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作文(6篇)
人与自然的作文篇1
【关键词】老人与海生态批评主义人类中心主义
引言
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以地球为中心而非以人类为中心。这种区别于一般文学批评的批评理论，最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它在实质上消解了批评中心，而将生态整体利益突显出来。而在海明威的作品《老人与海》中，生态批评所呼吁关注的主题基本上都得到了体现，比如河流、动物、特定的地域等。我国对《老人与海》的作品解读不在少数，其中大部分都将批评视角放在了“女性缺失”“硬汉视角”等方面，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从生态批评主义的角度剖析此作品，能够获得更为深远的意蕴。下面笔者来做具体的分析。
一、征服自然与尊重自然之间的矛盾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征服自然和尊重自然往往交替出现，这也体现出人类在对待自然方面的矛盾态度。而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这种矛盾性也得到了体现。海明威的生态观主要受到童年经历以及父亲的影响，野外生活经历让海明威得以亲眼见识到各种人与自然搏斗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形。正是在这些经历的影响下，海明威的文学创作《老人与海》展现出复杂、矛盾的生态观。在《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捕鱼是核心情节，集中展现了人与自然搏斗的场面，而在与大马林鱼作生死搏斗的过程中，老人内心的矛盾心理也渐渐体现出来。一方面，老人希望通过捕获大马林鱼来拯救自己贫苦的生活，维持生存，并以此证明自己的勇气、尊严与价值，所以才孤身与大马林鱼进行殊死搏斗。而战胜大马林鱼之后，老人在回途中又遇到了更强的对手――鲨鱼，而他无所畏惧，拼尽全力去勇敢搏斗，并最终击败了嗜血的鲨鱼。这些情节都是作者所持的人生信仰，相信人可以战胜凶恶的自然。然而在另一方面，作者又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待自然的另一种态度，即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和热爱自然。
二、生态整体主义生态观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矛盾
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一切以人类为中心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其核心观点为：人类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类可以无视自然规律而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利用。《老人与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作者在作品中肯定了人对自然的征服精神，并将征服自然视作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种方式与途径。圣地亚哥老人并没有被贫困、孤独的生活所打败，他站到了更高的角度，胸怀自尊、自信、自强，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精神追求，所以说老人与大马林鱼和鲨鱼搏斗的行为，并不只是出于谋生的考虑，他更多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价值。但是，这种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神经胜利的价值观与生态整体主义的生态观相悖，以至于老人需要“你是为了面子，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渔夫才杀死它的”这种精神安慰才能够继续捕鱼。而大马林鱼最终只剩一副骨架的结局，昭示着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的生态观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即人类并不能完全依靠战胜自然来获得物质上的富裕。这也是作者在文中所做的一种批判。
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生态批评主义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人与自然，而它的目的则在于启迪人类正确对待自然，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也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是建立在辨证对待征服自然和尊重自然的基础之上。正因为作者持辨证的观点，所以他能够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寄予厚望，并在作品中使用象征的手法将这一点表现出来。在《老人与海》中，作者不吝赞美之辞，反复赞美大海美丽、温柔且仁慈；而在描写到圣地亚哥老人时，更是借着老人的心理活动的描写来抒发老人对大自然中的事物的亲近、敬仰之意。鱼儿、鸟儿、海豚、海龟等都被老人视作朋友，这种将动物拟人化的行为本身就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的友好。而在老人与大马林鱼和鲨鱼较量的过程中，老人也没有将对方视作绝对的敌人，反而暗自赞赏大马林鱼的美丽与冷静，赞扬鲨鱼的勇气与力量。而在将大马林鱼杀死之后，老人心中充满歉疚之情，把自己的行为归为“罪过”；而作品中反复提及的“出海太远了”则是隐喻人类闯入了不属于自己的领地，最终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以上种种描写均表达了一个主题，即人类应当与自然和谐相处。
四、结语
丰富的生态内涵是《老人与海》的一个特点，在作者眼中，人类与自然之间对立而统一，而悲剧式的结尾则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即人类不仅要宣扬永不言败的精神，也要有敬畏自然的自觉。只有将自己融入自然当中，人类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尊严、实现自己的价值。本文以生态批评主义的角度对《老人与海》做了分析与探讨，生态批评理论介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而透过这种生态观的审视，《老人与海》的深层意蕴得以部分展现，这对现代文明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洪峰.从生态文学批评角度看《老人与海》[J].语文建设.2014（32）.
