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现象(6篇)
社会心理学现象篇1
论文摘要: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这只是一个粗浅的论断。那么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其核心命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自社会学成为一门学科以来一直被人们探讨和思考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侧重以社会为对象,重在研究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社会的秩序和进步等命题,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侧重以个人及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重在研究人的社会化,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等的命题。本文主要探讨经典时期三位主要的社会学大师:埃米尔·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以及格奥尔格·齐美尔对社会学核心命题的论述,从而折射出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何为社会学?社会学的核心命题是什么?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于这两个问题一直以来是争论不休的两个问题。社会学自创立之日起,就是一门边界模糊的学科。明确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也就明确了社会学的核心命题,这两个问题是一致的,所以本文试图在探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中折射社会学的核心命题。社会学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社会”和希腊文的“言论”“学说”的结合。
就其一般的意义而言,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1838年,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西方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首先提出并使用社会学概念的,目的是要表明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前那种思辨的社会哲学或历史哲学的实证社会学说。但是由于社会概念本身含义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总是显得模糊不清。因此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也是众说纷纭,大家莫衷一是。与此同时对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也没有统一的定论。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的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1]这是从行为角度对社会学所下的定义。而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指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规则是要将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2]显然,他把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专门的研究对象。即他是一种以社会事实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则指出:“社会学的主要目标就是观察我们的社会世界,提供一种客观和不偏不倚的方法。这一目标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科学性的。它是认识的导向”。[3]即社会学是对于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进行系统客观研究的一门学科。无论是古典社会学家还是近代社会学家以致现当代的社会学界对于此问题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是通过分析他们的社会学思想还是可以窥见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学的核心命题的。
二、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各学科的特征:研究对象的不同
社会学是一门试图用科学的思维逻辑来讨论人类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学科。这也是严复对社会学的基本定义。与心理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心理过程,而关注客观的、可测量的社会现象;与政治学比较,社会学不单纯关注国家和政体,而是把两者都当做人类的组织活动,关注组织所具有的共同属性;与经济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所谓的经济现象,譬如价格、竞争、垄断,但却关注经济现象的社会基础及其相互关系;与人类学比较,社会学不关注所谓地方性的文化、象征和意义,而关注具有普遍意义、可解释的文化现象。这些不同都体现了社会学的独特之处。这些都是社会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征,由此可见,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现象之中。
三、从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窥见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古典始终占核心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古典通过社会传播机制在漫长的岁月中成功的建构了人们认识和想象自己以及社会的问题意识、基本框架,如野蛮与文明、秩序与进步、身体与灵魂等等,这些都是人类难以挣脱的思维模式。所以虽时过境迁,可古典的生命总是历久弥新,向古典的回归是一种重要的学术方式[4]。
研读经典时期的社会学著作对我们澄清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埃米尔·迪尔凯姆那里学到社会事实的经典命题,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学到社会行为以及理想类型的经典命题,从格奥尔格·齐美尔那里学到社会学被形式化的经典命题。从三位经典社会学大师那里可以看出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1)埃米尔·迪尔凯姆: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5]。迪尔凯姆把在社会层次上发生的种种现象称为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在笛尔凯姆看来,正是这些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构成了社会。因此,笛尔凯姆把这些社会事实视为社会学的独特研究对象。他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写道:“社会事实是任何可以对个人施以外在制约作用的固定或不固定的行为方式,或在一个社会中普遍出现的、同时不依赖于个人而独立存在的任何行为方式”。[6]这就是说,社会事实是这样的一种独立存在,尽管它们常常分布在个体身上或采取个体的形式,但绝不能把它们等同于纯粹的个体事实。对笛尔凯姆来说,一种思想和一种行为,如果仅仅发生在单独的个人身上,不能算作是社会事实,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或过程成为多数人的共同思想和行为时才获得社会事实的性质。这一点和前面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力》中提到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心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且他们都道出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在笛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即社会学独特的研究对象,仅仅由有限的一组现象构成。这些现象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第一类是属于社会形态学方面的社会事实。包括:社会群体的地理环境、人口的分布、数量及密度、人们之间的交往情况、交通状况、住房样式等等。这些社会事实属于物质性社会事实,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解剖结构”。对这类社会事实的研究构成了社会学的一个特有门类:社会形态学。
另一类是属于社会生理学方面的社会事实。包括:宗教、道德、法律、习惯、风俗。时尚、舆论、公共情感等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文化,笛尔凯姆把他们统称为“集体意识”或“集体表象”,属于非物质性社会事实。它们在社会生活中各自发挥着特有的功能,维持或调整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使社会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集体意识构成了社会的“生理结构”。对它们进行的专门研究构成了社会学的又一个门类:社会生理学。
将社会事实的性质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规定后,社会学的特定解释层次、研究领域以及它的学科性质也就随之确定了。社会学是对社会事实进行实证研究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既不同于孔德所建立的那种包罗万象的带有哲学思辨色彩的宏大理论体系,也不同于那种在个体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上对社会现象所作的推演和解释。笛尔凯姆找到了社会学的独特对象,从而使社会学成为具有坚实基础的独立学科。
(2)马克斯·韦伯: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7]。马克斯·韦伯是人文主义理论的传统主要代表。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他提出:“社会学是指这样一门科学,即它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8]由此可见,韦伯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集中到人的社会行动上面,并把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视为社会学的重要方法。
在韦伯看来,社会学研究人的行动,是因为每个人都赋予它一定的意义。行动之所以是有意义的,是因为某个或若干个行动者将其主观意义与其行动联系起来,不论这种行动表现为内心活动还是外部行为,表现为对某件事情的放弃或是对某件事情的忍受。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对象是社会行动。理解不可能在没有作为被理解对象的社会行动的条件下而独立存在。
关于社会行动,韦伯认为,社会行动应该称作这样一种,即行动者以他主观认为的意义而与他人的行为相关,即以过去的、现在的或将来所期待的他人行为为取向。按照韦伯的理解,作为社会行动,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行动者个人赋予其行动以意义,即行动者个人采取行动的动机。第二,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包含着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即行动者主观意识到与他人的联系。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个人的行动才可以称为社会行动。总之,在韦伯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于人们社会行动,因而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就落到了社会行动上。
(3)格奥尔格·齐美尔:社会交往的形式和过程——社会互动[8]。格奥尔格·齐美尔理解的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化”的过程和形式。这种社会学思想受康德哲学先验范畴认识论的影响,着重研究社会中剥离了具体内容而普遍存在的社会形式,用形式规约繁杂的社会内容。齐美尔仿照康德的提问“自然如何可能”,提出“社会如何可能?”他对此的回答是社会互动关系。齐美尔分别分析了基本的、体制化的乃至游戏的互动形式,如上级下级的秩序、竞争、秘密和秘密社会、穷人、(书信)交往、群体的量和规模与个体的关系等。正在于此,齐美尔成了“形式社会学”以及后来“社会冲突论”的奠基之父。
齐美尔认为,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就要研究人类面临的问题和他们的行为规律。社会学要阐明的是一种社会事实,即个人由于相互作用而形成了群体,同时个人被群体所决定。由此可以看出他强调的是一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社会学要研究各种社会交往的形式。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看清世事。即“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够理解他们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9]因此,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发现现代社会的构架,通过这种想象力,个体性的焦虑不安就被体现为明确的社会性困扰,公众再不漠然,而是参与到这样的公共论题中。总之,社会学的想象力使我们看到,一些看起来是个体的事情,当把他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去的时候,却成为社会的现象。在这一点上,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与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社会学的核心命题
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它的核心命题的认识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许多的关于社会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两类[9]:
1.侧重以社会为对象
这一观点重在研究社会的结构和过程,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社会的秩序和进步等,主要体现了社会学史上的实证主义传统。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文化、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社会保障。
2.侧重以个人及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
这一观点主要体现了社会学史上的反实证主义传统,它认为社会学主要研究人的社会化、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区、社会生活方式。
对二者进行一定的综合应该是必然趋势。也就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的社会有机体,是现实的、具体的、作为整体的社会。它研究的不是一般抽象的社会形态及其变化发展的普遍规律,而是由具体的个人通过各种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所结成的现实的社会,以及这个现实的社会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
总之,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就在于这些社会事实、社会行动以及社会交往的形式是否具有社会学意义,并且在其背后所映射的社会学意义。我们学习社会学,就是要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分析我们周围的社会,包括社会事实、社会行动、社会交往的形式,它是我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的一门学科。
参考文献:
[1][8][15][16][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6.
