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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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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篇1

国家经贸委贸易市场局与中国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603种主要商品2001年下半年的全国市场供求情况的分析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03种,供过于求的商品500种,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经济日报》2001年7月16日第2版)。该分析还表明,下半年供过于求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家电商品,其生产能力仍然严重过剩,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当然,这项分析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所选取的600余种商品存在结构上的问题,没有包括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publicgoods),而这些公共物品很大程度上至今供给不足。因此,当前我国市场局势一方面是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另一方面事实上还存在有效供给不足,产品品种不丰富,但是总的说来,当前市场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产品滞销,物价下降。生产过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一般都从“坏”的角度认识生产过剩,认为生产过剩导致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当然不好。此言不错,但是我认为还是要辩证地看待生产过剩。生产过剩诚然有坏的方面,但是较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短缺经济时代,你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生产过剩无疑是“好的”。生产过剩的“好”,理论上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告诉我们,生产过剩危机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买和卖的分离包含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第一种可能性,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说,不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但是,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的可能性要转变为现实性,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85页)。因此,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出现现实的生产过剩,并不有悖于商品经济的自然属性,相反,它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信用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说明中国经济已具有了市场经济国家的若干重要特征。这其实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这样,从商品货币关系角度考察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出现并不是坏事,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生产率日益提高和新的投资领域不断开拓大规模增加了供给。

当然,我并不是为生产过剩叫好,唱赞歌,既然要辩证地看待,那么在看到“好”的同时,确实还要关注生产过剩的“坏”。坏,体现为生产过剩是通货紧缩(deflation)和经济萧条(depression)的直接诱因,破坏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运行,无疑需要克服和遏制。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在我们传统观念中,生产过剩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论述,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定期爆发,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表现。这种对抗性矛盾,源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但并不意味着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存在矛盾。改革过程中,由于体制的变异,加之生产和消费之间本身的固有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愈益尖锐,进而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普通城乡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因此,生产过剩的根源是改革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矛盾的日益尖锐。按照这个思路,消化生产过剩,关键是要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于消费,也就是说,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主要是要刺激和启动消费,因为持续多年的消费不足至今没有明显改观。启动消费,重点又在于农村消费。当前城市消费已相对饱和,但是农村消费则停滞不前,城乡消费反差太大。1999年,乡村地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1985年的52.96%下降至38.68%,减少了14个百分点,而农村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69%。今年上半年,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1.6%,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1%,城镇高出乡村3.5个百分点,而去年同期为1.8个百分点,去年底为2.3个百分点,城乡市场零售额增幅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远低于城镇居民。1999年底,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38.24台,电冰箱10.64台,洗衣机24.32台,照相机2.69部,同期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量分别为111.57台、77.74台、91.44台、38.11部。在城镇流行的空调器、热水器、排油烟机、微波炉、家用电脑、影碟机等耐用消费品,农民的拥有量更低。因此,消化生产过剩,根本落脚点是要启动农村消费。启动农村消费,必须立足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购买力。农民收入增速持续4年下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未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为农民兄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这又主要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了,就会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更多的机会,乡镇企业也会得到较快发展。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仍然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竞争中,乡镇企业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为此政府必须继续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乡镇企业的政策不宜简单关闭了事,要积极引导。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也应该保证乡镇企业的融资需求。只要乡镇企业再度蓬勃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转移,农民收入增速继续下跌的趋势必将得到扭转。此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途径。

其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农民的家用电器拥有量低,除开收入因素外,农村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一般的家用电器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相配套,例如电视机需要电压稳定和有线电视信号,电冰箱需要电源供应不间断,洗衣机离不开方便的自来水供应,但是农村的这些基础设施的现状是:电视信号比较弱,收视效果差;电力供力跟不上,电压不稳定,收费比较高;自来水普及率很低;不通公路或路况极差。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严重限制了家用电器在农村的普及。因此,启动农村消费,必须尽快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内容包括农村电网、有线电视、自来水、农村道路等方面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是公共物品,其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贫穷的中国农民当然出不起,这无疑需要政府投入,将城市供水、供电、电信、道路建设、广播电视等公共事务职能伸入农村,兼顾社会公平,缩小城乡差距。同时,也应鼓励农民集资办小水电、小水塔、电视信号接转站等。水、电、路、信号等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广大农村地区将很可能出现一个家用电器消费热潮,蓄势待发的潜在需求将变为现实,进而消化掉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