人与自然的作文篇2
生态批评是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批评，是由生态视野观察文学艺术的一种批评模式，是生态文艺学的批评实践，或称生态文学评论。由于生态批评的对象首先是揭示自然生态危机的文学作品，如果从表面上看，很容易误以为生态批评的对象只是环境危机与自然保护，而将生态批评浅层化为“环境批评”。其实环境并不能代替生态。环境是指外在于人的周围世界，是以人为中心来说的，含有与人对立的意思。而生态指生命体的生存状态。把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生态批评的对象不能窄化为环境，而是研究文学与自然、自然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关系。
文学是人学，它应当为人的生态本性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优化而存在。20世纪以来，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非理性转向”使文学批评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随着现代生态意识的觉醒，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不同学科领域遭到生态中心论的广泛挑战，“回归自然”是一个被生态主义学者广泛提倡但又内涵模糊的理念。在这种背景下，生态批评肩负起以文学研究促进实现人的内部自然回归的使命。生态批评的理论内涵是：重新阐释文学作品，挖掘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重新铸就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人文精神，即以人为本，尊重人，爱护人，保证人的心里的健康发展，关怀人的情感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理性的全面发展，从而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物种平等、生态平衡的社会，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生态批评的研究现状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倾向，在中国与西方大致同步崛起，并且体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它的魅力和开放性吸引了许多批评家参与讨论，发表各自的观点。我国学者也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背景加入这场争鸣，并出现了许多专著和论文，不过还未成燎原之势。纵观近十多年来的文学批评成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生态批评主要体现出两种倾向：一部分学者仍然停滞于对自然环境危机的记录与批判上，主要致力于描写生态灾难与环境保护，如作家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李青松的《最后的种群》、梅洁的《西部的倾诉》、哲夫的《黑雪》、郭雪波的《大漠魂》等等，都生动的展现出生态危机的严酷事实，表现出真诚的生态意识和人文关怀，的确十分可贵。另一部分学者大都不从文学研究出发立论，而是致力于文化品格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探讨，如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以农业性的内陆地理条件和商业性的海洋氛围为依据来论述由此带来的中西艺术的本质、起源、思维等方面的不同特性；张广年的《绿色生活》，通过对北京海淀区数百年来自然风景逐渐丧失的叙述，阐明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一种文化载体；余谋昌在《生态文化的理论阐释》中，从历史政治经济的层面分析了生态文化的内涵，并相应的提出了从精神、制度、物质等层次建设生态文化的策略；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阐释文艺生态问题，其他的还有鲁枢元的《文艺生态学》，张全明，王育德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李培超的《自然的伦理尊严》等等。这样一来，就使我国生态批评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无诗意、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倾向，对于生态文学作品的解读更注重文学方面的批评，而缺乏生态视角的关注；对于生态文学创作的总体现状与发展也缺乏宏观深入的研究；更缺少有关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学术著作的出版。
三、生态批评文本视阈的拓展
我国文学作品中蕴涵了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因此在生态批评的独特视角下，许多文学经典将不可避免的被重读或重构。早在先秦时期，庄子的作品就体现出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他认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而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大自然本是一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因此，人的一切行为都应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统一，人只有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才能体会到真正的自由和满足；自古以来，“自然”经常是人们失意而退居的一个场所，在这里，修身养性、著书立说、疗伤并奋发，起初是无可奈何的吟唱名山秀水，继而在山水之中获得心理的平衡和安定，如王维的山水诗，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系列作品等；当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很多时候，只有在遥远而偏僻的山区，在野蛮落后的村庄部落才会保留着自然生命的星星之火，这是人类的精神之根。如沈从文的《边城》以及80年代的“寻根文学”等代表了这一倾向。
