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形势论文(6篇)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篇1
一、加强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具有深远意义
国际形势教育是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研究、宣传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现状、趋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等。加强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具有深远现实意义，它不仅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辅助，也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形成的重要条件，有利于大学生了解世情、国情、民情和党情，高度认同我国当前制定实施的大政方针政策，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并为之不懈努力。
1.加强国际形势教育有助于学生从本质上了解世情。国际形势教育能帮助学生及时了解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发展状况以及即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引导学生从本质上对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教育具有不同于国内形势教育的特点。首先，内容范围具有广泛性，涉及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状况以及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其次，研究的重大事件具有震撼性，发生的事件足以引起各国关注和研究。再次，国际形势教育对教师要求较高，相关教师需具备更为全面而深厚的知识结构。全球范围内发生事件的复杂性不仅要求教师了解事件的表象，还应熟悉各国的地理环境、历史状况以及与他国之间的深刻渊源和联系，善于从事件表面寻找到内在的本质根源，从而帮助学生深入辨清形势、辨别是非、理解世情，正确把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2.加强国际形势教育有助于大学生认识国情。通过国际形势教育，学生能接受深刻生动的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认清国际形势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珍惜和维护稳定大局，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因而它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国际形势教育能帮助学生了解我国的国际角色与地位，理解对外开放国策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使馆被炸、奥运火炬传递受阻、美韩联合军演等国际背景下的历史事件，无不牵动大学生的爱国心弦，使他们接受到严肃而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国际形势教育也是国防教育的重要形式和途径，国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强化公民为扞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外来侵略和颠覆的精神，国际形势教育能普及国防和军事知识及技能，使大学生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和国家安全观。
3.加强国际形势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掌握科学的形势分析方法。国际形势教育有助于学生自觉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培养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的能力。国际形势教育能培养学生养成马克思主义系统观，通过局部看全局，透过支流看主流，抓住实质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快，世界在加速联系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发展不平衡，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宗教由此矛盾激化，引发此起彼伏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国际形势教育能引导学生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从本质上认识世界的各种现象，掌握矛盾分析的方法、辩证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等，科学分析形势的思维方法反之帮助学生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确保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正确立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二、当前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存在的盲点与弱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形势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并对高校形势政策教育提出诸多要求。经过若干年的课程探索与建设，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得到普遍重视与发展，但由于国际形势教育本身具有复杂性、深刻性等特点及教育时间过短、实践经验相对不足等原因，当前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存在一些盲点与不足。
1.管理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目前很多学校实行多头管理的体制模式。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或由教务部门管理，或由党委宣传部管理，或由学生工作部管理，或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管理，多头管理的体制模式缺乏专门机构统一负责，致使责任推卸、管理混乱、备课不足、效果欠佳。此外，高校在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资金投人方面明显不足，国际形势教育需要长期的书刊、音像资料资金投人，师资培训、场所设置、专家、活动安排也需要一定资金，学校对课程的不重视及课程重要性的被弱化导致资金投人不足，国际形势教育缺乏必要的资金体制保障。在教学内容体系设置上，由于缺乏责任机制未能形成完整的教学大纲和计划作指导，国内形势教育与国际形势教育内容比例失衡，国际形势教育不能得到充分重视。
2.师资队伍不明确，缺少教研机构。目前许多高校未能建立稳定合理的教学科研队伍，没有设立专门的形势政策教育教研机构，国际形势教育缺乏深层理论指导，未能深入解释国际事件发生、发展的内在本质及相关联系。大部分高校采取“专兼结合、以兼为主”的教学组织方式，让一些从事学生管理的工作人员、院系辅导员以及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其他一些行政人员承担该课程的教学任务，他们教学经验及理论水平的限度影响了教学效果。“形势与政策”是一门知识性很强的课程，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指导分析，把握事件的深层矛盾与规律。这种分析对教师要求很高，既要求他们具备深厚的历史知识积淀，又要具备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如果不能将两者有机融会贯通，则会缺乏问题分析的深刻性和透彻性。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性对这种融会贯通知识要求更高，不经过长期系统培训很难深刻掌握国际重大事件表象背后的真正本质。缺少专业老师的理论讲解及科研机构研究成果支撑，将是制约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实效性的重要瓶颈。
3.学生接受国际形势教育不具备连续性。由于形势政策教育仅限于低年级学生，高年级学生无法连续接受接受相关教育，这既不能实现国家相关规定，也无法满足高年级学生的求知欲。《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规定：形势与政策课按平均每学期16周，每周1学时计算。本科四年期间的学习，计2个学分……实行学年考核制，每学年考核一次，该课程总成绩为各学年考核平均成绩，一次计人学生成绩册。不少高校或以其他教育代替形势与政策教育，或仅进行1至2学期的教育，这样既不符合《通知》精神，也不能满足高年级学生了解世界形势的求知欲。大学生对事物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思考问题具有宽域性、分散性和表层性特点，国际热点往往成为他们的关注点与讨论点，引发思维变化及思想变动。这种特点将持续整个大学阶段甚至研究生阶段，如果忽视高年级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不对国际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和及时引导，很可能会影响他们未来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判断。
4.教学形式及教学方法单一滞后。目前，很多高校虽然已经改变了过去“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张嘴”的传统教学方式，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讲座报告等大课堂教学，但教学方法和手段仍然简单，教学形式依旧单一，教学缺乏感染力和吸引力，学生缺乏自主性和参与性，导致原本丰富有趣的教学内容变得枯燥乏味，师生间缺少应有的交流互动，课堂气氛沉闷，教学效果不佳。与国内形势教育相比，国际形势教育受到时空、认知等条件限制，教师难以组织学生开展实地考察、采访调查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方式。随着网络时代的深入发展，学生更多地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的开放性、交互性、及时性等特点获取国际资讯，随时了解国外动态。高校国际形势教育的滞后性及方法的单一性往往不能满足学生迅捷获取信息的期望，高校面临与互联网等新媒体争夺学生思想阵地的严峻困境，同时承担了网络时代背景下国际形势教育手段方法变革创新的重大任务。
三、探索新形势下国际形势教育的新方式和新途径
