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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定量研究方法(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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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定量研究方法篇1

科学的研究方法的选择是确保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前提。许多高校以教学为中心,科研特别是本科生的科研氛围不太浓,学生们常常不知道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不清楚不同研究方法的特色、差异及适用条件,更不熟悉这些方法的运用,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会影响毕业论文的整体质量。现实中,由于科学研究方法的缺失、错用或乱用等导致相当数量毕业论文的结论难以成立。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此也都有过深入的研究,浙江大学马庆国教授早就对管理科学研究方法给出了“标准化”建议。本文以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2012-2014届598篇有效毕业论文为研究样本,分析这些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情况,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1.研究背景

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发展迅速,毕业生数量增长很快。现有的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类型繁多,主要包括管理学院双学位市场营销专业学生、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以及国际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学生和国际学院国际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等多个层次。2010届毕业生183人,2011届毕业生130人,2012届毕业生234人,2013届毕业生212人,2014届毕业生211人,2015届毕业生219人。六届合计1189人。由于学生人数众多,指导教师只有23人(含3名双肩挑人员,还有一些教师出国深造、外出学习),教师年人均指导学生8.62人,论文指导的工作量较重。由于毕业生在毕业前忙于找工作、考研、考公务员、考会计证、考驾照等社会活动,大多心神不宁,难以全副身心投入到毕业论文的写作中,更遑论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了。到来年春天,只有短短八周时间,要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十分困难的。

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应该选择哪些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各有什么特色和适用条件?本文通过对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2012-2014届598篇有效毕业论文所使用研究方法的实证分析,试图发现其中的问题,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2.研究方法和目标

在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2010-2015届1189名毕业生中,由于部分同学毕业论文的电子档案未能找到或者不全,本文只找到598篇资料齐全的毕业论文。因此本文只对这598篇有效论文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频率中,试图发现毕业生选择不同研究方法的差异,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研究基础

1.科学研究方法的分类

在具体实证分析之前,本文先确定本科毕业论文有哪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知网”输入“毕业论文研究方法”等关键词,获取相关文献20余篇。删除一些级别不高、不太相关的文献,余下有近10篇重要论文(见文后参考文献)。在这些论文中,浙江大学马庆国教授在《管理世界》杂志发表的论文《管理科学研究方法与学位论文评判标准》最为经典。虽然该文主要是针对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谈研究方法的,但其基点高、立论准,能够为本文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马庆国(2004)认为,从内部理性(logos,人的思维、推理、分析)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来看,主要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如下四个大类别(称为四类研究方式):从理论到理论的方式、数理分析为核心的演绎方式、实证研究方式和实验研究方式。“从理论到理论的方式”和“数理分析的方式”本质上是演绎式的。在管理科学中,一时还找不到“从理论到理论”的事例。以数理分析为核心的演绎方式,是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式。实证研究方式,即从现实出发,通过调查,获取数据,通过以统计分析为主的对数据资料的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被研究对象的演变规律,或者相应的结论、理论。这是管理科学的主流研究方法,是国际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是相关结论被承认的基础,是研究论文的通用语言。这也是学位论文所要使用的主流研究方法。实验研究方式,也就是从现实世界中,提炼前提,用实验方法研究变量间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的研究方式,也是管理科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式之一。它突出的是管理科学结论的可重复性。

欧阳桃花(2004)提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比如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等。

李仁意(2010)将国外营销研究方法分为假设法、实验法和模型分析法。国内营销研究方法分为分析法、调查研究法和评估法。

经过小组研讨并请教相关专家,本文将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划分为5大类:描述性研究法、定性分析法(参与观察法、访谈法、对比法)、定量分析法(实验法、调查法、实证法)、案例分析法(兼具定性和定量研究特色)、研究方法不明。

2.主要研究方法的特征

根据百度百科的介绍,上述研究方法的概念和特征如下:

(1)描述性研究法

描述性研究法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它将已有的现象、规律和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验证,给予叙述并解释出来。它是对各种理论的一般叙述,更多的是解释别人的论证,但在科学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定向地提出问题,揭示弊端,描述现象,介绍经验,它有利于普及工作,它的实例很多,有带揭示性的多种情况的调查;有对实际问题的说明;也有对某些现状的看法等。

(2)定性分析法

定性分析法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

参与式观察研究,是指研究者直接参加到所观察的对象的群体和活动中去,不暴露研究者真正的身份,在参与活动中进行隐蔽性研究观察。其优点是:不破坏和影响观察对象的原有结构和内部关系,因而能够获得有关较深层的结构和关系的材料。其缺点是:由于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处理不当易影响观察的客观性。

访谈法(interview)又称晤谈法,是指通过访员和受访人面对面地交谈来了解受访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心理学基本研究方法。因研究问题的性质、目的或对象的不同,访谈法具有不同的形式。根据访谈进程的标准化程度,可将它分为结构型访谈和非结构型访谈。访谈法运用面广,能够简单而叙述地收集多方面的工作分析资料,因而深受人们的青睐。

对比研究法,作为几个基本的科学探索方法之一,是把一组具有一定相似因素的不同性质物体或对象,安排在一起,进行对照比较:通过综合比较它们在构造方面的差异(因),在性质方面的不同(果),得出这种物体或对象某性质(果)是由什么、哪些因素(因)造成的。

(3)定量分析法

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调查法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调查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法、观察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等科学方式,对市场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和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从而为人们提供规律性的知识。

实验法是通过主动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联系的一种科研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主动变革性。观察与调查都是在不干预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去认识研究对象,发现其中的问题。而实验却要求主动操纵实验条件,人为地改变对象的存在方式、变化过程,使它服从于科学认识的需要。第二,控制性。科学实验要求根据研究的需要,借助各种方法技术,减少或消除各种可能影响科学的无关因素的干扰,在简化、纯化的状态下认识研究对象。第三,因果性。实验以发现、确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有效工具和必要途径。

实证研究法是科学实践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根据观察、记录、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各种自变量与某一个因变量的关系。

(4)案例研究法

案例研究法是结合市场实际,以典型案例为素材,并通过具体分析、解剖,促使人们进入特定的营销情景和营销过程,建立真实的营销感受和寻求解决营销问题的方案。

三、实证分析

1.统计结果

本文主要对河南工业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本科2012-2014届598篇有效毕业论文所使用研究方法的频率进行统计,以反映大学生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选择差异(见表1)。

本文发现,案例分析法是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首先的研究方法,占一半以上。其次是定量分析方法,达到四分之一。排名第三的是描述性研究方法,不足一成。定性分析排名第四,不足4%。研究方法不明的毕业论文将近一成。在定性研究方法中,应用最多的是访谈法,其次是对比法。在定量分析方法中,应用最多的方法是实证研究方法,其次是调查法,运用最少的方法是实验法。

表12012-2014届毕业论文研究方法使用情况

研究方法使用数量/百分比

描述性研究方法37/6.19

定性分析法对比法7/1.1720/3.34

参与观察法0/0

访谈法13/2.17

定量分析法调查法74/12.37152/25.42

实验法1/0.17

实证研究法77/12.88

案例分析法336/56.19

研究方法不明53/8.86

合计598/100

2.运用不同研究方法的原因分析

案例研究方法,即运用大学生身边、所处城市或地区、亲友所在的企业或行业的具体案例,去印证某一营销理论或策略,这对市场营销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在大二、大三的专业基础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学习中,类似的训练已在开展,只是规模小些。这也是一半以上的大学生选择此种研究方法的重要原因。

在学位论文中使用调查法、实证研究方法和实验法等定量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方向。本次调查显示有四分之一的毕业论文选择这类研究方法,这说明相当部分高校已经将“科学研究方法”当作“毕业论文写作”课程的重要内容,也说明相当部分大学生已经较为熟练地使用了这类研究方法。这中间,选择调查法和实证研究的比例大抵相当。而选择实验方法进行毕业论文写作的比例甚少,说明高校在这方面的教学和训练不足。

描述性研究方法,亦即仅仅使用基本的经济管理理论,进行逻辑推理。具有一定难度,对于逻辑推理程度不强的学生来说,选择这种方法的可能性较小。使用这种方法需要一定的理论积淀,需要长期的理论关注,更需要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些并非短期内能够养成。在具体运作时也有一定的操作难度,本科生较难掌握。

