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的历史范例(3篇)

黄河的历史范文

[关键阗]黄河口；文化；基本特征

一、黄河口文化定义与内涵

对于黄河口文化的研究，目前尚无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和完整的定义。但对于黄河三角洲文化已有学者进行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如，田家怡（2001）认为黄河三角洲文化是黄河三角洲人一组组共同体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一切生产、生活样式，行为方式，智能和精神系统的总和。孙才顺（2002）认为所谓黄河三角洲文化，概指产生发展于黄河三角洲区域的一种地域性文化，是有史以来生活在黄河三角洲上的人们共同创造的一切文化的总称。对于东营地域文化，也已经开始有学者进行尝试性研究，如孙德祯（2004）认为东营地域文化可以定义为：这一特定地域产生的以黄河文化为渊源、古齐文化为根基、移民文化为补充、革命传统文化为底蕴、石油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为主体的文化。

以上定义均是以地域的角度来对黄河三角洲文化和东营地域文化进行的界定，但是如果以这种方法来定义黄河口文化却是不妥的。原因有二：

其一，自然地理概念的黄河口在历史上一直是不确定的。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大的流路调整就有六次，现代黄河人海口是黄河1976年5月27日改道清水沟流路形成的，即使上溯至1855年黄河夺大清河入渤海，也仅仅才150年左右的历史。对此高有鹏先生也持同样观点，黄河流域，尤其是中下游，作为历史地理的概念，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所以如果单纯以地域的角度对黄河口文化进行界定，显然是不完整也是不严谨的；

其二，黄河不仅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河流，更是一条文化的河流，黄河不仅仅是简单的两个汉字，而是一种文明的象征。余秋雨曾经说过，“中华文化是一种大河文化，我们中华文化都有大河文明的性格，具体说来，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大河文明的性格。大河文明就是身在水边，聚族而居……而这种文明一定与大海文明的性格不一样，与游牧文明的性格也不一样……而对中华文明集体性格造就最重要的就是黄河”。黄河人海口是黄河流域河流的汇集，是黄河流域植物的汇集，也是黄河流域文化的聚集，更是千千万万华夏儿女心系梦萦之所在，倘若单纯以地理角度而忽视其所蕴含的代表民族精神和气质的价值形态，显然抹杀了黄河口文化的历史性和真实性。

黄河口文化与黄河三角洲文化有一定渊源但却绝不等同，以上分析并非力图解释或澄清两者相互关系，而是在于努力探寻一种如何描述黄河口文化的较为科学和历史的方法，即：不仅仅要从地域角度来描述黄河口文化，更重要的是跳出地理概念的苑囿总结出黄河口文化所蕴含和代表的最真实的价值形态。

乔清举认为，河流不仅具有自然的生命，而且具有文化生命，河流的文化生命（theculturallifeofrivers）是“河流作为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而不单是纯粹的自然现象所具有的生命，是河流对人类精神生活、文化历史和文明类型的积极的启示、影响和塑造。河流的文化生命不是河流静态、单向地对人类文化产生影响，而是人与河流相互交往、对话、诠释的产物。河流的文化生命表现为人与河流的相互交往所形成的理念，是人与河流关系的升华，表达了人与河流的互动和同构”。显然，河流的这种文化生命，其核心是人类和河流交往与诠释，而这些交往虽然包含着“实践”，但其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实践的内涵，在人与河流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某些“非物质”的理念和精神符号往往演化成为河流文化生命的主体特征和核心要素。

于是，从历史的观点出发，黄河口文化定义的问题可以转换为一种定义的两个角度，一种是广义的角度，是置于社会学视野下的，根据这样的理解，黄河口文化则应被定义为某一特殊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第二种是指从狭义的角度而言，以其所蕴含和代表的民族精神和气质为核心的价值形态所做的界定，亦即文化本身的主体特征和核心要素。其内涵亦即余秋雨先生所言，“黄河口的文化旅游价值在于，这里是千古母亲河伟大的归结之处，很多伟大的地方去了之后会让人感到很激动，黄河人海口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激动的地方。母亲河的概念，并不仅是指黄河千百年来‘灌溉’了两岸的百姓，更重要的是黄河从文化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一些基本的性格”。这两个角度所给出的定义不是分割开来的，而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由此，黄河口文化可以定义为：黄河口文化是黄河文化、齐鲁文化等多元文化在黄河人海口区域碰撞、汇聚、融合所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态，是一种具有母亲河归结处象征性的文化，内容体现为有史以来生活在这一地域的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反映其思维水平的精神风貌、生产生活类型、社会结构模式、风俗习惯特征、文化心理心态的总和，其核心要素体现为其本身所蕴涵的华夏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向心力和自信心等价值形态。并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文化元素注入其中并相互交流、融汇，这种多元文化的汇聚进一步丰富充实了其内涵，共同构筑了黄河口独特的地域性文化体系。

