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集聚的好处范例(3篇)

服务业集聚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经济增长；区位熵；政府干预

F0629A

姚建设（1983-），汉族，河南许昌人，助教，研究方向：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矫萍（1978-），汉族，黑龙江密山人，黑龙江东方学院经济贸易学部副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12E042）。

理论与实践表明，现代服务业集聚能够增强集聚地区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降低生产成本，促进行业技术创新，进而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是现代服务业竞争力提升的一个有效路径。基于此，本文采用2001—2011年黑龙江省1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来讨论现代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以期从服务业集聚的角度寻求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途径。

一、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变动趋势及特征

衡量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指标很多，主要有区位熵、产业集中度、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指数）等，各指标的侧重点不同。本文选择区位熵来测算黑龙江省所辖13个地级市的现代服务业集聚的情况，受数据所限，本文在分析过程中主要以各行政区现代服务业总量为研究对象，表达式为：

（1）

其中，是区域i内产业j的增加值（就业人数或产值），表示区域i内的总增加值（就业人数或产值），指省份k内产业j的总增加值（就业人数或产值），指省份k内的总增加值（就业人数或产值）。一般认为，若iq>1，则说明其高于平均水平，值越大，表明该产业部门的集中程度（即专业化程度）越高。

图12001—2011年黑龙江省地级城市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对比

图1所示的测算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2001—2011年黑龙江省各地区的区位熵波动呈现较为一致的整体右倾的“W”形趋势（大庆除外）。具体来看，1哈尔滨市、牡丹江市和佳木斯市始终处于最高水平，属于全省现代服务业专业化高水平地区，虽有波动，但一直维持在12左右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省会哈尔滨市在2001—2009年间区位熵指数出现持续下降，之后缓慢回升，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哈尔滨市城市化快速扩张，调整了行政区域的范围。2004年2月增设呼兰区，2006年8月增设了阿城区；其二，后加入地区与原城区间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2009年后，城市扩大对经济的拉动和区域间的互补优势开始显现，引发整体的区位熵指数缓慢回升。2黑河市、齐齐哈尔市、大兴安岭地区、绥化地区现代服务业具有专业化优势的地区，期间虽有波动，但一直维持在1左右；3伊春市、七台河市和鸡西市区位熵波动剧烈，出现了从具有专业化优势到没有专业化优势的转变；4双鸭山市和鹤岗市是现代服务业不具有专业化优势的地区；5大庆市的区位熵虽处于较低水平（04以下），但却是自2004年以来唯一保持持续上升态势的地区。其原因在于：第一，充分借助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支持，大庆市一直致力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第二，该地区现代服务业增加值的较快增长使得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相对降低。

二、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计、变量和数据说明与研究方法选择

1模型设定

假设不考虑区域之间经贸及资本的自由流动，则现代服务业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模型可设定为：

（2）

其中，为区域产出水平，为影响区域产出水平的服务业集聚因素，A为区域技术水平。对式⑴求微分，并与式（2）相除以整理得到式（3）：

（3）

其中，表示i项现代服务业集聚因素对区域产出的弹性。考虑到产业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产出水平之间的交互影响，并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本研究将模型设定为式（4）：

（4）

其中，pgdp代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iq表示区位熵，gr代表政府干预能力。

2变量和数据说明

本文以地区人均GDP来衡量区域经济增长，以区位熵指数来衡量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以各地级市财政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具体说明如下。

pgdp为产出水平，采用各市人均GDP表示：iq反映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详见公式（1）及其说明；gr代表政府的干预能力，用各地级市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GDP的比重表示。

本文采用2001—2011年黑龙江省各行政区的市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信息网等。对于差异明显的变量（pgdp）采取对数化处理，记为Lnpgdp。

3研究方法选择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可反映一些被忽略的时间因素与个体差异因素的综合影响，因而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为此，本研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来实证检验现代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如下：

（5）

其中，是因变量，和分别是对应于i=1，2…，N的截面成员的k维解释变量和k维参数，t=1，2…，T，误差项～N（0，）。

（二）实证分析

1面板数据模型选择

首先要确定面板数据的模型形式。面板数据模型有三种，分别为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本文利用F统计量检验和Hausman统计量检验对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选择。F统计量用于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之间的选择，定义为：