再次,进一步搞活流通,加快农村流通网络建设。目前农村流通网络残缺不全,农民购物并不方便,影响农民购买力的实现。供销社曾经是农村销售网点的主渠道,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早已陷入困境。国有商业网点又不愿进入农村市场。活跃于农村市场的主要是一些分散的个体工商业户,这些个体工商业户大多实力不强,素质不高,不具备经营耐用消费品的能力,难以担当开拓农村市场“主力军”的重任。因此,当前农村市场的销售网络和服务网络很不完善,耐用消费品的维修网点少,售后服务无法保证,坏了无处修,遇上假冒伪劣产品也很难投诉,索赔更难,使得农民即使有钱也不敢购买耐用消费品,从而人为地抑制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实现。因此,启动农村消费,一定要合理布局农村商业网点,构筑点线面相结合、适应农村市场特点的流通网络,拓宽销售渠道。建议国有商业企业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军农村市场,在县城和农村乡镇逐渐引入连锁经营、配送制、直供等新型营销方式,同时定期到农村进行产品促销宣传活动,增设家电、农机维修服务网点。

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过渡性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此,探究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对应对危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金融危机的现实诱因

次贷危机(subprimelending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2007年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简言之,是指缺乏支付能力而信用程度又低的人无力偿还买房时的抵押贷款所引发的一系列金融问题。

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和利率保持较低水平,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由于这种金融衍生品信用要求低,在市场上十分畅销,不少金融机构将其同其他行业的次级证券捆绑出售,结果大量金融残次品充斥美国以至世界金融市场。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和短期利率提高,促发次级抵押贷款本身高于普通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也使购房者出售或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更加困难,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危机。

金融危机是由于“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造成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金融衍生品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会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且既可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断交易,又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广泛流通,买房时抵押贷款的偿还问题由局部扩展为全局问题、由地区扩展为全国乃至全球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历史根源

此次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次贷危机造成的。探究其根源至少包括以下六点:一是互联网泡沫。美国的it产业曾如日中天,带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其中也隐含着大量泡沫。二是房地产泡沫。美国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企图以房地产业的繁荣来进行掩盖。进入21世纪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金融机构简化购房手续,不需首付款即可发放贷款,甚至在信用等级评定上造假以鼓励次级抵押贷款,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房地产泡沫同过去没有解决的互联网泡沫合二为一,导致金融市场的风险迅速累积。三是虚拟经济泡沫。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在于虚拟经济的主要成分之一——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四是财政泡沫。多年来美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由此维持经济运行。五是消费泡沫。美国鼓励家庭靠借债来支持超前消费,目前家庭债务已超过15万亿美元。六是出口泡沫。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优势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导致贸易严重失衡,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便依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

金融危机的实质解析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的本性本质上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源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是资本家贪婪的代价。

(一)金融危机由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引发

金融危机导致了全世界的恐慌、混乱和经济下滑,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其一,危机作为周期病,这个周期过程是:谋求最大利润—科技进步—个别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科技进步普及—超额利润消失—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如此循环往复,显现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陷入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造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其二,危机作为制度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发展到特别尖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才爆发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过对现存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与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比例得到暂时平衡;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也由此而得到暂时的缓和,资本主义生产经过停滞之后,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重新高涨,各种矛盾又开始激化,在一定时期又引致下一次危机的爆发。

其三,危机作为基因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由于虚拟经济的存在,使资本家进一步谋求最大利润成为可能,通过销售虚拟产品,资本家绕过了生产过程而达到赚钱的目的,但是生产价值终归是由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所以这一规律违背了价值规律,从而产生了危机。在资本家不断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同时,危机也在不断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早就洞悉到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科学揭示了各类经济危机的病根。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剖析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正是资本的弊端导致了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虽然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机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关系。

