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研究方向(6篇)
民族学研究方向篇1
关键词：质的研究；民族志；研究方法；教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40-0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11)06―0030―04
一、引言
作为一部民族志或者说关于民族志质的研究的指导用书，费特曼(D．M．Fetterman)的《民族志：步步深入》(以下皆称《步步深入》)可谓是颇具深入浅出、条理清楚、逻辑紧凑、操作性强的特点，而且它主要是以教育为背景对教育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做了深入的阐发。在整个书的写作中，它不但给了真正熟练的民族志工作者极具借鉴价值的参考意见，还更给了初学民族志研究者以引人入胜的框架和叙述，以及排疑解惑的勇气和信心。就如译者龚建华所说，这是一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民族志研究的好书。
质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占据主要地位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可以被认为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研究，主要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性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它具有探索社会现象、对意义进行阐释，以及发掘总体和深层社会文化结构的作用。《步步深入》将民族志定义为是一种描述群体或文化的艺术与科学，而人类思想与行为的更可预测的形态是民族志学者探索的焦点所在，也正是作为质的研究的内涵体现。
费特曼是斯坦福大学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教育评估、民族志及政策分析，并专注于辍学生及天才教育项目。而《步步深入》正是他自己在辍学生与天才教育研究基础和过程中，不断提炼和丰富的田野民族志的理论和方法论，书中的很多例子就是他做民族志研究的个案。费特曼有着很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的清晰脉络，在他的总结里，民族志学者要对他们所研究的族群或文化始终保持一种开放思维，但这种开放思维并不意味着不严谨。当然，这种开放的严谨，就体现在一个民族志学者进入田野和进人田野前的研究设计中。他认为，民族志学者在进入田野问第一个问题之前，就要有所准备：一个问题，一种理论或方法，一项研究方案，特定的资料收集技术、分析工具和一种特定的写作方式，而且这其中一直寓含着民族志研究者的道德。
因此，在《步步深入》的整本书中，费特曼就给出了民族志田野研究“步步深入”的清晰脉络(如图1所示)：
田野作业是民族志研究设计的核心所在，尤其在教育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研究，基本的人类学概念，资料收集方式、技术，以及分析是“做民族志”的根本要素。并且在民族志研究中，分析与资料收集是同时开始的；但民族志工作却不总是按部就班的，它“需要意外发现珍宝的运气、创造力、在对错抉择时做出的正确判断、艰苦的工作，以及老式的幸运”。当然，图l中的“步步深入”的民族志研究，可以因为民族志学者组织的详加周密，而让田野调查工作变得相对不那么困难。但实际上不能忽略的是，许多民族志研究中也有无计划性，甚至有时是无秩序的。
二、民族志研究的人类学理论范式背景
随着世界从近代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转换，人类学研究方法也发生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到结构主义，向象征主义、阐释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后现代批评的理论范式(parddigm)的转变。而对西方个人主义研究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思维定势，描述个人层面的“行为”和“认知”，却看不到“关系”和“生活世界”，又出现了“建构扎根理论”的观点和方法。
而费特曼将民族志指导理论大致分为现象学导向的范式与实证主义(positivism)范式，前者的研究都是归纳性的，而后者是典型的演绎法。大多数民族志学者都或明或暗地采用两种理论即理念论(jdeational)和唯物论中的一种。费特曼认为民族志学者不会直言阐述某种宏大理论，因为他们不会自动地赞成某种理论，而理论的选择应当基于它的适应性、操作便利性及解释力。这其中要求民族志学者把握住文化、文化解释、整体论视角、情景化、主位观及多重现实、客位观、价值无涉的去向、文化间和文化内的多样性、结构和功能、象征和仪式、宏观与微观研究、操作主义等人类学概念要素。
三、民族志研究设计及准备
作为质性研究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的选题，它的设计和建立是一个进行时的过程，在涉及选题的各要素之间需要来回“互动”，或者说，选题受着主体能动性和结构的双重影响，田野工作的选题受研究者的相关因素的多层次影响。选题的针对性、方向性，或者说选题设计的目的性，如何才能在研究中发挥作用，它如何影响并被环境所影响，并不断地进行调整与修改，使选题的研究能达到目的，这是人类学田野研究者要不断思考和构拟的。
因为人类学田野研究既是过程的实践性的，又是同的性的，在进行选题时，这些目的性问题要不断被考虑：“为什么你的研究值得做?你要澄清什么问题?你的研究希望影响什么样的实践和政策?你为什么想做这项研究?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你的研究结果?”这些问题本身在选题时都是被当作实在的实践性策略所要考虑的。这需要研究者不断回顾自己对选题本身内在的认识、经验、阅读以及讨论。因此，利用“备忘录”是构拟和筹备选题、提出自己研究思想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备忘录既可以记下自己的想法、所遇到的问题、理解的题目、现场或资料，以便充分地做好选题，更会在田野研究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就像克罗斯克里(Leslcycroskery)所说的“困扰研究的是，我们有着太多美好的想法但却很少集中去思考。我痛惜地发现很多的资料(虽然有趣)与特定的核心类别没什么关系”。因此对自己的研究目的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将有助于避免迷失方向，否则就会费时费力地做对研究毫无用处的事情。而选题及研究中有三种不同的目的区分：个人的日的、实践的目的及知识或学术的目的。个人的目的可以包括希望改变或改进自己所处的环境，对一个具体问题或事情的好奇，喜欢一项特定的研究，或礼仪是职业发展的需要，而对其他人却未必需要。以个人经验指导你的研究可以使研究具有内在动力，有可能会更具成功的价值。实践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东西――满足某种需求、改变某个环境或者达到某个目标。知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理解事物――洞悉事物及其发生的原因，或解决先前研究没有真正说明的问题。
