的紧迫性、长期性。
具体任务：加强督导检查工作。5月份前做好年以来增减挂钩和农村土地整治工作抽查的准备；配合部省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农村土地整治的监管办法；8月份做好省对市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检查的准备工作；年底前完成对全市市县两级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的检查考核。
完成“双保工程”督导工作。第三季度做好部省“双保工程”年行动的调研督导检查准备工作；年底前做好对全市“双保工程”年行动的调研督导检查工作，并形成调研报告和一批典型经验报告。
加强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更新遥感监测和土地利用数据库；完善监管平台，推进应用成果；在上级指导下完成“金土工程”二期工程立项及后续建设工作；建立地质资料汇交监管平台，加强地质资料的开发应用。
做好宣传培训工作。4月初制定“双保工程”年度宣传工作方案；积极参与《国土资源报》“双保工程”年行动百人谈活动；利用节日和重大活动，宣传营造社会氛围，开辟“双保工程”专版、专栏、专稿，宣传工作推进情况、成效和经验；组织县（区）搞好各项单项工作的培训工作。
四、保障措施和要求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推动“双保工程”实施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的协调联动，凝聚深化改革的合力，保证年度重点任务目标圆满完成。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国土资源局要建立联席会议机制，统筹协调、督促指导“双保工程”年度行动的各项工作，切实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对承担的重点任务及早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安排，加强对全市土地利用和管理的形势的分析及宏观调控政策执行过程中土地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的深入调研、及时评估，形成政策建议及时报省。
各县（区）也要成立相关组织协调机构，加强部门联动。各县（区）国土资源部门“双保工程”年行动的工作方案及组织领导机构人员名单，要在今年4月15日前上报市国土资源局“双保工程”联席会议办公室。
（二）加强督导检查。“双保工程”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按照重点任务分工协作，通过调研、培训、会议、检查等，加强对县（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政策指导，统筹安排好有关专项检查工作。各县（区）要掌握工作进度，把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明确目标，强化责任，主动推动工作，分解落实任务。
（三）加强宣传交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宣传工作方案，加强组织策划，会同各新闻媒体加强对年行动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地方典型经验的宣传，把握舆论宣传的正确导向，突出宣传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宣传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决心与信念，宣传“双保工程”的工作进展和成效。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范文篇6
[关键词]双禁农业影响
[中图分类号]S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4）03-0070-02
自2012年夏熟开始我市全面启动实施秸秆禁烧禁抛双禁工作以来，各村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严格执行市委市政府秸秆双禁政策，在夏秋两熟收获之季，未雨绸缪早准备，层层分解定目标，部门协同齐推进，创新举措抓堵疏，近两年来的实践，确保了各地秸秆禁烧禁抛双禁百分之百目标的实现，同时在如何解决农作物收获后大量秸秆焚烧乱抛问题上，找到了以堵促疏、以疏保堵、堵疏结合、还田促农的有效途径。本站通过对昌荣镇存德、余舍、富民等村近两年来双禁工作的走访调研，对今后秸秆双禁工作的实施信心、长效管理举措、秸秆科学有效的综合利用以及生态兴化建设有了更多的认识与思考，在总结和分析秸秆双禁工作及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基础上，积极为全市后续秸秆双禁工作的机制手段创新和政策措施落实探索新路。
一、双禁措施及主要的经验做法
1.迎难而上，因势而为是各地秸秆双禁工作的共同做法。
作为农业大镇，我镇根据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决定》精神，于2012年夏熟开始在全镇率先全面开展和推进秸秆禁烧禁抛工作，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双禁政策、措施目前已落实到千家万户，且逐步得到了基层广大干群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这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更是遵循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
2.因势利导，强化宣传是各地秸秆双禁工作的组织保证。
为使市委市政府的双禁政策深入到千家万户，从而使双禁措施变成广大干群的自觉行动，各村在夏秋两熟收获季节期间，首抓宣传发动，除多次召开各类动员部署会外，各村都超前出动了专用禁烧禁抛宣传车，制作流动宣传横幅，落实专人专车全区域定时多点进行巡回宣传，同时还通过发放明白纸、电视字幕等平面媒体进行滚动宣传，积极营造出浓厚的秸秆禁烧禁抛氛围。
3.明确职责，落实制度是各地秸秆双禁工作的内在动力。
在总结2012年双禁工作的基础上，各村根据市委市政府2013年年度量化考核目标，在提前做足做好宣传发动的前提下，认真落实了农作物秸秆禁烧禁抛及综合利用承诺书、目标管理责任书、告知书的发放制度，确保了“三书”及时发放到了每户农民手中。
4.督查考核，奖惩并举是各地秸秆双禁工作的重要手段。
双禁期间，各村主要通过健全和完善双禁包干网络，严格划分区域，层层落实责任，实行包片包村包组包户连带制度，严明纪律和责任追究，实行奖惩绩效考核和政绩一票否决制，严防死守围堵，部门协同推进，并通过经常性督查巡查，确保双禁不留死角。
5.部门协同，齐抓共管是各地秸秆双禁工作的有效途径。
双禁期间，各村明确了所辖地区负责人为双禁第一责任人，并开展多部门联动协同共管，形成了严防严控严查严管的双禁机制，
6.以堵促疏，以疏保堵是各地秸秆双禁工作的主要措施。
双禁期间，各地在大力推进秸秆切碎深埋还田的基础上，还通过市财政补贴和地方奖补的方式，积极划拨场地和区域，落实好秸秆临时堆放点，并积极鼓励和支持个人及企业筹建草站、购买打捆机械及设备、开发建设新能源再生基地等措施，努力培育秸秆收贮加工合作社经纪人队伍，全力保障秸秆迅速有效离田，通过既堵又疏，堵疏结合的方式，确保了秸秆双禁工作的有效有序开展。
二、双禁现状及面临的困难问题
在近两年的秸秆双禁工作中，我镇各地虽然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战绩，但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面临的现实困难问题仍然较多，但有一点是必须值得肯定的，2013年夏熟的秸秆禁烧禁抛工作较之2012年，老百姓自觉多了，基层工作好做多了，秸秆双禁政策老百姓理解支持配合的多了，分析其原因，一是秸秆双禁政策高压态势持续不减，农民由不想不愿习惯已逐步转化为不敢和自觉行动，更谈不上以身试法；二是今年收割切碎机械配套率和数量大增，虽然增加了动力成本，但有效减轻了劳动强度；三是秸秆全量还田后对改良和培肥土壤效果明显，实践中农民感同身受；四是秸秆的堆放和利用有了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
三、双禁成效及双禁工作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通过对昌荣镇存德、余舍、富民等村近两年来双禁工作的走访调研发现，目前各村已基本实现了秸秆禁烧禁抛双禁百分百目标，但还田和综合利用的比例仍很有限，据调查估算，目前，除了机插水稻高产创建示范方、试验示范攻关田及有关项目上确保了秸秆全量还田100%外，多数村组还田面积仅在45-50%左右，近一半以上面积是秸秆离田堆放，综合利用的更少，预计仅有1-2%左右。同时，秸秆还田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比较突出，主要有以下几点：
1.秸秆还田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改良了土壤结构，培肥和熟化了土质。
2.秸秆还田催生出麦套稻种植模式的部分回归和恢复。
3.秸秆还田增加了用种、用工数量，增大了农事成本。
4.秸秆还田加剧了部分病虫草害的发生和危害。
5.秸秆还田增加了田间管理难度。
6.秸秆还田因栽培方式不同而影响了农民对拖拉机机型的选择。
7.秸秆还田助推了部分土地抛撂和被动流转。
四、双禁出路及基层干群的期盼建议
针对现行秸秆双禁工作中存在的重抓轻管、重堵轻疏、禁后不问带来的水污染日趋严重的最大风险隐患，今后的双禁工作仍须在秸秆的回收和综合利用上找出路，在秸秆变废为宝促农增收上做文章，唯有这样，才能把基层广大干群的殷切期盼和强烈愿望落实到后续的双禁工作中去。
1.期待并建议政府扩大补贴范围，让秸秆还田承包户也能享受到政府补贴并从中受益。
2.期待并建议政府加速农田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和建设步伐。
3.期待并建议各级加强双禁工作的长效管理机制，及时清运和有效处置田头河边堆放的大量秸秆。
4.期待并建议相关科研院所及各级技术部门加强技术联合攻关，尽早研究出秸秆快速离田机械化集成操作设备及秸秆还田轻简高效集成技术。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范文1篇7
一、现状与成因
截止今年8月31日，全市粮食总库存19.9亿斤，其中政策性粮食15.3亿斤（占76.9%），分别比2012年同期增加7.6亿斤和7.4亿斤。现有库存中，小麦1.2亿斤，稻谷17.4亿斤，其它1.3亿斤。荆州市形成粮食库存积压的成因：
（一）粮食生产连年丰收
2015年，全市实现粮食总产84.2亿斤，比2004年总产60.8亿斤，增加23.4亿斤，增幅为38.5%。荆州市粮食“十二连增”与国际粮食供求宽松同步碰头，是导致粮食库存沉淀的重要原因。
（二）农户留粮逐年减少
随着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户的存粮较以前有大幅度的减少，据粮食部门调查，2015年末，调查农户人均存粮比2012年下降19.7%，表明荆州市农户家庭存留口粮习惯正在改变，生产的粮食先交售，再到市场上购买口粮，已成为新常态。
（三）加工企业不愿存粮
近几年，由于国内粮价大大高于国际市场粮价，荆州市一些粮食加工企业对市场预期没有信心，很多企业边收粮、边加工、边销售，基本不留库存；有的企业甚至把收购的原粮转手销售，规避经营风险。
（四）进口冲击国内市场
据了解，9月上旬，荆州市中晚籼优质米批发价2.17元/每市斤，而越南进口大米到岸价仅1.63元，比国内市场低0.54元，低幅达33.1%。近年来，由于低价进口稻米、小麦数量增加，严重冲击国内市场，荆州市粮食在华南地区的广东、广西，华东地区的浙江、上海等销区竞争力下降，销售量减少。
（五）托市收购成为主导
2004年以来，国际粮价几次年度波动幅度超过40%，而国内托市提价保持年均10%左右的水平，稻谷和小麦累计最大提价幅度分别达107%、71%，已经到了“天花板”，与市场供求形势相背离，粮食最低收购价成了“最高价”，因而造成市场经营困难、多元主体收购不积极，大量粮食进了国库。由于托市价比市场价高，粮食难以顺价销售，因而形成库存积压。
二、困难与问题
近几年来，国家连续启动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荆州市政策性粮食收购量逐渐增多，库存压力越来越大。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有：
（一）粮食品质下降，损失损耗增加
我市现有托市粮库存中，2013―2014年生产的中晚籼优质稻有2.96亿斤，储存时间达2―3年。由于呼吸作用，粮食在储存期间不仅存在自然损耗和水分减量，而且品质、营养和食味也逐年下降，时间长了还会失去食用价值，只能转作饲料或其它工业用粮；如果发生虫害，则品质下降和损耗增加更多。
（二）储存费用增加，财政负担沉重