当然，要想提高生态批评作为学术批评的可接受度，就应当证明它具备诠释一切文本的能力。因此，我们不仅要注重对于生态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而且还要将生态批评的方法用于“远离自然”的作家和文本：如剧作家曹禺的《雷雨》很少有人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进行阐释和分析：作品中畸变的母子，夫妻的对立，女性的悲剧都体现出了鲜明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和环境伦理问题。再如萧红的《呼兰河传》，作品中描绘的景物是萧条的，人物命运是凄凉的，这显然和作家当时身处异乡，感情疏离而形成的异常孤独寂寞的创作心境有关，如果从精神生态的视角进行分析，就会挖掘出其中所蕴涵的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四、我国生态批评的发展与走向
人与自然的作文篇3
一、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词的起源
Ecocriticism(生态批评)由eco－(生态)和criticism(批评)构成，eco与critic分别源于希腊语的oikos和kritis。oikos和kritis连在一起的意思是“室内判断”。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生态批评家”一词可解释为“倾向于赞美自然，谴责自然的掠夺者，本着试图通过政治行为来扭转对自然造成破坏的观念，对叙述文化影响自然的作品做出是非功过评判的人”。
二、生态文学批评的源流和意义
生态批判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潮流，具有很强劲的发展势头。20世纪70年代，生态批评从零散发表的关注自然生态的文学作品和分析自然主题的学术文章中初露端倪。学术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美国联合研究所教授约瑟夫・密克尔教授和威廉姆・鲁克特的著作。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了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他首次尝试研究文学艺术与科学生态的关系。书中从生态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古希腊戏剧、但丁、莎士比亚以及当代一些文学作品，并提出文学的生态学这一术语。1978年，威廉姆・鲁克特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中将生态学和生态的概念引入文学批评，首次使用了“ecocriticism生态批评”这一术语。虽然生态批评自诞生时起遭到不少非议，但由于其对女性主义、后殖民等政治性批评的传承，也由于现实的语境压力――环境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的日趋紧张――这股新兴的批评潮流已越来越显示出它旺盛的生命力。批评家在不仅关注文学外的种族、阶级、性别问题，又把目光放到了处于边缘之边缘的自然上。生态批评不仅是严肃的批评家们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彻底打开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文学批评的视域不仅和文本以外的社会融合，同时又向自然环境敞开了。生态批评标志着文学研究不仅穿越了其它的人文学科，也跨向了自然学科和自然。文学研究本就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与外界不断对话的体系。生态批评正是在学术的前沿展示了这一点。
1996年美国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生态批判家彻瑞尔・格劳特费尔蒂(cherylIGIotfehy)和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书的序言部分对生态批判做了如下简明的定义“生态批判是对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我们以生态的视角重新观察研究讨论文学作品时，许多涉及自然或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文学作品得以重视或再版。华兹华斯的作品《水仙花》就是此类作品之一。
三、《水仙花》的生态批译解读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诗人，出生在英国坎伯兰郡的考克茅斯的一个律师家庭。考克茅斯位于英格兰西北角的“湖区”内，该地区以星罗棋布的湖泊和秀丽的山色而闻名。正是由于家乡环境的熏陶，使得他创作的诗歌以朴素、浪漫和清新的文笔描写自然风光、田园景色和乡民村姑而闻名于世。他认为自然能够熏陶人的性情，使人拥有善良的情感，当人们把自己投入大自然中才会拥有自己真正的快乐。所以早在生态批判之前，华兹华斯就已通过诗歌把人和自然的紧密关系描绘得淋漓尽致。《水仙花》是华兹华斯抒情诗的代表作之一。它创作于1804年，发表于1807年。诗中所描写的是华兹华斯在1802年所见到的一片水仙花的景象。
《水仙花》诗句简单口语化，内容简单。描写了“我”出访友人归来，途径乌尔华特湖畔，看到湖畔又长又宽的一大片水仙花。作为一名旁观者，看到清新的大自然景色，美丽的金色水仙绽放在明湖边，绿树下，在微风中翩翩起舞后，内心深处涌出的愉悦情怀。大自然的平和与水仙花的快乐和谐一体，“我”乐不思归，愿与欢乐的水仙为伴，以度过那孤独和无助的日子，到达人生的幸福彼岸。
此诗第一节第一句，华兹华斯用象征性的语言描绘自己“我孤独的漫游，像一朵云”，措词雅致，把一个清高孤傲的形象一下就勾勒出来，体现了他热爱因孤独产生的宁静的自然美。“我孤独的漫游”是诗人把自己置身于大自然中，虽然内心孤寂，而“像一朵云”体现的是自然的安宁。“在山丘和谷地上飘荡”体现诗人路途中时间的永恒。紧接着“忽然”他意识到自己并不孤独，因为“金色的水仙花迎春开放”“在湖水边，树阴下”诗人一下从高空来到他们中间。“迎着微风起舞翩翩”象征着一群可爱、美丽的少女。诗人诗心、诗情完全被美丽的大自然和美丽的可爱水仙占有。诗人在自然的和谐中找回自信，获取灵感。
第二节华兹华斯更加关注广阔的大自然。“连绵不绝，如繁星灿烂，在银河里闪闪发光。”诗人的情感从“山丘和谷地”“间转移到”“银河”――无边的宇宙，用银河、繁星比喻水仙的众多，表现了诗人钟情大自然的情感主题。“它们沿着湖湾的边缘延伸成无穷无尽的一行”，在无边、宁静、祥和的自然里，诗人的思绪像这一望无际的水仙花一泻千里。人间、天上联在了一起。接下来是水仙“在欢舞之中起伏颠簸”，千朵万朵颔首嬉戏的情景，诗人已完全沉浸、陶醉在这个漫舞欢歌的和谐世界中。这也是我们感觉最幸福的时刻。
第三节诗人的视线从无垠的宇宙回到湖边的水仙，从水仙又触及内心深处。“粼粼波光也跳着舞，水仙的欢欣却胜过水波”。以湖波粼粼比喻花波浪浪正是诗人的巧妙之处，写景到此结束。紧跟着诗人笔锋一转，望景触情，想到“与这样快活的伴侣为伍，诗人怎能不满心快乐!”于是水仙怒放转化成了心花怒放，自然界与心灵感而成一体，凝望的结果是将眼前的美景化作心中的美景，这种精神的结晶自然“价值无双”，它永远以美的意象慰藉诗人。他把自己比作一朵浮云，在这一片水仙花上俯视着它们，诗人还运用拟人手法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Thecloudwandered，thewavesdanced，但其重点还是放在水仙花上。他把它们写成：8crowd，ahost，acompany，TheydanceandtOSStheirheads，它们还会表达欢乐愉快(glee，jocund)的心情呢!