1.建立健全形势政策教育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工作机制。《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对形势政策教育管理机制建设提出总体要求：“高等学校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宣传部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机构牵头负责，教务部门、学生工作部、团委直接参与的教育教学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制定教育教学计划，组织实施教学活动。要加强督查工作，形成定期或不定期地教学检查和督导的工作机制。”各高校应依据国家政策指导，结合地方实际及本校特点部署教学工作，并组织落实教师培训、教学管理和考核等。例如，可确立党委统一领导，分管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和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主管，教务处、社科部、学工部、宣传部分工合作的工作机制。具体实施上，党委宣传部与思想教政治育理论教研部总体统筹规划国际形势教育，制定长期教学计划与大纲，完善相应的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估机制，确保机制到位、制度到位、师资到位、经费到位，组织其他各部门协调配合，切实把形势政策教育尤其是国际形势教育贯通学校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各个环节。
2.成立国际形势教研室或研究小组，加强国际形势规律研究，提高教师以马克思主义分析国际重大事件的能力。国际形势教育不仅要求讲授事件的过程和结果，更要求透析事件的起因、联系、本质和规律，这要求学校成立研究小组开展专业研究。、教育部等国家部门近年来多次颁布的相关文件也越来越表明：高校国际形势教育应具有体系性、原理性、科学性、教育性，高校应尽快成立研究机构或研究小组，解决国际形势教育中存在的重大实际问题与理论问题，具体主要研究如下课题：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和政策观基本理论、基本观点，提炼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对重大国际事件分析、指导的科学论断；学生心理特点及接受特征，把握学生关注国际形势的范围、特点，及时准确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增强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时效性；国际形势教育教学特点，分析国际形势教育、形势政策教育与其他政治理论课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合理安排课程结构和宗旨大纲；主要国家发展历史及其外交联系，形成丰富稳定的资料库，有效预测、解释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教育范畴研究，揭示国际形势教育内容、方法和环境等各环节，研究该教育特有的教学要素与环节；国际形势教育方法论研究，探寻独特的研究思维方式，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国际形势的思维方式等。
3.建立“专兼协调、内外结合、全面动员、联动教育”的教师队伍格局。提高专、兼职教师的教学素养，定期选聘校外专家作报告，调动学校各级别、各学科教师的国际形势意识，将国际形势教育贯彻在各自的学校管理和学科教学过程中。“专兼结合”，即“建设一支以精干的专职教师为骨干，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为主体，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要配备高素质的专职教师负责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形势与政策课专职教师，要纳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编制。”队伍设置的关键在于提高专、兼职教师的国际形势教学素养，包括政治素养、道德素养、心理素养、理论素养、教学技巧等，胜任国际形势教育的教学特点。“内外结合”，即“聘请地方党政领导、知名企业家、社会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担任特约报告员”，也可邀请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等院校知名专家、国外国情专家做讲座和报告，建立国际形势教育专家库，定期聘请他们讲授国际局势和国际事件。“全面动员”即动员学校教学、科研、行政等各级教师自觉培养良好的国际形势观，将国际形势教育贯穿在平时的工作和教学中。“学校党政领导、学生辅导员和班主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教师都要积极承担一定的形势与政策教学任务。”此外，高校各门课程均具有国际形势教育功能，广大教师应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将这种教育融人大学生专业学习中。“联动教育”，即在“专兼协调、内外结合、全面动员”基础上形成国际形势教育的全面、协调、动态局面，调动校内外各种积极力量，共同推进学校各年级学生的国际形势教育。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篇2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构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DOI：10.13411/ki.sxsx.2016.04.004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三大发明预告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一次科技的进步，都带动着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1]21世纪，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并不单单代表一个纯粹的技术统治，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价值观在内的全方位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大数据不仅带来了各个国家文化的相互碰撞和激荡，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分配格局和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信息时代影响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发展的选择。正如列宁所说：“思想一经群众所掌握，就会变为力量。”现在，我们有7亿网民，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交流工作的新渠道和新空间，但也使面临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探索大数据时代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路径，拓宽其传播途径和宣传方式，积极有效抵制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一、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安全
1842年，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的主编，他观察到经济因素和社会关系二者的辨证关系，批判了普鲁士书报检查令和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质，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在1844年的《德法年鉴》中，从宗教批判转向了对德国的现实制度和反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政治批判转向了对经济批判，并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大体上建立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第一卷）著作中对这一体系进行了检验和再系统化，在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及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而且揭示出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原理和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意识形态建设的过渡性问题。这些理论都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两部著作中集中论述了意识形态的概念。1846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社会意识是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思想价值体系。它是指在一定的阶级社会中，建立在一定的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基础之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1858年，马克思在《序言》一书中，批判了商品拜物教，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和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必须掌握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客观存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形象不受任何外来异质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特指中国共产党执政下，采取各种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思想体系和思想路线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柱作用。
21世纪，在思想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兴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深化的过程中和社会的转型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对此，我们应根据现实趋势和时代变化，主动更新观念，及时调整策略，重视并积极探索信息技术。在一个以大数据倒逼的时代下，占领网络阵地的至高点，是坚定“三个自信”，把握“四个全面”，落实“五大理念”，实现“中国梦”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严峻而紧迫的政治任务和思想任务。
二、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新特点
2012年以来，大数据（bigdata）一词被人们越来越多地提及，大数据是由网络科技和各种科学设备等多种数据源生成的大规模数据集。21世纪，大数据通过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四个特点，全面渗透到人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给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网络和新媒体的推动下，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也越来越广，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大数据的预测、分析功能不仅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构建提供了巨大的契机，也为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此，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我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迎接挑战，深入研究，抓住机遇，开创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在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呈现出三个新特点：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多维性”
