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化管理论文范例(3篇)
立体化管理论文范文
关键词:以来;新中国;文化艺术管理;理论探索与实践;历史基础
中图分类号:J120.0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在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开始了全面的文化建设,以及与之相随的新中国对于文化艺术的管理活动。这一全新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新的历史实践。而这一实践,是具有重要历史基础的。特别是以来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社会各阶层、文化领域各团体的进步人士广泛参与的文化艺术管理活动的经验,成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管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基础。而在该时期理论探索与实践中出现的错误与偏颇,也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管理的部分失误和挫折埋下了伏笔。
人类对于文化艺术活动的管理,虽然在世界各国均早已出现,但由于管理科学的系统性研究尚属于19世纪以来出现的新兴学科,而对于文化艺术管理则更缺乏全面与系统性的科学研究,因此,新中国文化艺术管理是在缺乏全面与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的基础上开始的。
尽管如此,新中国文化艺术管理仍具有较丰富的理论准备和实践基础。一方面,中国有着长达近三千年的文化艺术活动的历史,各个时代有关文化艺术管理的实践形成丰富的积淀,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及社会文化领域广大团体和人士有关文化艺术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为20世纪中叶新中国的文化艺术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照和经验。1949年之前执政的国民政府也在各时期对文化艺术活动予以一定的管理。研究这一进程中文化艺术管理的基本状况,对于认识新中国以来文化艺术管理的理论及其实践是十分有益的。
以来文化艺术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探索,既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难探索,同时包括全国各阶层各社团文化艺术工作者的积极实践,也包括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一定程度的管理活动。基于历史衍变的因素,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分为1917-1927、1927-1937、1937-1949三个阶段予以研究。
一
中国进入20世纪以后,开始了一个动荡的时代。清末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相继失败,但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全面进入,思想文化领域中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间的争论相当激烈。终于在1911年,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领导发动的辛亥革命了满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
关于辛亥革命之前漫长历史中的文化艺术管理,笔者曾经在《文化管理学概论》一书中有过这样的描述:“由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在长达两、三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领域自然也就在漫长的岁月里较缓慢地发生着衍变,滞留在一种低水准、小规模的层面上。只要整个社会还没有从以个体经济、小农生产为突出特征的结构形态上升到大工业生产的、以商品经济为主导模式的结构形态,其文化方面的活动及其管理,就必然呈现出局部的、缺乏宏观调控的状态,以一种无序的、近于自然形态的模式缓缓前行。”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广大进步知识分子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从此,一场猛烈冲击封建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迅速兴起,在思想、文化及艺术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民国前期的北洋政府是一个处于动荡和内外交困中的政府,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问题致使其不可能对文化艺术给予较多的关注,以及在文化艺术管理方面有较大的作为。同时,由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文化管理基本形态的延续,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管理在总体上仍呈现为一种自然的发展状态。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的促使,特别是西方文化的进入,激励和影响着中国文化艺术及其管理活动使其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
作为当时执政的北洋政府,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管理显然缺乏基本的意识和进步的思想,但是仍旧做出了一些积极的举措。特别是由于西方民主观念和自由意识的影响,该时期在思想形态上呈现出相对的自由,在文化艺术方针政策上也具有一定开放的表现。
在艺术教育方面,政府通过具体条例的颁布与实施,表现出对于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视。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新一代文化艺术的管理者和倡导者,为艺术的普及以及新兴艺术的出现做出巨大的努力。大力提倡美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他将美育与人的世界观教育相联系,认为这是实现世界观转变最重要的途径和桥梁。民国元年制定学制时,他就有意识地提高中小学美育的地位。在北大他亲自开设《美学》课,并一直注意推动公共美育设施和专业美术院校的发展。他认为美感教育具有与宗教相同的性质和功用,但可以避免宗教的保守和宗派之见,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重要观点,开创了艺术在中国走向普及的先河。
1921年前后,随着新文学理论和创作的深入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刊物,涌现出众多的新文学社团,同时也进行着积极的和富有成效的文化艺术管理的实践。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社团的成立,在文学艺术实践及其管理活动中融入了“科学”“民主”的内涵,反映了西方先进思潮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影响,也充分体现出中国社会20世纪以来在文化艺术管理方面的积极尝试。可以说,正是这些充盈了科学与民主意识的进步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一方面掀起一次次文化与艺术的改革热潮,一方面在文化艺术活动中进行着积极的管理尝试,各种文化艺术社团的建立、组织与运行,均是这种探索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影响,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人在其初创之时,虽然不具备现代文化艺术管理的理论和思想,但面对进步的革命的文化艺术活动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管理意识。《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它致力于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新青年》在后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石。该杂志的成功运作,意味着人们在文化建设及其管理方面所做出的积极尝试。
文学研究会以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等人为代表,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从“为人生”出发他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他们宣称,文学研究会“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希望“著作同业的联合”,以“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②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们后来的活动未能完全按计划进行。创造社以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人为旗帜,他们探索文学与社会变革的结合,陆续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仿吾)、《艺术与社会生活》(冯乃超)、《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李初梨)、《英雄树》(郭沫若)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新月社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积极创办刊物,推动创作与评论,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管理经验。
民国前期,许多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和艺术理论家都参与和尝试过文化艺术管理工作。在美术方面,20年代,陈独秀、吕徵等提出“美术革命”,高剑父等岭南画派代表人物倡导“新国画运动”,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等人激励促进中西绘画的结合,对于推进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均起到重要作用。自世纪之初,先后有许多人赴欧美以及日本学习和考察,引进和传播西方艺术,回国后又积极从事改革中国传统绘画的“新美术运动”。一方面,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曾成立了有关美术方面的研究团体,如北京金城、周肇祥、陈师曾等成立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后继者的“湖社画会”,以及“广东中国画研究会”等,成为十分重要的民间艺术管理的范式,体现出不同流派的不同风格,为中国美术的继承传统与革新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另一方面,创办了各种新式美术教育学校,如刘海粟创立的上海艺专等,成为艺术教育的重要阵地,同时也为艺术管理开创了有效的路径。刘海粟在1913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学宗旨》中提出“一、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美术的蕴奥;二、我们要在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我们相信艺术能够救济现在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三、我们原没有什么学问,我们却自信有研究和宣传的诚心”③,表现出进步知识分子渴望变革的迫切愿望。
