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的理论范例(3篇)
新闻传播的理论范文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forEducationi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communication，UniversityofNorth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R.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转贴于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新闻传播的理论范文篇2
【关键词】女性主义方法论新闻传播学应用
女性主义理论在被引入到新闻传播学领域后，多年来在众多学者的关注下，也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面临一些尴尬困境，需要更多的新闻传播界的理论学者予以关注，以期这一理论在新闻传播学中得到更好的应用，从而促使大众传播媒介能够大放异彩。
一、女性主义研究综述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社会思潮，发源于十八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强调女性针对男性而言的专有权；中期突出两性差异；后期反抗本质主义的规定。在这三个发展历史进程中，女性努力寻找自身的发展空间，争取准确的自我定位。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开始追求两性平等，开始冲破家庭的束缚，争取在外界得到自我肯定，寻找自身的准确定位，从而推动了女性主义理论的蓬勃发展。
女性主义源头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达斐尔特与我国孔子的教育思想类似，他也指明了教育对象的有教无类，认为应该不论贵贱，抛开性别，人人都可以入学进行学习，并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这种办学思想和方式的传播使得接受教育的女性开始增多，并将更多的思维启蒙意识传给更多的人。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妇女首先举起了争取妇女人权、反抗社会压迫的大旗。
18世纪至19世纪初，女性主义的目标是争取和男性相同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受教育权以及工作的权利，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越来越多国家的女性获得了与男性相同的参政权利，随之而来的是女性教育的广泛展开以及女性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20世纪中期，女性主义进入到了实质性的发展阶段，从表面的争取权利平等进入到了批判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的阶段，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觉醒。这一时期，女性主义逐渐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反对男性主义浓厚的政治话语权，并走进了西方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形成规模。
1978年，美国传播女学者盖尔·塔奇曼与他人合著的论文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出版，这是“性别与传播”研究史上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标志着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正式成立。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界，由于起步较晚，加之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对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对西方成果的直接借鉴。1995年出版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第3期中系列地刊出了一批女性主义研究文章，这几篇国外女权主义者的文章仅仅描绘了她们国家的媒介与妇女关系的情形。而我国学者重点讨论的是媒介使用的性别差异和传播权与妇女人权等问题。
我国的新闻传播学者结合外国的研究思路，对女性主义开始了自己的本土化研究，在《新闻传播的文化批评》一书中，鲍海波教授对当今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对女性的定位及关注进行了研究，她认为女性在新闻传播中出现三重缺席：1、新闻传播主体的女性缺席，即女性话语权的缺失；2、新闻内容中的女性缺席，即对女性的报道极少；3、新闻受众的女性缺席，例如女性看电视大多是看电视剧、家居、美食及电视购物等节目。
二、女性主义理论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
在我国，本土化的女性主义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于传统文学和大众电影的研究领域，但并未引入到传统媒介当中，这样也就未能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尽管那时女性主义和传播学都已在中国生根发芽，但二者的真正结合却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推动下的结果。1997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承担了国家一项重要课题“媒介中的女性形象”，主要研究项目是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自此大力推动了女性主义理论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
女性主义思潮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相结合，是媒介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大众文化远离意识形态，摒弃严肃、神圣、深刻等意义，消解价值、消解意义，追逐平面化、零散化和享乐化，关注当下、关注个体的特性，恰到好处地迎合了从计划经济来的中国人的精神需求，也缓解了他们身处现代工业社会的生存压力，因而它倍受人们青睐。于是，以娱乐性、商业性、消费性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的流行就成为顺应潮流的事。
目前，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一种是沿袭了女性主义研究的传统批判思路，认为当今的媒介中尽管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但它们并未展示出真实的女性生活，由男权掌控的媒介所塑造出的女性形象充满了不经意的理解偏差；另一种则认为在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新闻传播已经出现了“女性化”的表象，但它所掩盖的却是更加隐蔽的性别不平等的实质。这两种观点视角不同，却都反映出社会性别的差异和话语权的掌控是新闻传播活动中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和根本实质。
女性主义鲜明地表现出它对大众传媒中展现出的性别成规（stereotype）的批判态度。比较常见的包括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媒介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肥皂剧（电视连续剧）及MTV中的女性形象分析等。实际上，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是一种文本分析，它较多的采用了文学批评中典型形象分析的方法，从性别权力的结构观点出发，对大众传媒中所表现出的与女性有着特殊关系的文本加以分析、归纳，从中观照女性在社会中所处的独特位置，并探寻构成这种文本的内在机制。