信息技术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使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涉及的范围和层面已经超越了国家和军事层面，其安全的着眼点由“维护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单一性为主的安全价值基点，横向延伸直至全球、纵向承载体拓展深入国内直至公民个体。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下，意识形态安全的“复合”范围拓展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信仰、价值观安全等领域的多维度安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不仅关涉国家，更是需要全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对此，我们需要树立新的意识形态安全观，建构意识形态安全机制，并为其他安全提供理论引导、精神引领和价值支撑。
（二）意识形态安全的“外源性”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着先进的技术优势，转移作战方式和作战空间，全方位发展网络的“移动化”的软实力渗透传播；扩张新媒体主导的意识形态霸权和文化霸权；开发研制突破中国的网络监控技术，通过网络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着力推行西方的“分化”和“西化”策略，妄图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西方一些妄图通过网络传播所谓的“普世价值”、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甚至不惜编造谎言，加强对中国的丑化和妖魔化宣传。因此，排斥其他意识形态的干扰，刻不容缓。
2.创新网络话语体系增强宣传实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历史和实践表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理论创新更是其他一切创新的前提和先导。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的理论，就需要将我国的国情和其自身不断融合，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继承中创新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不断增强其吸引力和说服力。其一，要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方式，将理性政治和感性表达相结合，运用数字、图画等艺术表现形式，拉近与大众的心理距离。把握宣传的广度，拿捏宣传的力度，注重宣传实效。其二，要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世界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借助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力量充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道德力量和体系。其三，要了解现代传媒的传播规律，对传统优秀文化中的资源进行创新性转化，传播、强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中国思想和中国风格。
3.培养一支专业的网络人才队伍。我们要积极主动地适应网络发展的新形势，加强战略阵地建设，努力培养一批具有一定理论专业水平的思想政治队伍建设者，主动掌握信息网络通信的发展趋势，加强网络红色阵地的社会主义方针、理论、政策的宣传，在信息领域思想政治工作中，一方面，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影响范围，体现国家意志；另一方面，传播到西方社会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削弱互联网的负面影响，保障了主流思想的贯彻和落实。使互联网成为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深入人心，使更多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科学性的认识，并转化为改造实践的物质力量。
（二）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意识下手。”历史经验表明，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反动思潮就必然会去占领。目前，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已然成为各种舆论的阵地。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所指出的：“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的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8]因此，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和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引领整合各种思潮增强主流意识话语权。网络等新媒体中各种思潮的滋长蔓延，其目的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思想的主导权。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不断增强体系话语权。同志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这就要弄清楚各种社会思潮背后的历史背景，利益诉求，目的趋向。一方面，要尊重差异，引领整合兼容各种思想意识；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亮出底线，强调划界批驳，凝聚共识，齐心协力。
2.将“利益诉求”与“感性表达”相结合。人的信仰总是与需要、利益、诉求相关联的，“关怀”到什么程度，就会“唤起了”多少“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9]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不符合人们的利益和经验，就决不会成为这些人的意识形态。”[10]因此，大数据时代下，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不能仅停留在政治层面，我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分析日常生活中群众的心理期待和利益诉求，处理好网络政治主义生态和政治逻辑语言，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从根本上形成广泛的道德文化感染力和认同力。
3.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为了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我们要学会通过网络网上网下走群众路线，要形成社会大家庭的同心圆，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和“整合”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安国之器，回答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什么样的精神旗帜带领全体人民开拓前进。我们必须坚持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来鼓舞人民的斗志，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的，网络文化控制力和引导力，牢牢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在网络信息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前进。
（三）从被动接受到积极自觉
通过网络渠道获得信息，面对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和思维方式以及价值体系，而且对国家、社会、工作也产生新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是呈现出了自发性和非理性的特点。但经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进程，人们逐渐由原先不自觉的“自在”状态转变为今天有意识的“自为”状态。
1.主动增强网络宣传工作的渗透力。当下，我们在网络虚拟空间下不仅要巩固和发展党报杂志在内的传统媒体，而且要积极抢占包括互联网和移动设备在内的各大新兴媒体，加快建立一批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宣传的网络红色主流网站，并积极鼓励国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工作者创建个人主页，主动宣传国家重大思想并建立统一的网络舆情监控和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并跟踪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状态及其价值取向，做好引导工作，防止“信息暴动”式消极思想蔓延。
2.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引导民众认同。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悠久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维护我国的安定团结有着重大意义。但凡出现违背传统文化的事件，无论是普通的网民，还是官方的媒体都要一致对外，积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气节。因此，我们要借助传播媒介，唱响传统文化主旋律，用更符合民众易于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协调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让人们感受、理解传统文化的实践性和生动性，努力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3.积极发挥大数据应用和分析专家的作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在意识形态舆情监测方面发挥了重大的实践作用。大数据应用和分析专家的技术监控和数据分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弘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智库”专家们往往起着“领头羊”的作用。专家们通过海量的数据预测和分析解读国家的大政方针，使党的决策被人民理解和接受，明确了意识形态安全是“为什么人”，增强了认同感和合法性，弘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