对于这一定义应特别注意四个关键点，缺少任何—点来理解黄河口文化的内涵都是不完整的：

一是黄河口文化地域上虽然囿于黄河入海口地理区域的限制，但是在内涵上早已突破了地理疆界的束缚，它所代表的是黄河这条文化大河所孕育的文化体系核心价值一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在其人海之地的集中体现；

二是黄河口文化体系所包含的在黄河人海口区域形成的文化形态（主要是指黄河口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注入的新的文化元素如齐鲁文化、海洋文化、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移民文化、石油工业文化、红色文化、军垦文化的因子），是黄河口文化一定历史时期（现代）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传承的载体，它的形式与内容随着黄河流路的变迁和时展而不断变化的，体现出较强的地域性、民族性和历史性；

三是黄河口文化所蕴含和代表的华夏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黄河口文化体系的本体特征和核心要素，虽然黄河口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和赖以传承的载体形式随着黄河流路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她所代表和蕴涵的这一主题几千年来一直贯穿于其成长发展的整个过程，也正是这一主题的本质所在赋予了黄河口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既继承传统，又不断创新、扬弃。

四是，这一定义本着历史的态度把黄河口文化体系分为了两个有机构成部分，一是其本体特征和核心要素，即其所蕴含和代表的华夏各族人民的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二是其内容或表现形式，即黄河人海口区域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反映其思维水平的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在此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齐鲁文化、海洋文化、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移民文化、石油工业文化、红色文化以及军垦文化的因子或其复合体。其形式和内容虽然时时刻刻都发生着嬗变，往往随黄河入海口流路的变迁而变化，但本体特征、基本形态和核心要素基本保持着稳定性。

二、黄河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在文化的定义和对其本质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重要论述。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提出文化起源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思想。而黄河口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则是一漫长的客观历史过程，它孕育于黄河文化哺育华夏民族成长、壮大的历史，产生于黄河入海口区域人类世世代代的生产活动过程之中，其内涵产生于实践，但绝不仅仅局限于实践的内容。

1.黄河口文化发展的动力

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贯穿于黄河口文化产生发展的过程，是黄河口文化产生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海内外炎黄子孙都引以自豪的母亲河。早在远古蛮荒之时，她就哺育着两岸的华夏民族，孕育了最初的华夏文明。在中华文化发生、发展、壮大的悠悠历史长河中，黄河文化不仅是重要源头，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占有主体的地位。同时，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中，“黄河”始终不是一条普通的河流，她有超出单纯自然现象的“神性”，这是由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和黄河的交往史所决定的。在殷代，他叫做“高祖河”；在汉代，她又叫“中国河”；她至今还被叫做“母亲河”，这些都表达了她的“神性”。这种神性，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潜在地发挥着作用。而这种“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可以总结为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

在大河人海之地，多种文明在此交汇，多元文化在此交织，而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在大河与大海的交汇之地得以集中展现，尽管因其多泥沙，河道“善淤、善决、善徙”导致入海口多次变迁，但是这种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却一直激励着华夏儿女在大河人海之地百折不回、繁衍不息。

2.黄河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黄河入海口是整个黄河流域河流的汇聚，是黄河流域各地土壤的聚积，同时黄河口也是黄河流域各种文化的汇聚、交流、碰撞之地。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移民，将各自的乡土文化元素带入黄河口，与其本土传统文化中齐鲁文化元素、海洋文化元素、农耕文化元素在此杂糅融会，同时在发展、成长过程中又注入了现代石油文化、革命文化、军垦文化的因子，从而在它的入海口孕育出独具特色、兼容并蓄、博大精深、集黄河文化之大成的黄河口文化。

