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市场基本法律法规(6篇)
证券市场基本法律法规篇1
我国证券市场是新兴市场，证券市场监管严重滞后。我国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虚假信息、操纵价格、内幕交易、极限投机等方面的问题已经危害到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在行使职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头痛医头。方法单一、法规不完善、措施不到位、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充分说明其存在的问题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深入分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证券市场监管的基础建设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因此，研究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加强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基础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证券市场监管基础建设包括：法律法规建设、监管体制重塑、市场规律运用、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内容。本文将通过中外证券市场监管的比较分析，来研究探讨如何加强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基础建设。
一、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
现代证券市场监管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1929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根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来了大量的证券发行，同时也带来了整个20年代的经济过热和银行信用的滥用。金融危机和股灾导致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导致了现代证券市场监管的产生。
大危机后，美国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从立法开始的。现在，证券业是美国最严厉的立法领域，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规范形成了一个覆盖广泛、巨细无遗的完整体系。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是30年代关于银行和证券业的立法，以《1933年银行法》、《193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代表，精髓是银行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与管理，将证券市场置于政府的监管之下，强调信息公开。3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的名言：“公开是治疗社会病和产业病的最佳药方，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证券市场立法和信息公开成了证券市场监管的两大法宝。二是1999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顺应金融发展的要求，从法律上确认了银行、证券、保险混业经营的原则，结束了30年代《银行法》以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实行功能监管。
我国目前规范证券市场的法规体系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由国家统一颁布的法律，包括公司法。证券法；二是由各部门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
1.我国证券市场法律体系分析
我国目前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有两个：《公司法》和《证券法》。但是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从形式上看是滞后与不完备，从内容上讲则是不能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在很多方面存在内容过时或者无法可依的现象，在实际运用中则存在缺少程序性规定、有法不依和有法难行的问题，甚至存在较多的法律法规互不配套、相互矛盾的问题。其原因可归纳为：首先，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晚，发展时间短，在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等很多方面还存在问题，证券市场的实践还不能为立法概括抽象提供应有的深度和广度。其次，我国证券市场立法存在着法理研究和立法经验不足的问题，一些法律条款有明显的法律漏洞，缺乏必要的法理支撑。第三，我国证券市场是在改革中设立与发展的，将在深化改革中发展与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立法不完善有其客观上的原因。
例如，《公司法》是1996年颁布的，1999年底曾作过一次修订，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在明确企业组织形式、规范企业行为、推进市场经济主体的改革与发展等方面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法律规范不完整，存在条款粗疏。内容空缺、缺少必要的程序性规定等问题，在公司行为、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都存在无法可依的现象。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的规定为五条，完全没有涉及监事会议事方式、表决方式等程序性的内容，目前我国公司实践中出现的监事会普遍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状况，应当说与公司法的不足有直接的关系。第二，对有关权利的实现缺乏必要的救济方式。公司在运作过程中涉及众多相关主体的利益，这就决定了《公司法》在调整相关主体间利益关系时，要制定具体有效的法律规范。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设置必要的权利救济措施。我国公司法在此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公司章程违法侵害相关主体权利时，少数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不被董事会接受，董事会、董事长不履行职责，股东大会决议出现瑕疵，法律缺少相应的救济措施，实践中出现这类情况时，权利人往往投诉无门，从而使公司法规定的权利形同虚设。
再如《证券法》，从提议制定到颁布实施，经历了一个一拖再拖，反复修订的过程，终于出台了，其存在的问题也暴露了，一些条款内容过时，一些条款与其他政策规定又相冲突。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的分业管理，在资金在不同市场间的投资运动等具体规定中，存在明显的相互不配套不协调的问题。
在我国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在证券市场的很多领域，法律规范还是空白。如证券投资基金法、投资公司法。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投资顾问法等等都暂付阙如。此外，证券市场的法律规范有一个不断修订，不断完善的过程，证券市场在发展变化，新的问题、新的矛盾不断出现，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也必须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作出修订。国外的证券市场立法已经经过这样的历史过程，我国现在则正处在对证券法、公司法作出修订最为迫切的时机。
2.证券市场的规章制度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的规章制度与行业自律规则由中国证监会、证券行业协会、证券交易所及证券商分别制定。中国证监会是我国的证券监管机构，有关证券市场监管的各种规章制度由其制定；证券行业协会是自律机构，制定有关自律的各种规章制度；证券交易所不仅仅是一个证券交易市场，也是证券监管机构，制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及证券交易的各项制度；证券商则制定内部风险管理的制度。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对证券市场机构、证券市场行为进行着全方位的规范。
例如，2001年为中国证券监管年，中国证监会有19个制度办法先后出台。内容涉及对证券公司经营行为的规范与合规监管；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和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信息披露、风险揭示：新股发行。证券交易；亏损公司的暂停上市与终止上市等。这些规定、办法和指导意见，涵盖了证券市场的方方面面，在规范市场。防范风险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法律法规和制度办法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所有的证券行为都可以用法律法规来规范。我国的现实则是，在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各种法律是最高层次的。最重要的，却既不健全又缺乏可操作性，而各种规章、制度、办法则相对要全面完整一些。
3.健全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制度的措施
（1）加紧《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者保护渤》《投资顾问或咨询法》等法律的制定，填补我国证券市场法律的空缺，健全我国证券市场的法律体系。
{2）根据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对已有的《证券法》《公司法》进行修订，以增强其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3）进一步明确中国证监会、证券行业协会。证券交易所、证券商的权限职责，对所有证券市场的规章制度办法等进行清理、修订、完善，以确保其与法律规范的配套，以及实践中的可运用性和权威性。
（4）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工作，使各类证券从业人员、投资者懂法、守法。
二、监管体制的重塑
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的是政府监管体制，监管框架由三个层次构成：一是设立专门的政府监管机构——中国证监会进行监管；二是自律性监管；三是社会监管。图1可以说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框架：
从监管体制方面来分析，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表现在：（1）证券监管在金融监管中的地位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不够明确协调；（2）在证券监管体制、监管机构设置、职责划分等方面不完整明确：（3）在政府机构监管与自律监管方面，更多地依赖政府机构监管，且存在监管缺乏权威性、独立性，监管不规范运动式的监管多于持之以恒前后一贯的常规监管等缺陷；（4）在自律监管方面，缺乏合适的制度安排使之有约束力、行之有效；
（5）未能充分发挥社会监管的作用。
如何健全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1.改变分业监管模式，建立混业监管体制。在重新确立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方面，我们要综合考虑以下方面的因素：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从整个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及金融监管的高度及证券监管的目标来考虑证券监管的体制，从保障证券监管的效率。促进市场的发展来考虑证券监管的机构设置及职权划分。
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是混业经营，这是不容置疑的，与之相应的监管体制应是混业监管，这是摆在世界各国金融监管者面前的共同课题。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明确的分业监管模式。今年设立了银监会，银监会根据授权统一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为保证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的超然地位，将货币政策制定、执行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分开，这是必要的。但从金融监管方面来讲，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构成了真正的三架马车体制，这与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不符。我们需要选择的是：成立金融监管局，把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作为监管局的下属机构；或者仍保留现在的三足鼎立的体制。不同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会有差异，多重监管机构分别监管业务交叉的不同金融机构，必然导致一定的混乱。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有利于我们确定统一的监管目标，进行统一的权责划分，提高监管的效率。