（四）从网络立法到净化网络空间
2016年4月19日，在京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快网络立法，完善网络监管，化解网络中存在的风险。立法是净化网络空间的必经之路，网络世界也要受法律约束。如何在尊重各种多元意识形态传播的规律下，化解网络风险，成为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许多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监管缺失和民众法律意识淡泊，盗窃或出售对一些涉及国家重大安全和有关的数据，实施一些违纪国法的网络犯罪和网络诈骗行为，对执法部门的传统执法方式和执法思路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依法加大对互联网的数据管理，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提升网上执法力，构建网络空间意识形态的新秩序就显得更为急迫。
1.加强科技的投入，提高网络技术。面对网络时代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态势，我们要采取硬件和软件双管齐下的战略。优化网络的数据化的方向、宽带化的方向和智能化的方向，研制高端核心技术，研发各种抵制反动、有害信息的技术软件，努力提高集思想性与娱乐性为一体的中文信息软件比率，打破西方网络文化垄断网络世界的神话。
2.加强互联网领域的立法，规范网络行为。网络的舆情监管需要法律法规，由于信息技术刚兴起时，没有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消极的意识形态传播泛滥。近年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规范了网络信息传播机制，构建了网络信息管理的基本架构，健全了网络审查制度及网络管理的法律体系，净化了网络空间。在网络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网民自由言论的基础上，为控制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法律依据，强化了网络法制宣传教育，提升了民众自觉自愿遵守信息网络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了信息网络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创新网络文化构建，培育理性传播环境。加强网络文化建设的地位，鼓励和发展更多有时代特征的网络新文化。我们要以健康的网络思想文化为基础创新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马克思的新文化语境创新中国化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网络文化。在制定法规的同时尊重网民的言论权利，满足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和道德精神需求，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引导人民群众，力争讲好中国好故事，传播中国正能量，树立中国好形象，以此吸引世界各地的网民浏览并访问我们的网站。
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的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信息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仅要正确处理大数据与意识形态安全之间的关系，建构一整套严谨细致的意识形态安全防范体系；而且要利用国家、政府、个人的数据搜集、存储、分析能力扩大网络宣传的阵地，维护好主流意识形态在多种世界文化的相互激荡中保持主导作用和辐射功能，打造融通中西方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改变国际话语单方面的格局。这不仅是推进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安全治理能力的政治手段，而且也是全面夺取小康社会胜利的社会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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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形势论文篇3
关键词：“一带一路”能源安全外警培训体系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概况
进入21世纪，在以和平、发展、繁荣、合作为主题的新时代，面对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地区形势，传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的精神显得越来越重要。2013年9月与10月，中国国家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国国务院总理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的繁荣和区域经济的稳步增长，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协作，促进实际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
二、边境安全领域形势
近年来，我国在边境安全方面面临巨大挑战，各类极端组织、恐怖势力都对我国边境安全造成威胁，伺机在我国与中亚、东南亚接壤的边境地区发动突然袭击，这些地区恰好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地区，涉及我国安全大局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对我国安全大局特别是边境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中亚恐怖势力积极渗透我国新疆地区，我国西北局势特别是反恐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需要我们警务部门及时调整思路，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势力，借助外警培训平台打造坚强的反恐同盟。
三、边境安全领域外警培训的意义
（一）增强了受训国自主发展能力
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巨大成就有目共睹，许多国家面临的发展形势与中国类似，迫切需要了解和分享中国成功的经验，因此，对受训国的培训，向受训国传授警务领域的经验知识，能帮助受训国培养急需的管理警官和技术骨干，切实帮助受训国实现警务领域可持续发展，通过外警培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警务经验技能广为受训国借鉴，为受训国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
（二）加深中国与受训国理解和友谊
外警培训对促进中国对外交流，保持中国与各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具有现实和深远意义。中国外警培训进一步加深和巩固了中国同受训国的友谊，外警培训不仅为受训国培养了人才，介绍了经验，传授了技术，而且还成为传播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使者和平台，增进了中国同受训国的文化融合，成为联系国际友谊的桥梁。通过外警培训，使受训国培训学员亲身实地看到中国的发展变化，这不仅增进了各国警官对中国的真实了解，更能促进中国与越来越多国家结成政治平等互信，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三）提升了中国警方的软实力
中国对外传播的效果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尽如人意，再加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和不实报道，导致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了解多来自二手信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等都十分陌生，许多国家甚至对中国存在偏激看法和误解，外警培训不仅创造了受训国学员切实感受中国的机会，而且在培训实施过程中本身就是一种对外宣传和传播，为对外宣传和传播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和媒介，从而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亲和力、感召力。
四、武警学院边境安全外警培训现状
东盟安全研修班于2015年6月3日至23日期间在武警学院成功举办，历时21天，共15名学员，研修班学员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文莱、老挝、缅甸、越南等国边防部门。
培训班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围绕中国边境安全、涉外案件侦办、反恐国际执法合作、边境安全法律法规、边境战斗指挥等专题，为研修班学员授课，展示了我国边境安全工作最新的理论知识和法治建设成果，授课内容翔实、主题鲜明，既有系统全面的理论讲解，又有生动鲜活的案例介绍，非常精彩，授课效果良好。组织参训学员观摩了学院边防指挥专业综合演练，参观了学院教学训练设施和学员宿舍，赴战术培训基地进行了业务考察。
五、对边境安全领域外警培训的建设
中国外警培训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培训方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存在问题在所难免，现阶段在继续加大对外培训力度投入的基础上，应不断分析国内外在外警培训方面的先进做法，结合国外较为成熟的管理方法，开展外警培训的研究，逐步理顺外警培训管理体系，继续加强外警培训主体资格管理和项目实施管理，完善外警培训绩效管理，使外警培训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规范化管理并不断提升实效。
（一）加强外警培训的理论研究
开展外警培训理论研究，是保证外警培训持续、快速、规范发展的基础，理论源于实践，又对实践起着良好的指导作用，当前中国外警培训发展迅速，势头良好，潜力无限，丰富的实践构成了中国特色外警培训理论研究的坚实基础，对外警培训及时展开了更为广泛、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将有助于总结过往的经验做法，探索外警培训的新途径、新思路。
（二）理顺外警培训管理体制
理顺外警培训管理体制，是整合国家各方资源，实现外警培训良性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目前，中国缺乏一个能够统筹兼顾的专职管理部门，外警培训管理主体地位比较低，在履行外警培训的整体规划、部门协调、主体管理、监督评价等工作职责时存在一定难度，为满足不断扩大的外警培训工作需要，亟需对现有的外警培训管理体制惊醒必要调整。
（三）构建外警培训评估体系。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篇4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作为国家高层次人才主体的大学生，其国家安全意识的强弱，对国家是否安全有着更直接的影响。面对现代大学生相对淡薄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大学生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一、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紧迫性