在定性研究中,大学生较多地选择了访谈法和对比研究法,没有人选择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

访谈法要求大学生与相关企业和行业人士就某一个营销问题进行深度访谈和交流,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一些演讲能力强,与人交流畅通的大学生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但应该承认,仍有部分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与人交流的能力较弱,特别是与企业和行业高层,就一个专业问题进行深度交流的能力较弱,这也是这些学生没有选择这种研究方法的重要原因。

做对比性研究,需要依靠科学的指导,精细的规划,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如果仅仅做表面的比照,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就难以得出创新性的结论。大学生在这方面还是需要训练的,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

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看似简单,容易操作。但它需要一定的设施设备,还需要与被观察对象的深度沟通,赢得他们的信任,并与他们较长时间的相处。这对于处于毕业季、人心惶惶、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来说,操作起来就较为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近一成的毕业论文研究方法不明。也就是说,从网上拼凑一些资料,没有做深入的鉴别,没有做深入的分析,就得出一些看似“合理的”结论,仍是一部分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广场做法。如果毕业论文体现不出“论”,说服力也就大打折扣。态度不端正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学校相关部门把关不严也会助长这种风气。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

案例研究法、定量研究中的实证研究法和调查法是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中较多使用的方法,而描述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中的访谈法、对比研究法和参与观察法,定量研究中的实验法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较少使用。

造成市场营销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不同研究方法使用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是与不同研究方法的特点、条件和难易程度有关的,另一方面是与当前高校对本科生科研的重视程度、本科生的科研氛围有关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与大学生对待撰写毕业论文的态度和投入程度有关的。

2.建议

(1)进一步营造高校本科生科研氛围

本科生是高校的主体。本科生科研是高校科研工作的基石。具备了良好科研能力的本科生是更高层人才的前提。高校要加强对本科生科研氛围的营造,鼓励学术研究,讲究大胆创新。特别是要把“毕业论文写作”当成一门必修课,在大二下学期,或大三上学期开设。尽量让每一个本科生都懂得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同时,要严把毕业论文的质量关,不让学生浑水摸鱼。要降低毕业论文的过关率,迫使学生高度重视毕业论文的写作。把毕业论文撰写当成本科生毕业前的一项重要业务活动来看待,与学分挂钩,与学位挂钩,与毕业证挂钩。

心理学定量研究方法篇2

【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混合方法研究

引言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种研究范式,且研究者因这两种研究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同而各持己见,认为自己的方法更“合理”,更“可信”,更“有效”[1]。作为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科学,其领域内同样存在着“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种范式之争。究竟哪种研究范式更适合我们的研究呢?我们有必要做一次认真反思,以避免“为方法而方法”的错误倾向。

一范式及教育研究范式

1范式

范式的概念是美国著名科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nn)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并首次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科学发展的模式。随后,“范式”逐渐成为了科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在库恩看来,范式是指常规的科学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整体等,它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先例,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且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

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一次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做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因而导致了人们对库恩极富弹性的解释感到无所适从,引起了人们对范式的广泛争议。西方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Masterman)对《科学革命的结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后发现,库恩对“范式”概念的界定竟达二十一种之多[2]。笔者认可其中的一种解释,即范式是某一科学家团体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是他们的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

2教育研究范式

二十世纪教育研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3]:第一阶段是从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这一阶段是教育研究定量研究的全盛时期,在此阶段,研究者以实证精神为指导,主张用严格的观察、统计和实验来研究教育;第二阶段是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危机与战乱,政府对教育投入的经费大幅缩减,使得这段时间成为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晦暗时期;第三阶段是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后期,在这段时间内研究者开始从技术推动教育变革角度进行教育科学研究,同时某些研究者(龙巴赫和坎贝尔)开始对传统实证主义强调的定量方法提出异议,主张不可忽视其他研究方法(如定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这些都为教育研究方法的变革都起到了推动作用;第四阶段是从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在这一阶段,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一种研究范式能够解决所有存在于教育研究中的问题,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基本出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人们对研究范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逐步开始综合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发挥各研究范式的长处,弥补单一范式的不足。

从教育研究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以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量化研究及以现象学、建构主义、解释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质性研究两大范式。在我国,教育学的研究不同于西方的传统,在浓厚的人文背景下,研究者大多选择了人文主义研究取向,致使现在许多研究仅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并没有实际深入到基层进行认真的调查访谈,没能得到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最终也就不能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其实,质与量的研究并非矛盾对立,水火不容,而应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科学实证主义研究者完全可以采用质性研究去揭示“客观规律”,而人文主义研究者完全可以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去“建构”对研究问题的理解。例如,参与式观察或非正式的访谈也可以像量的研究方法一样被用来检验某一理论或假说;而调查也可以被用来了解被试对某一社会现象的理解与解释。

近年来,研究者也渐渐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原本相互对立的两方研究者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并逐步认识到另一种研究范式的重要性,某些研究者也已在尝试结合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即混合方法研究)进行研究活动。

二混合方法研究的概念及产生背景

1混合方法研究的概念

顾名思义混合方法研究是指采用了一种以上的研究方法或整合了不同研究策略的研究[4]。有人撰文把它称为混合研究(mixedresearch),也有人把它称为整合研究(integrativeresearch),但目前更为流行的称谓是混合方法研究(mixedmethodsresearch)。约翰逊和奥屋格普兹(2004)认为,更为确切地说“混和方法研究就是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综合调配或混合定量和质性研究的技术、方法、手段、概念或语言的研究类别”。它区别于其它两种研究方法范式的核心在于必须在同一研究中运用一种或一种以上质性研究的方法和定量研究的方法。

2混合方法研究产生的背景

混合方法研究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从范式的角度看,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两种范式之间的激烈斗争。在上世纪60年代前,定量研究范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60年代之后,随着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和发展,质性研究方法范式逐渐彰显,一举成为揭示社会现象、人类经验、和客观事实的主要范式。因为量化研究属于演绎性质,倾向于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从事的是中立的观察与测量,避免介入或影响研究对象,最大限度的追求研究的“客观性”。而质性研究却是归纳性质,它相信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存在着多样的主观事实,强调人在某种特定情景中的意义建构及其联系;相信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可分割性。由于这两种研究范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程序,及在客观事实的本质、研究逻辑间的不同,导致了质性、量化研究范式之间的争斗日益激烈。

这种单一方法论者非此即彼的争论不但夸大了量化与质性研究两种范式之间的区别,阻碍了它们的沟通与交流,影响了教育研究质量的提高,影响了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为此,一些教育领域中的学者在20世纪晚期就先后提出质性与定量研究可以和谐共处、共同使用的观点。美国教育研究方法学者约翰逊和奥屋格普兹(2004)在《混合方法研究的时代已经来临》一文中把混合方法研究称为继量化与质性研究范式之后的“第三种研究范式”或教育研究运动的“第三次浪潮”[5]。他们希望这第三种研究范式能够架起质性与量化研究范式间的桥梁,为研究方法指导教育实践提供新的更有效的途径。

3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历程

美国教育研究方法论学者约翰逊和奥屋格普兹把混和方法研究称为继量化研究范式和质性研究范式之后的“第三种教育研究范式”,并且明确提出“混合研究方法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这一时代来临之前,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定量研究范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实证主义在本体论上属于实在论,相信存在着受自然规律所支配的“客观事实”,在认识论上属于客观主义,认为受研究者价值观以及时间、场景影响的研究是可能实现的,认为研究者从事的是中立的观察与测量,避免介入或影响研究对象,最大限度的追求研究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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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基于现象学、建构主义及人类学等的研究方法得到较大的应用与发展,以现象学、建构主义、解释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质性研究方法范式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一种与量化研究范式地位相当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相信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存在着多样的主观事实,强调人在某一特定情景中的意义建构及其联系,强调研究发现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的结果。在这种研究范式中,研究者的价值观在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3)20世纪末至今:“混合方法研究”的提出,缓和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两种范式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给广大研究者开辟了另一片广阔的天地。混合方法研究是一种更加包容的、多元的、交叉的研究方法,它的使用让解决问题的手段显得更加多样化,更具创造性和扩张性。同时它也指出研究方法的选择应随研究问题的不同而做出相应的变动,而不是唯方法至上。