表面上看，女性人物和女性话题在媒介报道中频繁出现，占尽风头，但进入到社会文化层面分析，在西方新闻报道中出现最多的女性基本是“刑事案件和灾难性的受害者、某位重要男性的亲属、娱乐界或体育界的明星”，这三类女性的定位都是以男性为坐标，处处体现出男性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这种“女性化”的真相“实际上是女性在媒介中被边缘化和私人化，并在男性视域里受到更大的文化贬抑”。正如研究者刘伯红所说：“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大量成为新的卖点（女性形象的商业化）以及色情暴力作
品中女性形象的扭曲反映，就是这种深刻的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同时，对色情暴力作品的讨论和在这些问题上的女性主义呼声，也可能预示着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①
受众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客体，对受众的研究是新闻传播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者认为，我国的新闻受众中存在女性受众缺席现象。女性受众缺席的原因：一是“产品少”，即新闻报道中的女性缺席，主要表现为女性在新闻报道中的比例很少，新闻报道中存在着对女性角色和定型的不均衡描述；二是“工人少、领导少”，即新闻生产部门中的女性缺席。包括新闻媒介中的女性从业人员少，领导层中的女性更少，控制者大都是男性，女性在生产部门的缺席间接导致了受众中的女性缺席；三是“关注少”，即传统文化中女性缺席是受众中女性缺席的深层原因。我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导致女性整体素质较低，对女性的关注和认识都存在一定的偏颇，家庭中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女性没有接受能力和接受时间，导致女性受众的缺席。②
三、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景与不足
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前景十分广阔。但在发展中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深度不够。由于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种从西方引入的理论，我国学者在研究过程当中多受拘泥，对这一理论多是集中在表面上的一些研究，没有从实质方面进行更进一步地深入与探讨。理论家将这一理论引入到新闻传播学领域后，深度挖掘也是不够。在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研究者的研究著作大为可观，但在新闻传播学领域，能够将女性主义理论应用到新闻传播学中的研究著作确实少之又少。原因除自身缺乏创新性以外，还有对国外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动态缺乏关注，缺乏对国外最新理论的借鉴。
第二，研究领域比较狭窄。目前，国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面比较窄，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女权主义流派各自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的介绍，同时在实证研究方面，一方面介绍西方女权主义的文本分析样本和实证研究样本，另一方面运用西方理论开展国内的文本分析和实证调查研究。由此说来，国内关于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领域面比较狭窄，仍需进一步拓宽。
第三，本土化色彩淡薄。由于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从西方引入的，“拿”到中国后，不免带有西方浓厚的文化色彩，而中国实质上的本土色彩意识淡薄，没有能够很好和中国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在引入西方理论的同时，更好的消化和吸收则是最重要的问题。
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女性主义理论仍有不足，但其前景仍是十分广阔的。尤其是现在，女性主义方法论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已是越来越广泛。众多的研究者已开始意识到这一理论的重要性，并在这一领域开始了新的研究，研究内容除女权主义研究外，还涉及到了社会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新的内容。正是因为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引入，才使得新闻传播学中的发展更为广阔，才会使新闻报道中女性与男性达到一个质的平衡。使得报道中女性的角色不仅局限于家庭、消费及男性背后的领域，更多的应该涉及女性自身的独立发展。
女性主义理论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必将越来越重要，这不仅会推动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同时也将推动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使女性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参考文献
新闻传播的理论范文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意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出，“实践是一切理论的来源，而理论的完善与发展是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来完成的”，新闻传播理论也是如此。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是长期的，新闻传播理论也应当不断的创新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与世界发展水平接轨，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但是在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竞争能力的关键影响因素的环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对我国整体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其理论的建构更是至关重要。
1、满足新闻传播理论的创新需求
在17世纪发展时期中，全球首部有关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德国新闻事业史》（普尔兹，1845年）出版打开了新闻学研究发展的大门，而之后出版的《舆论学》（李普曼，1922年）则意味着新闻学的初期形成。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主义新闻理念也由此产生，并逐渐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党报基础理论。在20世纪初期，欧洲、美洲地?^国家对传播学开始了针对性研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播学获得了较大的进步与发展。
纵观新闻传播理论的近百年发展历史，我们能够发现，尽管理论在划分与阐述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不论是四种基础理论，还是改进的五种基础理论，都是结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个体系进行的，其中的主要问题就是与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不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的发展比较完善，而且逐渐显现出“西方化”的发展趋势，虽然对社会主义理论在学术界中地位持有承认的态度，但是其抨击表现的也比较明显，尤其是目前理论中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且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在时代中的新发展。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功，因此，应当加强对理论基础以提升自信，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作为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2、满足中国国情的发展需求
