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研究方法(6篇)
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旅游；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旅游政治；权力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1―0081―05
一、引言
事实表明，与其他因素相比，政治对一国或地区旅游业的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旅游政治在20世纪70年代初便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旅游政治研究在旅游学与政治学的夹缝中逐步成长。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文献已经大量出现，一批学者活跃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政治对旅游的重要影响决定了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的重要作用。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极大地拓展了旅游研究的领域与范围，丰富了旅游研究的内容。本文在对旅游政治主要维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作出尝试性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二、旅游与政治及旅游政治学维度
人类与政治的关系，如亚里士多德两千多年前的名言“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所揭示的那样，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与政治相伴相随。在一定程度上说，利用政治(权力)获取资源，或者说通过争取政治资源而获取其他资源，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毫无疑问，旅游是一种高度的政治现象(Richter，1989)。作为目前世界上第一大产业的旅游业，固然受到来自世界各地和各国经济、文化、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但一国或地区的政治对其影响往往更具有根本性作用。因此，相对于旅游研究的经济、文化、地理等其他维度而言，其政治维度不仅不应该被忽视，而且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那么，何谓政治?何谓旅游?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是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或旅游政治学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旅游政治的倡导者大都是从权力的角度来阐述政治的，认为“政治研究不可更改地是研究权力”(Hall，1994)，因而也就倾向于赞同拉斯韦尔(Lasswell，1936)对政治所作的定义：政治就是权力，是“谁得到什么?何时与如何得到?”(Elliot，1997；Hall，1994；Richter，1982，1989)。根据这种观点，政治的本质要素是资源稀缺性的存在：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人们的需求和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其欲望的资源却永远是有限的，政治由此而被视为围绕稀缺资源的争斗，权力则是进行争斗的手段(海伍德，2006)。
关于旅游的认识与界定，一般可以将其归纳为两类：一类是旨在为其提供理论框架的概念性定义，另一类是技术性定义。二者均围绕游客这一旅游活动最主要的施动者而进行。概而言之，旅游是人们短时间离开常住地旅行到异地逗留，追求以休闲、游览为主要目的而不是在旅游地定居、就业所形成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Theobald，2005)。
随着旅游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各种利益诉求和问题的凸显必然导致它与政治发生深刻关系，正是这些利益诉求和问题促使了政治与旅游的联姻。作为一大迅速发展的产业的旅游业，必然涉及到各种利益的获取与分配，而以权力为主要特征和动力的政治介入也就不可避免，政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开发旅游资源，由谁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如何开发旅游资源，决定着旅游的具体政策，因而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旅游利益的获取与分配，等等，以至于旅游成为一种高度的政治现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世纪70年代初，政治学者开始运用他们的学科知识进行旅游研究，从而开启了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
什么是旅游政治或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呢?学者们并未做出明确的界定，但他们几乎都是从权力与利益的角度去解读旅游政治，于是对旅游也就产生了不同于一般学者的看法，“旅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与消费，是对寻求怎样才能使人必定成为旅游政治――政治就是权力，是谁得到什么?何处、如何与为何得到――的必要组成部分”(Hall，1994)。因此，旅游政治是“‘谁得到什么’的问题得以解决的过程”(Matthews，1978)。通观西方旅游政治(学)论著，不难发现，围绕旅游这一稀缺资源，各利益相关者以权力为主要手段而进行“谁得到什么”的争斗，是西方旅游政治研究的基本立论。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是运用政治学方法，从权力和利益的角度出发，并从广阔的政治活动和视野，如权力政治、政治稳定／不稳定、国际关系、政治系统分析、公共部门管理等政治学视角研究旅游活动与问题，并采用拉斯韦尔关于政治就是权力，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与如何得到”的观点，强调权力在旅游资源分配与获得中的重要作用。
三、旅游研究的政治学视角
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旅游政治将政治学的宏阔视野纳入旅游研究，为旅游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
(一)政治权力视角
可以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韦尔那句政治就是权力，是“谁得到什么?如何和为何得到?”的名言，一直是支撑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的核心理论。“对于旅游而言，权力无处不在”(CheongandMiller，2000)。在当代，“政府角色是旅游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方面，包括政策和政治哲学”(Pizam，1997)，不论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是什么，权力拥有者总是决定着谁得到什么，何时及如何得到。用权力解释旅游现象，如何以政治的力量占有、分配旅游资源，可谓是旅游政治研究核心问题之一。旅游研究的政治权力视角，为旅游政策制定、旅游资源分配等当代旅游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解释。
(二)公共部门管理视角
从公共部门管理的角度研究旅游问题与现象是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对传统旅游研究的重大推进。传统旅游研究往往更加注重旅游的经济回报与效益，而缺乏将旅游视为公共物品，因而较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思考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而在旅游需求日益扩大，旅游资源却相对有限，国际国内环境更加复杂的情况下，如何从国家的高度，运用政府权力对旅游资源、旅游现象与旅游问题进行有效的管理，成为新时期旅游研究的重要使命。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其中的代表作是伊洛特(Elliot，1997)的《旅游：政治与公共部门管理》。该书通过比较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政府应如何管理旅游这一具有高度多样化与易变性的行业，包括政策制定、旅游管理组织建筹建、地方政府协调、航空和环境控制以及可持续发展等。
(三)比较政治视角
比较方法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虽然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有关旅游的社会问题为比较政治学专家长期所延误的问题(Richter，1983)。然而，自从旅游政治维度兴起以来，比较政治方法便成为旅游政治学维度常用而有效的分析工具。通过对不同地区或国家政府体制、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与政策制定过程等政治因素的比较，分析该国或该地区旅游的发展、旅游政策的制定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如里奇特(Richter，1989)对亚洲旅游政治的研究，就是通过对中国、菲律宾、泰国与印度等国政治制度、政策过程等因素加以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霍尔等(HallandPage，2000)的《南亚与东南亚旅游：问题与案例》，也是通过比较政治学方法对南亚与东南亚各国政治制度等因素的比较，探讨这些地区旅游存在的种种问题。政治学者的比较专长在协助政策制定者，从事风险咨询或执行计划等与旅游发展相关的方面最能发挥作用(Richter，1983)。总之，比较政治视角为旅游政治学维度为研究各国旅游政策、旅游发展、旅游活动与旅游问题等提供了颇为有力的分析方法与工具。
(四)政治系统分析视角
旅游是由一系列具有高度复杂性而易变性的活动所构成的行为系统，如何从政府的角度对这一系列复杂而易变的活动和行为进行有效的管理，使来自社会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流转化为官方政策、决策和执行行动，是旅游政治研究重点所在。而政治学恰恰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即政治系统理论。自旅游政治研究产生以来，该理论便成为相关学者所钟爱的有力工具。旅游政治学的重要开创者马修斯和霍尔分别在《国际旅游：政治与社会分析》和《旅游与政治学》中，根据著名政治学者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模式，从政治与政府管理的角度，通过对旅游决策过程的步骤及其相关变量的分析，提出了旅游政治系统模式。根据政治系统分析模式，马修斯(Matthews，1978)将旅游决策与行动视为旅游政治系统模式中两个关键性互动变量，决策者与系统成员通过输入和输出这两个环节实现相互之间的沟通。霍尔的分析模式也是建立在政治系统分析的基础上，但相对马修斯所构建的旅游决策模式而言，更强调权力安排、价值观与制度安排等对旅游决策的影响。政治系统视角为旅游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为在当代复杂而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制定科学的旅游政策提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四、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的基本框架
虽然旅游政治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拓展和深化，研究方法及作为一门独立的子学科发展还亟需进一步规范，但是，它以旅游学与政治学为母学科，同时吸纳二者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并将政治学的宏阔视野纳入旅游研究，大大丰富了旅游研究的内容。经过30多年的发展，它初步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框架。
