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法规(6篇)
财税法规篇1
第一条为加强非税收入管理，规范财政收入分配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市、区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资金管理、支出管理、票据管理以及监督检查，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之外的下列财政收入：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根据法律、法规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二）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为支持公共事业发展，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政府性基金；
（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国有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通过出租、转让或者其他方式取得的收益；
（四）按规定应当上缴国库的国有资本分享的企业税后利润，国有股股利、红利、股息，企业国有产权以转让或者其他方式取得的收益以及依法由国有资本享有的其他经营收益；
（五）国有的土地、海域、矿区、场地和其他公共资源的开发权、使用权、冠名权、广告权、特许经营权等，通过招标、拍卖或者其他方式取得的收入；
（六）按照国家规定的资金构成比例筹集的公益金；
（七）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依法查处违法案件时取得的罚没财物和追回赃款赃物所形成的罚没收入；
（八）以国家机关、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已指定具体捐赠对象和项目的定向捐赠收入除外）；
（九）主管部门通过提取管理费、收入分成、下级上解资金或者其他方式集中的所属事业单位的收入；
（十）纳入非税收入账户体系的各类账户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含税收利息收入）；
（十一）其他依法设定的非税收入。
前款规定的收入属应纳税的，依法纳税后上缴非税收入。
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非税收入管理应当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非税收入项目的设定、收支管理和监督应当依法进行。
非税收入按照不同的类型和特点，实行科学、有效的分类规范管理。
第五条非税收入实行收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按照综合财政预算管理的要求，由政府统筹安排使用。
第六条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税收入管理工作的领导，严格实施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省有关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积极推进非税收入管理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非税收入监督机制，切实提高非税收入管理水平。
第七条市财政部门主管本市非税收入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并具体负责市本级非税收入年度预算（计划）的编制草案和组织执行等工作。区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税收入管理工作。
审计、物价、监察等有关部门按照法定职权，做好非税收入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征收管理
第八条向缴款义务人征收或者收取（以下统称征收）非税收入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为执收单位。
法律、法规、规章和依法设定非税收入项目的文件已规定执收单位的，由规定的执收单位征收；法律、法规、规章和依法设定非税收入项目的文件没有规定执收单位的，财政部门为执收单位。
执收单位征得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可委托其他单位代征非税收入。委托应当签订委托协议书。受托单位不得再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代征非税收入。
第九条执收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向社会公布本单位负责征收的非税收入项目及其依据、范围、标准、时限、程序，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二）编制本单位非税收入年度预算（计划）草案，报送同级财政部门；
（三）依法向缴款义务人足额征收非税收入；
（四）记录、汇总、核对并向同级财政部门定期报送非税收入征缴情况；
（五）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执收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应当严格依法征收非税收入，确保应收尽收，不得多征、少征或者擅自减征、免征、缓征，不得隐瞒、转移、截留、坐支、挪用、私存私放、私分或者变相私分所收非税收入款项。
任何部门、单位不得违法设定非税收入项目、范围、标准和征收非税收入。
第十一条依法应当缴纳非税收入款项的单位或者个人为缴款义务人。
缴款义务人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间、标准、方式、途径缴纳非税收入款项，不得逃避缴纳义务。
第十二条缴款义务人符合缓征、减征、免征非税收入条件的，可以提出书面申请，由财政部门批准；国家、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批准部门应当明确申请缓征、减征、免征非税收入的依据、范围、条件、时限、程序，并向社会公布。
前款规定的缓征、减征、免征事项，只适用于本级管理的非税收入。
第十三条财政部门负责组织非税收入的征收和依照公开、公平原则确定非税收入的代收银行，并可在代收银行设立用于归集、记录和划解非税收入款项的汇缴账户。财政部门根据双方约定，按银行代收非税收入的业务量或者收缴金额向代收银行支付手续费。
执收单位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可开设只收不支的非税收入汇缴专用存款账户，用于归集本单位现场征收的或者零散的非税收入并按规定上缴财政。
第十四条缴纳非税收入采取直接缴款或者集中汇缴方式。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当场收款或者纳入非税收入汇缴专用存款账户的非税收入采取集中汇缴方式外，均应采取直接缴款方式。
采取直接缴款方式的，缴款义务人凭执收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开具的缴款凭证，到代收银行的营业网点或者通过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缴款途径，将非税收入直接缴入国库单一账户、财政专户或者财政部门设立的汇缴账户。
采取集中汇缴方式的，执收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向缴款义务人收款并开具财政票据或者发票后，在同级财政部门规定期限内，汇总填制缴款凭证，并将非税收入按收款项目编码缴入国库单一账户、财政专户或者财政部门设立的汇缴账户。
第三章资金管理
第十五条财政部门负责设立和管理本级的非税收入账户体系，包括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用于记录、核算、反映预算资金收支活动的国库单一账户，在银行开设用于记录、核算、反映未纳入预算内管理的非税收入及其支出活动的非税收入财政专户以及用于记录、核算、反映非税收入的汇缴、集中支付和特殊专项支出等活动的其他账户。
第十六条根据分级财政管理体制，为国家代收的非税收入，全部缴入中央国库；涉及市与国家、省分成的非税收入，分成比例应当按照国务院、省政府及其财政部门的规定执行；涉及市与区分成的非税收入，分成比例由市政府或者市财政部门规定。
上、下级分成的非税收入，按照就地缴款、分级划解、及时结算的原则，由财政部门定期划解、结算，不得拖延、滞压、隐瞒、截留。
第十七条非税收入缴入国库单一账户或者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后，有下列情形的，应当办理退库：
（一）多缴款、重复缴款、错缴款的；
（二）由于调整非税收入征收标准，需要退还款项的；
（三）财政部门规定应当办理退库手续的其他情形。
非税收入的退库，应当通过国库单一账户、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办理，其他账户不得办理。
第十八条办理非税收入退库，需退还缴款义务人的，由缴款义务人向执收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执收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核实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需退还执收单位及其委托单位或者代收银行的，由请求退款的执收单位或者代收银行书面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执收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发现需要向缴款义务人退款的情形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书面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经批准后主动向缴款义务人退款。
财政部门接到资料齐全的退库申请后，属于本级管理权限的，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审批并退款；涉及上级财政部门管理的非税收入的，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审核后，按规定程序报上级财政部门批准。
第四章支出管理
第十九条非税收入应当按照综合财政预算的原则，纳入统一的政府预算体系统筹安排。
除有规定用途或者弥补征收成本性支出外，非税收入应当与执收单位的支出分离。
具有专项用途的非税收入，在预算编制和执行时，按照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规定安排，专款专用，结余可结转下年度使用。
第二十条非税收入安排的支出纳入部门预算。
执收单位的基本支出，按照其职能、定员和部门预算核定的支出标准统筹安排；项目支出由同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核定。
执收单位委托其他单位征收非税收入的费用，通过部门预算安排。取得国有资产或者资源有偿使用收入所必需的征收成本，由财政部门按规定核定。
第二十一条各部门、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部门预算执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
第二十二条非税收入安排的支出资金由财政部门核拨，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具体办法按市财政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五章财政票据管理
第二十三条财政票据是执收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代收银行在征收非税收入时向缴款义务人开具的财政部门印制的收款凭证，是财务收支的凭证和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
征收非税收入时应当开具财政票据，执收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代收银行不按照财政部门的规定向缴款义务人开具财政票据的，缴款义务人有权拒绝缴款并向财政部门投诉。
第二十四条财政部门及其财政票据监管机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财政部门的规定，购领、保管和发放财政票据，并对财政票据的使用进行稽查和核销。
第二十五条执收单位应当按照财政部门的规定和收入级次或者财务隶属关系购领、开具、保管、核销财政票据，建立健全相关的管理制度，保证财政票据安全和合法使用。
第二十六条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转让、转借、串用、代开、伪造、变造、私自印制和销毁财政票据；禁止利用财政票据乱收费乱罚款或者超出规定范围和标准征收非税收入；禁止使用非法财政票据。
第六章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非税收入的征收、入库、支出和财政票据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反非税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审计、物价等部门应当依法对非税收入有关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作出处理。
监督检查部门实施监督检查后，应当出具检查结论；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依法移送。受移送部门应当及时进行处理，并将结果书面告知移送部门。
第二十八条各部门、单位应当加强对本部门、本单位及所属单位或者其委托单位的非税收入的监督管理，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及时纠正和处理；接受有关部门、机构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不得拒绝、隐匿、谎报、阻挠、拖延，并应严格执行有关部门依法作出的检查处理决定。
