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学核心理论范例(3篇)

量子力学核心理论范文

[关键词]协调论；科学反常；经验反常；概念反常；背景反常

反常的语义为不正常，通常是指那些违反常态、常规、常识的事例或现象；科学反常则是指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与常规科学规律、科学假说、科学理论甚至科学论断等不符或相违背的反驳或拒斥。反常对科学理论的演进、科学革命的兴起、科学事业的进步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反常的存在和不断出现迫使人们去质疑、去发问，设置假说、进行验证，力图消除反常，推进科学的进步。鉴于此，不少科学哲学家都对这种反驳或拒斥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和研究，将反常问题纳入到哲学思考的范畴。

一、科学哲学史上的反常

在科学哲学史上，逻辑主义对反常或是具有反常蕴含的反驳、反例等做了相应的论述。

卡尔纳普在修正其理论时指出，不存在对一个规律的完全证实，却存在一个简单的方法去证伪它，那就需要一个反例。如果有规律指出，“所有是p的对象也是q，而我们发现有一个对象是p而不是q，这个规律就被驳倒。一百万个肯定的事例对于证实这个规律来说是不充分的；一个反例对于证伪来说是却充分的……”。他在阐述全称推理时进一步考察了具有反常意义的否定实例：在已观察过的样本s中，如果包含有s1个否定的实例，那么原来的全称定律就要加以限定，成为概率性的定律。通过一系列的逻辑公式推演，卡尔纳普指出，或然性定律的概率随着反例s1的增加而减少，反之则增加。反常成为概率性真理的试金石。

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将具有证伪一个理论可能性的反常称为“潜在证伪者”。波普尔指出，全称陈述虽然不能够从单称陈述中推导出来，但是它们可被单称陈述反驳掉，一个和理论相矛盾的单称陈述或者一个理论禁止存在或出现的事实就称作该理论的潜在证伪者。一系列有限的单称命题不能证实一个全称命题，却可以反驳掉一个全称命题，科学不可能被证实，却能被证伪，并且甚至一个经验反常就能够证伪一个理论，科学理论面临被一次性证伪的危险。笔者认为，这里的“一次性证伪”的反常，是一种强逻辑的反常；理论在面临这样强反常威胁的时候，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自称为精致证伪主义的拉卡托斯给反常下了明确的定义：“如果陈述a是理论t和一个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条件的合取的潜在证伪者，我们就可以说，由陈述a描述的一个事件对于理论t是一个反常。”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还将反常与具体的经验反例、反证据等同看待，将反常完全看成纯经验层面的。

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库恩、费耶阿本德针对反常也做了相关论述。

库恩认为，反常与科学发现和科学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对常规科学“预期的违反”(violationsofexpectation)，是科学发现的首要环节、科学革命的前兆。“发现始于意识到反常，即始于认识到自然界总是以某种方法违反支配常规科学的范式所做的预测。”随后，科学家开始“继续对反常领域进行或多或少是扩展性的探索”，直到科学反常危及到范式，科学家“调整范式理论使反常变成与预测相符时为止”，范式的调整乃至最后的改变就昭示着科学革命的来临。

在费耶阿本德(或译为法伊尔阿本德)那里，反常既是理论韧性的张力，又是理论增生的动力。所谓“韧性原则”是指即使理论与经验事实相冲突、理论处在众多反常的包围下，科学家在一定时期仍然会置大量反常于不顾而执著于一种理论。所谓“增生原则”，就是当理论遇到反常或反例、与事实不一致时，不应抛弃理论，而应发展更多的理论，来解决理论面临的反常问题。当一个理论t遇到反例时，“我们能使用其他一些理论，如t1、t2等等，它们强调指出t的困难，而同时答应提供它们解决的手段”。为了解决理论t的困难，便引进t1、t2等，作为t的发展，以便消除反常或反例。结果，理论愈来愈多，不断增生。