人与自然的作文篇4
关键词：生态视野；沈从文；生态问题；生态意蕴；生态思想
沈从文生于1902年，卒于1988年，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原名为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著有《老实人》、《阿丽思中国游记》等小说集，《云南看云集》、《不知为什么忽然爱上你》等散文集，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于浪漫主义，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浓郁地方色彩，彰显乡村人性所特有的风格和特点，这与沈从文的个人经历和对生活的态度密切相关。本篇文章主要对生态视野下的沈从文进行简单的分析和论述，对生态问题的补救提出了一些建议和看法，希望能够对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构建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一、沈从文的生态思想
对沈从文的生态思想进行分析，主要需要从沈从文生态思想的具体内容和沈从文生态思想的形成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以下为对这两个方面的具体分析。
（一）沈从文的生态思想
沈从文的生态思想具体分析，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为生态自然观、生态哲学观、生态伦理情怀以及生态正义观。
1.生态自然观
沈从文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能够在沈从文的《蜜柑》等小说集、《云南看云集》等散文集中清晰可见，热爱自然、向往自然也是沈从文生态思想中的重要要素。沈从文所提出的“神即自然”思想，也能够彰显沈从文对大自然的独到见解，是沈从文对自然的深刻体会[1]。
2.生态哲学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以来就是世界的核心问题，也是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中，主张“天人合一”的思想，而在沈从文的思想观念中，将“人与自然契合”作为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将生态哲学观念融入于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力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2]。
3.生态伦理观
沈从文的个人经历和生活环境为其文学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沈从文对生命意识也随着其文学的创作不断升华，达到“博爱”和“生态良心”等思想境界[3]。
4.生态正义观
沈从文对征服统治欲望的批判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塑，在其文章当中十分常见，沈从文的文章也带有一定的批判文学主义色彩，也同样是沈从文思想中的重要内容，是沈从文生态正义观的具体表现[4]。
（二）沈从文生态思想的形成
沈从文生态思想的形成与沈从文的文化水平以及生命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直接影响了沈从文的文学创作风格以及生态观念。
1.文化渊源
湘西是沈从文生长的摇篮，也是沈从文生态思想孕育的重要场所，沈从文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特点的作家，他积极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作家的文学创作方式，进行自我创作手法的创新，沈从文生态思想并不是对其他思想的生搬硬套，而是具有对当前现实社会的一种批判和怀疑态度，具有超前的眼光[5]。
2.生命体验
沈从文有着学生、军人和作家等多重身份的经历，同时在乡下的生活和城市成活的对比，也为沈从文带来了更多的情感体验和生活经历，为沈从文文章中心思想的写作和文章中生态思想的渗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沈从文创作中的生态意蕴
沈从文创作中的生态意蕴主要表现为“乡下人”意识：生态的标尺；“桃花源”：诗意栖居之所；“失乐园”：贫血的荒原；女性：生态的表征四个模块。
（一）“乡下人”意识：生态的标尺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具有独特特点和风格的作家，被称之为“艺术家的小说家”，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沈从文创作中乡下人的意识主要来源于沈从文独特的生态视角，正如当代文学家罗成琰先生对沈从文的评价：“在所有现代中国作家中，始终保持着‘乡下人’的意识，拒绝被都市所同化[6]。”沈从文“乡下人”的意识，使得沈从文更加热爱生命、热爱自然。
（二）“桃花源”：诗意栖居之所
“桃花源”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所描述的场所，“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7]。”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世人所向往的场所，桃花源同样也是沈从文所向往的生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生态文化中的最高法则。
（三）“失乐园”：贫血的荒原
人们向往“桃花源”，却由于当前社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的破坏，逐渐成为了“失乐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贫瘠的土地、虚伪的人性和繁忙的都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逐渐减少、人之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自然成为了人们征服和掠夺的对象，在这一点中，《腐烂》、《黄昏》等文章中都有所表现，描写了出一幅当前社会中生态破坏之景。
（四）女性：生态的表征
女性与自然之间有着天然的同一性，自古以来人们就习惯把大地比作母亲。沈从文同样也具有一定的女性崇拜情结，对女性有着一定的尊重情感。沈从文认为，女性和自然同为一体，女性同样是自然的一种表现，对女性多有赞扬之情。在沈从文的笔下，有很多文章中，都借助青山绿水或者绚丽晚霞，来展现女性的柔美和清丽，在晚霞中是那么的婀娜多姿，引发联想。与女性的和谐相处，正如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在现实社会当中，女性却遭遇着不同的待遇，甚至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死。例如在小说《丈夫》中，女性的命运是卑贱的，是处于屈辱和服从的地位，是对女性不公平的一种表现。
三、生态之境的重建：生态问题的补救之方
生态之境的重建，首先要分析生态问题的文化根源，其次在明确问题的基础上，寻找生态问题的补救方法，以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生态的平衡构建。
（一）生态问题的文化根源
文化力量和文化氛围的构建对于生态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生态问题从根源上来讲，也是一种文化问题，是由于人们对生态保护的认知能力较差所造成。正如著名的生态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Worster）所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文化体系的构建对于生态文明的发展和生态文明的构建具有积极的影响。