第二十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监督检查部门检举违反非税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受理的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有联络方式的检举人；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的部门。负责受理和查处的部门应当为检举人保密，不得将检举人姓名及检举材料转给被检举的单位和个人。
对举报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由政府或者财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属于《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所列违法行为的，依照该条例规定予以处罚或者处分。
第三十一条执收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财政、审计部门责令改正，追缴应收、应缴的非税收入，退还违法多收的资金，调整有关会计账目；对执收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由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委托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征收、代收非税收入的；
（二）违法多征、少征非税收入的；
（三）违反收缴分离规定的；
（四）转移、私分或者变相私分非税收入的；
（五）不按规定办理非税收入退库的；
（六）不按规定购领、开具、保管、销毁财政票据，利用财政票据乱收费乱罚款或者使用非法财政票据的；
（七）不履行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职责的。
第三十二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财政、审计部门责令改正，追缴应收的非税收入，调整有关会计账目；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对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由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作为缴款义务人逃避缴纳非税收入义务的；
（二）不按规定执行部门预算的；
（三）违反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
（四）不履行内部监督义务或者拒绝接受有关部门、机构依法实施监督的。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三条市财政部门应当依据本办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有关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部门预算、综合财政、分类管理、收支分离、监督检查等实施办法。
税务部门实施本办法的具体操作程序由市财政部门与税务部门另行制定。
财税法规篇2
关键词：财产权；税收法定；课税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112-02
一、问题意识
现今社会，国家对于财富的需求与日俱增，其中税收又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显得越发重要。而税收作为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关于财富问题的手段，是国家利用其强制性对公民征收税款，进而保障国家的正常运转，调节社会矛盾。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额外加在国民身上的负担。因此，如果国家对税款规定不够合理，非法征收，其实就侵犯了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公民为使自己的合法财产权免遭侵害，提出自己的主张，从而推动税收法定主义的确定[1]，而税收法定原则也应运而生，逐渐兴起并流行。
税收法定原则以税收法定主义为原则，法定主义起源于英国，是由于封建内部斗争引起的。从1215年《自由大》，1629年的《权利请愿书》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慢慢地确立了国王不经过议会而任意征税是非法，只有国会通过法律才能向公民征税的规定，由此确定了具有近代主义的法定主义原则。
从税收法定原则对财产权的法定机制的保护出发和立法条款、宪法对于财产权的限制两个视角出发，研究与探讨财产权的保护与限制，进而分析得出法定原则的“两面性”的缺陷，最后得出相应的经验与结论来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
二、法定机制对财产权的保护
税收法定原则的法定机制既赋予国家有权依法征税来分配社会财富，同时也要求公民的收入按照法律规定的税收条款进行缴税，不逃避应承担的责任。因而要求国家要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相应的保护，使其免受非所有权者的影响，仅归财产所有者所有。
税收法定原则与公民的财产权息息相关，而财产权作为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拥有与生俱来的受保障的地位，国家必须重视对财产权的保护[2]。国家往往通过税收法定机制来对财产权进行保护，其主要体现在对于正当财产权的保护与对非法财产权的没收,而税收法定主义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其核心就是只要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国民不得被纳税，国家不能课税。其具体内容至少有以下四点。
（一）适量征收原则
不管是国家需要财富去实行国家职能，还是公民需要收入去维持正常生活，都要遵循适量原则。国家征税要适量，进而来实现公民收入适量，进而减缓社会收入差距，早日进入和谐社会。
（二）征税要素法定
要素的法定不仅仅要求执法部门按照法律征收税款，而且要素一定严格齐备。其实可以从“要素”和“法”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认识，“要素”即国家征税时候必须满足的各方面条件，比如税收主体、征税客体等等；而对于“法”指的是税收要素的法，是由国家立法机关或者国家其他有权修改税收的机关指定的法律[3]。总而言之，不管是税收实体上还是税收的程序上，一切事项和要素，均必须由法律规定。
（三）依法征收原则
依法征收原则在法律中是一个通行的原则，正是因为一切的征税和纳税都是需要法律直接去规定的，因此是否依法征收关系到法定主义的具体落实，影响其实际效果。按照法律规定的来征收税款是税收行政机关必须遵照的原则，并且其无权对税款种类和款项进行更改。
（四）征税条目明确
此规定要求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对税款征收及其相应解释进行明确，不仅仅是指税收金额、项目明确，而且包括在税法体系中，凡是涉及创设税收权利义务的内容与规范的各种方面必须明确规定，从而使纳税人清楚知道纳税数目以及今后的趋势，以便其做好相应的纳税准备，同时也可以防止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
综上所述，税收法定原则从征税法定性、明确性和依法征收原则、适量征收原则这四大方面对财产权进行保护，使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得到保护，同时也使国家得到必要的财富来运转各种活动。
三、立法条款和宪法对财产权的限制
根据上文所论述的，财产权的保护需要各种机制的完善与构建，而与此同时，财产权的限制也十分关键。正所谓万物过之而不及，当公民只想享受国家对于其财产权的保护，而没有相应的限制措施去约束公民的行为，往往会导致一些违法乱纪的现象产生。我们在对公民财产权保护的基础之上，国家必须对财产权进行限制，防止公民利用其权利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进而危害国家利益，最终使公民的财产权无法得到相应的保护。一般来说，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宪法对财产权价值定义上的限制与各种立法条款对其财产权使用层面的限制。
《宪法》和其他法律条款从公民财产权以及财产价值的根本定义入手，又在具体的细则上通过各种法律条文来规定，使其限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一方面，宪法条款从国家根本上规定财产权的价值，进而来限制其财产权价值。比如我国《宪法》保护公民的合法的财产权，但是没有规定国家必须保护公民的非法财产权，这就为国家调控公民的财产权留有余地；而在西方，1789年《人权宣言》中宣称财产权的价值，对财产权的价值做了一些限制。《宪法》中对财产规定，财产权并不是无限的，只要是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或者垄断性质的财产，国家是有权利进行征收并且征用为国家的共有财产[4]。这并不算是国家征收税款，往往按照征用或者出于公共利益对公民的非合法财产或合法财产进行租借。
另一方面，各种立法条款也对财产权的进行限制，使其财产权的用途明确，并在特定的情况可以被国家或者其他集体组织征用。比如《民法典》规定，财产权可以基于公共使用而被征用，并且特定的用途被禁止（比如，转让自然水源从而损害下游土地所有者），这是典型的使用权的限制。因为根据《民法》上的规定，财产权并不仅仅是占有权的一个表现，其实包括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等等。同时可以联想到早在12世纪的法国，对于承租人、重新调整农业和规划这三方面的立法都削弱了财产权的绝对、自然属性，从而达到限制的财产权作用。从自然属性方面对财产权进行限制，既可以使财产权得到一定的限制，又可以使公民的财产权进行相应的保护，不损害公民的合法利益。
因此可以看到，对于财产权的限制并非针对其合法的财产权，而是使用财产权不能超过一定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限制财产权是从保护他人的财产权的角度出发，限制自身的财产权才能够更好地保护他人与自己的合法财产权。
四、克服法定主义的缺陷：两面性
税收法定原则是国家对于税收进行调控的根本原则，也是经济法或者民法体系中明确规定必须依法征收的原则，但是由于其蕴含一定的局限性，制定其法定原则时无法考虑到整个社会的现实情况，因而具有两面性。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税收条款，政府才有资格去征收，即意味着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才受到保护，对于没有限定的税收项是不是可以乱征税款？那么对于那些没有规定的是不是不受到保护？这其实是在税收征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税收法定主义两面性的弊端之所在。只有认识并且克服这个弊端之后，才能够更好地利用法定主义原则，在我国真正地贯彻欲落实法定主义原则，确实保护好财产权的保护与限制。
法律既可以规定如何保护，也可以涉及限制。也就是说，国家依法保护，也依法限制，这给国家进行违反公民权利的行为留下空当。但是问题在于那些没有法律规定的和法律规定比较模糊的税收方面，会对整个法定原则体系造成损害。国家对于那些没有规定的财产是否不用去保护，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不可否认的是，税收法定主义对于财产权的保护和限制，使革命的合法财产得到保护，也使国家的税收得以正常运行[5]。国家对财产权的管理必须有一个度所在，即要使公民觉得自身的财产得到保护，又要使国家能够有效的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使两者之间顺利沟通，达到一个和谐的地步，不偏袒一方，保护公民这个相对弱势的群体。
因此通过完善税法，真正确立起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在法律上的地位，并构建公民与政府交流机制，加强对税款征收的监管，从而达到完善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克服其两面性的目的。当前，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正在逐步实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贯彻与落实；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真正要实现税收法定主义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和奋斗，政府和公民应该携手创造，对财产权进行保护和限制，使国家的权力无法乱用，而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
五、总结与完善
我国税收部分地区情况参差不齐，存在乱收税现象，而有些公民为一己私利，谎报、少报甚至是不报税款，导致国家无法正常收税，进而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转，而国家的正常运转是保证公民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最大前提，因而必须完善税收体制。
为了应对税收法定原则的“两面性”，国家应该完善立法体系，构建关于税收完整的监督机制，既要保证国家依法征收税款，又要使国家不得超出原有的界限危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1977年的151号大法官明确解释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涵，初步性地探索与构建法定原则[6]，不仅在普通的法律条款进行规定税收的具体条目和细则，而且真正去实行与贯彻落实。
总而言之，要对公民的财产权进行保护，坚持适量原则、征收条目法定、征收要素明确与依法征收原则四方面来保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另外在保护的基础之上，又要对财产权进行相应的限制，防止过分利用其权利来损害他人以及国家的权益，从法律层面去规范公民的财产权的范围，以免限定不清导致混乱。同时，要使财产权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必要的限制，不仅仅需要国家的努力、法律的完善，又要社会公民进行共同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J].法学研究，1996（6）.
