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研究范例(3篇)

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篇1

女性主义也称“女权主义”，是指为结束性别歧视和压迫，促进男女阶层平等而兴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发轫于文艺复兴时代。这一时期部分学校放宽入学条件，学生无论贵贱、男女均可接受教育。随着受过教育的妇女越来越多，女性政治诉求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1791年，法国大革命的妇女领袖奥兰普·德顾热发表了《女权宣言》，此事件成为女性主义运动真正开端。之后，女性主义共迎来了两次不同主题的运动高潮。第一次运动高潮发生于18至19世纪初，女性主义运动主要要求获得与男性同等的选举权等政治权利。20世纪中叶，女性进一步觉醒，推动第二次高潮的到来。运动从争取权利平等的浅层斗争转向抨击性别歧视和男权主义的深层次斗争，推动了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女性主义慢慢扭转单纯的反对男性霸权的传统政治腔调，作为专门的课题进入西方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此后，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和理论视野的研究渐成规模，其内容逐渐融入到社会学科的不同领域，走上了多元发展的道路。

二、女性主义与新闻传播学的“联姻”

1977年，西方杂志《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将“女性”归入到了“少数群体”这一年度索引词汇，开启了“女性与传播”的话题讨论。次年由美国著名女传播学者Tuchman与他人合著的论文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面世，开创了“性别与传播”研究的先河，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正式诞生。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我国，但它并没有在新闻传播学界成气候。直至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人们才开始用女性主义的思维和眼光审视媒介传播。此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在我国遍地生花。

三、女性主义在我国新闻传播中的应用现状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既保留了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框架，又继承了女性主义的批判传统。我国学者从新闻传播学的“传者”“信息内容”“受众”三个领域出发，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关注点相应的聚焦在女性传者、媒介内容和女性受众这三个方面。

1、传者:女性从业人员在媒体中处弱势

长期以来，男性一直在我国媒体行业占据绝对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媒体中男性从业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女性，二是媒介机构的决策权大都掌握在男性手中。从从业人数上看，新时期以来，尽管投身传媒事业的女性人数日益增长，也只是占到总人数近四成的比例。据《中国女性新闻采编人员人力资源数据简况》显示，2007年，中国新闻媒体女性从业人数占总数的37.8%，广播电视行业略高，占40%。①从决策层来看，媒体机构中的上层管理者也以男性为主，中高级决策人员分别占到了90.4%和95.6%，女性的领导权不到10%。以央视春晚导演为例，尽管哈文已经分别于2012年、2013年和2015年三度担当总导演，但从春晚历年来的指导人次来看，男性仍然把持着春晚的操控权。根据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男性从业人员在我国媒体中占大多数，控制着媒介视角和话语权，女性作为少数，在媒介产品生产过程中，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很少得到表达和认可。在有不同主张时，不得不屈从男性主流的看法或保持沉默，从而在无奈或集体无意识中丧失女性话语权。可见，在我国新闻传播机构中，女性普遍处于弱势地位。

2、媒介内容：局限的女性形象

解读媒介文本编码的女性形象，是研究女性主义媒介传播内容的主要方向。现实媒介传播中，女性形象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忽略女性形象；二是扭曲、贬抑女性形象；三是将女性形象作为男性的附庸呈现。（1）女性形象的缺失。在男性掌握着媒介核心资源的当下，女性通常被放逐在话语权力的边缘或被排斥在外，其形象得不到显示。以新闻报道为例，一项针对我国主流报刊的统计调查发现，男性新闻人物出现的频次、被引用的频度等都大大超过女性，是绝对多数的主角。在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八成多，女性不到两成。央视2015年春晚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由王丽坤等女演员呈现的“四大美女”节目在彩排最后一环被拿下，令演员和网友无不遗憾；而在除夕夜，《中华好儿孙》歌曲主唱的“硬汉形象”受足了媒体追捧。（2）女性形象普遍遭到“贬抑”。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认为，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持有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这种观念和印象称之为“刻板成见”，它通常伴随着人们的价值评价和好恶感情。大众传播对“刻板成见”塑造的力量是强大的。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角度出发，当前，刻板成见困境中的女性形象普遍遭到贬抑。如今年的春晚小品中出现了“剩女”“卖女儿”“捐闺女给大学生”“女领导主要工作就是睡觉”等贬损女性形象的笑点，无形中给受众留下了女性“靠潜规则上位”“不务正业”等的印象。（3）女性形象被定义为男性附庸。当前我国媒介传播的信息中，仍多把女性形象局限在家庭关系和环境中，按照传统的观念被定义为男性的附庸。如本届春晚总导演哈文因其女性身份而备受关注，在诸多报道中，不乏见到这些贴在哈文身上的标签：“春晚背后的女人③”“李咏妻子”“法图麦妈妈”等。再如节目《高手在民间》中出现了身着围裙和佩戴套袖的女性草根明星，其形象就被明显地框定在了家庭中。即使家庭主妇、全职妈妈等草根在春晚的演唱中展现了“女性化”的表面现象，背后却隐藏了“男性附庸”这样不平等的实质。