在音乐方面,从2003年始,清朝政府便颁布文件,逐渐将音乐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之中。民国成立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确立了音乐在各级学校的地位,为音乐的普及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各大中城市相继出现了一些音乐社团,其成员主要由爱好音乐的教师和学生组成。他们举办音乐讲座和短期训练班,组织演出活动,翻译西方音乐论著,研究中国传统音乐,从事音乐创作,活动相当频繁。接着,全国各地均设立了一些专业性的音乐教育机构、演出机构和研究机构,一些大学的音乐系和专业音乐学院也相继成立,民国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也成立了一些音乐团体。刘天华及其同仁们创立的“国乐改进社”,在改进和弘扬中国传统音乐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黎锦晖1927年创办了“中华歌舞学校”,后又组建“中华歌舞团”,致力于新音乐运动,使之与新文学运动携手共进。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以及由萧友梅担任指挥的北京大学管弦乐队,均是该时期重要的音乐表演团体。④
在戏剧戏曲方面,辛亥革命前后曾出现戏曲改良的热潮,各地也成立了一些戏曲界的社团组织。陕西的易俗社、四川的改良会、三庆会,上海的伶界联合会,北京的德奎社,以及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周信芳等,均参与了这一运动。至二、三十年代,京剧的发展达到了巅峰,获得“国剧”之称。全国各戏曲剧种飞速发展,达300多个,戏曲艺术教育得到一些改革,戏曲论著、刊物的出版及理论研究也有了发展。20世纪初,西方文明戏传入中国,并在上海出现了最早的文明戏教育机构,如由李叔同、欧阳予倩等成立于东京的春柳社,到辛亥革命前后回国之后成立的新剧同志会,由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的春阳社,到相继创办的通鉴学校,以及1910年创办的进化团、1914年创办的南开新剧团等,均是该时期重要的新剧演出团体。值得提出的是,同志曾是南开新剧团的主要成员,这对于后来从事文化艺术建设及其管理活动,是一段难得的经历。“五四”以后,话剧艺术成为中国现代戏剧艺术发展的主流。1922年成立了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1928年成立了由熊佛西任主任的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1927年成立的由田汉任院长的南国社――南国艺术学院,这些戏剧团体及其重要成员都在戏剧队伍的组成与管理、戏剧创作、戏剧演出、戏剧教育、戏剧的研究与宣传等方面做出了贡献。⑤
民间的文化艺术活动及其操作,开创了中国文化艺术生产及其产业发展的第一步。特别是在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管理思想,既具有外来文化管理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具有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管理的基本意识。自本世纪初中国出现电影以来,其制片机构就具有企业的性质,开始以企业化生产的方式制作影片。1918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成立“活动影戏部”,开始大规模的电影拍摄活动。1919年5月,中国影片制造公司在南通成立,成为又一家由中国民族资本创办的电影企业。1922年3月,由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等人发起,在上海组建了早期最重要的电影公司“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并建立了“明星影戏学校”,编辑出版了多种电影刊物,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形成的重要标志。1922-1926年间,中国各地先后开办的电影公司有175家,仅上海就有141家,形成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繁盛时期。它体现了中国民族文化产业管理思想上的相对开放,明确了民族资本投入及其运营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1926年春天,张石川、张长福等在上海投资开办了中央影戏公司,成为中国最早的影院联营机构。中央影戏公司直辖7家影院。这条国片院线的形成是制片商涉足放映业的标志,同时中国电影的院线开始了新的划分。⑥对于民族电影业的发展而言,电影发行体系的建立与影院经营管理同时成为电影管理的基本模式。大部分电影厂家均由电影企业家和艺术家结合组成,属于私营或联营性质,各电影厂家在筹集资金、增置设备、筹划创作、组织演职员、实施拍摄、销售宣传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管理经验,电影制作成为我国最早实行企业化管理、并进入现代市场领域的艺术形式。他们的经验使新中国的电影制片管理获益不少。
该时期对于民间出版机构及其活动的管理,也体现出较突出的现代管理意识。由于民族资本的注入以及新闻出版政策的相对宽松,中国民间出版机构得到较大发展,出版活动日益活跃,显示了1919-1927年间中国文化管理的积极探索,加之方针政策上呈现出的开放态势,为之后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氛围以及舆论准备。
处在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未能直接在文化艺术活动的建设与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在研究中国文化艺术管理的基本模式和思想中做出积极的探索。其一,积极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二,参与和兴办具有进步意识的出版社、文学或艺术研究会。在不少这样的团体中,均有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参与,有的正是在参与进步文艺活动中成为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陈独秀、沈雁冰在文学研究会,郭沫若、成仿吾、田汉在创造社,均是重要的成员,发挥着传播与介绍革命理论、推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同时也是对于社会与民间形式的文化艺术管理机制的积极探索。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曾于1920年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考察,真实系统地向国内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他在探索革命文化的基本宗旨、服务对象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尝试。
二
进入现代中国的1927-1937年,整个社会处在空前浓郁的政治文化氛围之中,文化与政治相互交汇,文艺思潮与政治思潮相互影响,成为该时期社会进展的重要特征。南京政府在血雨腥风中成立,当然难以在社会文化艺术发展方面有较大的作为。但由于社会进步潮流的驱动,该政府也在文化艺术方面有着一定的建树。
作为各种文化新思潮多元发展的10年,伴随着激烈的论争与不断的扬弃,该阶段文化艺术管理活动及其思想更为自由活跃。“左翼”运动及其大批进步文化团体的形成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化管理思想的特殊景观,而与此相映衬的大众文艺运动更是显示了文化管理思想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时代特色。
在这一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管理活动及其思想的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不仅为建设进步的大众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引导人们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意义的管理实践;民间社团的蓬勃发展丰富了该10年间的文化艺术管理,使管理思想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面临民族战争的逼近,使得民族利益的维护与实现成为此阶段文化艺术管理理论探索与实践的基点;而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活跃的艺术生产及其所带动的文化市场的繁荣,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管理发展进程中新的特色。
此阶段文化艺术管理方面的成就,更多地体现在众多文艺社团及其社会性文化机构对于文化的管理和推进上。“五四”运动以后,许多进步的文学社、艺术团体相继问世,它们对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电影等在内的各种艺术形式的组织、管理与活动的开展都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参加和指导下在上海等地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更是对以部分大城市为主体的全国进步文艺运动进行了全面组织和推进,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届时,不仅在文学,而且在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等领域都成立了进步的艺术家组织。他们团结在一起,创办刊物,创作作品,组织演出、展出、拍摄影片等活动,并与政府的破坏和镇压进行了坚决的、持久的斗争。左翼文艺运动的开展,不仅形成了一次全国性的文艺发展的高潮,同时也是一次大规模、全国性的对于文化艺术活动组织与管理的尝试。
在左翼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并实施了一定的指导,这对于后来延安时期的文艺活动以及新中国的文化艺术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左联成立初始,一批共产党人便投身其间,做了大量的工作。1931年夏,瞿秋白来到上海,很快介入左翼文化运动。他准确、系统地译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作品,为思想混乱的文坛输入了清新的科学理论空气。鲁迅在“左联”中发挥了导师的作用,但他很难克服“左联”工作中滋生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等不良倾向。瞿秋白充分利用与鲁迅之间的深厚友谊,为改善“左联”的工作做出了努力。由于参与时间不长,瞿秋白也未能对左联产生根本的影响。
“左联”与五四以来的其他文学团体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指导下的革命文艺家的统一组织,它以发展无产阶级的、工农大众的文学艺术成为革命斗争的一翼为宗旨,在文化艺术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尝试。
其一,实施中国共产党予以指导的管理机制。从左翼文艺运动的起始与工作进展中,一直有中共党组织的参与。在左翼运动的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及其文艺活动开展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等方面,均得到党组织的指导。但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难以实施真正的领导,中共高层党组织也未能予以全面的指导,主要体现为党的一定组织和部分党员干部的参与,因而更多属于思想与组织的指导。此外,直接参与左联活动的共产党人多是一些思想与理论上均不够成熟的年轻人,在工作中一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和重要的作用,同时失误和偏颇也是难免的。其幼稚与偏颇主要表现为思想与理论上的简单化与偏激,特别是政治与阶级斗争的泛化与绝对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组织上宗派主义。
可以说,自此时开始,中共关于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一方面在总体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一方面开始孕育与出现“左”的倾向,这是在革命文艺初创时期理论建设不够成熟与实践探索偏于幼稚的表现。“左联”的经验对于党在今后特别是新中国以后文化艺术的管理既具有正面的影响,同时也带来负面的干扰,其积极的作用与消极的后果都是不可忽视的。