[2]李光宇，徐伟，刘海春.论税收中的人权保障[J].当代法学，2005（6）.
[3]刘莘，王凌光.税收法定与立法保障[J].行政法学研究，2008（3）.
[4]胡锦光.外国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64-166.
财税法规篇3
一、公共财政是财税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石
财政法律制度是一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最直接的表现是政府收支规模。政府的收支范围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介入程度。公共财政作为矫正市场失灵的财政干预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又强化了财政职能的公共性。由于市场是通过体制转换而建立，转型期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将推动公共财政的构建。我国经济转型期有其自身特点，如财政职能界定不明，导致财政在支持经济发展方式上的收支结构和范围方面仍不尽合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体制性的约束。当然，所有问题的根源皆在于我国对公共财政的界定存在模糊性。
(一)公共财政与国家的职能
在西方财政理论的历史演进中，公共财政包括了法治、有限政府，以及对个体的平等关怀与尊重等内容，也包含了公共品、公共选择等理论的扩展和延伸。在我国较长的时期内，对财政的基本界定是停留在“国家分配论”上，直至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才提出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设想。厘清公共财政理论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和财政转型的起点。公共财政的关键是公共性，那么，何谓公共性呢?或者说公共性是否在理论上有一个确定的可量化的标准，且这种标准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呢?由于公共性本身即具有价值判断的属性，故对于公共性和公共财政只能从范围上进行界定。如有的学者就认为，财政的公共性决定其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基本目标和工作重心，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辅之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性公共选择机制，形成具有公开性、透明度，事前决定可严格执行，并可进行有效的绩效评价和问责的现代预算制度。［1］简言之，公共财政，即为取众人之财，为众人之用。目前，虽然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未能就公共财政的具体内涵和外延达成一致，但毋庸置疑，公共财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财政职能的范围界定，财政的公共性决定着财政职能的公共性。美国学者马斯格雷夫就认为，财政的基本职能应当是提供公共品，实现分配正义，实施宏观政策。［2］P22－37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财政收入的范围则体现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程度;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财政支出的方向体现着国家对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换言之，财政的收与支应体现公共性之要求。从财政收支安排即财政职能的角度探讨财政公共性的程度，也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公共财政内容及其范围的一个有益尝试。财政职能决定着财政的规模，或者说是影响财政规模的重要因素，财政规模则反映了财政职能的实现程度。从理论上看，政府与市场之间同时存在着替代性与互补性，前者表现为政府职能逐渐收缩为提供公共服务，后者则体现了政府作为增进市场效率和矫正市场缺陷的工具而存在。［3］财政规模的大小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随着经济和法治的发展，财政规模的变化体现着对政府与市场之间替代程度的呼应。这种替代本身就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对于财政职能的反映，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实然，其对应然的满足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从国际组织对政府财政的统计口径来看，较宽的统计口径实际上为不发达国家的财政转型提供了一个参考的路径和模式。同时，即使在内容上予以限定，对各种收支类别的划分规范明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界定这些具体科目时也存在着诸多例外的情形。从影响财政规模的因素来看，财政规模与财政职能不是对理论上的呼应，而是更多地对经济生活的呼应。因此，笔者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国际公认标准可以准确地界定公共财政，公共财政作为理论上的概念，体现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目标和价值追求。作为演进中的制度，公共财政也曾经历了从国防、行政管理等守夜人职能到大量的政府投资、公共品的生产，再到以福利化为导向的社会保障特征。［4］因此，公共财政运行本身存在阶段性和程度上的区分，并无统一的标准。从公共财政与财政职能到之间的关联度看，对制度的检验，正向的作用效果可以从反向的经验事实进行验证。
(二)财税法律制度构建应当以公共财政为基石
财政是政府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作为国家的唯一经济来源，财政不仅是政府经济收入与支出的反映，更体现了经济资源在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分配，涉及到一国基本的政治决定过程。公共财政则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构建公共财政的要求也日益明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公共财政，既要求财政收支决策过程的民主与公开，又要求财政收支在于实现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公共财政的核心，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其本质要求是纳税人在国家经济活动中有权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参与监督。具体而言，公共财政具有以下特征:
1．法治性。所谓法治性是指财政收支活动要受法律法规约束。这种法治性主要体现在要依法治税、依法理财上，即财政的收支及管理活动，都要以法律法规或法律性文件的形式予以规范。
2．公共性。要求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为社会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尤其对于财政支出，必须体现民生之需求，不可将有限的财政收入挪作他用。
3．公平性。在税收上，我国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都要“一视同仁”，使经济条件相同的纳税人能够享受同样的税收政策，实现税收的横向公平;使经济条件不同的纳税人能够享受不同的税收政策，实现税收的纵向公平。更重要的公平是，向社会提供的公共品和服务应当是公平公正的，以平等、非歧视和规范的制度和方式，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品和服务，而不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纳税人在基本公共品的获得方面有所差异。
4．非营利性。所谓非营利性就是不以营利为目标，而是以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为准则。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其职责是以社会利益为目标，通过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活动，为市场有序运转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和物质基础。
在公共财政四个特征中，法治性是联系着形式与实质的最重要特征。从形式上看，财政是一国政府得以生存的经济支柱，其经济来源是建立在对纳税人私有财产合法剥夺基础之上的，这种对公有领域和私有领域的划分，无疑应当取得利益受损方的认可，即实现公共财政形式上的在民，唯此，才能实现和维持国家行为的合法性。从实质上看，这种通过代议制形式确定下的对国家财政收支管理的决策，以及对财政决策执行的监督，可以最大限度地在源头上承认、保护和实现纳税人的权利。因此，公共财政的法治性，通过民主程序实现了对法律的尊重，使政府的财政行为不仅获得了合法性依据，并被纳入的规范轨道。公共财政为各项具体财税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从支出制度看，公共财政要求以公共需要定位财政支出。一般说来，财政支出是国家通过财政收入将集中起来的财政资金进行有计划的分配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财政职能的具体化，服务于政府职能。基于公共品理论的分析，既然市场无法有效提供，那么财政支出就是全部公共品(包括全部纯公共品和部分准公共品)，只有满足公共需要的事务，财政才应提供资金支持。偏离公共品的政府财政分配行为本质上不能反映公民对公共品的偏好，不能被视作合法合宪的财政行为。因此，在财政支出方面，公共财政在形式上主要反映为人民对政府开支的权力制约和政府经济职能执行的协调和平衡。从收入制度看，公共财政要求以公共权力定位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政府为履行公共职能，满足公共服务要求的财政支出需要，依据一定的权力原则，通过国家筹措的所有货币资金的总和，一般包括:税收、规费、国有资产收益、公债以及罚没等其他形式收入。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凭借的是公权力，即由立法机关赋予公共部门代表公众行使的强制性的权力。这种强制性权力是在分散决策基础上集体选择的结果，用来解决分散决策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
二、构建财税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从财税法律制度的视角看，财政法定是财税法律制度的形式要素，着眼于财税的法律形式，保障财政民主的制度实现;财政健全是财税法律制度的功能目标，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确保财政运行不偏离安全稳健的目标;财政平等是财税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保障通过民主机制和法律程序制定的财税法符合正义公平;财政民主则是上述三者有机结合的制度保障，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在我国转型期，构建财税法律制度，必须重视财政民主、财政法定、财政平等、财政健全四个基本原则。
(一)财政民主原则
财政民主要求的是人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拥有决定权，其直接的要求是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或议会等代议机关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财政民主是宪法人民理论在财税法领域的落实和体现，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则人民对于收取和支配资金，理应享有最后决定权。财政民主是现代财税法关注的核心，是整个财税法的立法基础，［5］P36－37如果排斥财政民主，拒绝人民对重大财政事项的参与决策，则与民主的理念冲突无疑，而偏离了财政民主，偏离了人民对财政的决定权，无论怎样强调财政的公共性都是难以实现的。财政民主有着诉求和目标。财政民主是社会民主法制的重要环节，财政民主的贯彻，其目标在于更好地保障公民权利。由人民决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权益的必然选择。财政不仅是经济运转的重要推进器，还是政治、文化活动活动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财税领域的财权分配、预算管理、财力平衡、税收征管、国债发行、财政监督等十分重要。从政治民主的角度看，应当由人民行使最后的决定权，对于公民的政治权利、财产权利的保护也是至关重要的。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权益的过程，就是充分发挥财政民主，保障人民对重大财政事项最后决定权的过程。完善和推进财政民主制度，需要在民主决策、民主参与、民主程序、民主监督等方面着力施为。具体要求:第一，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重大财政事项，从基本法律的制定到重大事项的决定，从政府财政权力的划分到人民财政权利的救济，都需要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第二，政府在职责权限范围之内行使财政权力时，也要注重人民的参与，通过一定的形式向社会征求意见，广泛采取听证会、专家讨论会等收集人民意见和建议。第三，重视民主程序，无论财政的立法、执法、司法实践中，都要强调程序、公开、公平、公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等各项权益。第四，强调公民对财政事项的民主监督，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申诉检举控告等各种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监督权，保障公共财政用于公共事务、服务公共利益。