沈从文较为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生态问题存在着一定的忧虑情感和居安思危的态度。在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能够感受到沈从文对社会的希望，对人与人之间冷漠的斥责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渴望。沈从文将文学创作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融为一体，这种思想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沈从文看来，都市现代文明是导致生态失衡的内在根源。如果说，鲁迅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武器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批判的话；那么，沈从文则以湘西本土文化为参照，对都市现代文明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二）生态问题的补救方法
生态问题的补救，首先要保证自己能够拥有一个纯真、自然的心态，能够真正做到“皈于自然”。生态思想即为人类在科学认识自然界中一切事物之后，所形成的特定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点，沈从文虽然没有经过系统化的生态思想学习和相关哲学的思考，但是沈从文所著的文章当中，富含着诗情画意的诗篇和富含哲学思辨思想的散文，仅仅通过文章的阅读，便能够感受到沈从文思想中的生态思想以及对大自然、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尊重生命、热爱生命一直都是沈从文坚守的信念和追求，也是沈从文生态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在明确当前生态问题的基础上，对人们的思想和认知进行健康的教育和深入的指导，使人们能够具备更多的生态意识，形成一定的生态情怀，正如沈从文一样，更加热爱大自然，渴望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构建更多的“桃花源”。
结束语
沈从文的文章具有一定的生态学视角，在沈从文所著的文章当中，富含着诗情画意的诗篇和富含哲学思辨思想的散文，沈从文将“人与自然契合”作为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将生态哲学观念融入于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力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仅仅通过文章的阅读，便能够感受到沈从文思想中的生态思想以及对大自然、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在当代生活中，我们需要具备沈从文一样热爱大自然，渴望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具备一定的生态情感和生态意识，正如沈从文一样，更加热爱大自然，渴望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构建更多的“桃花源”，创建文明、和谐和发展的社会新形象。
（作者单位：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龚丽娟.和谐・诗意・虚无――东方文化生态视野中沈从文与川端康成审美理想之比较[J].广西民族大学，2010，（04）：105-106.
[2]纪秀明.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综述（1979-2010）――兼论生态文学与批评在中国的演进[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123-124.
[3]张丽军.神性的大地之美――生态文明视域下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142-145.
[4]刘恒健.生态自然美及其有无之境――兼论生态美学视野中的自然美[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5）：104-106.
[5]周璇，陈逸群，李颖，曹何稚，等.整体与碎片的辩证想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问题讨论会[J].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13，（03）：176-178.
人与自然的作文篇5
[关键词]人与自然；科技文化；天人合一；和谐发展；科学发展观
[作者简介]许艳华，山东经济学院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山东济南250014
[中图分类号]C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2―0114―03
人与自然的关系引起世人的普遍重视，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是上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人们发现，在人类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制约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并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存构成威胁。
在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反思中，人们发现，问题的出现与近代以来西方的科技文化有着直接关系。
一、西方科技文化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类对自然的无知，人类处在自然界神秘力量的控制之下，惊异于自然，臣服于自然，对自然界充满着崇拜和敬畏，与自然界维持着原始的“和谐”。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这种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带来这种改变的，是近代西方科技文化的发展。
近代西方科技文化是在“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把人和客观世界分别作为主体和客体分置开来，把自然界作为客体放在了主体人的对立面。建立在这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基础上的近代科技文化，在认识上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把这种主客体关系看作是第一位的，甚至是唯一的，忘记了二者的同一性前提。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片面强调把人从自然界超，放在了自然界之外、之上；而自然万物从此只是作为科学认知和技术改造的对象，只是作为主体的资源在与主体的对峙中获得自己的地位。在实践中，这种近代科技文化致力于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征服和占有，致力于让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从而展开了对自然界的疯狂掠夺和攫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技术越是发展，人的主体地位就越是被确定，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也就越见成效。这样，科技的发展最终揭去了自然界的神秘面纱，赋予了人类日益强大的控制自然的能力，人类对自然界的崇拜和敬畏逐渐动摇并最终消失。从此，自然界仅仅成了人类的资源提供者和废物的投放处，人与自然只在技术的“可用性”方面相遇，资源、环境、生态等问题的出现成为必然。
正是因为看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畸形发展同近代西方科技文化的这种联系，在对近代西方科技文化的反思中，许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希望从与西方文化异质的东方文化中找到摆脱人类困境的出路。