针对我国发展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论实践还是发展的理论都具备一定的全新性，一方面遵循了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特色，因此，为了能够满足中国国情的发展需求，对新闻传播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党报的基础理论与共产党基本原则，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要求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充分展现思想与实践的统一作用，进一步牢固意识形态。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引起了其他各个国家的高度关注，风险在逐渐的增加，这就要求对新闻背后的信息有充分的认识与有力的掌控。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大部分问题并不是一次可以彻底解决的，这就需要新闻传播在舆论方面进行合理的引导，缓解社会群众的情绪并改善矛盾。同时，中国也是一个不断改革的发展国家，而这就要求新闻传播正确的指导社会的思想潮流，在多元化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谋取共识并掌握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强大的团结力量。此外，中国还是有着多个民族的统一化国家，这同样要求新闻传播将各个民族之间和谐的连接起来，促进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共同发展，进一步贯彻民族自治与国家民族管理、宗教信仰自由等多个方面的政策。我们要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让世界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同样深入的了解中国民族是一个多么优秀的民族。
3、满足传媒舆论的改革需求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快速渗透，新闻传播发展的格局与秩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在媒体平台的竞争方面，微信、新浪微博等极具代表性的新兴媒体平台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新闻传播格局的创新，以往媒体的发展时代已经完全改变了。
从新闻传播的发展改革历史进程分析，新闻传播的主体从媒体单位的单一化到专业化传播逐渐转变成人人都可参与的大众化传播，而传播方式也从党政指导转变成集体参与，传播范围也突破了传统新闻传播的局限性，向全球范围展开快速的传播，拉近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距离。此外，按照新闻传播的舆论方向展开分析，在我国网络平台上舆论的生成速度有了极大的提升，尤其表现在对社会公共危机的新闻传播上，许多正面代表的人事物都受到了互联网的文化的抨击，甚至是恶搞。而在全球范围中，互联网阵地竞争局势日益激烈，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优势，加大了互联网干涉主义的推行力度，同时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渗透。由此可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两面性，不仅给新闻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样也带来了难度更大的风险。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应当注重互联网的发展秩序，从而满足新闻传播的发展需求。
4、满足新闻传播实践问题的改善需求
与新闻传播学的实践发展相比，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存在一定滞后性，特别表现在高等院校中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理论的基本内容上，无法实现教材之间连通。新闻传播理论的构建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实践作为分析目标，同时将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与实践方式作为手段，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相结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进行系统化研究。
此外，新闻机构对公众的传播影响力要思考如何提升，部分党报、党刊、电台以及卫视等平台在推广与传播的方式上依然存在一定的传统性，新闻传播是通过信息管理、会议记录管理、通信管理作为主要管理内容，内外的宣传要注意其中的差异，我国新闻传播的整体实力并不理想，同样话语权也不强，在对效益方面的管理能力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新闻传播优秀人才团队的政治素质也亟待提升，部分新闻人对新闻传播制度存在怀疑或者是反对的态度。由此可知，目前在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过程中还存在一定问题，而通过实践解决问题以及应对新出现的问题，都需要理论的建构与创新来完成。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
1、理论来源
（1）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伊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发展的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构中的组成之一，同样也是重要的指导基础。从理论主题上进行分析，目前我国的发展主题就是始终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新闻传播理论要进一步研究的主题；从核心理论上来说，改革开放的发展是对理论实现进一步的完善，恢复思想的自由，结合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与解决，同时追随时代的发展脚步，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核心内容。从理论原则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治国以及执政为民，而当明确解决问题的对象自然就形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有效解决标准以及推动力等方面的问题，而这也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体现出来的价值。从理论基础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的，基于此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绝不随意承诺、绝不夸张能力，国内各个行业的发展也是这样，特别是新闻传播行业的发展。在新闻传播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我国会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逐渐完善，并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2）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理念。马克思的新闻理念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的特点、以及对革命活动的影响，同样也指出了新闻传播人员在政治素质、思想道德以及新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与观点。
