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范例(3篇)

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范文

新闻传播作为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其首要功能是信息功能,即通过新闻传播来传递信息、交流情况。但这一功能仅仅是新闻传播的表面功能。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层研究和探讨,总结出了关于新闻传播的一些基本功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48年,政治学家、传播学的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的关于新闻传播的三个社会功能的经典论述:(1)环境监视(2)使社会各个不同部分相关联以适应环境(3)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之后,在1957年,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书中,又增加了第四个功能—娱乐。后继的学者基本是在这四个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将新闻传播学的社会功能加以具体化。在我国,学者们的研究重点较多集中在新闻传播的报道新闻、引导舆论、服务社会、传授知识、提供娱乐、刊登广告等社会功能上。

在学者们研究新闻传播的这些社会功能中,其实或多或少都涉及到新闻传播对这个社会有序、良性运行而起到的管理作用,只不过大部分学者都未明确提及“管理功能”。第一位明确提出新闻传播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学者是威尔伯·宣伟伯。他在其1982年出版的《传播学概论》中把新闻传播的功能归纳为监视、管理、指导和娱乐四个方面。宣伟伯并且认为:“传播的四大功能,很可能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根本没有发生过变化,尽管利用了不同的组织机构来执行这些任务。”威尔伯·宣伟伯对新闻传播的社会管理功能的概括和总结,更加全面地反映了新闻传播的社会功能,使其表现地更加完整化和全面化。

但是新闻传播为什么会具有社会管理功能?对这一问题,这位提出者并没有做过多的论述,而此问题的回答,却又是使新闻传播的社会管理功能得以承认和凸现的关键。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管理”这一概念进行分析、理解。

从管理学角度来说,管理是指“管理者在认识并掌握管理对象系统的内在联系和外在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运用管理职能的各项基本活动,有效地组织和利用系统内的管理基本要素,以期达到系统预期目标的普遍的综合性运动过程。”①从这一概念出发,首先可以看出,一切管理活动应包括三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管理主体,就是管理者、人;二是管理客体,就是管理对象,由人或事组成的动态系统;三是管理效果,就是管理主体作用于管理客体上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而构成新闻传播活动最基本要素的主、客体和传播效果是与管理活动的这三个基本要素一一对应的。新闻传播的主体、即新闻传播者对应着管理主体,他们通过大众媒介一系列的消息以形成社会舆论导向,从而影响受众内心信念,进而对受众的思想、行为、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新闻传播的客体、即新闻传播受众对应着管理客体,新闻传播受众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他们接受管理者的各种信息,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形成并影响其内心信念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思想、行为和活动。新闻传播效果对应着管理效果,就是新闻传播者的新闻信息,形成的社会舆论,能否真正影响受众的思想、行为、活动,从而达到预期的传播,即管理效果。构成新闻传播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与管理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一一对应,这就首先在构成因素上保证了新闻传播具有社会管理功能。

其次,从“管理”这一概念出发,可以总结出管理的几重内在含义文中所列含义均引自《管理学》,李培煊着,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年版。,而这些内在含义在新闻传播对社会的管理功能中也能得到充分体现。第一:“管理是为一定组织目标服务的,它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过程。”新闻传播往往是代表社会某个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这个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出于自身的政治目的,总是希望社会的舆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从而为夺取或巩固政权奠定良好的舆论基础,因此任何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都会有意识、有目的利用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以期达到管理组织,甚至管理社会的目的。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新闻工作。始终认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引自江泽民同志1989年11月28日在新闻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第二,“管理活动强调以人为中心,人是组织的实体,管理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一点在新闻传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新闻传播的受众是由人构成,而新闻传播者为了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就要在传播中切实地以受众为中心,针对所服务受众的实际情况,合理发放信息,进行新闻传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既服务、又管理的效果。第三,“管理包括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职能,即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这一点也充分地反映在新闻传播工作的流程中。不论广播、报纸,还是电视、网络,都由一定的组织机构进行操作。这些组织机构往往是在上级机关的领导和所代表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下,对其所进行的新闻传播进行系统地计划和组织,这样,才能保证所传递的新闻信息及所形成的舆论导向能真正对社会起到管理作用。第四,“管理是在特定环境下开展工作的,有效的管理必须审时度势,根据情况的特点进行活动。”在每个时期,环境都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就要求管理者、即新闻传播者要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开展新闻传播活动。例如和平时期,新闻传播就应多宣传生产创新,战争时期就要宣传保家卫国,洪灾发生则要宣传抗洪抢险。根据不同的环境开展工作,新闻传播的管理效果才会切实有效的体现出来。“管理”概念所包含的四重内在含义,在新闻传播活动中,都能得到充分体现,这就更进一步地在实际特征上说明了新闻传播具有社会管理功能。