1.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大学生往往认识不到国家安全面临的严重威胁，思想上麻痹模糊，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有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国防意识淡漠、国家安全意识不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减退。一些大学生把国家安全看成是国家军队与安全部门的事，不能自觉地把维护国家安全与自身的责任联系起来。有些大学生在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的态势下，推崇急功近利及实用享乐主义。这无疑会削减主流价值的原则性，最终导致社会价值的散乱，使国家精神意识方面的安全问题面临消解的危险。同时，随着中国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空前加强，一些发达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近来美国与我周边国家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使中国国家安全存在不少隐患。南沙群岛被东南亚小国强占，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日东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也日益升级。最近有媒体报道日本有20余人把户籍迁往钓鱼岛，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岛民，并表示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1]。但当代大学生对此严峻的国际环境，大多缺乏清醒的意识。面对国家安全现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更无法应对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2.为培养合格接班人，需要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从近几年的相关报道中我们也看到，有些大学毕业生由于国家安全意识的薄弱，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甚至经不起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情报，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有的大学生在得到国外有些公司及机构资助自己出国进修，或推荐国外科研机构做学术研究时，就只看到友谊的一面而忽视国家安全。把一些认为无关紧要的资料或文件随便对外泄露。更有一些毕业生由于受金钱侵蚀，主动把国家重要文件出卖给境外机构而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留学海归无视国家法律，回国后不惜余力拉拢、腐蚀在国家军事、经济、科技等重要岗位的同学或老乡。为境外机构收集情报资料，使中国经济、军事、科技领域等遭受泄密重大损失。有些大学生对老同学、老乡需要一些资料、数据，明知违法但认为情面难却而所为。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如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2]为此，必须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使其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自觉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二、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对策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实施国家安全教育责任心
高校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合格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历来处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前沿。在新形势下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是高校义不容辞的教育责任。在网络全球化的今天，互联网虽然缩小了世界各国间的空间距离，但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仍然是国家的根本所在。信息的沟通、经济的融合并不代表政治、文化的完全融合。和平发展的世界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依然存在。高校要切实将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渗透到日常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要教育大学生明确维护国家安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党和国家对每个大学生的基本要求。
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对青少年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意识教育。早在1994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要进行国防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要根据新时期的特点，重视现代国防教育，增强全民的国防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3]两年后的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强调：“要把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宏伟目标，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国防和国家安全，作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4]在以后的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2004年8月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也提出了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的要求。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教育部牵头，分别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课程改革与完善。对其中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增加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的内容章节，目的就是着力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知识的学习与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可见，党和国家关于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的一系列要求，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及现实的需要而不断变化、补充和完善的。这也正是当下高校开展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有力理论依据。高校在实施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中，首先要增强学校党政干部与教师员工的政治敏锐性，以此提高责任意识。把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工作看成自己责无旁贷的重要任务来实行，使各部门在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过程中真正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责任。
（二）齐抓共管分工合作，不断提高国家安全教育实效性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下，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由来已久，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笔者认为要提高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效性，必须注意三个结合。
1.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爱国主义包含着情感、思想和行为三个基本方面。其中，情感是基础，思想是灵魂，行为是体现。”[5]所以教师必须以三个基本方面为教学目的。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的教学中，应根据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及新形势的需要，在讲授爱国主义章节内容时可结合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来展开。通过爱国主义这条主线，把增强国防观念与国家安全意识结合起来，在教学上可以达到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效果。因为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爱国主义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国家安全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永恒主题。对大学生来说是否爱国不仅仅是道德要求，同时还是政治要求和法律要求。使大学生认识到没有国家安全意识就不会形成真正的国家意识，因而也就很难产生真正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就很难在理性层面和整体意义上确立科学的国家安全意识。在激发大学生爱国情感的同时，更要激发起他们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2.国家安全教育必须与国防知识教育相结合。目前高校的国防教育仍然是以单纯军事技能和军事常识的传授为主要内容，而没有将国家安全涉及的有关内容融入到国防教育课程中去。在课程设置上两门课分别有武装部的军事理论教研室和社会科学部的思政教研室承担，基本上是以各自为政的教学模式展开。这就要求高校在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与《军事理论》课中，加强联系与沟通，使两门课的教学内容既达到有机融合又克服无谓重复。在《军事理论》课中，教师除了系统论述世界军事、中国国防、军事思想、军事高技术和高技术战争这五大领域的前沿问题外，更要让大学生了解和体会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激发起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与爱军情感。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则侧重于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等。在不断增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与国防意识的同时，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来报效祖国。国家安全教育只有紧扣中国的国防建设与发展的实际及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来展开，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求得教育的实效性。
