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安全论文(6篇)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1

关键词：地缘政治理论；国家安全；文化区域；地缘文化战略

中图分类号：K901.4文献标识码：A

布热津斯基指出：“地缘政治是指那些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情况的地理因素的相互结合，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1]。对地缘政治学的理解需要一个多维度的视角，可以从其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展开。从诞生之日起，地缘政治学就包含着为国家安全战略而运用地理学的内涵。有些学者认为地缘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奥图泰尔把地缘政治战略作为国家安全大战略的同义语，认为地缘政治学体现了大战略的思维方法，而不是治理国家艺术的日常的策略性操作[2]。

地缘政治理论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途径，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地缘政治学突出了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它把现实地理因素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安全的一个基本因素。地缘政治现实要素是国家制定安全战略的重要依据。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有利于国家安全，反之就会给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些地缘政治现实要素既是本国自然环境基本特点的重要体现，也是该国制定和实施其对内对外战略的基础性依据，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国家对外部世界的特定需求和自身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3]。第二，地缘政治学理论纳入了国家安全进行思考，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现有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者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影响。第三，地缘政治学渗透在各个国家争夺世界或地区优势和权力的斗争中，即国家间竞争乃至全球性竞争[4]。

纵观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史，不同地缘政治格局下，国家安全战略也在与时俱进地不断变换。每一次国家安全战略的改变都离不开当时地缘政治理论的指导。本文通过梳理地缘政治学自诞生以来的理论演进，评述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地缘政治学所蕴含的国家安全观，并结合最新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探讨立足于国家安全战略构想的地缘文化战略的必要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1地缘政治理论与国家安全评述

纵观安全研究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经典现实主义的“战略研究”为代表的传统安全研究；二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宽泛安全研究；三是冷鸾崾至今，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高举“非安全化”大旗的批判安全研究。但诚如著名的安全研究专家巴瑞・布赞所言，对于“安全”的研究似乎“未能被深入分析”[5]。地缘政治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涉及国家安全战略的使命[6]。因此有必要结合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对国家安全进行评述。国外学界将地缘政治理论总结为经典地缘政治学、批判地缘政治学、流行地缘政治学和反地缘政治学四大发展流派，后三者可以被划归为新地缘政治学，这些理论都是特定时代的地缘政治产物，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国家安全的宏观设计并反映特定时期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7]。以下重点对经典地缘政治学和新地缘政治学所强调的国家安全的内容与尺度进行分析。

1.1经典地缘政治学中的国家安全

早期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契伦的地缘政治学理论都立足于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其主要观点都是通过生物学类比的方式将国家视作一个需要不断扩张的有机体，以国家为中心并以追求霸权为终极目的。其后“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空权论”等经典理论学说中，资源环境是这些地缘政治学说演绎的逻辑原点。围绕各种资源，人类对地理的控制手段经过如下演变阶段：从“陆权”到航海技术发展后的“海权”再到航空技术支撑的“空权”，以至于现在的外太空。

经典地缘政治学说的国家安全是围绕地理空间资源的控制展开的。具体而言包含三层含义：第一，通过对地理空间的控制，谋求霸权或国际关系主导权。包括统治或领导世界的能力，在全球或地区格局中的主导或优势地位，以及通过空间实现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控制能力等。第二，通过对资源、贸易、市场、运输线、领土、海洋等关键地理要素的占有或控制，既加强国际政治权力，又获得国家现实利益。第三，通过建立地域安全体系，如建立势力范围、缓冲地带等，或做出均势格局安排，谋求有利于自身安全的地缘环境。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家安全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了地理距离及地形地貌因素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但是地理环境在人地关系不应该是决定性作用，而要注重人对环境的适应与利用方面的选择能力，这种选择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国土之上的“人心向背”，仅守住故土，而失去了人心，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看似完整的国家未必安全。

经典地缘政治学中“安全”的核心内容是军事和政治安全。从尺度上看，强调的是国家尺度的安全，以民族国家为轴心，以维护和国家利益为宗旨，强调用军事手段解决来自他国的军事性威胁[8]。这在战争期间，以地缘对抗或大国争霸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因此遭受质疑，如研究内容过于狭隘，过分聚焦于军事领域，对非军事领域关注太少；研究尺度过于放大，关注国家间的冲突，对众多地区性冲突缺乏普适性[9]。

1.2新地缘政治学中的国家安全

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以生存为首要目标的国家利益已经很大程度上可避免或淡化。国家、地区间的地缘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缘政治与文化关系；地缘经济上的合作或对立，也可能强化政治上的合作或导致政治、军事、文明上的冲突[10]。地缘经济时代，经济利益在国家整体利益中的地位大大提升，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各国国际地位的主要因素。此时的国家安全不再拘泥于以军事实力作为竞相角逐的主要手段，而转向以国际投资、自由贸易等经济手段作为维护自身利益与地位的主要途径。对应于这种理论的国家安全很看重经济力量以及以经济实力为主的综合实力之对于国家安全保障的作用。这在索尔・科恩的“多极世界模型”、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论”中都有论述。

20世纪80年代后期信息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非领土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加速改变了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同时以流行地缘政治为代表的相关理论安全研究的重心墓家转移到人的关怀上，开始关注价值、情感与文化等非物质层面对地缘决策的巨大影响作用。研究方法上充分汲取了文化研究的成果，关注电影、杂志、广播等不同媒介中受众对地缘话语的反应，不同行为主体的实践作用得到认可[11]。而康拉德提出的“反地缘政治学”更是宣称地缘政治学已寿终正寝[12]。能动体理念、人性动机和后天改变让全球地缘结构充满了可能性。反地缘政治学挑战了由国家军事和经济实力决定、并由政治经济精英操控的地缘格局，解释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地缘政治背后非正义的政治逻辑[13]。

新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家安全的内容更加宽泛化，按照巴瑞・布赞的观点“21世纪全球安全研究的新范式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五个安全领域”。军事安全是有关武力性胁迫的关系；政治安全是有关权威、管理地位和承认的关系；经济安全是有关贸易、生产和金融的关系；社会安全是有关集体认同的关系；环境安全是关于人类互动和周围生物圈的关系[14]。安全研究的转向除了内容上的拓宽之外，也包含尺度上的纵深。国家安全这一术语指向一种国家层次的现象，但个人、地区和体系层次间不胜枚举、坚实确凿的关联，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由此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15]。此外，新地缘政治学中越来越关注“文化”的作用，尽管在五个安全领域中并没有直接提及文化安全，但是新地缘政治学中不同地缘政治学流派对安全的研究已经由物质主义上升到文化建构主义，价值、情感与文化的作用日益强化[16]。