（6）

其中，是混合估计模型的残差平方和，是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为横截面数，NT为总观测量，F的自由度为[（N-1），（NT-N-1）]。F统计量的计算结果为32897，远大于F（12，129）。因此，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Hausman统计量用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相关（个体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统计量对应的P值

2单位根检验

为保证分析结果及模型的科学性，在进行检验之前，首先要对序列进行单整检验，以确定序列的平稳性。利用Eviews60，采用LLC、ADF和PP三种方法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各变量均存在明显的时间趋势，故在进行单位根检验时，选用含截距及时间趋势的检验方式，模型的滞后期数根据AIC原则选取，检验结果见表1。

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增长与现代服务业集聚负相关，其弹性系数为-0354392，表明现代服务业集聚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水平将下降0354392个百分点；政府干预经济能力与区域增长正相关，其弹性系数为2305665，即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2305665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过去的11年间黑龙江省各地区政府在引导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著。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现代服务业集聚的专业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多样化具有正效应。根据区位熵iq的定义，其衡量的正是现代服务集聚的专业化水平。根据上面实证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的专业化效应大于多样化效应，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2政府干预尤其是直接投资能够加剧现代服务业集聚的专业化程度，继而增强现代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3经济的增长要求区位熵下降，即要使得现代服务业集聚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实现代服务业集聚的多样化。究其原因，这与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所处的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初级发展阶段有关。

基于以上的结论，为推动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和经济增长良性互动，提出以下三条建议：第一，推动现代服务业适度集聚。适度的集聚会提高效率，即产生正的外部性，而过度的集聚能助长负的外部性。因此，在推动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的过程中，应更多地追求质量的提升，控制好现代服务业集聚的规模和水平。第二，倡导多样化发展。在推动现代服务业集聚的过程中，应积极倡导多样化发展，摆脱步入过度专业化而阻碍地区经济增长的“困境”。为此，各地区必须首先明确本地的主导产业，实现在全省、东北三省甚至全国范围内的差异化定位。第三，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黑龙江省现代服务业尚处在快速发展的初级阶段，此时政府的过度干预尤其是直接投资会快速刺激经济增长，也会进一步加剧地区现代服务业集聚的专业化程度，反而会抑制经济增长。因此，各级政府在履行宏观调控职能时，应以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目标，避免政府主导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在地区政府间的相互模仿和攀比中出现单一化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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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集聚的好处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服务业,发展模式,国际经验

中图分类号:F8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0)10-0072-05

一、问题的提出

大量研究表明,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这不仅是由于金融服务业本身可以创造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金融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储蓄向资本转化,扩大资本积累,分散投资风险,从而推动经济更快增长。正是认识到金融服务业的重要性,国内各省市都提出了金融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打造金融中心,建设金融强省的目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26个城市欲建立金融中心,除了北京、上海、深圳提出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外,其他城市,如天津、西安、杭州、哈尔滨、成都、重庆、武汉、郑州、长春、沈阳、大连、长沙、乌鲁木齐、福州、宁波、南昌、合肥、兰州、济南、石家庄等都提出要成为区域金融中心。

为吸引金融机构在本地落户,各地纷纷采取措施,制定优惠政策,对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给予补助,或者对金融机构的高管人员的收入提供津贴。例如,河北省出台《关于对金融机构实行奖励和风险补偿及鼓励企业上市的暂行办法》,对于银行机构来冀设立金融机构制定了三大激励政策。对在河北入驻或注册成立、正常运营3年以上并符合条件要求的金融机构,年终授予“金融贡献奖”并给予相应的奖励;对新来河北设立或迁入的中外资银行总部,针对注册资本金的不同,给于不同金额的奖励补助;鼓励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来河北省发展,以股权、期权形式作为给予高管人员的奖励,并对高管人员的子女就学问题给予照顾。

这种优惠政策能够吸引金融资源向当地聚集吗?在金融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究竟应该怎样体现?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哪些条件?也许我们能够从发达国家与地区金融发展的经验总结中获得答案。基于这样一种思考,笔者首先探讨金融服务业的内涵与发展模式,然后总结世界金融发展经验,最后对国内金融产业发展提出建议。期望这些经验和建议能够为我国发展金融服务业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金融服务业的内涵