2.从机构、业务两个方面来划分不同监管者的监管对象与范围，明确监管者的职责与权利。对中国证监会要明确其监管的市场机构与市场业务活动，确定哪些方面是该管、可以管好的，哪些方面是不该管。也管不好的，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监管的效率，另一方面可以保持市场的活力，促进市场的创新与发展。这对我国一个新兴的证券市场尤其重要。
3.在证券监管方面更多地发挥自律机构的作用。制定统一的行业规范，提供制度方面的保证，为自律监管发挥作用提供一个良好环境。
4.充分发挥社会监管的作用。对证券市场的社会监管包括社会媒体、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监督等多方面。财经媒体是为广大读者、包括投资者服务的，而监督从来都是其最重要的基本职能。市场参与者对证券市场的监督也非常重要，成熟的市场上总有相互对立的利益主体，相辅相成，相克相生，各种利益主体、各方的分析师和媒体一起形成强大的市场合力，推动了市场透明度的提高。在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社会监管曾经发挥过很好的作用，如蓝田集团的问题因为社会监督而被揭露。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会计师事务所等证券市场服务机构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包庇造假者；如市场参与者相互勾结，形成“买卖一家”的垄断局面等。因此，发挥社会监管的作用，首先要规范其行为，其次要保证其发挥监督作用的渠道畅通。
5.加强对监管者的监管。对监管者实施监管，是规范证券市场监管行为、保证监管措施行为的合规合法、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手段。
三、市场规律运用
证券市场是一种市场机制，证券市场监管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从而促进并保障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替代市场机制。
根据有效市场理论，证券的价格是其价值的反映，证券价格不可能长期偏离其价值，当证券价值被高估的时候，卖出证券的行为能使其价值回归；当证券价值被低估时，买入证券能使其价格上升。市场运行。市场发展能纠正市场的无效性，证券市场有自我稳定机制。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有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弱效市场，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否认证券市场运行中市场规律的作用。过去我国的证券市场的每一步发展都是行政力量促成的，今后证券市场则应更多地顺应市场规律来发展。对于各类证券市场机构，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鼓励竞争和强化信息披露，以完善市场机制。
发达国家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要强化政府的作用，增强行政的力量。我国则不同，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要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市场规律，是要实现监管方式手段的市场化。这是由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特点决定的。
四、证券市场监管的国际合作
各国证券市场在运行中表现出来的问题具有共同性，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是世界性的课题，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和市场风险在国家间的传递，使得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更为必要。国际证监会组织于1983年成立，现在共有来自81个国家的134个会员机构。
国际证监会组织于1998年5月制定了证券监管目的和原则，包括有三项目标：保护投资者原则（基本原则），确保市场公平和有效透明（核心原则），减少系统风险。证券监管国际合作的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制约跨国界的欺诈、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行为。（2）协调资本充足度要求，加强对跨国金融联合企业的监管合作，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3）建立证券跨国发行和上市的统一的信息披露及会计标准，降低发行与上市的运行成本和管制成本，促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4）协调解决信息技术和电脑网络发展对国际证券监管带来的新挑战，以维护全球证券市场的稳定和秩序。（5）降低国际清算风险，保证国际证券市场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维护全球市场一体化和市场的运行效率。
对于我国来说，加强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提高我国证券监管的效率，控制风险，特别是控制风险在国际间的传递；二是可以促进我国证券监管的规范化、国际化、现代化，这一点更为重要。
证券市场监管的基础建设是做好证券监管的前提条件，它决定证券监管的目标取向，规范证券监管的方式方法。完整协调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高效的监管体制，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必能提高我国证券监管的效率，为我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保证。
参考文献
[1]黄运成，申屹，刘希普。证券市场监管：理论、实践与创新[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证券市场基本法律法规篇2
论文摘要：证券监管既是经济学问题，亦是法学问题，在经济分析法学和社会法学的思想中有其法学的理论基础。从法律意义上讲，证券监管指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依法进行的监督和管理。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法，属于经济法的范畴，其法律价值主要表现为秩序、效益和公平，它是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强心剂。
证券监管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在管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中有其经济学理论基础。同时，证券监管也是一个法律问题。证券监管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证券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监管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都离不开法律的规定和授予，离开了法律，不仅证券市场将失去控制、规范、指引、和保障，而且证券监管机关也失去了监管的标准、权威、手段和基本前提。
一、证券监管的涵义
从广义上来说，证券监管指的是立法机构、行政机关、行业组织等证券监管机构，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公平、效率，消除证券市场价格扭曲、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缺陷，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保障其有序运行，利用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手段，对证券发行、交易等各个环节的活动及各市场主体实施监督和管理的行为总和。狭义上仅指的是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依法进行的监督和管理，即法律意义上的证券监管。当今世界，证券监管的模式一般分为三种：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自律主导型，以及以法国为代表的中间型监管模式。我国实行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集中统一监管模式。
证券监管的主体广义上包括国家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行业组织，立法机关制定监管法律法规，行政机关负责执行法律法规，而行业组织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对自己行业的成员进行自律监管；狭义的监管主体指政府行政机构。各个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特点，授权不同的政府部门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管。
证券监管的对象是证券的发行、交易等各个环节的活动和证券市场活动的主体。各国对证券发行的监管主要是通过证券发行审核制度和证券发行信息披露制度来实现；而对证券交易则通过证券上市制度和上市公司信息持续披露来实施监管；同时采取禁止操作市场、禁止内幕交易和禁止欺诈等禁止性规范来规制证券市场。证券市场活动的主体一般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投资人(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中介(证券承销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证券信息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等。
证券监管的目的是提高市场效率，减少市场风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作用，保证合法的证券交易活动，督促证券经营机构依法经营，禁止违法行为，防止少数机构垄断操作和扰乱证券市场，从而保护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证券监管的法理基础
证券监管的法理基础主要体现在经济分析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的思想中。
1．经济分析法学派。经济分析法学派的奠基人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其结论被人归纳为科斯定律。科斯定理的第一律是假定交易无费用，不管怎样选择法律、法规，权利分配的最终结果与规则无关，法律权利的任何分配都能到达理想的有效益的结果。这种理想状态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第二律是交易成本为正，有效益的结果不可能在每个法律规则、每种权利配置方式下发生。这种情况下，合意的法律规则是使交易成本的效应减至最低的规则。这些效应包括交易成本的实际发生和避免这种交易成本而做出的无效选择即机会成本。科斯定律无疑表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是实施监管必须考虑的，而且对不同的市场要应用不同的调整方式。在零交易成本的市场中，法律没有必要以任何特殊的方式和措施来配置资源，仅需要民法调整；在正交易成本的市场中，为了把交易成本减至最少而获得最大的效益，政府必需实施其他行政和法律监管措施。证券市场是一个正交易成本的市场。发行者需要支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承销机构等各种中介费用，投资者需要交纳交易佣金、印花税、交易税等费用。因此，应用科斯理论，证券市场不仅需要一般的民法调整，而且需要实施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加以监管，以降低交易成本，保证证券市场效率。
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的宗旨是效益，即以价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分配社会资源，一切法律的最终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资源配置的激励环境来增加社会财富；社会公平即是效率，判断行为、制度是否正义或善的首要标准在于它们能否使社会财富最大化，但也容许效率、自由、平等等价值原则之间相互协调；法律必须是具备可行性、公开性以及与其自身目的相适应的规定权利和义务的主权者命令，所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活动归根到底是通过法律提高利用社会资源的有效性，增加社会财富。_3从波斯纳的观点来看，市场需要制度上的效率和公平，效率比公平优先；制度(主要是法律)ife用于权利分配，从而影响效益。由于证券市场自身的弱点和复杂性，如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往往致使投资者受害；存在着垄断和操纵行为从而导致不良竞争降低市场运行效率；过度投机现象扭曲价格信息、抑制资源有效配置等等，市场的自我调节的功能受到极大制约，权利和资源在市场中的分配往往背离社会效益与公平。因此，制定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依法实施证券监管，合理分配权利和充分利用资源，是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障信息公开与交易公平、提高证券市场效率的必然要求。