其二,确立文艺为人民大众的基本宗旨和管理原则。这是该时期革命文艺建设的重要成果,表现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遵循。但这一思想确立的同时也受到了泛化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斗争的强调,在一定历史时期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阶级斗争的强调也是必须的。但是,如果将阶级斗争绝对化和泛化,认为阶级斗争是普遍适用的和永恒的真理,同时缺乏对于阶级的历史性以及阶级之间的可交叉性、互融性的认知,则会将阶级与阶级斗争强调到至高无上、取代一切的地步。在具体的文化建设与文化艺术管理上,就会出现排除异己的宗派主义和否定一切的倾向,从而导致对于社会各阶层众多文化艺术工作者的怀疑和排斥。这种教训在左联的工作中是严重的,它同时也对于中国40年代解放区文化艺术建设以及新中国以来文化艺术建设带来了一定消极的影响。
其三,探索具有新时期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及其管理体制。为了适应革命的进步的文化发展进程,“左联”继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又相继成立了左翼美术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同时开展了左翼音乐运动、左翼电影运动,波及到文艺的各个领域。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成立了“国际文化研究会”和“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加强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以及文学大众化的推广。同时建立自己的文学阵地,扩大自己的文学队伍,陆续创办了联盟机关杂志《世界文化》及《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十字街头》、《巴尔底山》等多种公开或秘密的刊物。
其四,团结各阶层进步文化人士,注重培养年轻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左翼文艺运动的初始与进展中,均注重团结大量各阶层进步的文化人士,他们在全国各地乃至东京成立小组或设立分盟,广泛吸收和团结追求革命的文学青年,一批具有民主和进步思想的富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艺术家脱颖而出。但是,由于“左联”建设的指导思想出现“左”的倾向,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滋生宗派主义,不少进步作家和艺术家遭受排斥和批判。这对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建设与管理也有着消极的影响。
其五,积极推行富有革命精神的新的现实主义,在创作导向上逐渐形成特色。他们强调作家在创作中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到无产阶级立场的转变,同时要求尽快摆脱革命文学初期普遍存在的幼稚病。一些革命作家从罗曼蒂克走向现实主义,众多民主主义文艺家也表现出倾向于民主、进步的立场,一大批代表着民主革命时期文艺创作最高成就的艺术作品相继问世。但是,由于“左联”有的成员在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中坚持“左”的思想指导,自以为正确,排斥不同意见,将一些过激的、偏执的观点强加于人,不仅伤害了部分作家的情感,同时导致一些人在创作中勉强加进理解肤浅的革命说教,形成一些概念化浓郁的作品。
以“左联”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团体在主体上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积极传播者,为建立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革命的文艺理论做出了贡献。民间社团的蓬勃发展,是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管理活动的多元呈现。虽然国民政府出于维护自我政治立场的需要,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对其进行多方压制,但仍然无法抑制革命与进步文化发展的势头。左翼文化社团的组织管理成为1927-1937文化艺术管理活动及其理论建设的重要构成,显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以及革命性意义。
作为执政的政府,在文化艺术管理上表现出矛盾的状态。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出版法》,剥夺进步文化的出版自由,并查禁一切宣传共产主义、批评国民政府、要求民主和抗日的书报杂志。此外,国民政府还以武力强行解散许多进步文化团体,捕杀进步文化工作者。随着政治局势的转变,民族利益的实现成为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最主要目标。国民政府着眼于时局,为维护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做出了文化管理思想上的相应调整,虽然对于当时中国文化整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其本质目的仍然是维护其政治统治。
在艺术院团管理方面,国民政府先后制定、颁布和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内容主要包括艺术院团执业登记、戏剧审查和捐税征管三个方面。
着眼于教育对于国家发展、政权巩固的重大意义,国民政府以教育为文化管理的重点,提出了一系列管理措施。
在新闻出版管理方面,国民政府做出了相应的政策调整,显示出相对自由宽松的管理态度,促进了新闻出版文化的发展。1927年,国民政府在全国建立了包括通讯社网、广播网和报刊网在内的新闻事业网,其中包括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等的新闻中心机构。从1927年起,政府一方面依靠官方新闻网络,垄断新闻的权和评论权,控制全国的舆论,另一方面还制定了许多新闻法规,钳制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
1927-1937是中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的时期。在相对开放自由的语境之下,国外电影产业的发展以及本土电影产业的发展得到沟通与促进,国民政府的管理思想也表现出了对民族电影业前所未有的重视。而进步电影人的努力更是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1931年9月,中国左翼戏剧联盟通过《最近行动纲领》,提出了开展左翼电影运动的具体策略。1932年秋,夏衍、阿英等受党的派遣,接受明星公司聘请担任该公司编剧顾问。1933年2月9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在上海成立。会议选出黄子布(夏衍)、陈瑜(田汉)、洪深、郑正秋、聂耳、蔡楚生、史东山、、金焰、沈西苓等31人为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由夏衍、聂耳、沈西苓分别担任文学部、组织部、宣传部的领导工作。3月,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成立,组长夏衍,组员钱杏(阿英)等,电影小组开展了剧本创作、影片评论、输送新人、介绍苏联电影等活动。
政府在电影产业的管理上强调了对于“民族性”的重视,并通过其自身的机构,力图使电影制作纳入到国家建设计划之中。1928年9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电影检查规划》。1929年国民政府在沪设立戏曲电影审查会。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电影检查法》。1932年3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和教育部联合组成电影检查委员会,翌年3月更名为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隶属行政院,由中央宣传委员会指导。1933年5月,中央宣传委员会的制片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在南京成立。9月,中央委员会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下设立“剧本审查委员会”和“电影检查委员会”,以替代原直属国民政府内政部和教育部主管的“电影检查委员会”。
政府一方面不断加大文艺审查的强度,一方面极力镇压具有革命倾向、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文艺家,其本质上仍是维护其独裁统治,压制不同声音,民主只是一层遮羞布。1931年2月,政府杀害了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五位左翼革命作家。1934年,特务机构以“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的名义向各报馆散发《铲除电影赤化宣言》,恫吓各制片公司:“以后绝对不得再摄制宣传赤化、危害国家、描写阶级斗争、挑拨民族恶感的影片,对于社会病态黑暗面的描写,亦应竭力避免,以符合教育社会的旨趣。”《宣言》还警告各公司不得使用田汉、夏衍、茅盾、沈西苓、楼适夷、许幸之等人的作品,“其担任导演者也应迅速辞退”⑦,充分表明其文艺管理的独裁和专制的反动性。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建立红色政权的同时,一方面坚持政治与军事斗争,一方面从事与政治斗争理论和宗旨相一致的红色文化建设,开始了文化艺术管理的实践。20世纪30年代,李伯钊、沙可夫、成仿吾等先后来到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根据地,从事对苏区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管理。在苏区文艺运动中,戏剧和歌谣取得的成绩最大。在李伯钊的倡导和组织下,苏区成立了第一个戏剧团体――八一剧团。此后不久,工农剧社、火线剧社也相继成立。这些戏剧团体成立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自编自演了大量的剧目。1933年,组建了工农剧社总社,创办了蓝衫训练班,组成了蓝衫剧团,并建立了高尔基戏剧学校。瞿秋白来到瑞金,直接领导了苏区的文艺活动。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指导戏剧运动的文件,像《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俱乐部纲要》等。1936年11月,已在陕北创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红军,联络在陕北的文艺界人士,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开始了全面的以革命政权的形式对于文艺的管理。
三
在1937-1949年间,中国文化艺术管理活动呈现为多元发展的形态。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文化艺术管理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为推动抗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为适应战争需要所制定的战时管理政策的形成与拓展,体现了既矛盾又统一的政治目的;而在全民抗战的主题下,社会与民间组织的文化艺术管理活动,成为该时期文化艺术管理的重要一翼。
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出发,指明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只有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同时确立了“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文艺方向。
1936年11月22日在陕北保安的《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文化管理思想。在讲话中不仅把文化摆到了特殊的位置,强调要从单搞“武”的一面转到“文武双全”,而且标示出“文”的方面的新的先进性内涵――“团结抗日”,体现了从苏区文化到抗日文化的转折。为了推动这一文化转变,他还希望此前被分割在中心城市和农村的两股文化资源,结合起来汇聚成一股合力,提出两个“发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⑧