(三)金融危机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一,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个别企业内部的生产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尽力改进生产技术和完善劳动组织及经营管理。但是,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由个别资本家自己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破坏。当这种比例失调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引起大量商品过剩时,就会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受剩余价值绝对规律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因而要求市场也相应扩大。但是,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使广大劳动者陷入失业和半失业的贫困状态中。与社会生产扩大的趋势相比,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对立。当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上的大量商品就找不到销路,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关联

(一)虚拟经济不产生剩余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已经论定,商品在流通中不产生任何利润。比如期货、股票、基金、股指等,只是有价物质(或说特殊等价物)的有形转移和膨化,是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无机再分配,只能将其视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流通。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从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所必然蕴藏的潜在危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不等于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前者说的是价值源泉(可变资本)问题,后者讲的是价值形成(不变资本)问题。如果不了解两者的区别,就可能错将“价值源泉”等同于“价值形成”,从而否定价值形成过程中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得出“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的片面结论;或者错将“价值形成”等同于“价值源泉”,从而否定价值源泉的唯一性,得出“机器设备等物质生产要素也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错误结论。

(二)借贷是剩余价值的预期支付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社会产品是剩余价值的有形存在,而预期就是虚拟和不确定因素的共同存在。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企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不断扩大规模,于是选择在金融市场上“借贷过度”;可当产能相对于全社会购买力相对过剩时,企业资本周转出现困难,逐渐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于是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首先,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其次,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大批中小资本破产,大大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从而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同时,使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再次,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失业人数剧增,而且也使在业工人生活状况恶化。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从而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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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志远.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再认识[j].当代经济研究,1999(5)

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篇3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系统地阐述了两类矛盾的类型、性质和解决的一般公式和具体方法。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其不同体现在“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之所有性质上的不同,是由于这两类矛盾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产生的。敌我矛盾产生于敌我利益根本对立的基础上,“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在人民内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对两类矛盾不同性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用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列出一般公式后,还根据不同领域矛盾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在中共和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民族关系上,坚持民主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方针。在介绍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性质和处理方法后指出:“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一句话点出了提出两类矛盾学说的目的就是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动力理论指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直接动力之所在,但如何把矛盾转化为动力呢?在这里,想到了改革。

通过体制改革促进基本矛盾的解决———的体制改革思想

以改革的方式解决基本矛盾,恩格斯在研究现存社会制度时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在这里,恩格斯告诉我们: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既然是“非对抗性”的,那就不能用政治革命而应用调整经济政策,“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大师的改革思想为我们以改革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提供了理论借鉴。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论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层理论基础

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其内在性质而言是非对抗性的矛盾,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对基本矛盾中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若干具体表现进行了分析。相适应的方面是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上层建筑方面,“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相适应的”。相矛盾的方面是指,生产关系上“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就上层建筑而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方面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在这里,具体指明了哪些是适应的,哪些是矛盾的,指明了解决矛盾的着眼点,从而使体制改革有的放矢。

(二)以体制改革作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途径和办法建国初期,我国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曾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建设事业向纵深发展,其弊端日益暴露。有鉴于此,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了体制改革的探索。在政治方面,指出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而改革的目标是“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必然要求,其性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党的自身建设方面,将党的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设立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总书记,酝酿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健全民主集中制,有效监督,制约个人权力,防止和反对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思想;反对;党政关系方面,正确处理共产党和派的关系,合理划分党政职能;国家制度方面,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领导体制方面,要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干部人事制度方面,精简机构,培养、教育、选拔年轻干部。这些都有助于推动我国最终形成一种有利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良好、和谐、宽松的政治环境,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在经济方面,在《论十大关系》中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即“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确立了改革的基本原则后,着手在产业结构、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经济管理体制、经济运用机制等领域进行改革,形成了一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改革思想。在分析了基本矛盾的若干重要表现后,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核心和关键是处理好利益分配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要求切实做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的兼顾。为了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办法。在所有制上,指出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着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例如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存在着生产和交换上的矛盾。因此,提出要建立“独立王国论”,打破中央集权一统到底的僵化局面;允许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提出应该“尊重价值法制”和“发展商品生产”;建立农村新型的所有制形式;明确企业管理体制和职责;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管理办法组织管理经济,等等。的这些改革思想虽然是尝试性的,很多尚停留在动议阶段,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这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改革思想。