田野作业是所有民族志研究设计最具特色的要素，这一途径塑形了民族志所有工作的设计，而有效的研究设计会减少不必要的努力，衔接好理论与方法，指导民族学者，并确保
能找到合适的资助者。研究设计最初可以是备忘录性质的记录，但最终民族志学者把他们晟初的想法表达在自己的研究计划里。在民族志研究中，计划和远见至关重要，研究组织得越好，进展就会越顺利。在计划阶段进行合适的筹划，会确保可以得到足够的时间和资金进行研究计划的一些重要内容。精细的研究计划可以保证在研究者和资助者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资助者对研究者研究设计的质量、问题的意义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判断，包括分析和预算，所有这些都会表达在研究计划的写作中。
一份好的研究设计可以为研究者和资助者制定出一条路。研究设计可以帮助研究者理清思路，发现和明白真正的理论、目的、问题及用野现场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忽视这种真正设计以及影响设计的情况，研究者在真正准备做研究时，必然会遇到麻烦。而《步步深入》即打算在民族志研究设计过程中的几乎每一步提出建议：明白你的问题选择和理论的应用、专注民族志的指导性概念、提出做民族志所需的特殊资料收集方法和技巧、明了你的民族志研究装备、清楚民族志中分析所担负的角色、做好民族志写作以及如何处理研究结论中潜在的效度威胁，并秉持民族志用野伦理道德。因此这本书不仅对那些打算进行民族志质的研究的人有用，而且对那些已经进行或熟悉民族志质的研究的人也是非常有益的。
四、教育人类学民族志田野：问题、方法与技术
“民族志学者是一种人型仪器，依靠‘它’的判断、思考和感觉，这种人型机器是最敏感和最有理解力的资料采集工具。”…而田野调查是民族志质的研究的最主要的环节之一，田野工作者要使用种种方法和技巧来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即使带着理论的预设和调查的归纳法的阐释性实证，大部分田野工作者仍是需要集中研究焦点和资源，来适应当代学院式课题性研究，或者自助式用野研究。认真选择好研究现场和目标人群，以及从目标人群中选取样本，是进入田野的前提工作。
民族志学者首先必须为给定的研究询问正确的问题。询问正确问题的最佳途径除文献研究和提出想法外，就是进人田野并找到人们日复一日地干些什么。而进入田野前要准备好结构性、半结构性、开放性访谈的基本问题，和所需的全、轻、少的物质准备，以及相关证件等制度性的物质准备，更重要的是一来自某一成员的介绍是民族志学者进入一个群体的最佳门票。
此时，尤其要提到报道人的地位极其重要性。费特曼提到，“在一项有关天才生教育项目的研究中，我最具洞察力和最有帮助的关键角色是学区督察。他告诉我校区的政策，以及在我的研究期间如何避开无谓的争论。他也提出了教育循环特质，……这条信息使我对该社区中地位压力的认知开了一扇新的门”。因此，一位提供具体描述的角色要比满嘴抽象词语的人更能有帮助。
田野作业中除了参与式观察，更多的还有对报道人的访谈。田野民族志访谈作为一种交往行为是一种“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行为，”是格尔茨式的对“地方知识”(LocalKnowl―edge)的理解和反思。作为一种策略行为，民族志学者又受着策略价值的影响，因为在策略中，不少有着个人权力观的“操纵”的警醒，或者有的答案趋向于符合“社会结果”的答案等。尽管如此，访谈毕竟是我们理解他人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访谈有多种类型和用途，最常见的访谈形式有个别的、面对面的言语交流，访谈还包括面对面的群体交流、邮寄或自填问卷以及电话调查。访谈可以是一次性的简要的事实陈述，五分钟的电话交谈，也可以是多次性的、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如生活史访谈。但人类学田野民族志习惯于参与观察式的访谈。访谈可以是结构性的、半结构性的、或非结构性的。
《步步深入》除了将田野作业的选择与取样、田野的进入、参与观察与访谈的要义做了言简意赅而深入的阐述，还着重探讨了访谈的礼节与策略，以及资料清单与表格、调查问卷、投射技术，还有“不打扰人的方式”来循循善诱地提示民族志工作者在田野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注意的不仅是整个民族志田野的操作轮廓，更重要的是田野研究过程中的细节意识。这对民族志初学者还是熟悉者都是有警醒和借鉴意义的。
五、教育人类学民族志田野笔记与民族志写作
在民族志田野工作中，田野笔记是和研究计划、备忘录、临时报告、田野日记、最终的报告和著作等相关联的有形产品。田野笔记是一种最原始的写作类型，它和民族志研究报告或民族志研究著作不一样，田野笔记只有一个读者，是民族志工作者面向自己的整个研究计划的基本素材，因而在做笔录时清晰、简明和完整是相当重要的。
民族志田野笔记以至民族志写作，从简单记录日常小事、地标甚至气温到尝试描述整个田野经历或突然的领悟，其写作都要求有一双能捕捉细节的眼睛，一种能用合适的词汇表述细节的能力，以及能够把细节和意思组织成一个结构细密的整体的语言技能。记田野笔记的过程，也正是细化自己研究和加深对当地文化认识和理解的过程。
民族志田野笔记的主要内容是访谈得到的资料和日常观察所得的资料，另外还应包括日常观察中想到的问题、该问题的预想答案、对该答案的在地求证；还有比较连贯性的访谈计划和对访谈人的情况记录，等等。在“写文化”的认识下，最好是“多声部”的记录，以备多重意义的“并接”。此时就要涉及到田野笔记的某些原则问题。
田野笔记一般较遵循着真实、深度记录、细节呈现、有效、即时性、专业问题专业记录、细节的整体性、不浪费不遗漏的整体原则。因此，田野笔记的记录也同时伴随着民族志田野伦理。
在资料的搜集中，田野笔记是进行分析的最早阶段，也为日后进行详细分析提供重要的原始资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把信息记录下来，田野作业使民族志学者面对大量的信息、想法和事件。民族志研究工作是耗费精力的，民族志学者有时会不想记笔记或懒得在当晚就把白天涂涂写写做下的笔记录入电脑，或做整理。但是记忆会很快地消逝，没有记录的信息不久将会被随后发生的事情掩盖。太长的拖延会使笔记失去了即时性。因此田野笔记其实还联系着耐心与细心等原则。
田野笔记，尤其在做访谈时的记录是瞬时性的，即使有着录音设备等帮助记录，有些笔记仍能提醒民族志工作者较全面的访谈内容。田野笔记，很多时候是和图片、录音、摄像、资料搜集、访谈等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田野笔记中，对上述信息的即时解释和注明，有助于更有效地还原当时的具体情境，包括参与其中的人、事、物，与情、景、意，也便于后期民族志田野报告的撰写。