4混合方法研究的优缺点

混合方法研究现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并得到了广泛的尝试与运用,因为它有诸多优点:

混合方法研究能结合量化与质性研究的优点,克服一些由单一方法带来的问题。具体而言,使用混合方法研究的优势至少有如下十点:第一,研究中使用的文字、图片和表格可以被用来增加其中数字的意义;第二,研究中使用的数字可以被用来增加文字、图片和表格的准确性;第三,可以充分展示量化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的优点;第四,研究者可能产生和检验一个扎根理论;第五,由于研究者并不局限于一种单一的方法或手段,因而可以回答一个更宽和更全面范围的研究问题;第六,在一个研究中通过使用两种方法,研究者可以利用一种附加方法的优点去克服另一种方法的弱点,形成交叉性优势;第七,通过结果的集中和证实可以为研究结论提供更有力的证据;第八,可以增加仅有单一方法被使用而可能忽略的洞察和理解;第九,可以被用于提升结果的概括化水平;第十,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在一起使用可以产生沟通理论与实践所需要的更加完全的知识[6]。

虽说混合方法研究有如上诸多优点,但它正处于成长阶段,其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其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都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另外,运用混合方法研究对研究者的要求很高,研究者不但要掌握质性研究方法还要掌握量化研究方法,一般来说,研究者想同时掌握好这两类研究方法,是比较困难的;还有,混合方法研究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花费。所以,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我们在日常的研究活动中也不能唯方法至上,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研究者可以根据他们所研究的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和手段,而不是根据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形成的关于研究范式的偏见选择研究手段,要从实际出发,对我们的研究活动有利的并为我们熟练掌握了的则用之,否则弃之。

三混合方法研究的策略

由于混合方法研究综合了质性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两种范式,因此在运用混合方法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就面临着如何选择研究策略的问题。

混合方法研究共分两类六种策略,它们分别是顺序性解释策略(量化研究优先)、顺序性探究策略(质性研究优先)和顺序性转换策略与并行三角互证策略、并行嵌套策略和并行转换策略[7]。

顺序性解释策略:此策略简洁明了,定量数据收集在先,定性数据收集在后,在研究的解释阶段对两种数据进行整合。这种策略的目的通常都是用定性的结论来对初步的定量研究结果予以辅的解释和说明。当非预期性结果出现在定量研究中时,此策略就显得非常有用。

顺序性探究策略:此策略与前者相似,也分两个阶段实施,但定性方法收集的数据在前,定量方法收集的数据在后,两个阶段的结果同样是在解释阶段加以整合。此策略的主要目的是探究某种现象,摩根(Morgan,1998)认为,这种策略适合于对定性研究阶段浮现的理论进行检验,也适用于向各种样本推广其定性研究的结果。

顺序性转换策略:在此策略运用过程中,定性数据与定量数据的收集各自独立进行,但要据实际问题确定可以优先进行定性研究也可以优先运用定量研究,与前两种策略不同的是此策略需要一定的思想体系或理论框架来进行指导。这种策略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用哪些最能够服务于研究者理论视角的方法。

并行三角互证策略:此策略中两种数据收集方式同时进行,使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结果进行验证。使独立的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互补充,扬长避短。

并行嵌套策略:此策略运用时,在一种研究范式(量化研究或质性研究)的指导下,另外一种研究范式根据不同问题适时插入或嵌套到指导范式中去,定量和定性数据可以同时收集,没有优先顺序。

并行转换策略:此策略运用时,有能体现研究目的或研究问题的理论指导,此策略主要为了推进研究者的观点,数据的整合多在数据分析阶段,它具有并行三角互证和并行嵌套两种策略的优点。

四混合方法研究应用案例

1混合式研究过程的8个阶段:(如图1所示)[8]

图1混合式研究的重要步骤

虽然研究步骤均被编号,但研究者仍可以(跳过某个或某些步骤)沿多个方向进行研究(特别是通过第四步直接到第七步)。如果选择了混合式研究这条路线,这就说明了我们愿意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研究并且不会武断的只注重某种单一的方法。

在研究过程的开始,我们首先要确定研究的问题是否有必要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然后阐述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并选择合适本研究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来收集数据,分析数据,解释数据并最终撰写研究报告了。

2应用案例

本研究是对全国(美国)城乡聋哑学校中47名教师所做的一项混合研究,这是一项关于这些教师如何参与在线训练方案,如何运用在线方案进行教学的研究。这一训练方案的目的是鼓励教师将技术运用到实际的教学中去。在本研究的评价过程中,研究者试图找出影响这一方案成功实施的因素,其所用到的数据一部分来自正式的问卷调查,一部分来自方案本身,还有一部分来自网络留言。在参与研究的教师方面,教师对技术的焦虑及初始技能并没有决定他们的参与资格,但是研究当地相关部门的支持程度却使得有些教师留下而有些则退出。[9]

本研究是一个典型的混合方法研究,具体程序如下:

(1)选取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教师教学行为的变化过程存在多种形式,本研究将侧重于其中两种,一种是教师对教学行为变化的自然抵触心理的研究,另一种是在教学行为变化过程中,反映教师思想转变过程的相关因素的研究。因为单一方法不能满足相关复杂数据的采集及处理,所以研究者采用了一种能够提供多方向和多评价形式的方式来开展此项繁杂的研究。

(2)选取研究对象:参与研究的这47位教师主要来自城市,并且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种族团体,这些教师年龄介于27和54之间,他们当中只大多数教师听力正常,其余的则存在缺陷或完全失聪;学生参与者则从学前儿童到高中各个层次均有,智力水平则从弱智到较高水平。

(3)数据收集:在数据收集部分,研究者从定量及定性两个角度入手。第一,定量数据的收集:首先,在计算机使用情况这一问题上,因为缺乏相应的仪器来测量和评价教师将计算机整合到课堂教学中的情况,研究者运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来收集与此相关数据;其次,在教师对技术革新问题上,研究者采用了关心程度问卷,他们之所以运用这一方式,是因为关心程度问卷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测量技术革新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这种研究方法为测量教师对课堂中技术应用的焦虑和抵触情绪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第二,定性数据的收集:研究者将对参与教师的网络讨论进行跟踪,对教师所回答的问题进行记录;对参与教师在课堂上运用计算机进行教学的情况进行记录;观察参与教师运用网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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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分析:研究者将使用奥屋格普兹(Onwuegbuzie)和特德利(Teddlie)七步混合设计分析框架来对本研究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本研究中研究者仅用到了七步中的四步:数据缩减,数据转换,数据合并和数据整合。其中,数据缩减用于处理问卷调查所得定量数据和在线讨论所得的定性数据,然后这两种数据将会被按统一方式转换成“1”和“0”两种形式,最后所有转换成标准形式的数据将会被合并整合到SPSS中等待进一步处理。

(5)得出结论:通过本研究,研究者按教师对计算机的应用水平将他们分为了一下四个层次:新手(Beginner),探索者(Explorer),熟练者(Journalman)和专家(Export)。其中新手和探索者在计算机技术与课堂教学整合过程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挑战(对技术的焦虑和抵触)而非益处,与之相反,熟练者跟专家则看到的更多的是技术运用带来的好处。研究结果还表明,在学习过程的不同层次技术的整合水平也不尽相同。在初级水平,教师会合理使用基本的软件;在高级水平,教师会像运用日常生活用具一样将计算机合理的运用的课堂教学中去。

(6)研究总结(撰写研究报告):对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并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本研究是一个典型的混合方法研究的案例,研究者根据研究的目的选取了定量跟定性两种研究范式中的几种研究方法,并在研究过程中将其综合运用与数据收集、分析及解释,研究者还运用三角互证策略,使研究数据相互补充,对研究结论进行相互验证,最终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五结束语

就现实情况而言,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其实是一体的,每项研究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每个有价值的研究都不是只用一种研究范式能够完成的,都需要基本理论来支持,然后在实际应用中去验证,到底本研究有没有给人们带来益处,应用群体最有发言权。而混合方法研究却融合了这两种研究范式,弥补了此两种研究的不足,使研究真正变得有意义,有价值。如同媒体没有优劣之分一样,世界上也不存在哪种研究方法是万能的。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从多个角度去分析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最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准确、更客观、更全面的去描述问题,揭示规律。

参考文献

[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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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omasNKluwin,MartinNoretsky.AMixed-methodsstudyofteachersofthedeaflearningtointegratecomputersintotheirteaching.[J].Americanannalsofthedeafvolume2005,(4):150.