金融服务业是由各种相互联系的金融机构及其提供的金融服务所构成的产业。世界贸易组织(WTO)对金融服务的定义是指由金融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任何有关金融性质的服务。具体讲,金融服务包括:银行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服务业务,如信贷服务、证券服务、资产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保险及与保险有关的服务,如直接保险(人寿保险和非人寿保险)、再保险和分保险,保险中介,诸如,经纪、机构以及附带保险服务如咨询、保险精算、风险评估和理赔服务。

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是金融资源集聚的过程和结果。金融资源泛指一切能够用来提供金融服务的资源,包括资金、金融机构、人力资源、信息等要素。金融资源的流动引起一个地区金融服务业规模和结构的改变。从流向上看,金融资源的流动呈现为集聚与扩散两个方向。集聚是指金融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上的集中与组合的动态变化过程。当金融资源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金融机构集群,形成金融中心。金融资源的集聚实质上反映了金融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内在要求并获得外部经济,有利于降低成本并提高竞争力。北京、上海等地金融业的发展就是金融资源集聚的结果。

在金融资源过度集聚的情况下,竞争加剧,市场进入门槛提高,经营成本上升,边际收益下降,从而出现金融资源的扩散。为寻求更好的盈利机会,一些缺乏竞争力的、低利润的金融资源会向邻近区域、市场“溢出”,近些年国内出现的银行后台业务外包即是这种情况。这种金融资源的扩散带动了另一地区经济金融发展。

三、金融服务业发展模式

帕特里克(1966)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角度将金融服务业发展模式分为两种,即需求追随(demand-following)和供给导向。(supply-leading)。如果从金融资源的集聚过程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可以将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定义为一个金融资源集聚与扩散的方式问题。扩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市场选择的结果,即金融主体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决定在何时向何地转移何种金融资源?而资源集聚却是一个多重选择的结果,不但市场的力量在推动,而且背后还有政府的力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市场反应模式;另一种是政府引导模式。

(一)市场反应模式

在市场模式下,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是经济增长与市场主体自主决策的结果。经济增长导致实体部门对金融服务产生需求,由于这种需求的刺激,领先者首先提供了这种金融服务,后来模仿者跟进并不断加以修正、完善和提高,从而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服务。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拓宽,专业化的分工得以发展,新的金融组织出现,竞争推动了金融创新,新的金融服务不断出现,金融制度也逐渐变得完善和复杂。在这一过程中,金融资源向具有区位优势的中心城市集聚,随着集聚力的增强,形成金融企业集群,并逐渐发展成为金融中心。

市场反应模式强调经济增长对金融资源集聚和金融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市场反应模式的条件是需要持续稳定增长的经济基础、成熟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区位环境,以吸引金融资源形成集聚效应。在市场模式下,金融服务业的集聚是一个缓慢的市场选择的过程,要经历长期的孵化演变。不过市场模式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引导可以加快金融资源集聚,缩短孵化期。伦敦、纽约就是这种市场反应模式下金融服务产业集聚的典型代表。

(二)政府引导模式

所谓政府引导模式即政府在金融资源集聚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也就是说,政府通过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提供金融基础设施、采取优惠政策等手段吸引金融资源向本地区集聚,促进经济发展,进而催生出对金融服务的新需求,巩固产业集聚的效果,加深集聚的程度与规模。这种模式强调金融产业对经济增长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这一模式与帕特里克(1966)提出的供给导向(supply-leading)模式类似。供给导向模式是指金融服务的供给领先于需求。由于供给引导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把传统部门的一些资源转移到能刺激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投资到最有效的项目上,起到基础性作用。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能起到支配作用。

政府引导模式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必须投入大量资源建设金融基础环境,比如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司法系统、改善公共基础设施等,经过一段时期的持续建设,才能吸引金融资源的聚集。这要求强大财政支持,并且政策具有连续性。新加坡、中国香港的金融服务业是典型的政府导向型发展模式。

四、国际金融服务业发展的经验

不论采取哪种发展模式,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都要遵循一些共同的规律和条件。伦敦、纽约、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经验对于我们发展金融服务业具有借鉴意义。