民族志研究要求在每一步都要有好的写作技能。像每个作家一样，民族志学者所具备的对不同读者写不同的文章的能力将决定作品的有效性。写作是分析过程的一部分，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民族志研究的最后一步就是写最终报告、论文或书籍，这些最终的产物常常代表民族志学者描述某个经过研究的、精致的、经过分析的文化图景的最后机会。像写作的其他形式一样，这三项高度结晶的表达形式同样需要以资料、勤奇和洞察力为基础，但它们的特性、风格、样式、分布和市场
价值都不相同。
民族志写作要注重深描和逐字引用的原则。深描和逐字引用是民族志研究的田野笔记、报告、文章和书籍中最突出的特点。理想状况是，民族志学者会和读者一起分享参与者对情境的理解，深描是对文化解释的书面记录。另外，民族志书籍最后还要注意段落要加以调整以得到正确的合理的结构顺序。句子应该讲求语法，分词使用应该精确，引证应该与相关内容一致。短语必须仔细地设计，要抓住读者的想象力，同时也要保留科学性。例子必须使人信服，并且简短。标题要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且要诚实等等。
六、教育人类学民族志田野伦理
人类学伦理问题从人类学诞生之初就一直伴随，从刚开始的叙述型伦理，到渐渐凸显的参与型伦理，再到后来的“阐释一理解型伦理”，不断地将“他者或当地人”的“研究对象”作为认识论中的民族志主体来对待。到当代人类学的田野里，民族志伦理的首要原则是，民族志学者不能伤害他所研究的人或团体。尊重的非侵犯性的民族志研究不仅是好的道德规范，更是好的科学。
民族志学者的角色定位，可以分为学术型的和应用型的。对于前者来说，各种各样的压力，从同行到资助者的，都在影响着学术型的研究者。而应用型的民族志学者，主要有以下三种：1)管理型民族志学者。费特曼举例说，在他所做的辍学生的研究中，来自各方的大量既得利益者拉扯着管理型民族志学者，包括学生、老师、父母、学校管理者、地方学校管理机构、计划的推广者、资助者和普通纳税人，他们有多方面的要求。2)行动型的民族志学者。费特曼提到，行动型民族志研究要求，族群要有相关的决策过程，而这也是辍学生无法具备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政治体系。3)倡导型民族志学者。费特曼称他曾在学术和政府的背景下作为倡导型研究者发挥过作用。并在关于辍学生的研究中，写过关于误用处理控制的文章和报告…。
伦理问题贯穿于民族志研究工作的各个阶段。当民族志学者必须做出明智而又满足科学和道德要求的决定时，他们即会发现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在对所研究主题产生兴趣时，即基于研究者的道德理解和视角基础上，问题的选择和定义与研究方法一样，都有关乎道德的陈述。
职业的作风和精细的步骤体现出民族志学者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尊重、赞赏和正确评价。非侵犯性的民族志研究不仅是好的道德规范，更是好的科学，在人类学民族志田野伦理中，更现实的，是许可、诚实、信任、化名、互惠等重要伦理原则。道德是民族志研究始终的重要质素。因此，费特曼说，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民族志学者都站在道德十字路口，而民族志研究生涯使人敏锐，并最终改进和提高研究活动的质量，也是切身之谈。
七、结语
《步步深入》除了传统民族志问题与方法的讨论、道德的要求之外，最具时代感的地方在于：民族志装备。除了纸和笔，录音机、照相机、电影、录像带虽有近百年历史，但更深入更全面地运用还在于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尤其是电脑、因特网、数据采集软件、虚拟办公室和文件共享、数据库软件等加快加深了民族志研究者在田野作业以及记录写作的时效性和方便程度，更有利于国际同行间的交流与学术成果的传播。合适的装备能使民族志学者在异己文化中的旅居更加愉快、安全、有效而有益。
但也正如费特曼所说的，再多的先进设备的运用也需要民族志学者，这个人型仪器的分析和思考，才能把错综复杂的田野资料，变成有质量的研究成果。
总之，《步步深入》强调的一个根本精神就是：在民族志研究中要有注重道德的研究准备，没有充足的准备，民族志学者的研究之旅会倍加艰辛和困难。因此，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民族志研究之后，费特曼说：民族志学者必须能够确定和选择合适的问题，必须学会使用理论、概念、方法、技术和在田野中使用适当的设备，之后他们开始在一个陌生的文化中旅行(费孝通之于“江村”也是成为自我的“他者”的旅行)。民族志学者必须会分析他们的资料，并弄清楚而中肯切题地写下他们的所见和记录。另外，他们必须学会处理他们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遇到的众多道德困境。
虽然没有《万卷方法：定性研究系列》有些著作那样的复杂、详实、深刻，但《步步深入》确实以路标与经纬式的叙述与节奏感，将民族志田野研究所要主要的问题几乎都凝练地清楚表达出来。正如费特曼在最后所希望的那样，这本书可以对于新手而言是有用的指导范本，对老师而言是良好的工具书，对有经验的民族志学者而言是有效的提神物。那么，剩下的开始也正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参考文献：
[1][美]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龚建华译)[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民族学研究方向篇2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收稿日期：2001-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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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岸边成雄著.郎樱译.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65.
[6]山口修著.江明译.罗开传校.民族音乐与民族音乐学[日][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6)：226.
[7]王耀华主编.王耀华，杜亚雄编著.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8]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J].交响，2000(3)：11.
[9]黄翔鹏.关于民族音乐型态学研究的初步设想[A].中国音乐年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231.
[10]A.P梅里亚姆著.俞人豪译，金文达校.民族音乐学的研究[A].民族音乐学译文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206.