TheThirdParadigmofEducationResearch

――MixedMethodsResearch

NIEYongWEIJiu-li

(ShaanxiNormalUniversity,Journalism&CommunicationCollege,Xi’an,Shaanxi,710062,China)

Abstract:Mixedmethodsresearchspringsuprecentyears,anditiscalledthethirdparadigmofeducationresearchafterquantityresearchandqualityresearch.Itintegratestheadvantagesofquantityresearchandqualityresearch,atthesametime,itgivesnewvigortoeducationresearch,butintheprocessofrealresearch,researcherswouldconsiderfactorsofeveryaspect,thenmakerationalchoice,tocompletetheresearchwork.

心理学定量研究方法篇3

【关键词】艺术学科;实证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末20年代初德国的德索瓦尔(1867-1947)出版了《美学与艺术学》一书,正式将美学与艺术学分开研究,同年创办了《美学与一般艺术学》杂志,标志着艺术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85-88艺术学从美学中独立出来之后,对于艺术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一直成为艺术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有学者指出,如果艺术学要成为真正成熟的学科,当务之急要摆脱美学的、文本的、思辨的、摇椅上冥想的方法,而走向实证的实地考察,实现艺术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这也就是“范式革命”。[2]80-84

一、当代艺术学科实证研究的概述

研究范式是指科学群体在共同信念与价值取向的支配下,选择研究什么与如何研究的问题。托马斯・库恩(1922-1996)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范式(Paradigm)”的概念,旨在阐述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指“被科学研究群体所公认的一套有关科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规范及基本方法和工具”。研究范式可以分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其中思辨研究主要源于哲学母体,是指研究者在个体理性认识能力及直观经验基础上,通过对概念、命题进行逻辑、演绎、推理,以认识事物本质特征的研究方法。思辨研究的对象是不可直接观测或调查的抽象概念,它重概念操作而不注重事实操作,让事实符合自己的概念而不是从事实中发现概念。

20世纪以来实证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并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一种学术研究范式。实证研究本着科学的精神,强调从问题出发,提出理论假设,然后用实验或者调查等方法加以验证。实证研究的中心在于获得经验事实并以此为基础解释经验事实,形成理论观点,它包含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启示,也为艺术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我国最早以学科建制的方式提出建立艺术学的倡议者是张道一先生(1932-至今),他提出的艺术学科体系建构的方式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3]7有学者认为,在构建艺术学科体系时,应坚持民族性与包容性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哲学性与科学性相统一。[4]当代艺术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现象学方法、实证方法和历史研究法。但我国艺术学研究中还存在一些弊端和不足:一方面,很多学者把对美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混为一谈,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学,而不是美学。艺术学和美学的研究逻辑不同,所以,我们应该把美学和艺术学区分开来,进一步明确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对于艺术学的把握实际上更多的是依靠直觉的感受,而不是理性的分析。[5]

近年来,实证研究不断得到艺术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如在设计艺术学、音乐学等艺术门类中,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第二届(2005年)音乐心理学研讨会上提交的52篇论文中只有8篇(仅占总数的15.38%)属于实证研究,相比第三届(2008年)研讨会上实证研究则占到了32.31%。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并尝试利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先进的研究技术和方法,如脑电、事件相关电位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进行音乐心理学问题的研究。[6]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我国实证研究方法在艺术学科中的应用还刚刚起步,研究方法的发展是一个既紧急又重要的问题。

二、实证研究的发展历史,以及在其他学科的状况

实证作为一种主义始于法国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孔德在其《论实证精神》(2011)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实证主义的几条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科学性、肯定性和实用性,并促使实证主义成为一种哲学思潮。[7]29-30孔德强调测量与定量,他认为任何概念都可以测量或量化,不可测量或量化的概念在科学中毫无用处。20世纪以来,实证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并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学术研究范式。实证研究本着科学的精神,强调从问题出发,提出理论假设,而后用实验或者调查等方式加以验证。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实证研究以遵循“科学方法”,注重量化分析或客观性的语言陈述,体现客观性、实证性等有别于解释性研究的特征,它被心理学、教育技术学、社会学、以及体育学研究者广泛接受和应用。

19世纪后半期,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精神深入即将诞生的心理学中,并成为心理学的方法论,从方法论层面深刻地影响了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威廉・冯特(1832-1920)用内省的方法研究艺术的元素和组成部分。对实证科学的顶礼膜拜在行为主义时代达到顶端,无论是以约翰・H・华生(1878-1958)为代表的激进行为主义还是以爱德华・托尔曼(1886-1959)为代表的温和行为主义都主张实证研究应贯彻在心理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在推动心理学自然科学化的进程中,也给心理学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实证主义忽视了人的内部心理生活和主观体验、否定了心理的主观性,使心理学的研究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要摆脱这种局面,心理学必须注重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在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中更加注重本土化;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8]其实,这对拓展艺术学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教育技术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技术性学科,兼具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特点。因此,教育实证研究在教育技术中的应用显得更有意义。教育实证研究是指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展开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直接经验特征。在19世纪,教育研究中的方法意识有所增强,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强调实证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9]教育研究过程遵循假设-检验的逻辑,即在研究之前确定关于研究结果的假设,依据这个假设通过观察、调查和统计等方法去搜集相关的数据,并进行分析、总结和概括,对假设进行严格地检验。实证研究这种严谨、科学的研究过程为教育研究提供了相对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思路。[10]由此可见,我国教育技术学中的实证研究呈现逐渐递增的趋势,这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实证研究。但与外国相比,中文刊物上发表的实证研究类文章数占当年学术类文章总数的比例远远低于英文期刊。比较中国大陆的艺术学科研究,情形也与此相似。

社会科学对研究方法的探讨比较早、重视程度比较高,社会学通常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或定量研究方法。[11]在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那些外在的、客观的、不为人的意识所左右的现象,采用的是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当前社会学的实证研究还面临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大量研究仅停留在经验的描述层次,仅是反映了社会生活中某一问题的状况而已。“很少社会调查能进入解释的层次。”[12]因此,当今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科学化、学科化、规范化。艺术学学科的研究,也有这样的现实要求。

在我国的体育学科研究中,实证研究范式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体育科学研究主要是以体育自然科学为主的,体育科学要自然化就必须模仿自然科学研究,追求研究的实证性与定量化,必须揭示各种体育现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规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出现过分追求数量化的现象,这使得我们只能看到现象的表面,缺乏对实施内部情况的全面了解,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在体育运动中的行为和关系。体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多样性决定了研究中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研究范式都不可或缺,因为不同问题的解决需要不同的研究范式。[13]

总之,梳理认识实证研究的发展历史以及在其他学科的运用状况,可为艺术学学科的研究寻求和确立研究策略的新视角。

三、实证研究在艺术学科的研究范式

近年来,艺术学界开始出现以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为核心的艺术学研究范式,在各艺术门类中,设计艺术学在研究方法上堪称引领者。许多研究者主张艺术学研究应避免大而空的研究,避免过于抽象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而应提倡实证的、田野的、具体的研究。

实证研究包含质的研究和量化研究。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非常传统又很新颖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方法基于自然主义和阐释主义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整体地理解和解释自然情景。在实践应用中,质的研究还经常与其麾下的某一具体方法混为一谈,如解释学、田野调查、参与观察、人种志和人类学研究。目前国外正在兴起的质的研究一般基于解释注意的理论基础之上,强调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再现当事人的视角,以描述和解释为主,而不是将重点放在验证假设、提出政策建议和预测上。在质的研究的“术语丛林”中,居于首位的是“现象学”,其基本理念“回到事实本身”成为质的研究的理论原则。如有学者对艺术家村落的研究,参与观察研究无疑是一种恰当的方式。通过观察他们的艺术行为、现实生活以及交往、应酬等各种生存经纬,透视在社会变革期间这种边缘、独特群体的成因和意义。再如近年来,香港理工大学多次与内地的多所高校展开对于中国工业涉及用户调查的实证研究,尝试性地开发了一些新兴的质的研究方法,对于国内的用户研究多有贡献,其研究方法对于与之合作的内地高校的很多教师来说是一种冲击和启蒙。由此可见,质的分析方法的意义不仅在于还原了艺术或艺术现象的意义本身,更重要的是透过艺术作品或现象揭示了其背后所蕴含着的丰富的社会图景,也就是它往往呈现出通常单凭艺术研究方法所无法揭示的另面真相。[14]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质性研究多在实证研究不能实施的阶段和时候介入方法论与方法的支持。