新历史主义者(或称作解题主义者)劳丹提出了与传统不一致的“非反驳的反常”(nonrefutinganomalies)概念：“每当一个经验问题声，已被某个理论解决时，p以后就构成了相关领域中没有解决p的每一理论的反常。”所以，如果p已为某一已知理论所解决，那么即使同一领域有一理论与p逻辑上一致，也不能说p就不成为该理论的反常；当且仅当一个问题p被一个理论解决时，p才能被称为同一领域另一些理论的反常。

综上所述，卡尔纳普将反常看作具有概率性真理的反例，波普尔将反常称作具有一次证伪效力的潜在证伪者，拉卡托斯给反常下了一个纯粹经验的定义；库恩将反常视为科学革命的前兆，费耶阿本德认为反常既是理论韧性的张力，又是理论增生的动力；劳丹则提出了有别传统的“非反驳的反常”概念。然而，他们都将反常看作经验层面的问题，并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

二、协调力模式v的反常

协调力模式下的科学反常，不仅包括经验反常，还包括概念反常和背景反常；反常一方面具有助发现的启示作用，一方面对理论构成冲突作用，但仍然不能一次性证伪理论，需要将反常纳入理论的综合协调力的评价体系中考虑。

1.经验反常

所谓的经验问题就是“当我们感到有必要以某种方式对某个或某些经验事实或检验蕴涵提问时，就形成经验问题。”协调力模式把在某一时刻与理论型经验问子不符、且与其他竞争理论的理论型经验问子相符的观测型经验问子称为该理论的经验反常。这里的“不符”是指超出了该时刻理论所允许的误差范围，这种不符是理论在该时刻难以解释和暂时难以消除的，对理论就构成了一种反常。

下面，我们举例阐述经验反常的出现给理论的经验协调力带来的变化。

首先，反常与经验过硬性问题的关系。所谓经验过硬性问题是指在某一时刻，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t1和t2当t1的核心解子j1和其他解子j2共同导出了m种不同的与观测型经验问子不符的理论型经验问子，t2的核心解子j1和其他解子j2共同导出了n种不同的与观测型经验问子不符的理论型经验问子，并且通过j1不变而j2发生变化使得m>n(其中，m、n≥o)，我们就说t2呈现经验过硬性协调，而t1呈现经验过硬性冲突，两个理沦在该时刻相互比较、竞争的情况下，t2就面临着经验过硬性反常冲突的威胁。

协调力模式用经验过硬性和经验一致性分析了劳丹的反常概念。按照劳丹的观点，在某一时刻，有两个相互比较的理论t1和t2。如果理论t1解决了m个经验问题，即t1的理论推断与m个经验问子相符合，而此时理论t2却不能解决这m个经验问题，即t2的理论推断与这m个经验问子不相符合，这就说明t2面临着m个非反驳的反常。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断定理论t1在经验过硬性或经验一致性的协调力上就一定超过理论t2，因为在解决问题的总量上，t2未必不能与t1持平甚至超过t1。不过，应当指出，在此时的经验一致性和经验过硬性协调力的评价比较中，理论t2面临的处境十分不利，t2必须设法解决这些反常问题。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立即将其证伪或拒斥，因为我们不能肯定经验证据是否有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综合考虑理论t2的其他协调力。协调力模式主张将检查经验证据和修改理论同时进行，目标在于追求理论的经验一致性协调力和经验过硬性协调力。

其次，反常问题的出现会影响到理论的经验一致性协调力。经验一致性协调是指在某一时刻的理论比较中，一个理论的解子比另一个理论的解子能导出更多种类型的问子，此时该理论就被称为获得理论的一致性协调。反之，则面临理论的一致性冲突。如果一个理论在某一时刻的比较中，推导出了m种不同类型的问子，而另一个理论只推导出”种不同类型的问子，(这里m＞n≥o)。那么这m－n个不同类型的问子就会看作是另一个理论的反常。理论解决问题的数量也是衡量一个理论协调力的重要因素。