(三)体制改革思想是邓小平体制改革思想的先声,这是它的积极方面。的体制改革思想没有对社会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进行区分,也就无法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所在,从而使改革没有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这是它的消极方面

体制改革思想是邓小平体制改革思想的先声。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对已经初步探索的但没有形成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的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进行了突破。邓小平通过建立退休制度和具有过渡性质的顾问委员会,解决了老干部的退休和安置问题。在经济体制方面,邓小平的体制改革思想和的体制改革思想有更多的交集。在所有制结构形式上,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邓小平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份共同发展”和“三个有利于”的论断就是对这一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提出:“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思想。可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就是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行权力的下放。相应地,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了“发扬经济民主”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提出了“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思想。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这个著名的论断成为邓小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思想来源。的体制改革思想虽然是邓小平体制改革思想的先声,但它没有对社会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进行区分,也就无法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所在,从而使改革没有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是好的,是必须要坚持。但生产关系又还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正是这些不完善妨碍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是必须改革的。这些不完善是可以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的。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和两类矛盾学说中内含的改革必然性。遗憾的是,只是笼统的指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生产力有不适应的一方面,但并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也就没有深化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范畴,提出“体制”的范畴。虽然也提到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构中某些方面的作风”,“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但并没有进一步把他们规定为具体体制,进而也没有将其与基本制度进行区分。

这种模糊性使得不能够找到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症结在于原有的经济、政治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就不能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具体化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之间的矛盾。也就提不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的科学命题。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体制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中心环节,是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方法。因为无法将改革的认识达到如此的高度,的体制改革就仅仅是对原有体制的一种小修小补,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上始终没有突破以产品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则方法而没有形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性质、方向和道路,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价值。但在解决矛盾路径的选择上,对“生产关系大变革”和“上层建筑大革命”的钟情要远远地大于对体制改革的青睐。这种解决路径的左右摇摆又使的体制改革思想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论的理论价值和理论缺陷

的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论是“在深刻地概括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丰富的新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范”,其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创造性地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纳入社会基本矛盾体系之中,并且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其基本矛盾的理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体上揭示了人类社会运动发展普遍规律的最基本的原理,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依据这一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列宁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创立了“一国胜利论”。但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这一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明确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范畴,并且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科学理论。早在《矛盾论》中就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范畴:“当马克思、恩格斯把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

循着这一思路,在《论十大关系》、《正处》等著作中完善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内涵,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仍然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推动的;正确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解决方式;指出我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样就为形成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动力理论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动力理论瑕瑜互见,其理论缺陷表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自始至终没有做出明确概括和科学论证。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正确到错误的演变过程。1956年党的“”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各种矛盾在社会生活中的变化,指出主要矛盾实质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作为对“”关于我国主要矛盾正确论断的发展,提出了两类矛盾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不久就抛弃了党的“”和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认识。1957年3月提出:“我们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

在这里,混淆了“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残余”两个不同的概念。1957年7月又提出:“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篇4

关键词:经济危机;马克思;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其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湮灭,促使如何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已连续20余年未出现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通过宣扬“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将不会发生。但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情的否定了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对马克思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将不仅对认清掩盖在现代知识经济外衣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机理与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将对剖析资本主义实质,研判未来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马克思从根源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不仅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本源,而且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推动力量进行了研究。本文拟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出发,对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动力量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梳理。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本源的追溯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只有完成商品价值实现中“惊险的一跃”,才能使商品生产流通过程延续,一旦商品价值实现环节出现问题,则之后一系列商品都会由于缺乏货币而无法实现价值,这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是则由“整整一系列关系”共同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它主要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资本收益率递减等因素影响。

在生产过剩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尽可能的扩大产出,而导致生产比例失调变为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关注局部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总体生产过剩。而这种总体生产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其发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内在矛盾。一种传统的解读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注定使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远高于工人工资。而资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存在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笔者认为,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还存在对马克思观点的另一种解读,即需求由消费性需求及生产性需求组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生产性需求的比重不断提高,剩余价值实现愈发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再投资。但是只有当工人工资能够达到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劳动的限度时,工人才可能被雇佣。因此,将导致社会总体需求的不足。