(一)政治稳定／不稳定及其对旅游的影响研究
霍尔(Hall，1994)指出，政治稳定是吸引国际游客前往目的地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旅游业发展成功的根本性决定条件。里奇特和沃(RichterandWaugh，1986)也说：“当政治环境出现不稳定时，旅游会急剧下滑”，“不幸的是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和旅游规划者既不明白也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即并不是自然风光和文化的吸引，而是政治上的平稳才是构成旅游的首要与核心条件。”在当代社会，影响旅游不稳定性政治因素主要有国内国际战争、、恐怖主义、政治暴乱与社会动荡等暴力事件。这些事件对游客心理和旅游供求关系等方面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远的，直接影响一国或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大量有关南亚与东南亚国家旅游政治研究，都将旅游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的研究作为重要内容，并通过大量的定量分析，以深入研究二者的关系。美国“9・11”事件以来，该领域研究更是引起了相关学者的空前重视。
(二)旅游与世界和平及增进国际理解的研究
这既是旅游政治学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重要领域，同时也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领域。目前对该问题的看法主要存在三种态度：乐观派、折中派和悲观派。以世界旅游组织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无论是从社会文化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考察旅游与和平的作用，旅游都是一种增进理解与和平的巨大力量，因为旅游能通过人际间的接触与交往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渗透与宽容，促进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沟通与理解。皮匝姆(Pizam，1996)、霍尔等折中派学者则认为，旅游在世界和平领域的确有积极的作用，能间接促进不友好国家问和平的实现，条件是游客要有机会与东道国居民进行零距离接触，但遗憾的是现有的旅游设计与市场运作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因此，那种坚信旅游会导致全球范围理解与和平的观点难免有点夸大其词。一些学者对此却持悲观态度，认为旅游作为重要的和平力量还为时过早(Barlow，1988)，很少有证据能表明它在一般程度上能充当和平使者的角色(Henderson，2003)。
(三)对国际旅游与国际关系互动关系的研究
国际旅游作为一种异文化交往行为，不论在民间还是官方，往往能起到互通国家间关系的桥梁作用，如果官方能够有意识地加以引导，通过互通旅游的方式，对消解国家间的误会和隔阂，促进国际关系的改善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甚至起到改善国家间关系的“破冰”、“融冰”之效果。国家间旅游的鼓励与限制通常是积极政治关系与消极政治关系的“晴雨表”。霍尔(Hall，1994)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旅游作为国际关系基本组成部分的表现形态：第一，旅游是国际外交、国家对外政策议程和国际贸易的一部分；第二，旅游被威权体制国家作为取得国际合法性和正当身份的一种工具；第三，旅游被当作满足国家领土要求的一种手段；第四，旅游不一定是和平的动力。马修斯(Matthews，1978)则认为，世界旅游主要表现为非政府、公共与企业一政府三个层次的国际关系，都将会对国际关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另一方面，学术界对阻碍国际旅游发展的种种限制也颇为关注，霍尔(Hall，1994)将其分为五大类四十多个选项，内容包括东道国和客源国对出入境手续、随身携带物品、投资经营许可等领域。
(四)对旅游政治学学科建设的研究
该领域研究至今不过30多年，作为旅游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其他分支学科相比，总体上显得幼稚得多。里奇特(Richter，2005)认为，虽然旅游“逐渐引起社会科学家们更多的关注，仍然缺少持续的政治方面的研究”。对旅游政治学的学科定位，学者们认为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落脚点是政治学，即用政治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旅游现象。《旅游研究年刊》于1991年所出的《旅游社会科学》专辑将政治科学同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一起列为与旅游相关的十大分支学科，从而确定了旅游政治学的学科地位。而对旅游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学界的看法不尽相同，就连该领域的两名主要开创者马修斯和霍尔之间也存在明显分歧。马修斯(Matthews，1978)的早期研究指出，旅游政治研究有三个主要方面：市场营销，尤其是城市化国家市场营销中的旅游政治；发展中的东道主的旅游政治；关于旅游，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旅游的意识形态探讨。该领域第一本专著《旅游与政治学》的作者霍尔(Hall，1994)指出，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涉及国际、国家、地方或区域与个体四个层面及政府在旅游中的作用、旅游政策等七大内容，每个层面所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尽相同(详见图1)。霍尔的这一分析，对该领域研究影响深远，它初步确立了旅游政治的研究框架。
另外，随着旅游的发展和旅游政治研究的深入，经济与发展关系，旅游与国界关系，性旅游与政治关系，旅游与政治结构的关系等问题，也纳入了旅游政治的研究框架。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详述。
五、余论：旅游研究的政治学维度与中国旅游研究
旅游学在我国的发展相对较晚，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对旅游社会学、旅游经济学、旅游心理学、旅游地理学、旅游人类学等领域研究均已有所涉及。这些研究，对推动我国旅游业与旅游学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旅游研究的许多方面都反映出它还处于一个萌芽阶段(Xiao，2000)，由于受功利因素的影响，我国旅游研究集中在对旅游现象的经济层面进行考察，或者从管理的视角进行规范性的研究(赵幼芳，2000；吴必虎，2001；Aramberri和谢彦君，2003)，从而出现了研究视角的过渡倾斜的不良现象(谢彦君，2003)，这尤其表现为对某些重要领域的完全忽视，其中对政治与政治学维度的忽视便是突出表现。直到2006年，介绍国外旅游政治(学)的研究才出现(唐志明，2006a，2006b)。这不仅与“旅游是一种政治现象”的事实很不相适应，也与政治对旅游发展实践的重要影响不相适应。因此，高度重视政治与旅游的深刻关系及政治对旅游发展的重要作用，重视政治学维度对旅游研究的重要作用，在旅游研究中引入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尽快建立旅游政治学的研究框架，是新世纪中国旅游学与政治学的共同使命。
如何将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旅游研究，如何确定自己的研究框架，是中国旅游研究政治学维度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既要与世界旅游政治学研究接轨，又要有中国自己的问题意识，构建既符合国际规范，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旅游政治学。笔者以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旅游政治学研究框架除了在旅游研究中引入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外，在研究内容上至少应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在旅游中的作用研究。政府在旅游发展中应如何发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作用，使之在我国旅游的公共管理层面既不“缺位”，也不“错位”和“越位”，是我国旅游政治学维度首先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
2．旅游政策研究。旅游政治学应该根据我国旅游资源及旅游业发展的特点，加强旅游政策研究，为政府制定旅游政策提供参考。
3．旅游与国际关系互动研究。旅游与国际关系研究是目前我国旅游研究非常薄弱的环节，旅游政治维度应该利用政治学尤其是国际政治理论与方法的优势，研究如何发挥旅游的桥梁作用，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
4．旅游与中国发展，包括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旅游与发展的关系是旅游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旅游政治学尤其应该深入研究旅游与发展的关系，以充分发挥旅游业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5．旅游与公共安全研究。公共安全是游客关注的核心问题，旅游政治维度应该研究旅游中可能造成公共安全的各种因素，包括突发事件与恐怖主义等，研究旅游公共安全管理，以减少公共安全事故对我国旅游发展的负面影响。
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篇2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关键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正文】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Bently）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вρ芯俊罢鱿质倒矣泄氐牧煊颉保槐咎乩蛉衔窝вρ芯空渭偶捌浠疃O质抵饕逖芯糠绞降某鱿直曛咀盼鞣酱车恼窝芯肯蛳执窝а芯康淖洹?/P>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梅里安（CharlesE.Merriam）。他在1921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DavidEaston,AFrameworkforPoliticalAnalysis.NewJersey:Prentice-Hall,Englewood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Easton:"TheNewRevolutioninPoliticalScien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AnInquiryintotheStateofPoliticalScience,2nd.ed.NewYork:AlfredA.Kropt,1971,pp.322～237）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Ferguson）和罗杰斯（Joel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ThomasFergusonandJoelRogerseds.:ThePoliticalEconomy:ReadingsinthePoliticsandEconomicsofAmericanPublicPolicy.NewYork:M.E.Sharpe,1984,p.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杂交的产物。