(一)快速增长的经济成为吸引金融资源集聚的必要条件

世界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显示,当地经济的稳定与繁荣是吸引金融资源集聚和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条件。经济增长提供了金融资源集聚所必需的市场深度和广度。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了对资金的大量需求,同时也会有闲置资金投入金融市场,促使金融服务规模扩大,新的金融服务不断产生,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健全。例如,20世纪初,香港转口贸易和商业蓬勃发展,华人商行对使用押汇和信用证、支票的需求急增,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批将西方银行业先进经营方法和传统银号结合起来的华资银行应运而生。1950年,香港金融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从过去贸易融资逐渐向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提供贷款,推动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二战后香港经济的转型。

(二)优越的区位条件

便利的交通有利于各类商业活动的开展,为金融集聚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比如,伦敦位于泰晤士河北岸,处在西欧各国海上贸易的交通要塞,纽约则地处美国东海岸,水陆交通方便,是进出口贸易商品的集散地;新加坡则处于东西方的交汇处,并拥有天然的深水良港,是亚洲、欧洲和大洋洲之间的重要国际航空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香港处于西太平洋沿岸,是亚太地区南北通道和中国与东南亚的交通枢纽,是世界各地开展对东亚和大洋洲经济、贸易活动的重要枢纽,特别是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香港的地理位置还具有时差方面的优势,正好填补了欧洲和美洲的时差空白,可以保证国际金融业务每天24小时连续运转。

(三)金融人才的聚集

各地区金融服务业发展模式虽有不同,但共同特点是聚集了大批高素质的金融人才。高素质劳动力吸引更多金融资源集聚起来,二者形成良性互动,推动金融业的发展,所以各个地区都重视吸引优秀的金融专业人才。例如,香港政府及金融机构对吸引金融人才不遗余力,待遇优厚,因而许多专业人才愿意在港工作定居。丰富的人力资源,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四)完善的基础设施

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需要有完善的硬件设施,如发达的通讯系统和网络、便捷的交通网络、优美和谐的人居环境、便利的生活服务设施、良好的教育医疗条件等。而软环境同样也很重要,是金融服务业持续发展的依托。软环境体现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高效的政府、完善的法律和社会信用以及历史文化传统。例如,香港拥有良好的制度基础,包括完善的法律体系、独立的司法体制以及高效的行政效率。这种市场环境有利于金融发展。

(五)中介市场发育程度

国际金融中心是各种金融资源的集聚地,由金融服务所引致和派生的会计、审计、法律、仲裁、公证、资产管理、信息咨询、评估、调查、广告、新闻媒体、公关等中介服务比较集中,形成了服务业集聚中心。伦敦中介服务业高度集中,有国际跨媒体新闻机构路透社、著名的咨询公司德勤以及多家国际著名的法律仲裁机构。全世界许多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在此设立了分支机构。

(六)宽松的金融环境与优惠政策

较少的金融监管以及低税率的优惠政策带来宽松的金融环境,有利于金融机构降低服务成本和提高经营效率,成为吸引金融资源集聚的重要条件。新加坡在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在税收及金融环境等方面不断推出优惠政策。例如1968年8月,新加坡政府废除非新加坡居民的利息收入预扣税,其后美洲银行新加坡分行在新加坡推出第一个亚洲货币单位,由此新加坡开始成为亚洲美元市场中心;1976年6月放宽外汇管制,与东盟各国自由通汇,允许东盟各国在其境内发行证券,并给予更多的税务优惠;1987年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放松了外国资本的进入条件。英国政府积极推动了英国金融“大爆炸”改革,第一次是突出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管制;第二次是建立混业经营的金融监管体制,将几家监管机构合并为金融服务局,统一监管标准。198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限制交易行为法》,取消了许多对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限制,并对外国金融机构放开市场取消了固定佣金制,使得有实力的机构能把大的业务集中起来,获得规模效应,从而降低成本。二战后,中国香港地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取消外汇及黄金管制、解禁银行牌照、取消存款利息税等,为外资银行及跨国金融机构进入香港扫清了障碍,香港金融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四、国际经验对发展金融服务业的启示――以河北省为例