3、受众研究：女性新闻受众缺失

2000年北师大艺术系影视专业的学生以“青年女性与娱乐节目的关系”为主题，对北京地区的年轻女性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我国新闻受众中存在女性受众缺失的现象。例如女性受众收看的内容集中在肥皂剧、电视购物、美食和居家生活技巧等节目上，注重媒介的娱乐功能；而男性则更多地关注社会新闻和实用信息，是新闻受众的主要部分。再如在2015年春晚小品《喜乐街》中，当手拿遥控器的贾玲被问到“看什么”的时候，她的回答是“喜乐街”——一档即兴的娱乐节目；小品中被多次提到的“女汉子”参加的《爸爸去哪儿吃》《谢天谢地吃来了》《奔跑吧，吃货》》等都是娱乐节目。可见女性受众倾向的内容与男性聚焦的精英文化相去甚远。

四、走出女性主义传播的困境

1、增强女性话语权

数据显示，我国媒体机构中，女性从业者占少数且在领导决策层的人数也微乎其微。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为女性提供公平的就职机会。首先，媒体机构需要打破用人机制，平等地吸收女性工作者，增加传播女性传播主体的人数。其次，媒体机构也需构建科学的、可预期的晋升通道，以能力作为提拔依据，选取有能力、有思想、有胆识的女性作为管理者进入领导团队，从决策层强化女性话语权。

2、增强女性意识，破除刻板印象

当前，我国媒体传播的内容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媒介内容常常从同情女性、鼓励妇女等男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制作和传播，浓墨重彩的打造男性视角下的传统女性形象，甚至热衷于女性性感身体的叙事。这种传播环境下，很少有人能公正的看待性别问题，女性形象易被置于刻板成见和符号贬损的尴尬境地。因此，媒介传播主体必须增强女性意识，不再将女性作为欲望叙事、性感传播和消费对象④，向受众展现真实、全面客观的女性形象。

3、提升受众媒介素养，充分发挥媒介价值

媒介素养不高是致使我国女性受众在新闻受众中缺失的重要原因。长久以来，我国女性一直以家庭事务作为生活重心，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时间有限，因而在获取、理解和传输信息等方面的表现难以达到男性同等水平，所以更倾向选择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娱乐消闲节目，对新闻内容的热情度不高。为此，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大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女性享用新闻传播资源的能力，使她们能够充分利用媒介完善自身，共同参与社会的建设和进步。

五、结语

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

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

概括起来，此次年会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入选论文、老师点评：视野丰富、严谨精彩

本次年会的特点之一为参与面广，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120余篇论文投稿，经过专家匿名评审，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10余所大学的40多篇论文入选。这些论文在年会宣读发表后，又经专家再度评审，产生了《竞选网站：美国总统大选的新阵地--试析其传播功能及对选举传播的影响》、《新闻职业化的萌芽--再读黄远生的新闻事件和新闻思想》、《新闻报道对房地产价格影响实证研究--以〈新民晚报〉房产新闻报道为例》、《试论都市报的主流化--兼评〈南方都市报的转型〉》等十篇优秀论文。

在两天的论文分组讨论上，代表们围绕大众传媒与和谐社会、新闻从业人员与媒介素养、媒介政策法规与传媒市场、电视新闻与视觉传播、媒介新技术与新媒体、等"热"话题发表"冷"思考。论文视野很广，从贾樟柯的艺术电影到博客；从海德格尔传播思想到媒体集团的经营之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和新闻学院的老师们一起进行着学术探讨之旅。新闻学院李良荣、殷晓蓉等诸多教授担任点评嘉宾。老师们对论文的内容和规范性进行了严谨而热情的点评，给予大家很大启发。大师们不约而同地提出：研究生搞研究不要太宏观，从个案做起是展开研究比较好的视角，太宏观反而容易“平平过”；同时，一定要提出矛盾、提出问题，因为针对假问题、空问题的研究是没有办法深入下去，也是没有学术价值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继去年举办题为“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的Panel之后，本次年会再度举办了“交流视域中的符号互动论”Panel。Panel的组员都是新闻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他们精心准备的PPT以及黄旦教授的精彩点评，让现场座无虚席。

在11月6日下午举行的闭幕式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总结了本次年会论文的特点：首先是选题比较多样，焦点是新闻报道内容的分析，博客、网络等技术性问题也受到了较多关注；其次研究的方法除了以往常用的文献分析、个案研究、内容分析以外，还有一些调查，比如说对赣南农村的分析，对青浦农村的调查，对大学生娱乐动机的调查等；最后通过论文，可以看出研究生同学是不断努力，争取达到学术上的规范。以上三点都是可喜的现象。

二、业内动态、学界新得：妙语连珠、相得益彰

本届年会邀请了许多业界、学界的嘉宾，充分体现了复旦新闻学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的好风气。