在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压缩个别劳动时间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导致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难度将不断提高。为达到不断提高资本剩余价值总额的目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从而造成市场整体的生产过剩。

综上,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细化为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润率下降等三个层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最大化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本身即为“一个活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推动力量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同时认为,经济危机是在“一系列关系”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在此,本部分拟对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推动力量进行分析。

第一,固定资本更新。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个别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利用固定资产更新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但固定资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将导致在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间隔内相关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二是对于社会整体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决策的分散化,社会总体固定资本更新总额与所预存的折旧基金总额很可能不相等,这将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长资本周转周期的产业也会由于与固定资本更新类似的机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二,虚拟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例如,当利率上升或股票增发时,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而股票价格往往与居民实际持有财富总量相挂钩,即当股票价格下降时,其所有者的总支付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市场整体需求,这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消费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则在资本家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时,人们首先会缩减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这将导致生产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出现裁员,进而导致非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员工的需求降低,社会生产出现过剩。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费比重将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出现经济波动时所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以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综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思想,通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消费不足,即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对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即生产过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对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趋势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

在传统研究中,一般以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来自经济运行内部、外部或是兼有为依据,而分为内因论、外因论、综合论对西方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能够较好得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归纳,但是无法在时间顺序上反应出观点的演

进。在此,笔者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演进历史为序,追溯梳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对于经济危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这样能够在观点归纳的基础上,较好的反应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相关研究观点的演进。

(一)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

由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具有较大的争议。在此背景下,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经历了由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不可避免性的发展历程。

1.资本主义无危机论持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学者普遍持市场万能论观点,认为市场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其代表人物有萨伊、李嘉图等学者。

萨伊(Jeen-Bapfistesay)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出售某种商品意味着购买了另一种商品,即生产某种商品的同时为与它价值相当的商品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总需求总是与总供给一致,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下的经济危机。

李嘉图(DavidRicardo)继承了斯密“看不见的手”,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冲突,从而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归结为满足社会需要。此外,李嘉图接受萨伊的思想,认为生产创造了需求,即资本家通过生产实现商品价值后,无论选择个人消费或扩大再生产,都会产生价值相等的新的购买,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总是相等。纵观李嘉图的危机理论,其建立在需求无限论的基础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关系。

综上,资本主义无危机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会产生普遍性经济危机,这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减少政府干预而扩大生产,其导致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观点,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

2.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与上述无危机论相对立的是危机存在论,其代表学者西蒙斯第(Simons)、马尔萨斯(Maltmos)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条的思想,认为商品并不与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的生产规模的无序扩大,使小生产者不断破产,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和总体消费,最终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化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认为当社会积累大量转向必需品的生产时,必需品的生产必将超过现有需求程度,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仅靠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应由地主、军队、官员等非直接劳动者创造与商品生产无关的需求,从而保持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若要维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平衡,则必须刺激非生产阶级的消费,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阶级不同等因素,导致持危机存在论的学者观点之间存在差异,西蒙斯第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认为小生产者破产会导致国内市场缩小,产生经济危机,而马尔萨斯从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贵族等非生产阶级挥霍能够避免和缓解经济危机。

(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凯恩斯主义是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全面否定萨伊定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供给,并在“个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产出”以及“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Keyhes)认为,“个人消费倾向”是由人的习惯、心理以及社会背景共同决定的,会随个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当国民收入提升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不断加大,导致需求小于供给。而“资本边际产出”为新增的每单位投资可得到的利润,当资本边际产出高于资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时,投资会增加;当资本边际产出等于利息时,投资将停止,在长期看来,资本边际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也将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不足的原因之一。“个人偏好”是指个人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货币,而非全部储蓄。因此,在货币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们对于持有货币偏好的存在,会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导致投资不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总供给与商品总需求相等时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时,均衡条件下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的就业量,是资本主义大量失业存在的原因。对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认为其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在消费需求层面,由于经济危机时期对失业可能性的忧虑,导致人们不断减少消费,使社会总需求降低;在投资需求层面,由于货币总供给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较慢等原因,导致社会整体中没有足够的货币支付投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尽快经济萧条的影响。其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准备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响市场货币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场货币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购买,并利用相关政策鼓励私人增加消费,例如,可利用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工资下降,促进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随着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爆发,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出现了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主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无形的手”调节下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而产生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中,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学派。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货币数量论为核心,认为由收入、边际资本产出、通货膨胀率以及个人偏好共同决定的货币供给量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当货币发行量高于生产产品总价值时,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但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而凯恩斯主张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的举措只能导致“滞涨”。而对于“滞涨”的解决措施,应采用只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调节因素的货币政策,应保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同步。这种观点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忽视了失业的产生以及解决方法。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创造供给的论断,认为需求不一定创造供给,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对于储蓄和投资的预期,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给缺乏,应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措施,提高社会供给,避免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还包括弗莱堡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其都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凯恩斯学派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应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自由竞争。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滞涨”现象作出相应的原因诠释和解决路径分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新自由主义下,由于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使资本的投入重点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项目,这对于居民而言,能够依靠透支消费提前满足远期需求,对于资本家而言,能够提前支取远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项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中对于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能够看出,两种经济危机研究的根本分歧来源于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论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在经济危机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观点方面存在差异。