2．社会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德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应注重的是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的内容，而法律的作用在于承认、确认、实现和保障利益。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是包括在个人生活中并以个人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公共利益是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并以政治生活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社会利益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并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各种主张、要求和愿望。这些利益都是应该由法律通过规定权利与义务、维护权利和强制义务的制裁方法来得以承认和保护。三种利益中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时是重合的，当三种利益存在重叠或冲突时，更应强调的是社会整体利益。我国证券市场中显然也存在着各种利益的冲突，如发行人不及时披露信息造成投资者受损，机构投资者、庄家操纵市场损害个人投资者的利益，掌握内幕信息的人通过内幕交易捞取不正当利益等等，这种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起整个证券市场的混乱，扰乱整个国民经济秩序。当道德的手段不能调整和协调这种冲突时，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作为社会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法律，于是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就产生了。通过制定和执行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制裁各种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行为，使证券市场健康有序的运行，从而达到维护整个社会利益的目的。
三、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本质
一般来说，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是调整国家在实施对证券业的监督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是公法和私法的融合法，即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产物。私法公法化是指公法对私人活动干预的增强，从而限制了私法原则的效力，并导致私权自治范围的缩小，实质是要求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干预、协调并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对权利滥用、契约绝对自由等所产生的弊端给予矫正，以谋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公法私法化则是指由于国家职能的扩大，国家直接作为私法主体的身份出现或者通过国家控制的企业按私法的原则来执行公共职能。公法与私法相互渗透和融合，是现代法律发展的一大特征。公法与私法相结合的结果，使得出现了一些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法律部门，如经济法、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环境法等，有学者把这些法律法规称为社会法，证券监管法就是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融合的产物，是社会法的一种。它所调整的证券市场关系是市场关系的一种，原本属于私法调整的对象，而它的调整方法却主要是公法调整方法，如命令、禁止、许可、查封、冻结等。当然，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也包括私法调整方法如自律监管。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属于经济法的范畴。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证券市场作为市场经的重要部分，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和宏观调控的重要领域。对这个领域实施宏观调控即监督和管理其法律规范就是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因此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属于宏观调控经济法的范畴，是经济法一个重要的部门法——证券法的分支。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法律本位，是指法的基本目的、基本任务或基本功能，反映了法的基本观念，昭示了法的逻辑起点和存在意义。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就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制度之一。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立法宗旨。各国证券立法中几乎无不把规范证券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其立法的目的和宗旨。(2)证券监管的各项法律制度如证券发行审核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其实质都是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有序状态，从而达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3)证券监管机关的一切监管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证券监管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其职责，不得滥用职权侵犯证券市场中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
四、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价值
对于法的价值，众说纷纭。但秩序、自由、平等、公平、效益、正义、人权作为现代法律制度价值的组成部分，无不得到认可。而最能反映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本质特征的价值是秩序、效益、公平。
1．秩序。秩序总是意味着在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_6与秩序相对的是无序，也就意味着杂乱无章、难以控制、无法预测的状态。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所蕴含的秩序价值在于以法律的形式建立和维护证券发行秩序、证券交易秩序，预防和制止无序状态的出现，实现证券业的稳定、健康和良性的发展。具体体现为通过法律明示证券市场上的各种合法和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设定证券市场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模式，发挥法的指引、强制、评价、预测、教育等功能，把人们的证券行为纳入合法的轨道。
2．效益。效益或效率从经济学上来讲就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益的最大化，意味着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法律的效率意味着权利、权力等社会法律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具体表现为：法律应当保障个人的物质利益并鼓励个人去追求合法的物质利益；法律应当确认和保护产权关系，鼓励人为了效益的目的而占有、使用，或转让财产；应当确认和保护、创造最有效的经济运行模式，使之容纳最多的生产力。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效益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审核、批准、许可、命令、指导、处置、鼓励、查封、冻结等调整方式，来规范证券的发行和交易等行为，以降低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整体效益，并防范证券违规违法行为于未然，从而降低社会成本；第二，通过制定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市场欺诈等禁止性规范来防止各类非法行为，以获得较高的社会效益；第三，在证券违规违法行为发生后，通过追究证券法律责任来补救或弥补违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危害，从而降低市场的负效益、提高证券市场的整体效益。
证券市场基本法律法规篇3
论文摘要：中国证券市场产生、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特殊背景，决定了，政府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主导地位。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不是依靠市场自身的逐步演进，而是更多地依靠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来推进的，这使得中国股市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所以我国证券市场政府监管的度的把握就显得尤其重要。
证券市场如何监管，监管的界限在哪里，如何把握证券自律与政府监管的度，这涉及到证券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国家对经济干预正当性的问题。证券监管的适度把握应考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应该限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
一、国外证券监管适度性探讨
证券监管的演变应该是与证券市场的产生和发展相适应的一个动态过程，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格局决定了证券监管的边界的变迁，也折射出其中特殊的政治、经济和市场化进程下的证券监管限度的变化过程。笔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美、英、德三国的证券监管体制进行简单的比较，重点放在各国在适度监管上的做法，以期能对我们有所启示。
(一)美国。美国一向自认为他们之所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证券市场，是因为他们有全世界最好的证券监管制度美国的证券立法从各州开始，第一部全面的证券法是由堪萨斯州在1911年颁布的。堪萨斯立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那些不智的投资者免受证券推销人的欺骗，这些推销人把毫无价值的一夜之间消失的公司和金矿企业的股票卖给公众，结果这些股票的背后什么财产都没有，只剩下堪萨斯的蓝天，由此各州的证券法都被简称为“蓝天法”美国早期的证券监管就是以蓝天法为基础，确立了诚实、公平和反欺诈的原则。
美国现行的证券市场法规主要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建立起来的，其主要内容及原则包括：法定注册和公开原则，保证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完全、准确的信息；规范公开原则，监督证券交易所、场外交易和全国证券商协会；公平和反欺诈原则，鼓励私人依法起诉。上述内容包括在《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35年公用事业控股公诉法》、(1939年信托契约条例》、(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其他若干法案条文中。
美国证券监管的最新一轮重大行动是2002年制定的《萨班斯奥克利法》，该法是对2002年一连串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事件(从安然到凯马特，从世界通信到施乐)的回应。制定该法的目的是：第一，强化政府监管，以便市场更有效率。第二，恢复投资者信心和资本市场的公众诚信。本法案强化了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审计，加重了公司管理层对公司公布的会计报告的责任，加重了中介机构(如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对公司财务报告的责任，强化了对公司财务的外部监督。使得证券监管的基渊一下子变得更加严厉了。因此，有学者评论说这是“乱世出重典”。
(二)英国。在英国，传统上证券行业的自律系统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其自律组织包括英国证券交易所协会、英国证券业理事会、收购与合并问题专门小组等等。这些组织制定的规则常常比议会立法更起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6年以前。之前英国未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行使监管职能，也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对证券交易和风险进行规定和限制，只有一些相关的法律条款，如证券交易所的自我管理规定和《公司法》、《反欺诈投资法》、《公平交易法》等法规中有关的规定构成证券法制监管体系。这是和上述英国证券市场的自律管理密切相关的。1986年，英国通过了《金融服务法》，建立了管理证券业的新模式，从此结束了英国证券市场松散的自律管理状态，确立了在新法律框架下的管理体制。由于这种“多元化”的管理体制立法体系复杂，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下设置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对不同的业务种类进行监管，带来成本过高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英国在2000年出台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它的大部分条款合并了现有法律或自律法规的内容，为新的监管体系和监管机构一金融服务局提供了一个单一的法律框架，以替代原有的不同法规所形成的法律框架。