(二)财政法定原则
财政法定，是财政民主的具体体现，以财政民主为基础，它要求将一切财政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实现财政权利(权力)法定、财政义务法定、财政程序法定、财政责任法定，避免权力运用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保障公民对国家财政行为的可预见性。财政法定，首先是财政宪定，关键在于依法治税、依法理财。所谓财政宪定，就是将公民生存发展所依存的财产权利和国家履行职能所需的财政权力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且为保证国家财政权力服务于公民财产权利和其他自由权利，规范、限制或控制国家财政权力的行使。依法治税、依法理财的前提在于，财税法律体系的健全，特别是财税领域应当有一大批支架性法律的制定。财政宪定，依法理财，通过公民财产权和征税的民主同意权监督政府财政收支服务于公共利益，服务于纳税人之所需，是在财税领域实现的法治保障。以法律形式体现的财税法律，制定程序更严谨，人民参与度更高，内容更规范和稳健，体现民主意志，体现稳定性，容易为纳税人所遵从，并且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法律规范对行政权力或自由裁量权的规制。符合科学发展的财税法治，应当是公权力被有效规制的财税法治。既需要在理念上确立公民基本权利本位，更需要在制度上切实保障这种理念之实现，而这种制度的选择只能是财政立宪，其规范形式应尽可能是财税法律。在当前的财税法制建设中，推进财政立宪，应以《财政基本法》、《税法通则》为突破口，完善财税领域宪法性法律的制定，从而解决财产权利与财政权力的边界，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划分和财力平衡以及公民财政知情权、决定权和监督权的保障等问题。继续提升财税法律规范的刚性，及时提升收费、国债、国有资产、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财政监督和具体税种的立法层次，将大量的财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和执法实践，适时制定法律。
(三)财政平等原则
财政平等，是确保财政符合正义公平的法律理念，是确保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则。财政平等包含着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在制度上体现为平等对待。财政平等也可以理解为财政公平，既包括形式公平，又包括实质公平;既体现在财政收入领域，也体现在财政支出领域;同时，还表现为中央和地方财力的平衡与协调。公平正义是推进财税法治的重要依据和有效准则。坚持公平正义，就必须给每个纳税人公平的机会，让每个纳税人都有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同时必须协调各方的利益，使公民与国家、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中央与地方等利益群体的法定权利(权力)平等受到保护，将宪法平等权在财政领域获得充分的尊重和实施。目前，在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背景下，财政平等的确立和有效发挥作用，有助于将社会的矛盾控制在人民心理承受能力以内，并创造一种平等和谐的竞争环境，从而保障最低人权，保障公民的民利。财政平等，就是在财政经济的源头上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财产权的平等保护，量能课税、实现税负公平，以公共财政实现全体公民获取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对弱势群体进行财政倾斜，通过转移支付支持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等政策措施，正是公平正义在财税领域的直接体现。坚持财政平等:一是应该在财力平衡上进行突破，通过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实现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的平衡与协调，确保不同区域的公民都能够平等地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间财政关系方面保障最低限度的财政均衡，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生存权、受教育权等基本人权。二是推进实质公平。在财政支出方面，调整财政支出的比例，改革相关税收政策法规，加大对农村、弱势群体、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支出和财政投资力度，实现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相对均衡度;在税收方面，根据纳税人税负能力的大小设计税制，体现量能课税，并根据受益关联程度推进税费改革。例如个人所得税逐步实行综合所得征税，从而实现税负公平;再如从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出发，坚持以产业优惠为主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实现环境公平;在社会阶层财政关系和基本人权保护方面，保障机会平等和无制度性歧视。
(四)财政健全原则
财政健全本质上是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的延伸，财政健全关注的是财政运行的安全稳健，核心则在于财政风险的防控。财政风险的防控，主要体现在财政收支结构的合理组合、财政重大事项的科学决策、财政违法行为的救济与追责等方面。财政风险的防控，既有积极的防控，设定合理的尺度，设定保障决策科学的程序与规则;又有消极的防控，如设立禁止性的标准，明确违规的责任与惩罚等。只有安全稳健的财政运行，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才能保障充足的财政资金用于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投入，提供保障公民权利所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赤字高筑，财政运行不稳，必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也容易导致各类市场主体无法准确把握经济信息和发展形势，难以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财政民主和法治的缺失，严重的还会引发财政危机，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规模越发扩大，如果将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的债务、国有企业的债务、社会保障费用的缺口、银行的不良资产等隐性负债纳入进来，我国财政风险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而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的国债、收费、财政转移支付领域，几乎都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财政监督法律的缺失使得财政风险的防控面临法律依据缺乏，甚至会陷入财政违法案件中的追究责任和补偿救济机制都无法解决的困境。财政运行应当是经常性收支平衡、财政赤字水平合理可控、公债和收费用于特定目的并受到有效的法律规制，财政运行获得有效监督和究责救济顺畅有序的状态。因此，当前应当抓紧修订预算法，制定国债法，使国债发行规模和结构得以法律控制，强化预算监督。
三、我国财税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向
财税法治是建立在完备的财税法律体系基础上。法治是财政的基本表现形式，是财政事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财税法律内容的协调，重在建立健全涵盖财政收支平衡、财政预算、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监督在内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协调，在于建立一个税制结构优化、税负合理、征管配套的税收法律体系。财税法律形式的协调，关键在于对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理组合与科学搭配。无疑，财税法律制度的完善，要依靠先进的财税法理念和制度创新，财税法改革与实践的广泛推行。
(一)完备的财税法律制度
完备的财税法律体系是实现财税法治的基本前提。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税法制进程加快，一大批财税领域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应运而生，初步形成了财税实体法和财税程序法为构成的财税法律体。但是，也应当看到，我国财税基本性法律缺失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具体表现在:
1．财税法律体系不健全。财政基本法主要涉及财政法的基本制度、基本原则、权力分配、政府间财政关系、收支形式与重要收支制度、财政平衡、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我国宪法缺乏对财政制度系统的规定，为保证财税法律的统一实施，制定财政基本法是最佳选择。我国虽然制定了《预算法》，但是其刚性不足、预算形式不科学、部门预算与专项预算不协调、预算科目不合理等问题突出。在财政收入法中，除了税法具有相当的规模之外，国债、费用等领域，尚且没明确的法律来规范。从财税法治的角度看，获取财政收入是公权力最容易侵犯公民财产权利领域。财政支出法涉及财政转移支付、财政采购、财政投融资等内容，我国目前除了《政府采购法》之外，其余领域都明显缺乏法律的深度调整，财政权力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财政收入法主要包括税收实体法、国债法、行政收费法和特别财产收益法等。财政监督法是对财政违法行为追究责任和财政侵权行为进行救济的主要依据，也是保障纳税人民利的重要环节，但是我国除了《审计法》之外，财政监督法律并不完备。
2．地方财税立法权的缺失，主要是税收立法权的缺失。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税收立法权基本都由中央行使，地方除了享有屠宰税、筵席税等立法权外，没有更多的立法权力，而多数省(区治区、直辖市)实际上并没有征收上述两个税。可见，地方仅有的税收立法权也未尽其用，这反映了我国财税体制的不完善，税制的滞后和税收规模与结构的不合理。从调动地方积极性，增强地方政府有效管理，推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赋予地方一定的财税立法权，也能够有效地遏制地方政府违反法律法规寻求不正常的法律突破。地方税制改革应当以提高财力配置的有效性，增加地方财力，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改进管理体制，统筹税权划分、非税收入改革、预算改革等，确定合理的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和结构。
3．税收实体法的结构与税种设计不协调。总体上说，应当通过权衡税制改革的目标，协调税收实体法的作用，在合理设置税种的前提下实现税制的简化。1994年的税制改革以来，税制结构在趋于合理和简化的同时，税种重复、交叉、缺位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社会保障税、环保税的缺失;有些特定的税种，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经逐渐失去存在的意义;税种之间的比例也不尽合理，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失衡。税制结构的优化，需要合并重复设置的税种;需要调整性质相近征收交叉的税种，例如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与资源税和房地产税的交叉，烟叶税与消费税的交叉;需要调整特定目的税，例如具有特殊所得性质的土地增值税与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的整合等。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的调整，不能简单地通过存量此消彼长去实现，而应该从总体税负调整的角度出发，通过增量安排，辅以非税收入转入税收收入等综合考量。完善的财税法律体系，应当是一个具有完整的内容结构的有机整体，形成一个以财政基本法为统领的，以财税实体法和财税程序法为骨干的，包括财政收入法、财政支出法、财政管理法、财政监督法等内容的，各组成部分层次分明、结构完整、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从规范内容上看，财税法律应当着力明确授权性规范、完善行为规范、健全法律责任等，规范财政主体的组织机构、权力职责，设定相应的行为规范，促进财税法律内容的全面协调发展。
(二)财税法律制度形式的协调发展
财税法律形式的协调，关键在于对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这些财税法律渊源形式的合理组合与科学搭配。当前我国财税法律制度形式协调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财税法律偏少，也就是财税法律体系效力层级低下，因此，需要强化财政法定主义。