字库未存字注释：
民族学研究方向篇3
根据章程，研究委员会一届4年。在第一届届满之时，请允许我再次回顾研究委员会设立、发展之历程。中央民族大学白润生教授在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二十载，在白先生个人努力和带动下，逐渐凝聚起了一批致力于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学者。2008年9月，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了“首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在这次的会上，与会代表一致呼吁成立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并由中央民族大学牵头，成立筹备委员会。
成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会的设想得到了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大力支持与帮助。2009年6月6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通过讨论和表决，同意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筹备组建“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白润生教授为会长候选人。论证申报材料准备齐备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报送国家民政部后，不曾想白润生教授年龄已超，不符合国家民政部规定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负责人不得超过70岁的条件。为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有学术交流平台，更好地推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凝聚全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力量，以免白润生教授及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者、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诸多努力付之东流，中国新闻史学会提议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另择他人作为会长人选。经过讨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推荐副院长赵丽芳副教授为会长人选，继续筹备学会申报工作。2010年6月，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的“第二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上，组委会将此事通报给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代表，大家以推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为重，一致同意推举赵丽芳为会长候选人。
2010年11月26日，在厦门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上，批准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赵丽芳为“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会长候选人。随后再次经过材料准备，经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报送国家民政部后于2011年7月获准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负责人为赵丽芳，秘书处设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1年12月3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并在第一次理事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章程，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中国传媒大学益西拉姆教授、河北大学白贵教授、西北民族大学牛丽红教授、民族学院周德仓教授当选为副会长、常务理事。新疆大学帕哈尔丁教授、中南民族大学高卫华教授、大连民族学院于凤静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刘立刚副教授当选为常务理事。中央民族大学刘立刚副教授担任学会秘书长。白润生教授为学会名誉会长。2013年，在贵州民族大学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增补兰州大学张硕勋副教授、贵州民族大学颜春龙教授为常务理事，西北民族大学副会长变更为刘俭云教授。2015年，在中南民族大学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增补内蒙古日报社《新闻论坛》主编陈玉文高级编辑为常务理事。会员单位集中在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除以上会长单位和常务理事单位外，还有西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延边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湖北民族学院、新疆石河子大学、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宁夏大学、内蒙古大学、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红河学院等，此外，还有来自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个人会员。
在少数民族新闻史二级分会第一届届满之时，请允许我代表学会对以白润生先生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新闻史书写者、研究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对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白先生为学会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这批学者的努力改写了中国新闻史的书写方式，让民族地区的媒介史研究得以有一席之地。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赵玉明教授、前任会长程曼丽教授对二级分会抱以厚望，对设立之事给予多次指点；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处刘书峰、邓绍根老师为准备申报材料，忙前忙后，尽心尽力；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会对分会设立之事予以周全考虑和支持，内部虽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理事还是投了支持票。对研究会发起单位、会员单位多年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会员规模虽然不大，但相对稳定，辨识度较高，认同感较强。对学会成立以来承办会员大会、常务理事会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的中央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新疆石河子大学、云南红河学院、中南民族大学以及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大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与中国新闻史学会其他分支机构相比，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规模较小，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学术共同体。但它在当下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更加不可或缺。学会也正在通过学术研究，智库发声，努力扩大社会影响力，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研究会成立4年以来，较好地发挥了全国性学术组织的领军作用，团结全国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为促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推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向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成立大会之外，分会还举办了4次会员大会暨“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2014年，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年会举办“民族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分论坛。可以说，研究委员会近4年主要开展的工作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方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日益繁荣，影响力不断扩大，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的学者构成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中坚力量。4年以来，研究委员会理事单位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集团军，呈现出了多中心、多面向的研究特色和良好发展态势。以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为代表的西北高校社会媒介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以民族大学为代表的陕西高校媒介史研究、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以云南大学为代表的南方高校的民族志传播学研究；以大连民族大学、延边大学为代表的东北少数民族媒介史研究；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新疆地区高校的单一民族媒介史，中亚传播研究；内蒙古高校的蒙古文媒介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民族语言媒介史等均产生了一批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是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将民族志传播学作为重点科研方向，张硕勋、张利洁、王芳、刘晓程等团队成员专业背景以民族学、人类学、新闻学为主。张硕勋副教授多年关注黄河上游藏区生活变迁中的媒介角色研究，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等学科权威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大众传播与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以甘肃藏族地区为例》。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多位中青年教师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中李克副教授的专著《冲击碰撞下的交流与融合――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与对策研究》、朱杰副教授的专著《徘徊与踌躇中的抉择――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是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科近年来这一领域的成果体现。
民族学院（2014年更名为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社会发展的重大背景下准确寻找坐标，以新闻传播为研究主题，构建学科特色，在新闻传播史、中国藏语报刊史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领域成果丰厚，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周德仓教授是这一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在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0周年院庆之际，又出版了《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文集以及《涉藏文献索引》。
云南大学是南方高校进行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基地，在用民族志方法进行传播学研究方面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科研团队。郭建斌教授在《独乡电视》后，又以云南迪庆、四川甘孜和昌都藏区为考察对象，研究农村电影放映员的社会角色及其变迁，以及国家话语、精英话语、民间话语对藏民认知的影响，出版了《寻找格桑梅朵――昌都地区流动电影放映田野研究实录》；孙信茹、杨星星、陈静静等中青年教师也将研究投向少数民族传统乡村社会，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等重要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是中部高校进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区域中心。中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学术团队以高卫华、陈峻俊、黄迎新等教授为中坚，相继出版《民族文化传播与地方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现代媒介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报告》《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等。武陵山区民族文化传播的调研报告也多次得到湖北省领导的批示。西南民族大学李谢莉副教授对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新闻媒体关注较多，林晓华副教授对新媒体与民族地区信息传播关注较多，均有多篇相关。