第三，反常与经验明晰性问题的关系。笔者认为，反常在逻辑上有强弱之分，当反常出现在非核心解子(即拉卡托斯的保护带)中时，通过改变辅假说、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等来消除反常，自然带来的是理论的经验过硬性问题，当反常愈加严重，导致理论的核心解子(硬核)或部分核心解子(部分硬核)需要发生改变时，就必然会涉及理论的明晰性问题。所谓的经验明晰性是指在某一时刻，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t1和t2，当t1的核心解子j1和其他解子j2共同导出了m种不同的与观测型经验问子不符的理论型经验问子，t2的核心解子j1和其他解子j2共同导出了n种不同的与观测型经验问子不符的理论型经验问子，并且通过j2不变而j1发生变化使得m＞n(其中，m、n≥o)，我们就说丁2呈现经验明晰性协调，而t1呈现经验明晰性冲突，两个理论在该时刻相互比较、竞争的情况下，t1就面临着经验明晰性反常冲突的威胁。

再者，反常问题必然引起理论的简洁性协调力发生变化。当理论遇到反常困扰但还未危及其核心解子或内核时，科学主体总是通过修正该理论的非核心解子(增加、修改或删除其特设性假定、辅助条件、初始条件等)，来消除反常。这往往会带来理论保护带的数量增加和理论体系增生，势必影响到理论的简洁性协调力。理论的简洁性协调是在某一时刻的理论比较中，一个理论构造和使用了m种不同的解子而推导出u种不同的问子，另一个理论构造和使用了n种不同的解子而推导出u种不同的问子，并且m/u＞n/u(m、n、u、v≥1)，此时另一个理论就具有简洁性协调，而前者则面临简洁性冲突。简言之，理论的简洁性协调就是用最少的解子说明或解释最多的问子。理论在竞争时，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越是简洁的理论往往越容易被接受，在对理论的评价时往往就越有利。

这里涉及特设性(adhocness)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如果一个理论只能解决它的先行理论解决了的经验问题和对其先行理论构成的反例而不能解决其他的问题，则这个理论就是特设性的。但是，劳丹认为这样的定义存在着以下困难：一是在已知的时间内，我们无法判定该理论是否还能在未来解决新问题；二是孤立的单个理论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解决问题的只有复合理论。于是，劳丹又给特设性下了新的定义：如果一个理论被认为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先行理论已经解决的经验问题，或所有先行理论面临的反常，并且仅仅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这个理论就是特设的。这就使得特设性有了合法意义，即只要特设性增加了理论解决问题的效力，就具有了合理性。

协调力模式对劳丹这一定义进行了精确化处理：即假定在某一时刻，理论t以m种不同的解子恰当地解决了n种不同的经验问子，但t却面临着v种反例问子；但是，我们通过修正t，增加了n种不同的非核心解子，构成了新的集合理论t1。它能够解决t已经解决的所有问子，而且能恰当地解决t所不能解决的反例问子，我们就说t1是特设的。结合上面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是在某一时刻，理论tt1和理论t相比，t1的经验一致性协调力上升，而t的经验一致性协调力下降，tt1比t解决了v种不同问子；二是在某一时刻，如果t1面临新的反例v1，而v1也构成对t的反例数，则t的反例数就为v＋v1，这样，与t在某一时刻相比，t1的经验明晰性或经验过硬性上升。不过，v1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也构成对t的反例数是不确定的。因此，此时的经验明晰性或经验过硬性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三是在某一时刻，理论t1和理论t相比，随着反例问子v和增加的解子数n的变化，在m与u的比值和m＋n与u＋v的比值之间也会相应地变化，会有m/u＞m＋n/u＝v，或是m/u＝m＋n/u＋v，或是m/u

协调力模式承认科学反常在对理论的反驳力度上有强弱之分，反常的存在也着实对理论构成一定的威胁，但经验证据的确证与反驳并不能决定理论的优劣，还需要考虑理论的概念协调力和背景协调力。