(一)研究对象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从经济现象的本质出发,通过系统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而纵观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其以唯心主义出发,以资本主义永恒存在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体阶段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导致研究观点与结论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无论从萨伊、李嘉图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学者对经济危机存在性的肯定;还是从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危机应对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并没有接触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对经济危机的起源与应对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二)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对于意识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的出发点,所以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应当由物质利益关系说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则”来指导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也不能只用某一阶级的特定心理及行为描述整体,因此,应坚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经济关系人手对经济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

而在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以唯心主义为方法论,普遍将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对于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使得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过程的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例如,凯恩斯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供过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内在机理,而是以市场主体心理因素出发来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这种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

(三)研究观点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表面现象,深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通过在《资本论》三卷中分别对消费不足、生产比例失衡、资本收益率递减等矛盾表象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认为市场供过于求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而供求矛盾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矛盾的表现,剩余价值实现中的矛盾则是生产者的盲目扩张与消费者有限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最终得出经济危机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由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既定前提是资本主义是永恒存在的社会制度,这导致在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忽视了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而把研究重点集中于市场要素的需求供给关系、市场主体的未来预期乃至货币供给等视角,试图从上述微观层面人手建立规避经济危机的有效策略,此外,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是各种外部因素,例如政府制度规制等干扰的结果,只要避免外部因素干扰,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由此能够看出,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停留在对现象表面的认识上,其导致对经济危机的分析结论较为片面。

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篇5

11月中旬,期货市场风云突变,本来涨势如虹的大宗商品,连续出现大面积跌停,市场人气在一夜之间逆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多数品种经过连续大幅上涨后,自身调整的愿望愈发强烈,而恰逢此时,为对抗通胀,持续出台的货币紧缩政策和行政干预措施,引燃了调整的导火索。由于中国因素的影响力已经很大,国际商品期货在本轮大跌中,选择了与中国同步,这就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空头气氛。

市场人士对后市的看法,分歧明显加大。本轮商品价格的暴跌,到底是长期牛市中表现较为激烈的正常回调,还是牛市结束的信号?要认清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几对主要矛盾入手。

一是行政干预的利空与货币供应依旧宽松的矛盾。国内10月份CPI达到4.4%,由于担心通胀加速,政府采取了行政干预措施,包括加大抛储力度,打击囤积投机商等,同时连续提高准备金率,并有加息的举措,可以说这些是短期内最强的利空。但因为货币政策的滞后性,上述举措不会立刻改变市场宽裕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利空的冲击过后,商品价格依旧存在上涨动力。

二是人民币升值对商品的利空与热钱流入产生的利多之间的矛盾。人民币升值对商品的直接表现是内外盘相关商品的比价走低,但它又会进一步引发热钱的流入,令各类资产和商品价格上涨。从目前情况来看,后者的力量要强些。

三是中国收缩银根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实施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中国国内通胀水平高企,提出了收缩流动性的要求,危机后的复苏程度较好,也给收缩银根提供了操作空间,否则在抑制通胀和降低失业率之间作选择的难度会增大。而欧洲、美国、日本等国,经济复苏和通胀水平较低,有空间和动力继续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这些国家提供的廉价货币流向新兴经济体,将推高物价。