二、中国传统文化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中国有着明显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
与西方“主、客二分”的主流思维模式不同，中国传统的主流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宽泛的意义，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它主要体现以下思想：(1)“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即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2)“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远取诸身，近取诸物”，即人类要观察并仿效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3)“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为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也就是说，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调节自然的变化使之不过于中道以有利于人类。(4)最终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即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理想境界。
因为强调“天人合一”而不是主客二分，近代科技文化没有产生在古老文明的中国，中国也因此长期处在农业文明中而没有进入工业文明。也是因为对“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中国古代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有着深刻的认识。道家在人类历史上最早意识到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界原初状态的破坏，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主张“常因自然”，反朴归真。孔子教导人们“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孟子提出“树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时入山林”。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淮南子》说：“畋不掩群，不取糜夭，不涸泽而渔，不毁林而猎。”《尚书》有正确使用自然资源的较早记录，《国语》记载了周太子晋关于治理山林、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主张，1975年云孟县出土的秦代“天律”(关于打猎的法律)更被专家称为世界上第一部环保法。因此，考察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思想对于我们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在为中国文化深邃的生存智慧感到骄傲的同时，不得不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史。曾经水草丰美的黄河中游流域变成今天黄土弥漫、干旱贫瘠的黄土高原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
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说在西方是近代科技发展和工业文明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畸形关系，没有近代科技、没有工业文明的中国，为什么也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呢?搞清这一问题，还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谈起。
三、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
首先，人与自然界是同一的。马克思说：“最初，自然界本身就是一座贮藏库，在这座贮藏库中，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产物，也已经作为前提存在了)发现了供消费的现成的自然成品……”这句话从两个方面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从自然界获取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消费品。也就是说，自然界不仅孕育了人类，而且构成人类赖以生存的永恒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说“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人的肉体生活而言，人靠无机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无机的身体”；就精神生活而言，自然界“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作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
的“精神食粮”。
其次，人与自然界又有斗争性的一面。自然界孕育了人类并构成人类生存的条件，但自然界毕竟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这决定了人与自然的非同一性甚至是对立。
自然界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构成对人类行为的制约，特别是当人类对这种规律还不认识的时候，它表现为一种盲目的、异己的力量，与人类相对抗，而自然灾害的发生更是人与自然对立关系面对面的显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们就象畜生一样服从它的权力。”人与自然的这种对立关系决定了，人要在自然界生存下去，就必须展开同自然界的斗争。“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
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意味着，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就会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人类面对自然的实践活动必须限定在不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限度之内，保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从而也保证人类自身的生存。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近代科技文化把人与自然分别作为主、客体分离开来，片面强调二者的对立和斗争，忽略了二二者的同一性，这是西方生态问题的根源所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重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合理性和时代价值。
人与自然界作斗争需要一定的物质力量和物质手段，古代的刀耕火种是，现代的科学技术也是。的确，生态问题的产生与科技发展有直接的联系，有人因此常常赞美远古时代把人与自然的那种原始的平衡当作天人关系的理想状态。实际上，我们不难想象，由于没有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低下，早期的人类受着大自然神秘力量的盲目控制，受到野兽的威胁，只能从危险中努力获取或多或少的食物来维持生存，在这种状态下，人与自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所谓和谐，只是人对自然“畜生一样的服从”而已。是科技的发展使人类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科技发展的确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但通过放弃科技来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个拙劣的选择。人与自然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不是通过人对自然“畜生一样的服从”来实现和维持的，而是通过对客观必然性的掌握和运用来实现的。科学就是对必然性的掌握，技术就是科学的运用。