1938年4月10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对民族解放时展广大的艺术运动提出了要求。28日,又在鲁艺向文艺家提出“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⑨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讲演,后来发表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在这篇重要著述中,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为此,他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纲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就将中国文化的复兴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指明了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方向。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人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同时,不仅在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经济,而且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艺术管理的思想和经验。
从根据地文化建设来看,提出,由于当时的文化教育是“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故“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⑩努力扩大抗日文化建设的人才资源和群众基础。
1938年2月,和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使之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专门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大批来自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文艺工作者,为鲁艺的创办创造了条件。
延安抗日文化社团的建立,是延安抗日文化勃兴的标志,体现了统一战线下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管理思想的进步意义。最早成立的是中国文艺协会。它由命名,党中央全体负责人出席成立大会,丁玲任主任,统一领导陕北初期的文艺活动。抗战期间延安的文艺团体还有边区文化协会、边区音协、文联、剧协、文抗等,多达70多个,文学方面的社团有18个,戏剧演出团体有18个,音乐社团先后有11个,美术方面的社团有7个,还有4个电影团体,它们是边区抗敌电影社、总政电影团、延安电影制片厂、西北电影工学队。延安时期对文艺刊物十分重视,先后创办了21种文艺刊物。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十分普及。当年,延安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文工团、歌咏队或俱乐部。专业文艺活动是延安文艺的主力,其创作演出活动,起着带头和示范作用。B11
许多抗战文艺团体建立后,立即开赴第一线。1937年8月12日成立于延安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由30余名作家文艺家组成,他们9月下旬出发,辗转3000余里,途经16县60多个村庄,演出了20多个节目。B12
在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的同时,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向社会,深入工农兵,学习民间艺术,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出崭新的人民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和过去比较,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体现了文化的大众化品格追求,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管理思想的最显著特点。具体表现为:
首先,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体现在它的内容上面,即深入地去反映边区群众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劳动、生活和精神风貌,通过文化活动、精神产品去展示他们的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
其次,随着新的主题的出现,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对于文艺作品中劳动人民是否作为主人公来加以表现这一问题十分重视。1944年,他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把这一问题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他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颠倒”,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它“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B13特别是《讲话》以后,许多优秀作品无不以劳动人民作为主人公。
再次,涌现出一些新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语言,这些新的形式和语言,既与自己民族、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同时显示出当代大众的审美需求和特点。
在出版管理方面,抗日战争初创阶段的《延安》报刊、《解放》周刊、《新中华报》、《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共产党人》、《边区群众报》,都为抗日文化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华报》抗战开始时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为其撰写发刊词的报刊有《八路军军政杂志》、《共产党人》、《中国工人》。
延安文化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并走向相对成熟的标志,就是延安的文艺整风。伴随整风运动向文化领域的延伸,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的思考也具体深入了许多。于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紧密结合文艺的规律和特点,从作家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源泉等方面深入地阐释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关键问题,包括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要使文艺很好地为政治服务,应该充分尊重文艺的特点,以及转变文化人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为工农兵服务;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等等,表明了今后中国文化艺术活动及其管理的主导思想与发展方向。
《讲话》是一个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艺术建设基本思想的重要文件,是对我们党成立20余年来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包括左翼文艺运动经验的总结,是党的领导人对于文化艺术建设与管理的全面思考和探索,是对于新形势下文化艺术建设的重要开拓,还是对于建设新中国文化艺术的理论准备。
《讲话》不仅涉及到文化艺术建设基本指导思想及其一系列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对于文化艺术管理基本思想与方式的探讨,其中许多方面,既涉及管理的宏观理论,也包括诸如管理模式、人才建设等比较具体的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所定位的文化艺术管理的基本思想,成为中国几十年来文化艺术管理活动及其理论的重要指南。
应当看到,在延安文艺整风中,由于一些人开始习惯性地强调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加之思想方法的简单化与形而上学倾向,致使在整风中也曾出现对于从国统区、敌占区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过分强调其思想改造等现象。对于王实味的批判即为一件典型的案例。这是文学史上第一次发生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的较大规模的斗争。由于思想方法受“左”的倾向的影响,加上抗战时期的复杂情况等种种主客观原因,人们在批判中出现过简单化、严酷斗争的倾向,最终在战场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刻采取了非常态的措施,将其处决。这一行动对于后来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但是从总体来看,在期间开展的思想斗争,使延安文艺界澄清了不少糊涂观念,增强了人们对于文艺和抗战时期政治斗争关系的认识,以及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和统治区文艺工作者环境和任务的区别,排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某些影响,这对于在当时教育知识分子以及促进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都起到良好的作用。
总之,解放区文化艺术建设及其管理活动的进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战线开展积极斗争的同时,广泛开展文化战线的斗争,探索新型的文化艺术活动的基本规律,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在国民政府方面,对于文化艺术活动的管理也进入了战时文化状态。抗日战争爆发,全国文化艺术界人士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同仇敌忾,投身于抗战文化活动之中,国民政府在文化管理的策略上也在寻求一种“合作”的道路,试图共同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矛盾。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了国民政府的文化管理工作。
1937年初国共合作创办《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初为国共合作创办。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实际是中共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第三厅在抗日战争前期的文化活动中居于重要的地位。等共产党人对该厅工作直接参与领导,邀请郭沫若担任厅长,团结了大批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积极领导抗战初期的抗日救亡的文艺活动。以后第三厅又转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郭沫若担任主任,中共南方局仍参与其间的领导工作,引导该机构在抗战时期坚持不懈地从事抗战文化活动。
国民政府管理的一些文艺部门和团体,或由社会文化社团组建的文艺团体,在抗战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些电影摄制机构与话剧演出团体,均在抗战危急时刻挺进抗战前线,鼓动抗战军民的士气,表现抗战中可歌可泣的英勇气慨。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与中央电影摄影场的电影工作者,冒着危险,拍摄了较多表现抗战题材的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1938年,由中国剧作者协会组织的救亡演剧队,转战南北后会师武汉,改编为政治部第三厅直接领导下的“抗敌演剧队”。抗战开始以来,他们接连推出了《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著名话剧与街头剧。随着抗战烽火的蔓延,在重庆等地,以宣传抗战、鼓舞群众为主旨的抗战戏剧运动一直持续不衰,活跃于抗日战争的全过程。