[3][13][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
[4][22]肖瑛,曾炜.中国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挑战、危机和超越的寻求[J].社会,2007(2).
[5][7][9][19]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31,105,84.
[6][14][法]E.笛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3.
[10][17][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1][20]吴增基,吴鹏森,苏振芳.现代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社会心理学现象篇2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是针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大学生的自杀现象，认为这种自杀现象是高校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中最主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当前高等教育的所必须关注和重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视。同时，这种现象的发生也暴露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些重要弊端。在分析这些非正常死亡现象的过程中，笔者针对当前的高校在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望相关部门引起足够重视，达到缓和及最终解决当前的自杀现象不断增加的情形。
死亡问题一直以来是人类所关心的关键问题之一。历史上，对于死亡问题的追问也是前所未有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在研究哲学的过程中研究了死亡问题，认为对哲学的追问就是在追问死亡。我国古代的一些炼丹术也是为了解决人的死亡问题。死亡问题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就在不断追问的问题，并且需要继续研究。应该说对于人类而言，其生存是首当其冲的最基本的问题；对于个体的人而言，最基本的权利就是生存权。生命的意义是首要问题。
大学生是社会的栋梁之才。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行为能力的、有知识的社会主体。相比较而言。这一阶段的人群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不断增加的趋势，这对于社会自身而言，是比较严重的社会现象。同时。这种现象也暴露了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存在的重要弊端。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不仅仅是高等学校的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由于就业带来的压力而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现象问题上。一方面国家、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对于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有着直接的影响；一方面，高等学校在教育上，应该正确指导大学生的择业观，那么大学生的择业教育就构成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问题是：高等学校是教育的神圣殿堂，是教育的高等阶段，它培养的对象是直接为社会输出有用的社会可造的人才，是要直接为社会提供可持续性发展的人才。在这个教育环节出现非正常的现象，不得不发人深省。
这里，主要是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集体中出现的一些自杀现象进行分析。
一、大学生自杀现象分析
死亡有正常和非正常死亡的区分。其中正常死亡指的是基于衰老或疾病等生理原因导致的生命终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自杀、他杀、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原因而导致的生命的终结。这里，我们讨论的问题集中于自杀的非正常死亡现象的分析。至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它的特殊性，与高校自身在提高自身的教育能力、培养能力和管理能力及这些问题的改革上的直接关系比较模糊，这里就不讨论。目前，自杀导致的非正常死亡在高校非正常死亡现象中所占的比例最高，也正说明自杀的非正常死亡现象的重要性，高校在解决自杀问题上应该提高自身的能力，这也是教育本身的内涵所在。
我国目前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出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其中自杀的比例占第一位因数。如：“据南京危机干预中心对南京部分大学的调查发现大学生的自杀率约为20/10万。”然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大所高校统计，1984年至1988年5年间大学生自杀者为39人，自杀率为11/10万。”根据1998年全国卫生统计资料表明，自杀成为15-24岁年龄组死亡的第一位因数。崔玉华等人在对北京8所高校研究表明，大学生的自杀率远比同期城市其他人群的自杀率高得多，并且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些数据以足可以说明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的状况。那么，追其根源，何以大学生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会如此突出?学界以往的研究一般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自杀的原因，归结为心理健康程度的问题。这里，笔者认为不能仅仅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分析非正常死亡或自杀现象，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心理的问题，更是集体问题和社会问题，也不仅仅是行为与心理相符合的问题。从自杀的原因分析中可以得出压力型自杀、心理非健康型自杀、情感型自杀，及这些类型自杀的交叉。
压力型自杀是当前的自杀比率增大的现象中第一位原因。与这种自杀比率增大的趋势相比照，压力也是当前大学生所面临的头等问题。对于压力的承受能力也将构成大学生的基本能力之一。大学生的压力主要有学习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和生活的压力。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逐渐发展，可以说能够进入高等学校接受教育和培训，特别是进入重点或名牌大学学习的学生的数量还是很少，很大一部分学生不能够进入高等学校，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化进人大众化，大学生再也不是“天子骄子”学习_的压力、求才的渴望就业的选择加上贫困学生的增多都给大学生带来焦虑情绪。进入大学的学生应该说在高中阶段的学习中还是比较优秀的。但是进人大学的学习过程是与高中的学习方式不同。大学基本上是以自我选择的教育方式为主。这为很多学生的学习带来困惑，造成学习的压力。另外，各种类型的考试也给大学生带来压力。就业压力是与学习的压力相一致的。大学生的就业率也成为衡量高校教学水平和数学质量的重要指标。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就业也是实行市场化。基本是大学生自谋职业，是企业与大学生双响选择的过程。社会就业形势直接给大学生的压力带来负担。很多大学生来自贫困的家庭，大学的学习阶段所需要的费用是很多家庭不能承受的，在就业问题上出现的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自身平衡状况。
心理型自杀主要是指心理的非健康状况而引起的自杀事件。这一社会阶段的大学生应该说基本上是独生子女出身，这些子女一般在家庭中受到特别的关爱，实际上就是一种溺爱。这种溺爱对于进入大学学习的大学生所需要和具备的独立的能力显然是不够的。以至于一部分大学生根本不能脱离父母而独立生活。这类型的大学生在心理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同时。这类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挫折和困难面前不能正确的对待。心理上存在问题的大学生的比率在呈现上升的趋势，“80年代中期，我国大学生中有2325％的人存在心理障碍，90年代上升到25％，近年来达到30％”这些现象不得不引起重视。根据西安精神卫生中心有关专家统计分析。目前西安共有抑郁情绪的占72万人，其中近半数为学生，而大学生占24％。因自卑、失恋、受挫等心理因数引起的自杀成为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
情感型自杀也是近年以来出现比较多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在我国80年代及90年代初，大学生的恋爱问题还是处于保守状态。大学生恋爱现在已经是普遍现象。当然这种普遍现象的出现。我们持肯定的态度。但是，一部分学生还不具备健康的心理能力，不能健康的调整自身的心理问题。在情感问题上，很多大学生不能正确处理和正确对待，很容易出现过激行为。当然，情感型自杀不仅仅是感情和爱情方面的，还包括其他类型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情感因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善也会给大学生带来不利的情绪。这种类型的自杀一般都会与压力型自杀、心理型自杀的原因交织在一起，给青年大学的学习和生活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比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好会造成大学生的自卑、自闭，同时带来个体的社会关系的弱化，造成社会关系的压力，所带来的负作用就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学习，学习的压力也会随之而来。