3.国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必须与多渠道相结合。高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的主渠道应该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通过授课要求大学生“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掌握国家安全法律知识、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6]。但是，以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尊严和国家安全意识为主的国家安全教育并不是一时一事的突击性活动，也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授和情况通报，而是一种政治性、战略性和现实性很强的思想政治教育[7]。因此，必须坚持主渠道的国家安全教育与多渠道的潜移默化教育相结合。高校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党团组织的作用。在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的活动中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学校可利用社团活动、学术报告、外出参观等形式渗透国家安全教育的相关内容。引导大学生正确科学地理解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逐步增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和网络安全等新国家安全观念。使每个大学生都清楚的认识到国家安全不仅关系到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事关每个大学生的切身利益。
参考文献：
[1]日本已有20余人将户籍迁至钓鱼岛[n].环球时报，2011-02-28.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z]，2007：40.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z]，1994：20.
[4]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学习材料[z]，1996：10.
[5]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6-193.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篇5
摘要：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整体战略布局中最为核心的要素之一，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波诡云谲、瞬息万变，带给中国的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对中国而言，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必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信仰危机和价值秩序混乱，这一切都严峻地考量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理论和现实都需要我们以更为开阔的思路来研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重塑理想信念、坚定政治信仰，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筑坚强意识堡垒。
关键词：意识形态；信仰危机；价值秩序；路径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7-0072-02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站在牢牢把控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高度上审时度势，对全面从严治党做出了全新的战略部署，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整体推进书写了新的篇章。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性和战略性对党和国家的发展意义重大。因此，新的发展阶段只有夯实社会、经济、法治等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安全根基，抓好意识形态工作，执政党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才能不断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从而深入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发展，真正做到全面从严治党，真正从根本上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筑坚强意识堡垒。
一
国家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历史背景条件下，一个国家得以生存发展而自发形成的比较完备的思想、价值、观念体系的统称[1]。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核心要素，国家意识形态是集政治理论学说和信仰价值两方面于一身的思想体系。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则是指在保证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及其利益集团不受威胁的前提下，积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有序发展，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挑战，使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认同的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状态[2]。
所谓信仰危机，从本质上看就是指在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的背景之下，信仰者深陷困境无从解脱时，原有的信仰理论体系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不相适应，随之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开始发生变化，并_始对原有的信仰体系心存疑惑、摇摆不定，直至全面放弃或难以重塑信仰体系的一种精神状态[3]。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重组了世界政治经济的新秩序，扩充了世界各国在全球领域的发展空间，而这一大变革所带来的挑战也是不可小觑。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这一时期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正在经历着调整和创新的“惊险一跳”，政治信仰与价值嬗变之间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的无声较量之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某些环节上的不成熟、不完善被无限放大，相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的繁荣进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貌似难以自圆其说，这些都使得马克思主义信仰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势冲击，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也日益突显；另一方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国际舆论之风，独霸意识形态制高点，肆意颠覆我国民众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与此同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盛极一时，也开始沉渣泛起，人们开始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精神世界受到物欲的诱惑极度扭曲，使得道德情感和价值追求都沾染上了商品的气息，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冷漠，生活缺乏价值目标引领，整个社会有机系统的基本精神依托――核心价值体系严重动摇。在新形势下，如何化解信仰危机、重建价值秩序、冲破思想藩篱，为未来发展开辟新的价值支点成了我们必须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
党的十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虽较量无声，却更惊心动魄。在经济开放发展、思想文化激烈交锋的背景之下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聚焦于信仰动摇和价值失序所导致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上。中国正经历着空前的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这些变化势必会导致不同程度的信仰危机和价值秩序的混乱。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评价标准越来越趋于物化，直接导致了价值观的错位，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得到良好的认同和践行，旧的价值观念又受到了强烈的震荡，优良的社会传统随之被湮灭，这一切都严峻地考量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这种信仰危机和价值秩序混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安全形势论文篇6
关键词：信息安全国家战略安全观网络空间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2－0017－0022