从国际经验可以看到,金融中心的形成发展不仅要具备区位优势,还要有稳定增长的经济、良好的金融基础、完善的基础设施、丰富的人力资源、宽松的税收和政策环境。而金融企业在考虑选址的时候,关键是看当地的综合条件与其他地区的比较,能否使金融企业获得更大的净收益。所以,当前各地政府以对金融机构提供津贴补助的方式来发展金融业是在浪费公共资源。地方政府应该从完善基础环境入手,着力提升本地区的集聚力。对河北省而言,沿海强省建设、环渤海经济隆起带、京津冀区域合作以及曹妃甸工业区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等为河北省金融服务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2009年,河北省颁布《金融产业发展规划(2009-2013年)》,提出发展金融服务业的目标和措施。河北省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开阔思路,完善现行金融发展政策。

(一)明确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定位

河北省毗邻京津,河北省金融业的发展必须考虑京津金融产业定位,否则,同质化竞争将使河北省处于不利地位,京津将变成资金的“黑洞”,资金外流将更加严重。只有明确金融服务业定位,为金融服务业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才有助于金融服务业良好的发展。北京市是国内多家金融机构总部的聚集地,定位为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监管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配套服务中心;天津市致力于建设成为与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与京津比较而言,河北省的金融机构设置和集中度均不理想,金融资源分散。但是,在现有经济条件下,试图建立独立完整的金融体系不现实。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在同一个区域经济领域中,各地区之间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进行合理产业分工,这样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5]。河北省的比较优势在于:农业和传统工业产业比重高,人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廉,经济腹地深厚,市场容量大,交通便利。因此,河北省应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在京津周围建设金融聚集区和金融服务区,充分利用北京金融资源和天津的金融创新政策,承接传统金融产业转移,促进利益分享。同时整合地方金融资源,培育总部金融;规范引导民间金融,建立完善的服务中小企业和农村经济的金融体系,填补京津金融产业空白。

(二)加强京津冀区域金融协调与合作

河北省在金融产业发展过程中,处理好与京津的关系至为重要,否则环京津的区位优势就会成为羁绊发展的劣势。所以,京津冀必须建立金融合作与协调机制,制订区域金融合作战略规划,对区域金融产业结构进行合理布局。在信息共享、征信评估、支付结算等方面构建区域金融合作平台;京津冀要相互开放金融市场,鼓励金融机构异地设立分支机构,鼓励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参股,建立一体化的票据交易市场,加强票据业务合作,对京津冀地区大型企业签发的商业承兑汇票积极办理贴现、转贴现;加强京津冀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产品设计、行业监管等领域的合作。

(三)加快金融基础环境建设

首先,加强金融信息化建设,营造金融发展的良好技术环境。加强金融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信息产品的综合开发,以信息化快速促进经济金融化。推动全省金融数据平台建设、管理信息系统建设、银行电子化支付清算系统建设和银行卡发展及信息系统安全建设等,通过金融信息化建设推进金融产业发展。其次,创建宽松的金融生态环境。伦敦、纽约金融服务业如此发达,除了特定的历史机遇外,能够充分满足金融服务业发展需要的金融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是必不可少的。新加坡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及相关政策措施用于推进金融服务业的建设与发展。河北省需要提高行政效率,塑造高效政府形象;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设诚信社会;健全法律法规,严格保护金融债权;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降低经营成本;健全公共基础设施。

(四)加大金融人才培养力度

金融产业是资本密集和人力资源密集的行业。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金融生产力的源泉,也是金融活力和创造力的来源。金融人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培养,二是引进。培养本土金融人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制定人才培养的长期规划,通过对金融机构员工的在职培训以及高等院校的专业教育来实现。引进外埠人才是迅速提升本土金融人才素质的有效方式。为此需要提供良好的软硬件条件。从硬件来讲,要能够提供良好舒适的生活工作条件;从软件来讲,则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目标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给予优厚的待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才能吸引国内外高素质金融专业人才,尤其是熟悉国际金融市场游戏规则、精通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创新技术的高级人才。

(五)培育金融产业生长点

培育金融产业生长点,可以集中优势资源发展金融业,在某几个方面形成突破和特色。培育生长点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培育新兴金融产业,二是培育省域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产业基金投资以及民间金融的正规化是河北省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型金融产业,应该积极发展。离岸金融业务和产业基金投资以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为依托,在条件具备时打造离岸金融公司聚集区。另一方面,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河北省应借助政策东风,最大限度地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市场,吸引资金聚集,服务农村经济和县域经济以及中小企业。