相对质的分析,定量分析更为科学、严谨,也更为复杂。定量分析方法的特点是从一组单位中收集各单位的可对比的信息。只有对这种信息量化才有可能进行计算,并进而对资料作更广泛的定量分析。运用定量方法就是要对可比较的一组单位进行观察,这些单位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机构。[15]这就决定了定量研究方法通常所针对的是一组客观的数据或被数据化后的某一对象进行的分析与解释。如古斯塔夫・费希纳(1801-1887)曾发起一个实验,有人收藏了两幅德国画家荷尔拜因的圣母像,这两幅作品十分相似,几乎分毫不差,为了检验这两幅圣母像中哪一幅是原作,哪一幅是复制品,人们把两幅作品放在同一美术馆内。费希纳在美术馆的门口放了一个本子,请每一个观众把他对这两幅圣母像的看法写下来。其中还要求他们写下喜欢这两幅作品中的哪一幅,等等。费希纳试图通过对观众的心理感受进行分类和统计,以期最终测定和检验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16]再如台湾设计协会的《设计学报》和云林科技大学的《商业设计学报》也开始大量刊登设计学实证研究的文章。在社会统计学中的“相关系数”、“因子分析”、“方差分析”、“一元回归”、“t检验”等相对比较容易掌握的研究方法,也开始大量应用在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17]

要使艺术学领域的研究结果更加客观可信,研究者应对实证研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予以重视,采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以加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实证研究有着一套完整的操作程序:课题选择和文献查阅、提出问题和研究假设、研究的设计与实施、研究资料的收集、分析和综合、研究报告的撰写。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实际实验时,往往希望能用较简单的实验设计来达到实验所需要的精确度。要想达到这一目标,研究者就必须选择一个良好的实验设计,并对设计中的各种变量进行控制,以采取使误差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手段。

实验设计中一般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步:考察行为的内容,即研究者要考察假设中含有的行为指标的内容。通常一个研究不可能对一个行为指标中包含的内容都进行探讨,而只是选择其中某个或某几个关心的变量进行研究。第二步:定义总体和样本。一个实验只能从总体中抽取出特定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群作为一个样本进行研究,然后再把样本研究的结果推广到总体中去。第三步:变量选择与控制。变量选择是指研究者总是通过各种实验来探索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研究中所讨论的变量包括自变量和因变量、调节变量、控制变量、中间变量、无关变量。在实验控制中常包含对变量的控制、采用控制组对实验结果进行评价;在实验设计的研究中,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估计实验误差;在正式实验实施过程中可以采用被试间、被试内和混合实验设计。第五步:实验实施。在正式的实验实施过程中包括被试的取样与控制、创建实验材料、执行实验,获取数据。第四步:数据的处理与分析。通过各种研究方法收集到的数据,必须经过分析处理才能得出合适的结论。对数据的处理首先应该对数据进行整理、审核、剔除无效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编码、录入计算机;最后,通过恰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得出恰当的结论。

四、实证研究在艺术学科的应用前景

当代艺术常常是对一个相对普遍的社会问题的抽象、放大和表现,因此,如何将所涉及的问题、概念进行量化是当代艺术研究的关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艺术作品都能够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在一般艺术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存在两种倾向:偏重于运用哲学的方法和偏重于科学的方法。[18]在倡导艺术学之初,德索瓦尔强调艺术学的科学与美学的哲学方法将有所不同,但一般艺术学研究的方法将部分地与美学重合。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讨论了“艺术科学”的目的与方法,是对艺术的性质、条件和目的的一般研究。[19]我国的艺术家马采、滕固、易中天分别对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艺术学的研究方法开始走向具体,走向史实,并以此为基础上升到“综合研究”与“整体研究”的高度。近年来,研究者主张艺术学研究应提倡实证的、田野的、具体的研究。如徐习文指出,艺术学要尽快实现艺术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实证研究的基本程序和步骤大致包括:提出问题和研究假设。

总之,艺术学的诞生和发展是学科分化的历史必然,是学术进步的重要体现。实证研究是艺术学走向科学化的必然趋势之一,艺术学的学科特征越来越明显,研究方法越来越丰富,影响力越来越大,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实证方法运用到艺术学的研究中既向艺术学提出了挑战,也为艺术的科学化提供了方法。因此,艺术学要真正成长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还必须注重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唯有如此,艺术学科才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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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定量研究方法篇4

文章基于社会科学中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理论平台,从艺术设计中抽象”与具象”相互关系的角度,展开对艺术设计学研究分类和方法的讨论;着重探讨艺术设计学中用定性研究方法与抽象”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关键词:

艺术设计;抽象继承;定性研究

艺术设计学或设计学是一门相对其他学科而言较为新兴的学科,其研究的方法有着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艺术设计学,其主要核心是为人服务,为满足人的需求需要,而人的需求则包括物质需求和精神追求。对于艺术设计学中物质的追求实质涉及了自然科学的内容,而其中的对精神的追求则涉及了对社会人文科学的内容。因而艺术设计学作为一门多学科相交叉的学科涉及了大量社会科学甚至与自然科学的领域。并且,从艺术设计学的发展的来看,它从大艺术”中脱离出来,最开始被称之为小艺术”,因而与艺术有着天然的联系,以我国目前招收艺术设计学专业的本科生来看,选择艺术设计学专业的学生依然要考绘画,通常为素描、色彩、速写,因而对于艺术设计学的研究通常沿用研究艺术的方式。同时,艺术设计又受到建筑学的影响,因而有带有自然科学,特别是工学的研究方法的影响。因而,对于艺术设计的研究者而言有一个普遍的疑惑,到底应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方式进行艺术设计学的研究。

一、艺术设计中的研究分类

艺术设计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二大类,一类为抽象”,一类为具象”。抽象”这个概念最早在五六十年代有冯友兰先生在哲学上提到,其目的在于探讨中国传统哲学传承的问题。近年,吴良镛先生也在建筑学中提出了抽象继承”,他认为:所谓‘抽象继承’是指在建筑传统中:第一,将传统建筑的设计原则和基本理论的精华部分(设计哲学、原理等)加以发展,运用到现实创作中来;第二,把传统形象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提取出来,经过抽象,集中提高,作为母题,再用到当前的设计创作中去。这样的继承,并非形式的抄袭或旧零件的排列组合,既有创作原理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形象的借鉴与创造”。众所周知,现代西方艺术与设计无论是理论与实践,都领先与中国,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事西方艺术和设计有抽象”成分的支撑。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可以说以康德的先验唯心哲学为基础,同时又受到现代哲学思潮,特别是尼采、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哲学、心理学的强烈作用。如西方绘画的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有尼采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作为基础,法国超现实主义绘画,有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下意识心理学理论做为基础等。而反观中国的当代设计与艺术则无此些抽象”为依托。因而,冯友兰和吴良镛的抽象继承理论实际是为当代中国的艺术设计向传统哲学、美学、造物理念学习而正名,同时也有把艺术设计学的研究概括为抽象”与具象”二类的倾向。从他们对抽象”的理解,抽象”应是指所有非物质的精神层面,与具象”相对,如佛教思想属于抽象”,而基于佛教思想下而建立的佛塔则是具象”。而把哲学上的抽象继承和建筑学上的抽象继承运用到艺术设计上,指的就是设计理念的继承,抽象”就是对于艺术设计中精神性、艺术性而言,而具象”则指艺术设计中的物质性、技术性而言。