国家安全观是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国家安全的威胁和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等的基本认识。其中的国家安全是指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领土、社会制度、社会准则、生活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和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传统国家安全观着眼于军事和政治领域，独立、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是其核心目标。随着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安全成为包含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诸多领域的一个“综合性”安全体，并呈现出高度系统化和高速传导性的“链式”安全结构。其中，网络信息安全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是该“综合性”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链式”安全结构的基础性保障，更是网络时代下其他诸多国家安全利益的交汇和纽带。因此，网络信息安全已然上升到国家核心战略层面，成为国家综合性安全战略的制高点和新载体。例如美国等国已经将其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战略目标陆续融入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
因此，为适应全球安全格局的变迁和我国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亟待总结和提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相关思想和理论，以此来诠释和指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规划和实践。本文从形势背景、现实价值、思想源流和理论体系等几方面，对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进行相关探讨。
一、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客观形势
理论建构是为了客观描述现实并科学指导实践。当前，全球和我国国家安全的发展格局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外部环境，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需要诠释的形势背景。综合来看，我国国家安全发展格局出现形态复杂、边界拓展、重心转移等趋势，具体表现为：
1、非传统安全威胁改变国家安全形态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军事、政治和外交的直接冲突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日俱增且影响广泛，并以跨国性、突发性、复杂性、隐匿性等特点，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保障的重点和难点。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围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博弈并存，使得国家安全形态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在复杂竞争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防范和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当前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2、网络空间的兴起重塑国家安全边界
人类社会疆域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当前，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和软件、计算机／手机等信息终端、全球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共同筑就了一个不断扩展、高度多元的网络空间。这一网络空间承载着各国巨大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发展潜能，并超越传统国家管理范畴，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对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因此，保障和拓展符合本国利益的“国家网络疆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3、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决定国家安全前途
全球信息革命浪潮对现实社会的解构和重构效应显然比任何时代都更为迅猛而强大，也更加自发而无序，由此带来的是国家安全重心从抵御外敌威胁转向消除内部隐患。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改革的攻坚期，也是我国公共危机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澎湃动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型，同时又将其对现实社会的破坏效应纳入到安全范畴，最终推动全社会的良性变革，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现实价值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不仅是理论探索的需要，也是顺应网络信息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科学思想和方法指导网络社会的建设和安全管理，回应国内外各种关切和质疑，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推动国家综合安全理论体系的完备和深化
尽管我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需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创新，进一步凝聚共识和扩展共识，以应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带来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挑战。为此，在2011年9月26日发表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绘就了我国国家综合安全战略理论的框架。而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也将进一步推动国家安全理论体系趋向完备和深化。
2、指导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制定
相较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国家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中已经形成的从战略到政策再到法规的“金字塔”型缜密结构，我国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体系在系统性、前瞻性、权威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国家层面的网络信息安全中长期战略规划仍不明晰。因此，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提炼国内外信息安全宏观管理的思想、经验和方法，通过理论创新引导管理创新，指导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规划和实施，将从根本上优化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发展格局。
3、提供跟踪全球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框架
全球网络信息空间是各国通向信息社会的共同载体，当前各国均力求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际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全球安全合作与博弈并存。例如2011年5月16日美国白宫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即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历史、抽象地分析各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意图、影响，研判全球信息安全的总体发展趋势，探索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对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4、建立适应国内外环境的网络安全治理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如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但仍然未能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形成符合本国互联网发展现状和治理需要的话语体系，导致在管理实践中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明确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的基本方略，塑造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网络治理话语体系，最终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思想源流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不仅是一个中长期战略规划，更是一个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管理体系。因此，从国内外各相关学科汲取思想源流，支撑并融入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是战略决策和顶层设计的重要基础。本文简要介绍可供资鉴的国内外相关思想源流，为后续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1、军事领域的“信息战”理论
信息战是为夺取和保持“制信息权”而进行的斗争，亦指战场上敌对双方为争取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通过利用、破坏敌方和保护己方的信息系统而展开的一系列作战活动。1992年美国国防部颁发的《国防部指令》首次提出信息战概念，掀起了世界性的信息战理论研究热潮。在该领域，美国和中国均走在了世界各国研究的前列。如今，信息战理论、方法和技术已日趋成熟，成为现代战争和高烈度对抗的主要模式，因此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
2、政治法律领域的“信息”理论
信息是在国家概念上演化而来的，是信息时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从政治视角看，信息是国家具有允许或禁止信息在其领域内流通的最高权威，包括通过国内和国际信息传播来发展和巩固本民族文化的权力，以及在国内、国际信息传播中树立维护本国形象的权力，还包括平等共享网络空间信息和传播资源的权利；从法律视角看，信息是指国家在信息网络空间拥有的自和独立权。它具体包括：国家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有效控制权；一国对本国信息输出和输入的管理权，以及在信息网络领域发生争端，一国所具有的司法管辖权；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全人类信息资源共享权。当前，国家信息作用日益凸显，相关理论更加丰富成熟，成为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石。