粮食储存需要收购费、保管费、出库费及占用资金利息支出。以2015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格为例，中储粮按托市价每市斤1.38元收购农民的粮食，中央财政当年支付每市斤粮食所产生的利息、收购费、保管费0.132元，如果储存三年，每市斤粮食需支付收购、保管、利息等费用共0.346元，再加上粮食销售时出现的新陈差价，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三）产区高仓满储，影响新粮收购
2015年，全市纳入统计范围的各类主体收购粮食52.8亿斤，创历史新纪录，其中按最低收购价收购8.7亿斤。据统计，全市预计收购中晚稻37.6亿斤，其中托市13.4亿斤。新粮上市后，加工企业通过边收购、边加工、边销售，可缓解部分仓容矛盾。该市粮食部门通过采取腾并转销等多种措施，筹集收购仓容。全市现有符合托市条件的仓容8.95亿斤，目前荆州、江陵、松滋、公安、石首反映中晚稻托市收购仓容缺口4.45亿斤。
三、对策与建议
为突破粮食库存积压瓶颈，防止出现农民“卖粮难”和国有粮库“储粮难”问题，近年来，市、县（市、区）粮食部门通过采取加强粮食品质测报、促进品种结构调整，落实腾并转销措施、积极扩充收储库容，加大维修改造力度、提升粮食收储能力，开展粮食产销对接、唱响荆州粮食品牌等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面临粮食种植结构、收储体制机制等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建议：
（一）调整品种结构，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荆州是传统农业大市，也是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和全国优质水稻集中产区，增产潜力巨大。市委、市政府提出到2022年创建百亿斤产粮大市目标，体现了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荆州担当。荆州市粮食生产的潜力在发展水稻生产，重点在鼓励农民“单改双”，努力扩大双季稻播种面积，出路在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稻谷品种。建议扩大双季稻面积，早晚连作面积稳定在200万亩以上；推广水稻集中育秧、机械化插秧、超级稻种植技术，提高全市粮食单产水平；积极发展再生稻，将一熟制中稻田发展再生稻，提升稻米品质，增强市场竞争力。
（二）改革收储制度，实行目标价格政策
鉴于目前国际与国内、产区与销区、政策与市场粮食价格“三个倒挂”的实际，可适当下调最低收购价格，减少国家托市收购数量，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根据目前国内市场行情，参照国际粮价水平，考虑到农民种粮成本和合理收益，建议将粮食目标价格确定为：小麦1.10元、早籼稻1.25元、中晚籼稻1.30元、粳稻1.40元以内为宜。当市场粮价低于目标价格时，由国家对农民按粮食销售数量直接补贴差价。实行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好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让种粮农民享受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策实惠，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杠杆作用，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三）坚持多措并举，消化现有粮食库存
一是降低竞价标的。2013―2014年托市收购粮食由于储存时间长、品质差，目前市场销售十分困难，建议国家降低托市稻谷竞价标的，确保粮食顺利出库。二是定向邀标销售。开展小麦、稻谷定向销售，结合进口粮食配额进行竞价拍卖，消化现有粮食库存。三是实行竞价销售。建议将2015年托市中晚稻按入库成本价提前投放市场，实行竞价销售，避免稻谷陈化贬值；可以提前公布拍卖时间和标的，便于用粮企业掌握粮食质量，提高拍卖成交率。四是扩大粮食出口。建议将粮食出口作为对外经济援助，为欠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进而降低国内粮食库存。
（四）控制进口配额，减轻国内库存压力
建议国家加强进口粮食控制，减少进口数量。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东南亚边境贸易管理，打击大米走私行为，防止国内粮食价格出现大的波动，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五）建立长效机制，加大粮食奖励力度
建议国家把产粮大县奖励补助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增加奖励资金规模，适当调整奖励范围，对单个县市的奖励资金上不封顶、下要保底。明确奖励资金使用重点，规定用于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发展粮深加工和仓储物流建设的最低比例，促进全市粮食产业发展。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范文篇8
关键词：减免税政策；免税制度；减免税优惠；税收优惠；征税对象
中图分类号：D63l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2
自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国税发〔2005〕129号文）始，税收减免税备案管理与减免税审批管理共同成为税务部门进行减免税管理的主要方式和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笔者认为，历经九年的减免税管理办法中有关减免税备案的规定弊端逐渐显露，有必要进行适当的改革。
一、减免税备案制度在实践中逐渐暴露的弊端
1.救济手段不明确影响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效应
《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规定“纳税人享受备案类减免税，应提请备案，经税务机关登记备案后，自登记备案之日起执行。纳税人未按规定备案的，一律不得减免税”。在实际征管过程中，对该条款有三种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备案申请的，均不得享受减免税优惠；一部分人认为可以补充提请备案，但补充提请备案之前的不能予以享受减免税政策；另一部分人认为可以补充提请备案，但补充提请后可以自始予以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由于理解的不同，实务中税务部门出于谨慎本能及规避执法风险考虑，一般不予补充备案，造成未及时备案时救济手段不力的状况，直接影响了部分优惠政策的落实。
2.减免税备案制度不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税法精神
新时期地税部门注重构建和谐征纳关系，合理行政是题中之义，合理行政包含了实质重于形式的执法精神。企业的经营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减免税条件，在法律、法规、规章未设定审批的情况下，不能认定不经备案就丧失了享受实体权利，企业符合规定的减免税条件，从保护纳税人权益的角度，笔者认为其实体权利仍然存在，应允许进行一定的有效救济。
3.减免税备案制度实行的准审批性质不符合简政放权的理念
从流程设置上看，备案登记事项在业务流转设置上与审批类流程类似，是一种“准审批”行为。取消审批的目的是要放权，对取消审批的项目同时要求备案，这种既放又收的矛盾做法，不仅无法实现政府设定的压缩审批、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能的目标，还增加了征纳双方的成本，其效果与高速公路法定节假日免收费却仍然发卡造成大量堵车是一样的。
4.减免税备案过程中的“严入宽出”的现象不利于公平竞争
目前对备案减免税项目没有操作性强的后续管理办法来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备案事前审核，轻事后评估、核查的“严入宽出”的情形。对备案事项的事后监管没有同步，无法及时了解企业减免税变化情况，使企业产生已经取得审批或备案手续的安全心态，擅用或滥用优惠政策，造成税基侵蚀和实质上的不公平竞争。
二、改革税收备案制度的必要性
1.改革税收备案制度可以确保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减免税优惠政策在调整社会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保民生促发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税收调节作用，备案制度作为减免税的管理手段之一，是否适当、合理将直接影响减免税政策能否得到有效落实。
2.改革税收备案制度有利于有效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解学智在全国税务系统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牢固树立不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就是收“过头税”、就是侵害纳税人合法权益的观念，不能以税收收入任务紧张为由在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上打折扣。新一轮的征管法修正案也以更加注重保护纳税人的权益作为修订的重要内容。现行备案制度具有准审批的性质，同时存在行政救济手段的不足，与纳税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
3.改革税收备案制度是简政放权、依法治税的内在要求
目前全国上下正在建设服务型政府，党的十明确提出了行政审批改革，国务院也已进行了多轮审批项目的清理。清理要求行政审批项目只能由法律法规设定，一些已明文规定取消审批的项目必须予以清理。
三、改革减免税备案制度的若干建议
1.应该考虑改变旧的管理理念，逐步取消备案管理
一方面，审批及备案的核心是为了加强对减免税政策落实的监管，但当前税收征管模式及治税理念均发生重大变化，对企业监管渠道的不断丰富，使得逐步取消备案管理制度成为可能。信息管税已成为当前重要的征管手段，依托征管信息数据库，通过后台取得企业相关报表及减免税数据，进行跟踪管理；或者利用第三方涉税信息交换平台可以较好地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掌握企业享受优惠的具体情况，使减免税过程变得可控。另一方面，征纳双方也已摆脱旧有征管理念中管理与被管理的模式，更加强调管理与服务并重。在这种情况下，应更加推崇对纳税人的“诚信推定”，从事先审核审批、备案的旧有管理模式转变为以纳税人自行申报为主的方式上来。
2.应该明确事后救济手段，确保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在现行未完全取消备案制度的情况下，应进一步明确具体的救济方式。建议从维护税法的刚性出发，设定一个允许救济的期限。从国家税务总局近几年企业所得税管理思路上看，均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思路，如“对企业发现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按照税收规定应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而未扣除或者少扣除的支出，企业做出专项申报及说明后，准予追补至该项目发生年度计算扣除，但追补确认期限不得超过5年”。建议遵循这一治税理念，及时明确救济的原则和具体操作程序。
3.建议考虑扩大影响，对部分备案项目取消备案转为直接减免
直接减免指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达到条件的可直按减免，不必再备案或审批，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要审批的除外。采取直接减免的方式纳税人受惠迅速，落实面高，有助于减免税政策迅速落实到位，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影响深远，同时征纳双方也可以减少审核审批方面的事项，节约征纳成本。从福建省莆田市、龙岩市2012年中小微企业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看，2012年两市分别对5612户、3201户不达营业税起征点的个体工商户减免税额2507.25万元、2281.75万元，成效明显。“2013年8月1日起对月营业额不超过2万元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免征营业税”，此项政策也是采取直接减免的方式，该项工作赢得总理在促进西部发展和扶贫工作座谈会上的肯定，指出“这次对部分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反响很好”。