(三)德国。在德国，商业银行拥有进行证券业务的权利，银行业与证券业呈现混业经营、混业管理的局面。因此，其证券业便通过中央银行对参与证券业务的商业银行的管理来实现监督，并没有对证券市场进行管理的专门机构。同样的原因，德国也没有一个规定证券市场监管体制、解释市场运行规则的法律实体。关于上市公司及股票发行和交易的规定，见于《公司法》、《银行法》、《投资公司法》、《证券交易条例》和《证券交易所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但德国于1993年底制定了《内幕交易法》和《持股信息新规则》，并于1994年成立了德国证监会，也反映趋向集中立法体制的迹象。从上述的比较观察中，我们可以得出：
第一，从美、英、德证券监管法制的变化轨迹可以看出，其立法的中心原则为“公开、公平、公正”。固家证券立法也是适应国内外经济情况的变化和证券市场的飞速发展而不断调整、完善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
第二，一国证券监管体制的核心在于正确设定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的位置，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应强调政府的集中立法管理，将政府监管置于监管体系的首要地位；另一方面，自律管理也是不可替代的。任何国家和证券监管体制都必须依赖自律机构完成对市场变化作出灵活、迅捷反应的一线监管活动，以弥补政府监管监管成本过高和监管失灵而造成的效率低下。但自律管理应被纳入政府集中监管的框架之中，才能有效消除自律机构由于自利和不良竞争所导致的市场混乱。总之，一个富有效率的证券监管模式应该是政府监管和自律管理之间分工合理、协调配合的有机统一体。
二、我国证券监管适度性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首先应适应我国国情。我国证券市场的形成可以认为是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建设，所以从一开始它就存在先天的不足；再加上长期形成的计划管理的经验，使得我国证券市场具有自己的特征。我国的证券监管的“度”的把握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所以在借鉴国外发达证券市场监管经验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同我国国情相适应。
(一)我国证券市场的特点。抛弃纷繁复杂的细节，对比成熟证券市场的特征，我们发现我国证券市场有以下特点：
1、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一个证券市场的规模必须大到能让希望在本市场中筹资的企业能正常地实现其融资目标，而不受市场规模的过分制约，这是成熟市场的首要特征。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具备为各类型企业融资服务的目标。
2、监管机制还不完备。成熟市场的监管原则贯彻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监管机制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有关的法律和规则覆盖证券市场的各个基本层面，实施细则都有很好的可操作性，不同监管主体制定的规章制度的衔接性、配套性、层次性良好。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市场化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成熟市场的市场化是很充分的，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乃至金融创新都已完全按照市场化的准则来运作。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的拓展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展开，我们的努力已初见成效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对于新股的发行我们已不采额度的限制，而是由市场自行调节。
4、行为主体的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证券市场上基本的行为主体是投资者、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各类中介机构等。如果其行为主体不具备经济人的特征，那么这样的证券市场即使硬件设施再完善、规模再大，也只能是一个扭曲的市场，证券监管也很难落到实处。我国证券市场在这方面的努力才刚刚开始。
(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的领域界定。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是基于市场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因此，监管的范围应首先限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而对市场能自行调节好的经济活动，政府就没必要干预。所以，政府监管应严格局限于市场调节机制不能展现其功效或功能发挥微弱的领域，而不能随意逾越这个范围。否则，“政府失灵”就会显现，并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解决了证券监管的领域界定问题只是把握住了“监管适度性”的一个方面，还应在此基础上从监管的强度上更深层次地透视它的内涵。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政府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有适当的弹性，即对于同一监管领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干预力度应有强有弱。换句话说，是加强还是弱化政府的监管职能，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客观事物的不断变化而具体酌定。这也正是由证券市场独有的高风险和不稳定性所决定的。
(三)具体的应对措施。正如中国的资本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漫长发展一样，我国证券市场也是“国家培育下的拔苗助长”的产物，没有经历自然的生长发展过程。我国的证券监管的各项具体措施必须考虑这一特殊国情，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我国证券市场的特征。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现有的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构建系统、权威的证券市场法律体系，作为市场监管体制的基础。正如哈耶克所说，“政府活动对自由市场的干预程度应当以法治做为标尺”。同时，必须注重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和内容的衔接性。首先，应围绕《证券法》的准则与内容，协调不同层次立法和不同部门法律规范的一致性，进一步减少法律规范的过渡性与冲突性。其次，法律规范应具有前瞻性，应配合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动态发展、证券市场运行的复杂性和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证券市场基本法律法规篇4
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是证券法最基本的原则，它们是证券经济关系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它们最能反映证券法的特性，因而它们是证券市场法治的精髓。“三公原则”有一个共同的定语：“公”，表明了证券市场的社会性和整体性特征，也表明了“三公原则”不是体现个体本位的民法原则，而属于体现社会本位的经济法原则。
（一）公开原则
证券法的公开原则，包括两个方面：(1)证券发行人向公众披露有关信息资料，即证券发行人应及时、真实、充分和完整地向社会公开能够影响投资者决定的一切信息资料；(2)管理者的监视标准公开，处罚结果向社会公布。证券发行人的信息公开制度是信息公开原则的基础。美国对证券发行实行注册申报制，其基本信念是信息公开主义，这是美国1933年证券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发行人需将所有关于发行人及其发行证券的信息或资料完全公开，不得有虚假、误导和重大遗漏，否则发行人要负刑事或民事责任。公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使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前有机会判断投资的价值，发行人的责任到公开为止。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初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必须登记注册，并使用公开说明书。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此又作了补充，规定依1933年《证券法》注册并业已发行的公司和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必须依法定期作出报告，负有持续公开义务。这种持续公开义务的范围在1964年《联邦证券法》的修正案中更扩及到证券店头市场（注：参见诸葛霖等编译：《证券与证券交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207-208页。）。与美国注册申报制相对应的是核准制，证券发行人在遵守信息公开义务的同时，政府有权对证券发行人、证券发行人的行为及其提供的信息进行实质审查。核准制同样重视信息公开原则，它对信息公开的规制与注册制基本相同，它要说明的理念是：仅有信息公开原则是不够的，对信息公开进行必要的核准有利于实现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法律的开放性和成熟性而言，核准制的层次低于注册制，因为它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政府不相信证券发行人的公正性和投资者的能力。但就我国目前而言，只能实行核准制，因为我国的证券市场及其法治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证券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确实力量不均衡，需要政府加以规制。
我国《证券法》和相关法律对证券市场的信息公开制度也作了完整的规定：(1)规定了证券发行信息公开制度。（注：参见《证券法》第13、17、24、39、161、175、177、202条；《公司法》第88、140、166、206、207条。）信息公开的内容主要有招股说明书、财务会计报告、公司债券募集办法等，证券发行人提交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2)规定了公司上市信息公开制度。股票和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同意后，发行公司应当在上市交易的五日前公告法律规定的上市有关文件，并将该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注：参见《证券法》第47、48、53、54条。）(3)规定了持续信息公开制度。《证券法》在第3章第3节专门规定了持续信息公开制度，详细、严明地规定了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时间、内容和条件。并在第11章中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4)规定了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信息公开制度。（注：参见《证券法》第79、80、83、93条。）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存在较多的虚假信息，其中隐藏最深、危害最大的就是上市公司对其信息的操纵。这种信息操纵主要是有些上市公司高层或上市公司与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大股东、证券咨询机构等联合起来，以虚假的或严重失实的报表、公告公之于众，误导广大中小投资者。“琼民源案”、“红光事件”影响极坏。另外，还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问题，上市公司在披露重大信息事件之前，很少有不发生股价异动的情况。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建设主要就是解决好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和保密性三个方面。《证券法》对信息披露只是作了框架性的规范，信息披露的大量具体规范主要落在中国证监会身上。
但是，仅有证券发行和交易信息公开也是不够的，证券市场是个立体市场，包括着纵的行为和横的行为，即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横的行为；监管行为——纵的行为。行为的实施离不开信息。证券发行和交易的信息的发出者是证券发行人，相对人是证券投资者，信息的内容是影响证券投资收益的商业信息；证券监管行为的信息的发出者是证券管理者，相对人是证券市场主体，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交易所、证券经营和服务机构以及证券投资者等等，其信息内容是监管规则和标准，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等等。证券监管信息公开是管理法治化的需要，其直接受益者是证券市场主体，能够激发证券市场主体对管理主体的信任。我国《证券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定条件负责核准股票发行申请。核准程序应当公开，依法接受监督。”第172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制定的规章、规则和监督管理工作制度应当公开。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据调查结果，对证券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公开。”