二、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常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其中定量更多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定量研究是指确定事物某方面量的规定性的科学研究,就是将问题与现象用数量来表示,是以数字化符号为基础去测量。因而,定量研究较适合于艺术设计学中科学、技术、物质层面的问题。以中国古建筑群紫禁城的研究为例,通过具体的测量可以测出各个宫殿的具体尺寸,如太和殿与中和殿的不同建筑样式的差异、尾兽的差异、总长宽高的差异等,进而得出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样式甚至设计的方法。而定性研究则是与定量研究相对的一种研究方式。根据李立新在《设计艺术学研究方法》中对艺术设计学研究方法的分析:艺术设计学中的定性研究是在自然状态下,以实地体验或实物文献分析为研究起点,通过对设计活动和现象的长期、整体的分析来解释设计现象和意义的一种研究方法。可以说,定性研究能解决的是无法用数字准确衡量的事物,如对人的情感、幻想、精神层面的追求等,而这恰恰是艺术设计学专业必须要面对的,即艺术设计学中的艺术成分。如太和殿与中和殿为什么会有建筑样式的差异、尾兽的差异、总长宽高的差异,是基于什么思想或理念形成的这些差异,是审美,是皇权象征还是这个古典哲学思想的要求?这些都无法通过定量分析来得出结论,只能是以定量分析作为基础,用定性研究方法进行进一步研究。可以说,对于艺术设计学而言,定性研究则应偏向艺术设计中抽象”的部分,即研究艺术设计中的精神性、艺术性。而定量研究则应偏向艺术设计的具象”部分,即用于研究艺术设计中物质性、技术性。

三、结语

根据上述的分析,艺术设计学的研究大致分为二类,即具象研究和抽象研究。具象研究偏向自然科学,而抽象研究偏向人文科学。根据这二大类,可分别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进行艺术设计学的研究,即用定性研究方法究研究艺术设计学中的抽象”部分,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艺术设计学中的具象”部分。但二者并不是相互隔绝,分类进行”只是为了更便于艺术设计学的研究。

作者:樊强强覃庆贵单位:东北大学

参考文献:

心理学定量研究方法篇5

一、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教育量化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

本世纪初,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观、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合力作用下,教育量化研究范式得以形成,改变了教育科学史上纯粹哲学思辩式的研究传统,从而提高了教育学的“科学化”程度。正是由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对教育科学发展具有重大贡献,一些研究者不顾一切条件,无限夸大量化方法的作用,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于是,有人把方法专著中列出的量化方法规则当作“灵丹妙药”应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是“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方法与研究问题相脱离。

具体地讲,“方法中心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教育科研方法专业研究人员工作集中在总结别人的研究方法上,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发明新的方法与技术,或是以某一哲学思想为基础推导演绎教育科研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将方法固定化、形式化,形成一套非常规范的方法体系,这种研究若不紧紧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就有可能使研究创造的方法体系成为一具空架子。比如,本世纪初,一批教育科学工作者研究量化方法时,不考虑教育现象的特点,把重心放在数学方法的引进和一些严格实证性控制手段的创新上,结果把方法搞得相当精密,貌似科学。可是,一旦用于研究实践时,缺陷即刻暴露出来。“方法中心倾向”还表现在方法应用者身上,一些研究人员因为认识到方法的重要性以致偏爱某种方法,总是用现有的固定模式化的方法支配自己的研究活动。这样做,且不说所用方法本身可能有缺陷而给研究带来危害,即使所用方法本身合理,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有一个“适切性”的问题,研究者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而盲目遵循方法所规定的程序进行研究,同样会给研究带来不良后果。

总之,单从哲学原理推演方法,不联系研究实践移植创造方法,不结合研究问题应用方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应坚决摈弃这种做法,把“方法与问题相适应”作为方法研究和应用的基本指导原则,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做到:

首先,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的严重束缚。以哲学思想为指导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可以深化研究的层次,形成抽象化程度较高的教育理论。这无疑对教育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盲目迷信一种哲学思想、坚守一种特定的哲学观不放,就会束缚研究者的思想,从而按照该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方法、技术和研究程序去从事教育领域内各种问题的研究。在30年代,教育量化研究达到完全机械化的程度,一些方法几乎被研究者当作僵化的教条用于教育科研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当时的研究者固守科学主义的思想,不能理智地结合教育的特点去分析这种思想观点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而是一味地用这种思想统摄教育研究,结果严重违背了教育的真实。事实上,每一种哲学思潮的出现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到了新的时代就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和现实制约性,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合理的因素。教育科学研究者对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哲学思想都应做深入研究、剔除不合时代要求和具体研究对象要求的因素,吸收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来指导教育研究实践,这一点在处理哲学与教育研究之间的关系时显得非常重要。爱因斯坦在论述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时曾说过:“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主义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注:张来举:《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的哲学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1期。)这一段关于科学家研究特征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教育科学研究者,即不能固守一种哲学观点,而要结合教育研究的具体实践接受不同哲学思想的合理成分。

其次,在研究和应用具体的方法技术时,要做到“随机应变”,不把方法当教条。对方法研究者来说,不论是移植其他学科的方法,还是基于已有教育科研方法进行创新,都要结合“问题”进行,根据研究情景的变化而重新设计方法程序,而不能把创新、移植的方法搞成一套游离于教育问题之外的纯粹形式化的规则;对方法应用者来说,在研究中应从问题出发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并结合问题灵活运用,在应用过程中一旦发现方法与问题不符,应马上放弃该种方法而寻找其他更合适的方法。由于教育现象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研究中,也可以灵活地将多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方法组合,使各种方法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可以说,研究者的每一项教育研究不但是一次理论的探索,更是一次方法的再创造。方法的进步正是在无数次教育研究实践中逐步取得的,任何从哲学或其他学科强行输入的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都不可能站住脚。

二、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

教育量化方法的一般理论与技术,如统计模型、测验理论、实验设计等大都产生于西方各国。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借鉴和应用,且借鉴后的改造工作做得也并不理想,这就阻碍了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发展。对于方法本身的研究是方法应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缺乏对方法的研究会影响教育研究和教育科学的进步。我国教育研究实践中量化方法的滥用、误用和教育科学的滞后与方法本身研究的落后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在我国,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尤为重要。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定性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统一。因此,对教育量化方法本身进行研究时,应从“定性方法”和“数学方法”两方面入手,并探索它们的结合点。关于第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实证主义者做得很差。他们没有按照教育的本来面目去定性认识,将人“非人”化,结果在定性把握上走向岐途,从而导致他们建立科学教育学之理想的破灭。而在第二方面,他们做得颇为出色,发明创造了许多高超、精密的方法技术,堪与医学、农学、经济学领域内的数学方法相媲美。但由于第一方面的偏废,使这些数学方法成了孤立的东西。

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定性”的研究,应把握“真实性”原则,即创造的方法技术应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按此原则去探索不同领域内不同情况下的定性方法才不致于走入岐途。应注意的是不能受某一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等)的影响而偏执一种方法,而应以开放的态度去研究一切适应于教育规律的定性认识方法。如采用隔离观察、自我内省、人种志研究的现场研究法,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甚至现象学的理解法等一系列方法去达到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定性认识越深刻,量化研究就越顺利。对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中“数学方法”的研究同样也应坚持“真实性”原则。这里的数学方法不再是只研究抽象的形式、数量及其关系的方法,而是与具体的教育现象结合起来的方法,其中每一个数学符号、表达式和推理都具有教育方面的实际意义。“数学方法符合教育现象的真实”是基于对教育现象正确定性认识的基础上的,研究中应用的数学方法应与定性方法有机结合。在研究中,应注意从教育研究的需要出发去选择和创造数学方法,而不能拿着数学方法去寻找应用的对象,将数学方法强行输入到教育量化研究中。

三、积极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合理评价

任何一种教育量化方法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受时空的限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暴露出各种问题,况且我国现在应用的诸多方法技术多译介于西方。地域之差、国情之别,必然会在我国的教育研究中出现许多的问题。如一些测量量表、统计模型、控制技术都可能会在新的情景中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有一个对其进行改造、创新的过程。而改造的效果如何,就须用评价的手段加以衡量。所以开展评价研究是开展教育量化研究方法理论与技术的重要手段。当前在我国教育研究界有一种心理倾向,认为只要借助于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其研究就是科学的,其结论就是正确无误的。于是就出现了对研究对象不加分析就盲目使用教育量化方法的现象。如在一般的调查研究中,本来通过数据描述就能说明问题,却还要再进行一次诸如χ[2]分析的推断分析。这种做法反映出研究者既没有考虑χ[2]分析的条件,又没有把握自己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只想运用一种推理统计方法提高一下研究的“科学水平”,赶一下时髦而已。当然,有些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不管哪一种原因造成的失误,要尽量克服改正它。开展评价研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历史也已证明: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评价是保证教育量化方法发展和正确应用的重要措施,如30年代,美国和我国对教育测量的反思和批判,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教育测量;又如正态分布在教育中的应用也是在不断反思中改进和提高的。