列宁同志通过报刊的创办来推动建党与建国的革命实践活动，并形成了党报基础理论。我国以伟大主席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上实现了中国特色化，并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而新闻的指导思想也形成了由党政管理党报与党刊。
为了能够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我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中展开有针对性的党的工作，并提出了合理的新闻传播发展思想，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思想中心论，或者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四议论，又或者是胡锦涛同志提出三贴近思想原则，都在一定深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发展。目前，主席提出，我国发展战略要将“两个巩固”当作首要任务，高度重视网络舆论的发展方向，落实党的思想工作，让群众清楚的了解中国故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全新发展路线。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在解析与了解群众生活方面有了坚实的思想指导，同样也给新闻传播的发展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思想工具。
（3）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播实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上的显著特点就是内生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新闻传播在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面提供了良好服务，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获得优异成绩的同时，还总结出一定的发展规律。
由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建设发展战略的指导新思想上的转移，新闻机构一改“左倾”思想，为了深入实现思想解放的发展方针，我们首先要解放自己的思想，给改革开放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让新闻传播成为其发展的核心力量。
重视结合思想宣传教育与网络服务、正面思想的宣传和舆论走向监管，才能够从根本上推动国内外舆论传播的发展，实现从国内发展到国外，从封闭到半封闭再到开放发展趋势的转变，而新闻传播的主要责任就是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并合理引导社会舆论，以及提升国际新闻传播的发展能力。新闻传播的全面管理从机构以及公司化管理转变成价值的提升管理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加强管理，而正是群众共同的智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
（4）文化基础――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经5000年的积累，博大精深且老而弥坚，优秀的文化中包含了哲学思想、道德理念、教育经验以及人文精神等多种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闻传播理论的多个方面。在意识理论上，我国“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精神，以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责任精神，又或者是宏观与微观的逻辑思考方式，都对新闻传播理论中价值观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我们可以从对大局以及长期发展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感受到，同样，也能够从相同的视角上出发对新闻事件的光明性由更深层次分析上体现出来，解决方式上采取了辩证施策的方式。
从基本内容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诚信哲学思想以及利益观念，都丰富了新闻传播理论，使其在分析事件的时候保持中立态度，不偏不倚不虚妄，将公众利益与责任作为基本原则。
2、理论框架
（1）新闻传播的特性。从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我们能够知道新闻传播不仅具备了本源的真实性，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意识形态，这就表现出在客观性基础上的?^念倾向性，简单来说就政治思想与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出，“不论是在哪个时期中，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占据统治地位，并支配社会物质的生产，同样也管理精神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中国共产党全面发展的组成部分之一，对社会精神的形成与群众的思想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
（2）新闻传播体系。新闻传播的发展是在特定的社会管理环境下展开的，国家政治机制对新闻传播的体系有着决定性作用。在西方国家中，尽管是倡导独立化媒体的新闻传播体系，但实际上，并不是全面的媒体平台都是自行管理的，而是被一些财团或者是报系所掌控。在我国有着特色的新闻传播体系与管理方式，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报的基本原则，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础，同样也给政治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此外，加强了新闻传播的社会责任，在新闻传播的发展中，我国实行了公有制政策，各个机构要有机结合属性与效益，对新闻的义和利、经济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存在关系进行正确的处理。
（3）新闻传播的目标。受众是新闻传播的主体，也是活动的参与者，对传播内容做出一定的反馈，同样也是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基本内容的形成与时间渠道的调整，都是为了能够把新闻事件让受众快速了解。与西方国家新闻传播将受众当作本位的模式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中是将传播者当做本位，要对受众心理进行分析，能够承担起社会的共同责任，正确引导社会的舆论走向，同时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我国新闻传播的工作方向要坚持以群众作为核心，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原则，给群众提供服务才是新闻传播的目标，重视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坚持结合党性与群众性。此外，重视还原群众生活的真实性，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念提出的“三贴近”理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以及贴近群众），从而发现新闻事件的内涵，让群众全面认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