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社会科学的分化，经济学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场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用成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似乎与经济无关的政治生活上，与政治学家合流。研究领域的这种分化造成了学科的空白。有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尔平（R.Gilpin）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就产生将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两个范畴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肖恩菲尔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指出了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的趋势，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以此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它要应用理性行为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然而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单一主权国家为焦点，而是以跨国或全球为视野。按照吉尔平和华勒斯坦（后者为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的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市场经济和竞争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核心则是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应如何创造和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性质对于理解国家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学科不是把国际经济当作一种交换领域，而是当作一种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业系统，它是由公司、贸易协会和政府等体制机构相互联结的多维系统。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意识形态争论的炽热化和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趋势。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学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自由—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的学术化、科学化倾向，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横行。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政治学研究重新理论化，政治学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以价值定向，从而促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到80年代，它重新确立了作为政治学的七大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化和白热化。在目前世纪之交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十分尖锐。既有传统的得到了发展更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适应新形势而产生或复活的新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主要意识形态既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画面。此外，政治学研究不再固守原来的“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政治系统及过程、政治行为等），而是侵入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领地”，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日益多样化。
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篇3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转贴于
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宪政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政务人员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
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
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篇4
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到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
女性主义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介入国际关系研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迁及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对话，逐渐形成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一种特殊研究途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主要是由国际关系理论与其他学科中的女性主义观点共同孕育发展而成，主张性别(gender)是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构成要素。①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批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揭露现实主义背后所隐藏的男性特质如何造就了性别化的国际关系认识，并将妇女与妇女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提醒应注意占全球一半人口的妇女角色(经验论)。换句话说，此阶段仅是将女性经验加入到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内来研究。第二阶段更多地尝试从社会性别而非单一性别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并建构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学。在本体论上以个人取代国家，从社会结构层面和个人日常生活实践来建构理论;在认识论上是反对实证主义的主/客二元论与价值中立的宣称;而方法论则是在性别的视角下，采用交叉学科的多元研究方法(立场论)。同时，不再将女性视为铁板一块，而是重视西方/第三世界以及白领/蓝领妇女处境的差异性，并且体认到性别是与其他形式(如阶级和种族)的认同(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观点)交错在一起的。
女性主义学者从国际关系学转向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个自然的演变过程，是扩张而非取代性的。现实上，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的进展，关注的议题从国家、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战争与和平等，扩展至对非国家行为者、全球化、全球治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方案与社会再生产(socialreproduc-tion)等问题的研究。在理论层次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对国关核心概念(如理性、权力与安全等)的重新诠释，基本上也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接受(参见表1)。例如，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非传统安全观或新的和平研究类似，①或者说在相互影响下，从性别角度重新思考安全的概念，以个人的人身、经济与生态安全取代过去对国家军事安全的注重，从直接暴力转向结构性暴力与文化暴力的研究。②如此，打开传统“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人为界线，去除了公/私、国际/国内以及政治/经济领域的二元划分，形成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③对女性主义者而言，安全威胁的真正去除必须解决性别间的不平等权力支配关系，以追求全人类免于暴力的威胁为最终目标。除了延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外，后来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似乎已超出这些研究议题与相伴的研究方法，如结合市场经济生产与主要由妇女从事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所进行的全球化或社会发展研究就是显著的例子。面对这样的趋势，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似乎比国际关系学更易于将性别议题纳入讨论。④除上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之外，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另一重要知识来源为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feministpoliticaleconomy，feministPE)，亦有学者称为性别政治经济学(genderpoliticaleconomy)或者是女性主义经济学(feministeconomics)。