1938年5月4日,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办的《抗战文艺》,创刊于汉口,编委会云集了当时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方面的代表作家。1938年10月,该刊迁往重庆,坚持出版,直至1946年5月终刊,共计出版72期,成为抗战时期贯穿始终的唯一的全国性大型文艺刊物。B14该刊克服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种种艰难,坚持宣传与动员全民抗战,紧密团结各阶层爱国的文艺家,为战时文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许多文艺家和文艺团体坚持走“文艺大众化”的道路,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文艺的主张比较贴近。其实,关于“文艺大众化”在时期已被提出,“九一八”事变后,左联更是把它作为新的工作路线。不过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真正理解与付诸实践还是在抗战爆发以后。抗战初期,文艺大众化的特征主要是提倡创作通俗文艺,亦即利用传统的文艺形式来表现新的内容。街头剧、活报剧、朗诵诗、战地通讯、报告文学等文艺形式在全国的广泛兴起,正是适应了抗战的需要。
抗战时期文化艺术的管理,有着鲜明的特点。其一,文艺工作者的目标比较一致,管理体制比较简约,一切服从战争的需要;其二,在国民政府对于文化艺术活动实施的管理中,有着较多共产党人的参与,并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其三,官方与社会团体在文化艺术管理活动中相互交叉,国民政府起到一定的保证作用,而真正推进文化艺术活动的往往是社会与民间团体。战争初期,采取较为积极的抗战措施,许多人对前途也比较乐观。然而,腐朽政治不可能轻而易举得到改变,国民政府在战时的文化管理也日趋被动和不作为,于是文艺家们依靠自己的能力投身于抗战文艺活动之中,同时对现实制度进行一定的揭露与鞭挞。
而到了抗战胜利、国内战争开始之际,政府对于文化艺术的管理基本成为其实行独裁统治的工具,同时也在具体管理方面显得更为混乱和力不从心,从而导致广大进步文艺工作者对统治失去信心,以至彻底决裂,向往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新兴力量,把共产党看作中华民族的希望。在此期间,国统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多以社会团体或文化企业的形式出现,积极参与自身的管理,同时利用文艺市场,从事民主与进步的文艺活动,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在这一时期,苏联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自20世纪20年代,人们就通过对苏联的介绍传播苏联革命的经验及其文学艺术作品。在左翼文艺运动时期,苏联的文艺思想以及文化艺术管理的方式就被人们所接受。及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苏联的文学艺术活动的体制以及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均进入中国,成为人们效仿的模式。
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第三个10年里,文化建设与战争相伴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文化艺术建设得到长足的进展。与此同时,人们也在相关的文化艺术管理实践中获得了较多启示与经验,无论是文化艺术管理的基本理论,还是管理的体制、形式与管理方法等方面,均有着重要的积累。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管理思想,呈现出极强的战略意义和政治倾向。当战争的硝烟正待退去,中国现代文化的车轮已然碾过战乱的国土,为驶入全新的历史时期做好了准备。
四
认真考察自“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文化艺术管理的历史进程,可以使我们得到诸多的启示,同时有助于认识新中国建立之后文化艺术管理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探索的成败得失。
综观新中国成立之前30年文化艺术管理的基本形态和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多元性。亦即30年文化艺术管理的理论基点与管理实践,既包括中国共产党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中国化的实践,也包括以北洋政府、政府为代表的执政者们的文化艺术管理思想和模式。其间,既继承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中的诸多因素,也包括执政者对于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等进步思想的借鉴,以及对于反动的文化专制乃至法西斯主义的吸纳,还包括大量体现于社会团体探索和实践的民间文化艺术管理的模式和经验,杂糅了大量中外传统与当代各种文化思潮和管理思想的成分。正是在多元思想与理念的不断碰撞与斗争中,中国文化艺术管理的现代形态开始出现与趋于形成。
现代性。中国自五四以来的文化艺术管理的实践,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冲击和打破中国两千年来闭关锁国的状貌,翻译介绍西方现代文化,引进和吸纳西方以及日本等国家具有浓郁现代意识的文化艺术活动形式,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创作、传播、组织形式,以及艺术教育的基本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新型的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重视引进和建设新的文化理念,冲击旧的和僵滞的文化思想,滋养和孕育中国自身的新型的文化艺术,逐渐形成自觉的管理理念。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常常显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幼稚、不稳定等弊端,但是,这一基本倾向也同时表现出现代文化与现代意识对于中国这块土地的渗透与冲击。
革命性。中国以来文化艺术管理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更充分表现出革命性的特征。进步的民主主义者以及更具革命性的共产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满足于保守与改良,不恪守现状,以一种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在从事政治革命与武装斗争的同时,进行着前人所从未进行过的文化与艺术的创新和革命。从对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冲击,到结合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与经济建设的实际,使文化逐步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翼。中国共产党人以及进步的民主主义者,不仅为中国革命与民族前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也为中国革命文化的建设呕心沥血,努力探索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以及现代文化艺术管理的理论与模式。中国文化艺术管理从理论根源到实践模式,时时受制于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和氛围,无不打上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烙印。从文学革命论到革命文学论再到抗战文化论直至的《讲话》,从20世纪20年代“为人生”的文学思潮以及层出不穷的文艺社团,到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以及40年代的解放区文艺对于新型的革命文艺活动的全面实践,中国现代文化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每一次演进,都表现出与政治革命紧密联系,与政治思潮融为一体的特征。这些,均对新中国文化管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以上特点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主体性作用。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文化的建设,在近30年的以政治斗争、武装斗争为主体的革命实践中,同时进行了长期的文化艺术管理的实践。正是在多元理论的影响与自身探索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化艺术管理思想与理论。历史实践表明,这一思想与理论既经历了长期的研究与探索,具有丰厚的实践基础与理论价值,同时也在多个层面上表明,这一思想与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印痕,其探索与实践一直在战争环境中进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既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与经验,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文化艺术管理基本思想的形成,主要与几个方面的因素具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身建设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和文艺思想也就成为影响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其次,中国传统文化管理思想及其管理实践的影响。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文化管理思想与传统文化管理思想有着深刻的联系。现代文化管理理论的探索,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管理思想与实践的历史性变革与改造。再次,社会与民间文化艺术管理的实践与影响。特别是20年代以来社会进步的文化艺术团体对于文化艺术的推进与管理活动,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第四,苏联文化艺术管理的体制和模式,也对中国共产党人有着一定的影响。正是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予以结合并融入管理实践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艺术管理的基本思想与理论。