开展对教育量化研究的评价,要求评价者抱着对科学负责,对同仁负责的态度,勇敢地指出别人的失误。只要批之有据,评之有理,且态度诚恳,对方定会接受。同时评价者还要坚信:在科学研究中只有真理而没有权威。有了研究者这种内在的精神和信念,再加上当前我国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关于教育量化方法的评价研究一定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四、加强对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研究

目前,对教育量化方法的应用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泛化”倾向,即试图将教育量化研究方法应用于一切教育现象中去,企图改变整个教育学,使教育科学数学化。我们知道,进行教育量化研究的基础是对教育现象加以量化,转变成量化数据,再进行数学推理以获得结论。而这一研究模式必须依赖于对教育现象深刻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工具的相应完备,这两个条件,并不是所有教育现象都已具备。因此,对一切教育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并不现实。从另一方面说,一些教育现象根本不必用量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有些教育现象只借助于定性的方法,在思维中利用概念、判断和推理即可达到对教育现象的本质的认识。一些教育现象完全可以利用这一途径达到研究的目的。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同样存在利用定性方法达到对自然现象本质认识的例子。如在物理学中,弗·培根在了解大量有关热现象实例的基础上,运用定性归纳,得出了关于热的本质是运动这一正确的结论。因此,对教育现象不加考虑而盲目追求定量研究是不可取的。另一种倾向是对教育量化研究的排斥,认为精神现象不可能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即使对某些教育现象勉强使用了量化方法,也只能是过于简化、形式化,而无助于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这种倾向完全忽视了教育现象中量的存在,且有些教育现象的量还是相当易于描述的。同时这种倾向还完全忽视了教育量化研究发展的历史,对由教育量化研究而带来的科学的进步缺乏基本的评价。以上两种倾向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都没有从教育现象与量化方法的适切性方面去考虑。我们认为,鉴于对教育现象的定性认识和数学发展的现状,在应用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时,应对教育现象进行具体的分类,区别出哪些适合于定量研究,哪些不适合定量研究。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存在量的方面。但每种事物的量的“显易”程度不同,有些事物的量“外显”程度大而易于描述,而另一些事物的量不“外显”而不易于描述。量易于描述的事物适合于用量化方法去研究。一般来说,物质现象的量“外显”易于描述,而精神现象的量不“外显”而不易描述。这是社会科学的数学化程度低于自然科学数学化程度的根本原因。在教育领域内,既有物质现象,又有精神现象,既有“物——物”关系、“人——物”关系又有“人——人”关系。在研究时,就应该按以上标准将它们划归某一范围。属于“物质”现象、“物——物”关系和“人——物”关系的如教育投资、教育规模、教材与教学质量的关系等,一般来说可尝试采用教育量化方法进行研究。而属于“精神”现象和“人——人”关系的,如教育的本质、学生的品德发展等,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应慎重。这样,在教育科学中将出现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计量性的,一部分是规范性的,而不是象有人提出的将整个教育科学变成一门“计量教育学”或一门“实验教育学”。

五、积极构建研究人员综合的知识结构

教育量化研究方法是数学方法和定性方法综合起来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系统方法。不管是研究它,还是应用它,都离不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自觉综合运用这两方面知识的能力和意识。西方教育量化研究的兴起归功于一大批倾向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和教育研究者,如高尔顿、桑代克等。但也正是由于他们强烈的“科学”取向,使教育量化研究向“科学”一方走过了头,从而不得不冷静下来去审思人文科学方法的有效性。我国三四十年代量化研究运动的兴起,除了社会因素外,与当时研究人员宽泛的知识结构不无关系。因此,构建研究者合理的适合于教育量化研究的知识结构极为重要。

心理学定量研究方法篇6

【内容提要】实时测量和元分析的统计方法,是音乐心理学研究界新近开发和应用的研究方法。本文描述了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国外音乐心理、治疗和教育研究中的发展状况,并分析了其应用价值。

【关键词】音乐心理;测量;统计;CRDI;元分析。

【内容类别】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学;研究方法。

CRDI:从非实时到实时音乐心理测量

20世纪80年代之前,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治疗学研究涉及的音乐情绪反应和音乐认知反应的测量,多采用问卷、形容词核对表、单维度或多维度量表以及操作反应观察的方式。这些测量方式为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但是,这类方法的最大缺陷,在于与音乐的时间性质相悖。它们收集的数据,是被测在聆听音乐之后依赖记忆所做的反思。另外,这些方法在音乐情绪和音乐认知反应的研究中,不能与音乐的进行过程实施实时的记录及再现,不能使研究者对音乐进行和被测反应之间的同步关系做出全面、反复、精确和深入的观察。简言之,这些测量及记录方法是非实时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研究者从技术和装置入手,开始解决音乐心理的非实时测量与音乐进行的时间性之间的矛盾,使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治疗学的测量技术进入实时反应和记录的时代。

实时测量技术,最早的形式是Clynes于1982年研制的"情绪记录器"(Sentograph),用于测量被试对音乐的情绪反应。这种简单的装置上设有一个万向的按键,被试根据对音乐情绪反应的不同描述和强度操纵此键,便可将不同方向和压力的操作按不同类别和比例,转换成相应的电压,并给予与音乐进行过程同步的记录。

1983年,Nielsen又设计出一种簧制的夹钳,用于研究被试在音乐进行过程中对音乐紧张度的实时反应,并可将被试在研究过程中的持续反应绘制成图形。这种装置所记录的数据,在后来的验证性实验中表现出很高的效度。

1991年,Namba等人在音乐情绪反应的系列研究中,利用现有的计算机键盘,开发出一种"选择性描述连续判断方法"(themethodofcontinuousjudgmentbyselecteddescription)。研究者把用于不同类别情绪感受的形容词指派于特定的键,被试接受半小时的实验指导训练后,在音乐进行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情绪感受及与之相应的形容词描述,在键盘上连续操作相应的键。这种实时反应与记录的方式,可以把被试的反应以多维度的形式与音乐同步记录和贮存在计算机内。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音乐研究中心在Madsen领导下,研制出"连续反应数字接口"(ContinuousResponseDigitalInterface,简称CRDI)。这是一种电位器与计算机实现数字接口的技术。在音乐认知或音乐审美情绪反应的研究中,被试在聆听音乐的全过程中,根据实验的具体要求,可以在250度范围内拨动带有一枚凸针的旋钮,连续不断地对音乐进行过程中情绪或认知在两极范围内的反应及变化,同步地进行调整。被试在操纵旋钮时,实际上是将不同的电压持续不断地输入计算机,并经计算机处理,绘制成为与音乐进行的时间横轴线实时发展,依输入强度变化形成的曲线图。这种旋钮操作输入的信号的变化是无级的。CRDI的另一种输入方式,是11点量表型的滑杆。它以零为中心,依据反应强弱程度的不同,使被试可以在+5和-5之间的11个点位上,连续不断地调整滑杆在量表上的不同位置,以达到输入反应强度的目的。

上述测量和记录方法,可以用计算机对若干被试的各个反应曲线进行集合处理,使之成为能够反映被试整体反应的曲线。

值得一提的是,与连续反应数字接口相类似的技术,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我国已有研制,不过没有直接应用于音乐心理的研究,而是应用在被试对视听电教材料的注意实验中,其范畴属教育技术学的心理生理基础研究。研究者黎加厚开发的装置,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将传感器和A/D转换器与计算机连接,把被试在接受视听电教材料刺激作用下的皮肤电阻(GSR)及其变化的全过程输入计算机;另一方面,用摄像机对被试在实验过程中的外部变化过程给予摄制。经后期合成,视听教学材料的画面(包括背景音乐),被试表情和动态,以及被试的皮电阻反应曲线这三个画面同步地实时记录于VCR,可供研究者反复观察并做统计处理。笔者认为,音乐心理和音乐治疗可以直接采用这种技术,开展音乐心理生理学有关不同音乐要素或音乐风格与情绪反应关系的实验。