2国际地缘板块变化新动因：文化区域失衡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网络的构建，地缘政治的地缘要素概念从传统的海、陆、空三维“现实空间”扩展到以经济、文化、信息轮廓为界的“虚拟空间”[17]。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源更加多样化。一方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金融危机等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危害程度都不亚于一场战争。另一方面，信息化程度的加深使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趋于隐性化，如黑客攻击、文化渗透等。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增大了。与此同时，文化上的差异与冲突的影响力日渐增强，文明间的冲突取代民族国家间的冲突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目前世界所发生的各种基本上是“文明的断裂带”之间的冲突，并以冲突的双方为基点，汇聚着相同或相似的文明。这种文化认同驱使的联盟阵营之间的冲突与失衡，是当今国际地缘板块变化的新诱因。

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逐渐深入到地缘政治学科的研究视野，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视为新地缘政治学中关于文化安全的集大成者。亨廷顿指出，“人类历史在更宏观的尺度上是文明的历史”，冷战结束后，文明的冲突将重新上升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18]。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实就是对这种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认识到的文化在国家竞争中的重要意义的一种扩大化表述，文化被视为支配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根本力量。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定的政治界线将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界线趋于一致，以共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文化区域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19]。

这种文化冲突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扩张，其主导的“西方霸权文化”基于全球“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以及“美国价值观为价值观”的一系列文化“新干预主义”理论，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占领对方的文化市场和信息空间，进而带来对其他国家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全球文化的多样性。

但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不断式微，第三波民主也随之退潮，资本主义全球化正陷入困境，西方世界逐步没落而非西方世界正全面崛起，在这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背景下[20]，原本西方对非西方世界“一边倒”的文化倾销，演变成为不同文化间的激烈对抗，加剧了文化区域间的冲突和文化板块失衡，甚至导致文化体系的重构、文化认同混乱，并造成了以下新的地缘板块变化现象。

一是直接造成民族国家内部族群分裂、冲突和动乱。体现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是，2010年末，始自突尼斯的中东政治动荡潮很快波及叙利亚，使得叙利亚爆发了严重的危机。复杂的民族和教派构成，使得叙利亚内部的文明差异显著，难以建构民族认同感，而这也是当前叙利亚危机的本质所在。二是跨境民族结成网络文化联盟或组织，为了“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而进行全球性的迁徙。所谓的“跨境民族”，是指地域临近、属于世居或规模迁移所成，一般在边界线两侧或附近区域，在族群、语言、文化特征等方面有相同或相近的认同感，而在国家归属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认同要求，被现有政治地理（领土）边界线所分割，分属于不同国家政治实体的统一文化民族或种群[21]。如科索沃问题是跨境民族问题国际化的一个典型事例。三是形成了以网络为平台、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而建立的“虚拟国家”。当虚拟国家影响力渐大、呼声较高，就会产生国家的利益需求，从而会寻找某个国家控制力薄弱的地区，试图组成国家，形成区域性的武装力量。当今全球广泛关注的“伊斯兰国”（ISIS）可以算是这方面的代表。巴格达迪领导下的“伊斯兰国”是一个存在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非国家行为体”[22]，它通过网络宣扬极端宗教教义，面向全球招募人员，并在2011年阿拉伯地区动荡之后中东脆弱而混乱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愈演愈烈。

上述三种因文化体系和文化区域重构而引发地缘板块变化的现象说明，信息技术助推下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加快，使不同地域人类社会生活全方位沟通与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由于各民族国家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文化发展处于一种不良状态之中，一些文化持续扩张，咄咄逼人，另一些文化则在衰落，甚至消失。这种全球出现的普遍性文化分裂与重组所造成的文化区域失衡发展，造成了全球文化冲突激化和精神危机。因此新时期下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应该认真对待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并将其合理地与地缘政治板块进行重组，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3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构想：立足于文化区域的地缘文化战略

基于前文的基本逻辑思路，本文提出在充分考虑文化区域内部文化特色和文化认同基础上，不局限于地理空间要素，塑造直指人心归属、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为导向的国家安全观构想。这里的文化区域（culturalarea）指的是由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或共享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倾向的若干社族群所构成的地理区域。与传统地理环境决定论不同，只有将“人心向背”的因素纳入文化区域的考虑范畴，认为社会群体最终将使那些反映了社会目的的地区得到承认，这些区域才称得上文化区域。正如罗兰・罗伯森指出的一样：“文化进入现实政治领域的程度，要比专攻国际关系和相关问题研究的许多人所承认的，要大得多……一切国际政治都是文化性的――我们正处在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时期”[23]。文化区域的重构，将引起全球地缘政治板块的变动，其重构也会造成地缘政治和经济的重构。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关系及国际地位。基于文化区域的地缘文化战略将成为国家安全的新抉择。

3.1以文化认同作为战略基础

文化区域形成的基础在于文化认同形成的凝聚力。正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而心相通在于文共识”。在新时期新背景下，文化认同是影响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后冷战时代文化与政治高度交融，文化因素在解决政治冲突、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大幅上升，文化区域的变化与重构将引起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变动。从理论层面看，在现实利益之外，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深刻影响着国家行为和国际斗争，文化这一长期分离、隐藏于政治、经济等因素背后的因素，构成了引起地缘政治和经济板块的深层次动力。这对当代国际政治现实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以美国为例，美国冷战时期就开始实施的“和平演变”等对外文化战略，事实证明，其利用文化手段推行的西方价值观念的胜利，人心的征服，明显改变了竞争的力量对比，为美国称霸世界奠定了广泛的思想文化基础，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国家竞争力。相反的例子是俄罗斯，由于苏联解体，俄罗斯产生了普遍的文化失落，国民士气低落，国家竞争力明显下降。

3.2以“稳民心，争人心”作为战略核心

从19世纪的争夺海上霸权，到二战结束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立，再到现如今的“人心之争”的文化渗透，国家安全经历了从“空间管制”到“经济主导”再到“文化区域”的由“实体疆域”向“虚拟疆域”不断扩张的过程。网络作为新的交互方式得到迅速普及，成为虚拟世界“入侵”旧系统的重要路径之一，造成了传统战略互动理论解释力下降的局面。从1991年的“沙漠风暴”到2011年以“茉莉花革命”为代表的“网络风暴”，网民暴动成功了国家政权的背后，是世界进入了网络时代后，战争形态从战场信息化到社会网络化的巨大变迁[24]。一旦文化区域既有的文化根基被瓦解，人心散了，纵使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指导下固守住的领土仍在，空留着无根的土地又有何用？香港非法“占中”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半场政治危机，是因为此事无论从性质或深意都属于从区域人心挑起的、威胁国家安全的“文化革命”。由此不难看出，以争夺民心为主要宗旨的“文化革命”、“”，将成为未来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颠覆威胁。因此，新时期新形势下，通过网络传播、文化渗透，旨在“稳民心、争人心”的文化全球再布局，重构符合国家利益的文化区域将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诉求。