2.概念反常

协调力模式下的概念问题是指：“当我们感到有必要以某种方式对经验解子提问时就形成最低层次的概念问题；当我们感到有必要以某种方式对概念解子提问时就形成更高层次的概念问题；所谓的概念反常是指在某一时刻与理论的经验解子或概念解子不符而与相互竞争的理论的经验解子或概念解子相符的概念解子。它是高于经验事例的理论型反常，是与理论构成逻辑上的反对或矛盾关系的概念、理论或判断。

自波普尔之后，人们已经明确意识到理论往往不是一个单一理论，而是一个理论系列。在一个理论系列中，理论具有层次性。协调力模式根据理论的层次性，将理论分为经验理论和概念理论。由经验问题和对经验问题的解答构成经验理论，它是直接从观察实验所得的经验材料中产生，是最低层次的理论，具有直接的经验协调力；由概念问题和对概念问题的解答构成概念理论，最低层次的概念理论也是产生在经验理论的基础上的，可称之为亚经验理论，而较高层次的概念理论则没有直接的经验协调力，不能用于直接回答经验问题，主要包括工作理论和超理论两类。经验理论和亚经验理论可称之为具体理论，工作理论和超理论则可称之为抽象理论。工作理论是为具体理论提供概念框架，指导具体理论的构建，但不能直接推导出具体理论；而超理论是为工作理论直接或间接提供概念框架的，参与工作理论的指导和构造，但也不能直接推导出工作理论。

从理论的构成看，理论还可分为单一理论、复合理论和集合理论。单一理论是理论的最小单位，由单个问子和单个解子构成。复合理论是由一些单一理论组成，这些单一理论之间关系紧密，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集合理论是由一组单一理论或复合理论组成的有意义的集合体，它的形成要么是为了共同解决某一个问题或一组相关问题，即为共问子的集合理论；要么是对一个或一些问题提供了相同的解答，即为共解子的集合理论。

由于理论具有层次性、系列性、复合性或集合性，所以在概念之间的反常冲突就可表现在具体理论之间，或是抽象理论之间，或是具体理论与抽象理论之间，或是复合理论与集合理论之间，总之，在各种形态的概念层面都可能存在着概念反常。协调力模式下的“理论”可以表示单一理论，也可以表示集合理论。理论表示单一理论时，具体理论内部出现的概念反常就可以看作是具体理论内部的单一理论之间进行评估的因素，这样理论内部的评价就可以转化为理论外部的评价；理论表示集合理论时，无论任何数量、来自任何领域的理论都可组成一个集合理论，共同致力于解决某一个或某些特定的问题，因此对不同集合理论的外部比较可以转化为理论内部的评价视野。对于集合理论，我们希望在集合理论内部出现越来越多的相反理论，形成多元理论相互竞争的局面，但同时又希望在集合理论内部的概念反常越少越好，以满足理论的概念过硬性和概念简洁性要求。增加集合理论内部的相反理论是一个策略，其目的是与其他理论追求理论的综合协调力，而消除概念反常。

下面，我们举例讨论概念反常与概念的协调力问题之间的关系。

(1)反常与概念过硬性的关系。所谓概念过硬性问题是指在某一时刻，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tt和t2，当γ1的核心解子j1和其他解子j2共同导出了m种不同的相反解子，t2的核心解子jt和其他解子j2共同导出了n种不同的相反解子，并且通过j1不变而j2发生变化使得m＞n(其中，m、n≥o)，我们就说t2呈现概念过硬性协调。而t1呈现概念过硬性冲突，两个理论在该时刻相互比较、竞争的情况下，t2就面临着概念过硬性反常冲突的威胁。这里的相反解子可以理解为一种概念反常。在理论的概念协调力的比较评价中，相反解子(即概念反常)的出现及其出现的数量和质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里的相反包括逻辑上的反对关系或矛盾关系，具有反对关系的理论、概念或判断在逻辑上不能同真，但可同假；具有矛盾关系的理论、概念或判断在逻辑上不能同真，也不可同假。概念反常的出现使得理论做出调整，由于只是一种弱反常，只需要对理论的非核心解子进行改变。在理论的比较评价中，同样面临反常威胁的两个理论，在各自做出改变非核心解子之后，具有相对数量少的概念反常的理论具有了更好的概念过硬性协调，而具有相对较多概念反常的理论就面临概念过硬性冲突。