（二）公正原则
证券法的公正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法律所确认的标准和规则公正，同一规则适用于所有的当事人进行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在同一次证券发行和交易中，对所有的投资者的条件、机会都是相同的，不得因人而异。其二是管理行为公正，证券管理监督人员对任何证券发行、交易当事人都要一视同仁，执行同一规则，禁止一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不公正交易行为的发生。证券法的公正原则与公开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公开本身就意味着公正，因为公开原则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而不公开则谈何公正可言？公正原则和公开原则的目的都是实现公平原则。
规则公正是前提和基础。规则公正是法律正义的本质所在，也是法律关系的基础，没有规则公正，就无行为公正可言。但我国《证券法》在规则公正方面仍有许多问题，如对证券监管部门的管理权限的界定仍有不清晰的地方，对证券监管部门的行为没有规定行政救济制度；又如对法律责任的规范方面，偏重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淡化民事责任，而且对直接责任人的处罚规定不恰当。这对执法公正造成了不利影响，1999年，大庆联谊、东方锅炉、蓝田股份等上市公司的重大违法行为受到查处，一些人被重判，也有人被警告、罚款了事，而上市公司被罚高达百万，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流通股股东本来就是欺诈行为的受害者，还要分摊罚款，真是雪上加霜。该罚的应该是具体责任人，因具体责任人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
管理行为公正主要是针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行为而言。证券监管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符合证券市场的运行规律。我国证券管理行为也存在有失公正的地方，由于我国过分强调股市融资的功能，导致政府通过二级市场升温逆向拉动一级市场扩容。政府不仅通过控制新股发行规模和掌握上市节奏来调控二级市场，而且在必要时直接干预，如《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等。政府的频繁干预导致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这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经济规律的正常运行。要实现管理行为公正，必须将管理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管理者必须服从法律，公正地对待被管理者，同时赋予被管理者相应的权利，如异议权、申诉权、建议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三）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指证券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按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都要公平对待给付，不得利用其优势压制对方，损害对方利益，公平原则是商品交易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
公平原则与平等原则的侧重点不同，平等原则强调当事人的地位平等，立足于个人的身份，属于机会平等，在交易中只要双方的行为完全出于自愿，尽管不符合不等价交换原则，但如果双方均满意，就符合平等原则的精神。公平原则的基础是平等原则，没有当事人的地位平等，就谈不上公平。但公平原则不是从个人本位出发的，“公”有公共性、一般性和公开性之含义。公平原则侧重于从社会一般角度判断某项交易行为的价值要求和合理性，符合公平原则的交易行为也就符合价值规律，它兼顾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不仅仅是投资者与发行人、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私人行为，而且具有巨大的市场扩散效应，单纯强调交易者的地位平等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市场很可能被那些具有资金、信息方面优势的人操纵。法律应从社会一般角度消除交易双方实质意义上的不平等，如禁止某些交易行为，判定某些交易行为无效。
证券法的公平原则的天平应向投资者一方倾斜，因为投资者是市场的弱者，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公开原则和公正原则是实现公平原则的两条重要途径。民事责任制度是公平原则的重要法宝。但我国证券法对民事责任的规范就违背了公平原则，只涉及到证券商的欺诈行为和中介机构的虚假行为（注：参见《证券法》第192、198条。），诸如操纵市场行为和内幕交易行为等不正当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法律并未规定行为者的民事责任，这就造成了符合民事责任的要件但不追究民事责任的结果，这种现象对受害者显然是不公平的。在操纵市场方面，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9条规定了操纵证券价格的民事责任，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从事假象买卖、操纵市场行情者，应当依该违法行为形成的价格，向在证券市场上买卖该有价证券者或者办理委托买卖所遭受的损害者，负赔偿责任。（注：参见钟明霞：《证券商行为规范及法律责任探讨》，《深圳大学学报》第17卷第1期，2000年2月，第54页。）在内幕交易方面，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条规定：“违反前项规定（指禁止内幕交易）者，应就信息未公开之前其买入或者卖出该股票的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限度内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之请求，将责任限额提高至3倍”。
二国家统一管理和证券业自律相结合的原则
在世界范围内，按照监管主体的地位不同，证券监管体制可分为国家（政府）型监管主导体制和自律型监管主导体制。前者是国家对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管理居于主导地位，后者是自律机构对证券市场的自我管理居于主导地位。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是指通过国家证券立法，由政府的证券管理部门对全国证券市场履行监督管理职权，统一监督和管理。证券业自律管理就是由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对证券发行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依据法律授权制定管理规章和业务规则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自律组织代表的首先是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为了实现和保护自己的最大化利益，就要通过自律维护市场的公平交易；而矗立于市场之上的政府代表的是公众利益，是投资者的利益，为了增强公众和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政府需要通过立法、执法等手段维持市场的安全、秩序、公平和效率。
政府监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阶段，政府奉行不干预主义。在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之后，政府的职能发生重大的转变，对市场竞争再也不能不管不问了，因为这时市场力量是不均衡的，极少数垄断集团控制着经济的命脉，非垄断者和消费者很显然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总代表，必须站出来，对市场竞争进行调控和监管。证券市场是整个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垄断性远高于其他市场，而且证券市场参与者多，投机性强、敏感度高，不受地域限制，是一个具有高风险的市场，且其风险又具有突发性强、影响面广、传导速度快的特点，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和1997-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就是明显的例证。因此，政府对证券市场必须实行调控和监管。但政府监管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自律组织残缺不全，自律规则和功能不完整，或自律组织与政府形成对抗态势，而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微观行为并不十分熟悉，在这方面滥用权力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会产生阻碍甚至破坏作用。因此，从市场的实际出发，证券业自律具有某种不可代替性，自律组织比政府更熟悉证券市场的技术操作，证券业自律组织中聚集着一批优秀的专家，他们有敏锐的市场感觉，容易察觉违法者利用虚假信息操纵市场以及利用现有法律空隙逃避监管，因此，自律组织在执法检查、自律监控方面要比政府更有效率，更具有灵活性和预防性。这里，值得谈一谈英国的证券监管模式，英国以自律型监管为主导，自我管理由英国证券交易所、收购与合并委员会、证券业协会负责。证券交易所为证券市场的主管机关，负责检查上市说明书、监督上市公司的持续公开行为；收购和兼并委员会作为研究性的机构，制定了《收购和兼并手册》及《大量购买股份规则》专门用于调整公司股份收购中的一系列行为；证券协会是由有关专业协会代表组成的自愿性组织，其职能是制定、解释与执行条例。英国的自律型监管在实践中表现出灵活、效率和安全的优点：一是它为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市场的竞争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二是它不仅让证券交易商参与制定和执行证券市场管理规则，而且模范地遵守这些规则；三是自律机构对违法行为调查和处罚往往有充分的准备，反映迅速。
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条件、投资者的素质和证券立法决定了我国不是自律主导型监管模式，我国是国家（政府）主导型监管模式。《证券法》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派出机构，按照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注：1999年，国务院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将国务院证券委取消，合并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依法制定证券业从业人员的资格标准和行为准则，依法对证券的发行、交易、登记、托管、结算活动进行监管，依法对发行人、上市公司、各类证券交易机构、中介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对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为了及时地掌握违法活动的事实和证据，严厉打击证券违法行为，证券法还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赋予了必要的调查权和检查权，对当事人、被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询问，对有关资料和文件有权查阅、复制和封存，对非法转移和隐匿资金和证券的行为，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如前所述，政府专门监管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应当吸收和借鉴自律监管的某些有效成分。美国属于政府主导型监管体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全国证券市场的政府主管机关，但又适度引入英国证券监管体系的某些有效成份，证券交易所、证券商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我管理及证券经营机构的内部管理便成为美国证券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美国的全国证券商协会一方面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及证券法律、法规的严格规制，另一方面又制定了大量的行业规章制度，负责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的审查、考试，并设立、管理全国证券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NASDAQ)。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等实行不同的上市标准，相互之间开展平等、有序竞争，同时对会员单位依法实行管理，较好地处理了竞争与自律的关系。（注：参见宋玉勤、杨亮：《加强自律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中国证券报》1998年3月31日。）在我国，证券交易所属于场内证券交易的自律组织，《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本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型管理的会员制事业法人。”