但是,这种探索与实践又有着诸多局限。其一,近30年的理论研究和储备虽然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管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一直居于非执政党的地位,长期处于战争状态,难以以充足的精力研究文化管理问题;其二,中国共产党人从最基础的阶段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面对西方进步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缺乏较多具备较高理论素质的研究人才;其三,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构成以工农为基础,面对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尚缺乏大批的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干部储备;其四,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文化艺术管理实践,但是,面对大批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以及对于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尚缺乏基本的经验。正如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面对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深感管理经验与人才等方面的严重不足一样,对于文化艺术的管理,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文化艺术管理的历史经验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十分丰富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文化艺术建设以及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建树与实践成效是巨大的,但是也存在教条主义的影响和“左”的思潮的干扰。从第一个阶段的理论积累到参与一定的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于文化建设与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及其管理有了比较深刻的认知。到了第二个阶段,业已开始明确文化建设的具体主张和举措,并能够付诸于实践,特别是对于革命文学的提出,以及对于左翼文艺运动的指导和参与,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初步的文化艺术管理的理论建树和实践经验,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基本宗旨。但同时,由于一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机械的、简单化的理解,以及“左”的思潮的干扰,使得该时期文化艺术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原则、具体建设的举措,均受到一定影响。到了第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人一边进行艰苦卓绝的民族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一边重视和加强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化建设与文化艺术管理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获得了巨大的成效。其间,也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管理理论、管理模式和体制,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但也出现了对于阶级斗争的过分强化和泛化,以及对于文艺活动中政治因素的过分强调,使得这一“左”的思想渊源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
第二,社会团体在文化艺术管理方面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参与和指导下所取得的十分宝贵的理论与精神财富。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的进步文学艺术团体的建立、各种艺术门类院团组织的出现,以及他们对于进步的大众的社会题材的表现,对于西方文化艺术样式的借鉴与移植,均属于文化艺术管理领域十分可贵的探索。及至30年代以左翼文艺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性社会文化艺术团体的出现,既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指导直接相关,同样也是社会各阶层进步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奋斗的结晶,其中大量的理论与实践为新中国文化艺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而从抗日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之时,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沦陷区,均活跃着大量的社会与民间文化社团,这些具有民间性质的文化活动及其管理实践,也为我国现代文化艺术管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三,近30年间中国政府有关文化艺术管理的某些管理模式和举措,也能够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鉴。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是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执政集团,他们在充满战乱和民族危难的年代里,难以顾及文化艺术的全面建设,即使进行了一定的文化建设和艺术活动,也常常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和文化需求不尽一致,甚至相悖,更难以进行科学的管理。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也分别做出了一些建树,奠定了一些国家文化艺术建设的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管理经验。对此,我们也应当予以重视和研究。事实上,新中国文化艺术管理在体制建设方面正是对于旧中国管理体制的扬弃,从而创建了具有新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体制;而在队伍建设方面,也曾大量接受和吸纳了旧中国不同体制下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使之经过改造,转变成为新中国的文化艺术工作者。
第四,旧中国文化产业与市场机制从萌芽到一步步成长,为新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艺术市场,提供了重要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方式,这同样是一份难得的文化财富。20世纪20年代以电影产业和市场建设为主体的文化艺术产业和市场雏形的出现,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和艺术市场的开端。而在30年代以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等为主要表现样式的艺术市场在一些大中城市得到进一步滋养,以民营为主体的文化产业和市场样态,在文化经营和市场运作方面积累了重要的经验。抗战爆发以后由于战争的原因,这种产业与市场遭到很大的冲击,但是许多文化艺术实体仍能以各种形式得以延续和生存。由于更为复杂的原因,这种文化产业与艺术市场建设的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未能得到有效的传承,但在电影与其他一些艺术活动中仍能获得一定的借鉴。及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上述经验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研究。
正是基于以上诸多因素,20世纪初期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有关文化艺术管理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为新中国文化艺术管理的深入与拓展奠定了厚重的历史基础,新中国波澜壮阔的文化艺术建设及其管理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的。(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田川流、何群《文化管理学概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②《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12卷1号,1921年1月10日。
③刘海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学宗旨》(1913),转引自张永《百岁老人赤子情深》,《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1994年第3期。
④蒋菁、王铁柱、吴朋《中国民国艺术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04页。
⑤同上,第201-229页。
⑥参见沈芸《中国电影产业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⑦参见上海《民报》,1934年1月23日。
⑧《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引自《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2页。
⑨《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引自《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⑩《论政策》,引自《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8页。
B11参见孙国林《抗日战争中的延安文艺》,《文史春秋》,2006第2期。
B12参见闻黎明《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艺术》,引自《1945―1995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近代史研究杂志社,1995年版。
B13《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人民日报》,1967年5月25日。
B14参见彭玉斌《〈抗战文艺〉的版本问题》,《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2期。
TheHistoricalBaseofArtManagementinPeople'sRepublicofChina
TIANChuan-liu
(SchoolofArtandCulture,ShandongUniversityofArts,Jinan,Shandong250014)
立体化管理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质量环境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整合一体化
DiscussiononthePossibilityforIntegratingandUnitingtheManagementSystemsofQuality，Environment，andOccupationalSafetyandHealth
Abstract:Implementation，accreditationandcontinuousperfectionofthreemanagementsystems，namelyISO9000，ISO14000andOSHAS18000，havebecomeanimportantlandmarkforthemanagementlevelandabilityofsustainabledevelopmentofmodernenterprises.EspeciallyafterChina'saccessiontoWTO，issuesofquality，environment，andoccupationalsafetyandhealthbecomeunevadablefortheexistence，competitionanddevelopmentoftheenterprisesintheirglobaleconomicandtradeactivities.Nomattertheyareenterprises，institutions，consultant，
accreditationorgovernmentalagencies，theyallarethinkingdeeplyashowtoavoidthoseunnecessaryintersection，overlapping，andrepetitionamongthesesystems，sothattheresourcescouldbefullyutilized，andthemanagementcouldbemuchmoreefficient.Authorsconsiderthatthesesystemsmightbeintegratedandunited.Thebackgroundandcircumstancesforintegrationandunificationarediscussed，anddrawbacksareanalyzed.Suggestionsforintegrationandunificationaremade，andtheprospectiveislookedforwardto.