二、防止大学生自杀现象的对策
针对大学生自杀现象，高等学校在教育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加强高校自身的教育能力的建设是高校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学是大学生走向社会的起点站，也是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重要转型甚多。大学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为场所。让学生受到良好教育。塑造健康向上的人格品质尤其重要。高校自身的教育能力不仅仅是教授课本知识，不仅仅是教书的业务能力，传道、授业、解惑不仅仅是针对课本知识，更是人生这本大的教材。所谓教书育人，还要求高校在“成人”方面的教育能力，高校不能仅仅重视智育而忽视德育。同时高校在提高自身的教育能力中不能忽视加强大学生心理咨询与辅导、高校辅导员的建设以及高校“两课”教育与建设，在处理非正常死亡现象的问题时不能封锁消息，要保持新闻公开。以下我们从这几个问题来探讨防止大学生自杀的相关对策。
第一、加强高校大学生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
与大学生因心理问题或因与心理健康有关的交叉因数的原因引起大学生的非正常死亡的问题的解决上，高等学校自身有着很大的空间。目前。我国国内的高校在这方面的工作有所改进但还是不够的，“据统计，在香港，每1000名学生就有1名专职心理辅导教师，而内地高校。每5000名学生才有1名专职心理辅导教师，而且许多心理辅导教师都是兼职。”显然，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存在很大的问题。在心理健康咨询机构的建设方面，据统计仅有38％的高校设置了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有限的条件对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能力，其工作量是无法想象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加强高校心理咨询能力的建设是缓解当前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有效途径。必须通过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来提高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从而有效管理不良情绪，改变不正确的思维定势，提高抗逆境的能力。
第二、加强大学生专职辅导员工作
大学生辅导员是大学生日常生活、学习的直接管理者，也是了解和掌握大学生健康发展状况的心理咨询师。加强大学生专职辅导员工作对于了解大学生的动态、关心大学生有着重要的意义。高校辅导员是与大学生距离最近的德育工作者。需要加强自身建设，他们必须具备专业的技能，如：活动组织能力、谈心技巧、日常心理辅导等等。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辅导员在整个高等教育的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已经有很多高校实行了高校辅导员的专职化，但是，仍然有很多高校在这方面的工作不如人意。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指出，辅导员是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对于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对于维护高校稳定、推动高等教育事业顺利发展，对于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要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辅导员队伍，必须加强培训和考核，提高辅导员队伍的整体素质。高校辅导员建设是所有高等院校都应该贯彻执行的一项工程，是高校教育能力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强大学生社团建设和社会实践工作
大学生教育与中学教育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中学基本上是被迫式的教与学，而大学基本上是以自我教育为主，或者说大学生所必须在大学阶段学会的就是自我教育的能力。同时，在大学阶段，学生不仅仅是要学习间接的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所学有所用，可以说社会实践是锻炼大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在这实践的过程中。大学生能够自己明白学习的道理和未来的走向。大学生社团建设是大学生个人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培养和提高的场所，有利于大学生的自身健康的调整，是大学生自我调整的有效渠道。
第四、加强对高危人群的监控
高校在加强专职辅导员建设中。要明确辅导员的工作重点和工作要求，通过各种方式调动辅导员的积极性。这就要求辅导员和其他的学生工作部门能够熟悉每个学生的动态。对于一些有心理不健康的倾向的学生特别的关注，要能够预测学生的动态，及时与相关的部门一起重点防范和挽救处于这种危险中的学生。这种防范工作的建设要求学校在心理辅导建设中建立每个学生的心理资料，并定期的调查学生的心理发展状况。各个部门的协调工作是防范处于危险中的大学生的自杀的必要措施。
第五、加强“两课”建设。提高大学生认识能力
“两课”建设是高校教育能力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两课”的内容还过于狭窄，高校教师在“两课”的授课中出现明显的教条化，单一化。“两课”对于很大一部分学生来说是走过场，混学分。“两课”的基本教育目标无法得到实现。在这方面的建设需要重新评估、重新提高“两课”的教学内容。比如：一方面可以在现有的“两课”的基础上，增加人文教育心理咨询等内容；另一方面，这些课程可以有设置几门必修课及几门选修课或者都设置为选修课，加太选修课的比重，都纳入学分中。当然，目前我国的“两课”的内容和教授上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期对提高大学生的认识能力。这些人文社会科学为大学生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分析能力以指导大学生在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认知。
社会心理学现象篇3
关键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关键期；生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1-0043-04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视域，而进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读懂对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客观上存在着发展的关键期，即对象在成长发展的整体历程中客观呈现出的半幼稚与半成熟、独立性与依赖性、自觉性与被动性、动荡性与稳定性、危机与转机等矛盾性心理特征的转折阶段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初步奠基时期。这个阶段，从人生看一般从少年期到青年初期；从年龄看一般在12、13岁到15、16岁；从学段看一般从初中阶段到高中前期。那么，对象发展关键期是如何形成的呢？有哪些主要影响因素呢？内在的生成机制又是什么呢？这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
一、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生理的发育成熟是发展关键期生成的前提保证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发展关键期内生理迅速走向成熟。此时对象正值青春发育期，“青春发育期生理上的发展变化是多种多样而又十分显著的，但归结起来，不外是身体外形、内脏机能和性的成熟等三类变化”[1]。首先，对象的身高、体重和面部等体貌外形发生变化。此时激素活动的加强，促进了对象骨骼的生长，导致身高的快速增长；对象体重也显著增加，肌肉组织因快速增长而显得结实有力；对象面部的前额发际逐渐向头顶及两鬓后移，嘴巴变宽，嘴唇丰满，俨如成人面目。其次，对象的心脏、肺及其呼吸系统、脑和神经系统等机能器官成熟。此时对象心脏迅速生长，心脏密度增加，心肌纤维增强，心脏调节功能完善；肺的功能趋向完善，肺活量定型，胸围增大，呼吸差增加；脑和神经系统的神经纤维变粗、分支变多和髓鞘化以及脑电波频率等指标趋向完善。再次，对象性生理发育成熟。此时对象的第一性征即性器官、性机能的成熟，第二性征即性的体形、体态的成型。由此可知，对象此时正处于发育的高峰期，他们迅速地改变了儿童时具有的身体特点，生理机能明显增强，尤其性的成熟标志着他们从生理上已进入成人。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生理迅速走向成熟对心理产生的影响。一是身体一般变化的心理影响。对象体态变化必然导致对自己身体、容貌、风度等各方面的关注，爱美之心日益加强。对象往往因身体的健美、美丽而心满意足、沾沾自喜，而对体型、容貌、姿势、举止等方面缺陷十分的敏感，并容易由此引起自卑、羞怯、忧虑。尤其随着身高、体重、体态、体力、面部和性成熟产生了成人感和“心理断乳”，他们开始模仿成年人并要求别人像成年人一样看待他们，而这种心理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压抑、紧张、反叛和过激行为。二是身体特殊差异的心理影响。此时对象成熟的早晚往往导致自身、成年人及同龄人对其行为的期望和评价的差异。早熟的男生和晚熟的女生对积极心理的形成阻碍较小，而早熟的女生和晚熟的男生则会在身体发育的变化和适应产生心理困惑。三是性生理对心理的影响。“性成熟促使少年期性意识的觉醒，这种变化使少年学生开始关心性，关心生殖方面的知识，开始关心自己的容貌打扮，同时产生了接触异性、与异往的好奇和愿望。”[2]可知，对象生理的成熟对心理及行为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把握对象发展关键期的生成必须重视的内容。