中国社会没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主要是因为缺乏科学技术。由于没有科学技术，增加粮食产量靠的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亩产量的增长，而是靠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由于没有科学技术，牧业生产长期粗放经营，草场植被遭破坏；由于没有科学技术，矿物开采浪费大，利用率底，污染严重……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虽然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想境界，但是由于缺乏科学技术，中国传统文化没能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现实的手段。
东、西方生态问题的原因分析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必须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实现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必须发展科学技术，以保证人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作用。两方面相结合，决定了我们的必然选择，这就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人口、资源和环境工作；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与自然的作文篇6
[关键词]梭罗；沈从文；生态文学；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5）12―0063―03
现代生态危机和人类精神困境造成了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双重困局，在此背景下生态文学应运而生。从生态学角度出发，生态文学研究人与自然，人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它深刻探析文学的生态内涵实质，从作品中汲取丰富的生态智慧，并试图通过对生态文学的探索来指导人类的生活实践。梭罗和沈从文不仅是伟大的文坛大家，同时也是关注社会和人类精神生态建构的哲学家，生态文学的发展，不断促使人类探索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根源，探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从而找到解决危机的途径。
一、自然生态
梭罗生活的美国社会在十九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突飞猛进，人类更多的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自然生态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期遭到破坏，人们崇尚“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要凌驾于自然之上。梭罗清醒而前瞻性地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抛却扬汤止沸的短视，呼吁人们热爱自然，重返自然，充分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沈从文与梭罗认为世界有着共同的本源，自然是生命之源，一个活的有机整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同一的，人类应该尊重其他生命，平等相待自然。
追根溯源，人与万物之间权利平等。启蒙思想家卢梭是“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平等的”的最早倡导者，梭罗却是“人与动物，甚至人与植物之间生来就是平等”理念的最早倡导者。梭罗认为人和自然在这个地球上拥有相同的权利，人类是自然中的一份子，人类要以平等的姿态看待自然。“豆子的成果并不是由我来收获。它不是一部分为土地鼠生长的吗？土地的生产是否堆满了农夫的仓库，相比较来看，这是件小事”。〔1〕梭罗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他认为大自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活的有机整体，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植物都有生命，它们有着各自存在的权利和理由。自然万物都是“与大自然同性质、同色彩，和树叶土地是最亲密的同盟，它们是自然的一部分，仿佛风中的树叶一样”〔1〕。
作为一名著名的乡土作家，沈从文一生关注人和自然关系，他热爱自然，依恋自然，在他的湘西系列小说中，把表现自然主题，回归自然提升到生态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其中湘西小说的核心思想就是以自然作为抨击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尺，试图建立一种“优美、健康而不悖乎自然的生命形式”〔2〕。
沈从文一生热爱自然，关注着自然与人的关系《边城》中的自然不是人们欲望索取的对象而是处于与人类一样独立平等的地位。边城中茶峒独有的地域风貌、山光水色、民俗民风都是一种灵性的存在，把自然和人融为一体，即是把人自然化，把自然人化。自然不仅赋予了人类生命，还哺育人类一代代沿袭至今，自然万物的灵性与人类的灵性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关于人的自然化，在《边城》中这种人的自然化表现的淋漓尽致，《边城》的开篇对翠翠的精彩描写：翠翠常年跟随祖父在渡船上生活，披星戴月，翠翠的皮肤自然变得黑中泛红，显现一种健康的力与美。翠翠透彻清亮如水晶的眼睛和自然中的青山绿水相对映，作者通过描写她的黝黑透红的皮肤，深邃明亮的眸子勾勒出一个勤劳、纯洁、善良的山村少女形象，沈从文将人与自然融合为一体描写出了翠翠的外貌和生活环境，这始于大自然又超越大自然。关于自然的人化，沈从文在边城中描写到“竹林是翠翠的安全屏障和避难所，是安抚她心灵的密友，是她倾诉内心秘密的对象”；充满灵性的黄狗既听话又聪明，是翠翠和祖父的好伙伴；屋后的那座白塔，阅尽人间沧桑，见证边城中的人事变迁，白塔的灵性犹如人的灵性和感悟。沈从文所描写的边城里人们热爱自认，尊重生命，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荣共生，凸显出沈从文丰富的生态思想意蕴。
二、社会生态
社会生态是指人类与其社会环境所组成的生态系统。世界是由人类社会和自然组成的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因此，解决生态危机与解决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如果说，文学创作分为“现实现象”和“梦的现象”两个部分的话；也可以说，梭罗和沈从文作品中有两个世界，“失乐园世界”就是具象化的“现实现象”，而“桃花源世界”则是理想化形态的“现实和梦相结合的现象”。
在社会生态方面，梭罗强烈谴责存在的奴隶制度，批判工业文明的负面作用和坚持文明必须根源于自然的思想，梭罗提出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生态思想。梭罗在瓦尔登湖生活的两年，不像中国古代陶渊明那样的隐士为了逃避现实而遁世，他是做了一个有目的的实验，在物欲横流、拜金主义为主流的价值观的美国社会，他本质上是为自己和同时代的人做出示范，在没有多余生活用品和奢侈品的情况下，人类仍然可以追求简单幸福的生活。“在我看来贫困的生活是最美好的，你不会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琐碎小事。下层人不会因为宽容地对待上层人而蒙受任何损失。多余的财富只能购买多余的东西，多余的都是不必要的，灵魂的必需品是金钱根本无法买到的”〔1〕。