虽然在名称上有所不同，但都是批判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的“理性自利经济人”假设，指出此是建立在西方文化中的自利/利他、独立/依赖与理性/感性的二元对立思维，甚且将此与价值判断相联系而成为公/私领域、市场/家庭，尤其是男女性别间的优/劣关系，如此不仅无法解释人类行为中所包含的利他性、依赖性和感性等特质，也忽略了妇女在家庭和其他私领域中的活动价值。这一源自于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探讨性别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大都发表在女性主义经济学(FeministEconomics)、世界发展(WorldDevelopment)以及第三世界(ThirdWorldQuarterly)等国际期刊上。这种延续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所发展的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将女性主义研究范畴拓展至全球层次，在研究议题和方法学部分(参见表2)，试图在全球化脉络下建立一个结合市场生产以及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分析途径。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妇女在家庭的无偿劳动对于正式经济的贡献，特别是凸显第三世界国家中妇女所扮演的角色，这经常遭到忽视或被视为理所当然。例如，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Boserup)从比较和历史的观点，探讨不同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内部的家庭劳动分工以及妇女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现家庭劳务分工并非因为“性别关系”而与生俱来，而可能是生产模式改变或者是欧洲殖民经验所导致的现象。①不过，纵然在已开发国家内部，越来越多的职业妇女获得经济独立的地位，但妇女除工作时间之外，仍需付出更多时间照护家庭、小孩及年长父母，亦即妇女在家庭责任上的不平等负担。例如，一位日本职业妇女一周平均工作40小时，但却需额外付出30小时在家庭劳务，相较之下，丈夫只需负担3个小时的家庭劳务，这致使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晚婚，或者是选择不婚。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日本，韩国和香港地区亦是如此。①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发展”和“全球化”两大核心议题。发展研究的重心在于凸显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国际经济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动结构重整方案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计划时对妇女所造成的负面冲击。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发展: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开始注意妇女在国家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womenindevelopment，WID)，通过相关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证明妇女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并强调国际组织以及发展研究常局限在西方白种、中产阶级的男性观点，欠缺对妇女的重视。WID观点主张解决之道在于透过司法或行政程序，在目前的结构内来保证妇女能较好地被整合进经济系统中，以降低妇女在生产部门所受到的剥削和歧视，如此就能逐渐改善性别间的不平等关系。②
然而，WID并未质疑妇女从属或受压迫地位其实是来自于既存的社会结构，也没能注意到阶级、种族或文化等因素对妇女处境所造成的影响，③更忽略了妇女在家庭或其他私领域从事社会再生产活动的价值。可见WID观点并未采行批判性思考，反而与20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相同，都属于一种乐观的自由主义思维。第二阶段则是发展于80年代，从社会性别角度来研究发展议题，即从WID转移至性别与发展主题(genderanddevelopment，GAD)研究模式，重视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性别权力和性别认同关系。GAD批判既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性别不平等;指出市场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紧密联结关系，反对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体认父权体制的意识形态是跨越阶级关系对妇女造成压迫;同时认为妇女不仅是发展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而且可以自我组织来进行有效的政治行动，以争取本身的权益。相较于WID，GAD采行较为整体(holistic)的批判观点，许多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social-istfeminists)即持此立场，主张国家应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福利)以减轻妇女在家庭或其他私领域所承受的负担。①
随着全球化现象及伴随而来的研究热潮，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全球化研究不应该是“性别盲”，不能忽略女性议题和性别关系。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亦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来理解全球化，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经济架构，亦是一套性别的社会关系，反映在由商品、服务、观念及意识形态所建立的结构内部及其互动过程中。②所以，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全球化的研究涵盖几个面向:(1)不仅需要理解全球化的物质经济层面，更要能够解释政治特别是观念和文化等面向;(2)研究全球化对妇女所造成的冲击与不公平的对待，同时关注妇女在全球化中的积极参与角色，并强调性别关系与全球化是互为建构的过程;(3)全球化并非由外而内或由上而下的单向运动，而是由全球、国家、地方与个人等不同层级间的互动而形成。③
总体而言，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研究社会发展和全球化等议题，若是忽略妇女个人与结构关联，或者是单凭经济数据进行性别比较，都不能够完全理解全球化图像，而是需要一套更加包容且多元的研究途径，结合个人生活经验与全球政经结构运作过程，才能够真正发展出独特的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亦连带影响到其方法学的建立问题。一些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除了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rationaleconomicman)”的本体论立场外，也认为世界不单是由国家或市场所构成，运作上也非仅遵循自然法则，而是应考察国家与市场镶嵌于社会的复杂图像。此种社会实在(socialreality)现象不是通过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所谓的科学研究法来划定事实范围界线并进行实证研究所能够理解的。缘于此种本体论立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认识论上基本可分为实证的(positivistfeministIPE)与批判的(criticalfeministIPE)两大类研究。④
这种认识论上的内部矛盾其实不难理解，从上述所杷梳的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脉络来看，由于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本身对认识论立场就有分歧，进一步促使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多元化。如此，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途径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同一个分析架构底下，联结不同的分析层次(全球/国家/地方/个人等)，并且打破市场生产/社会再生产的人为界线，来研究资本主义或经济全球化的运作过程。简言之，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渊源一方面来自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另一方面源自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蓬勃发展，女性主义学者亦开始反思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否考虑到“性别关系”，并进一步思索如何将“性别”因素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架构。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反思
如前所述，性别议题与女性主义观点是被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忽略的，在一些教科书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或论文集里，也仅是列为其中的一章或归为非主流的批判研究途径下而稍微被提及带过。①在近两三年掀起的跨大西洋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论辩里(transatlanticdivide)，也呈现出同样的忽视问题。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在论及两学派比较时，虽然认为英国学派不同于主流的美国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采取的是反思的后实证主义认识论、开放多元的研究议程以及较关注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亦即英国学派采取的是批判理论研究途径，但也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问题———世界秩序、国家能力与分析层次———都未将性别关系或性别认同列入其中，事实上，性别研究在英国学派中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尔后，在2008年《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y)和2009年《国际政治经济学》(Review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这两本英国期刊所制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派专辑讨论中，亦未见女性主义学者的性别观点，因英国学派常被等同于新葛兰西主义，而较重视阶级而不是性别分析。马克•布莱斯(MarkBlyth)所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手册》即使被认为是持后实证主义的立场，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对而言仍是被边缘化的。
②可见，直到今日，要发展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同时面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别盲”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主流(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首先是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也就是将传统国际关系学讨论的“高级政治”议题如军事、外交与安全等转向对“低级政治”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等的关注，分析了解其中的政治因素作用。此以吉尔平提出的三分法研究途径最具代表性，其试图结合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学研究，而后者指的是探讨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至于两者间是怎么互动或该如何互动较好，则有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即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③