财税法律制度涉及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义务，财政法定是实现财税法律制度以人为本的必然途径。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强调对纳税人的尊重，对人权特别是纳税人基本生存权的保障。纳税人、用税人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是对国家财政权力与纳税人财产权之间的利益平衡，体现着对纳税人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也蕴含着对纳税人公平正义的追求。财政法定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财税法领域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各国在财税立法中恪守财政法定原则，根本原因在于财政密切关系着纳税人的财产权益，税收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一种合法侵犯，如果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很容易导致侵犯纳税人、用税人权利。出于对纳税人的权益的尊重和保障，由人民的代表机关来决定财税制度的设计当然具有合法性，更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归根结底，财税法律制定的权力应当归属于纳税人全体，在代议制民主和现代法治语境下，也就是财税立法权应由代表纳税人全体的立法机关来行使。财税领域的每一个制度，都关系千家万户的经济利益，都涉及各种主体的利益诉求，只有法律的形式，才能更充分、有效地保障以人为本的理念。
财税法律制度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就是各种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的全面考虑与充分协调。从总体上讲，法本身就是调整利益关系，表达利益要求，平衡利益冲突的规范;而利益协调的基础和核心，恰恰就是制度的协调。确立一种制度，最有效和最权威的方式，就是立法，在所有的立法中，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又最为严谨、权威。因此，实现制度协调并进而实现利益协调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法律确立相应的制度，调整规范相应的社会关系。从财税领域来说，协调多方利益更是其基本特征，财税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为利益协调提供合适的平台，为实现多方利益的充分博弈提供条件，从而将多数人的利益反映到制度和规则的设计中，并且充分考虑和不损害少数人利益。没有利益协调，也就难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立法通过确定利益主体的范围、分配各主体的权利义务，确立一系列的原则和制度来协调利益关系。［6］法律作为一种定型的社会规范和准则体系在诸种社会利益调控机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也能更有效地实现财税领域各主体利益之间的全面协调。
法律制度的构建就是要求法律规范设定具有可预期性与稳定性。财税法律制度建构，对可预期性和稳定性的诉求更为明显且迫切。社会经济主体需要稳定而明确的财税法律制度，从而合适地安排经济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公民也依赖于稳定而明确的财税法律制度，从而实现对自己财产权利的另一种方式的保障。财税法律制度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价值，就在于防范国家权力的任意行使，维护和保障公民在市民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自由。充分实现财税法律制度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最好的形式无疑是法律。因为，财税法律的制定程序更为严谨，规定的内容更为基础，对纳税人财产权利和社会经济主体经济自治的保护也就更为充分和有效。
财税法规篇4
【关键词】遗产税立法继承
【分类号】DF432·3
遗产税是以财产所有人死亡后所遗留的财产为课税对象课征的一种税,属于财产税的一种。作为“富人税”,该税种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一代人的财富差距在下一代人身上延续,有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因此,遗产税是一个国际性税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开征。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将遗产税作为拟开征的税种,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落实。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一次提出要开征遗产税,这表明我国的遗产税立法已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对遗产税立法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开征遗产税的理论和法律依据
征收遗产税,无论是在抽象层面的理论上还是在具体层面的法律上,都是有依据的。
关于开征遗产税的理论依据,自17世纪以来就形成各种不同的学说,这些学说都试图解释:在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为什么前者可以把后者的一部分收入集中到自己手中而后者必须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付给前者。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论点:
(一)国家共同继承权说。这种观点认为,私人之所以能积聚财产,并非仅是其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有赖于国家的保护,所以国家对财产所有人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理所当然地拥有分得部分遗产的能力。
(二)没收无遗嘱的财产说。这种论点认为,遗产由其亲人继承是死者的意愿,而对其他无遗嘱的财产应由国家没收最为合理。
(三)权力说。此说认为,遗产发生继承关系,缘由是遗产人与继承人之间的血缘或其他情谊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继承人所得的遗产是一种不劳而得,其彼此情谊疏淡者更是意外之财。国家允许私人间的遗产继承,即是国家授与私人以财产继承的权利,国家既然授与私人以继承的权利,自然亦有课征和处理遗产的权利。
(四)溯往课税说。此说主张,凡能留下遗产尤其是大额遗产者,往往都是靠生前逃避税收所致,因而应对遗产课以重税,对死者生前逃避的税收,在其死后无法逃避的情况下追缴回来。
(五)平均财富说。这种学说认为,国家有责任防止财富过多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现实中遗产继承制度就是造成财富集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家应当利用遗产税的课征,达到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之目的。
(六)课税能力说。这种观点认为,应以负担能力为纳税标准,而继承人获取遗产就增加了纳税能力。遗产作为一种特殊所得,按照应能课税原则,应当对其课税。
关于遗产税的上述学说代表了不同学者在不同侧面上形成的各种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征收遗产税的理论依据及其社会意义。
开征遗产税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宪法依据和民法依据。
1.宪法依据。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税收是国家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我国公民依法向国家缴纳应交税款是支援国家建设的爱国行为。
2.民法依据。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法都确认继承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方式,如法国民法典第三卷“取得财产方法”中第71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得因继承、生前赠与、遗赠以及债的效果而取得或转移。这种规定从法律上确认了继承的所有权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继承和买卖、赠与一样,都是取得财产所有权的一种法律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继承和买卖、赠与一样,都是取得财产所有权的一种法律行为。而一种权利的取得总要支付相应的义务。在现代社会,这种义务的一部分表现为税收。因而在继承遗产时,继承人应向国家缴纳遗产税。
二、我国遗产税立法的具体构想
遗产税立法,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但是税制模式的选择、应税遗产额和税率的确定、是否配套开征赠与税以及跨国继承涉及的遗产税问题,应是遗产税法首先要加以规制的重要问题。
(一)遗产税税制模式应选择总遗产税制
世界各国的遗产税制有三种模式: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混合遗产税制。
总遗产税制是被继承人死亡时对其遗留的所有的遗产总额课征遗产税,其税负大小一般不考虑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各继承人纳税能力的差异,纳税义务人是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英国、美国、我国台湾地区等采用此种税制模式。分遗产税制是以各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及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关系的亲疏,分别课以差别税率的遗产税制度,日本、韩国、法国等采用这种税制模式。而所谓混合遗产税制,是指先就被继承人的遗产课征遗产税后,再就每个继承人之继承额课征继承税,二者合并共同课征的遗产税制度,如伊朗就实行这类税制模式。
就总遗产税制而言,其优点是:仅对遗产总额一次征收,税务机关可控制税源,减少了继承人为少交税款、减轻税负而偷税漏税的机会;税制简单,环节少,便于税务机关的高效征管,降低了征收成本。其不足之处是:总遗产税制不考虑各继承人的实际经济能力,使得纳税能力差者与纳税能力强者税负一样,没有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税收应有的公平原则,有可能间接削弱了遗产税实现社会公平、抑制过度富有的功能。
分遗产税制的优点是考虑到了各继承人的实际纳税能力以及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关系的亲疏,较为公正、科学;其缺点是:因在遗产分割后征税,税源难以控制,有可能为偷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此外,征管过程较为复杂,加大了征收成本。
至于混合遗产税制,从理论上讲,它兼有总遗产税制和分遗产税制的长处,但实践已表明,这种税制,使税务机关的工作难度加大,徒增麻烦和成本。①因此,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采用这种税制模式。
上述三种模式各有利弊。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制定我国遗产税法时,选择总遗产税制较为可行。因为:1.我国有关财产继承、处理及财产登记、申报的法律规定不健全,人们的纳税意识尚待提高,征管手段较为落后,如采用分遗产税制或混合遗产税制,税源难以保证,征管工作较为困难,同时,难以有效防止偷税、漏税;若采用总遗产税制,对被继承人所遗留的财产先行征税,然后再分割给各继承人,这样既能使税源集中,较易控管,也可避免因财产分配问题而发生的拖延缴税的情况发生。2.采取总遗产税制可能导致的继承人税负不公问题,可以在税外解决。对那些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可按照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在缴纳遗产税后,予以照顾,适当多分遗产。
(二)应税遗产额和税率的确定,应坚持高起征点和适中税率的原则
影响应税遗产额和税率确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开征遗产税的主要目的。有学者认为其主要目的在于增加国家
财政收入,因而主张低起点和低税率,这样,利于扩大征税面,带来财政收入的巨额增长。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考察世界各国,遗产税税源都不广,遗产税收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都很低,比如美国,在1990年的联邦预算中,遗产税和赠与税两项税收仅为93亿美元,仅为财政收入总额的0.9%。②这表明,大部分国家开征遗产税的目的不在于增加财政收入。实际上,开征遗产税确实能带来财政收入增长的客观效果,但其主要目的是对少数财富所有人的过多财产进行再分配,限制财富过分积聚于个人,以实现社会公平,保障社会稳定。如果起征点很低,征税面必然较大,与开征此税的主要目的不一致。因此,应当树立和坚持遗产税是“富人税”的观点,坚持高起征点原则。①考虑到我国公民近年来的经济收入情况和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笔者认为,近期遗产税的起征点定在30万元为宜,因为,30万这个数字在我国现阶段属较高的水平。对财产总额经各项扣除后不足30万元的不征税,对超过30万元的,仅对超过的部门征税。遗产税实际上是财产税,对其税率的确定,应适用制定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原理,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由于遗产继承属于偶然的、非劳动所得,因此,其税率及税负水平应略高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但又不可过高,过高则易使财产所有人形成不良财产观,在生前大肆挥霍、浪费财产,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因此,参照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有关规定和各国遗产税税负水平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我国的遗产税税率应适中,以期既能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又可提倡正确财产观,使人们珍惜社会财富。具体一点,笔者认为,我国遗产税税率可采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分别为10%、20%、30%、40%、50%。