生理发育走向成熟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发展关键期生成的前提保证。关键期是对象发展的转折时期，一方面这种特殊时期的形成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承担者，必须符合肉体决定精神；另一方面这种物质承担者必须具有新异性，并以独特的作用为发展关键阶段到来准备先导条件。很明显，这里的物质承担者只能是对象身体，身体的存在是对象心理意识的前提。没有身体的存在，就没有精神的产生；没有身体的动变，就没有精神的变化，更不可能有关键期的到来。因而身体是心理意识的前提，对象独特的心理结构必然诉求身体的特殊变化。关键期的本质属性是黄金期与危机期的交织，而为这个特殊发展期提供前提的只能是对象生理发育的不断走向成熟。一方面对象生理发育不断走向成熟表现出的态势和倾向本身就可以构成关键期的突出标志和内容；另一方面对象生理迅速走向成熟，尤其身体的外形、机能的变化和性成熟以及带来的影响为关键期的独特心理结构的出现提供了生理前提，因为对象生理走向成熟的同时，却在认知能力、个性特质、社会经验等方面存在不足，于是生理成熟和心理成熟的不平衡性，就极大地促成了具有转折性的心理模式以及半幼稚与半成熟、独立性与依赖性、主动性与冲动性、开放性与闭锁性等错综复杂心理矛盾的生成。因而可以说，对象生理发育的成熟是发展关键期生成的前提保证。
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认知的发展变化是发展关键期生成的内在基础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发展关键期内认知发生了显著变化并趋向高级。关键期内的生理发育，尤其是脑和神经系统的成熟，为对象认知发展提供了生理前提。而此阶段对象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独立性不断增强，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中学课程门类增多且难度加大，知识走向专门化并且知识的规律性、严密性和逻辑性增强。因而这为对象的认知发展提供了契机。对此，一方面从对象感知、记忆、注意等直接性认知发展特点看：此时对象感知的目的性、持久性、精确性和概括性不断增强；对象的记忆力不论是记忆的容量，还是记忆的自觉性、抽象性，都发展到了高水平；对象的注意从以无意注意为主向有意注意为主过渡，注意的广度、深度、持久性和稳定性不断深化。另一方面从对象的间接性认知看：与其他的认识成分相比，属于间接性性认知核心的思维此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抽象逻辑思维占据主导地位，“在校初中一年级学生的形式逻辑思维已开始占优势，到高中二年级时已基本成熟；辩证逻辑思维在初一阶段已经开始出现，但是水平低下，到高中二年级时已趋于优势的地位”[3]。由此可知，此时对象不论是直接性还是间接性认知，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趋向高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认知发展带来的心理变化及行为影响。一是对认识发展本身的心理影响。此时对象认知虽已是抽象逻辑思维开始占主导地位，但认知还需经验的支持，只是到后期才从由经验型过渡到理论型的抽象思维。因而此时对象认知必然具有一些矛盾性特点，即认知的抽象性与具体性、深刻性与表面性、批判性与片面性、灵活性与偏执性等特征的并存。二是认知的矛盾性特征导致对象过分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和外在表现。此时对象虽能日益把握现实世界，并分清现实与想象的区别，以及了解和考虑他人的想法，但对象在认识上具有“自以为是”的倾向，他们只对自己形象和行为表现过度重视。而且这种心境也使对象的是非观、审美观与别人的混淆起来，以为别人应该爱自己所爱、恨自己所恨，不理解为什么别人的想法与自己格格不入，易产生自我错觉和价值偏颇。三是认知发展会促进良好行为，也会诱发极端行为。对象认识水平的提高，能促进自身行为实践及其后果的认识，增强行为实践的自觉性、独立性、计划性、预见性。而对象认知的片面性、表面性、偏执性会使对象产生独特的心理图式，即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在对行为实践进行分析、判断和推论时常常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易诱发极端冒险行为和不端品行。由此可知，对象在关键期内的认知发展对心理及行为具有双重影响，从主流看，这种影响具有积极、进步的、向好的趋势，有利于良好心态和价值观念的形成，但认知的矛盾性特点也对心理及其行为发展有着独特的震荡和牵制作用。把握住认知发展对心理及行为的影响对理解对象发展关键期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认知的发展变化是发展关键期生成的内在基础。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内在基础，追问事物发展的内在基础是理解事物生成的必然要求。对象关键期无疑具有特殊的规定性，这种特殊性必然诉求存在基础的独特性。关键期生成的特殊基础是此阶段对象认知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对象认知的发展变化不仅是关键期内的突出心理表征，而且还对心理和行为的整体发展具有基础性影响。一方面认知的发展丰富了对象的心理世界，增强对象的精神力量，使对象的心理行为的能力迅速崛起，这种过程及其结果无疑反过来内在地构筑了发展关键期的重要内容，因为关键期的重要指标是心理和行为的急剧变化和不断丰富。另一方面，对象认知发展的矛盾性特征，即认知的抽象性与具体性、深刻性与表面性、批判性与片面性、灵活性与偏执性等矛盾性特征决定对象在认识、情感、行为以及个性趋向和社会性发展等心理面貌的多维性、动荡性和波动性等特点。人是认识指导下的存在物，认识的性质及结果无疑决定着人的整体心理水平和行为特征，因而此时对象发展关键期固有的在认识、情感、行为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多维性、动荡性和波动性等本质特征，也只能内生于此时对象自身的认知高度发展但又没有完全成熟的矛盾性阶段。对此，对象认知的发展变化是发展关键期生成的内在基础。
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自我意识的高涨是发展关键期生成的关键环节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发展关键期内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并日益高涨。对象从出生到成熟，自我意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此阶段对象的自我意识已进入快速发展的高峰期。因为对象在生理上的迅速成熟产生了成人感，认知发展开始把注意力指向主观世界，思想意识进入自我观照的阶段。对此，对象开始主动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行为表现进行观察、思考和分析。例如，“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特点是什么”、“别人是怎样看待我的”、“我到底该做些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经常浮现于对象脑海之中。对象自我意识的高涨使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之中，而此时对象喜欢写日记就表明了他们希望了解自己、分析自己，关心自己成长的心理诉求。自我意识的发展还表现在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分化及其统一的趋势上，随着自我发现，对象比任何时候都经常地考虑自己的未来，而理想自我由于是个体在头脑中塑造的自己所期望的未来形象，因而理想自我此时发展相对较快，会超过现实自我的发展水平，尤其出现把理想自我作为人生发展动力。由此可知，此阶段对象的自我意识已获得充分发展并日益高涨。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自我意识的发展对心理变化及其行为的影响。一是会产生积极心理动力和精神力量。对象的自我觉醒，产生独立的愿望，并努力把握未来对自己的意义，会形成面向未来的新态度，进而以理想自我作为人生发展完善的动机。二是易产生自我中心主义。自我意识的高涨，内心世界的发现，使对象对周围的事物不屑一顾，导致个性价值取向的偏执。他们唯我独尊、总认为自己正确，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神经过敏，感觉到别人总是在用挑剔的态度看他们；充满自我表现和炫耀的冲动，表现出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举动。三是易产生逆反心理和抗拒行为。逆反的实质是维护自尊，突出自我。自我意识的高涨产生强烈的自尊愿望，如果成人和社会忽视了对象的这种心理需要，对象就会因自我需要受到忽视，自尊心遭遇到挫折而发生抗拒行为和我行我素的极端行为，因而这时成人会明显感觉到对象不比以前“听话”了。由此可知，此时对象自我意识的发展对个体心理面貌和价值选择产生着深远影响。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自我意识的高涨是发展关键期生成的关键环节。“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作为客体存在的各方面的主观意识，包括对自身机体状态的意识，自己的感知觉、思维、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的认识，对自己与客观世界关系的认识，对人我关系的意识。”[4]因而在对象个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生理因素、认知因素、环境因素的作用及其相互影响无疑是通过自我的认知、体验和控制才能起作用。对象自我意识的高涨及其作用对发展关键期形成的影响如下：一方面，使发展关键期生成的诸多条件和因素通过自我意识起作用。生理发育的成熟、认知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影响只有进入对象自我意识的阀限，才能通过自我认知、自我体验、自我控制的方式来整体建构对象发展的特有心理图景和行为模式。对象的自我意识就像一个过虑器，有选择地接受自身和外界的各种影响，并赋予关键期的诸因素以特殊的意义图解。另一方面，自我意识反过来也灵敏地反映着生理、认知和生活等发展特点，而对整个心理发展状况的反映往往会呈现出自我意识的成熟与幼稚、独立与依赖、开放与闭锁、自觉与盲目、高傲与自卑等特征。人是有意识的动物，其实质是人在自我意识指导下的生存物，因而自我意识可成为心理发展机遇，也可以带来心理起伏动荡，并形成对象人生发展的前进与曲折、稳定与波动、发展与危机并存的敏感期和转折期的交织，而这些特征构成了发展关键期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此时对象正是通过自我意识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所获知的经验，初步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以此来预期和展开自己的行为实践，进而生成关键期的特殊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因而可以说，自我意识的高涨及作用是对象发展关键期生成的关键环节。