4.应该宽严并济，加强事后审核控管
“宽入”可以把符合减免税条件的企业都纳入减免税的笼子，减少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双方的办税成本；“严出”是要加强事后审核，及时发现减免税条件变化情况，对不符合减免税条件套取国家优惠政策的予以严厉打击，对减免税条件改变的及时予以取消享受优惠政策资格。税务部门应通过信息管税进行后台数据管理，对享受减免税政策的企业加强财务数据分析，根据数据疑点、风险等级适时组织对受惠企业的实地巡查或案头评估，以确认企业享受的优惠条件没有变化，确保不因取消备案制度而削弱对减免税的管理。通过信息管税实现减免税管理的目标，还需要征管部门对年度汇算清缴报告表、各税费年度自查表中减免税相关栏目进行专项设计，以利于税收管理机构进行过程监控和在申报期后开展专项评估或审核。
参考文献：
[1]胡勇辉.当前我国税收减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当代财经，2002（06）：26-28.
[2]黄忠庆.我国税收减免管理制度亟待改进[J].统计与决策，2004（09）：104.
[3]曾小勇.减免税管理刍议[J].江西财税与会计，2002（11）：24.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广西越南边境贸易发展
21世纪以来，随着中越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两国的传统友好、平等、互利、互信关系在各个领域都得到迅速的恢复发展，双方都不断加深改革开放，制定了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两国的边境贸易的发展也不断增长。尤其广西具有中国联系越南最便捷的地理优势，与越南的经贸将更为密切，经济合作也将更加广泛。广西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发展对越经贸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促进经济发展。
一、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现状
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政府高度重视。越南政府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和投资，积极鼓励企业增加进出口，大胆革新法律法规，为广西与越南贸易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二是产品结构具有互补性。广西出口到越南的产品主要是工业品、日用消费品等，越南出口到广西的商品主要以农、林、水产品为主。三是边境贸易实行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经营。广西与越南在进行边贸的过程中,交通便利的优势促使双方可以采用很多渠道进行贸易，双方的贸易层次也很明显。以国有企业为主体，集体、个人参与的多元化的小额贸易和易货贸易；家口岸、地方口岸、过境、转口口岸一起的边境贸易；民互市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和边境地方贸易三种边境贸易形式并存，但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
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的发展是近二十多年来的事，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起步阶段(1982年9月～1988年9月)。我国有组织、有控制地先后开办了9个贸易点，允许越南边民前来参加集市贸易。这些贸易既起到了宣传作用，也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的启动，改善了边民的生活。(2)快速增长阶段(1988年9月～2002年11月)。自1989年初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决定大力搞活、拓展边境贸易，并提出了“通贸兴边”的战略。自此，广西与越南的边境贸易发展迅速，商品成交额每年成倍增长，商品品种也由以前的农副产品和日用品向工业制成品和生产资料发展。边境贸易也逐渐向越南内地的河内、海防以及胡志明市延伸。(3)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11月—)。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第四次东盟和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中国-东盟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开始启动，广西边境贸易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广西边境贸易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年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额达24.66亿美元，比1999年增长87.1%。2001年中越双边贸易额为28.15亿美元，增长14.2%，其中中国出口18.05亿美元，增长17.4%，进口10.1亿美元，增长8.8%。2003年中越贸易总额达到46.34亿美元，增长42%，占越南贸易总额的10.34%。据越南海关统计，2004年中越贸易总额达71.9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47.68%。与此同时，广西与越南的贸易，基本上呈现出一种贸易额持续快速增长、贸易结构逐步改善的态势。越南已连续5年成为广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根据南宁海关的统计资料，2004年广西与越南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总额达5.54亿美元。同比增长3.4%，占广西对东盟贸易总额的55%。2005年广西与越南的边境口岸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01042万美元，而2006年双方贸易额约15亿美元。占中国与越南贸易总额的近六分之一，增速高达50%。
二、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目前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突出问题
1.双方在边境贸易口岸的管理和监督不到位。双方管理部门采用一般贸易的管理手段对待边境贸易的管理；在通关手续方面,程序烦琐、费用高，使得很多企业或个人因难以达到要求而被迫放弃；部分产品质量不合格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给商品用户造成巨大损失。
2.税收优惠政策无法落实。税务部门对待税收使用的政策是“征多少抵多少，征得少抵得少、缴得多。”这样，国家给予的减半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实际就无法落实。中越两国边贸结算绝大多数为人民币,税务机关无法给予边贸出口企业退税；财政部相关文件有：自2004年1月1日起，广西口岸从越南进口的蔬菜水果类产品，已停止执行关税和增值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由于此类产品是广西自越南进口的大宗产品，关税的提高使进口成本大幅度上升，导致进口量减少,企业在申请出口退税时必须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引起越方众多不便。
3.口岸和边贸互市点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有些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配套设施不完善，一些口岸没有国门、验货场、储货仓，口岸功能无法发挥应有的整体效用，远远跟不上口岸物流快速增长的需求。互市市场建设还不够完善，仓储装卸能力低，旅馆等服务设施还不配套。
4.配额管制限制了边境贸易的发展。在广西，边境贸易的多种商品受进出口配额的管制。越南自然资源丰富，尤其是热带产品、矿产原料等，在国内有较大市场；而我国的轻工日用品在越南也有较大需求；双方由于受配额的限制，无法进行自由交换。三、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中越边境地区地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心地带，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经贸的前沿，发展边境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通过制定和规范边贸政策，加大投资力度，加强管理，加快通关速度，中越边贸将会有更大的发展。针对当前中越边境贸易发展的状况对广西与越南边境贸易发展所做的建议有:
1.加快交通建设。加快交通口岸的建设步伐能明显出促进双方物流规模化发展。广西与越南要更好的开展边境贸易，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双方之间的桥梁建立起来，修路建桥是很必要的，为双方进行多边、多形式贸易打下坚实基础。用崭新的视角来进行双方的边贸活动。
2.利用边境贸易积极构建广西—越南跨国产业链。广西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已经为广西与越南形成良好的一体化经贸合作关系，为进一步构建双边国际化产业链和扩大进出口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双方具备了组合资源进行生产加工出口的条件，具有海陆相连的跨国贸易优势。
3.双方加大经济合作。在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广西和越南的有关决策者都应具有宏观的战略眼光，加强广西与越南合作,用崭新的视角来进行双方的边贸活动。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范文篇10
进展
众所周知，克林顿虽然在其担任美国总统的两届任期内，美国经济实现了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然而，在推进NAFTA南扩方面，他却是个失败者。与之相比，现任美国总统布什尽管在对付国内经济方面没有多大作为，却在NAFTA南扩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概述起来，进入2002年之后，NAFTA在南扩中取得如下较大进展：
获得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自从1994年1月1日NAFTA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后，在此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前总统克林顿绞尽脑汁，却始终没有得到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也就是所谓的“快速道”授权。这项“快速道”授权规定，对于美国总统与外国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国会只能予以批准或者否决，不可修改贸易协定的内容而使审议的过程久拖不决。这项授权最早产生于1974年，直到1994年NAFTA组成后，方予以终止。鉴于1992年NAFTA草案批准后，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就劳工和环境问题提出质疑，因此，当1994年国会赋予NAFTA法律文件后，此后，美国国会便没有批准延长这项授权。在现任总统布什之前，共有5位美国前总统享有这项外贸谈判权力。