(三)征税办法要简化,拟只征收遗产税,暂不单独征收赠与税
遗产税是易于规避的税种,财产所有人往往采用生前将财产赠与他人的办法来逃避其继承人应缴纳的遗产税。有鉴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开征赠与税。
对于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同时是否必须开征赠与税,学界存有争议。有观点认为,二者不可分,否则就会使税源大量流失。笔者认为,单独设置赠与税,对防止纳税人以赠与方式避税有一定意义,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较完善的个人收入申报和财产登记制度,也无其他有关赠与的法律规定,税务部门难以掌握公民在一段较长时间内的财产赠与情况,实际上难以做到对赠与征税。因此,目前只适合先开征遗产税,待实行一段时间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考虑单独设置赠与税。为了防止因转移财产造成偷税漏税,遗产税法可规定:对被继承人死亡前5年内的赠与并入遗产税额计算征收。国际上也有采取这种做法的,如英国规定为7年,新加坡规定为5年,香港规定为3年。
(四)遗产税法有关跨国继承的规定应遵循国际税法惯例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具有涉外因素的遗产继承时有发生。而在当前,存在一种非常尴尬的现实: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因为没有遗产税法,可对在其境内继承遗产的中国公民征收遗产税;而我国因为没有遗产税法,无权对外国公民在我国境内继承遗产征税。这既有悖于国家间的公平、平等原则,又有损于国家税收和经济利益。因此,对于跨国继承问题,我国的遗产税法应遵循国际税法的惯例和各国遗产税法的通行规范,采用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相结合的征税原则:凡在我国境内经常居住的中国公民,死亡时遗有财产者,应就其境内外全部遗产征税;对不在境内经常居住的我国公民以及非我国公民,死亡时遗有财产者,也应就其在我国境内的遗产征税。
三、制定、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开征遗产税除了要有严密的税收法规和税务机关的严格管理外,还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法规。根据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主要应制定、健全和完善以下几方面的法律、制度和规定:
1.制定和健全有关个人收入申报、财产登记和处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要对遗产税的税源———财产进行控制,就必须普遍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我国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甚少,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关于公民和领导人收入申报的“阳光法”在我国付之厥如。这种法律环境,无疑对遗产税的征管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应尽快制定和健全有关个人收入申报和财产登记、处理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规定公民在取得、转移财产时,必须办理相应的申报登记手续,特别是应规定房地产管理机关、车船管理机关、专利机关、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有义务提供死者的财产的有关情况;公、检、法部门和公证机关也应提供有关情况并予以大力配合,在纳税人缴纳遗产税前,应冻结其财产。
财税法规篇5
【关键词】遗产税立法继承
遗产税是以财产所有人死亡后所遗留的财产为课税对象课征的一种税,属于财产税的一种。作为“富人税”,该税种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一代人的财富差距在下一代人身上延续,有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因此,遗产税是一个国际性税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开征。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将遗产税作为拟开征的税种,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落实。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一次提出要开征遗产税,这表明我国的遗产税立法已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对遗产税立法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开征遗产税的理论和法律依据
征收遗产税,无论是在抽象层面的理论上还是在具体层面的法律上,都是有依据的。
关于开征遗产税的理论依据,自17世纪以来就形成各种不同的学说,这些学说都试图解释:在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为什么前者可以把后者的一部分收入集中到自己手中而后者必须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付给前者。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论点:
(一)国家共同继承权说。这种观点认为,私人之所以能积聚财产,并非仅是其独自努力的结果,而是有赖于国家的保护,所以国家对财产所有人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理所当然地拥有分得部分遗产的能力。
(二)没收无遗嘱的财产说。这种论点认为,遗产由其亲人继承是死者的意愿,而对其他无遗嘱的财产应由国家没收最为合理。
(三)权力说。此说认为,遗产发生继承关系,缘由是遗产人与继承人之间的血缘或其他情谊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继承人所得的遗产是一种不劳而得,其彼此情谊疏淡者更是意外之财。国家允许私人间的遗产继承,即是国家授与私人以财产继承的权利,国家既然授与私人以继承的权利,自然亦有课征和处理遗产的权利。
(四)溯往课税说。此说主张,凡能留下遗产尤其是大额遗产者,往往都是靠生前逃避税收所致,因而应对遗产课以重税,对死者生前逃避的税收,在其死后无法逃避的情况下追缴回来。
(五)平均财富说。这种学说认为,国家有责任防止财富过多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现实中遗产继承制度就是造成财富集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国家应当利用遗产税的课征,达到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之目的。
(六)课税能力说。这种观点认为,应以负担能力为纳税标准,而继承人获取遗产就增加了纳税能力。遗产作为一种特殊所得,按照应能课税原则,应当对其课税。
关于遗产税的上述学说代表了不同学者在不同侧面上形成的各种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征收遗产税的理论依据及其社会意义。
开征遗产税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宪法依据和民法依据。
1.宪法依据。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税收是国家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我国公民依法向国家缴纳应交税款是支援国家建设的爱国行为。
2.民法依据。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法都确认继承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方式,如法国民法典第三卷“取得财产方法”中第71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得因继承、生前赠与、遗赠以及债的效果而取得或转移。这种规定从法律上确认了继承的所有权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继承和买卖、赠与一样,都是取得财产所有权的一种法律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继承和买卖、赠与一样,都是取得财产所有权的一种法律行为。而一种权利的取得总要支付相应的义务。在现代社会,这种义务的一部分表现为税收。因而在继承遗产时,继承人应向国家缴纳遗产税。
二、我国遗产税立法的具体构想
遗产税立法,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但是税制模式的选择、应税遗产额和税率的确定、是否配套开征赠与税以及跨国继承涉及的遗产税问题,应是遗产税法首先要加以规制的重要问题。
(一)遗产税税制模式应选择总遗产税制
世界各国的遗产税制有三种模式: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混合遗产税制。
总遗产税制是被继承人死亡时对其遗留的所有的遗产总额课征遗产税,其税负大小一般不考虑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各继承人纳税能力的差异,纳税义务人是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英国、美国、我国台湾地区等采用此种税制模式。分遗产税制是以各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及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关系的亲疏,分别课以差别税率的遗产税制度,日本、韩国、法国等采用这种税制模式。而所谓混合遗产税制,是指先就被继承人的遗产课征遗产税后,再就每个继承人之继承额课征继承税,二者合并共同课征的遗产税制度,如伊朗就实行这类税制模式。
就总遗产税制而言,其优点是:仅对遗产总额一次征收,税务机关可控制税源,减少了继承人为少交税款、减轻税负而偷税漏税的机会;税制简单,环节少,便于税务机关的高效征管,降低了征收成本。其不足之处是:总遗产税制不考虑各继承人的实际经济能力,使得纳税能力差者与纳税能力强者税负一样,没有最大限度地体现出税收应有的公平原则,有可能间接削弱了遗产税实现社会公平、抑制过度富有的功能。
分遗产税制的优点是考虑到了各继承人的实际纳税能力以及继承人与被继承人关系的亲疏,较为公正、科学;其缺点是:因在遗产分割后征税,税源难以控制,有可能为偷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此外,征管过程较为复杂,加大了征收成本。
至于混合遗产税制,从理论上讲,它兼有总遗产税制和分遗产税制的长处,但实践已表明,这种税制,使税务机关的工作难度加大,徒增麻烦和成本。①因此,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采用这种税制模式。
上述三种模式各有利弊。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制定我国遗产税法时,选择总遗产税制较为可行。因为:1.我国有关财产继承、处理及财产登记、申报的法律规定不健全,人们的纳税意识尚待提高,征管手段较为落后,如采用分遗产税制或混合遗产税制,税源难以保证,征管工作较为困难,同时,难以有效防止偷税、漏税;若采用总遗产税制,对被继承人所遗留的财产先行征税,然后再分割给各继承人,这样既能使税源集中,较易控管,也可避免因财产分配问题而发生的拖延缴税的情况发生。2.采取总遗产税制可能导致的继承人税负不公问题,可以在税外解决。对那些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可按照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在缴纳遗产税后,予以照顾,适当多分遗产。
(二)应税遗产额和税率的确定,应坚持高起征点和适中税率的原则
影响应税遗产额和税率确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开征遗产税的主要目的。有学者认为其主要目的在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因而主张低起点和低税率,这样,利于扩大征税面,带来财政收入的巨额增长。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考察世界各国,遗产税税源都不广,遗产税收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都很低,比如美国,在1990年的联邦预算中,遗产税和赠与税两项税收仅为93亿美元,仅为财政收入总额的0.9%。②这表明,大部分国家开征遗产税的目的不在于增加财政收入。实际上,开征遗产税确实能带来财政收入增长的客观效果,但其主要目的是对少数财富所有人的过多财产进行再分配,限制财富过分积聚于个人,以实现社会公平,保障社会稳定。如果起征点很低,征税面必然较大,与开征此税的主要目的不一致。因此,应当树立和坚持遗产税是“富人税”的观点,坚持高起征点原则。①考虑到我国公民近年来的经济收入情况和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笔者认为,近期遗产税的起征点定在30万元为宜,因为,30万这个数字在我国现阶段属较高的水平。对财产总额经各项扣除后不足30万元的不征税,对超过30万元的,仅对超过的部门征税。