3.3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作为战略导向

回顾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多是从空间视角和权力视角出发。从空间视角研究地缘政治的核心在于分析国家利益的空间性，即国家利益主要集中在哪些位置，并据此分析国家之间的空间关系，包括国家冲突的空间表现，空间争夺的重点地区，空间敌对以及盟友的划分等，最后是安全空间的构建。从权力视角研究地缘政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权力的界定及其产生，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来源。早期有关权力的来源研究主要认定权力来源于地理、军事等物质因素，后期文化因素日渐上风。著名自由主义学者约瑟夫・奈拓宽了权力的来源，指出部分权力还来源于不平等的相互依赖，并将权力细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约瑟夫・奈明确指出“软实力的实体是国家，其载体或曰来源是一国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国内外政策等等”[25]。以文化区域为基础的国家安全战略导向，是从文化价值观、文化资源、公共文化民生、文化产业等各方面，建立与国家综合实力相适应的精神支柱、资源基础、服务体系、支柱产业，以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促进国家安全。

4结论与讨论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到新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伴随着安全研究的转向，研究内容从军事、政治安全领域转移至经济、社会、环境安全等议题，尺度从国家尺度拓展为全球高尺度与社群、个体等低尺度兼容，视角也从安全属性的客观性的角度向主体性及主体间性转移，文化安全议题始终夹杂在转向过程中。随着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流行地缘政治理论及反地缘政治理论日渐成熟，次文化区域冲突日益频繁、民族国家内部分裂和“虚拟国家”的诞生等地缘板块新变动，文化安全议题由隐及明，地缘文化战略理应成为地缘政治理论的显学。正如拉兹罗提到的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许多从表面看来是政治性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文化上的深刻分歧”。事关国家安全的地缘战略中再也不能回避或者弱化地缘文化的战略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到以文化区域为基础的地缘战略的重要性，进而全力开发、调动各种国力资源，这其中当然包括以文化为代表的无形资源。地缘文化战略理论的大发展非但不会对地缘政治理论构成挑战，相反它使这一理论面临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即实现一国地缘战略的手段变得丰富多样而且强有力。

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现有的力量格局，全球性、区域性大国之间的位势和关系正被重塑。一直以来，中国的地缘战略就融合了历史渊源、地缘关系、种群共源、文化共性等因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亲诚惠容”的外交原则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积极参与世界秩序构建的勇气和责任，也将地缘文化战略提到了新的高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地缘文化战略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构建起完整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体系，并且中国文化软实力构成中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等国家文化战略资源融合度较低。因此，重塑以文化认同作为战略基础，以“稳民心，争人心”作为战略核心，以文化软实力提升作为战略导向的地缘文化战略，对提升中国在国际地缘格局中的地位和战略力量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的复兴正是当前中国地缘文化战略的最佳实践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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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ulturalstrategyandschemaofnationalsecurity

WEIWen-ying1，DAIJun-cheng2，LIUYu-li3

（1.CentralCompilation&TranslationBureau，Beijing100032，China；2.Central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ijing100081，China；3.SchoolofGeography，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2

【关键词】政府审计；国家经济安全；免疫系统论

自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在进一步融入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国际大环境的同时，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不确定因素也日益增多，相关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国家利益，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重大战略问题，必须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作为政府监管基本手段的政府审计任重而道远。

政府审计是一种独立的经济监督方式，旨通过审计检查，识别和分析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不利因素，提出审计处理意见，确保经济高质量运行、健康发展。自2007年国家审计长刘家义提出政府审计的“免疫系统论”以来，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进一步阐述人体的免疫系统与政府审计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政府审计应如何借鉴人体的免疫系统来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以更利于政府审计的“免疫”功能的发挥。但绝大部分都是从免疫系统的功能角度进行阐述的，过于笼统，没有细致地展现政府审计与免疫系统之间的相似点。本文试从“免疫系统论”视角，特别是从人体免疫系统结构角度看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并对如何更好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出一点看法。

一、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

政府审计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部门及其他公共机构财务报告真实性、公允性，公共资源运用的经济性、效益性、效果性，以及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进行的审计，又称国家审计，维护国家安全是其第一要务。

对于研究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首要任务是要确界定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就如同人体的免疫系统它必须知道哪些是外来入侵的病原体，哪些是体内的正常细胞，以便有的放矢。政府审计也必须分清何为国家经济安全，从而明确维护的目标和范围。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指的是国家的经济生活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抗拒外来冲击，以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家经济安全包括两个方面：国内经济安全和国际经济安全。因而，国家既要保护、调节和控制国内市场，又要维护全球化的民族利益，参与国际经济谈判，实现国际经济合作。

二、政府审计“免疫系统论”

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来源于刘家义对现代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功能的一个形象比喻，即政府审计本质上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其产生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形成的“受托责任”，以及所有者受托后的“不放心”心理，因此就需要委托独立的专业审计人员实施监督，从而使审计嵌入到经济社会的运行过程中，成为不可缺少的环节。因而，审计能使某一具体的委托关系得以正常维系，也能促进整个社会委托关系按既定规则有序运行，具有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预防、揭示和抵御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障碍、矛盾和风险的“免疫系统”功能[1]。唐建新、古继洪、付爱春等认为，社会契约论和受托责任观是构成政府审计介入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论依据[2]。现代国家审计作为国家的免疫系统，有责任更早地感受风险，准确地发现问题，提出调动国家资源和能力去解决问题、抵御“病害”的建议，在永不停留地抵御单个“病害”的同时，促进其健全机制、改进机制、筑牢防线。

阎德玉认为，“免疫系统论”运用科学发展观，借鉴了医学免疫系统概念，形象生动地喻义了审计的功能[3]。政府审计可依法、独立、专门、主动地去预防、揭示和查处问题，通过促进其他系统的功能平衡，维护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与安全，具有类似于人体免疫系统的功效。

政府审计作为一个国家的“免疫系统”，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免疫”作用：它可以通过审计所特有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从更高的层面，更广的范围，来密切关注财政、金融、民生、国有资产、能源和资源环境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4]，最早地意识到病毒侵蚀的危险，密切关注该病毒可能引发的疾病，更早地揭示病毒侵蚀带来的危害，也便于更快地运用法定权限去抵御、查处这些病害。同时，还能及时地提出针对性策略，促使政府或相应的权利机关，运用各种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去消灭这些病害，以防小病变成大病，局部性疾病演变成全身性疾病。从而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三、从“免疫系统论”视角看政府审计和国家经济安全两者之间的关系

国家经济安全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体的健康，而政府审计就是维护人体健康的“免疫系统”。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的免疫系统正常时，就有利于维护人体健康，而当其异常时，就不能很好地担当起维护人体健康的使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人体健康状况良好时，免疫系统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抵御病原体的入侵；而当人体健康状况下降，身体虚弱时，免疫系统也相对较弱，这时人体就抵挡不住病毒的侵袭，很容易得病。国家经济安全和政府审计之间也具有类似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即，政府审计功能的有效发挥可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另一方面，当国家经济安全得以有效维护时，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助于审计内外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政府审计的发展；而当国家经济安全得不到保证和维护时，会导致政府审计环境的恶化，不利于政府审计的良性发展。