自从Madsen等人首次使用CRDI技术,对音乐审美体验给予实时测量以来,近八年中CRDI技术在美国音乐心理、治疗和教育研究中所涉及的课题大致包括:音乐听赏过程中的注意焦点;儿童音乐偏好;音乐审美体验;听赏者差异;音乐要素(速度、音准、力度、节奏、旋律、音色等)与认知和情绪;音乐紧张度的感知等等。另外,由于CRDI是一种非词语和过程性的测量,研究课题还涉及非词语和词语,以及形成性与终结性测量的信度。此外,近两年来,随着研究者探讨课题的深入,CRDI描述的刺激反应维度也从单一维度向多维度发展。

CRDI技术在音乐心理测量以及与音乐心理直接相关的实验美学、教育、医疗、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应用价值无疑是巨大的,这里仅举一例。1989年,在中国音乐治疗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上,一位医生曾提问:"音乐处方的开具依据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明白的,当然不能仅仅天真地诉诸于音乐作品的标题。如同一剂药品必须通过大量的严格验证才能投入临床使用一样,在音乐治疗中,音乐作为处方,虽然不大可能使人"中毒",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讲,也应该就音乐的某种或某些成分以及它们所构成的整体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在情绪、感知或生理、神经诸多方面给予实时的测试和验证,以便达到最佳的预期效应。就这一点而言,实时测量的概念和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元分析:从"见树"到"见林"的音乐心理统计

这是一个由音乐心理的定量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的定性概括之间关系引发的课题。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学随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得以建立和发展。定量研究是心理学的既定学术规范。音乐心理研究作为分支心理学科,同样是把主流心理学的定量实证作为它的基本研究范式的。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后,实验音乐心理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由于实验设计必须对变量进行控制,所以少量的音乐心理定量实证研究不可能为这个领域的重大课题提供现成答案。当某一相同或相近课题的量化实证研究达到充分的积累时,情形依然如此。即便是相同的研究课题,受研究变量、被测状况、测量工具以及其他种种条件的影响,它们的结论,主要是统计的差异显著性,会是不同甚至相反的。过去,对已有大量的相同或相近课题研究结论进行概括时,研究者的方法是粗糙的tallyingmethod,即罗列所有相近的文献,根据符合统计的差异显著性要求的研究的比例,大致确定对研究假设的论证程度。这种方法实际上人为地强化或掩盖着研究数据的趋势和形态。

出于对已有一批单独研究的结果进行再分析,以便全面和精确地总结这些研究结论的目的,20世纪70至80年代,格拉斯(G.V.Glass)提出元分析的概念,并发展了元分析的步骤和方法。元分析(meta-analysis)亦称总分析,其过程和功能,是对已有大批研究提供的统计数据的再统计分析和综合(或说分析的分析),继以探查在这批研究中每次单独研究显现不出的,而对于解决重大问题具备更高价值的结论趋势和形态。元分析作为一种统计方法,其性质属于量化研究。不过笔者认为,它是连接一批单独定量研究的个别结果和形成定性结论概括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通过总分析的统计过程,实现从个别结论(即便它们之间看起来存在冲突)到一般结论的科学归纳。

元分析的方法自确立以来,在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得以广泛的应用,效益显著。1987年后的10年中,仅"心理学信息"(PsycINFO)数据库中,涉及元分析关键词的研究已近2000项。在音乐心理和音乐治疗研究的英语文献中,使用元分析的研究者,仅有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音乐研究中心J.M.Standley一人。这位女学者在1986年和1996年,先后发表《医学/牙科治疗中的音乐研究:元分析的临床应用》(这项研究在10年后由作者充实修订),《对用于教育/治疗目标的音乐强化效应的元分析》。由于元分析具备的"总"分析性质,应用此方法的一项研究便可覆盖数以百计的已有成果。因而,元分析的结论厚度和应用价值,必然以集中、凝炼和确切的形态大大超过这一批单独的研究本身。

这里,把与元分析相关的基本概念扼要叙述如下,并以Standley1996年有关音乐作为强化物在教育和治疗中的元分析应用为例,说明这种新的统计方法的步骤、方法和意义。

元分析之所以能够把大批单独研究给予分析和合成,是因为它使用的是一种新的度量概念--效果量(effectsize,可简称ES)。效果量是在大批单独研究中的每一项研究使用的一种共同的统计单位。与传统的统计过程不同,元分析观察的是大批研究中所有效果的分布,如果某种结论趋势或形态的确存在,效果量则会集中于一个方向。

研究统计中有四个互为制约的因素:检验力,样本容量,显著性水平,以及效果量。前三个概念,是传统统计方法的使用者所熟悉的。简单地说,检验力,指统计检验能产生的显著性和拒绝某特定实验的原假设的概率。扩大样本容量,则增强检验力。显著性水平由研究者设定,它代表拒绝原假设所犯错误的概率。而效果量则是实验设计旨在探查效果的准确度量,是一种备择假设的参数。

元分析的基本步骤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确定研究的领域和纳入分析的已有研究的资格,据此对相应课题的研究进行全的文献检索,并注意避免纳入分析的研究在结果和来源等方面的偏颇(例如,研究结果本身具有缺陷;不能仅仅检索已发表的文献等)。

Standley的研究,就这一步骤的界定是,纳入分析的研究:(1)是采用量化实证方法的英语文献;(2)自变量采用音乐作为行为矫正的强化依随;(3)因变量以教育和治疗为目的;(4)研究结果的形式,具备数据分析的可重复验证性。文献检索首先涉猎以下数据库:PsycInfo,PsycFirst,ERIC,DissertationAbstracts,以及MEDLINE。然后,根据被检索研究所列资料目录再次检索。两次检索共获得该课题的100项研究,其中98项符合前述资格界定;有关因变量的效果变量达208个。

第二,确定纳入分析的有关被试特征、因变量和自变量,并对其做出描述和分类。Standley98项研究中归纳出正常被试和六种异常被试:智力障碍、情绪障碍、学习障碍、行为障碍、多动症和脑瘫。98项研究所含208个因变量则被分类为:学术变量、社会变量、身体康复变量、其他医疗变量、注意/交往变量、自助变量、交通行为变量、刻板行为变量、抱怨变量、作业变量和偏好变量。

第三,对有关因变量的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出标准化的效果量。不论已有研究的统计方式如何,他们均可被转化统计为一致的效果量。其后,再根据前述确定的被试特征,对统计得出的效果量给予组织和比较,并分析和阐释其结果。

Standley的研究对208个因变量的效果量的统计,使用的是最保守的统计公式:实验组的因变量平均值减去控制组的因变量平均值,再除以控制组的标准差。在她确定的11种变量类别中,相应地得出208个效果量。按照该研究的宗旨(音乐作为依随强化物,其效果如何),这些元分析统计,在它涉及的实验条件的比较,依随音乐与其他条件的比较,强化作用,强化技术,强化程式,教育和治疗目的,被试年龄和特征等方面的结果,以及这些结果的讨论价值是引人入胜的。虽然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向国内音乐心理和音乐治疗同行推荐元分析的特殊功能和方法,这里还是有必要对Standley研究的结论给予扼要的归纳,供同行参考。

总的看来,与其他非音乐的依随强化物和非依随性的音乐强化相比较,音乐作为行为矫正过程的依随强化物,其作用最为有效。它表现在能够有效地增强期望行为的频度,减低非期望行为的频度,前者较后者更为明显。从强化程式来看,音乐的程式性强化较非程式性的连续作用更为明显;另外,即时强化比延迟强化有效。音乐依随强化效果最明显的首先是身体康复和发展行为,其次是治疗和教育目的,再次是体育运动应用。

就各种不同年龄的被试而言,音乐依随强化作用,在各种年龄被试中均为显著的前提下,其最佳对象首先是成人和四岁以下婴幼儿,其他依次为5-11岁、12-14岁、15-18岁的青少年以及老年人。结合被试特征看,音乐依随强化对心理障碍和正常被试的效果优于情绪障碍或医疗和身体残疾的被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