大连民族大学研究重心在于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格局与区域史，于凤静教授是主要的研究者。延边大学朝鲜语媒介史的研究同样具有区域优势与学科特色。
河北大学白贵教授、金强老师的回族身份，使他们将中国近现代回族报刊史纳入研究视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回族报刊史》以优秀结项。
内蒙古高校以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的蒙古文新闻媒体研究为主要代表。乌云教授是主要的研究者。但因为研究主要以蒙古语文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界的交流较为困难，研究成果与传播受到一定限制。
新疆大学处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富矿中，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传播研究也具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论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科研团队，较早期有阿斯买・尼亚孜教授、帕哈尔丁教授，近年金玉萍教授成为新生力量，其专著《电视实践：一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对一个维吾尔聚居的村庄进行民族志调查，探讨村民的日常生活电视实践及其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变迁是学科重点建设方向，在白润生教授引领下，已经形成了一支中青年教师为主的研究力量，在继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论领域的研究之外，还着力研究民族地区媒体的传播效果、功能与受众，研究民族地区新媒体发展，并与日本学者、台湾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拓展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视野与资料搜集渠道。史论方面，白润生教授集结多年研究出版了《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既有对以往研究的回顾，也有对新问题的思考；王晓英副教授的专著《民族新闻传播简论》是多年讲授民族新闻理论的结晶；赵丽芳副教授专注于民族语言媒介历史与功能的梳理，已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王斌老师多年关注、新疆的电视传播效果与影响力研究，著有《少数民族地区电视传播效果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方面，岳广鹏副教授著有《冲击、适应、重塑：网络与少数民族文化》，范小青副教授多篇论文关注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在中央民族大学新闻学专业开办30年之际，最重要的转向与结构调整，体现在新闻学（藏语基地班）的开设。面向藏区招收母语为藏语的学生，培养“懂国情、厚基础、宽视野、强双语、重实践”的藏汉双语新闻传播人才，既是国家战略之急迫，民族地区之需求，也是学校办学、学科建设之特色的体现。
内蒙古日报社《新闻论坛》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民族地区新闻媒体的建设与发展多有关注，专设栏目，刊发了大量的相关论文。在陈玉文主编及编辑部的努力下，内容质量大幅度提升，已经成为继《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之外，刊发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的主要平台。
以上例举难免挂一漏万，有待更全面的综述研究产生。作为一届会长，本人尽自己最大力量投身学会的各项工作，尤其学会初创阶段各种规章制度尚未形成，头绪多，问题多，基本疲于应付各种事务性工作，很多设想中的工作尚未开展。虽然在以上梳理中，近4年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初具规模、初有成果，但与早期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成绩相比，尚未产生新时期的具有学会特色的标志性成果。各会员单位也还是以自己的行政单位为大本营开展工作，学会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学科共同体凝聚作用，对此深表歉意。
民族学研究方向篇4
关键词：国内；民族学；研究；
民族学又被称作文化人类学，其于上个世纪初叶传入我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传入以来发展几经坎坷，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起已经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并且进入了一个发展较快的黄金时期。
1、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发展
民族学的英文是Ethnology，最初被翻译为“人种学”以及“民族学”等。早在上个世纪初叶，清政府就将“人种学”列为大学的一门课程，这在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就可以看到。在此之后，我国的大学以及科研机构都对民族学的研究较多，可以说民族学得到渐渐的发展。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的一些大学中已经设置了人类学系或者是民族学系，比如：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有阶段性、辅仁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等。此外，有的大学也设置了人类学或者是民族学的课程，比如：复旦大学、金陵大学、厦门大学以及兰州大学等。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学以及人类学被撤销，尽管这样，但是这门学科作为研究的对象还是被保存了下来。到的时候，民族学遭到批判，被认定为一门资产阶级的学科。到了的时候，这门课程被完全的取消。后，民族学得以恢复，民族学系也被在中央民族大学建立，此时已经是1983年。进入新世纪后，有关的学术研讨会议也越来越多。2000年，北京举办了一场规模重大的学术会议，该会议有40多个国家的民族学以及人类学的专家参与，可以说是民族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2008年，第十五届世界大会在中国举行，可以说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国际民族学界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经过长时期的发展，该学会已经有1000多人。其中，有450名是少数民族会员。该学会下辖有三个分会，即：影视人类学分会、汉民族分会以及回族分会。
民族学教学以及有关的研究机构和研究所都相继在西北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以及中央民族大学建立。其中，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系的建立和其原有的基础是分不开的。到1994年的时候，扩建为民族学研究院，民族学研究院包含了5个系以及研究所。
此外，民族学、人类学系以及研究所相继在云南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中山大学建立。有的院校已经建立了本科、硕士以及博士、博士后的教学培养的体系。这些科目以及研究机构的研究目标有：民族文物、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以及世界民族等方面。
2、主要的成就以及进展
2.1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基本状况和焦点问题
在基础理论以及方法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趋势和方面：（1）翻译和介绍国外著作的新趋势。费孝通学生曾明确的指出我国民族学以及人类学的发展概况，即“我们的学者需要补课，我们的学科底子薄”。我国在民族学以及人类学的研究方面比较缺乏经验，关于国际学术界的成就也没有很好的把握，更谈不上创新了。目前，国内的学者对国外的理论也进行了学习和引进，比如：对国外的一些先进的古典理论、经典的著作等进行了引进，对于翻译以及评介的著作理论也进行了探讨和学习。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大规模的引进西方一些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上个世纪的80年代开始名，通论类以及教科书类的著作已经被列为我国学者进行翻译和引进的重点。比如：《人与文化丛书》的出版。此外，一些学科介绍的文章也被引进。90年代后，一些版本专业的教科书也被我国的学者编写出来。此外，翻译的重点也发生了变化，转向经典的著作。（2）基础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研究成果。国内的学者将自身的国情将研究成果进行了结合和创新，因此也产生了一些本土化的成果。以下一个方面出现的成果较多：民族意识、民族关系以及民族认同等方面。
2.2应用性与对策性研究方面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一些应用性以及对策性的研究比较重视，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例如：发展问题、民族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等。小民族调研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其中尤为突出的要数费孝通学生主持的“中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调查和研究”。
民族发展问题研究。关于民族的发展，许多的学者指出少数民族的发展要可持续，发展不应该以环境作为代价，更不应该用传统的文化来换取。因此，怎样做到经济发展和环境的相协调，怎样保护环境是研究的热点。
文化冲突和民族关系的研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的学者从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的文化冲突出发，有的将通婚以及语言等因素作为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民族的传统文化会受到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因此有人提出要防止西化，这样民族的传统文化就不会衰落。也有的学者对此持相反的意见，即少数民族既要将自己的优秀的文化传承下去，又要将其他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吸收过来这样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才不会枯竭，才会获得永久的生命力。
2.3其他的问题
学科史的研究。目前，我国在学科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因此中国的民族学正在从幼稚走向成熟。其中，《z中国民族学五十年》是一本值得一提的著作，该书包含了大量丰富的材料。观点也比较公允和客观。
世界民族研究。之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但是近些年来有些改观，比如关于北美印第安人文化的研究已经引起国际的广泛关注，中国也在走向世界这个大舞台。
民族艺术和宗教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对艺术和宗教进行诠释目前已经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
3、焦点问题和展望
3.1焦点问题
几个焦点问题包括：（1）婚姻制度。有关婚姻制度的争论一直存在，有关的学者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比如：蔡华教授对此做了多年的调查，在此期间运用他在中国川滇边界的摩梭人中所做的多年细致深人的调查。最终得出社会血亲性排斥定律和欲望原理，这一人来生活的基本定理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2）民族与族群理论问题会存在长期的争论。有的完全对“族群”这一概念进行否定，有的认为应该放弃“民族”这个词语。
3.2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学术研究不够规范。（2）原创性成果较少。（3）存在封闭与盲从的倾向。
3.3展望
民族学与人类学的一些基础课程将逐步成为高校中各专业学生的公选课程，也会深入、更广泛地介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产生更大影响。
结束语：
本文对民族学近年来取得一些成果进行了概述，在此基础上做出了一些展望，相信民族学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田敏.论族群不能取代民族[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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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建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价值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23）.