（一）政府审计功能的发挥影响着国家经济安全的实现

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工作的根本目标。政府的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政府审计依法负有认真履行审计监督的职责。政府审计功能发挥的越强，就越能实现国家经济安全。政府审计关注国有资本的安全完善，关注金融投资的风险与安全，关注国家财政资金的合理使用，关注社保资金和支农专项资金的使用与效益，关注经济秩序的维持，所有这些无一不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5]。因而国家经济安全离不开政府审计的支撑。政府审计只有依据法律政策，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制约和监督经济权利，从经济安全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等方面着手，才能真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二）国家经济安全程度的提升促进了政府审计监管的完善

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度从根本上而言取决于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强弱，而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归根到底就是提高国家科技竞争力、金融竞争力、市场竞争力、教育与环境竞争力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能力。而政府审计是通过监管的方式，从制度方面培植和提高这些竞争力[5]。只有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得到维护，才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才能优化政府审计的外部环境[6]，才能进一步地促进审计事业的发展，完善政府审计，形成良性互动。

四、从“免疫系统论”视角看政府审计对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该作用

人体内的免疫系统是人体抵御病原菌侵犯最重要的保卫系统。这个系统由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免疫活性物质组成。人体免疫系统主要有三个功能：免疫防御，免疫稳定；免疫监视。同理，政府审计作为一个国家的“免疫系统”，就如同一个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警卫”，其“免疫”功能对国家经济安全至关重要。政府审计也同样具有免疫防御、免疫稳定和免疫监视三个功能。免疫防御是指政府审计应该具有使经济社会免于内、外部组织和个人侵犯的能力；免疫稳定是指通过政府审计，能够不断健全、完善经济社会的各项管理机制，通过机制自动发现和清理不法分子和违纪问题；免疫监视是指对经济社会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预测分析，提出预警建议，避免危害加重的功能。

人体共有三道免疫防线，相应地政府审计也应该建立多层防线以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一）政府审计要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建立“第一道免疫防线”

人体的第一道免疫防线是由皮肤和黏膜构成的，其主要作用是阻挡病原体侵入人体，并且它们的分泌物还有杀菌的作用。我们的政府审计也要改变原本仅仅停留在事后监督的做法上，更应注重事前和事中预防。因此，政府审计需要建立第一道“免疫防线”，即构建审计预警机制，构造国家经济安全的“完美肌肤”，充分发挥“屏障功能”。政府审计应该充分发挥其“免疫预防”功能，自动阻挡、拦截“病原体”入侵，抵御“病原体”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的袭扰、腐蚀和侵染，从根本上杜绝“疾病”发生的可能。

政府审计的第一道“免疫防线”就是要对国家经济安全构建审计预警机制。政府审计部门可以利用其掌握的强大的综合经济信息资源库优势，运用审计分析与评估，及时将各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病原体”进行识别并有效地阻挡。检测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各种因素，分清哪些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而哪些有损于国家经济安全，及时预警并迅速作出反应，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的第一道“免疫防线”的功能，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政府审计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借鉴其他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成果和相关数据信息，设计一套经济安全审计预警指标体系，包括金融安全、财政安全、国有企业资产安全、经济信息安全、民生安全评价指标等[7]。

（二）政府审计要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建立“第二道免疫防线”

人体的第二道免疫防线是由体液中的杀菌物质和吞噬细胞组成。当部分病原体突破第一道防线，进入人体内，人体就马上启动第二道防线，消灭病原体，并进一步启动第三道防线。同时第二道防线也负责清除体内的一些衰老细胞，进一步维护体内平衡。第二道免疫防线时刻执行着监督职能，一旦发现体内出现异常物质就会触发一系列反应。类似的，我们的政府审计也不可能在防御阶段预防所有的潜在危险。一方面各种“物质”进入“体内”，对国家经济安全可能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机体的运行，“体内”总会产生一些衰老变异细胞。这时，就亟需政府审计建立“第二道免疫防线”，发挥监督职能。

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国家审计清查系统，充分发挥“免疫系统”的清除功能。提高审计队伍素质，提升审计人员的综合审计能力，切实提高审计免疫系统的审计、清查、纠偏等功能，打击金融犯罪，保护国有金融资产安全。

监督国家经济活动是政府审计的重要职能，政府审计要提供强有力的监督：一方面，政府审计要根据法律赋予的审计职责，识别、揭示被审计单位存在的违法违规、损失浪费、经济犯罪和腐败等问题，并在职权范围内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处理，确保财政资金和公共性资金的安全使用，国有资产的安全运营，发现和清除其中存在的经济安全隐患。另一方面，政府审计要通过监控宏观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识别和发现很多重大的违法违规、损失浪费、等问题，并修补我国部分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或者制度性缺陷[7]。

（三）政府审计要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建立“第三道免疫防线”

人体的第三道免疫防线是由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组成。当病原体进入体内后引发免疫反应后，在人体“第三道免疫防线”中会产生部分记忆细胞，将相关致病微生物的一些特征及反应过程具体地记录下来。如果人体再次受到同样的病原体入侵，免疫系统就能认出它们，因而能够迅速准确地作出反应，将入侵者消灭。

借鉴于人体的第三道防线的特征，我国的政府审计也有必要建立第三道免疫防线，特别是像人体免疫系统一样，保存“记忆细胞”，建立“记忆库”，以便日后面对类似审计状况时能迅速处理问题。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政府审计需在以下五个方面保存“记忆”：1.审计人才“记忆库”，将每一位审计人员进行分门别类的“记忆”，如按专长，以便届时能迅速调配最适合的人员处理相应问题；2.审计法规“记忆库”，准确“记忆”中央、省、市等政府审计工作的法规制度，便于在审计工作中根据审计项目的需要便捷地查阅、引用恰当的法律法规；3.质量评价控制“记忆库”，“记忆”政府审计内容范围、违纪违规责任划分、评价依据、定性标准等；4.已实施审计项目“记忆库”，对历来开展的审计项目进行“记忆”，以便日后对类似审计项目可以作出快速反应；5.被审计单位“记忆库”，“记忆”被审计单位的相关情况，便于审计人员及时开展工作[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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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庆龙，谢志华.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09(4):12-16.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3

关键词：综合安全观；大学生；国防教育；国防意识

大学生作为社会重要的知识群体，其国防意识的培养对于提升全民国防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国防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基本途径，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是形成国防观念和国防意识的基础。新世纪以来，综合安全观逐渐成为人们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新认识和新概括，它的提出为提升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提供了有利契机，我们应当以综合安全观为指导，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大学生国防意识的提升。

一、综合安全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国防观念的重要发展

安全观通常是指维护国家安全过程中对安全问题的认识、观点以及形成的理论体系。它包括国家对其所处的安全环境和威胁的判断、评估，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认识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策略和手段。一个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国内形势具有密切联系。