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发展关键期生成的外部条件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社会生活在发展关键期内发生了重大改观并不断复杂多样化。一是社会交往活动的变化。此时对象改变了儿童期以游戏、玩耍为主的交往取向，交往目的开始逐渐转向倾吐烦恼、交流思想、表露感情的深层心理；交往重点也开始转向同龄朋友关系，而对象与父母、教师的关系呈现出了要求平等民主的诉求。二是社会任务和要求的变化。此阶段对象不仅要学习学科知识，还要树立正确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面临升学就业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因而生活任务和要求日益复杂繁重。三是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随着对象交往和生活领域的不断扩张，他们开始参与到社会诸种活动中，并体验着多彩世界带来的新奇和刺激，而“各种环境因素对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影响既有正向积极因素，也有负向消极因素，往往良莠不齐、鱼龙混杂”[5]。由此可知，此时对象无论社会交往还是社会任务或生活环境，都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向。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社会生活的变化对心理及行为的影响。一是交往活动变化的影响。由于对象此时生理和自我意识的发展，他们在社会交往中会要求与成年人一样的权利、地位和自由。但此阶段对象无论是在社会交往的技能技巧上，还是物质经济基础上，都因无法满足这些需要而产生心理问题和价值困惑。二是社会任务和要求变化的影响。虽然新的任务和要求为对象人生发展提供了动力，但也会遇到困难和挫折。由于对象自尊心比较敏感又争强好胜，易产生压抑感、挫败感和焦虑感，而成人过高期望和要求会导致对他们面临消极的评价多于积极的评价，易造成心理波动和认同危机。三是社会生活环境变化的影响。随着对象参与生活范围以及扮演角色的增多，对象的心理成熟会因生活环境复杂多样性而表现出相对滞后性。这就加大了实际生活与心理成熟的距离，使对象身心失衡的现象随之增加并带来心理困扰和问题行为。这也是青少年犯罪或失足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对此，把握发展关键期的生成必须重视此阶段对象因社会生活的变化带来的心理和行为影响。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发展关键期生成的外部条件。这时期影响对象的身心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大量出现，如人际交往的成败、对异慕的萌发、学习成绩的好坏、人生道路的选择，而自我意识的高涨又使对人生经历以及社会生活的感受性、波动性和接受性日益敏感。正是由于对象社会生活的日益变动、生理的日趋成熟，并伴随生活经验的相对不足和认知结构的矛盾特征，所以才催生出对社会生活和自我发展日益敏感的认知、体验和调节，使对象心理发展和行为模式表现出危机与转机、挑战与机遇、升华与堕落、昂扬与低迷等矛盾的交织图景。实质上，这种相互作用及其结果就是发展关键期的生成过程。由于人的意识本质上是现实社会生活的能动反应，因而发展关键期的形成无疑与对象社会生活的变化密切相关，只有通过参与此时复杂生活才能塑造出发展关键期独特的心理特征、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当然，从内外因辩证关系看，此时对象发展关键期的生成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而这里的外因主要就是此阶段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及提出的新形势、新要求。因为只有此时社会生活使对象在生理、认知和自我意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新的成长需求和发展任务，才能使对象呈现出的半幼稚与半成熟、独立性与依赖性、自觉性与被动性、动荡与稳定等矛盾性心理特征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初步形成并影响人生发展的未来走向。因而此阶段社会生活的外在影响客观上助益了对象发展关键期的到来。
综上所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发展关键期的生成有着内在必然性，把握住对象发展关键期的生成机制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的需要。目前，人们主要集中于研究大学生，而缺少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纵深研究，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包括大中小学生的整体。其中，发展关键期就处于中学阶段。所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系统化研究（包括大中小学生的行为特点、主导需求、典型问题和发展关键期等）必须加强。
参考文献
[1]林崇德，李庆安.青少年期身心发展特点[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48-56.
[2]陈安福.中学生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1.
[3]黄煜峰，雷雳.初中生心理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154.
社会心理学现象篇4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是针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大学生的自杀现象，认为这种自杀现象是高校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中最主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当前高等教育的所必须关注和重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视。同时，这种现象的发生也暴露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些重要弊端。在分析这些非正常死亡现象的过程中，笔者针对当前的高校在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望相关部门引起足够重视，达到缓和及最终解决当前的自杀现象不断增加的情形。
死亡问题一直以来是人类所关心的关键问题之一。历史上，对于死亡问题的追问也是前所未有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在研究哲学的过程中研究了死亡问题，认为对哲学的追问就是在追问死亡。我国古代的一些炼丹术也是为了解决人的死亡问题。死亡问题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就在不断追问的问题，并且需要继续研究。应该说对于人类而言，其生存是首当其冲的最基本的问题；对于个体的人而言，最基本的权利就是生存权。生命的意义是首要问题。
大学生是社会的栋梁之才。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行为能力的、有知识的社会主体。相比较而言。这一阶段的人群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不断增加的趋势，这对于社会自身而言，是比较严重的社会现象。同时。这种现象也暴露了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存在的重要弊端。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不仅仅是高等学校的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由于就业带来的压力而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现象问题上。一方面国家、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对于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有着直接的影响；一方面，高等学校在教育上，应该正确指导大学生的择业观，那么大学生的择业教育就构成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问题是：高等学校是教育的神圣殿堂，是教育的高等阶段，它培养的对象是直接为社会输出有用的社会可造的人才，是要直接为社会提供可持续性发展的人才。在这个教育环节出现非正常的现象，不得不发人深省。
这里，主要是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集体中出现的一些自杀现象进行分析。