开幕式上，百度公司副总裁梁冬、《南华早报》编辑总监柯林（ColinKerr）、《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任天阳、新闻学院广告系主任程士安教授等，分别就搜索引擎改变传播格局、怎样规划独特的新闻生涯、中国城市类综合日报发展路径、新技术引爆传媒革命等发表了主题演讲。

业内人士以他们的经营实践，带来了最新鲜的业界咨询和情况。梁冬用在百度搜索引擎公司的经营实践，展现了这家刚刚在那斯纳克上市的网络新宠，对于行业和自身目标的理解。他讲到，互联网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了一个声音、一个价值的发源地和一个资源；同时也让一个人成为了一个声音和价值的搜集地。他信心十足地说到，互联网有多宽广，搜索引擎的受众就应该有多宽广。搜索引擎以它的中立性和宽容性，能够令一个看似很简单的网站变得突出，这也是它在整个产业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

任天阳的发言题目为：中国城市类综合日报的发展路向--以《南方都市报》为例。他为大家勾勒出中国报业竞争比较充分的珠三角地区，城市类报纸的状况和特色；总结了中国城市类报纸十年内的缺陷以及面临的危机；并且预测到未来城市类报纸应该：时政类报道成为主要品种；时事评论成为报纸灵魂；海量新闻和深度报道并驾齐驱；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数量剧增；读者层次明显提升；分工更加专业；盈利模式多元化；和政府的关系更加务实和开明等。《南都》作为城市类报纸的领头羊之一，它的经营之道和面对新兴媒体考验的思索，对与会者颇有启发。

柯林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和生动的例子，讲述了Howaboutbeingasportsreporter?（当个体育记者如何？）他指出，中国的运动产业是个朝阳产业，做体育记者会有很多的机会，但是不要以为这仅仅意味着可以全世界旅游并且采访所有女记者都想采访的贝克汉姆。体育新闻报道背后有许多的学问，如何明辨政治在体育中的作用就是其中之一，

程士安老师的题目是：新技术引爆传媒革命。程老师主要针对现代传媒对信息传播系统的革新，阐述了她的一些思考。指出技术、新技术的创新和变革颠覆了传统的媒体，给现代传媒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格局概念。其中三点特征分别是，终端的大异动趋势；终端的个性化和效果的社会化问题；中心的弱化和信息制度化。

三、网络论坛、影视沙龙：形式多样、活泼新颖

本届年会的讨论形式不拘一格，十分新颖，创办了分论坛和沙龙。作为本届学术年会的新亮点，“Web2.0时代的网络传播”论坛于11月6日下午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蔡冠深报告厅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百度公司特别提供赞助支持，IT时报社协办。据悉，这是国内首次以web2.0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以百度、博客网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和《青年报》、《东方早报》等传统媒体共同对话互联网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嘉宾们就Web2.0时代的新传播模式、搜索引擎营销策略、知识产权与媒介伦理、Web2.0给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可能带来的影响等主题发表精彩报告。

Web2.0时代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博客网首席运营官谭涌泉认为应当是“博客的普及，在分享自己和分享别人中美好生活”，这是博客的精髓。土豆网创始人王微相信，如果Web2.0真的到来，在宽带如此普及的中国，出现而且胜出的公司一定具有世界竞争力。而《IT时报》总编辑王昊青则大胆预言：在这一波网络发展中，中国无疑从新技术和新模式的追随者跨入了创造者和见证人的行列，“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带着鲜明中国特色的IT时代”。百度副总裁梁冬为Web2.0时代传播新模式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解：“通过百度搜索引擎和百度贴吧，我们提前三个月就知道李宇春一定会很红，传播的搜索化发展将成为未来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篇章”。

在这样一场扑面而来的新技术浪潮中，传统媒体则将目光放在Web2.0时代如何寻求新的增长方式上。《青年报》总编辑吴烨宇乐观地预计：“Web2.0将会极大丰富传统媒体的信源，并为传统媒体拓展出更多的增值服务”。《东方早报》总编助理徐俊则强调，Web2.0所倡导的多中心、互动等特质将对平面媒体的运营带来诸多启示。

11月5日晚上6点30分左右，根据“水门事件”改编而成的电影《总统班底》赏析沙龙在新闻学院中庭举办。影片放映结束后，新闻学院的数位老师及媒体人士，应邀到现场畅谈自己对于调查性报道的观点和看法。陆晔老师以研究广播电视新闻著称，她从专业视角谈论了节目制播中的调查性报道；吕新雨老师刚从台湾参加学术会议归来，她着重谈了同学们关心的台湾媒体在这方面的现实情况，并与大陆的媒体进行了比较；《南方周末》的戴敦峰先生对曾写过的调查性报道《济宁市市长下跪》，详细地谈了新闻生产过程中信息来源、采访经过及定稿、审批等内情；《外滩画报》资深记者邵嘉翔先生有着丰富的采访经验，他列举了实际采访中的一些例子，让同学们大饱耳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