四是全球经济仍虚弱,部分商品产能过剩与投机力量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过后,主要经济体的恢复程度一直较差,造成部分商品产能过剩,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商品价格的整体上涨也是不争的事实,这背后投机力量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投机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来自宽松的流动性,动机既有资本的逐利性,也有资本所有者被迫采取措施来对抗购买力下降的要求。

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篇6

〔论文摘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指原始实物交换条件下的交换比例的决定法则,它必然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商品价格决定和变动相抵触.斯密歌锐地觉察到了这个矛盾,但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李嘉图同样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但却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普通适用性,结果留下了被论敌攻击的口实.马克思解决了李嘉图学派的矛盾.

1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中的两个矛盾

1.1劳动价值论同等t资本获取等t利润之间,的矛盾

李嘉图在《原理》一书《论价值》章的第4,5两节中举了个例子.假定资本家A投资了5000镑,全部作为支付工资的“流动资本”.现雇佣10。个工人生产谷物,假定利润率为1000,则年终谷物的相对价值为5500镑,即工资5000镑,利润500镑.另假定资本家B同样投资5000镑,作为支付工资的“流动资本”雇佣100个工人制造机器.年终机器的相对价值和谷物一样,都是5500镑.

第二年,A把谷物卖掉后继续投资5000镑,雇佣100个工人,生产出来的谷物价值和上年度一样,仍为5500镑.假定B在第二年利用第一年生产出来的机器,即投入固定资本为5500镑的机器,然后再投资5000镑雇佣100个工人生产布匹.假定机器不磨损,即没有旧价值的转移,则布匹的相对价值为6050镑,其中5500磅是100个工人的工资5000镑加上这笔资本的利润500镑之和,这和谷物的情况一样.除此之外,还有550镑则是5500镑固定资本(机器)按10%的利润率计算所应得的利润.

在这里李嘉图写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们每年在商品生产上所使用的劳动量虽然恰好相等,但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却会由于各人使用的固定资本或积累劳动量不等而会不相等.”这个论断显然和他所坚持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劳动量决定价值量的基本理论相矛盾.但是李嘉图却仅仅把它看作是价值决定的一种例外.

由这个矛盾引起的一个争论是“耗费等量劳动生产的葡萄酒,为什么窖藏时间长的陈葡萄酒会比没有窖藏的新葡萄酒有更大的价值"?

1.2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

商品的价值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构成.其中V+M是工人新创造的价值,工人所得工资为V.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新创造的价值应与工人所得(工资)相等,V+M=V,此式显然不成立,除非剩余价值为0,但剩余价值是不可能为0的.矛盾产生了.

2李嘉图学说的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的论战

19世纪20^3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围绕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的结局是鼎盛一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价值论走向衰败和解体.论战的发起者是马尔萨斯.他在《政治经济学定义》中指出:“李嘉图所说的例外,是指所用固定资本量不等,耐用程度不同,而所用流动资本的回收时间由彼此各别的商品,这类商品为数之多,使得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法则可以看成是例外,而这种例外反倒成为了法则”.马尔萨斯还指出:“李嘉图的理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只有在不使用资本从而不存在资本利润的‘文明’以前的社会中,才是适用的”.

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都是李嘉图的忠实门徒和李嘉图学说的坚定信仰者和继承者,他们把李嘉图学说看成是一个完善的体系,力图通过解释和注释来维护李嘉图学说体系.但是,他们没有能力解决李嘉图学说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他们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理论的解释实际上使得李嘉图学说庸俗化,同时也标志着李嘉图学说体系的瓦解.

2.1詹姆斯·穆勒对李嘉图学说体系矛盾的解释

这场争论的中心本来是李嘉图学说体系中存在的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和价值决定的矛盾,但却被片面化为对新旧葡萄酒的价格问题的解释.穆勒认为,在新酒窖藏的时间内,用手直接去做的劳动即直接劳动已经结束,而用手所生产的工具间接去做的劳动即积蓄劳动仍然在进行.他还认为,直接劳动和积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在生产陈葡萄酒的过程中,当人的直接劳动结束后,生产葡萄酒时耗费的全部资本在葡萄酒窖藏期间仍在劳动,因此葡萄酒的价值仍在增加.