一、大学生自杀现象分析
死亡有正常和非正常死亡的区分。其中正常死亡指的是基于衰老或疾病等生理原因导致的生命终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自杀、他杀、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原因而导致的生命的终结。这里，我们讨论的问题集中于自杀的非正常死亡现象的分析。至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它的特殊性，与高校自身在提高自身的教育能力、培养能力和管理能力及这些问题的改革上的直接关系比较模糊，这里就不讨论。目前，自杀导致的非正常死亡在高校非正常死亡现象中所占的比例最高，也正说明自杀的非正常死亡现象的重要性，高校在解决自杀问题上应该提高自身的能力，这也是教育本身的内涵所在。
我国目前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出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其中自杀的比例占第一位因数。如：“据南京危机干预中心对南京部分大学的调查发现大学生的自杀率约为20/10万。”然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大所高校统计，1984年至1988年5年间大学生自杀者为39人，自杀率为11/10万。”根据1998年全国卫生统计资料表明，自杀成为15-24岁年龄组死亡的第一位因数。崔玉华等人在对北京8所高校研究表明，大学生的自杀率远比同期城市其他人群的自杀率高得多，并且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些数据以足可以说明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现象的状况。那么，追其根源，何以大学生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会如此突出?学界以往的研究一般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自杀的原因，归结为心理健康程度的问题。这里，笔者认为不能仅仅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分析非正常死亡或自杀现象，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心理的问题，更是集体问题和社会问题，也不仅仅是行为与心理相符合的问题。从自杀的原因分析中可以得出压力型自杀、心理非健康型自杀、情感型自杀，及这些类型自杀的交叉。
压力型自杀是当前的自杀比率增大的现象中第一位原因。与这种自杀比率增大的趋势相比照，压力也是当前大学生所面临的头等问题。对于压力的承受能力也将构成大学生的基本能力之一。大学生的压力主要有学习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和生活的压力。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逐渐发展，可以说能够进入高等学校接受教育和培训，特别是进入重点或名牌大学学习的学生的数量还是很少，很大一部分学生不能够进入高等学校，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化进人大众化，大学生再也不是“天子骄子”学习_的压力、求才的渴望就业的选择加上贫困学生的增多都给大学生带来焦虑情绪。进入大学的学生应该说在高中阶段的学习中还是比较优秀的。但是进人大学的学习过程是与高中的学习方式不同。大学基本上是以自我选择的教育方式为主。这为很多学生的学习带来困惑，造成学习的压力。另外，各种类型的考试也给大学生带来压力。就业压力是与学习的压力相一致的。大学生的就业率也成为衡量高校教学水平和数学质量的重要指标。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就业也是实行市场化。基本是大学生自谋职业，是企业与大学生双响选择的过程。社会就业形势直接给大学生的压力带来负担。很多大学生来自贫困的家庭，大学的学习阶段所需要的费用是很多家庭不能承受的，在就业问题上出现的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自身平衡状况。
心理型自杀主要是指心理的非健康状况而引起的自杀事件。这一社会阶段的大学生应该说基本上是独生子女出身，这些子女一般在家庭中受到特别的关爱，实际上就是一种溺爱。这种溺爱对于进入大学学习的大学生所需要和具备的独立的能力显然是不够的。以至于一部分大学生根本不能脱离父母而独立生活。这类型的大学生在心理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同时。这类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挫折和困难面前不能正确的对待。心理上存在问题的大学生的比率在呈现上升的趋势，“80年代中期，我国大学生中有2325％的人存在心理障碍，90年代上升到25％，近年来达到30％”这些现象不得不引起重视。根据西安精神卫生中心有关专家统计分析。目前西安共有抑郁情绪的占72万人，其中近半数为学生，而大学生占24％。因自卑、失恋、受挫等心理因数引起的自杀成为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
情感型自杀也是近年以来出现比较多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在我国80年代及90年代初，大学生的恋爱问题还是处于保守状态。大学生恋爱现在已经是普遍现象。当然这种普遍现象的出现。我们持肯定的态度。但是，一部分学生还不具备健康的心理能力，不能健康的调整自身的心理问题。在情感问题上，很多大学生不能正确处理和正确对待，很容易出现过激行为。当然，情感型自杀不仅仅是感情和爱情方面的，还包括其他类型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情感因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善也会给大学生带来不利的情绪。这种类型的自杀一般都会与压力型自杀、心理型自杀的原因交织在一起，给青年大学的学习和生活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比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不好会造成大学生的自卑、自闭，同时带来个体的社会关系的弱化，造成社会关系的压力，所带来的负作用就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学习，学习的压力也会随之而来。
二、防止大学生自杀现象的对策
针对大学生自杀现象，高等学校在教育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加强高校自身的教育能力的建设是高校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学是大学生走向社会的起点站，也是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重要转型甚多。大学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为场所。让学生受到良好教育。塑造健康向上的人格品质尤其重要。高校自身的教育能力不仅仅是教授课本知识，不仅仅是教书的业务能力，传道、授业、解惑不仅仅是针对课本知识，更是人生这本大的教材。所谓教书育人，还要求高校在“成人”方面的教育能力，高校不能仅仅重视智育而忽视德育。同时高校在提高自身的教育能力中不能忽视加强大学生心理咨询与辅导、高校辅导员的建设以及高校“两课”教育与建设，在处理非正常死亡现象的问题时不能封锁消息，要保持新闻公开。以下我们从这几个问题来探讨防止大学生自杀的相关对策。
第一、加强高校大学生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
与大学生因心理问题或因与心理健康有关的交叉因数的原因引起大学生的非正常死亡的问题的解决上，高等学校自身有着很大的空间。目前。我国国内的高校在这方面的工作有所改进但还是不够的，“据统计，在香港，每1000名学生就有1名专职心理辅导教师，而内地高校。每5000名学生才有1名专职心理辅导教师，而且许多心理辅导教师都是兼职。”显然，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存在很大的问题。在心理健康咨询机构的建设方面，据统计仅有38％的高校设置了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有限的条件对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能力，其工作量是无法想象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加强高校心理咨询能力的建设是缓解当前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有效途径。必须通过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来提高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从而有效管理不良情绪，改变不正确的思维定势，提高抗逆境的能力。
第二、加强大学生专职辅导员工作
大学生辅导员是大学生日常生活、学习的直接管理者，也是了解和掌握大学生健康发展状况的心理咨询师。加强大学生专职辅导员工作对于了解大学生的动态、关心大学生有着重要的意义。高校辅导员是与大学生距离最近的德育工作者。需要加强自身建设，他们必须具备专业的技能，如：活动组织能力、谈心技巧、日常心理辅导等等。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辅导员在整个高等教育的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已经有很多高校实行了高校辅导员的专职化，但是，仍然有很多高校在这方面的工作不如人意。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指出，辅导员是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对于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对于维护高校稳定、推动高等教育事业顺利发展，对于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要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辅导员队伍，必须加强培训和考核，提高辅导员队伍的整体素质。高校辅导员建设是所有高等院校都应该贯彻执行的一项工程，是高校教育能力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强大学生社团建设和社会实践工作