Keywords：QualityEnvironmentOccupationalsafetyandhealthManagementsystemIntegrationUnification
1前言
随着ISO9001∶2000的推行，2001年12月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发出了公告(2001年第30号)即《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指导意见和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审核规范》［1］，以及ISO14000∶1996系列标准
在全国不断地推行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在推行质量管理体系(QMS)、环境管理体系(EMS)及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OSHAS)方面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企业在入世后，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在推行、建立、认证和持续改进的实践中，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就减少QMS、EMS、OSHAS三大体系在建立和实施中的交叉、重叠、重复，人、财、物、时间的浪费，管理绩效和效益不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三大体系整合与一体化的背景和面临的难点；提出了几点建议并展望其发展前景。
2QMS、EMS、OSHAS的整合与一体化的有利条件和时代背景
随着2000年版ISO9000的宣贯，ISO14000系列标准的实施，OSHAS18000的试行［2］，最近，国际劳工组织ILO/OSH2001的出台，我国国家经贸委《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指导意见和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审核规范》，大大地推进了现代企业管理改革步伐，使三个体系标准更加科学、更加实用、更加完善。但在实践中，从不同角度都发现了三者的个性和共性的差异和要素的交叉、重叠问题，使一些实践者和管理专家、学者开始深思，是否有可能寻求设计一个新的构架?而在1999年笔者也有类似的萌想［3］。
至今，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企、事业单位(组织)、咨询及认证中介机构、相关方面、政府主管部门都积累了经验，在某些领域取得共识，发现了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要求，加上市场经济主导和经贸活动发展的需要，促使三个体系的各方，加强彼此间的学习和研究，进行对照、对比，进行结合与交叉，通过咨询和认证实践，都不同程度表达了希望整合或一体化的意向，似乎说话的底气更足，依据更多，条件更有利，时机也更成熟了。下面简述QMS、EMS、OSHAS(OSHMS)三个管理体系有可能整合以及一体化的背景和良好的基础。
(1)三体系寓于全面管理体系之中
QMS、EMS、OSHAS(OSHMS)均属于全面管理一体化系统(TotalIntegratedManagementSystem，TIMS)的主要成分，其总目标、特点、共性都有其内在有机联系和互补性，可以认为三个体系的整合与一体化的管理体系是以Q、E、OSH为核心，全面质量管理理论为基础，以国际管理性标准为框架，融合其他管理要求的协调一致的管理体系［4］，也可以视为是系统(分系统)与总系统的关系。三个子管理体系是全面管理总体系的组成部分，并交融于一体。
(2)三体系咨询认证对象的需求
被咨询、认证的单位(对象)为了建立QMS、EMS、OSHAS三个管理体系，要分别组织三个专业性管理队伍，分别经历3次大动荡、大改革、大投入，事后整改、持续改进、抽查、复审等，并非一劳永逸。当前，企业需要用更多的精力、时间和资金，投入市场的竞争和自身发展，若能帮助企业同步建立和实施三个管理体系或建立一个包含Q、E、OSH管理的综合一体化的管理体系，是企、事业单位(对象或用人单位)举双手赞同的事情。
(3)咨询认证中介机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
无论是QMS、还是EMS或OSHAS的咨询机构、认证中心，都在拼命的扩大现有的业务范围，都千方百计的要同时拿到ISO9000、ISO14000、OSHAS18000的体系标准咨询或认证的资格证书，这些中介咨询或认证机构正在培养和选聘身具这三个体系认证资格的外审员或主任审核员。其目的是适应企业咨询或认证市场的需求，这些中介组织开始联合咨询，实施联合审核，在国内开始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
(4)有效管理提高效益，急需管理体系整合与一体化
由于ISO9000、ISO14000及OSHAS18000的体系标准问世时间的差异，按各自的对象和目标，分别建立了各自的管理体系标准。通过实施和实践，人们已发现，无论在咨询以及认证过程中，有许多要素交叉、重叠，给组织(用人单位)带来工作重复、资源浪费、管理效率及效益低下，违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不能适应企业发展和市场竞争的需要。解决的有效办法就是需要寻求一种综合的方法，将三体系整合或综合一体化。
(5)三套标准的兼容性为其整合与一体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个管理体系的内容(要素)多数是相同或相似的。例如：ISO9000∶2000标准，在其附录A中给出了ISO9001∶2000与ISO14001∶1996标准的各要素对照表，大大地改善了兼容性；在OSHAS18001∶1999标准的前言里，强调与ISO9001∶1994、ISO14001∶1996的相容性；ISO14001∶1996与OSHAS18001∶1999的相容性；在2001年11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的GB/T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的附录A中，即GB/T28001与GB/T24001-1996、GB/T19001-2000之间章条对应关系，以充分体现了三个标准体系的相容性，为职业安全健康、环境和质量管理体系相结合提供了内在联系和应用的理论基础。甚至在国际劳工组织(ILO)2001年颁布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导则》(ILO/OSH2001)中，在2001年12月国家经贸委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审核规范》的条款中，都充分的体现了三个标准体系的相容性。
(6)三套标准的管理原理相同，模式相似
QMS、EMS、OSHAS均以戴明原理为基础，遵照PDCA循环原则，不断提升和持续改进的管理思想；三者都运用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原理和方法、分目标相似、总目标一致；三者都是为了满足顾客或社会、员工和其他相关方的要求，推动现代化企业的发展和取得最佳绩效。
(7)ISO14001与OSHAS18001整合已取得成功经验由于EMS与OSHAS的管理体系运作模式及标准条款名称基本相对应，形成了兼容或整合或一体化天然良机，在国内外石油、天然气行业，甚至海事领域的远洋运输管理中，都建立了环境与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相融合的HSE管理体系，并取得了成功经验。
(8)企业文化建设为三套体系建立或整合奠定了基础现代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文化建设，无论是企业质量文化、企业环保文化、企业安全文化的建设及其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都为三套标准体系的整合或一体化提供了人文及社会环境和技术支持［4］，关爱人的生命，保护人的生存、生产、生活的安全与健康，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推崇质量安全文化、环保文化、减灾文化、安全文化，给三者标准体系的整合与一体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现代企业管理水平、企业精神、企业形象的重要体现。
(9)三体系的整合及一体化已成为国际发展趋势先进工业国倡导Q、E、OSH的高品质经营理念和运作方式，一切以人为本，追求ISO9000、ISO14000、OSHAS18000三个体系标准的整合或一体化，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需求，获得最佳经营绩效的成功途径。据报导，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及台湾地区，在进行QMS、EMS、OSHAS三体系的整合及一体化尝试，无疑，国内外成功的经验预示着三体系整合与一体化将已成为国际化发展趋势、成为国际管理及认证领域的重要拓展方向。
3整合与一体化面临的困难
由于三个标准体系出台的时代背景不同，对象、目标、适用范围差异较大，要进行整合或一体化，必须克服一些障碍，认真深思，系统策划与设计，处理好交叉、融合、综合各要素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
转贴于(1)坚持严肃认真、科学务实的思想
要组织人力深入研究三个体系的异同，联合专业咨询和认证机构共同策划与设计，结合企业实际，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试点、实践。处理好整合及一体化体系与QMS、EMS、OSHAS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与企业标准化管理的关系；处理好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关系；推行整合与一体化的管理体系与理念，必须使全员理解、全员参与、全员支持，方能持续改进，成为永恒的动力。
(2)严防机械拼组和各自为政的凑合
要从建立现代企业管理，获得最佳绩效，推动企业发展，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立于不败之地为目标，从战略上和战术上深层考虑。要顾全大局，消除各为中心，着眼于世界，立足于发展，尽量减轻对企业带来人、财、物、时间、资源浪费的负担，科学地解决三体系间的接口问题，系统地建立新型的综合管理体系。严防拼组与凑合，这样做是适得其反，必须严禁发生。
(3)坚持戴明原理和三论方法
戴明原理、PDCA循环原则、持续改进和不断提升的目标是三体系整合与一体化的核心，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其方法是实现整合及一体化基础理论和运作方法，也是策划、设计和制定综合体系标准指南和规范的基本原则。
(4)持谨慎态度、要稳重行事
已建立ISO9000、ISO14000或OSHAS18000的单位，是否立即建立三体系的整合或一体化体系，应认真分析和考虑自己的条件和特点；未建立QMS、EMS、OSHAS的单位，要稳重行事，要认真咨询和请教已建立三体系的单位及对三体系整合有成功经验的国家认可的中介组织。当前出现的联合审核行动仅是一种探索和尝试，要建立和实施三体系整合或一体化的体系，真正做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国际间互认，还有很多需要创新并负出艰辛劳动的工作，正等待人们去开拓、探索和开发。谨慎与稳重行事是十分必要的。
4关于三体系整合与一体化管理体系建立的建议