另外,要培育金融中心城市,通过金融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全省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根据经济实力、金融基础、发展潜力、辐射带动能力等条件综合考虑,在11个设区市中,石家庄、廊坊和唐山三市比较优势明显。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具有决策中心、信息中心以及交通优势;而唐山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更胜一筹,并具有临港的区位优势;廊坊的优势则在于毗邻京津之间,具有地缘优势;从未来发展看,三市可以分享金融中心功能,石家庄作为金融决策与信息中心,可发展总部金融;廊坊承接京津后台金融业务外包转移,可作为金融服务中心;而唐山则可作为离岸金融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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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集聚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市场潜能服务业集聚

一、引言

许多学者注意到，产业集聚不仅发生在制造业中，还发生在服务业中，并且服务业集聚尤其是生产业的区域集聚现象非常突出。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多媒体服务集群、日本东京的金融服务业集群、法国的电影娱乐服务集群、中国北京中关村的中介服务集群。那么，服务业集聚的动力源于哪里呢？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反映与消费者的接近程度以及市场容量大小的市场潜能是影响产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对不同的服务业内部行业以及不同地区的服务业的影响有何差别？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探讨和模型设定、数据来源

（一）理论探讨

Marshall（1920）的外部经济理论认为，产业集聚主要由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的投入和专业化市场等3种因素引起，而Henderson（1998）的经济地理理论认为，产业集聚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地理的差异引起的。以Krugman（1991）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者将“冰山”运输成本等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认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度的提高，区域间的运输成本大于区域间的交易费用，这时产业集聚力将大于分散力，使产业空间集聚得以产生。在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形成的累积循环因果关系作用下，产业空间集聚得以强化，并且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使需求的空间分布对产业的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与消费者接近程度以及市场容量的大小对产业空间分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本地市场容量的大小对产业收益至关重要，这导致产业倾向于具有较大市场容量的地区内集中，从而使收益最大化。由于服务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使服务生产企业不能距离消费者太远。尽管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有些服务产品能够物化到实物产品中进行远距离运输和通过虚拟空间提供服务，但是决大多数服务无法实现远距离输出，或者输出的运输成本很大，因此，当地，市场的大小对服务业而言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制造业。学者往往用市场潜能来代表与消费者接近程度和市场大小，市场潜能对服务业空间集聚具有重要影响。

国内学界缺乏对市场潜能与中国城市服务业集聚关系的研究。关于服务业集聚，比较关注的问题是：服务业集聚的动因分析、服务业集聚趋势、服务业集聚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生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的互动、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测度，等等。张军、刘晓峰、谢露露（2012）利用2007年和2008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服务业的数据，对影响服务业产业集聚的因素作了初步考察。研究表明，市场潜能较高的城市的服务业集聚程度也较高，并且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则不显著。该研究没有建立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的促进机制理论框架，也没有进一步剖析市场潜能对不同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有何差异。陈建军、陈国亮、黄洁（2009）采用全国222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研究了中国生产业集聚的成因与发展趋势，发现知识密集度、信息技术水平、外商投资、城市和政府规模对生产业集聚有显著的影响。胡霞（2009）利用熵指数和相对熵指数测算了我国1997—2005年城市服务业集聚程度，并分析了服务业集聚的内在原因。上述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第一，较少把市场潜能与服务业集聚联系起来分析；第二，对服务业集聚现象的描述性分析较多，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定量实证研究还比较少。鉴于以上两点不足之处，本文以中国2005—2011年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数据，检验了市场潜能对中国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二）计量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数据来源

从上面的理论探讨中，我们了解到市场潜能和服务业集聚存在相关关系，因此，基本的计量模型设为：

logSAGGLrt=a0+a11ogmprt（1）

SAGGL表示服务业集聚程度，mp表示服务业市场潜能，r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本文用服务密度来代表服务业集聚程度。服务密度是指某地区的服务业增加值与该地区面积之比，其数值越大，表明该地区的服务业集聚程度越高。关于市场潜能，本文采用Harris（1954）的度量方法来衡量各地区的服务业市场潜能，其计算公式为：