近年来，特别是2001年至2002年期间，由于美国外贸逆差不断加大，为了扩大海外市场，以推动美国贸易出口，布什强烈要求美国国会批准恢复给予总统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即“快速道”授权，为此，布什曾亲自到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在布什的多次亲自游说下，美国众议院于2002年7月27日以215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批准了这项授权法案。随后，美国参议院也在2002年8月1日以64票对34票的表决结果通过这项法案。在美国众参两院先后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后，布什总统最后于2002年8月7日正式批准该项法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任总统期间，虽然不止一次地向拉美国家许愿，美国将与这些国家或以集团名义，或以国家名义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但是，因为没有得到美国国会“快速道”授权，结果每次出访，都是无果而归。布什于2001年初入主白宫后，虽然参加了2001年4月下旬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但因手中没有美国国会赋予的“快速道”授权这柄上方宝剑，结果，布什也不得不扫兴而归。而这次从美国国会手中得到了盼望已久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它为NAFTA南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前提条件，并为拉美单个国家或贸易集团同北美三个缔约国分别签署双边贸易协议打下坚实基础。
智利在2002年底加入NAFTA已成定局在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区初步组建后，按照原先的设想，智利将成为首批加入NAFTA的候补成员国，并在1995年5月成为NAFTA的正式成员。这是因为，智利在拉美国家中是第一个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况且，该国经济在拉美所有国家中比较稳定，与美国较早实施经贸合作，是美国政府比较看中的国家。同时，智利还是拉美安第斯贸易集团的重要成员国。因此，吸收智利加入NAFTA不仅可以进一步推动两国经贸往来，还可以在整个拉美国家中率先起到加入NAFTA的示范作用。但是，由于美国大公司和大农场主的拼命阻拦以及美国政府态度暧昧，以至于延误了智利加入NAFTA的大好时机。虽然如此，NAFTA的另外两个缔约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还是分别于1995年8月和10月先后同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由于美国没有与智利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结果智利成为NAFTA成员国的愿望告吹。智利虽然没有加入NAFTA，然而，南方共同体市场却向它伸出了欢迎的双手。经过多次谈判，智利终于在1996年6月底成为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个联系成员国家。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要在国际上加强反恐合作；另一方面，在全球汹涌澎湃的地区经贸合作面前，美国不能袖手旁观，更不可把其传统势力范围——拉美地区拱手让与他人。正是在此情况下，美国又重新对智利与拉美经济一体化产生浓厚兴趣。由于NAFTA的两个缔约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已先后同智利签署了双边贸易协议，于是，从2001年底开始，美国将与智利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提到了议事日程。进入2002年以后，美国与智利外贸官员进行了多次接触，还就双方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了具体磋商。但是，由于在2002年上半年，美国正忙于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因而与智利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被搁置起来。但是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美国与智利的双边贸易谈判加快了进程。当2002年夏季，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佐立克访问智利与拉美其它国家时，他又与智利贸易谈判官员就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一些细节问题再次进行磋商。此后，智利贸易谈判代表也多次到华盛顿与佐立克就双边条约问题进行了有成效的谈判。双方按照NAFTA程序，分别就取消进出口关税限制、市场准入、加强私人投资、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协议。尽管目前美国与智利的双边贸易协议谈判基本已告一段落，但还要经过法律专家逐条进行仔细推敲，方能最终予以落实，估计到2002年底，美国与智利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便可大功告成。
美国与中美洲国家贸易协议谈判进程加快凡是组建地区经贸集团，按规定一般都应遵循由近到远的原则。在这方面，将NAFTA向南扩展，当然也要遵循这一原则。更何况，美国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国家经贸关系一向十分密切，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便是早在1991年秋季，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就首先同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国家签定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草案。以后，方与南美各个贸易集团分别就草签贸易协定进行了接触。美国现总统不可能超越其父亲的办事原则，因此，在美国与拉美各贸易集团中，首先同中美洲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过去，在美国与中美洲的经贸关系上，都是中美洲国家比较主动，而美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这次美国却一反常态，率先主动提出与中美洲国家进行贸易谈判。2002年1月16日，在美国总统访问中美洲国家时，布什总统提出美国将同中美洲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议，并倡议美国与中美洲国家加强相互了解，争取早日达成双边贸易协定。在布什总统的倡议下，截止到2002年3月底，同中美洲国家已举行了四次会晤。2002年3月24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结束访问墨西哥和秘鲁后抵达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与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伯利兹七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讨论美国与中美洲地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问题。2002年3月25日，即在布什同中美洲国家领导人就自由贸易协定会谈的第二天，洪都拉斯等中美洲七国首脑在圣萨尔瓦多举行特别会议，商讨如何加快本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加快地区各国经济发展等问题。这表明，美国与中美洲国家都有增强相互经贸往来的愿望，预计在2002年底美国与智利签署双边贸易协议后，美国同中美洲的自由贸易谈判进程将逐步加快。
帮助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缓和金融危机美国的NAFTA南扩计划，除了分别同智利与中美洲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外，下一步面临的紧迫任务，便是同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签署双边贸易条约。但是，目前在南方共同市场四国中(智利除外)，只有巴拉圭还尚未爆发货币金融危机，至于其他三国，即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都已陷入经济金融危机动荡之中。特别是巴西、阿根廷，它们都是南方共同市场的顶梁柱，这两个国家若被金融经济危机搞垮，那么，不仅南方共同市场将面临厄运，NAFTA的南扩计划届时也必将落空。正因为如此，帮助上述三国摆脱经济金融困境，也将是NAFTA南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帮助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摆脱困境，实际上也是挽救南方共同市场，理所当然地成为NAFTA南扩取得进展的一个主要体现。
现在看来，在阿根廷2001年10月以来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中，美国采取了拖延战术。即在阿根廷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不予理睬，等到阿根廷筋疲力尽之时，美国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着手对阿根廷经济金融予以挽救。2002年上半年，就在阿根廷经济即将陷入崩溃时，在美国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给阿根廷提供4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从而使得本已岌岌可危的阿根廷经济获得了喘息机会。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举虽然迟了点，但最终还是为阿根廷经济渡过难关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乌拉圭经济面对危机的紧急关头，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之提供了16亿美元贷款，这对这个南方共同市场小国同样是雪中送炭。而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巴西的金融支持，则被一些报刊称为“姗姗来迟的务实行动”。拥有人口1．7亿人，排名全球第九大经济体的巴西，在当前面临巨额债务，经济十分困难的关键时刻，若不予以金融支持，那么这个国家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也将给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乃至日后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组成带来重重困难。在美国总统布什看来，尽管巴西常常与美国在NAFTA南扩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时间和方式等问题上唱对台戏，但是，一旦失去巴西，那将对整个美洲经济一体化是个重大损失。理由很简单，NAFTA南扩离不开巴西，它对美国和整个美洲实在是太重要了。正因为巴西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在2002年8月上旬，在布什总统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宣布向巴西提供300亿美元贷款。
总之，NAFTA南扩需要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南方共同市场，而美国支持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巴西和阿根廷的金融支持，恰恰是NAFTA在南扩中不得不面对的紧急课题。2002年以来NAFTA的南扩步伐所以加快，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
其一，从美国自身看，纯粹是出于开拓市场之需要。由于目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之消除各国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之忧虑，所有这些，都促使布什政府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开拓市场运动。正如美国报刊所说，鉴于以上情况，“布什不得不把开拓市场运动，作为美国推动NAFTA南扩，即推动达成战略性自由贸易协议的需要”。美国把推动双边贸易称为“战略性”自由贸易协议，可见绝非是出于单一方面的考虑。鉴于美国在这场全球性的双边协议中已经落后于欧盟和其他国家，为了急起直追，就不可能单纯只为开展贸易而进行双边活动，而必须把开展自由贸易放到全球战略的位置。在这方面，布什政府把这种战略又称为“竞争的自由化”，也就是与美国认为的战略性国家达成双边协议。同时，通过NAFTA的南扩，进一步推动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进展，并且开展新一轮的全球贸易会谈，最终实现上述两个目标。美洲自由贸易区和多边贸易谈判的最后期限为2005年。为了发起开拓市场的运动，以便达到在2005年同时实现美洲自由贸易区和WTO多哈会谈这两个战略性目标，布什在NAFTA南扩中，首先把智利作为首选的战略国家，通过降低智利对美国生产的拖拉机和小麦的贸易壁垒等，力图早日把智利纳入NAFTA中。与此同时，美国还把中美洲作为NAFTA南扩的重要战略性国家，因为，对美国来说，中美洲不仅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同中美洲国家签署了双边贸易协议，就可以对其他拉美国家发挥积极影响。它只能对NAFTA南扩，甚至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起到加速器作用。