建立涵盖质量、环境和职业安全健康管理要求的一体化管理体系，开展一体化认证，是诸多企业(组织)的共同需求，也是中介认证机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拓展、新选择。无疑，它标志了当今国际现代管理及认证领域出现了新潮流、新需求。为促进国内企、事业单位建立和实施三体的整合与一体化管理体系，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三方携手整合
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牵头，有计划地组织国家质量管理体系、国家环境管理体系及国家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指导委员会，并分别吸收三方的政府主管部门、国内知名的认证机构、大中型企业(组织)的资深人员参加，申请在国家立项，分若干专题研究，最后起草一份整合与一体化管理标准。
(2)认真总结国内经验
开设专题课题，吸收国内实施联合审核、H．S．E(健康．安全．环境)认证、海事H．S．E．(健康．安全．环境)认证的整合经验，经提升、优化，结合企业(组织)实际，为一体化管理体系建立提供科学依据和成功可行的经验。
(3)跟踪国际的整合与一体化动向
ISO9000、ISO14000或OSHAS18000已成为入世后，各国工农业产品能否真正进入世界贸易市场的瓶颈问题，也是企业能否有资格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活动的入场券，先进工业国早已按这三个标准在运作，例如：英国的BS5750(为ISO9000所引用)，BS7750(为ISO14000所引用)，BS8800(为OSHAS18000所引用)早已在英国建立、实施，也是国际上公认的较好标准，已为有关组织和国家原则上照搬或适当修改成自己的标准。更为关心的三个管理体系建立、整合及其一体化是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和地区的工农企业，都想借推行和建立QMS、EMS、OSHAS来提高自己的现代管理水平和国际经贸活动中的地位。据有关信息资料报道，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及我国的香港地区、台湾都在三体系的建立及其整合与一体化管理体系方面正在尝试或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因此，跟踪国际发展动向，与国际接轨，以及调整经贸对策，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掌握国际动态和最新信息是极为重要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完善的手段。
(4)试点和推广
三体系的整合及其一体化管理体系的建立，是否达到科学、实用、提高管理绩效的目标，要经过试点来考核，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惟一标准。特别要抓认证机构的试点经验，联合审核经验、整合试用的绩效、一体化管理体系建立的经验；综合协同后，逐渐推广、改进；最后为一体化管理体系标准提供最科学、最实用的依据。
(5)坚持自愿、推荐的原则
三套管理体系标准的推行和实施，均以自愿为前提，这种管理性、推荐性的标准，对帮助企业建立现代化管理体系达到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是十分重要的，但必须坚持企业自愿的原则。充分相信企业的自我意识和觉悟，不靠政府命令，而靠产业结构调整、市场经济变化和需求，让企业在其生存和发展中领悟，让市场经济规律去推动，让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贸经济活动促进，靠企业内外人员的支持，使企业自觉的认识到QMS、EMS、OSHAS的建立以及进一步的整合与一体化是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必经之路，是企业全面管理的基础。当然，人做出这种选择与企业的经济发展、企业文化建设、决策人的素养和水平紧密相关。一切不能勉强，顺其自然，靠市场经济运作，顺昌逆亡。
当然，是否自愿、自觉推行和建立三个管理体系，涉及到企业文化氛围和企业员工科技文化素质问题外，还有一个经济基础问题。聪明人一点自明，早投入早受益。虽面临困难，但不能失去发展机遇和提高效益的良机，企业不积极、不主动改革，就很难挣脱经济逆境给企业带来危运。
5管理体系与企业文化建设
笔者认为，探索一体化管理体系的策划、设计及其建立和实施课题是具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大事。企业的全面管理体系逐渐完善，而Q、E、OSH的管理体系是其中的核心问题。而以人为本的管理，以人为本，保护自然环境，关爱生命，珍惜人生的企业文化就包含了企业质量文化、企业环境文化、企业安全与减灾文化［5］。企业的形象和企业的精神是建立在企业文化的基础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深层次的资源来源来自企业员工的科技文化素质及其相应的技能。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企业文化建设和人才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先进的管理体系一定是建立在企业文化的基础上。因此，没有现代科技文化的企业是没有出路的企业，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不断提升员工的科技文化素质是企业兴衰的根本。管理是调整人与物的关系，使企业安全、高效的运转，创造最佳绩效达到预期目标
的方法，管理不是目的。管理体系一体化的建立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一种经济、简便、有效运作的手段，综合、科学、高效是其发展方向。企业文化建设的繁荣和全体员工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是三个体系整合及一体化建立的人文条件和技术基础。
6寄语与展望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前主席蒙尔曼先生和ISO14000标准起草人——沙拉米都先生曾多次强调：“如果不是单纯为了认证注册，组织完全可以将ISO9001、ISO14001标准结合起来实施。这样既可以减轻组织负担，又可以统一考虑组织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的同步建立及实施。”［4］实际上，OSHAS18001∶1999与ISO14001∶1996的兼容性，2000年版ISO9001的修改与ISO14001∶1996的兼容性，已为三个体系的同步整合与一体化管理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天然合理的兼容基础。
值得笔者可喜的是有幸亲自参加了由《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杂志社、《中国ISO14000体系认证》杂志社及《中国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认证》杂志社，于2002年1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市长之家”联合举办的《建立综合管理体系，实施联合审核》高级研讨会，200余名专家、学者，三个体系的咨询、认证机构人员、相关的大中企业代表，各抒己见，共同探讨。从认真交流、热烈讨论的气氛中，笔者欣慰地看到了一种力量，一种期望：企业现代管理水平提高，需要三个体系的整合与一体化；认证及咨询机构、中介组织受市场需求的吸引和冲击，也急待寻求三个体系的整合与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方法；更希望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及三个部级管理体系认证指导委员会，能关注、支持和引导这项具有全局性、决策性的管理体系的创新工作，同时要求其组织力量跟踪、分析、研究国际整合与一体化的动向，为国际间互认创造条件。
笔者相信，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会出现“建立综合管理体系、实行联合审核”的浪潮，随后就会出现值得推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三体系整合与一体化试点新模式，最后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或联合Q、E、OSH三个部级的管理体系指导委员会公布三个体系的综合管理体系的指南和规范，并与国际接轨。这是企业管理现代化和管理体系规范化、标准化的重要发展和时代新标志。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指导意见》和《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审核规范》公告2001年第3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2001．12．20．
2徐德蜀．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及其标准化．中国安全科学学报，1999，9(增刊)．
3徐德蜀，金磊．Q．E．&OSH管理体系的交融与整合．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0，10(2)．
立体化管理论文范文
民办高校工商管理精神文化是指民办高校工商管理专业的师生员工所体现出的特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为人处世的风格、精神面貌。民办高校工商管理制度文化主要是指由国家或学校颁发和制定的各种规则、制度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工商管理文化是工商管理专业的灵魂，是工商管理专业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工商管理文化体系的建设关系到整个专业人才培养的水平，将对广大工商管理专业的全体师生员工甚至校园内其他人员主体的学习、生活、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民办高校校园文化是教育文化和企业文化结合所产生的一个新的文化形式，而民办高校所建立的工商管理文化体系也同时会体现出教育事业和企业的特点。
2.民办高校工商管理文化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经过30年的发展，大部分高等教育学校尤其是民办高校积极投身校园文化体系建设，组织和完成了大量以校园文化为主题的研究工作，而与工商管理文化体系建设有关的工作、政策、课题却凤毛麟角。本文通过大量资料调查和取证，发现目前民办高校工商管理文化体系建设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大部分民办高校对于建设工商管理文化体系没有明确的目标；部分民办高校的管理者对高校工商管理文化体系理解不够充分，仅仅将工商文化建设专注于相关硬件设施的建设；大部分关于民办高校工商管理文化建设的理论不够系统，支离破碎；相关制度与工商管理文化建设不协调，不能有力地推动校园工商管理文化建设；很多民办高校在校园工商管理文化体系建设上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对工商管理文化建设的管理混乱；许多民办高校在工商管理文化建设上急功近利，没有长远的计划；很多民办高校工商管理文化建设未能结合自身特点，对西方办学模式生搬硬套，盲目跟风，在工商文化建设过程中忽略了人这个文化主体等等。
3.民办高校工商管理文化体系建设主要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