（2）

mpr表示地区r的服务业市场潜能，Yj、Yr分别表示地区j和地区r的服务业发展水平，drj表示地区r和地区j的距离，drr表示地区r的内部距离。

为了验证市场潜能与服务业集聚之间关系的稳健性，需要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一组控制变量。在本文中控制变量的选择包括：人均GDP、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工资水平、信息化水平、财政支出、直辖市或者省会城市。人力资本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表示，工资水平用职工平均工资来表示，信息化水平用人均移动电话表示，财政支出用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表示。用pgdp、dens、urban、edu、fdi、wage、ICT、gov、muni、SERV、PSER、CSER分别表示人均GDP、人口密度、城市化水平、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工资水平、信息化水平、财政支出、直辖市或者省会城市、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生活服务业。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2012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的内部距离用公式计算得出。Area为该地级市的土地面积。

三、市场潜能对中国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根据方程（1），以及利用2006—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地级或者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1：

表1市场潜能对中国东中西部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注：***代表显著性水平为1%，**代表显著性水平为5%，*代表显著性水平为10%。由于本文所用的是面板数据，为避免异方差，我们选择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原模型，括号里的数字表示T值。

表1显示了市场潜能对中国东中西部城市集聚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调整后的R2在0.88以上，方程拟合效果较好。市场潜能与中国东中西部城市服务集聚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大部分都在10%以上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与预期相符，其他控制变量对中国城市服务业集聚也有较强的解释力。

对总服务业来说，市场潜能对东部地区总服务业集聚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中部最小；对生产服务业来说，市场潜能对西部地区生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其次，中部最小；对生活服务业来说，市场潜能对西部地区生活服务业集聚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中部其次，东部最小。市场潜能对东部地区总服务业集聚的正向影响最大，西部其次，中部最小，证实了“东部隆起”“中部塌陷”现象的存在。

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市场潜能对生活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生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市场潜能对生产服务业的推动作用显著大于对生活服务业的促进作用。随着东部和中部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人口规模的激增，形成较大的服务消费市场，因此吸引较多的生活服务企业入驻，在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的作用下，集聚力进一步加强，促使生活服务业集中程度提高。因此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生活服务业往往集中在具有较高市场容量的大城市中，市场潜能对东部和中部城市的生活服务业集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如果用全国城市作为样本数据做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提升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对生活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影响大于对生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市场潜能对总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生活服务业集聚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5、0.45、0.54，表示市场潜能每提高1%，总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生活服务业集聚程度上升0.35%、0.45%、0.54%。生活服务业集聚水平受市场潜能的影响最大，而总服务业集聚水平受市场潜能的影响较小。由于服务产品的无形性和不可贮存性，使大部分服务生产和消费需要同时进行，生活服务业以居民为服务对象，需要与顾客提供面对面的服务，因此与顾客的接近程度和市场容量的大小对生活服务业空间布局产生重要的影响。

工资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对生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影响很大，而市场潜能、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对生活服务业集聚的正向影响很大，工资水平对生活服务业集聚的负向影响很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显示，市场潜能对中国城市服务业集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而目前，市场潜能对我国生产服务业集聚的推动力不足，对中西部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偏小。针对这一问题，应该采取以下措施来提高市场潜能对我国服务业集聚水平的促进作用：1.鼓励生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提高生产服务集聚的对外辐射能力，加大信息网络的建设，降低城市之间的交易费用，有效地扩大生产服务企业面临的市场范围。同时提高工资水平，吸引更多优秀劳动力流入生产服务业，促进生产服务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加强，保证对外业务拓展能力的提高。2.降低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的贸易壁垒，加强东中西城市的经济合作。积极推进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促使中西部城市服务业分享到东部城市服务业产生的知识溢出，从而有效地提高中西部城市服务业生产率，增强中西部服务业的竞争力。利用目前国家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加快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并引导民间资金参与中西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加快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城市之间的流动，有效地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市场范围，使市场潜能对中西部城市服务业集聚产生更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Marshall.A.PrinciplesofEconomics：AnIntroductoryVolume[M].London：Macmillan，1920.

[2]P.R.Krugman.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J].Th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1，99（3）：483-499.

[3]张军，刘晓峰，谢露露.中国服务业的新经济地理特征[J].统计研究，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