大学生教育与中学教育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中学基本上是被迫式的教与学，而大学基本上是以自我教育为主，或者说大学生所必须在大学阶段学会的就是自我教育的能力。同时，在大学阶段，学生不仅仅是要学习间接的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所学有所用，可以说社会实践是锻炼大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在这实践的过程中。大学生能够自己明白学习的道理和未来的走向。大学生社团建设是大学生个人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培养和提高的场所，有利于大学生的自身健康的调整，是大学生自我调整的有效渠道。
第四、加强对高危人群的监控
高校在加强专职辅导员建设中。要明确辅导员的工作重点和工作要求，通过各种方式调动辅导员的积极性。这就要求辅导员和其他的学生工作部门能够熟悉每个学生的动态。对于一些有心理不健康的倾向的学生特别的关注，要能够预测学生的动态，及时与相关的部门一起重点防范和挽救处于这种危险中的学生。这种防范工作的建设要求学校在心理辅导建设中建立每个学生的心理资料，并定期的调查学生的心理发展状况。各个部门的协调工作是防范处于危险中的大学生的自杀的必要措施。
第五、加强“两课”建设。提高大学生认识能力
“两课”建设是高校教育能力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两课”的内容还过于狭窄，高校教师在“两课”的授课中出现明显的教条化，单一化。“两课”对于很大一部分学生来说是走过场，混学分。“两课”的基本教育目标无法得到实现。在这方面的建设需要重新评估、重新提高“两课”的教学内容。比如：一方面可以在现有的“两课”的基础上，增加人文教育心理咨询等内容；另一方面，这些课程可以有设置几门必修课及几门选修课或者都设置为选修课，加太选修课的比重，都纳入学分中。当然，目前我国的“两课”的内容和教授上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期对提高大学生的认识能力。这些人文社会科学为大学生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大学生提供更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分析能力以指导大学生在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认知。
社会心理学现象篇5
近几年，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有着起承转合作用的初中教育，存在着—种“5+2=0”的现象，就是学生在学校接受的5天正面教育与在社会上所接触的2天消极、负面影响互相抵消，教育效果为0。
二、“5+2=0”现象的成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奇怪的教育现象，5天的学校教育敌不过2天的负面影响？作为一名有着二十五年教龄的思品课教师，一名从事二十年学生管理的老政教处主任，通过多年的经验和深刻的思考，笔者认为，“5+2=0”现象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现在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文化、价值观念呈现多元性，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在现实中已经出现了社会道德滑坡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滋长……这都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例如，在学校中教育学生举止要文明，遵守社会公德，但社会上乱扔乱抛、随意采摘践踏花草、乱闯红灯、随地吐痰等不文明现象普遍存在……这种理论学习和社会认知的冲突使学生陷入了矛盾、怀疑之中，感到十分的迷惘。用学生自己的话说：现在真不知该怎么做了。
2.网络媒体不良信息的影响。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影响着学生，但网络是把“双刃剑”，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分，在让学生学到知识、开阔视野的同时，也会给学生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调查显示，50%左右的学生上网主要是玩电脑网络游戏。网络游戏很容易让学生上瘾，如果沉迷其中，不仅荒废了学业、损害身体，而且还会产生心理问题，由此引发许多家庭危机和社会问题，甚至导致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
3.教育体制的弊端。学校教育力不从心。对品德、心理极差的学生，既不能打骂又不能开除。殊不知说教的力量是有限的，一味地说教不起任何作用，社会文明步伐加快，而国家在教育管理方面的措施还有一定的滞后性，以至于在教育管理方面出现了漏洞，导致社会丑恶的行为在品质差的学生身上再度出现。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学校学生见了老师都能问好，出了校门就“变脸”装作没看见，并且言谈举止极不文明。当今教育教书与育人脱节，轻德育重智育。
4.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如今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家长过渡地溺爱、放纵、包庇、偏袒现象突出，孩子要什么给什么。本来给孩子配上手机主要是和孩子联系起来方便，可是孩子们在手机上聊天、玩游戏，白天玩不够，晚上也躲在被窝里通宵地玩。对于孩子们上网，很多家庭也没有限制，导致孩子夜以继日地玩，影响学业、影响身体，更影响了健康心理的形成。少数家长本身素质低下，更谈不上家庭对子女的良好影响与教育。
5.学生自身的问题。极少数学生是非观念淡薄，美丑善恶不分，他们不但不崇尚真善美，反而以假恶丑为荣耀。极少数学生甘当校外不法少年的“帮凶”，到校敲诈自己的同学就是明显的事例。
由于学生自身、社会、学校、家庭诸因素的影响，导致“5+2=0”现象的发生，并成为社会普遍现象，这是学校德育教育的难题。
三、“5+2=0”现象的对策
任何社会现象从一开始出现，就注定有它解决的办法，“5+2=0”现象虽短时间内很难根治，但作为一名基础教育工作者，在已有的条件下进行必要的努力，在局部范围内效果应该是显著的。
1.重视学校德育、心理教育，关心学生的成长过程。学校开设心理课，研究探讨学生心理，多与学生沟通交流，防微杜渐，勿以小而乱大；建立学生心理辅导室，对于心理问题严重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根据学生年龄，个性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组织学生过有意义的双休日，使5天的学校教育内容在双休日得以延伸，同时也能丰富补充学校教育的内涵，达到“5+2=7”甚至大于7的教育效果。
2.规范媒体宣传，清除文化垃圾。文化执法部门要加强对出版物的监控，杜绝黄、赌、毒报刊流入市场，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要对“三室两厅”和网吧进行清理整顿，广播要多做正面宣传，树立青少年的学习典范。
社会心理学现象篇6
一、“圣贤气象”的形成
“圣贤气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伦理命题，其形成经历了长期的积淀和凝炼过程，从而成为传统文人所恪守的道德信条和价值理念。
（一）酝酿时期：先秦儒学奠定道德基础
“圣贤气象”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早期中国文化由“图腾崇拜”转向“圣贤崇拜”的贤人思想中。“圣贤崇拜”也为后世儒学阐述“圣贤气象”的具体内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先秦儒学所赞赏的“圣人风骨”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如“孟子称性善，言必称尧舜”，体现出先秦儒学的道德政治诉求和寻求社会变革的美好希冀。另外，先秦儒学提倡的“君子人格”也对“圣贤气象”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孔子所向往的理想人格，有‘圣人’‘贤人’‘志士’‘仁人’‘君子’等。”[1]而“君子人格”是达到“圣贤境界”的前提条件。这是由于圣人与贤人只有极少数人通过后天努力才能实现，而“君子人格”具有更强的现实性，普通大众均可通过自我提升达到这一境界，即具有重义轻利、明是非、慎己行的品行与操守，这为后来的“圣贤气象”奠定了现实基础。
（二）阐发时期：汉唐儒学探寻发展路径
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汉代儒学不断融合黄老道家、阴阳学等多种思想，唐代儒学则更具融合与多元色彩，进一步探索具体的圣人观与为圣路径。董仲舒“将人分为三等，即‘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与‘中民之性’，认为只有中民之性才可以被称为性……中民如果成善，则必须教化。无王教，则质朴不能善。”[2]董仲舒的思想实质上赋予了圣人以“神”的地位和身份，但“为圣之道”其实并不可为。而王充则明确圣人只能学而知之，即为圣在于进学。唐代儒学的圣人观在汉代儒学的基础上，在“以气论圣”与“以心论圣”的为圣之法的讨论中进一步展开。“以气论圣”是指圣人承载天命的地位，而“以心论圣”则强调修养道德的意义，强调“心本论”是为圣的最终进路。总之，汉唐儒学对“圣贤气象”具体内涵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宋明理学的系统论述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成熟时期：宋明理学明确内涵标准