其二，拉美国家近年金融动荡和外资的减少，促使它们融入NAFTA过程有所加快。许多拉美国家对1994年底墨西哥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当时，若不是墨西哥已成为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美国也不会及时给予该国大量金融资助。正是墨西哥业已成为NAFTA正式缔约国，方得到了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达500亿美元的金融贷款。
关于南方共同市场三国的经济金融动荡，以阿根廷为例，在这次阿根廷金融经济危机中，倘若该国已成为NAFTA成员国，美国也不会故意采取拖延战术，致使阿根廷发生金融货币危机。当然，其根源在于内部，但是，从这次教训中阿根廷也应重新认识到，为了推动本国经济振兴和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它也有必要在加入NAFTA方面迈出其关键性的一步。
与此同时，流入拉美国家外资数量的大幅度减少，也十分不利于NAFTA的南扩。当前整个拉美，除个别国家外，总的来看，都处于经济萎靡不振，债务增加，外资大幅减少的几重夹击之下。单以外资而言，在1999年全球经济繁荣时期，美国等国家对拉美直接投资曾达到创记录的1050亿美元。然而，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以来，流入拉美的外资则呈现大幅减少态势：2000年由1999年的1050亿美元减少到了880亿美元，2001年又减少到了800亿美元。纵观拉美近年外资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则在于，该地区改革进程速度放慢，其中私有化更是遇到了较大的麻烦，这无疑是NAFTA南下的一个较大障碍。有鉴于此，不久前，拉美经委会在谈到本地区外资减少时指出，应加强本地区签署贸易协定，还要积极采取与本地区大国和其他地区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而加速NAFTA南扩，就是解决美国与拉美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积极引进美国和加拿大外资的一个比较有成效的途径。
此外，欧盟自2000年以来与拉美不少国家纷纷签定双边贸易协议，也成为外部推动NAFTA进程有所加快的一个重要因素。
难题
有必要指出，与以前相比，尤其是同克林顿政府时期比较，布什政府于2002年推动NAFTA南扩并加快其前进的步伐。然而，这并非表明，在推动NAFTA南下的过程中，就一帆风顺。实际上，近年来NAFTA南扩遇到了不少困难与难题：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推动NAFTA南下的一大障碍。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虽然加快了其签署双边贸易协议的进程。但是，美国在积极与其它国家达成贸易协定的同时，还将其贸易保护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2002年3月中旬，美国借口其国内钢铁生产不景气，单方面推行了限制外国钢铁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时隔不到两个月，美国又借口欧盟等增加农产品补贴，布什政府于5月上旬制定了在今后10年内对美国农产品补贴增加1900亿美元的措施。美国推行的上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措施，不仅招致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非议，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也引起了它们的不满。在拉美国家，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农产品保护政策进行了批评，认为，美国一边让别人开放本国市场，全力投入到本地区的一体化中去；但自己却把大门紧闭，不准其他国家的谷物和水果等农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这显然是阻碍了本半球的贸易协议进程。所以，美国若不采取措施限制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那么，NAFTA南扩也将不可能顺利进行。
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时间表的看法不同。关于2005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问题，本来，在1994年12月的迈阿密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与1996年3月的哥伦比亚第二届美洲国家贸易部长会议上，与会的美洲34个成员国(古巴除外)都赞同美国提出的“速战速决”方案，即各国立即就自由贸易协议问题加快谈判步伐，力图把原定于2005年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提前。然而，由于美国在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而且，人们对美国在大会上的霸道表现也强烈不满，从1998年4月第二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开始，以巴西为代表的南方共同市场国家提出，由于美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较大，加之，美洲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些薄弱的产业，需要一些时间把这些产业尽快发展上去。因而，理应依据各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逐步推进的战略，而不是速战速决的方案。看来，美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时间表的分歧，已是NAFTA南扩的又一难题。
在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中采取何种方式，美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也出现严重对立。在美国看来，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理应以NAFTA为基础，通过NAFTA向南扩展，最终于2005年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在这个问题上，以巴西为主的南美洲国家则强调，现在美洲经济一体化有多种模式，不只是NAFTA一种方式。因此，现有的美洲次区域集团和小地区组织，包括NAFTA在内，应该保持各自的独立性，采取集团对集团的谈判方式，最后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
当前南方共同市场内部陷入金融经济困境，如不妥善解决，也将影响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在南美洲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中，以南方共同市场搞得最有起色。该组织自从成立以来，在减少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以及对外开放市场方面，都走在拉美其它一体化组织的前面。然而，自从2001年10月阿根廷首先步入货币金融危机开始，紧接着，乌拉圭和巴西纷纷陷入经济金融动荡之中。南方共同市场三国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陷入经济金融动荡，对该组织可以说是个灾难。因为，阿根廷和巴西作为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不仅在该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对NAFTA南扩，进而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产生，所起的作用也是较大的。所以，南方共同市场若不渡过经济金融难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将影响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最后组建。
关键的2003年
到2005年底，离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还有三年时间，而2003年无疑又是一个很关键的年头。因此，对2003年NAFTA的南扩进行展望，便显得十分必要：
第一，2001年4月魁北克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重新确定了12个谈判工作小组的议题，将在2003年全面展开。由美洲34国专家组成的12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设立主席一名，再由他主持的谈判工作小组就以下12个专门问题开展工作：市场准入、海关方式和原产地原则、投资问题、贸易条例和技术障碍、卫生和植物检验措施、补贴、反倾销和赔偿权利、小国经济问题、公共企业的购买、知识产权问题、服务业问题、竞争政策问题、调解贸易争端。上述12个谈判工作小组面对12个专门问题，本来，在1998年4月圣地亚哥会议上已经确定，但因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陷入中断，再加上美国没有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案，结果，在2001年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不得不再次提出此问题。既然“快速道”授权已经到手，其他各项程序业已基本就绪，因此，就应该从2003年起，全面落实12个谈判工作小组提出的12个专门问题。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范文篇11
关键词：减租减息；博弈；互动关系；华北抗日根据地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内开展减租减息①（以下简称“双减”）运动，是在斗争与妥协和发动农民与维护和地主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空间中运作的。通过对斗争与妥协的动态调试，去获得既可以动员群众、改善农民生活、在经济上弱化地主的封建势力，同时又能够巩固统一战线的双重效果。
根据地的“双减”政策一经公布，在执行中，每个农民都要面对地主就“双减”数额等诸多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即个人“双减”方式。对此，中共不能包办代替，只能用政策和策略引导。正如同志断言：“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②在中共掌控的根据地，由于农村土地关系的复杂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减”条文标准不可能涵盖所有情况，这就导致人们对此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从而使讨价还价不乏内容。中共《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为农民与地主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内讨价还价的主客观条件、内容、空间的存在提供了保障。因此，农民与地主在“双减”问题上势必有一番利益博弈。