姓名：岳小艾
民族学研究方向篇5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现状；文化；对策
2006年1月，国家民委和国家体育总局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有关规定，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应当充分认识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民族传统体育是群众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开展群众性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发掘整理和研究推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鼓励各地选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优势项目，加大民族传统体育的宣传力度，由此可见国家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非常重视的。中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代表着古老的东方保健体系，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朵奇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以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在推动社会发展、增强人民体质、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和丰富人民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特点、发展现状、对策分析、西方体育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全球化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笔者通过综述以上几方面研究文章，发现存在研究方法不合理，研究目的不明确，研究侧重点不清晰等问题，以期望为进一步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指引方向。
一、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起源、特点研究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我国各少数民族以民族或一定地域为单位，长期开展并因此而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地方特色的各种体育活动，是一种民族文化现象[1]。它产生于其所依附的自然环境、社会人文以及精神信仰，同时也努力超越并构建自己的自然形态特征、社会文化影响以及精神信仰内涵。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大家庭，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主要有新疆、内蒙、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各省市都有着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自然环境、生活习惯、精神信仰、以及风土人情。在对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对策、项目起源、项目特点等方面。在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起源问题上，各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起源的认识趋于相似，例如，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于生产劳动、古代的军事战争、宗教祭祀、民俗节令、风俗习惯[2]。广西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于生产劳动、古代的军事战争、信仰祭祀、繁衍种族、民俗节令[3]。由于传统体育属于体育的范畴，那么传统体育的起源也和体育的起源有异曲同工之处，传统体育源于生产劳动、军事战争、宗教祭祀等。许多传统体育项目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有的项目却依然开展的很好。在研究地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时如果能把本地方传统体育项目按起源的不同方式进行分类整理，比较，也许能够发现不同起源方式的项目它的发展生命力差异性根源，这样也许能为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提供帮助，进一步指导实践，获得更高的实践高度。
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方面，学者的观点也是大同小异，早在1994年闭锦源在文章《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及美的特征》认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传统性、地域性、民俗性、娱乐性、文体交融性的特点[4]。其后关于传统体育的特点研究没有新的观点出现，各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特点虽然有不同之处其实也只是在总体特点方面作进一步的扩展，比如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传承性、文化性、娱乐性的特点[5]。新疆地区传统体育的特点：与畜牧生产劳动相结合，有着鲜明的乡土特点、与哲学、宗教文化紧密相连、与尚武的民族传统相伴、与热爱自然的精神风貌融为一体[6]。
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于生产劳动、军事战争、宗教祭祀等，其本质特点主要为：地域性、民族性、传承性。
二、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研究
在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大部分文章的内容框架为：起源、特点、对策分析，只有少部分文章涉及到参与活动人数、次数、项目，那也只是笼统的介绍，邓陈亮，余乔艳在《铜仁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现状调查》中简单介绍了参与传统体育活动的人口数量、频度、体育人口年龄层次、活动组织部门比例情况[7]。在展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现状时，要从体育活动人口、项目开展、场地器材的现状来论述，还要体现出段时间动态发展情况，这样才能真正展现出传统体育活动开展的现状。
在各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对策中出现的观点很多，比如，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发展建发展模式：启动龙头，建立健全体育健身网络、市场激励，拓宽体育投入渠道、基础支撑，铸造体育硬件环境[8]。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未来发展体系构建为：构建“自上向下”和“自下向上”相结合的结构模式（教学体系、高校基地建设体系、中小学课间操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适当代替的改良体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先进县、先进乡示范体系、全民健身体系）、构建“理论创新、发展”体系、竞赛体制、评价标尺改革体系、构建权责明确的政府管理部门和职能部门体系[9]。西部地区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对策：转变观念，解放思想、整合资源，打造品牌、重视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10]。广西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对策：政府重视，整合资源，打造品牌，开发旅游、保护和培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重视研究，民族传统体育进学校、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生存环境的保护[11]。王俊奇等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变迁与发展模式研究》中认为我们发展少数民族体育，也要注意少数民族体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应当继续发挥我国少数民族体育地理学上的优势，并对它的可持续发展加以研究，切不可脱离少数民族地理环境的实际搞统一发展模式，这种做法对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如同南辕北辙，是会恰得其反的[12]。王光等在《民族传统体育在新时期的发展之路探索》认为：新时期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应以宏观系统为框架，教育体系为支撑，“大教学链”为手段，实现民族传统体育全面和可持续的发展[13]。在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对策分析研究中，发现大部分作者给出的发展建议具有普遍性、笼统性特点，因为这些建议缺少对影响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缺乏理论支撑与实证研究，因此只能算作一个美好的设想。
通过对搜集的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现状和发展对策研究资料进行整理，发现大部分文章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以问卷调查、文献资料法、访谈法为主，只有极少部分采用现场调查、田野调查法、对比分析法。田野调查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不容忽视的研究方法。体育是一种身体运动的文化，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如果对某种体育项目没有直接或间接的体验而进行定性分析，形成闭门造车式结论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这里所讲的直接体验是指对体育项目的亲身实践，间接体验是指对体育项目的观赏。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原创性特点，是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结晶，去少数民族地区切身感受地理、人文环境对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来说是很有必要的[14]。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时进行的纵向比较注重在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内部进行，横向的比较注重在西部各少数民族文化背景下，从文化地理学视角、从民族学研究的跨文化研究视角进行[15]，也应该以时间跨度为基准展开纵向的发展比较，也可以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开展的情况展开横向的比较。
三、西方体育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下，我国社会在由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交融碰撞，西方体育文化占据主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与传承面临一定的困境。部分传统体育项目消失，传统体育文化边缘化。许多专家、学者为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献计献策，