（1）齐鲁文化

东营境内以广饶（古乐安）、利津县为代表的区域，西周至战国时期均为齐国地，秦代属齐郡。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首置广饶县，广饶曾一度被封为侯国。从传统文化的脉络看，当时以广饶县、利津县为代表的区域应属齐鲁文化的区域范围，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中，在文化的主流上承延了齐鲁文化的脉络，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凸现着齐鲁文化深邃和厚重的特点，鲁文化的儒学思想和齐文化的商学思想都得到很好的发挥，使这一地区具有较肥沃的文化土壤，同时也培植了一些具有文化代表性的精英。如先秦兵家的代表人物孙武，以《孙子兵法》名世，而后辅佐吴王成就霸业；干乘（今广饶）人欧阳和伯及同郡人倪宽以及欧阳和伯之子及曾孙高，形成了一个显赫的今文《尚书》“欧阳学”传经派别，对西汉学术乃至西汉政治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崇文尚武、擅农重商、富民兴邦、以德化民的古齐鲁传统文化对黄河口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

《中国造船史》指出“内涵丰富的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组成部分……黄河、长江与海洋共同孕育了中国的舟船文化”。《战国策》卷29《燕策一》“燕王哙既立”章记齐王曾“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既言“北地之众”，就说明临淄以北（今广饶一带）已有较为密集的人口，使得可耕地面积日渐减少，必然会向退海之地开荒要粮；另据历史记载，现在东营市的广饶、利津一带周朝为齐地，秦朝时属齐郡，依据靠海的优势，大兴渔盐之利，又兼农桑垦殖，自先秦以来创造了发达的农业经济区；同时当地居民世代与海打交道，靠海、吃海、用海，创造了这一区域灿烂的海洋文化。自黄河在此入海以来，黄河文化便与海洋文化融为一体，共同融入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黄河口文化体系。

黄河下游地区作为海洋文化的典型，集中在山东沿海，而由于黄河经常改道，黄河入海口便成为理解其作为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点，而不论黄河在哪里人海，它都赋予海洋文化以新的内容。与东南沿海地区不尽相同的是，黄河新旧人海口对龙王的崇拜要远远盛过对妈祖的崇拜。今天的滨州、利津，包括整个莱州湾的黄河冲积扇平原，尤其是神仙沟、甜水沟（今东营市境内）一带为集中地，道教文化具有绝对优势，其中的泰山神崇拜，特别是碧霞元君的民间信仰，是黄河下游地区民俗生活中极其突出的一个亮点。

（3）移民文化

自明初以来的六百多年间，黄河三角洲先后出现过三次移民迁入大潮：第一次是明洪武、永乐年间迁自山西洪洞与河北枣强的移民；第二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来自鲁西和部分军队的移民；第三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鲁西和全国各大油田的移民。三次规模较大的移民，形成了三晋、燕赵等外来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给黄河口地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丰富了地域文化的内涵，使黄河口文化有了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的特点，具备了极大的包容性。移民文化是黄河口文化的重要补充。

（4）革命文化传统

黄河入海口一带是革命老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共产党的早期活动。1925年春，东营市的广饶县刘集村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一刘集党支部，我国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也在此被发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黄河口英雄儿女们开辟出了山东五大抗日解放区之——渤海解放区，在为全民族解放事业伟大斗争中形成了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黄河口革命历史文化。

（5）石油文化

建国以来，随着石油勘探开发的兴起，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石油大军汇聚黄河三角洲。随之而来的还有军马场、石油大学等中央、省属单位的加入。几十年来，油、地、军、校四方紧紧围绕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建设这一共同目标，携手并肩，艰苦奋斗，共同开创了以团结奋进、艰苦创业为主题的石油文化。这一文化经过几十年的锻铸和锤炼，已充分融入黄河口文化体系中，成为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促进黄河口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现代黄河口文化，确切地说，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主题鲜明的多种文化的融合体。黄河口文化受到了黄河文化与传统齐鲁文化的深刻影响，又得到了海洋文化的浸润，五千年文化的积淀，古老民俗的浸润，外来移民文化、石油工业文化、红色文化、军垦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击，多种文化的集聚、碰撞和融合，终于演化成为一种雄浑淳厚、博大精深的多元文化。它既蕴含和展现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艰苦创业、勤劳勇敢、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又体现了黄河文化的源远流长和齐鲁文化的博大精深，极富多元特征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区域个性和时代特征。