遗产税实际上是财产税,对其税率的确定,应适用制定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原理,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由于遗产继承属于偶然的、非劳动所得,因此,其税率及税负水平应略高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但又不可过高,过高则易使财产所有人形成不良财产观,在生前大肆挥霍、浪费财产,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因此,参照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有关规定和各国遗产税税负水平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我国的遗产税税率应适中,以期既能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又可提倡正确财产观,使人们珍惜社会财富。具体一点,笔者认为,我国遗产税税率可采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分别为10%、20%、30%、40%、50%。
(三)征税办法要简化,拟只征收遗产税,暂不单独征收赠与税
遗产税是易于规避的税种,财产所有人往往采用生前将财产赠与他人的办法来逃避其继承人应缴纳的遗产税。
有鉴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开征赠与税。对于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同时是否必须开征赠与税,学界存有争议。有观点认为,二者不可分,否则就会使税源大量流失。笔者认为,单独设置赠与税,对防止纳税人以赠与方式避税有一定意义,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较完善的个人收入申报和财产登记制度,也无其他有关赠与的法律规定,税务部门难以掌握公民在一段较长时间内的财产赠与情况,实际上难以做到对赠与征税。因此,目前只适合先开征遗产税,待实行一段时间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考虑单独设置赠与税。为了防止因转移财产造成偷税漏税,遗产税法可规定:对被继承人死亡前5年内的赠与并入遗产税额计算征收。国际上也有采取这种做法的,如英国规定为7年,新加坡规定为5年,香港规定为3年。
(四)遗产税法有关跨国继承的规定应遵循国际税法惯例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具有涉外因素的遗产继承时有发生。而在当前,存在一种非常尴尬的现实: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因为没有遗产税法,可对在其境内继承遗产的中国公民征收遗产税;而我国因为没有遗产税法,无权对外国公民在我国境内继承遗产征税。这既有悖于国家间的公平、平等原则,又有损于国家税收和经济利益。因此,对于跨国继承问题,我国的遗产税法应遵循国际税法的惯例和各国遗产税法的通行规范,采用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相结合的征税原则:凡在我国境内经常居住的中国公民,死亡时遗有财产者,应就其境内外全部遗产征税;对不在境内经常居住的我国公民以及非我国公民,死亡时遗有财产者,也应就其在我国境内的遗产征税。
三、制定、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开征遗产税除了要有严密的税收法规和税务机关的严格管理外,还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法规。根据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笔者认为,主要应制定、健全和完善以下几方面的法律、制度和规定:
1.制定和健全有关个人收入申报、财产登记和处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要对遗产税的税源———财产进行控制,就必须普遍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我国这方面的法律、法规甚少,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关于公民和领导人收入申报的“阳光法”在我国付之厥如。这种法律环境,无疑对遗产税的征管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应尽快制定和健全有关个人收入申报和财产登记、处理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规定公民在取得、转移财产时,必须办理相应的申报登记手续,特别是应规定房地产管理机关、车船管理机关、专利机关、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有义务提供死者的财产的有关情况;公、检、法部门和公证机关也应提供有关情况并予以大力配合,在纳税人缴纳遗产税前,应冻结其财产。
财税法规篇6
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我国从1994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分税制，随之进行了税收征管体制的改革，省以下分设了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在税收征管上，按照不同的税种，划分了国税系统负责征收的税种、地税系统负责征收的税种；在税收收入上，将税收收入按中央级收入、地方级收入、中央与地方共享的收入，划分了预算级次。相应的，自2001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也特别增加了第五十三条，该条规定：“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和税款入库预算级次，将征收的税款缴入国库。对审计机关、财政机关依法查出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有关机关的决定、意见书，依法将应收的税款、滞纳金按照税款入库预算级次缴入国库，并将结果及时回复有关机关。”修订后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进一步从法律的高度规定了税款按照国家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的范围和预算级次入库，也保证了税务机关作为征税主体的税款征收权。哪些税种的税款由国税机关负责征收，哪些税种的税款由地税机关负责征收；同一税种的税收，由哪一级或哪一个税务机关负责征收；不同规模的纳税人的不同税种的税款在征收入库时应该归入不同级别的财政或者在税款入库时按不同的比例归入不同级别的财政；对审计机关、财政机关依法查出的税收违法行为造成的未缴少缴的税款及滞纳金应当由税务机关缴入国库，这些都有了法律的保障。
关键字：分税制预算级次税收违法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1年4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01年5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税收征管法》特别增加了第五十三条，规定如下：
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和税款入库预算级次，将征收的税款缴入国库。
对审计机关、财政机关依法查出的税收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有关机关的决定、意见书，依法将应收的税款、滞纳金按照税款入库预算级次缴入国库，并将结果及时回复有关机关。
现就本条规定谈一下笔者的拙见。笔者认为本条是关于税款入库和由税务机关征收有关部门查出的税款并回复有关部门的规定。本条的立法目的，一是保证税款按照国家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的范围和预算级次入库。税种划分与收入归属相一致，收入归属与征管权利相统一，国地各征各的税，合理划分税收行政执法权。二是通过税务机关对审计、财政机关依法查出的税收违法行为涉及到的税款、滞纳金的征收入库的规定，保证税务机关作为征税主体的税款征收权。
一、分税制概述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税收收入不仅要足额缴入国库，还要保证每一笔税收收入按国家的有关规定，入到该入的国库中去，这样才能保证税收更好为国家政权的运转和经济建设服务，才能更好地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1993年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决定，1994年我国实行了分税制，随之进行了税收征管体制的改革，省以下分设了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在税收征管上，按照不同的税种，划分了国税系统负责征收的税种、地税系统负责征收的税种；在税收收入上，将税收收入按中央级收入、地方级收入、中央与地方共享的收入，划分了预算级次。在中央、地方、中央地方共享的收入中，又分别划分为中央级、省级、地市级、县级收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按事权划分财权，按收入确定支出，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合理调节地区间的财力分配，调动两个积极性，适当增加中央财力，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制度创新。
分税制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在税收征管的实际中，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混库、错库的现象，主要包括将应该按中央级收人入库的税收，划入地方级的收入中去，将上级次的收入划入下级次的收入中去，也包括将地方收入划入中央收入、将下级次的收入划入上级次的收入。一些地方在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驱动下，税款解缴人为混库，甚至拿税款作交易的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把该入中央级金库的税款通过各种方式入了地方级金库，致使中央税收受到蚕食，中央财力难以得到保证。混库、错库的现象在各地、不同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一现象如果发展下去，严重的就会打乱国家的财政体制，干扰国家的宏观政策，影响税收职能的发挥。为了阻止这一现象的发生，贯彻依法治税的原则，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足额入库和结构的合理，因此在本条第一款中明确规定，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和税款入库预算级次，将征收的税款缴入国库。
二、关于税款征收和入库
税款征收是税收征收管理工作中的中心环节，是全部税收征管工作的目的和归宿，在整个税收工作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税款入库是税收征管的最终环节，是指征税机关根据税款入库权将征收的税款依次缴入国库的制度。税款入库直接关系到各级政府的财政利益，是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具体表现。
（一）、关于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和税款入库级次。
税款的征收范围是指哪些税种的税款由国税机关负责征收，哪些税种的税款
由地税机关负责征收；同一税种的税收，由哪一级或哪一个税务机关负责征收，也属于税款的征收范围。国税不能征收应由地税征收的税种，地税不能征收应由国税征收的税种。关于这一点，在《税收征管法》第五条第一款中也做了规定，“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收管理。”当然，征收范围需要在国税、地税之间进行调整的，也应由国家统一进行调整。另外，在国税、地税各自的系统内部，不同的税务局、税务分局也要按规定在自己负责的征收范围内征收税款，不能争抢税源，超出自己的征收管理范围，去征收应由其他税务局、分局征收的税款。税款入库的预算级次是指按国家规定的财政预算科目征收入库税款的预算等级，主要包括不同规模的纳税人的不同税种的税款在征收入库时应该归入不同级别的财政或者在税款入库时按不同的比例归入不同级别的财政。在税款入库时要按照税款的预算级次办理入库手续,不能将中央级的税收收入混入地方级税收收入，也不能将作为上级财政收入的税款作为下级的财政收入混淆入库。过去的传统观念是只要应收的税收及时足额地收缴入库了，就等于完成了税收任务，而忽视了按规定的征收范围和入库级次入库，现在应该更加重视税收收入的质量，其中按规定的征收范围和预算级次入库税款，是税收征收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应树立所有的税收收入都要及时、足额、按规定的征收范围、按正确的预算级次入库的观念。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税务机关违反规定擅自改变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和税款入库预算级次的，责令限期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可见，按规定的征收范围和预算级次入库税款是多么重要。