新世纪以来，国际安全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的新变化，急切地呼唤着国家安全观念的与时俱进。冷战时期，各国通常都把敌对军事力量的入侵视为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军事安全几乎成为了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家安全已不再局限于军事安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安全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显得愈加的重要。但是，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严重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地区热点问题错综复杂，局部冲突时起时伏。另外，恐怖主义、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等问题，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生存威胁。这些问题通过传统的军事手段都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必须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种手段并重，加强国际合作来解决。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周边一些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猖獗，周边一些国家政局不稳，给我国周边安全和边境地区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可以用三个总体、三个局部来概括，那就是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都使得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任务更加复杂和繁重。只有紧跟时展，充实完善我国安全战略，才能正确应对各种危机和风险，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综合安全观应运而生。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一个国家的安全观是其国防观念的重要基础，安全观的发展必然会引起国防观念的变化，综合安全观的形成体现了新世纪新阶段国防观念的重要发展。

二、综合安全观的发展为提升大学生国防意识提供了重要机遇

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已经拓展到经济、文化、信息、社会等各个领域，原本基于传统安全观的、以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为主要内容的国防教育，已经不能满足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安全的需求。必须树立以军事安全为核心，同时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国防观，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促进大学生国防意识的拓展和提升。

1.树立综合安全观，有利于加强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国防安全威胁的认识。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一直面临着现实的外部威胁，如美国侵略朝鲜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苏联在边境线陈兵百万对我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压力，印度侵犯我边境地区对我国国家安全的挑衅等。在这种背景下，国人能切实体会到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比较容易产生自发的国防意识和自觉的爱国行为。但是，当代大学生都是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和平年代，这一时期我国一直处于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从传统安全观念的角度来看，能看得见的国家安全威胁几乎没有。当代大学生普遍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没有哪个国家有实力侵犯我国，挑起战争。绝大多数人认为即便是美国也不可能进攻中国，俄罗斯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进攻中国，日本再也没有胆量侵略中国。在这种“战争不可能发生”的思想的影响下，国防意识日渐淡薄。长此下去，会使我们的青年一代丧失警惕，忘记武备，丢掉尚武精神。

在高校国防教育当中融入综合安全观，首要的一点就在于引导大学生用发展的安全观念来重新考察和认识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全面分析、判断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让当代大学生对国家安全有正确和全面的理解，深刻认识到周边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给我国带来的安全压力、国际上对我国崛起所持的敌意态度等，都是我国国防安全的潜在威胁，重新唤起大学生们的忧患意识。

2.树立综合安全观，有利于强化责任意识

综合安全观的树立，国家安全领域的拓展，意味着我们热爱国防、献身国防，除了参军报国以外，在各领域、各行业，都可以通过许多途径来促进国家安全。例如，立志成为国家安全领域的专家、国际法专家以及有助于提升国防科技水平的高技术人才等等。高校国防教育不仅仅是国防知识的宣传与灌输，更重要的是把国防教育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国防理论、国防历史、国防科技、国防文化、国防经济和军事技能等方面内容的学习和训练，提高大学生群体的整体素质。从大学生国防教育的内涵来看，其中蕴含着许多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知识理论。因此，一种成功的国防教育，往往能够为青年大学生打开一扇新的知识的窗口，激发起他们对相关的科学知识探寻的兴趣、欲望。对于一部分青年大学生来说，国防知识的教育极有可能成为引导他们走向成功的一条路径，成为国防建设的有用人才。

高等院校作为拥有综合学科体系的教育机构，有丰富的条件和资源从社会个体成员与国家、民众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对大学生开展多种形式、富有实效的国防教育，以不断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激发他们发奋学习、成长成才的热情和动力。

3.树立综合安全观，有利于培养战略意识

中国顺利地融入世界，离不开战略的指导；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愿望，离不开战略的指导；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更离不开战略的指导。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对于人才战略意识的培养。大学生群体是国家建设发展的栋梁，将来要充实到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其战略意识和战略思维水平，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极为重要。战略思维源于战争和军事领域，并逐渐向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辐射。在高等教育阶段通过综合安全观的教育，培养、塑造大学生的战略意识和战略思维，将成为高校国防教育的一项有力举措。

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经验。例如，美国非军事院校国防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组织国家第一流的英才和智者到非军事院校教授国防战略和国防科技。美国拥有一大批对全球战略有深刻认识的战略家和理论家，在他们的带动下，美国非军事院校培养了一批批现代高素质战略人才，这些人才无论在军事领域还是在国家建设的其他领域，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在国防教育中融入综合安

全观，促进大学生国防意识提升随着综合安全观的发展，高校的国防教育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来审视国家安全，在塑造大学生军事安全观念的基础上，注重从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角度，培养大学生的综合安全观，促进大学生国防意识的提升。

1.加强经济安全教育，增强大学生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鉴于经济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日益突出，并且当代大学生对于社会经济的关注度较高，在高校国防教育中，应适时增加经济安全教育，使大学生认识到经济安全是现代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经济活动当中包含着各种影响和制约国家长远利益的风险甚至威胁，增强大学生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首先，通过经济安全教育，增强大学生的经济安全意识。目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密切，在给我们带来新的机遇的同时，风险和挑战也绝不容忽视。尤其是西方国家严格控制对华高技术出口和专利转让，对我国企业参加海外竞争处处设限，处心积虑地遏制我国海外资源、能源战略的发展。近一段时期以来，部分国家不断地以反倾销为由对我国出口产品设限，破坏我国对外贸易的正常开展，严重影响我国外部市场的稳定。由于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西方的经济遏制政策势必对我国经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另外，要深刻认识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本质，这些组织作为西方国家的代言人，是其主导和控制世界经济的重要工具，是为其谋取经济霸权服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财政部在美国推行的政策，却与其在国际上的做法大相径庭。其次，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经济形势，培养成才报国的使命意识。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自身发展存在诸多问题，许多深层次问题开始显露。要通过经济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从高增长时期转入稳定增长时期，产业结构和消费机构都将发生转变，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由于我国科技水平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金融安全体系还不健全，在改革过程必然伴随着各种风险与挑战。要克服转型过程中的各种障碍和难题，顺利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推动改革的顺利进行，更需要当代大学生努力成才，用于承担社会责任，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而发奋学习，并为此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2.加强文化安全教育，激发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自觉性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有力保障和推行国家战略的重要依托。一个文化上不安全的国家不可能真正拥有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而文化上处于依附和追随地位的国家，其发展方向和进程都比较容易受到强国的左右。大国也只有拥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如果没有文化安全，国家利益必将潜移默化地遭受重大损失。高校国防教育中应加强文化安全教育，激发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自觉性。