证券交易所通过制定章程，具体规定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取得、丧失和转让等问题，详细规定证券交易所成员违法或违反章程时的责任，还通过制定证券交易所业余规则和上市规则等，规范证券交易所成员的交易行为。证券交易所在场内交易的监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足的是，《证券法》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基本法，并专章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但没有规定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地位，这是立法的一个失误。我国《证券法》专章规定了证券业协会的设立、地位和职责等相关内容，并明确规定证券业协会属于自律性组织，但依照该规定的实质内容，证券业协会不具有真正的权威，它的功能主要是协调会员之间的关系。这主要是我国《证券法》没有确立场外交易的法律地位，而在国外，证券业协会主要对场外交易实施自律监管。笔者认为，场外交易确有存在的必要，它可以弥补场内交易的不足之处，使一些不够场内交易条件的有价证券也可以合法流通。对场外交易，笔者建议国务院制定专门法规，确立其法律地位，并赋予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职能，待条件成熟时，将其纳入修订后的《证券法》中。总而言之，我国应当在证券立法和证券法律实践上强化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包括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审核批准证券的上市申请，组织、监督证券交易活动，监管上市公司和对违规证券交易行为的处理等等。中国证券业协会应负起自律监管特别是场外监管的责任，履行规则制定、仲裁、协调和监督各交易场所的职责。但是，自律组织往往过于追求私人利益，大公司领导人入选证券业协会理事会的机会较多，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往往偏袒本公司利益；证券交易所为吸引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有可能放松对会员公司的监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些现象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时有发生。因此，规范的监管体系就是自律与政府监管的有机结合，自律监管必须处于政府法定监管的调控之下，自律组织制定的规则和惩戒程序在生效前必须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国家统一监管和证券业自律必须建立在科学和完备的法律的基础上，实行法治监管，才能做到真正的协调一致。
三分业经营、分类管理的原则
分业经营、分类管理原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我国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职能、业务范围是不同的。我国《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我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的股票业务，也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注：参见《商业银行法》第43条。）《证券法》第133条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我国《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规定：“商业银行为证券期货交易资金清算透支或者为新股申购透支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商业银行直接负责的高级人员给予开除的纪律处分，对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其次，就证券业本身来说，也存在一个分类管理问题。《证券法》规定，国家对证券公司实行分类管理，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综合类证券公司必须将其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分开办理，业务人员、财务帐户均应分开，不得混合操作，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参见《证券法》第119、132、200条。）
分业经营和分类管理的法理基础是国家宏观调控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在证券市场的具体运用。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证券是真实资本的纸制复本，证券权利是一种假想的权利，它可以脱离真实资本的运动而表现为证券市场的行情，由于没有有形物的可察觉性和可控制性，证券权利价值的市场波动直接与货币资金的对流有关。因此，证券权利包含着巨大的风险，金融业是以经营货币资本为主的行业，货币资本一旦与证券资本发生直接关联，风险极大，尤其是银行业，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和居民的存款，银行巨额资金一旦进入证券市场，如果发生亏损，其真正的受害者还是存款人，这对存款人显然是不公平的。现阶段我国证券市场还是不发达的市场，证券市场和证券业风险比成熟的证券市场要大得多，如果允许各机构混合经营，就有可能造成大量银行、保险和信托资金进入证券市场，不仅对规范较小的证券市场带来很大冲击，而且有可能造成存款人、投保人和信托人资金遭受损失。在宏观上，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必然带来对于货币需求的周期性变化，当实体经济呈高速增长势态，必然需要大量的货币，当大量的企业纷纷向银行借款时，银行往往会因资金紧张而抛售所持证券，结果就可能造成证券市场上的价格下跌，信用链断裂，20世纪的众多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验证了这个规律。事实上，我国银行信贷资金曾在1992、1993、1996年大量流入股市，造成股市的疯狂滥涨，市价严重的偏离其内在价值，政府责令银行资金撤出股市，又造成股市的暴跌，这对投资者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再从国际市场上来看，1929年大危机之前，美国市场上的投资、包销、经纪活动空前高涨，银行家们利用自己雄厚的资金在证券市场中横冲直撞。大量银行直接经营证券业务，或者通过组建证券子公司而控制经营证券业务。由于银行巨额资金的加入，使得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得了“股票市场疯狂症”，1921年股票交易额为1.7亿股，股票指数平均为66.24点，到1929年交易额达到21亿股，股票价格指数在该年9月达到569.49点，但泡沫泛起最耀眼的亮光时，正是破灭之始。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股票市场狂跌的浪潮阵阵涌来，迅速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从1929年末到1933年末，美国商业银行由23695家减少到14352家。从1929年到193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值从897亿美元，暴跌到156亿美元。（注：参见贝多广、吴清、肖远企著：《证券市场与金融机构》中国审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103-104页。）1933年3月，罗斯福出任总统，公布了一系列的金融法律法规，如《国民银行法》、《格拉斯—特加尔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联邦住房放款银行法》和《1934年国民住房放款法》。其中《格拉斯—斯特加尔法》就明确规定商业银行要与投资银行分开，商业银行不准经营证券发行、证券包销、证券经纪等业务；而投资银行也不能在经营上述证券业务的同时经营支票存款、存单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对商业银行的证券贷款实行严格限制；商业银行的人员不得在投资银行兼职；银行不得设立从事证券业务的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这部法律被称作“格拉斯—斯特加尔墙”，标志着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野格局的形成。
证券市场又是个高度垄断的市场，证券发行人、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商是市场的强者，而众多的中小投资者是市场的弱者。我们一般称证券市场为证券交易市场，在这里，证券商（在我国称证券公司）处于主导地位，证券承销、证券经纪、证券买卖和投资咨询都以证券商为中心，如果证券商与银行一旦结盟，形成巨大的“金融寡头”，就更增加了证券市场的力量不平衡，证券市场的垄断者可以很便利地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的行为，从而获取超额利润。在我国，证券商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证券专营商，即专门从事与证券经营有关的各项业务的证券公司；另一类是证券兼营商，是指那些除了经营其他金融业务之外，还经营证券业务的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信托咨询公司、综合性商业银行等。专门经营证券业务的又可分为综合性的证券公司和经纪性的证券公司。综合性证券业务包括证券承销、代销、自营或证券买卖、证券还本付息和红利支付业务，还包括证券代保管、证券贴现和证券抵押贷款、证券投资咨询等业务。由于证券业务的综合性，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冲突和内幕交易问题。英国著名法学家派林顿说：“当一个人作为另一个的代表行事时，如果在他接受委托时，或在事后他担任了第三人的代表或与之有重大的个人利益，而这种利益的存在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实质性的危险，即他可能不为他所代表人的最大利益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处在一种利益冲突的位置”。（注：转引自焦津洪：《论管制知情交易的自律机制》，《中外法学》1998年第5期，第40页。）当综合类证券经营服务机构在为客户处理一笔业务时，就面对着两种选择，其一是为了客户的利益，其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就使利益冲突的机率加大，如当证券公司向客户推荐购买由本公司负责发行承销的股票时，就可能出现“利益冲突”，又如当证券公司掌握证券内幕信息时，要不要告诉自己的客户呢？假如证券经纪业务和证券自营业务混合操作，谁敢保证证券公司不欺诈客户和不挪用客户的资金或股票呢？90年代初期，我国经常发生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客户的合法权益，给证券市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因此，从防范风险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角度，规定证券经营机构分业经营，对它们进行分类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分业经营、分类管理原则侧重于对证券经营者的规制，而对一般投资者则不过问，这是不是违反了作为法律基本原则的普遍适用的原理？不是，这是经济法原则的一个特性，经济法原则没有民法原则的高度抽象性，经济法原则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保护市场弱者的利益，是经济法的目的之一，经济法原则的实现是平衡市场中力量的差距，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一般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弱者，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一般不是他们所为，对他们主要适用民法的私法自治原则。而证券经营者是证券市场的强者，掌握着信息、资金和人才优势，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大多是它们所为，对它们除了适用民法的私法自治原则之外，同时还适用分业经营、分类管理原则，并且后者是对前者的限制手段之一。
证券市场基本法律法规篇5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1-0109-03
一、资产证券化的概念
银行将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的流动性不足的信贷资产以证券交易形式融资的过程，为资产证券化。以相应的资产作为基础发行的证券为证券化产品。资产通过证券化，解决了流动性风险。资产证券化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的资产证券化是指某一资产或资产组合采取证券资产这一价值形态的资产运营方式，包括以下四类：实体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证券资产证券化、现金资产证券化。狭义的资产证券化是指信贷资产证券化。按照被证券化资产种类的不同，信贷资产证券化可分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化和资产支持的证券化。
二、资产证券化的必要性
目前，中国的经济面临许多问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长期建设项目投资，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紧张；利率管制催生影子银行，推高民间借贷资金成本；商业银行的贷款歧视，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企；大型国企资金来源单一，资产负债率已达监管上限；银行类金融机构的期限错配，导致银行系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结构性资产融资手段，对于解决上述问题能够提供帮助。