租赁关系的主体是地主和农民，本质是在租赁实践中结成的经济利益关系。农民与地主在“双减”中为使本身利益的最大化，必定为之博弈；博弈的结果，是在中共强力介入下，对农民和地主现存利益分配情况的一种修正，是对原有博弈格局的改造。租赁双方的利益博弈契合“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简称“互动选择模型”），以此为基本模型来分析农民与地主在“双减”问题上的互动关系以及策略或行为选择变化的规律性。对这些情况给出不同假设，形成两个结构简单模型：一是社会秩序稳定，完全信息假设，形成“完全信息的互动选择模型”；二是社会秩序不稳定，不完全信息假设，形成“不完全信息的互动选择模型”。
本文的农民是指直接受益于“双减”的贫苦农民，地主是指承付“双减”的地主、富农和高利贷者的统称，中共指所有领导组织“双减”的中共各级组织。
一、完全信息的农民与地主互动关系的博弈分析
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在旧的社会秩序尚属稳定，彼此在完全信息下讨价还价的情况（如图1所示）。
模型凸显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直接关系：一是，农民是否对地主提出“双减”要求，究竟要求地主减多少；二是地主选择合作或不合作。
在“双减”问题上，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利益基本上是对立的。双方围绕着是否“双减”、如何“双减”和“双交”及其数额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这不但反映出中共“双减”政策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双减”过程的艰难曲折，同时，也展示了中共（农民）、地主在此过程中的关系互动的基本景况③。
模型用s，1-s，s∈[0，1]，分别表示农民和地主在原有租赁关系中的得益。为讨论问题方便，把农民在“双减”上的种种可能要求用0和1之间的连续变量x（x∈[0，1]）来说明：当x=0，说明农民无“双减”要求，这种情况出现在“双减”初期，即“政府及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利用行政方式，发动减租减息的阶段”，以及1942年以后，“双减”政策和策略趋于完善，减租现象在各根据地仍有不同程度存在的地方。当x=1，说明农民要求不“双交”，这与在“反顽”高潮中伴随出现的农民不“双交”的过左的行为相符合④。当x值介于0和1之间，代表农民提出各种不同程度的“双减”要求。从得益的视角而论，x值愈大，农民的得益就愈大。反之，x值愈小，地主的原有得益受到的损失就愈小。
当地主接受了农民对“双减”的要求，农民获得了自己要求的利益x，相反，农民和地主“双减”后的得益分别是s+x，1-s-x。当农民对“双减”的要求越出地主所能接受的界限，地主就会与之对抗。这种对抗可能给双方所招致的损失以及各方对这种损失的见解，就成为农民和地主在选择自己的策略或行为时，必须思考的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或制约条件。为讨论问题简化，农民与地主之间的讨价还价，无论是单回合抑或多回合，其“得益”的损失以k取代“消耗系数”法计算的损失结果。这种得益损失，双方都要承担。倘若农民在对抗中取胜，还要在他的得益中减去其在对抗中所承担的损失（s+x-k），而地主也要在已被削减的得益之余再扣除在对抗中应承担的损失（1-s-x-k）。倘使地主在对抗中取胜，农民则不只一无所得，而且还要在原有的得益中减去承受对抗中的损失（s-k），地主在维持原有得益的同时，还要付出对抗的代价（1-s-k）。它说明，在利益面前，博弈双方严重对抗，排他性极强，采取不合作态度，其结果各方得益均等量损失k单位。这是博弈任何一方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与上述问题链接的是，当地主和农民在“双减”问题上发生对抗，各自取胜概率的估计是双方必须思索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或制约条件，这就是说，双方一旦发生对抗，各自取胜的把握有多大。根据一般解决带概率分布、具有不确定性问题时，常用数学期望值进行决策，而不是盲目冒险碰运气或一味害怕、躲避风险。所以，还是可以确定地主和农民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假设用p来表示农民在对抗中取胜的概率，1-p则为地主在对抗中取胜的概率，而p的取值范围：0≤p≤1。无论地主还是农民，在进行决策时，如果都能够把自己胜负的概率置于各自的策略或行为中加以考虑，那么，由于地主拒绝农民的“双减”要求而引起对抗的最后结果双方都有一种“期望得益”：农民为s+px-k，地主是1-s-px-k。
在本模型中，农民和地主之间互动选择关系：对地主而言，当农民提出“双减”要求x，他有两种策略选择：一是接受要求对农民妥协（E），二是拒之与农民对抗（T），二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这种模型结构隐含着提要求的一方将对方逼到接受要求或矛盾激化发生对抗的临界状态。然而，它也反映了地主报复农民，用断佃毁约和诉讼等方式去吓阻要求“双减”的农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主要权衡利弊，在决策前，要比较这两种选择所带来的不同的“期望得益”。如果接受，期望得益为1-s-x；拒之后的是1-s-px-k。所以，地主个人行为的选择则取决于期望得益的大小。
本模型对地主来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有“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必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因为农民在斗争胜利时没收地主全部财富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农民也不可能提过分要求而与地主发生争斗。即使对对方的行为不得不做出反应时，也要留有余地，妥协互让。对农民而言，关键问题是，只要承受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0），那末，纵然农民有完全取胜的概率（p=1），他对期望得益也小于他对地主接受其“恰当”要求的期望得益（s+px-k
在完全信息下，尤其是在旧的社会秩序长期稳定的华北乡村中，农民和地主之间彼此了解，各自的筹划、期望得益相互知晓。因此，农民就可以提出恰当要求（x=k/1-p），使之期望得益最大化成为事实。农民选择的这种策略是对地主所选策略的最佳反应。而地主则应审时度势，对农民的恰当要求应纳而不拒，认可这种结局。由于此时地主的期望得益较拒绝这一恰当要求而发生争斗的期望得益为大。故只有纳氏均衡才能使每个局中人均认可的这种结局。显然，在本模型中的纳氏均衡策略是农民提出的最优化要求（x=k/1-p），地主则应认可。纳氏均衡的结果：农民为s+x，地主是1-s-x。所以说，纳氏均衡状态是租赁双方力量相互作用的稳定结局。这种结局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帮助，它自身就蕴含着保障实现的力量。同时，模型分析又表明，农民对“双减”的要求与地主在争斗中取胜的概率成负相关，而与地主在争斗中所要承受的得益损失成正相关。
在模型中，农民和地主在对抗中胜负概率（p）的大小，折射出各自在“双减”问题上以及在农村中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强弱。的确，有诸多因素能够影响这种胜负概率的分布，例如，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农民的组织形式、社会行为规范和判断准则，等等。对农民和地主而言，这些因素及其对胜负概率的制约是一种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只能在认同的基础上为其所用，从而选择自己的策略或行为，但无力和很少能改变它。相反，只有中共才能在更大程度上主动地改变这种现象。从社会革命的视角观之，中共通过“双减”运动极力从政治组织、权力结构、经济关系、社会规范、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改变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村的社会环境，但这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为贴近现实的是，通过“双减”运动着力改变农村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使之变为有利于农民，有利于中共动员农民参与社会革命，使其变为削弱地主，弱化地主士绅乃至旧政权对农村的控制。可见，中共自身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对农民和地主的行为选择起关键作用。
在“双减”早期，大部分农民通常是瞻前顾后，不敢积极响应和执行，表现出消极状态。这说明，获得激励并不等于农民就会自觉地追随。由于革命或造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多数人不会冒险行动，这是其一。其二，既要从客观的社会基础来解释问题，也要把农民的主观意识列入考察的范围之中，再结合分析时代对这一主客观因素的塑造，才能更加还原历史的真实。所以，农民的消极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也可以从博弈模型得到阐释。
本文用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能够较深刻地揭示农民在“双减”中从消沉状态到积极参与乃至走向极端的微观机理。从模型的分析来看，农民在“双减”问题上的消沉是在一种特定的争议格局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处于这种特定的争议格局下的农民，在与地主就“双减”问题发生对抗时获胜概率p几乎为零，而地主在这种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又很小，可农民要承受的得益损失k又很大。其结果是农民的普遍消沉。
在抗日根据地，为使农民由消极被动状态变为“双减”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共理应改变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争议格局，然而，在“双减”运动的早期，由于根据地创建之初，中共势单力薄，立足不稳，还没有足够力量把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未能改变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争议格局。譬如，晋察冀边区早期的“双减”运动以及山东各根据地，在1942年以前，“‘减租减息’还是一个宣传口号，实际并未认真执行。”正如1938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如何执行边区政府的第一部减租减息单行条例的指示信中所言：“减租减息是改善人民生活的一个消极办法，是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的一个办法。在执行这一办法的时候，应该采取多种方式使得被减的地主、财主得到满意，使得租户借户了解减租减息只是改善其生活的一个消极办法，以更加巩固起统一战线来。”
该指示信充分表明，中共这一时期的大政方针，其重心是巩固与地主的统一战线，避免阶级斗争，树立与地方传统的统治精英进行合作的声誉，而非力图证明它在推行“双减”政策和措施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显然，这一重心的确立，是根据当时迫于在抗日的旗帜下与地主合作，以致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地主那里筹措到粮草和其他急需的作战物资，并得到后勤保障之目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中共尚未真正形成怎样在阶级斗争与阶级调和之间作策略性转换的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政策，对地主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要胜于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保护。在这种情势下，农民和地主都知道地主在“双减”冲突获胜的概率依然很大，而得益损失也会很小。其结果就是大部分农民在“双减”问题上持消极被动态度，而地主则保持强硬态度。
二、不完全信息的农民与地主互动关系的博弈分析