3、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外交”理论
“公共外交”的概念于1965年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目标是影响公众态度，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的区别是“公共外交”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而传统外交则主要通过国家领导人及相应机构影响外国政府。长期以来，美国是“公共外交”理论的最佳实践者，通过“公共外交”美国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宣传输出。如今，网络信息空间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最佳实践场地。因此，无论是出于应对威胁或是构建我国“软实力”的需要，“公共外交”思想和方法都应该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予以应用和体现，并成为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撑。
4、新闻传播领域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理论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是指在全球传播进程中或世界文化关系中，一系列试图改变信息不平衡或文化帝国主义状态的改革理论。这种改革试图反抗由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支配的全球传播秩序，旨在建立一种更加民主的、公平的、均衡的并能与其它国家传播系统相互交流文化与信息的全球传播体系。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研讨，提出了一套旨在打破世界信息传播不平等格局的改革方案，试图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质手段和信息产品，从而保护与促进其自身文化传统、文化产业与文化认同，扭转信息与娱乐传播中的不平等状态，缩小信息富裕国家与信息匮乏国家之间的差距，但实践成效并不明显。尽管如此，“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和“数字鸿沟”的相关理论成果仍具现实意义，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5、战略管理领域的“博弈论”理论
博弈论最初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具有对抗或竞争性质行为的理论与方法。当前，博弈论在战略规划和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其核心价值在于分析对抗各方是否存在最合理的行为方案，以及如何找到这个合理方案，并研究其优化策略。当前，国家信息安全领域的斗争无一不具有显著的博弈属性，如国家间的信息对抗、密码的加密与破译、病毒的制毒与杀毒、网络思想文化的保护与渗透等等。因此，从博弈论的视角认识和分析各类信息安全问题，并通过博弈论方法寻求信息安全最佳解决方案，是优化我国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思路。如今，博弈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信息安全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借鉴博弈论的指导原则和原理方法研究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科学、有效的途径。
6、公共管理领域的“公共治理”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的社会、经济危机推动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以“治理”为代表的新理论范式提出了多元、自组织、合作、去意识形态式的公共治理模式，即抛弃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该模式不强求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而重视网络社会各种组织之间平等对话的系统合作关系，简称“公共治理”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治理”理论在许多方面与网络空间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因此西方国家也较早的将“公共治理”理论引入了互联网管理领域。尽管“公共治理”理论本身存在固有缺陷和不适应我国国情的方面，但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仍可以提供重要借鉴，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重要的理论支撑。
四、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
通过客观形势分析、现实价值评估和思想源流梳理，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具备了构建条件。它由战略的内涵和目标、战略的基本要素、战略的内在机理和战略的理想模式等有机组成。
1、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和目标
信息安全的本质内涵是维护信息系统或信息传播中的信息资源免受各类威胁、干扰和破坏，保障信息资源的保密性、可靠性、完整性、可用性等安全属性。但是，当信息安全上升到战略层面，信息安全战略与综合性国家安全战略则高度融合，集中反映在：网络信息空间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载体；谋取信息优势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现代信息技术成为维护或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是指：国家为保障综合性国家安全，消除基于信息网络空间的各类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国家间信息战、意识形态渗透、低俗文化传播、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黑客攻击、关键生产领域信息系统运行风险、社会危机酝酿和传播、网络隐私和知识产权问题、网络病毒和垃圾邮件泛滥等等)，运用各种国家资源和技术手段而进行的战略规划和实施的全过程。根据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积极应对国内外各类信息安全威胁和挑战；确保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重要信息系统和信息内容的安全性；促进国家信息化和信息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全社会信息安全的能力和素养，保障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公众权益的实现。
2、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
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应由国家信息安全观、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国家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资源及其运用、国家信息安全政策与安全机制等五部分组成。其中，信息安全观是国家在信息安全问题上的基本理念，也是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哲学，是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即维护和谋求国家信息安全利益的指标性任务，反映不同阶段国家信息安全总体发展愿景；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是指根据国家利益需求和国家战略目标判定信息安全威胁的来源、范围、性质和等级；信息安全战略资源既包含狭义的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也包含广义的自
然资源、人才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等；而国家信息安全政策、法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完成国家安全目标的重要保障。
3、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在机理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考虑并科学平衡以下几对关系。
首先、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矛盾统一关系。一方面，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普及不断催生新的信息安全威胁，信息安全成为信息化建设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也有赖于国家信息优势的积累。因此，信息化与信息安全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二元目标需要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管理和技术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同步发展关系。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安全技术得以实现，支持信息安全先进技术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是战略的重要任务。但与此同时，通过法规、政策、教育、制度等完善安全管理，实现技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更不能忽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技术与管理的双轮驱动，过度偏重某一方面的发展必将导致战略的失效。
第三、成本与收益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综合平衡关系。信息安全的实现有赖于保障成本的持续投入，而与之对应的是信息安全收益通常无法客观测度，过度的安全保障必然导致成本畸高和效率低下。因此，寻求成本、收益、效率的综合平衡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关键，具体措施包括确定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科学的风险收益评估体系和安全等级标准等。
第四、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动态交互关系。信息安全问题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威胁与挑战，通过国际合作防范和应对信息安全威胁是理想途径。但是，由于各国在国家利益、法律、文化等方面的不一致，各国信息安全战略始终难以协调甚至存在对抗。就我国而言，一方面要立足国家利益和基本国情制定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另一方面要立足全球层面，推动本国信息安全法律、政策与国际的接轨，推进平等互利的“国际信息安全新秩序”的形成。
4、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