在关于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方面，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应在创新中求发展，保持其民族性、独特性、兼容性。白晋湘教授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涵盖了各个民族的道德、审美观与价值观念。体育全球化是不可逆的，我们在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认同上顺应历史潮流，以平衡的心态来面对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要始终相信民族传统体育的过滤作用，尽管西方体育文化在阶段性上表现为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冲击，甚至震撼，但经过长时间民族文化积淀的筛选，外来体育文化终究是为我所用，而非我为他灭。王岗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对民族传统体育充满信心，去分析造成现状的原因，探究问题产生的根源，不但从体育运动的层面思考它的发展，而更应该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思考它发展的意义、目标等。惟其如此，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才会走进一个复兴的时代。这些观点都只是从西方体育文化影响的角度去探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法则，把西方体育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扩大化了，好像我们如果解决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关系，那么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能健康发展，但影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应是多方面的因素，譬如经济、政治、地理环境等等，所以我们应该从多角度去探究影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原因。事实上，既然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那么其必有适合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外在环境和受众群体。而要保存或营造民族传统体育所需的地域特征和人文风俗也是极其艰难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没有必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做。毕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价值的选择，某些传统体育项目必将像自然中的生物物种一样消失，因为将有新物种出现进而代替它。经淘汰之后生存下来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生命力会更强，适应性和独立性也将日益显现。以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例，各省市、自治区为了筹备和参加两会，一般都侧重于设点集训国家规定的几项传统体育运动竞赛项目和能够反映本地特点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表演项目，这本身就进一步强化了优秀或典型传统体育项目的独立性。这种观点抹杀了人的主体创造性，人们能够在文化发展层面上做出积极的贡献，能够引导文化向积极的健康的方面去发展。
所有这些理论、观点引起了国家和人们对自身传统体育文化的反思、重视，为传承民族体育文化指引方向，为进一步的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供理论指导。
四、全球化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全球化是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开始提出来的，所谓“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经济、政治与文化在全球的扩张[16]。最基本的特征是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正在日益冲破传统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全方位展开的客观现象和历史趋势[17]。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学界提出全球化概念以来，该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研究是当今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全球化环境对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分析、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对策研究。
由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可能面临着三种文化共存的局面即：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的初级现代化形态、存在于大众健身娱乐中的中级文化形态、符合现代体育精神并走向国际化的高级文化形态，未来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可能在长时间内是以多形式、多层次的方式生存与延续[18]。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有西方体育文化的强大冲击原因，最核心的是民族传统体育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人们体育价值的追求。惟有创新才能使之具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我们决不能以排斥的态度抵制西方体育文化，使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认同在全球化背景下失宠。
全球化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是挑战也是机遇，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化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环境被改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落后于时代的车轮，跟不上人们的价值追求。其实我们的传统体育文化也有自己的优势，它是一种传统的东西，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有些传统体育活动历经世代的考验依然朝气蓬勃，当然有些传统体育活动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面临变异、甚至消逝。在研究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经济发展史，因为经济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是先决条件。当意识形态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时候，人们的精神追求极易受到外在条件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优秀的品质可能会被侵蚀、会变质，这就需要去修正、去引导。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流动，必然会加剧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众多的外来文化尤其是强势文化和先进文化这一新的文化基因的流动，很容易导致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缺乏较好的衔接，出现所谓的文化断层，进而造成当地文化传承的断裂。少数民族地区不仅地域相对较为偏远，而且文化相对保守，所以全球化更容易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造成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代际断裂和文化鸿沟[19]。传统体育文化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此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需要我们去保护、去引导。
五、结语
在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时采用的研究方法应以文献资料、访谈法、问卷调查法为基础，侧重于田野调查、对比分析法、数理统计法的应用。
研究应注重对本地区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外来文化、经济形式等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研究。
通过调查人们参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项目、参加活动的方式、频率、时间、活动强度以及活动的场所、场地设施等方面，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现状进行分析。
可以以改革开放前后的时间段为基础，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各地区发展情况展开纵向比较分析。以期找出影响各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因素、采取针对性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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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龙正和（1973—），男，苗族，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民族体育训练学。
民族学研究方向篇6
1.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研究者达成了基本共识：关乎国家稳定、事业成败、人民幸福。也讨论了民族团结教育的困境，如，民族地区经济落后，民族权益没有得到完全保证，还有研究者从文化和心理角度对民族团结教育的函化功能进行讨论，并强调函化过程“必须放在低于国家认同的位置上”。总之，民族团结教育研究是民族教育德育言之不尽的话题。
2.传统文化与德育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尊重、保护和利用好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是提高德育实效的有效途径。要“尽可能利用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中积极的与社会主义道德相适应的德育资源”，没有文化参与的德育，就没有民族地区的思想道德教育。杨志玲等以云南少数民族为例，讨论了儒家道德文化传承的特点，从一个侧面回应了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可以说，我国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背景是民族教育德育研究绕不开的问题。