三、黄河口文化的基本特征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基本特征。黄河口文化在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以黄河流域各族人民的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精神为本体特征，与黄河入海口自然环境相适应，既传承历史又与时展相呼应，既与地域文化相交流又吸纳新的文化元素，形成了主题鲜明的民族性、和谐共处的人文性、兼容并蓄的多元性、独特唯一的地域性四大基本特征。

（一）主题鲜明的民族性

黄河，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远古先民在此“择水而居”，辛勤耕耘，孕育了黄河流域最初的文明。数千年来，黄河哺育了中华儿女，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和繁荣，被全球华人誉为为中华民族的摇篮，蜿蜒浩荡、百折不回的黄河，也被视为中华民族坚韧顽强精神的象征。黄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人讴歌描绘的对象，以其为题材的众多作品鼓舞了亿万人民奋发向上的斗志。而在中华民族最为危险的时刻，《黄河大合唱》无疑唱出了全中国人民的最后的吼声，以“黄河在咆哮”的气势和胆魄，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最后终于实现民族的独立。

黄河口文化继承了这种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并且激励着历代黄河口人民在入海口克服艰险，繁衍生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历代移民在这片退海之地，勤恳耕耘，世代劳作；在中华民族最艰难困苦的时期，黄河口人民苦苦探寻着救国之路，第一版《共产党宣言》在这里的早期传播，孕育了这片土地最初的红色火种，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成为山东五大抗日解放区之一一渤海解放区；建国以后，随着石油勘探开发的兴起，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石油大军汇聚这里，发扬团结奋进、艰苦创业的精神，建设了新中国第二大油田。随之而来的还有军马场、石油大学等中央、省属单位，艰苦创业、奋勇拼搏，使得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焕发着勃勃生机。在新时期，这种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勇敢、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并一直成长为黄河口文化的不变的主题。

（二）天地人和的人文性

“和谐”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最高境界，当然“人河和睦共处”也是人类与河流关系的最高境界。水是万物之源，没有水就没有世界，有了水才有生命，有了水才有灵性。黄河在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滋养、哺育人类文明的同时，定期泛滥和频繁决口，却给沿岸和河口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威胁。由于黄河善淤、善徙、善决，所以一部黄河史，就是一部人类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人类与黄河力求和睦相处的历史。

但是，工业革命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长期主导下，人类与黄河的关系正在遭遇空前危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河床抬升，河道断流。黄河断流给河流带来致命威胁，河道泄洪排沙能力削弱，主河槽严重淤积；河流自净能力降低，水质污染度超标。而且，黄河断流切断了河口生态系统的正常循环，黄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受到损害。

黄河口开发建设的历史，也是一部黄河口人民力求与大河“和睦、和谐”共处的历史，在黄河人海口改道水清沟之前，黄河流路的不稳定一直威胁着胜利油田的生产和安全，1976年5月27日，通过人工疏导，黄河入海口成功改道水清沟，至今顺利行水30年，打破了黄河“十年一改道”的宿命。世纪之初，随着黄河水不再断流，黄河口人民开始实施湿地修复工程，湿地修复工程的实施，提高了湿地内生物的多样性。入河共处标志着“河流伦理”、“河流生命”的理念正在成为主旋律，也标志着人类从蒙昧期的“乖孩子”开始，经历了反叛期的“坏孩子”阶段，现在正在文明的更高层次上，努力做一个与河流和解的“好孩子”。人与自然在这里共生共荣，天地人和的崇高理念正在随着黄河口人对黄河进一步认识而升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文精神也成为黄河口文化基本特征之一。

（三）兼容并蓄的多元性

黄河入海口是整个黄河流域河流的汇聚，是黄河流域各地土壤的聚积，同时黄河口也是黄河流域各种文化的汇聚、交流、碰撞之地。黄河口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受到齐鲁文化的影响较深，它首先吸收了齐鲁文化的革新、开放、包容精神，之后又受到北方游牧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内容与形式渐趋多元。

自明代起，现代黄河口区域历史上共发生三次大规模移民，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移民，将各自的乡土文化元素带入黄河口，与其本土传统文化中齐鲁文化元素、海洋文化元素、农耕文化元素相互融合，黄河口文化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趋多元。同时黄河口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又吸纳了黄河口军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的优良的革命文化因子、石油勘探开采过程中形成的石油精神，从而在黄河人海口孕育出独具特色、兼容并蓄、形式多样、内容多元的的黄河口文化。