刘浩洋（2015）认为资产证券化是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信贷资产证券化将有助于我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发展资产证券化融资，有利于加快资本市场的成长和完善；有利于加速我国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林健（2015）认为商业银行加快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改善银行的流动性结构性不足的困境，有利于分散银行经营风险、增强风险管理能力并且提供了银行介入资本市场的平台，有利于帮助银行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王元璋，涂晓兵（2015）认为资产证券化可以对贷款规模增长迅猛，银信合作全面收缩的问题进行有效疏导；同时也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解决途径和商业银行主动管理信用风险的利器。冯留锋（2014）认为资产证券化能有效解决金融体系市场割裂和功能错位问题；解决商业银行流动性问题，可以提高银行风险防范能力，同时有利于化解不良资产，降低不良贷款率。
三、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现状
（一）资产证券化发行主体不断增多
资产证券化备案制新规以来，各大银行及公司纷纷试水，中国银行监督委员会不久前刚刚批复了包括中信、光大、华夏、浦发等27家银行开办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资格。资产证券化的发行主体，此前以大型国有银行为主，现在已经扩大到了股份制银行、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农合机构、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还包括汽车消费金融公司、财务公司等。
（二）资产支持证券投资者日趋多元化
资产证券化投资者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信用社、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外资银行、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等，而且信贷资产证券化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正在增强。
（三）资产证券化业务不断创新
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涵盖的行业也越来越广泛，包含了银行、证券业、电信、交通、电力、房地产等许多行业。业务也在不断创新，如东方证券公司与阿里巴巴合作推出的阿里小贷，是以信贷资产为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业务。该业务是证券公司首次开展以信贷资产为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华夏苏宁云创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苏宁云创”）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后，2月6日在深交所挂牌转让。该产品是资产证券化业务备案制后深交所挂牌的首个房地产投资基金（REITs）。渣打中国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该行在华首单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臻骋2015年第一期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资产支持证券”，成为国内首批参与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外资银行之一。首只私募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是由诺亚财富与阿里小贷公司发行的。证券资产化业务不断创新，资产证券化产品不断增多。
（四）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开始于2005年。2005年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开展建设银行发行，发行规模达7.196十亿人民币。在2006年的发行规模为11.58十亿人民币。在2007年的发行规模为17.808十亿人民币，2008年是30.201十亿人民币，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资产证券化的范畴首次发行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到了2008年底，总发行规模66.785十亿人民币。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规模，信贷资产证券化享受一小部分的债券市场。在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监管机构出于宏观审慎和把控风险的考虑，暂停国内资产证券化的推进步伐。2012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继续推动这种金融创新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于2012年5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卫生部联合在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进一步扩大发行事项的通知，重启信贷资产证券化，与50十亿人民币的量。2013年发行的总规模为300十亿人民币，较2012年多5倍。而2014年，发行规模更是达到了400十亿人民币。
四、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法规缺失
目前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相关法律法规有十余部，主要的有以下几部：2001年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2005年公布：《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2006年公布：《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2008年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工作的通知》；2013年3月，证监会出台的《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对《试点指引》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规范和修改；2015年2月，证监会取消了资产证券化业务行政审批，并同时着手完善相关制度衔接和配套措施。从上面的法律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资产证券化正处于试点阶段，正规的法律还没有出台，都是针对试点公布的规定，关于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法规缺失。相应的监管体系也未形成，我国基础法规制度建设落后于市场发展步伐，没有相应法规作后盾，很难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投资者合法权益难得到真正的保障。
（二）专业人才的缺乏
近年来，资产证券化不断发展壮大，虽处于试点阶段，但资产证券化产品却已数量繁多，并且业务品种较新，交易结构也很复杂，不断衍生的产品需要大量的人才维护，因此，在这方面需要大量的专业性强的人才，而目前我国人才储备量不足。而且同时具有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的综合性人才也很缺乏，相关参与方的人才储备也相对不足。
（三）中介机构质量有待提高
目前我国中介机构的权威性存在质疑，服务质量不高，尤其是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信息披露具有重要作用，但因我国目前信用评级机构缺乏独立性，规模小，评级体系不够完善、信息披露不充分、市场对信用资产机构的作用不能够充分的认识，导致服务水平有限，得到的评级结果难以使广大投资者信服，不利于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四）二级市场缺乏流动性
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在二级市场交易，二级市场的作用是为有价证券提供流动性，使证券持有者随时可以卖掉手中的有价证券，得以变现。但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本身有待提高，而流动性不足的最大问题，就是会导致二级市场交易不活跃，进而使投资者对债券投资越来越小心翼翼，进一步降低流动性。在这个大环境下，资本证券化产品的流动性不足，不利于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五）资本市场制度不完善
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先决条件是发达的资本市场。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尚不成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缺少流动性，资产风险的分散也难以实现，使得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通也被较大程度的限制。在制度设计上还不是很完善，包括发行制度，包括监管制度等方方面面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五、资产证券化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法规制度
资产证券化不断创新发展，涉及面加大，对法律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如若没有严格健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资产证券化注定走不远，应建立全面的法律，规范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加强对其的监督与管理。借鉴国外成熟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国外的法律法规，在借鉴的同时要结合我国的特色，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还处于试点阶段，与国外成熟的市场不同，应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基础做出补充，修订关于各种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法律，以规范资产证券化业务，完善与资产证券化相匹配的其他法律法规，例如，《证券法》、《银行法》、《银行业监管法》、《会计法》等等，从而建立一整套完整的资产证券化法律体系。完善监管框架和制度安排。因此，结合最新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中国还应完善法律及监管制度，提高交易质量，设立专门的资产证券化政府机构进行风险管理。
（二）培养综合型人才
金融市场对我国的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资产证券化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加强对我国人才的培养，加强对在职人员的再教育再培训，不仅是专业方面的知识，也要对他们进行法律方面的教育，培养在职人员的综合素质，打造专业性强的团队，这样才能在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金融机构可和高校合作培养定向性、专业性人才，扩大人才储备，充分利用资源，培养综合性人才。
（三）建立规范的中介机构，提高服务质量
中介服务机构在金融体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必须加强对中介机构的信用建设，完善评级制度，建立完善的金融信用体系，并提高中介机构从业门槛。中介机构能够为市场提供信息，降低信息成本，实现资金流与物流，信息流的高效整合，中介机构规范能大大提高效率，做到资源整合，促进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在鼓励发展资产证券化中介机构的同时，要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督，提高其服务质量，使其更好的发挥作用。
（四）增加二级市场的流动性
在资产证券化的近几年试点中，已经显露出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严重不足的状况。首先，应努力扩大交易市场，促进银行间债券市场与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的互联互通。其次，应努力扩大投资者范围，允许普通投资者、养老基金、社保基金等入市。最后，应努力探索做市商的报价机制。
（五）完善资本市场制度
郭树清（2012）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发展道路。应从七个方面进行改革：改革完善公开发行法律制度，改革完善私募市场法律制度，改革完善债券市场法律制度，改革完善资产管理法律制度，改革完善期货及衍生品法律制度，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法律制度，改革完善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
证券市场基本法律法规篇6
关健词:证券监管法律制度证券业自由化