对前面提到的第二个矛盾,穆勒认为,商品是由劳动和资本共同生产的,劳动者和资本家都是商品的所有者,商品的一部分归劳动者所有,另一部分归资本家所有.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为了得到生活资料,将本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商品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属于工人的那部分商品的价值.因此,劳动和资本的交换,是普通商品之间的交换.至于劳动者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的大小,则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在这里,穆勒完全棍淆了劳动和劳动力.

2.2麦克库洛赫对李嘉图学说体系矛盾的解释

麦克库洛赫是通过歪曲劳动的规定性来解释第一个矛盾.他说:“有充分理由把劳动定义为任何一种旨在引起某一合乎愿望的结果的作用或操作,而不管它是由人、动物、机器还是自然力量完成的”.他后来又把这个说法修改为:“只有人占有的畜力和自然力量能够劳动和创造价值”.他依此解释说,陈葡萄酒的价值增值完全是由自然力量在酒桶内较长时间劳动的结果.因而,陈酒所包含的劳动量要比新酒所包含的劳动量大很多.

针对李嘉图学说体系中的劳动价值论与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的矛盾,麦克库洛赫是这样解释的:价值区分为“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实际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必要劳动量决定的,而交换价值是以它与其他商品或劳动所能交换到的劳动量或商品量来表示的.劳动和其他商品一样,也是普通商品.所以在市场上,商品和商品的交换是按等价进行的,劳动和资本也是等价交换的,这样就没有利润产生了.但是,利润实际上是存在的.麦克库洛赫又解释到: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只是在供求均衡时才会一致,现实中他们往往是不一致的.交换价值总是大于实际价值,二者差额就是利润.麦克库洛赫在同李嘉图的反对者马尔萨斯的论战中实际上完全背叛了李嘉图,而是站到了马尔萨斯的阵营里,因为正是马尔萨斯将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说成是少数劳动和多量劳动的交换,来否认劳动价值论,并将利润归结为来自流通.

2.3马克思: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1885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要求那些污蔑马克思“副窃”的“经济学家们”证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对这个问题,在以后的10年间,不少资产阶级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解释,但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直到1894年《资本论》第3卷问世,才以生产价格理论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其实,在《资本论》第1卷定稿前,马克思就已经最终完成了生产价格理论.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每一个商品的价值构成包括三个部分,即不变资本的价值(C)、可变资本的价值(V)和剩余价值(M).用公式来表示,就是:W=C+V+M.其中C+V是资本家的生产费用,也叫做成本价格(用K来表示).于是,原来的公式W=C+V+M,现在可以表示为W=K+M.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既有部门内部的竞争,又有各部门之间的竞争,部门内部的竞争形成商品的社会价值和部门利润率.在此基础上,等量资本要求等量利润,必然引起资本在部门之间的竞争,结果使各部门不同的利润率转化成全社会一般的利润率,即平均利润率.按照平均利润率归资本家占有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就是成本价格和平均利润之和.李嘉图的例子清楚的证明了价值(C+V-+M)转化为生产价格(C+V+P).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后,商品市场价格就不再是以商品价值为中心而是以生产价格为中心,上下波动.当然,这并不是说价值规律不起作用了,只是作用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生产价格的形成依然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生产价格的变化最终取决于价值的变化和部门之间的竞争状况.

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商品按照他们的价值或接近于他们的价值进行交换,比那种按照他们的生产价格进行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他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在简单的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商品只能按价值进行交换;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商品也只是在较大范围内按社会价值进行交换;只有到机器大工业阶段,资本主义关系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形成了自由竞争的环境,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在这种条件下,利润才能转化为平均利润,从而价值才能转化为生产价格.

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科学的解决了劳动价值论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证明了生产价格规律只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具体形式,两者并不存在实质上的矛盾.

新、陈葡萄酒由于窖藏时期不同,即资本周转时期不同而具有不等的利润,在资本流动较慢的情况下,由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因而陈葡萄酒的生产价格会超过其自身的价值,会超过新葡萄酒的生产价格.马克思的理论从实质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3马克思:劳动和劳动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