将此三大途径放在国际体系层次进行分析，可以分别产生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insti-tutionalism)以及世界体系论(world－systemtheory)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理论。值得探讨的是，吉尔平将国家视为依权力逻辑运作的实体，而市场则为一个自我需求满足的封闭体系，两者似乎可以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运作。换句话说，吉尔平讨论的是国家与市场这两个公领域间的互动关系，而没有将社会或家庭私领域纳入，更不用说去讨论性别关系或性别认同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功能角色。安•蒂克纳(J．AnnTickner)和其他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就曾逐一对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分法进行系统性的批判。
蒂克纳认为，经济自由主义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这样的假定是属于个人工具理性的思维，更是认定经济理是男性特质的展现，如此就排除了人类的其他行为动机，如爱、利他合作或同情心等的考虑。此外，自由主义亦不重视妇女在整个资本主义运作中的无偿劳作(unpaidwork)价值与其在家庭中扮演的母性或其他社会再生产角色，更遑论能够认知到此背后的父权体制(patriarchy)是如何形塑性别关系与认同的，而这常是妇女遭遇不公平处境的症结所在。在国际层次上，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应该尽量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最能达成社会资源的有效运用。然而，此观点忽略了生产利得在不同国家、阶级与性别间的不公平分配。例如，占有全球1/2人口、提供1/3有偿劳动力以及负责2/3工时的妇女，却仅取得1/10的世界总收入(worldincome)与拥有不到1%的世界资产(worldproperty)。许多实证研究也显示出自由主义所支持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绿色革命、发展援助、出口导向工业化策略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方案等如何造成了第三世界妇女地位的低下与对女工的剥削。①
女性主义同样反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研究途径，虽然后者的分析单位是国家而非个人(更不用说是妇女)，但依然接受自由主义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将国家视为理性合一的整体，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里主要是关注国家的军事安全与追求增加国家的财富，而未考虑女性更关心的是经济安全问题以及国内性暴力、文化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威胁、国家追求财富积累后在国内不同性别间的不公平分配等。此外，对民族主义者而言，军事产业或策略性工业的发展不仅攸关国家生存，而且军工复合体亦是国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加以特别保护扶持。然而，国家财政资源毕竟有限，扩大军事预算以追求国际权力必然会排挤教育、托育、老年看护与社工等福利预算支出，而这通常会增加女性在家庭内的工作负担。换句话说，对妇女而言，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之间常是一个尖锐的交换(trade－off)选择问题。
①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知识论上同样反对普遍抽象的理性概念与存在所谓的客观知识，同时女性主义认为，经济学不应只是研究理性计算或资源如何最佳配置，而应关心生产和分配的整个过程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供给(provisioning)问题，这也和马克思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类似。不过，女性主义仍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较重视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力和生产阶级关系，而未深入探讨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再生产角色。此外，纵使马克思主义脉络的依附论(dependencytheory)不像(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倾向于关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生存安全与利益合作问题，而是探讨中心与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如何造成后者的不发展，但主要还是从国际结构和阶级不平等关系来理解妇女的处境和地位，并未直接重视第三世界国家妇女在全球市场生产分工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低估了妇女在家庭私领域所从事的社会再生产活动之价值。②何况，女性地位的低下不全然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受到社会的和文化的父权体制影响。因此，女性的解放不可能仅经由阶级斗争来实现，而是必须争取两性不但在公领域也在私领域的平等地位。③
简言之，女性主义主张重新定义“理性”、“安全”与“权力”等基本概念，④超越体系分析层次与国家中心主义，视国家与市场是镶嵌于特定社会而运作，并非独立自主的抽象实体。如此，才能跳脱吉尔平三分法研究途径中潜在的男性特质认识论偏差，不至于忽略妇女在国际劳动力(或性别)分工中以及国内家庭中所扮演的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角色。
在实践上，由于女性主义并非单一的理论，其内部存在不同的主张。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学者主张加强保障妇女的工作、教育与财产权利;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则认为，唯有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才能彻底解决其将工厂有偿生产活动与家庭无偿劳动二分所导致的女性地位低下问题;一些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改善妇女处境不能单靠阶级斗争，必须同时挑战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以及传统社会上的父权体制才能达成。①蒂克纳则是支持一种地方经济(localeconomy)的发展形态，因这种生产方式通常没有将市场生产与社会再生产活动或者有偿劳动与无偿劳动做明显的区隔，并且首先考虑满足地方的基本需求。这不仅使妇女在私领域的再生产角色能够得到重视，同时也可减低跨国公司或出口导向政策下的女工剥削，使妇女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仅是全球化下的被动受害者。
②当然，这种生产方式不见得就排斥全球化，而是主张“全球思考，在地行动(globalthink，localaction)”以及“全球行动，在地思考(globalaction，localthink)”，将国际、国家与地方经济联结，③依据地方的人文、地理环境与资源特色，发展地方性产业行销全球。
与之前的霸权稳定论或新自由制度主义采行国家中心的体系层次分析不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试图打开国家这个黑盒子而结合国际与国内层次分析。这方面的研究包括罗纳德•罗格斯基(RonaldRogawski)的“社会联盟理论(socialcoalitiontheory)”、④罗伯特•帕特南(RobertD．Putnam)的“双层博弈论(two－levelgamestheory)”、⑤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等人的国际制度国内化研究⑥以及戴维•莱克(DavidA．Lake)提倡的“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economypolitics)”等。⑦事实上，早在70年代后期，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的“国内结构理论(domesticstructuretheory)”以及彼得•古雷维奇(PeterGourevitch)的“颠倒的第二意象理论(thesecondimage－reversedtheory)”就已将国际与国内层次结合研究，①只是80年代以来学者采用的是更为实证主义的理性选择途径，不再如传统现实主义将国家视为理性合一的整体，而是拆解为由追求自身利益的政治领导者、官僚或公共部门组成。甚且，也不再将社会看做是铁板一块，而是依据研究议题的需要，分析利益团体、阶级或生产要素持有者如何为了自身利益的极大化而采取集体行动，如组成逐利联盟以影响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很显然，这些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虽然已进行国家内部分析，但仍未将性别因素纳入，忽视妇女在世界经济中的能动者角色，反而认其研究为价值中立，当然也就是性别中立的。同时仍沿袭前期做法，将国家、市场与社会视为三个分立的领域，仅探讨彼此间的外在联系关系，而忽略内在的互为建构关系。例如，这些研究并没有处理市场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互补关系，两者均是当今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对于国际政治经济的理解必然是片面的，而这部分正是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补充加强的。事实上，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正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等学者所主张的“开放社会科学(openthesocialsciences)”之实践，去除19世纪以来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人为学科界线，这三个研究领域并没有独立的运作逻辑。在现实中，权力、理念、规则、结构、偏好和理性紧密结合，以至于不可能有任何研究模式能按照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分类，孤立地看待这些因素，只处理其中一个变量，而把其他的当做常数。②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之关系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议题、方法与途径的扩增以及专属期刊的成立和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渐趋成熟。一般而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常被称为正统的(orthodox)或主流的，而反对其国家中心论和实证主义认识论者则被归为新国际政治经济学(newIPE)、非正统国际政治经济学(hetero-doxIPE)或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①科恩试图开启两学派间的对话，呼吁美国学派可学习英国学派扩展多元议题的视野，而后者可从前者学到更为严谨的研究方法。
②当然，对于两学派间互补的期待究竟该如何落实，仍是一大挑战。卡赞斯坦虽然提出“分析的折中主义(analyticaleclecticism)”，并得到不少学者的响应，但仍被批评为只是将不同的观点或因素搅拌，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融合。③不过，这些各式各样的后设分类却也凸显了一个可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即英国学派、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到底为何?可否将英国学派与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同起来?另外，就本文研究主题———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而言，是否能将其归为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下的一个分支?还是说两者是分立的?