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实质是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多边法律框架，为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提供了具有约束力的原则和制度。证券业是金融业的重要内容，其自由化也是WTO所倡导和推进的金融自由化的重要部分。我国在加人WTO后，证券业的自由化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但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尚存在一定的滞后。证券业的自由化发展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为其提供保障，但行政色彩过浓，过度管制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又有可能成为其障碍，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既要适应WTO关于证券业自由化的要求，又要防范风险，保障证券市场的稳定，因此，证券业自由化的发展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变革。正如刘剑文教授所提出的，这种压力与来自WTO规则的直接要求即“消极义务”相比，可以被称为回应竞争压力的“积极义务”。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发展要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民众心理、法律文化等相适应，又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适应WTO的要求，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未来发展的指导原则。具体制度的创新与改革固然重要，但对原则性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会更有意义，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与指导原则，埋头进行具体制度的改革，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事倍功半，积极效果相对抵消的缺陷。本文认为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发展的指导原则为:
一、市场化原则
囿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特殊历程与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习惯思维，行政色彩过浓，政府干预过多是我国证券监管的主要特点，许多本应由市场支配的事情被不当地置于政府的行政控制之下，如股票发行额度的确定和分配、股票的发行价格、对证券市场的人为分割及上市公司的确定和审查等，政府的意志都起了决定性作用。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中亦有不少过度考虑了证券市场的安全目标，或实质上是部门维护其既得经济管理权力的法律规则，对于这些不符合市场化原则的法律规则，要废除或加以修改，使之成为真正市场化的法律规则。WTO体系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并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市场经济模式，推动贸易自由化为己任，中国已经入世，理应加快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真正做到以市场为主导，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原则，并将WTO有关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推崇的自由、效率、秩序、安全的精神渗透到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中去，自由、效率的法价值决定了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市场化的发展方向，只有朝着市场化方向改革，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才能真正闪现自由、效率的法价值的光辉。
按照政府监管机关参与市场的程度与证券监管的手段，可以将证券监管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监管机关不直接参与市场运作，政府监管机关主要运用法律的经济的手段，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着力于通过信息披露制度来解决证券市场失灵的问题.以超然的姿态来监管证券市场，采这种方式。
监管机关注重于事前预防，并往往致力于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与预警机制，以防范于未然〔另一种是注重对市场参与者及其行为进行实质性管理，忽视市场的要求，采取审批式，注重事后监管，监管成本过高，而效果却差强人意，监管机关的超然地位难以维持，一方面，容易产生寻租现象，滋生腐败，产生政府失灵，另一方面，容易导致投资者对监管机关的依赖心理，动摇证券市场的基础，这种方式下，政府监管机关往往依赖于行政手段来实施监管，造成对证券市场的过度干预，违背了市场的规律。这两种监管方式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监管哲学:公开主义与准则主义。持公开主义监管哲学的监管者奉行公开原则至上，注重信息披露和事后监管，而不具体对市场进行实质性核查。而准则主义则意味着监管者无论是否要求市场主体公开信息都要进行实质性核查，注重事前审查。市场化的原则要求证券监管者在实施证券监管时，应考虑到市场的需求，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去规范和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减少政府不必要的行政于预，去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习惯思维和做法，以市场为资本资源配置的基础，逐步树立公开主义的监管哲学，积极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加强程序要求，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主要以市场化的手段去完成监管任务，政府要着力于防范与化解市场风险，对证券监管法律法规按市场化原则进行清理，加以废除、修改、完善。在证券监管体制方面，应当通过完善相应制度，在加强中国证监会集中监管职能，改善监管方式的同时，促进自律管理作用的发挥，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本作用，并应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促进监管力量的多元化。
二、法治化原则
“法治”有着多层含义，它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又是一种特殊的治国方式，一种价值准则，还指在特定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上形成的法律秩序，是民主、自由、平等、秩序、效益与安全的完美结合。本文的法治化原则是就一种价值准则和在此之上形成的法律秩序而言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法治化发展是指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应以法治为其价值标准并力图达到法治状态。市场经济中有着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需要靠法律来协调其利益关系，内在地需要规则和秩序，而这些规则和相应的经济规律要求通过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正是法治经济的基本要求，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没有哪一种市场像证券市场这样依赖法律.这是由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与其特有的产品虚拟性、高风险性及易传导性决定的，只有将证券市场建立于系统完善并实施良好的法律基础之上，证券市场才会得到稳定迅速的发展。
证券监管究其本质是一个法律问题，无论是何种监管模式与监管手段都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法律监管则是国际上证券监管的基本方法和重要手段。证券监管的法治化是其本质要求，同时在现阶段也是市场化的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市场化要求有完善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及严格的执法加以保障，通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对不利于市场发展的行为加以规范，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克服市场自身的缺陷及政府干预的失灵，法治化原则要求必须有调整各种市场行为的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必须尽可能符合并体现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而这些法律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得到良好的实施，具有祟高的权威，因此，我们应尽可能地完善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并保证其得到良好的实施，同时要及时加以公布，以保障公正、透明法治环境的实现。
针对目前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存在的某些方面的空白、内容急需修改、法律法规及条例之间尚不能很好地协调和衔接的现状，应对当前证券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的清理汇编，确立多层次的法律法规构成的体系，包括构成证券监管法律法规体系第一层次的相关国内法律;第二个层次的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构成我国证券监管法律法规的非正式组成部分的有关国际性文件包括双边、多边条约及国内监管政策、自律规则等。在完善证券监管法律体系结构的同时，应注重各层次间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互协调，解决证券监管法律体系中层次偏低的现象，加紧制订、修改、完善基本法律，完善各个关节包括人市、退市及持续监管的法律法规，使各个监管环节都有法可依，同时根据我国己做出的相关承诺及WTO规则对有关证券法律法规进行修订，修改与我国有关承诺或与WTO则相抵触之处，增加我国证券业国际化的法律法规依据。出台有关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法律法规，以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加强对政府证券监管机关的监督，保障其依法监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健全内部执法体系，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执法部门与司法部门的配合与协调，提高执法效果。
三、国际化原则
中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国际化要求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至体化与证券监价的协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差异给证券市场自由化带来的障碍同时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变革要遵循有关国际惯例与标准及的相关原则、规定和精神。自年代早期开始的金融监管的国际化包括三个阶段:合作、协调、管制。合作阶段各国监管当局的任务是彼此交换信息，为监管国际市场对各自责任进行分工。在协调阶段，他们寻求制定共同的监管标准和程序。在管制阶段，也许会成立一个国际性的监管当局，该当局将要求决策权、监督权和实施的权力。目前证券监管的国际化尚处于前两个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趋势的发展是必然的，因此中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应坚持国际化的原则，为将来融人世界监管体系做准备。随着证券业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外国金融机构进人中国市场的数量会大大增加，资本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已不再限于国内，也拓展到了国际范围内，证券市场的自由化正反映了这种要求，同时随着证券市场的一体化发展，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的证券市场失灵亦超越了一国界限和本国的制度与法律管辖范围，滋生了大量跨国界的内幕交易、操纵和欺诈行为，并加大了金融风险的可能系数，证券市场的一体化则会导致金融风险在区域乃至国际范围内迅速传播，严重损害了各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繁荣，随着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深人发展，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后，国际资本市场的巨额游资出于避险或投机的目的大量转移资金，会直接冲击国内证券市场，扰乱证券市场的正常运做秩序。中国证券监管的内容、依据及监管对象会发生变化，且面临如何与母国或东道国进行监管协调的问题，中国的证券市场要进一步开放，证券监管法律制度要与别国的监管法律制度展开合作和协调，要求中国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必须与国际接轨，向国际公认的监管标准、目标原则接近，加强与各国监管机关在信息共享、司法协助方面的合作。
四、协调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