3.家庭道德教育研究。民族地区家庭教育目的具有“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的共性，又有“继承和发展民族优良传统、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平与稳定发展的基础”的个性。研究者普遍认为民族地区学生家庭教育缺失。相关调查也表明，少数民族学生家长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高学历较少（11%），文盲占22%，绝大多数只有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民族地区学生家庭教育的滞后性和缺失性是民族地区学校德育的“软肋”。
4.德育资源开发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学校德育资源。如，物质形态的生态旅游资源、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性资源、价值形态的红色旅游资源以及原生态生产生活方式中的民俗资源（自然崇拜、神话史诗、民族节日等）、制度形态中约定成俗的习惯与禁忌等，研究者也对其有效开发提出了观点。可以说，民族性德育资源的开发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增长点”。
5.留守儿童问题研究。龙翠芳、赵红姬等的调查结果显示：留守儿童比例高，贵州个案为41.8%，延边州为55%（占朝鲜族），其后果导致学生的心理与行为、人生观、婚姻观、家庭观等方面出现系列问题，他们在认知、情绪、意志、个性等方面发展明显有别于非留守儿童。民族地区留守儿童教育成为民族教育德育研究需要正确面对的现实问题。
6.宗教对德育影响研究。民族宗教对学校德育的影响是研究者关心的一个持久性的研究课题。冉益群调查结果显示：西部民族地区中小学生信教比例较高（70.4%），信教时间早，初中前信教（83.9%）。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对学生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也是我国民族地区多元文化的缩影，至今也没有很好地在学校德育实践中解决。
7.民族教育德育理论研究。邱仁富认为增强德育实效性必须把握经济社会制约律、多元道德融合律和螺旋上升律，并提出以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为主体，以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和国外进步道德为两翼的教育模式；韦吉锋提出民族教育德育实效性理论基础；其他诸如德育生活化理念、异步教学理论、柔性德育理念等，为指导民族教育德育实践提供了借鉴。
8.思想品德现状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民族文化环境影响青少年思想品德形成，其传统道德规范对青少年有较大制约性；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尽管学生思想道德的主流是好的，也存在对党团认识模糊，功利化、实惠化的价值取向，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相悖，诚信意识差，择业意向多元化。
9.心理健康研究。民族地区青少年人际关系融洽、和谐程度比非民族地高，由于民族地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几乎空白，学习心理素质水平低于内地，心理健康有问题的比例约为20-25%，比非民族地区高（6%左右）。陈汉英研究结果显示：黔东地区少数民族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突出，行为问题显著高于全国常模12.19%。
10.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周永华以新疆地区为例，调查后认为，青少年犯罪主体成份呈多元化、年龄趋于低龄化、性质趋向严重化、形式趋于团伙化、手段成人化、犯罪中家境贫困者居多、受教育程度低、犯罪情节较轻等特点，并指出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的教育导向，直接影响新疆地区的稳定，导致社会蕴藏巨大危机。
11.民族认同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少数民族青少年对本民族认同整体情况良好，也存在本族认同危机，对国家认同即中华民族的认同比较好，基本符合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在国家与民族认同关系上，研究者基本达成的共识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有一定相关性，国家认同会提升民族认同，有助于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和民族意识。
二、民族教育德育研究反思
综上，几十年来我国民族教育德育研究者从刚开始的泛政治化倾向研究转向现阶段的以人为本的“人本”方向研究，比较真实地勾勒出民族地区学校德育的现状与问题，也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和意见，为切实改进和加强民族地区学校德育工作提供了宝贵借鉴。同时，以下几个方面也需要认真反思。
1.参与民族德育研究的范围比较狭窄。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德育问题的研究者至少由学校教育各个学段的教育者、管理者、实践者参与。文献显示参与民族地区学校德育研究人员的范围狭窄，研究者以高校教师或高校研究机构教师居多；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挖掘不够，其积极成分在学校德育工作中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56个民族中约有42个少数民族有伦理、道德或德育方面的研究记录。
2.基于学校德育实践的应用性研究比较少。以校为本、以师为本地关注学校、关注课堂、关注学生的行动研究、案例研究、教育叙事研究比较少，研究者偏重于“应然”的学校德育研究，而忽略了学校、家庭、社会真实德育情境中的“实然”研究。研究成果上有现象、有问题、有解决的宏观对策、原则或策略，而没有落实到德育实践操作层面的、微观的、以校为本、以师为本的案例研究、行动研究和教育叙事研究。
3.可供实践借鉴的有效模式比较少。民族地区学校德育理论基础性研究还比较薄弱，相关研究还没有很好地借鉴国内诸如和谐德育、社区德育、生活德育、制度德育、主体德育等研究成果，相关研究滞留在探索阶段，没有起到实质性指导作用，可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中小学德育实践操作、借鉴和推广的有效模式还比较少。
三、民族教育德育研究展望
加强民族教育德育研究，切实提高德育工作实效，关乎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关系青少年健康成长。落实规划纲要精神，推进民族教育，提高民族地区人才培养质量，既要认识到民族地区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发展状况受经济发展、传统文化、生活环境等因素制约，也要看到其德育的优势。今后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研究、探索。
1.注重体现人本性的学生特点研究。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落脚点在促进少数民族青少年健康发展。“以人为本”的最终关怀的是实现因材施教，促进学生个体健康发展。研究学生特点要将少数民族的共性与个性结合起来综合研究，加强个体差异性研究和少数民族学生思想道德发展规律研究，为开展有效学校教育提供参照，指导德育实践。
2.注重体现重点性的德育主旋律研究。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德育工作的主旋律，研究的价值取向是：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以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为核心，研究学校德育有效方式方法，使教育内容梯度地落在不同学段、不同民族学生的“最近发展区”，阶段性、递进式、循序渐进地理解和接受。
3.注重体现民族性的德育理论研究。民族教育德育理论的薄弱是影响民族学校德育实效的瓶颈，研究的逻辑起点应是如何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学校教育中分层实现为价值取向。“共同理想”既要符合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也要凸显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现德育实践的民族性；既要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也要与多学科整合。
4.注重体现实践性的德育模式研究。我国民族教育环境的共性存在为研究普适的民族教育德育模式提供了可能。研究的价值取向要坚持无灌输的德育，以学生为主体，注重情感体验，突出道德判断能力培养，体现实践性，关照差异性，因地制宜，提升德育实践经验，构建符合民族特点，符合学校实际的校本德育模式。
5.注重体现情感性的德育方法研究。“重情重义”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教育德育中的情感教育应是实现德育目标首先考虑的问题。民族教育中的育德方法应是“有法与不无定法”的统一，“不定法”是重点研究的领域。研究中应在说服、示范、讨论的“定法”中融进丰富的、真挚的情感因素，实现“教无定法”的价值追求。
6.注重体现特色性的校本课程研究。民族传统蕴藏着丰富的物质形态、价值形态和制度形态的德育资源，蕴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融汇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文化教育、宗教习俗以及传统习惯之中，要本着突出民族性和教育性，体现生活性和特色性的原则，研究开发多形态的校本德育课程，活化课程德育载体，传承民族传统文化。7.注重体现专业性的队伍建设研究。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提高民族教育德育实效需要专业化的德育教师队伍。目前，针对民族教育德育教师专业化研究尚处于空白。研究的重点应结合民族教育德育的特点，研究民族教育德育教师专业化内涵，探索有效的专业化德育教师培养培训模式、方法与途径，推动民族教育德育教师专业化发展。
8.注重体现师本性的以校为本研究。目前我国民族教育德育立足本校的师本研究成果不多。教育实践证明校本研究对促进教育发展有积极意义。要鼓励民族教育德育教师基于德育、为了德育、在德育中，积极开展实验研究、案例研究、行动研究，在研究中反思德育实践，促进专业化发展，提高德育能力，推动民族教育德育工作上新台阶。
9.注重体现整体性的德育合力研究。要研究民族教育内部德育链建设，形成处处皆德育，人人皆育德的全员育人氛围；研究学校与家庭德育链建设，使学校德育工作延伸到学生家庭，形成积极互动教育机制；研究学校与社会德育链建设，把学校教育触角延伸到社会，形成齐抓共管局面，缝合民族教育德育家庭、学校、社会三个维度上的裂痕。
10.注重体现发展性的公民教育研究。加强公民教育有利于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现代、民主和开放意识，破除封闭保守、固步自封观念。在民族教育德育实践与研究中，既不能否认民族教育德育实施公民教育的可能性，也不能夸大其价值的无限性，应结合实际，以促进学生发展，适应社会转型为目标，研究实施公民教育的方法与途径，丰富民族教育德育实践。
11.注重体现互补性的信仰教育研究。民族教育德育不能忽视信仰教育研究。科学因有而信，宗教因信而有。实践中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要留给学生“信”和“仰”的时间和空间，要研究学生的信仰体系与学校教育的道德体系的重叠与共识部分，突出互补性；要通过平等对话、情感交流，引导学生在学校道德体系内自主建构、合理选择，完成民族教育德育对学生的终极关怀。
12.注重加强一体性的民族认同研究。民族认同与民族德育紧密相连，事关民族关系和谐与国家稳定发展；事关学生异文化适应、人际关系和谐及心理健康。加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研究的取向是立足我国民族发展和民族教育实际，加强不同民族地区的合作研究，不同民族的比较研究，承认认同的普遍性成分和特殊性成分，体现民族认同“中华一体、文化多元”，夯实民族团结教育的基础，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