克雷格•墨菲(CraigN．Murphy)和道格拉斯•纳尔逊(DouglasR．Nelson)在其文章中提到，美国学派及英国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两者在研究方法及议题上存有诸多差异，前者采用实证主义认识论，着重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主要探讨货币、贸易、发展(经济转型问题)与跨国投资等议题;而后者在研究方法及议题上采取更为开放多元的态度，尽量避免将国际政治经济学局限在某一特定假设或研究途径，且注重劳工、资本、种族、性别、环保以及公民社会运动等议题。虽然两个学派都研究全球化，但立场不同，美国学派肯定全球化的价值并重视全球治理问题，而英国学派更关注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和极化现象(polarization)以及对民主和政府治理能力的冲击，甚而质疑全球化的价值。此外，英国学派延续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熊彼特主义、制度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等，尊重不同学术研究传统并且组织学术社群，这点跟美国学派崇尚新古典经济学呈现明显的对比。因此，墨菲和纳尔逊认为把英国学派称为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可能较为合适，因为这更容易清楚识别其与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间的差异，该主张也为多数英国学派学者所接受。
④不过，英国学派是否就可以等同于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看法亦遭受质疑。总体而言，如同科恩所指出的那样，学界虽同意斯特兰奇与考克斯为英国学派中最重要的两位开创学者，但有些人认为斯特兰奇的立场较偏向美国学派。例如，从吉尔平讨论美国霸权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的稳定性角色，到基欧汉和约瑟夫•奈(JosephS．Nye)使用敏感性及脆弱性讨论权力的不对称依赖关系，两者都是围绕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所讨论的国家间权力关系，斯特兰奇亦是这样，承认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仍然是国家中心、安全优先的政治研究途径。①在对美国霸权的分析中，斯特兰奇运用四个结构权力(安全、生产、金融及知识)来探讨美国霸权及其建立的国际体制是否稳定;是否真的如后霸权论述所言，美国已面临衰退。斯特兰奇认为，美国实力仅相对衰退，其仍为当今最为强大的国家，国际秩序的稳定还有赖美国的维持。②斯特兰奇提出的这些问题意识、结构权力概念和期待霸权的护持角色，较能够引起主流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共鸣，也愿意和其对话。③
对照之下，围绕以考克斯为核心所形成的新葛兰西主义，除反对主流实证主义认识论之外，目的在探讨(美国)霸权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揭露既存世界秩序下的不平等现象。简言之，谈论英国学派至少应该分辨斯特兰奇与考克斯两个不同的发展脉络，更何况英国学派还有一部分研究是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遗产的启发或重新诠释。马修•沃森(MatthewWatson)就认为，借由探讨亚当•斯密(AdamSmith)、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Veblen)以及卡尔•波拉尼(KarlPolanyi)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与日常经济生活实践的关系，可以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基础。④
例如，重新解读斯密常被忽略的《道德情操论》(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中有关经济伦理的讨论，并将其适用于国际经济关系中。所以，将英国学派和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直接画上等号是有疑义的，反倒是可以将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考克斯的新葛兰西主义归为英国学派底下的组成部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完全来自于英国，而是渊源于包括北美(特别是加拿大)、英国、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激进社会科学研究传统。①至于何谓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包含哪些研究途径，学界目前仍没有共识，但也不应该将所有批判美国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都称为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般而言，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意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具体的明确定义，而是持开放的立场，主张研究议题的多元与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不过，从现有的文献来观察，其包括现实与理论两个批判层面的趋向:首先，批判既存国际经济秩序或全球化所造成的结构偏差，尤其是质疑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中所产生的性别不平等、环境污染及阶级剥削等问题，这在强调军事安全与利益合作研究的(新)现实主义及(新)自由主义中是被忽略的。对于这些讨论可以数据或实例进行，并不一定都涉及批判的方法学问题。其次，批判主流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国际政经秩序的理解方法，反对其国家中心的本体论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考克斯将批判理论(criticaltheory)与问题解决理论(problem－solvingtheory)所做的区分是最常被引用的。②前者质问既存国际政经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在该秩序下到底是谁获益?秩序结构是否会改变以及如何变迁?而后者则是追求现有秩序的稳定，如霸权稳定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均是此类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批判路径和其他理论的差异在于，其强调观念、理念或意识形态所能起的作用以及行为者的能动性，将追求自我解放的实践与改造体系结构作为共同的理论目标。③
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议题及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开放态度促使其并非发展为单一的特定理论，而是包括各式各样的研究路径或观点的理论群。一般教科书认为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应包括女性主义、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与新葛兰西主义等三种途径，不过，亦有少数学者主张可以将建构主义纳入进来。④女性主义、环境主义及新葛兰西主义分别着重于分析国际经济中的性别、环境和阶级问题，建构主义并没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是强调理念(ideas)能起作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如此和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研究就不容易区分。此外，最为广义的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还包括后现代、后结构(post－structural)与后殖民(post－colonial)思想。①
毫无疑问，其中以考克斯为首的新葛兰西主义提出了自己较为明确的研究议题、方法与分析框架，如此较容易进行学术积累，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学派，受到主流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重视并与之进行对话。②新葛兰西主义主要是运用考克斯所建立的历史结构分析，从理念、物质能力和制度等三个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来分析社会、国家和世界等人类活动的领域。实际上，考克斯的历史结构分析不同于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分法，例如，考克斯以国家/社会复合的概念取代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国家中心分析途径;③对于自由主义的制度理性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国家理性，考克斯则是透过理念及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反对前两者的实证主义方法;至于马克思主义，考克斯摒除上层政治结构及下层经济结构区分的传统见解，认为国家及市场是镶嵌在社会之内的，阶级不仅存在于国内，亦可成为跨国阶级，或者各阶级结盟成历史集团(historicalbloc)，推动霸权秩序。考克斯的历史结构分析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参与，将其运用在区域整合、全球霸权、全球市民社会以及反霸权等议题上，形成独树一帜的研究路径。相较于女性主义、环境主义和建构主义，新葛兰西主义对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更大，也因此常被视为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之代表性研究路径，甚至将两者等同起来。
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或许为了方便讨论，就直接将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新葛兰西主义画上等号，④并抨击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仅注重国家或市场公领域的问题，而忽略对私领域的家庭角色的关注，尤其是女性无偿劳动与社会再生产活动对资本主义市场或全球化过程的建构作用。基于阶级支配的历史结构分析，新葛兰西主义早期研究的确关心到妇女劳工遭受剥削的情形，但是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需要更进一步说明，性别关系是如何结合正式/非正式经济活动或公/私领域，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分析架构或研究路径的。更为重要的是，新葛兰西主义虽已认识到妇女劳动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谈论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无偿劳动以及强调女性在正式经济部门中所构成的特别劳动分工，但仍然未能理解经由工作所建构的性别本质。简言之，新葛兰西主义忽略性别认同(男性、女性)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包括在工作场域、家庭私领域以及其他社会和政治制度等。这样的忽略是需要正视的，因为性别认同是劳动分工、权力关系，甚至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可以说，性别认同是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亦是批评新葛兰西主义无性别阶级分析最主要的地方。①
尽管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批评新葛兰西主义忽略女性所起的作用以及目前两者间少有对话，不过在同为批判的传统下，一些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还是希望能够结合新葛兰西主义研究路径，建构理论并且指导社会运动。亦即，新葛兰西主义以生产模式(经济)和阶级(社会团体)为核心要素，在分析跨国历史集团建立全球霸权的过程当中，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希望能将性别因素嵌入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分析，打破公/私领域、国家/市场与全球/地方等界线，修正历史结构分析的“性别盲”问题。再者，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从既存的不平等性别社会关系———包括女性无偿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廉价女工薪资———获利外，经济生产的运作同时也依赖其他的分工及不平等形式之存在，包括种族、阶级和民族。②