它不仅继承了黄河文化和齐鲁文化的传统文化精华，而且还吸纳了菜州湾沿岸海洋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内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移民的涌入不仅加速了黄河口文化融合的进程，而且使得黄河口文化形态渐趋成熟；红色文化和石油文化的融合使得黄河口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其本质特征和主题更加鲜明，而新时期现代文明的注入则使得黄河口文化时代特色鲜明，使得这一“多元一体”的地域文化展现了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四）唯一独特的地域性

黄河唯一性体现在中华民族母亲河形象上。同时黄河入海口也是唯一的，它的唯一性不仅仅在于黄河人海口的生态地理概念，而更在于其本身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情感和爱国情结。

黄河绵延万里奔腾人海，在其人海口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黄河三角洲部级自然保护区是以保护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类为主体的部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也是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的“中转站”、越冬地和栖息地。区内景色秀丽，气候宜人，有白天鹅、丹顶鹤等289种鸟类，被誉为珍禽的乐园；野生植物达393种，柽柳、天然芦苇荡成为一大独特的景观。整体上讲，黄河口生态资源分布集中，类型多种多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落尽走东海，万里写入襟怀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已经传唱了几千年，它们所凝聚的是人们对这条母亲河奔流人海的一种情怀。自古以来，长河人海、河海交汇曾经寄托了多少华夏儿女的憧憬与向往，如今黄河入海口更是海内外千千万万炎黄子孙魂牵梦萦之地，她所蕴含的民族情节是任何一条河流所不能够代替的。自然地理意义的黄河入海口随着黄河尾闾的摆动而不断变迁，但是黄河口所蕴含“非物质”层面的的象征意义和民族情节，在华夏儿女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而这种“非物质”层面的无形的象征正是黄河口文化的本质内涵和核心要素，这种象征和意义决定了黄河口文化具有的独特、唯一地域性特色。

黄河的历史范文

关键词城市形象区域经济形象建设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识码：A

城市形象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部分，是群众客观实在的具体感知、整体印象和综合评价，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大文明领域，是影响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许多城市为提升在全国城市中的竞争力，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建设，积极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

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可以很好地调节资源配比，拉动资金流入，吸引本地所没有的资源。如郑州市政府曾经提出过服务就是品牌的政策导向，并且这一导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包头市作为历史上所记载的“走西口”的目的地，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其悠久的历史就把包头形象局域化。包头市政府曾经结合本土优势特色塑造过稀土之都，草原钢城、鹿城明珠、美丽的包克图、塞外通衢、城市草原包克图等城市形象，这些城市形象的建立，无疑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形象也是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包头紧邻黄河，黄河水养育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养育了包头人。黄河作为北方最主要的河流，无论在水利还是在运输方面都起着毋庸置疑的作用。包头依靠这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在光绪年间也就是1875年，便建立了“官渡”。“官渡”的建立，无疑使当时的包头有了不可置否的重要交通意义。

包头通过黄河与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相连接。北与蒙古接壤，东与俄罗斯接壤，这就使得包头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特产交换地，皮草，畜牧产品，粮食的集散地，真可谓是内路枢纽，塞外通衢。经过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中华民国年间，包头已经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贸易集散地。1923年，铁路的修建，使得包头更加落实了塞外通衢的城市形象。

包头市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历史，包头市应该树立：“黄河历史的圣地，草原崛起的明珠”的城市形象定位。

首先，“黄河历史的圣地”。黄河的发源地唐古拉山，其实从唐古拉山流出的黄河水不是浑浊的，水质变浑浊主要是因为河水流经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土质疏松，容易被水流的冲击力打散，继而随水继续向东流。包头就是黄河流经的地方，包头人自小就是靠着黄河水，吃着黄河鱼长大。同时黄河流经包头的地段是原始人类较早活动的地方，这里有着大量古人类文化的遗迹。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使得包头完全衬得上“圣地”这一词。寻根认祖，文化朝圣，包头在不断吸取新文化的同时，她本身的历史文化便是如此的闪耀。既散发着“新”的味道，又蕴藏着不可估量的形象价值。