首先，引导大学生批判接受吸收外来文化成果。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的目标转向中国，而中国的青年一代则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对象。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推行针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特地制订了十条诫令，其中指出：一是要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蔑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二是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话、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要使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三是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电影，以及宗教迷信，等等。可见高等院校作为东西方文化传播、交融、继承、发展、创新的主要基地，毫无疑问将成为保护文化安全的主战场。高校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要积极引导大学生合理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热爱自由、追求幸福、崇尚科学、践行民主、弘扬正义、敬仰英雄等文明元素，批判其享乐放纵、自私自利等文化糟粕。在科技迅猛发展、知识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更加大胆地吸收外来先进文明成果，并将之融入到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不断提高我国文化的整体影响力。

其次，要引导大学生树立国家的文化主权意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高校要通过加强文化安全教育，要引导大学生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不能再将自己民族创造出来的传统文化盲目地作为封建迷信打倒或闲置一边，更不能视之为“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加以嘲讽，而是要奉之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和精神基础，来加以发掘、保护、利用、享受，发挥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复原力和凝聚力。在强势文化的文化扩张、文化侵略的大环境中保持强烈的文化主权意识，不受外来文化的同化和控制。

3.加强社会安全教育，提高大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性目前，我国经济建设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多变，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例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事故相对增多，自然环境保护形势严峻，加之与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等社会问题相互交织，使得一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对和平的期盼已成为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心愿，但在现实世界中战争与和平总是在交相更替。因此，世界各国都争相把国防建设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要想国家强大就必须加强国防建设，始终把国家安全和主权放在第一位。只有国防实力强大了，才能给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内外环境，才能真正地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防事业的建设取得了巨大飞跃，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安全问题，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大学生这一重要的社会知识群体，加强对于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教育，增强其辨别是非的能力，使其认识到社会安全稳定与自身发展息息相关，进而激发其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且注重发挥大学生群体的各种优势，努力将其塑造成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首先，应注重培养大学生对于社会问题的辨别能力。通过社会安全教育，让大学生学会分析、判断和思考当前的许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背后的政治因素，理性地看待各种社会问题，不能片面接受某些负面信息。在网络、电视等信息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社会问题的负面信息能够在极短时间迅速传播和扩散，使得处置各种问题的反应时间很短，回旋余地较小。如果对于很多负面信息不加以分析、判断就接受和传播，则很容易落入敌对势力设置的陷阱，进而影响国家政府和领导人在公众中的威信和地位。例如，在网络上经常会有人利用大学生经常光顾的各种论坛散布一些虚假负面信息，诱使不明就里的学生群体进行讨论和传播，引发不良影响。作为当代大学生，必须要具有较强的对于社会问题的辨别力，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敏锐性，主动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

其次，激发大学生运用自身知识群体优势，维护社会安全的积极性和自发性。大学生是具有较强知识基础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历史文化知识、法律知识、科技知识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高校国防教育应引导大学生在正确认识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善于运用文化工具、法律武器和科技手段，积极主动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融洽社会关系，为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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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4

关键词：安徽工业发展；工业化战略；产业结构调整

安徽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代表，近年来通过“工业强省战略”和“融入长三角战略”，效仿东部发展模式，全省低端的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安徽省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交通便利，正值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水电成本上升之际，恰是吸引省外资本（包括外资）投入安徽省的大好时机。如何利用这个机会调整安徽省工业结构，完善产业体系，提高产业竞争力，推进工业化进程，最终将安徽省融入发达经济圈，成为本课题的研究任务。如果不能有效抓住这次良机，错误实施工业产业规划，会使安徽省工业化走上弯路，影响经济发展，难以实现上述目标。所以本研究的目的意在为安徽省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言建策。

一、工业化战略

1.从封闭与开放的关系看，传统工业化战略分为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实行非常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20世纪50、6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但对经济发展收效甚微，弊端也愈益明显。

出口导向战略实行一种开放型经济制度，对商品进口的限制相对较少，鼓励外国资本的输入，把本地区的一切生产都纳入世界商品竞争体系，以面向国际市场的需求来推动本身的工业化进程，出口增长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战略的例证。

2.从平衡与重点的关系看，传统发展战略可分为“平衡发展战略”和“非平衡发展战略”。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认为，落后的国家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必须在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大规模全面投资，建立一个工业化体系，从而成为大推进理论的积极倡导者。纳克斯的平衡增长理论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实行平衡增长战略。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种恶性循环，即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和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而解决这两种恶性循环，必须要有—种大推进的力量。

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倡导把不平衡增长看作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提出了“发展是一连串不均衡的锁链”的命题。赫尔希曼认为，在投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实施优先发展的不平衡增长战略。赫尔希曼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的两条路径：其一“，短缺发展”；其二，“过剩发展”。赫尔希曼认为，根据“引致决策最大化”原则，发展中国家应精心选择和优先发展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中关联效应最大的产业。

罗斯托的主导产业论指出：各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常常取决于一些关键产业和部门，这些产业和部门发展的直接、间接效果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个部门降低了成本，扩大了市场，增加利润积累，扩大了对其他一系列部门的产品需求，由此推动各个部门成长，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增长极战略的创始人之一弗朗索瓦.佩鲁分析认为：首先，整个工业体系包含某些“有推动力的产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效应和外部性，地区性集中给产业结构和增长带来复杂产业极，会强化经济活动，导致公共需求，并出现相互关联，推动其他产业的增长。

TerenzioCozzi认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应用，而熊彼特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有用，但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3.从自身力量与区域联盟的关系看，传统发展战略分为“技术本土化”战略和“区域一体化”战略。“技术本土化”战略强调在技术上消化吸收、自主创新。对巴西、韩国和印度的整体技术能力详细的分析发现，当地成功的企业中大多数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即本国工业竞争基础还未形成的阶段，就善于利用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技术，大量投资在学习新技能和吸收新知识上。

二、产业结构调整

钱纳里等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如结构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发展水平而变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要素对增长的贡献也不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具有实质性的不同，结构转变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意义上比发达国家突出得多。

产业发生学派中对产业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还是分析现象、揭示机理的研究。

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筱原三代平的“二基准”等，有的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发展战略，有的是从部门间不同技术经济特征和部门间关联机理进行研究，而没有上升到从一般经济学原理进行研究。

日本的伊藤元重、小宫隆太郎等人在《产业政策的经济分析》、《日本的产业政策》中主要是从技术开发和学习的规模收益递增原理、一些部门具有外部性特点的学习、技术转移效果和某些产业存在某种市场的失败来解释为什么要扶持战略产业或“幼稚产业”。

尽管结构性政策是日本等后起国家追赶成功的重要手段，但目前各类应用性结构研究中已经比较普遍地出现了由结构性政策研究到功能性政策研究的趋向。所谓结构性政策是指旨在推动重点产业发展的倾斜式产业政策，如支柱产业政策、幼小产业扶持政策，等等；而功能性政策则是面向所有行业而不存在部门倾斜、旨在推动特定目标（如技术开发、缩小地区差距、出口促进等）的政策。