因此，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首先要揭露性别不平等关系，但同时并未忽略其他类型的不平等关系，特别对女性主义运动而言，能够与其他类型的社会团体结盟，将会是反霸权社会运动的重要一环。相对地，新葛兰西主义的反霸权运动实践也应该体认到，除了阶级之外，还存在包括性别在内的其他社会矛盾关系。因此，反霸权的历史集团组成必须是一种联合阶级、性别、宗教与种族等议题的新社会运动。总之，如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韦伦所言，相较于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新葛兰西主义)还是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能够将“性别”纳入分析架构之内。因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方法学上是比较兼容的，皆是从历史结构来关注政治经济活动、个人及其行动的本质。在本体论上，主张社会关系的建构;在认识论上，反对实证主义与理性选择为唯一的研究方法;而在方法论上，则采用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的多元分析。两者的差异在于，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强调从个人与结构以及日常生活实践来分析，而新葛兰西主义的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往往是宏观结构取向，由上而下进行研究。
①所以，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挑战即是如何将国际政治经济学转为由下而上的分析，从个人日常生活经验联结地方、国家再到全球的不同层次。然而，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单向因果关系，而是远为复杂的双向互为建构关系。设立这种跨层次研究纲领或理论并不容易，②仍有待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努力。
结论:
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与挑战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女性主义学者也开始反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因素，并试图从对话与批判的过程当中，建立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题与方法学。然而，女性主义学者主张采取多元开放的交叉学科立场，因此很少会去刻意厘清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和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界线，常以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表示两者的类同。不过，本文认为既然出现了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研究路径，探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与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还是有价值的，这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发展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及其间对于研究议题与研究方法所存在的继承与创新。经由杷梳的过程也可以发现，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除了延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外，同时也借鉴了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成果。从研究议题上来看，早先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从性别视野出发，重新思索战争、和平、安全、权力、国家和国际体系等传统国际关系学所关注的议题。
随着冷战的终结，女性主义学者亦开始关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再生产和新自由主义调整计划等问题，探讨妇女在发展计划与全球化中的角色，并强调性别权力及认同建构与全球化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方法学而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是从批判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出发，而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更侧重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质疑这些理论背后所隐藏的男性特质，反对公/私、理性/情感、自利/利他、国家/市场、全球/地方或者国际/国内的二元区分研究。此外，女性主义学者与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或批判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间的论辩过程亦能凸显出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色。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反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仅注重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讨论，且将两者视为依循自我运作逻辑的实体或公领域，事实上，不论国家或市场都是镶嵌于社会的，且私领域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是资本主义发展或全球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私领域的二元划分贬低了妇女无偿家务劳动的价值。
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篇5
关键词：一体化；政治学；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2
近年来，关于一体化的研究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传统的政治学、经济学研究方法已相对成熟，近年来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也已崭露头角。本文拟用传统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及方法对一体化问题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一、一体化研究的传统方法
对一体化的研究最早始于政治学家，因而政治学研究方法是最初的传统方法。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启动后，由于其经济一体化的先行实践，经济学方法迅速兴盛起来，成为一体化研究的主导。冷战后，随着整个世界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深，政治学方法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
1.政治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
政治学家是最早系统研究一体化问题的。政治学研究的传统方法有三个主要特点。首先，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国家中心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政治现象的研究总是基于国家这一基本行为主体。其次，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体化的动因上面。第三，在国家间关系上，强调相对于其它关系而言的政治关系的主导地位，即国家间的安全与政治问题为“高级政治”，经济及其它问题为“低级政治”，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总是受高级政治支配的。
传统政治学方法对一体化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主要体现在政治学者在一体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假定上。
第一，一体化主要是一种国家的政治行为，是政治共同体之间为谋求政治、安全与战略利益，在政治上进行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过程是完全服务于政治需要的。第二，一体化的基本前提并非经济发展水平的相近性，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一致性，即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为了实现共同的政治价值，经济利益的暂时受损可以接受。第三，一体化的动因源于政治家的参与和决断。
2.经济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
在一体化研究领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后来者。但是却随着经济一体化在表象上成为主导趋势的条件下，研究热度迅速密集起来，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方法和理论。
概括地讲，经济学在研究一体化问题时，重点关注“地区经济一体化”本身的经济福利含义，而很少关注这些问题背后的政治因素和它们的政治后果。因此，经济学关于一体化所构建的理论明显具有明显静态分析的特征。迄今，流行于西方的这类专门化的一体化理论主要有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理论、最佳货币区理论。
在对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研究的过程中，一体化经济学家既肯定贸易自由化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又强调结成经济同盟对区域成员国经济福利的重要性。
在对最佳货币区理论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主张，货币区（即货币流通的区域）不应仅根据国家的政治疆域来划分，而应更多地考虑经济上的特征和需要。这种最佳货币区理论通过把不同国家的货币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安排，能够形成高度一体的共同市场。
上述这些经济学关于一体化的理论，反映了经济学家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动因就是追求经济福利和繁荣，其方式就是最终达到共同市场。这种研究将一体化进程中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尽可能地分割开，特别是将一体化的终极政治目标忽略掉了。
一体化研究的传统理论与方法从各自侧重的某个方面，揭示和探讨了一体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现实的区域一体化现象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其缺陷在于突出了一体化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而没有能够对一体化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存在以偏概全的倾向。在当今世界一体化不断加深的发展趋势下，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和创新，一种新的对一体化研究的分析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应运而生。
二、一体化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逐渐成为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主导范式之一，同时也成为研究一体化的重要方法和视角。