本条关于征收范围和入库级次的规定，体现了对税务机关的税收执法权的制约和依法治税的原则，其立法目的不仅是为了约束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为了保证国家在取得财政收入时，不仅要依法足额取得，而且所取得的财政收入的收入结构、各项财政收入的比例更要符合法律的规定、符合国家的需要、更具合理性，维护国家的财政体制，保障各级财政收入，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
在实际工作中，造成混淆税收征收范围和入库级次的原因有很多，既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因素；从主观因素上讲有由地区利益、部门利益的驱动造成的，也有对税收的征收范围和入库级次不够重视，不十分清楚造成的；从客观因素上讲有的地区地方政府片面重视抓地方收入，对税务机关的执法形成了干扰造成的。税务机关应该克服主观因素，排除客观因素的干扰，坚持依法治税，坚持按规定的征收范围和预算级次，及时、足额地征收税款。
（二）、关于税款入库。
税款入库就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依法将应纳税款缴纳、解缴到国库；税务机关依法将税款征收并缴入国库，将税款变成国家财政收入的过程。税款入库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直接缴库、税务机关自收后汇总缴库、由纳税人的总机构汇总缴库。
各种税款的缴库手续，凭完税凭证办理。完税凭证是税务机关根据税法向纳税人收取税款时使用的专用凭证，是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合法证明。它包括专用和通用缴款书、专用和通用完税证、汇总缴款书、印花税票、专用扣税凭证以及税票调换证等。税收收入应以税款到达支金库的数额和时间为基础，以税务所上解的“税款征解日报表”及其征解凭证为依据，进行税收收入的核算。支金库转来的属于直接缴入国库的税收缴款书回执联，既是收入凭证，又是入库凭证，如有出入，审计后计入“预收税款”或“在途款项”；凡属于代扣、代征和直接收款的按税务所报解的征收凭证，作为依据进行核算。税收入库的依据是支库转来的“收入统计表”和人库凭证。
三、关于审计、财政机关依法查出的税收违法行为涉及到的税款、滞纳金的征收入库本条第二款规定了对审计、财政机关依法查出的税收违法行为的税款、滞纳金的处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税务机关是税收的征收主体，其他部门查出的税款、滞纳金应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入库；二是规定税务机关要按照规定的预算级次将税款征收入库；三是税务机关要将结果及时回复有关机关。对此款的规定，《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解释和补充。下面结合《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对有关内容进行解释。
（一）、税务机关是税收的征收主体。
税收的征收权是税务机关最基本的职能，世界各国都把税收征收权只赋予税务机关和海关。在我国，所有的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没有规定除税务机关和海关之外的行政执法机关可以行使税收征收权。关于税务机关是税收的征收主体在《税收征管法》的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二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征收税款，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开征、停征，多征、少征、提前征收、延缓征收或者摊派税款。”第二十九条规定，“除税务机关、税务人员以及经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委托的单位和人员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税款征收活动。”本条是从税款征收入库的角度，再一次强调了税务机关的征税主体地位，本条明确规定，由税务机关将审计、财政等机关查出的税收违法的税款、滞纳金征收入库。审计、财政等机关并非税收征管的职能部门，不是税收执法主体，但是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有可能发现纳税人有税收违法行为，例如，审计机关根据《审计法》的规定，有权对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在审计过程中，有可能查出纳税人有税收违法行为，对税收违法行为造成的未缴少缴税款及其滞纳金由谁负责征收呢？本条明确规定应该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税款和滞纳金，理由有三：一是如果由财政、审计机关负责征收，就与《税收征管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相矛盾，出现了税务机关以外的征税主体；二是税务机关作为税收征管的专业执法部门，能够全面地掌握税收法律法规，有规范的税收执法程序，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有利于保证依法治税，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三是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有利于保证税款按照规定的预算科目和预算级次缴入国库。对此，《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进一步明确规定为，“审计机关、财政机关依法进行审计、检查时，对税务机关本身的税收违法行为作出的决定，税务机关应当执行；发现被审计、检查单位有税收违法行为的，向被审计、检查单位下达意见书、决定书，责成被审计、被检查单位向税务机关缴纳应当缴纳的税款、滞纳金。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有关机关的决定书、意见书，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将税款、滞纳金和罚款按照国家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和税款入库预算级次收缴入库。”
（二）、税务机关如何将税收违法的税款、滞纳金征收入库。
按照本条第二款及《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税务机关在将其他部门查出的税收违法行为的税款和滞纳金征收入库时，要以税收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按照规定的征收范围和预算科目、预算级次进行征收。
1、税务机关要在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查实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有关机关的决定、意见书，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征收税款。在此税务机关应该以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准绳，以事实为基础，征收税款。有关部门的意见书、决定书不是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的依据，但有关部门查明的事实是税务机关进行税务行政处理和处罚的基础。税务机关必须依照有关税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应纳税额和滞纳金的具体数额。
2、在确定征收管理的范围、入库的预算科目、预算级次等，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有关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和入库的规定，已在前面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因此，对审计、财政等机关查出的税收违法行为，要按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按照规定的预算科目和预算级次，由纳税人的主管税务机关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将税款、滞纳金征收入库。审计、财政等机关查出税收违法行为，是有关机关履行职责的行为，而非税收执法行为；税款和滞纳金的征收，是税务机关的履行职责的行为，是一种税务行政行为，税务机关必须对自己的行政行为负责，如果纳税人不服征收税款、滞纳金的决定，提出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对象或者被告是税务机关，如果不是由税务机关作出税务处理决定，等于由税务机关对不是自己的决定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三）、税务机关有义务将处理情况及时回复有关机关。
本条明确了税务机关将处理情况回复有关机关的义务，《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二款对回复义务进一步规定为，“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审计机关、财政机关的决定、意见书之日起30日内将执行情况书面回复审计机关、财政机关”。这一规定，明确了三点内容：一是确定了回复期限的起点，起点是税务机关收到审计、财政机关正式送达的决定书、意见书的当日；二是确定了回复的期限，期限是“30日”，在此应该注意，在30日内无论税务机关是否已经处理结束，都应该给有关机关以回复，如，税务机关在将税款、滞纳金征收入库时，依法采取了税收保全措施，税收保全措施的执行期限可能超过30日，在30日内，税务机关应该将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的情况，回复有关机关；三是确定了回复的方式，给有关机关的回复应该以书面的形式作出。对财政、审计机关查出的税收违法行为，虽然由税务机关征收税款和滞纳金，但税务机关应主动与有关机关作好配合工作，将处理结果及时回复有关机关，以利于有关机关掌握情况，做好工作，同时，也是税务机关依法接受有关部门监督的需要。
（四）、有关部门的权力和义务。
财政、审计等有关机关具有下面的权力和义务：一是财政、审计机关，包括其他机关如公安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的税收违法行为，要将有关的决定书、意见书，主动提供给税务机关，以便税务机关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征收税款和滞纳金；二是有关机关不得将税款和滞纳金自行征收入库或者以其他款项的名义自行处理、占压。三是有关机关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有关税收的处理情况。
在此，应特别注意的是关于税款、滞纳金有关机关不能自行处理的规定。《税收征管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等有关条款，以及《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三款等有关条款的规定，为税款、滞纳金由谁征收入库及如何征收入库提供了法律依据。为进一步明确有关机关不能作为税收执法主体征收税款和滞纳金，《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三款规定，“有关机关不得将其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的税款、滞纳金自行征收入库或者以其他款项的名义自行处理、占压。”此规定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有关机关不得自行将税款、滞纳金征收入库。有关机关在履行职责时，可能发现纳税人税收违法应补缴税款、滞纳金，如审计机关在审查中，发现纳税人应补的税款、滞纳金，而且，审计部门的审查，不仅是审查被查对象在税收方面的情况，同时还要审查被查对象的财务状况、资产利用情况、执行财经纪律的情况等，审查结束后还要作出《审计报告》，对审计对象作出综合的评价，其中，可能包含税收方面的情况。但是，审计机关不能在审查过程中，自行征收税款、滞纳金，或者以执行《审计报告》的名义，征收税款、滞纳金。二是有关机关不得以其他款项的名义自行处理、占压税款和滞纳金。如有关机关不能在履行职责中，将税款、滞纳金以罚款、收取费用、收取补偿金等名义，进行占压或变相征收入库。有关部门如果违反了本条的规定，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实际工作中，有的机关在查出税收违法行为后，存在着自行将税款、滞纳金征收入库或者以其他款项的名义处理、占压税款的情况，对此，税务机关有权要求有关部门改正，并按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以适当的方式和渠道维护税收执法权。
本条的规定涉及到部门之间配合的问题，税款征收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单靠哪一个业务部门不可能全面完成整个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税务机关与有关机关都应该主动作好配合，互相支持，协调一致，共同依法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资料]：
1、刘剑文著：《税法学》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
2、张守文著：《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
3、马林主著：《税收法制基本知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年1月版。
4、国家税务总局著：《税收会计统计工作手册（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