北京大学刘伟等的《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其主要贡献是比较综合全面地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进行了分析，并从假定产业结构水平代表一国工业化程度的立论出发，通过比较衡量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水平，计算和分析了我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但研究中仍然是以钱纳里、库兹涅茨等人的多国模型为参照，进行三次产业之间的比较。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郭克莎著《中国：改革着的经济增长与结构》，是将钱纳里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所运用方法在中国的应用。此外，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李京文等人《中美日生产率比较》，国家计委产业经济所通过计算各部门之间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速度）差异对工业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

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雁行理论”。该理论认为，后进国家的产业应当遵循“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模式相继更替发展，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产业转移理论做出贡献的还有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工业产品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随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产品技术密集度会发生变化，由此导致产品生产的区际转移。20世纪90年代，产业转移理论有了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产业转移理论与国际经济学以及企业战略理论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小岛清“边际产业扩张论”的基础上，一些日本学者强调，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国际化调整的有效方式。牛丸元认为雁行模式和产品的生命周期描述了一国或一地区的产业进化过程，其实质反映了比较优势的转移。卢根鑫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国际产业转移，但没有触及国内区际产业转移问题。

一些区域经济方面的研究，提到“产业区域转移”的概念，但没有展开研究。汪斌、魏燕慎等利用雁行理论分析了国家之间，特别是东亚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但没有分析一个国家内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近年来，陈建军、曹荣庆、陈红儿、蒋文军分别涉及了产业转移动因、区际产业转移模式、区际产业转移效应以及区际产业转移的战略选择等问题。

三、工业化研究的重点、研究思路及主要应用价值

安徽省在地理位置、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都具有发展优势，但经济增长的速度仍低于发达省份（集中在东部地区），即使在中部地区，增长水平也属中等。可以确定有一些因素在制约安徽省发挥优势、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因此，有必要通过调查分析这些隐蔽的影响因素，从理论上寻找根本性的原因，便于制定针对性强、容易操作的政策，解放安徽省压抑的生产力，推动安徽省工业化的发展，以至地区经济实现跨越。

为了对安徽省将来工业产业的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提供参考，对安徽省的产业结构作深入研究。一方面通过工业统计的数据了解安徽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利用相关理论分析存在哪些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另一方面，结合历史和有关影响因素讨论现在产业结构的成因。

通过分析省内外的经济环境和安徽省存在的优势和劣势，针对安徽省存在的产业结构问题，提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也就是，政府应该优先发展哪些产业，并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

研究的重点以及研究思路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影响安徽省工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和根本原因的探究。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理论分析，然后通过历史数据验证以上分析的结论。

2.安徽省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利用相关理论、指标和统计数据，描述安徽省的工业产业结构以及存在的问题。结合以上子课题的研究结论，分析产业结构的成因。本着解决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案。最后提供给政府相关产业政策的建议。

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1）系统地研究影响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因素，并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2）分析产业结构成因的方法，以产业结构历史性的变化，结合影响因素，寻找安徽省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3）产业政策的制定依据安徽省的省情，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研究成果将主要应用在为将来省政府制定安徽省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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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胡鞍钢，郑京海.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为何明显下降.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3月26日.

12.安立仁.资本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1952-2002[J].人文杂志，2003（6）

13.李佐军.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J]，财富周刊，2004（4）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5

[关键词]地缘经济学；趋势；经济安全

一、地缘经济学的兴起与理论内涵

（一）经缘经济学的兴起

地缘经济学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兴国际关系理论。1990年，美国知名学者爱德华·卢特沃克在海湾战争前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理论。依他的观点，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临危险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在工业霸权争夺战中胜出》一书中，他指出，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政治和军事舞台转移到了经济舞台。

我国学者则普遍认为，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为地缘经济学。即便将地缘经济学定位于学科上的学者在对其定义时也跑不出三个因素：地缘关系、经济手段、国家利益。

（二）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世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明显，各国面临的共有利益和共有问题普遍日渐增多。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不再仅仅是军事实力，而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力量为先导的综合国力。具体来讲，这种理论主要的观点有：

1、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关系行为体增加，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夺经济优势，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

2、美日欧之间的竞争是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内容。

3、地缘经济学理论只适用于经济发达国家。

二、地缘经济学理论流派及发展趋势

由于该理论本身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往往会形成不同理论特色的地缘经济学。因而地缘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有各自民族国家特征的流派，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是美国学派、意大利学派和俄罗斯学派。

（一）经缘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及其思想

1、美国学派。

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华·路特瓦克、亨利·诺等人，他们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缘政治时代的冲突逻辑，正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时代的经济逻辑。无论是在本土还是本土之外，任何一个国家和国家集团都必须与跨国公司和私人经济相互作用、和平共处。为了经济利益，最明智的做法是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并且WTO、IMF等各种国际经济组织的存在，为国家间经济利益的调和提供了平台。

第二，新形势下，美国要继续维持其对全世界的“领导地位”，不能单纯地依赖军事力量和政治关系。美国要维护自身的地位将更多地依靠投资、贸易和技术交流。

第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每个国家如同“经济人”一样，都是理性的。地缘经济学更侧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倾向于建立世界性的网络关系，而不是基于安全考虑，且为了反对某个假想敌人，结成某种国际政治联盟。

第四，国家和国家集团都力图确保自身的政治独立，并对本地域以外的事务尽可能施加影响，但国家间的竞争则更多地依赖于经济手段，国家或者国家集团要赢得竞争优势就必须遵循地缘经济原则。

2、意大利学派。

意大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有保罗·萨翁纳、卡尔罗·让等人，他们研究了地缘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把地缘经济学理解为研究国际竞争问题的学科，认为参加这种国际竞争的不是跨国公司、托拉斯或银行，而是国家。地缘经济本身及其规律和机制成为国家行政法律组织的范式。所以地缘经济研究对现代国家改革具有首要的意义。

3、俄罗斯学派。

目前俄罗斯地缘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个研究模式，即A·涅克列萨的全球地缘经济六角结构模式和Э·科切托夫的国家地缘经济战略模式。

A·涅克列萨提出了以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的融合现象为基础的六角模型，这一模型对国家进行了等级划分，描述了世界地缘经济秩序的关键布局。Э·科切托夫把地缘经济理解为在新的全球背景下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在其专著《地缘经济学（占领世界经济空间）》中指出，地缘经济要素研究的主要方向是经济技术，俄罗斯经济应明确和有效利用其战略竞争优势，并竭力营造好的发展前景。

（二）、地缘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向

目前，地缘经济学研究基本形成了以美国、意大利、俄罗斯三个学派为主体，其他国家的学者积极引入和参与的研究格局。地缘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在不断完善中，各国学者结合自身的研究背景和本国地区的现实需要，作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贡献，而且随着大量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出现，地缘经济学融合了越来越多其他社会科学和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理论。现今地缘经济学的发展中，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研究地缘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安全的指示意义

从上述地缘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可以发现地缘经济学研究对一国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并非地缘经济学的所有观点都可以接受，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些很有启发性的思考。