当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推行“双减”政策和措施时，正处在社会革命和民族抵抗运动相互交织进行的环境中。在这样变化的社会秩序中，原本关于完全信息的假定已经不能总括农民与地主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性。故需要把社会秩序变化所伴生的不完全信息的特点置于模型分析中，在理性分析标准下解释理性农民和地主之间发生对抗的原因。为此，在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中加入“不完全信息要素”，把彼此了解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及其得益，转换成彼此不知晓情况下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及其得益之后，再分析农民与地主之间互动选择之特性。
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对地主会拒绝其“双减”要求而发生矛盾对抗的底线模糊不清了；地主与农民的对抗决心只能通过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的多少来预测；农民在长期生活的经验中对地主的了解有可能失灵；中共不同程度地介入，地主家庭成员不同程度地卷入民族抵抗运动，导致地主个人对于对抗得益损失的见解不断发生变易，等等。总之，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下，地主的利益结构也变得复杂化，难以猜度。昔日传统、老标准也失去了作为了解地主的真实依据的参照作用。这一切使得农民更加不识地主的面相。
因此，在不完全信息下，理性的农民与地主之间在“双减”问题上的对抗在所难免。现在引入不完全信息要素后的争议格局，如图2所示。
图2异于图1的是，农民不了解地主在“双减”对抗中得益损失的大小，因而也就不清楚什么样的要求合乎分寸，才被地主所认可。图2中的这种不确定性是用一个字母r来表示的。r示意地主对抗的概率，1-r则示意地主不对抗的概率。
地主对抗或不对抗的概率取决于其在“双减”对抗中得益损失k之大小。k是介于0和1之间的连续变量，即k∈[0，1]。当k=0时，表示无损失，当k=1时，表示几乎损失全部；介于二者之间表示有不同数量的损失。当农民认为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难以估量时，如同每一个地主的得益损失大小的概率无二致。故在模型中，可用均匀分布的假设来模仿上述关系。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地主对抗概率的估计可以用条件概率推断⑤：
r=prob（T|x）=prob[（1-s-px-k）>（1-s-x）]=prob[k
上式说明，当地主对抗的得益损失小于一定程度时，地主关于对抗的期望得益要大于让步于农民的期望得益。当农民基于均匀分布的假设来估量地主的对抗得益损失，是农民对地主对抗概率大小的估量，可以用r=x（1-p）来表示。
由于农民还不能准确知道什么程度的要求是合乎分寸并被地主认可，那末他的要求就必须建立在对地主对抗概率估量的基础上。于是，农民的理性选择的关键相当于解决如下的一个行为最优化问题：Maxr（s+px-k）+（1-r）（s+x）。
农民的最佳选择所提出的要求⑥：x=1-k（1-p）/2（1-p）2
上式显示，农民对“双减”最佳要求数额的大小是与他在对抗中获胜的概率成正相关，而与他在对抗中承担的得益损失大小成负相关。比较而言，农民对胜负概率大小的要求成为他的第一感觉。
然而，农民的这一最佳要求x取决于对地主对抗概率r的估量，而这一估量又是依据农民对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不十分清楚的基础上而得出的⑦：r=1-k（1-p）/2（1-p））。故此，这一最佳要求x能否被地主认可，尚不能断言。
在不完全信息，彼此不知晓时所提出的最佳要求是估量的，极有可能被地主否定，陷入僵局，发生冲突。有如下情况：
其一，在农民对地主的对抗得益损失估量过高、对地主对抗的决心估量又过低的情况下，农民所提出的“双减”要求超出地主所能接受的底线时，地主完全从经济利益考虑，宁肯对抗，也不妥协，甚至有的地方的地主宁肯舍地也不出租⑧。
其二，当农民估量提出的最佳要求与地主所能接受的底线大致相当时，地主的反应视“双减”次数而定：如果他认为是一次（减一次租），则答应“双减”。如果多次性反复行为（有租必减），而且地主又察觉农民的要求是估计提出之时，善于灵活多变的地主就会有很强的策略动机，以气势强大的假象恫吓农民，乃至合乎分寸的“双减”要求也要否定⑨。在这种情势下，地主会毫无顾忌地卷入对抗。目的是影响农民以后对其估量，降低要求，为农民以后的要求“划线”。
其三，较为严重的是，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主暗中相互联系，的“双减”政策和措施。如根据晋冀鲁豫边区濮范两县调查，有些不明大义的地主对减租増佃联合反抗，互相标榜，打击起模范作用的农民，以致不遵行政府法令。还有的地方地主们召开会议，反对起模范作用。在×县×区××庙地主曾提出‘谁先减谁就是坏蛋’的口号。冀鲁豫根据地有的地区地主开始组织红枪会，组织反攻，勾结敌伪，杀害干部，烧杀群众，骚扰边沿地区（如十一分区两个县牺牲村干部数十人，十分区一个县一个月内牺牲干部三十余人）。
但需要强调的是，因为任何一起对中共“双减”政策或对农民“双减”要求抵制的成功，都会影响农民对中共政权及其“双减”政策以及对“双减”争议格局的见解，并挫伤了农民执行“双减”的积极性，致使农民不敢提出“双减”要求，所以，对“双减”运动极为不利。
当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局势变化导致农民和地主之间在“双减”上的利益博弈，从“完全信息”衍变为“不完全信息”，由“彼此了解”到“彼此不知晓”之时，农民和地主各自的理性选择能够使他们在策略互动中陷入对抗。对中共而言，在某种程度上的对抗，为他提供了在斗争的诱导者和调和者之间做策略转换的空间。对于对抗的频率和强度大小，中共持之有“度”，以不损害其战略利益为准则。
三、余论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唯有中共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凝聚了全党的大智慧，在抗战时期这一极其艰难复杂的历史状况下，找到了解开土地问题与农村运动问题不解之惑的突破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既能发动农民群众，又能把阶级冲突限于一定范围内。而中共在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双减”运动就构筑了通往这种境界的桥梁。是故，“双减”作为中共领导发动的一场群众运动，具有社会革命和民族抵抗运动的双重性质，对地主与农民的命运产生了直接和较为深远的影响。正是中共通过政治活动和军事斗争获致根据地的控制权时，方能以强大的外力变革其基层乡村社会的生产关系、政权组织、权力结构、社会准则、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等，为“双减”运动的推行提供了必要条件。由于中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优势，一则扫除了来自原地方政权和传统乡村精英的阻碍；二则也在乡村中形成一种无处不有的压力，这种压力像无形的网笼罩着农民和地主，使其只能置身于“双减”运动中：地主要“双减”，农民要“双交”。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双减”运动，要在“又斗争又联合”、在发动农民与维护和地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空间中运作。作为根据地主导政权力量的中共，能够把握情势，因势利导地用大政方针、具体政策与措施引领地主和农民，改变地主与农民的互动关系、策略或行为选择，重构博弈格局。尤为重要的是，中共将抗战时期的“双减”运动，作为整个中共革命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下，中共力图使“双减”运动的发展，尽量结合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目标。在推行“双减”之时，不仅要改善农民生活条件，而且要在此过程中，把农民组织发动起来，既要弱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又要使地主在农村中的传统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得以削弱，从而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农村政权和农民的政治优势。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共极力强调动员农民直接面对地主要求“双减”。
在“双减”运动中，中共通过“又斗争又联合”的动态调整，获得了占华北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政治支持，妥善处理了作为统治集团社会基础的乡村地主士绅的强大政治力量，取得了既能动员群众、改善农民生活、弱化地主势力，同时也能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双重效益。
注释
①概言之，减租是指对现有地租一律减少25%，故称“二五减租”，或使减租后的地租不超过年产量的375‰。减息是指借贷年息不能超过一分至一分半（10%～15%），故称“一分减息”或“分半减息”，并且对以往的债务按减息后利率加以清理。规定地主要减租减息；农民要交租交息（简称“双交”）。
②：《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73页。
③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1941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0页。
④从同志1943年10月1日对“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的党内指示后，各根据地立即贯彻中央查减运动，“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各根据地，特别是中心区域形成了几乎‘无村不斗争，无人不参加’的局面。”何东：《中国共产党史》，北京：中国国际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⑤均匀分布或称矩形分布假设，在某些实际问题中，会遇到这样的随机变量：它的可能值落在某个确定的有限区间（a，b）中，而且所描述的物理模型具有等可能性，就是说，在区间（a，b）中的均匀分布密度是常数，我们称这种随机变量服从均匀分布。在（a，b）中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的分布密度为P（x）=1/b-a，当a≤x≤b，a、b都是分布密度参数，x是随机变量在区间（a，b）的一个变数。因而它的分布函数是F（x）=x-a/b-a。在模型中，将地主的可能损失假设在[0，1]之间（a=0，b=1）如果知晓地主必然要与农民对抗的条件k≤x（1-p），但不清楚在[0，1]区间各种可能的k中，哪一个的可能性更大。按照上述的分布函数可以估量F（k）=（k-a）/b-a=[x（1-p）-0/（1-0）=x（1-p）。因此说地主的得益损失小于x（1-p）的可能性正好等于x（1-p），这就是农民关于地主决心对抗概率大小的估量。
⑥dp/dx=（1-p）（px-k）+x（1-p）p-（1-p）x+x（1-p）=0
Px-k+px-x+1/（1-p）-x=0
2px-2x+1/（1-p）-k=0
2x（1-p）=1/（1-p）-k
x=[1-k（1-p）]/2（1-p）2
⑦把x代入r=x（1-p），就能够得到农民关于地主进行对抗的概率的估量。
⑧《山东抗日根据地东海区母猪河平原三个村的阶级变化调查资料（1945年6月）中的“地主为什么舍地”》，山东档案馆：G024-01-11-2。
关于双减政策的建议范文篇12
一、吉林省民族教育发展的基本现状
（一）全省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吉林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主要少数民族有朝鲜族、满族、蒙古族、回族和锡伯族。少数民族人口共有218.57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96%。全省拥有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比较完整的全日制民族教育体系，朝鲜族、蒙古族、满族和回族都设有本民族学校。现有高校1所；民族中小学212所，其中独立高中11所、完全中学14所、初级中学35所、九年一贯制学校36所、小学116所，其中朝鲜族学校130所、蒙古族学校63所、回族学校7所、满族学校12所。少数民族在校生100，193人。全省民族教育发展主要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二）全省各地发展民族教育的主要做法