1.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考察的是国家与市场、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其着眼点就在于强调一种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看作是两个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对政治与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欧盟（EU）作为比较成熟的区域一体化的范例，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它的研究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提供了一套研究方法。首先，从欧洲一体化本身而言，它既是一种在欧洲联盟层面上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互动，即欧洲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共同体化，又是一种欧洲联盟各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作为超国家机构的欧洲联盟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体现的是一种欧洲区域范围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其次，从全球范围看，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对欧洲联盟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中地位、作用的影响，也是政治经济交织在一起的。
从欧洲国家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可以确立一体化条件的模式。（1）把一体化视为价值一体化。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平均制，即各个价值得以集成一体是因为各行为者具有相互吻合的利益；一种是等级制，即首先通过挑选等级最高的价值来解决诸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便对价值的一体化作出安排。（2）把一体化视为行为的一体化。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诸行为者之间在等级﹑人口组成﹑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上越来越相似，贯穿一体化的过程；一种是相互依存方式，即诸行为者之间在文化、政治、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日益增加的过程。（3）把一体化视为诸组成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角色转换。实现这种一体化可以采取两种制式，一种是忠诚制式，即某一单位得到其组成部分的支持，形成一种输入，其中包括遵从行为或从各部分向整体调拨资源；一种是分配制式，即某一单位的各组成部分向其提供输入，包括国家为个人确立一种民族特性，确保个人安全，并带来市场交流和提高生活水平等经济福利。上述模式中体现的条件仍然反映了国家的不可逾越性。
在承认国家独立的前提下，把一体化视为使有关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活动体制化。据此，一体化的内涵应包括：（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间确立某种共同遵守的原则、规范、规则、章程和程序来指导各自的行动；（2）建立相应的国际机构和磋商制度、协调程序等一整套机制，以便权威地协调各国之间的行动。回顾欧盟历程，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通过建立共同体的机制，制定和实施一系列集团内部的国际协调的政策机制而体现出来的。这种组织体制和政策机制的确立及其逐步充实和完善，是共同体一体化发展的具体内容。共同体这样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完备化，它的超国家性质的发展，它的组织活动的制度化，共同调节领域的扩大是衡量它的一体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欧洲国家走向一体化的实践展示了一体化进程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相互作用和影响的重要表现。
2.一体化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假定
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了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析，对一体化的研究作如下理论假定。
（1）一体化是一种发展过程和特定状态。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行为主体聚合为新的国际行为主体的过程﹑趋势或结果和状态。因此，一体化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一体化是一个发展过程和趋势。即在某一区域、某一集团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在一定领域内重新分化、组合、聚合为新的行为主体的过程或发展趋势。第二，一体化是一种状态和结果，即在国际行为主体全球或地区范围内聚合成新的行为主体的状态和结果。
事实上，观察一体化有各种角度，从动态的角度出发，一体化本身也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事物。一体化滥觞于二战之后，最初从经济一体化开始，逐渐向政治一体化、军事一体化渗透和发展。到目前为止，这一过程还远没有完成；从静态的角度出发，一体化作为一个发展事物在其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纯粹将一体化看作一个过程也不能真正揭示其本质和特点。因此将一体化既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又看成是某种特定的状态最为恰当。
（2）一体化的基本特征是的让渡、自愿性和平等性。一体化所涉及的实体之间的相互融合不同于其它类型的国家间的合作与合并，必须是出于自愿而参与一体化，同时在一体化的机构内享有平等的权力。第一是的让渡性。作为一体化组织，必须是一种超国家或跨国家的联合，而且有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力管理机构，国家加入其中必须让渡一定的，各成员国让渡的是大致相当的，并以此作为一体化机构的权力资源。第二是自愿性。加入一体化是出自各成员国的自愿而非强制。各国根据对加入一体化后所获得的利益的评判取舍，自愿加入一体化组织。同时也保留随时收回让渡的权力和退出一体化组织的权力。第三是平等性。作为一体化的成员，从理论上和法理上说，彼此间都是平等的。各国所做出的让渡在程度上是大致相等的，各国共同享有共同体内部经各国让渡的基本权利并平等地承担相应的义务。以上三者缺一不可。
国家的让渡是一体化最重要的特征。虽然一体化的形式各异，结合程度有松有紧，共同目标有高有低，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一体化的组织机构集成了成员国的某一部分权力，在“超国家”的地位上对成员国进行某种程度的管辖或协调。此特征和其它两个特征一起保证了一体化和国际政治中的强权政治的区别。这都是从的角度去考虑一体化的特征的。
（3）一体化产生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认为是利益的作用。如果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一体化展开的前提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益的基本统一，即各行为体的利益和目标基本一致；二是利益的总体保障，即加入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必须大于诸行为体各自为政所能获得的利益。
可以认为，一体化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是：第一，各国必须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利益期待，这是一体化形成的主观基础；第二，具有进行一体化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背景，即社会政治制度相容、经济水平发展相当、地缘及历史联系密切、民族文化和心理相近、对外政策目标大体一致等。这是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除此之外，地缘政治经济的联系也是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基础。
（4）一体化是一个政治经济互动的过程。一体化过程既涉及国家间经济上的，也涉及政治上、文化上，或整个社会的融合，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种全面互动过程。同时，由于它涉及的是一种实体间的相互融合，并将最终形成具有资格的单一实体，因而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间合作，涉及的也不仅是一般的国家间政治或经济关系，而是作为一种融合和让渡的过程，还表现出一种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作为一个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一体化的基本目标就是国家间的融合或合并。这其间国家及其政治领导人的作用必不可少，同时国家间必要的法律安排和在此基础上的制度设置也是不可或缺的。虽然一体化中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表现明显，但并不等于说只存在政治一体化。从根本上说，一体化是一个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交织进行、相互作用的过程。政治一体化需要经济一体化作为基础，经济一体化需要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保障。经济一体化包含着政治一体化，例如关税同盟和货币联盟都意味着国家政治的部分让渡。政治一体化推动着经济一体化，例如没有让渡国家政治的意愿和措施，经济一体化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在一体化进程中，政治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只有两者之间协调发展，一体化才有可能顺利进行。
总之，当今世界一体化正处于迅速发展演进之中，它究竟对国际关系产生何种深刻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目前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存在的一体化现象主要还是局限在部分领域或特定的区域，这种区域一体化形式与国际一体化的关系如何，需要继续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一体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和视角，需要继续拓宽视野，探赜索隐，综合运用多学科优势，创新研究工具和方法，对一体化问题进行深入持久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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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篇6
【关键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正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Bently）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梅里安（CharlesE.Merriam）。他在1921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DavidEaston,AFrameworkforPoliticalAnalysis.NewJersey:Prentice-Hall,Englewood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Easton:"TheNewRevolutioninPoliticalScien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AnInquiryintotheStateofPoliticalScience,2nd.ed.NewYork:Alfred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Ferguson）和罗杰斯（Joel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ThomasFergusonandJoelRogerseds.:ThePoliticalEconomy:ReadingsinthePoliticsandEconomicsofAmericanPublicPolicy.NewYork:M.E.Sharpe,1984,p.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