1、为中国研判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经济安全环境与竞争态势提供了理论视角。可以预计，地缘经济学将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甚至有可能为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理论化提供帮助。地缘经济学所强调的国家间经济竞争将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对此中国必须有着充足的心理和实质性准备，并将经济外交作为外交战略的重点内容，为可能的“经济战”未雨绸缪。

2、地缘经济学倡导的国家经济竞争力概念应成为中国经济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因而中国完全能够并应该名正言顺地制定国家经济竞争力战略，发展和提升自身的经济安全，迎接来自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挑战。

3、地缘经济学重点讨论的世界经济区域化及其相互竞争为中国寻求区域经济安全提供了思路。目前来看，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区域经济安全将主要集中在亚太、东亚（包括东南亚）、中亚和西亚等地区，在处理与周边这些地区的经济互动中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可能是现在就有的，也可能是在将来需要面对的，但肯定是一个完整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所不可或缺的。

总的来说，地缘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经济安全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可以为制定和执行中国的经济安全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地缘经济学既从时代主题的宏观判读、战略环境判别等方面为经济安全战略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从核心战略、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特别是地区经济合作等方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考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缘经济学尽管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安全的所有问题，但它有助于一些关键问题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M].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

[4]EdwarkN.Luttwak.TheEndangeredAmericaDream：HowtoStoptheSuitedStatefromBecomingaThirdWorldCountryandHowtoWintheGeo2economicStruggleforIndustrialSupremacy[M].NewYork：SimomandSchuster，1993.

[5]萨本望.新兴的“地缘经济学”[J].世界知识，1995，（5）。

[6]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国家经济安全论文篇6

【关键词】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产业竞争力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进一步深化。经济全球化代表着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优化配置，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既为一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和机遇，也让其幼稚产业暴露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当中，甚至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产业安全方面的威胁更加凸显，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对外经济开放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指一国产业在对外开放时保持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保持本国资本对本国产业主体的控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处于产业劣势的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产业遭受着来自发达国家产业竞争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外资和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甚至出现外资垄断的情形。经济全球化并不像鼓吹者宣扬的那样，让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协同发展，反而使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只有关注产业安全问题，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谋求发展，为我国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经济环境。

2.国内外关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

随着对外政策逐渐放开，我国产业安全的状况愈发让人担忧，产业安全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虽然我国一直保持逐渐放开的对外开放战略，但受到的外来冲击越来越大，这也使得政府和理论界对产业安全的关注程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只是在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加大的同时，我国产业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只有具备产业安全的思维、理论和战略准备，才能确保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国内产业安全的研究时间较短，很多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见解，研究呈现百家争鸣、各持一词的现象，国内研究中出现了较多的概述类文章，为厘清产业安全研究思路和展望未来研究方向，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何维达、潘玉璋和李冬梅[1]（2007）系统回顾了我国产业安全的背景，产业安全理论和产业安全研究现状，从产业安全定义、成因、产业安全评价和产业安全调节四个方面进行总结，认为产业安全定量化的评价，以及产业安全预警系统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内容。李孟刚[2]（2006）在梳理了以往产业安全研究后，运用合向创新法构建了产业安全理论体系，比较分析了影响产业安全的各种因素，基于产业经济学理论提出产业安全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型。赵惟[3]（2005）从产业安全理论和概念为主线，对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问题进行综述。金成晓、余志刚和俞婷[4]以中国加入WTO的时点为分界，分两个阶段综述国内产业安全的研究，并指出了目前产业安全研究出现的几个趋势。以上是对国内产业安全研究的综述的主要文献，专门综述国外产业安全研究为主要的产业保护手段。具有代表性的是高德莱提出的保护贸易理论模型，认为国际贸易绩效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关于国外产业安全研究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假设前提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得到了发展，布兰德、斯潘塞、克鲁格曼等人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不同于以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政府适度干预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主要包括利润转移理论[5]和外部经济理论[6]。斯潘赛[7]（1980）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应该扶持产业的论述更为详细，总结了扶持产业应具有的特点。科特勒的产业吸引力因素理[8]对于选择贸易政策扶持的战略性产业也有参考作用，总结了产业竞争力因素。除了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产业经济学的诸多学者也对产业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迈克尔·波特[9]（2004）人称“竞争战略之父”，对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有丰富的研究，他的“砖石模型”、“五力模型”和“三大战略”是有关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经典理论。

4.我国产业安全隐患

4.1我国产业布局分散

我国行业的地方支持明显，也存在严重的地区封锁现象，大多数国内企业都只在一个省市周边发展。相反外资大型企业遍布我国各大城市，如今正在向二、三线城市发展。

4.2本土化优势正在失去

本土优势是我国企业优于外资企业的天然优势，任何地方都有其长期存在的文化和消费习惯。但如今，外资企业除了大量聘用中国员工外，还积极任用中国高级管理人员对中国区域进行管理和规划，我国企业的本土化优势正在失去。

4.3竞争环境不公平

在以往吸引外资的政策导向下，我国实行了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这种“超国民待遇”使我国企业竞争环境不再公平，如今已得到改变。外资企业利用其规模优势，压低生产商价格，并利用资金优势是价格低于成本进行恶性竞争。

4.4产业安全保护政策和措施不完善

由于以往对产业安全不够重视，我国企业没能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发展。如今我国对产业安全问题有了足够重视，取消了外企的“超国民待遇”，但相关产业保护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刚刚开始，尚不完善，可以向国外产业保护学习借鉴。

5.政策建议

没有绝对的贸易保护，也没有绝对的自由贸易，以西方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对产业安全研究与实践由来已久，其思想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重商主义，普遍认为对重要产业以及幼稚产业进行保护非常有必要，并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产业保护及防范体系，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第一，尽快出台反垄断法，设立跨国并购审批机构，制定幼稚产业保护条例，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防止外资控制我国产业的有效手段是制定反垄断法，以此来规制跨国公司的活动这样既可以促进我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第二，科学理智地把握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开放和共赢的关系当前既要努力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加快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战略重组的步伐，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的规模和水平。

第三，优化外资产业投向引资政策以新兴产业为依托，以战略性产业为重点，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因此，我国应根据自身资源和要素供给特点，以及本国产业发展现状和本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优化我国外资产业投向引资政策。

参考文献：

[1]何维达，潘玉璋，李冬梅.产业安全理论评价与展望[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24）：92-97.

[2]李孟刚.产业安全理论研究[J].管理现代化，2006（3）：49-52.

[3]赵惟.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研究综述[J].首都经贸大学学报，2005（3）：25-27.

[4]金成晓，余志刚，俞婷.我国产业安全研究的历史与发展动态评述[J].财经问题研究，2010（7）：26-32.

[5]JamesBrander.AstrategicTradePolicy[J].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1995，（3）：1395-1455.

[6]Akanmatsuk.Ahiastoricalpatternofeconomicgrowthindevelopingcountries[J].TheDevelopingEconmies，1962（1）：45-56.

[7]BruceZagaris.Foreign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M].U.S.ApraegerPublishers，1980：7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