近年来，全省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普遍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持续加大对民族教育的投入力度，积极推进民族教育改革，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使全省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1.出台和实施多项优惠政策。其一，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省人大颁布实施了《吉林省少数民族教育条例》，省政府出台了《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决定的意见》，延边州出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教育条例》。其二，实行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使用本民族文字答卷的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10分，不使用民族文字答卷的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5分。其三，加强少数民族预科教育。从2002年实施省属高校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目前招收预科生的省属高校达24所。
2.持续加大经费投入。省政府设立民族教育专项资金，同时积极争取国家财政资金支持。仅2011年，全省投向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为主的各种专项资金7.04亿元，占全省专项资金总额的15.5%，超过民族地区人口占全省人口比例（12%）和学生比例（10%）。延边州自2012年起民族学校实行“两免一增”政策（普通高中统招生免收学费、学前一年免收管理费、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执行高于普通学校50%-100%的标准）。有民族教育任务的市（州）和县（市）都设立了民族教育专项资金。
3.积极推进民族教育教学改革。其一，坚持双语教学。各地普遍重视民族学校的双语教育教学工作，实施开放而多元的双语教育教学模式。采取一类模式（用本民族语授课，加学汉语）的学校比例占67%，二类模式（用汉语授课，加学民族语文）的学校比例占27%，三类模式（部分课程用汉语授课）的学校比例占6%。其二，推进小班化教育教学改革。2007年，延边州开始实施小班化教育教学改革，至2001年全州朝鲜族小学小班化覆盖率达到70%，2012年末小班化覆盖率将达到100%，并于2012年9月全面启动朝鲜族初中小班化教育教学改革。
4.注重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近年来，全省各地立足于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积极开展民族特色文化进校园活动。坚持“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的原则，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为民族团结事业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绝大多数地方做到了“四列入”（将民族教育课列入课程计划、民族团结教育课内容列入中考和高中学业考试范围、学校民族教育教材列入免费教材范围、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列入各市（州）教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内容）。延边、前郭地区400多所学校深入开展了“朝（蒙）汉手拉手、民族心连心”活动。各地立足于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积极开展民族特色文化进校园活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从2002年开始将马头琴演奏列入民族学校选修课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将朝鲜族民族文化教育规定为地方课程。“中国朝鲜族农乐舞”被列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5.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其一，注重培养双语兼通的民族教育管理人才。各地都注重培养双语兼通的民族教育管理人才，将他们充实到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部门。其二，注重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目前，省教育厅将民族学校双语教师培训列入“省培计划”中，并设立专项经费，单独组织培训。2006～2011年共培训双语教师3000人次。
二、民族教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制约全省民族教育发展的一些突出问题，如民族学生生源锐减，合格师资来源不足，教师年龄老化、结构性缺编，办学经费紧张，留守儿童数量多，教育教学资源匮乏等。
（一）少数民族生源锐减，办学投入严重不足
以朝鲜族为例，由于特殊的人文、地理等因素，近年来生源持续减少，据统计，全省朝鲜族中小学学生数由2002年的141935人减少至2012年的41974人，锐减60%，但学校数、教学人员、校舍面积、特殊支出等不同比减少，导致生均教育成本逐年增加，而政府对学校拨款以在校生数为主要基数，致使朝鲜族中小学办公经费难以为继。此外，由于民族中小学双语学科课时数约占总课时的31.48%，比其他学校多出1772节，相当于在相同学制下多学1.2个学年的课时，又由于学校办学半径加大，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要求很高，相应地增加了人力、物力方面的成本支出，如双语教师配备和培训、教育教学资源建设等，现行的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政策远远不能满足民族教育办学的基本需要。
（二）教师队伍年龄老化，合格师资来源不足
虽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全省各地民族教育的重点工作，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一，教师年龄老化，结构性缺编。以朝鲜族为例，由于学生生源锐减、学校规模不断缩小、不合格教师无退出机制、生师比不尽合理等原因，造成朝鲜族教师队伍在数量上整体超编，严重阻碍了青年教师的引入。据统计，全省朝鲜族小学教师2709人，其中超过40岁的占57%。如，延吉市一所小学由于超编，已经五年没进新教师，致使教师队伍年龄老化，45～55岁间的教师占任课教师的50%，35～45岁的教师占任课教师的44.1%，35岁以下的教师只有4人。全校共有646名学生，却仅有2名音乐和美术专任教师。民族学校尤其是农村民族学校教师在整体超编的情况下，又严重缺乏民族语文、音乐、体育和美术教师。其二，合格教师来源不足。如，朝鲜族，正规师范院校毕业、学科专业对口教师相对缺乏，教师第一学历配备率不到总数的60%。高校毕业生执教率、到位率偏低，合格教师来源不足、补充难。
（三）留守儿童不断增多，教育工作难度加大
由于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致使民族学校单亲无亲留守儿童比例逐年提高。据统计，全省朝鲜族小学留守儿童比例高达26%，其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小学留守儿童数为17840人，占在校生总数的55.96%。由于缺少亲情和有效的家庭教育，留守儿童在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方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增加了学校的教育教学压力。
（四）图书出版需求萎缩，教育教学资源匮乏
由于少数民族学生人数少，民族出版物印量不多，吉林省少数民族图书出版事业一直面临市场需求萎缩、收支成本高、投入严重不足等困难。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汉学生之间课外读物供应量已经达到1：67，民族教育教学资源严重匮乏。
三、推进民族教育发展的策略建议
（一）进一步加大对民族教育的经费投入
提高义务教育阶段民族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提高至普通学校学生的2倍。加大对规模偏小民族中小学校的扶持力度，办学规模不足100人的生均公用经费按100人投入，办学规模100人以上不足200人的按200人标准投入，办学规模200人以上不足300人的按300人标准投入，办学规模300人以上的按实际学生数投入。设立民族教育专项经费，加大对民族教育双语教师的培训力度，加大对民族艺术、体育器材的专项投入。
（二）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
针对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现状，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对实施双语教学的民族中小学，在教师编制上适当放宽标准和实施优惠政策，根据实际班数和工作需求核定教职工编制。其二，在评选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等各项评选中向少数民族学校校长和教师予以适当倾斜。其三，积极推进民族师范生定向免费培养计划，通过适当降分录取、实行“订单式”培养，为少数民族培养大批紧缺教师，积极拓宽民族教师来源渠道。其四，建立健全民族学校教师队伍退出机制。对无法胜任教学工作的教师进行合理分流，（下转14页）（上接6页）空出的编制用于补充新教师，缓解民族学校教师队伍年龄老化、结构性缺编问题。
（三）进一步推动民族教育小班化教学改革
实施小班化教育，对生源规模减少的民族地区、民族学校具有重要意义，是其创建优质教育、提高办学效益的有效途径。建议将小班化教育改革纳入民族教育发展规划，加快研究制定适合小班化教育的人员编制和资金投入政策，大力推进小班化教育环境建设和推广工作。
（四）进一步推进民族教育双语教育模式实施
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对于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提高少数民族科学文化素养、加快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具有深远意义。[2]我省朝鲜族和蒙古族学校实行双语教学，建议在保持相同学制的前提下，把少数民族学前一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落实生均公用经费，进行早期双语教育。允许民族学校根据双语教育的实际需要，适当调整课时计划，逐步缓解民族中小学可是紧张的问题，加强双语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五）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教育教学资源建设
少数民族学生课外读物供源少，建议从省级民族教育专项经费中划出一定数额资金或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编写出版少数民族文字版课外读物，研究开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优质课件等教育教学资源。在教材建设上要加大对地区性乡土教材开发的扶持力度，鼓励学校教师和相关研究人员积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发一些校本课程乡土教材、民族民间文化教材等。[3]
（六）进一步加强单亲、无亲及留守儿童教育
加强单亲、无亲及留守儿童教育关涉民族教育健康发展。中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州政府已在2012年8月正式下发《关于做好留守儿童工作的指导意见》，对该项工作的总体要求、基本目标、教育管理工作机制、组织保障和经费保障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各方反响很好。建议各地都应在这方面加大工作力度，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健全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关爱服务体系。拓宽渠道，倡导社会各界关心关爱单亲、无亲及留守儿童。
参考文献：
[1]张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加快推进民族教育发展[J].中国民族教育，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