第三,由“管理”这一概念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管理方法的标准。任何一个社会的有序运行都要有良好的管理体制,而每一管理体制都有其自身的管理方法。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管理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硬性管理”(也称“刚性管理”),例如政策管理、法律管理、规章制度管理等等,另一种是“软性管理”(也称“柔性管理”),例如舆论监督、社会风俗、公民道德等。硬性管理更多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它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规范、条例来约束整个社会的行为活动,它要求整个社会的成员都必须遵守其管理,否则将会受到规章制度的制裁;而软性管理则更多体现的是人性的自律,不论是舆论监督、社会风俗、还是公民道德,它都是直接或间接内化到社会成员的内心,使他们不敢做一些违背社会舆论风俗、道德的事,否则他们将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良心的折磨——虽然他们的行为未必会受到硬性管理的约束和制裁。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发挥,更多就是借助软性管理的管理方式。它不像政策、法律、规章,制定出条条款款,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是更多靠新闻报道、舆论宣传来引导受众的内心信念,使他们自觉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从而接受新闻传播的管理。

通过以上对新闻传播的管理构成要素、管理概念内含定义和管理方法的分析比较,首先就不难从理论上印证新闻传播具有社会管理功能。

二、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体现的途径

新闻传播具有社会管理功能,除了在理论上要得到印证,更要在实际生活中得以体现。在现实中,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得以体现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条。

1-政治宣传

政治宣传是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体现的第一个途径。它是新闻传播最基本、最主要的动力。现代新闻传播事业有许多都是政党机关创办、经营的,而政党、机关创办这一事业的首要原因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纲领、路线、见解和主张,以期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支持和接受。毛泽东同志1925年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就提到“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刊》的责任。”资产阶级政党经营新闻传播事业,也主要是为了作政治宣传。例如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中国日报》、《苏报》、《民报》等,也是为了替自己做政治宣传。即使是一些资产阶级私人办的广播、电视、报纸,其目的也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意志、主张、见解。美国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就指出:“报刊的老板和经理决定着哪些人、哪些事以及这些事实的哪一种说法可以向大众公开。”《报刊的四种理论》,韦尔伯·施拉姆等,北京:新华出版社。

新闻传播通过政治宣传对社会进行有序管理,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对于“宣传”一词,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宣传分析研究所曾作过权威的定义:“宣传是以个人或集团为既定目标,运用心理操纵手段,来陈述观点,采取行为。”这一定义表明,宣传不过是一种单向的传送信息的行为,但它并不是简单的灌输,而是通过“操纵”宣传对象的心理活动来达到自己的管理目的。按照这一定义,通过政治宣传达到管理效果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例如,“清政廉洁”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的一项严格要求。因为党风廉政问题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因此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党采取各种措施,开展了一系列的党内学习活动,发动起了“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学习。为了进一步扩大学习范围、深化理论学习成果,新闻传播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报道。在宣传报道中,新闻传播既树立起了孔繁森、徐虎、李素丽等一大批普通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也无情地揭露了成克杰、胡长清、丛福奎、慕绥新、王怀忠、陈良宇等一大批高级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新闻传播对党内各级官员加强理论学习、进行自我约束起到一种无形的督促作用,前车之鉴,不得不虑。通过政治宣传,新闻传播的社会管理功能得到充分体现。

2-经济促进

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范文篇2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的关键首先是转换观照模式、强化当代性、将文化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引入到教学中来；其次是增加教学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从而它从“挠头的课程”变为“受欢迎的课程”。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Www.LunWenData.Com]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