其次，“草原崛起的明珠”。明珠，有着无可比拟的光辉和美丽，包头就像是内蒙草原上的一颗明珠。凭借着活跃的经济能力，无可撼动的政治基础，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散发着别具一格的光辉。以自身优势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以当地经济发展带动整个草原的发展。塑造了包头新时代的形象，从此包头不再单一的是历史上璀璨的明珠，更是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明珠。“草原崛起的明珠”不光展现了包头新的形象，又让拥有古老文化的包头，蒙上了一层美丽的面纱。对塑造包头现代城市形象，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包头市坐落于“敕勒川，阴山下”，在内蒙古的西部，拥有着240万人口，和37个民族聚居。同时包头又紧邻京津唐三大人口密集地，距离北京不过800公里路程，现今已经建成的高铁又拉近了包头与京津唐的距离。京津唐地区出游力强，消费力大。包头夏季作为良好的避暑胜地，已然超越了承德避暑山庄。同时包头的城市草原，五当召，美岱召的佛缘胜地也是吸引到此一游的亮点。

因此，“草原休闲之都”的城市形象，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很强的自身特色，在发展旅游的这条道路上，无疑是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城市形象是历史文化沉淀的升华，只有定位科学、合理，才能产生强大的区域经济效益。城市形象是提升城市知名度，吸引旅游者出游的重要因素，是城市发展的无形资产，是吸引投资的重要条件。城市形象战略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发展区域经济，搞好城市旅游宣传，促进城市旅游市场的开拓，而且还能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促进城市文明建设，提高城市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1]余静文，王春超.城市圈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分析――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圈为例[J].经济评论，2011（01）：69-78+126.

黄河的历史范文篇3

我决意去访问陈桥了。车子就这样行驶在寂寞的原野上。我的心中此刻正流淌着一条历史的长河，河床里波涛汹涌：公元960年，在世界东方一个古老国家的腹地——黄河流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车子驶进了陈桥。这是一座典型的中原集镇，低矮的房屋，杂生的树木，窄长的街道。我在一条街巷里找到了当年发生那件大事的地点——东岳庙。

在我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改朝换代的旗帜曾使不谙中国历史的人眼花缭乱。在唐宋之际，有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个是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另一个就是公元960年发生的“陈桥兵变”。前者使历史由治到乱。如鏊上翻饼，“你方唱罢我登场”；后者使历史由乱到治，结束了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耐人寻味的是，这么大的事却有条不紊地发生在黄河滩上的一个小小的驿站里。而且，说是兵变，却又迥异于世界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许许多多的兵变，居然会兵不血刃！这似乎是天意，又似乎是民心。饱尝“安史之乱”后颠沛流离之苦的人们，尤其是中原人，从此过上了相对安乐的生活。

现在，陈桥还遗存着许多文物。向世人诉说着那场兵变的经过。当年军帐的所在地东岳庙犹在。这座创建于五代时期的庙宇规模并不算大，但因为拥有曾经作过赵匡胤军帐的那段历史，它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虽古朴却不显得苍老，可以想象一代又一代的陈桥人是如何悉心地保护的。庙内塑有赵匡胤的巨大雕像，塑像前设有香炉，炉内积有一些香灰，轻烟缭绕在雕像前。庙门上，镶嵌着一副对联：“定天下致太平除非汉室唐宗谁堪伯仲，说本来论当世好似巨川大日各自东西。”其中，有对赵匡胤的评定，也有对沧桑历史的感喟。院内，有系过赵匡胤战马的系马槐。那是一棵国槐，树冠已被岁月的风无情地掠去，只剩下倔犟的树干在那里站立，一匹石马在一旁默默地陪伴。古树的一侧，生长起一株胳膊粗细的小槐树，树叶的颜色异常鲜亮，似乎是系马槐生命的延续，也是那场兵变历史的延续。散落在院内的座座碑碣，积淀着那场兵变的历史，凝固着那场兵变的历史，阐述着那场兵变的历史……踯躅在东岳庙内，置身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氛围中，一个大宋王朝的背影迅速地在我的脑海里显现，我不禁浮想联翩。

我就这样想着，回味着，不知不觉间，太阳已渐渐西斜。系马槐拖起了长长的影子，像是历史在陈桥写下的一个硕大的惊叹号，警示着后人不要忘记那场兵变，更不要忘记那场兵变推出的风云人物赵匡胤。中国历史上那么多帝王。真正出生在中原、成长在中原、成就事业在中原、去世后又安葬在中原的并不多。赵匡胤以中原为根据地，四面征战，收拾了残唐各方割据混战的局面，创出了一个大一统的天下。历史，在陈桥这个坐标上，向前迈出了戏剧性的一步。这一步，迈出了一个辉煌的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