在工业文明物欲泛滥，梭罗认为这是主要的体现在过度消费。人们的消费并不是由于真正的必要性。他们寻求更丰富的食物，更大更豪华的房子，更好的和更丰富的衣服等。他们似乎有一个种“快乐的生活”在消费。人们逐渐陷入物质和感官享受。梭罗惊讶地发现，人们通过他们的外观“财产”肯定自身的价值，比如房子和衣服，而不是追求尊严和简单生活的意义。对于生活中的吃穿住行，梭罗有自己的观点和标准。对于住房，他相信“我们的许多房屋，两个公共和私人，他们几乎数不清的公寓，巨大的大厅和酒窖，似乎只害虫，骚扰他们”。“虽然我们过着一种文明世界的生活，但是尝试一下那种原始的、荒野的生活，实际上对我们会有很多益处――即使通过这种生活，仅仅就是为了知道到底什么是人生的基本必需品，以及我们可以能够用什么方法获得这些必需品”〔1〕。
人际生态关系的和谐也是沈从文作品中生态智慧的重要体现，人与人和谐相处恰恰是沈从文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生态图景。因为有着乡村生活和都市生活两个生命世界的深刻体验，沈从文对现实中虚伪、矫情、“为金钱所控制”的人与人的关系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并在其作品中深表痛切和鄙视。马克思曾说：“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3〕。在沈从文构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的桃花源世界中处处呈现出对与自然平等相处、和睦融洽的人与人关系热情赞扬和执着追求。沈从文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和睦相处，以互敬互爱为基础，以自然、和谐、契合为主要特征，倡导和谐，守信的人际生态关系，出于这种社会理想在他的湘西小说中，他颂扬人类的善良、质朴、博爱的人文主义精神品格，这些都充分体现他所追求的和谐的人际生态关系。
沈从文的作品中，其著名的代表作《边城》发表于1934年。作品描写了湘西小城茶峒码头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和翠翠的爱情故事，《边城》讲述的故事凄美动人，没有惊心动魄的复杂情节，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感人场景，但它细腻而且真实，像一根轻柔的丝线轻轻地牵动你心灵的一隅，猝然间泪落满面。湘西美丽的风光在作品中是这样描写的：清莹的河水映出水底凌乱的碎石；微风吹过竹林，发出沙沙的轻响；乳白色的雾霭腼腆地在薄暮的夜色里飘浮……景致柔美而宁静，远离都市的喧嚣与浮华，有一种出尘而卓然的清丽，似林泉深处悠然飘出的牧歌。心境超然，忘我于物外，小说里始终洋溢着的牧歌的情调。看多了高楼华厦，看惯了车水马龙，我的心时时会憧憬着一片远方的土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是我在心中勾勒出的天堂。翠翠和祖父、船总父子之间温暖的亲情的，翠翠与天保和傩送执着、简单、单纯的爱情，老船夫与邻里和谐相处、互帮互助的邻里之亲，这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正是沈从文一心所向往追求的理想图景，边城就是作者心中的“桃花源”，他把人间的真、善、美结合起来，追求社会和谐，倡导人们互助互爱，守信自约，和谐相处的高尚道德情操。
三、精神生态
精神生态，主要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即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其中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它一方面关注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关注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体现人与自我关系的发展。〔4〕
人类的精神独立和道德完善的归宿最终会回归自然，精神世界与自然世界是不可分的，解决精神危机要从自然本身开始。人类的物质生活丰富多彩，但人的精神生活却离不开大自然。当人们孤独寂寞，郁郁寡欢时，到静谧的湖边漫步，抛开所有烦忧，呼吸新鲜空气，聆听大自然的声音，与自然融为一体进行精神交流，在自然的滋润下恢复活力、振奋精神，所以回归自然可以在自然中找寻迷失的自我，继而简单快乐地生活。
梭罗也提倡回归人类的精神家园，即恢复人与自然的亲密联系。他独自到瓦尔登湖湖畔生活两年，有大自然为伴，他要从自然中找寻真理，“自然，在永恒中是有着真理和崇高的”。〔1〕身处自然使他忽然发现了自己的精神和灵性，假如能够沉浸于自然之中，与自然同呼吸的话，那么人就会和自然处于同一种节拍，梭罗虔诚的尊敬膜拜自然，在自然中的他就是一只快乐的鸟儿自由翱翔，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在自然的恩惠中梭罗感到从没有过的快乐。阳光、风雨、春天、冬日，都是自然给人类的恩惠，这些都是我们健康快乐生活的源泉。梭罗钟爱大自然，当他情绪低落时，当他独自一人孤独寂寞时，他会漫步或者静坐在瓦尔登湖畔，从中寻找净化心灵的力量，找寻自我，找回简单幸福的生活状态，“温和的雨丝飘洒下来，我突然感觉到能跟大自然做伴是如此甜蜜如此受惠”〔1〕。
沈从文的小说里，回归自然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贯穿始终。以“人与自然契合”为参照从而反思人类的现实生存状态。在自然、人性与文化的观照中寄寓了重建人类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的美好理想，表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独特思考视角。沈从文赞美的是作为浮躁都市文化的对立面的湘西古朴、原始的乡村文化。沈从文认为，“在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5〕。因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一种强调与自然契合、神人合一、率真自然、返朴归真、重义轻利、原始淳朴的世界。沈从文赞美湘西人民的人情和人情美，热情渲染湘西文化和谐宁静的环境、古朴淳厚的民俗民风、善良真诚的乡亲、和谐融洽的人情，全景式地展现了古朴的乡村文化对健全和完善自然人性的生态功能。沈从文立足于历史文化的高度，自然地运用原始、淳厚古朴的乡村文化和人与人直接简单和谐的人际生态关系，来救治都市“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精神侵蚀与人性扭曲，着力于重构人与人的和谐，重建民族文化品格，从而达到自然人性和民族品德的回归。
沈从文主张回归自然，另一方面，就是要帮助那些生活在冷冰冰的工业化环境中，已无家可归的现代人们，找到精神的家园，找回诗意的栖居之所。现代社会是一个远离自然的异己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存变得荒诞、丑陋、毫无意义，灵魂无处可以安顿。只有回归自然，同化到自然安静、祥和、美丽的怀抱，才能重新回到诗意般的生存境界。
四、结论
综上所述，梭罗和沈从文自始至终都是站在关爱全人类的高度来创作的，其作品中展现的对自然的关怀和对生态的感悟，使其对后来者的影响超越了以往的作家，达到了极高的高度。毋庸置疑，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没有哪些作家像他们那样崇尚、眷恋和关爱自然，关注着人和自然和谐共融的关系。他们各自为自己的国家寻找到一个理解和创作生态文学的新途径，也为当今文坛刮起一股生态文学研究的清新之风，并为美中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5，87，159，226
〔2〕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11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4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