在儒学的发展中，宋明理学从“希贤希圣”传统思想中逐渐探求到了“圣贤气象”的实质。宋代以后，“气象”一词被“用来临摹物态人情、探究性命道德、反映文体特征”[3]。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等人重点研究了圣人与“气”的内涵P系，如周敦颐将崇尚古代圣贤、学习效仿圣人言行的思想传统系统总结为“希贤希圣”；朱熹系统界定了“圣贤气象”的内涵，朱熹及二程均将此作为士大夫的最低行为标准与典范楷模，进而总结开创了由承袭礼法、纠察自身、内在反省、效仿作为等构成的修身模式与内涵标准；王守仁、陆九渊等明代心学大师则重点探究了其进修路径，指明了到达“本心”与“良知”的具体方向。之后，“圣贤气象”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形塑自身气质形象的标准，最终形成了社会阶层的良性上升与优势流动。
二、“圣贤气象”的基本精神
“圣贤气象”的基本精神有以下几点：
（一）心境平和
心境平和的实质是一种有限的心境感悟与无限的外部意识相统一的过程，是过程的平静之气与结果的坦然之心相承接的过程，是指贤达之人能够处事不乱、宠辱不惊，强调弱功利之心、求平常之性。这一精神境界在“圣贤气象”形成的不同时期得到了不同的贯彻，如唐代儒学继承了佛学的“禅”与黄老道家“消极无为”的思想，共同构成了文人士大夫的本心与知性，这也成为宋儒“格物致知”“本心求理”的重要前提，目的在于心性养成，追求“内圣”境界从而彰显“外王”的气质，如程颐的“正心诚意”、陆九渊的“本心”思想等。
（二）率性自我
率性即依顺本心与秉性，率性自我就是展现自我的本真精神、不虚伪，强调自我意识与个体的独立性，是“圣贤气象”具体内涵中保持文人正直操守、德行品格的支撑理念。率性自我的精神更反映出一种有所为且有所不为的自律意识，注重发现与思考问题的排他性，以此培养个人修养与国家、社会意识。宋明理学对于“知”与“性”的认知要求极高，要求士大夫不能受外在物欲和权威的干扰，保持修养身心、治学问道和为官从政的清白性与真实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本心警示的作用。
（三）超凡脱俗
超凡脱俗主要表现为两种维度，一是注重培养文人淡泊名利的思想意趣，即远离世俗纷扰，自我守静；二是强调脱俗后的自然一体和万物一体的意识，主要表现为圣人观层面的互通关系问题。圣人强调自然而然的万物一体意识，如《中庸・治国》中“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而“贤人”则需后天修炼养气后达到与自然的统一，即思而后得，勉而后中，因而二者中和便是文人独立于世、与自然一体的最高境界，也是“圣贤气象”的重要价值标准。
（四）家国意识
从根本上看，家国意识强调一种重视社会责任、培育现实忧患意识的胸襟与情怀。先秦儒家一直倡导这种社会担当精神，如曾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和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思想，宋明理学受当时国家、社会危机的影响，很好地继承并光大了这一精神，对后世如文天祥、袁崇焕等诸多士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家国意识更强调为国尽忠、为民请命的圣贤风骨与义士情怀，是保障民族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民族精神支柱。
三、“圣贤气象”的内在特质
从上述“圣贤气象”的基本精神和具体内涵分析中可以看出，“圣贤气象”囊括了多种道德文化元素，如求道、尚德、循礼等，从而形成了明显的内在特质。
（一）道德特质
“圣贤气象”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提升士大夫阶层的道德素质，从而提升其社会意识与家国责任感。为此儒学尤为强调道德认知，提出了“求知”“求道”与“循道”的三重境界，如朱熹提出“穷极知识”，即通过积累知识以明确道德，丰富学识内涵以培育品德操守。在此基础上还要求重视礼仪教化，培养求真意识，这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宋代末期士大夫对社会道德滑坡、伦理失衡、纸醉金迷现状及误国文人的批判中。可见，“圣贤气象”以士大夫重视自身道德为前提，进而将良好的道德素质推己及人，以求对社会民众产生积极影响。
（二）心理特质
从心理上看，追求“圣贤气象”的过程就是发自本心、自我锤炼的形塑过程，是尽心、去私欲、求知动态过程的统一。理学家们认为普通的中性之人只要做到尽心、知性、循道就是成圣的途径，正如陆王心学倡导的“发明本心”和“致良知”等具体方式，均是从“心道”的理学角度阐述“圣贤气象”，凸显自本心追求“圣贤气质”，进而相互转化的心理过程。
（三）审美特质
理学家认为“圣贤境界”是内在涵养与外在表象互通形成的统一美学境界，成为继“魏晋风骨”与“士大夫精神”之后，对中国古代文人固有情怀与人格之美的集中继承与意蕴展示，更是“从审美意识所理解的‘万物一体’境界，这种境界既是道德的，又是美学的……它融理性与情感为一体，以主观体验为主要特征，审美主体和美感对象合二为一，进入物我一体，内外无别的美感境界，超出了性体的限制，深入到美的本质，因此，才有最大的精神愉快。”[4]
四、“圣贤气象”的现代启示
最后，“圣贤气象”虽为传统社会的修身标准，但其倡导的治学理念与道德标准、追求的浩然正气与历史道义、提倡的圣贤涵养素质等在今天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一）在物质追求中不失道德标准
“圣贤气象”不失道德本心的道德特质在商品经济繁荣与物欲横流的时代，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如王守仁O为倡导“德”在规范社会礼仪中的重要性，“明德”就是人心之本性，王守仁称之为“良知”。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做圣人的潜能，需要做的只是遵从良知的指示并付诸于实践，而良知的根本就是“善性”与“道德”。
从当代中国的视角看，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在极大丰富民众物质资料生活的同时也在拷问着国人的道德素质。物质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思潮出现盲目化、极端化和拜金化的倾向，部分社会群体过于追求经济利益，却忽视了道德文化素质的同步性，社会的道德观、义利观等教育存在滞后问题，由此引发的负面效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社会进步与混淆公众道德认知的重要因素，因而有必要从“圣贤气象”观念中汲取营养，保持重义轻利、尊师敬道、以德服众、严于律己的德行与积极正确的心态，时刻遵守本心的善性道德，克服唯物质主义的错误倾向。此外，更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不断将“圣贤气象”的优秀内涵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不迷失在物质社会中。
（二）在世俗社会中保持豁达心态
另外，“圣贤气象”独特的心理气质也对现代人很有启发意义。当代社会浮躁、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越来越突出，而“圣贤气象”所保持的“静”“达”“通”“敬”等观念对于舒缓人们的心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圣贤气象”要求坚持以知养性的精神和态度，时刻保持正直操守与豁达心态，如周敦颐认为“为圣之道”就应“主静”，即“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仁、义、理、智、信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程颢认为“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并指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可见，“‘敬’其实亦可看作程颐所追求的一种境界。”[5]
反观现实，不难发现有些人存有缺乏守静恬淡与安贫乐道的社会心态，这种现象固然与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陡增和市民社会的世俗化等原因密切相关，但更多与自身修养和平静的心态有关，因而“圣贤气象”的精神仍值得当今民众思考和效仿，使自己在忙碌的社会竞争中放平心态，以达到处变不惊、遇事不乱的超人境界。
（三）在大众消费中体现审美情趣
最后，“圣贤气象”生发出的美学意义也值得当今社会借鉴思考。理学家们倡导的审美情趣是以知性为基础的表里合一的气度，是由内而外充实丰富的一种圣贤人格，更是内在美学的魅力彰显，对当今大众的审美观整合具有较大启发。这种道德境界与审美境界是相通的，如“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即道德的本体与美学的实质内涵是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而二者转化的方式在于“致知”与“用敬”，就是要知道存在于外界和自我本性中的理，利用见性和顿悟之法方能成圣人，进而感悟道体的内涵之美。
近年来，在互联网时代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社会上一度出现了娱乐审美、审丑之美等不良价值观，而网络审美价值观的多元化在促进艺术交融的同时也产生了多种不良误导和暗示，使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出现了畸形发展的倾向，因而明确何为真正之“美”意义重大。“圣贤气象”追求的就是一种真正的美，即内涵之美、道德之美与知识之美，是从内向外散发的灵魂与心灵之美，这对当代积极弘扬正确的美学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通过上述对“圣贤气象”这一传统命题的深入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其内在价值对当代中华文化建设，特别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我们需要不断挖掘，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
参考文献：
[1]迟成勇.论孔子君子人格的道德意蕴及其现实价值[J].理论与现代化，2007（5）：102―107.
[2]沈顺福.从半神到人到神：儒家圣人观的演变[J].江西社会科学，2013（12）：21―27.
[3]王培友.论两宋理学“气象”蕴含及其诗品性格[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