(2)反常与概念明晰性的关系。所谓的概念明晰性是指在某一时刻，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t1和t2，当t1的核心解子j1和其他解子j2共同导出了m种不同的相反解子，t2的核心解子j1和其他解子j2共同导出了n种不同的相反解子，并且通过j2不变而j1发生变化使得m＞n(其中，m、n≥o)，我们就说t2呈现概念明晰性协调，而t1呈现概念明晰性冲突，两个理论在该时刻相互比较、竞争的情况下，t1就面临着概念明晰性反常冲突的威胁。这是指概念反常发展到危及理论的核心解子或理论硬核的程度，需要理论对该核心解子或硬核进行调整；在理论的比较评价中，同样面临反常威胁的两个理论，在各自做出改变核心解子或硬核之后，具有相对数量少的概念反常威胁的理论具有了更好的概念明晰性协调，而具有相对较多概念反常威胁的理论就面临概念明晰性冲突。概念明晰性将减少相反解子也就是概念反常看成一个基本的目的，即理论在概念上所遇到的矛盾或反对越少越好；不过，概念明晰性不把无矛盾性看成基本要求，无矛盾性要求过强，无矛盾的科学理论是不存在的。

概念明晰性通过修改、删除、增加理论的核心解子的成分或提出新的核心解子概念的策略来消除概念反常。然而，事实上，追求概念明晰性而消除反常都比较坚硬，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多人的共同努力，解决起来非常困难，但一旦解决了这些反常，就意味着新知识或新的理论系列的诞生，理论本身的概念明晰性必然显著上升。概念明晰性的提升过程也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

(3)反常与概念简洁性的关系。概念反常的出现使得理论对理论的非核心解子或核心解子进行修整、改变，这就必然引起理论的简洁性也发生变化。概念的简洁性是指在某一时刻，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t1和t2，理论t1从m种不同的解子推导出u种不同的解子，另一个理论t2从n种不同的解子而推导出v种不同的解子，并且m/u＞n/v(m、n、u、v≥1)，此时理论t1就具有概念简洁性协调，而理论t1则面临概念简洁性冲突。可见，要比较两个理论的概念简洁性，需要比较两个理论各自作为推演结果的解子数目与作为推演前提的解子数目的比值，比值较大的在概念上更为简洁，也具有较大的概念简洁性协调力。

协调力模式的概念反常反映了科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在理论层面的概念反常现象，并探讨了反常的出现和存在对科学理论协调力的影响。在协调力模式看来，消除概念反常也应与追求理论的综合协调力结合起来，统筹考虑。

3.背景反常

协调力模式认为，除了存在经验反常、概念反常，在背景问题中还存在背景反常。所谓的背景问题是指当我们感觉到有必要以某种方式对内在策略与外在策略之间的关系提问时就形成背景问题。内在策略构成判断理论之间关系的内在理由，其表现为静态的观念形态；外在策略构成判断理论之间关系的外在理由，其表现为动态的非观念形态。协调力的背景因素包括实验、技术、思维、心理和行为等因素。背景反常主要是指在某一时刻，超出现有的实验手段、技术水平所允许的误差范围或是与现有理论所依赖的思维方式、信仰信念准则、心理接受程度、行为支持程度不符的背景因子。

下面，我们举例讨论背景反常与背景协调力的关系。

(1)背景反常与心理协调力的关系。人的心理因素十分复杂，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心理特征，同一心理特征的主体在程度上也千差万别。除了主体的个人心理之外，还有社会心理，而这些心理因素与科学理论的接受、评价和创造等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协调力模式用心理协调力来分析这些联系。所谓心理协调力问题是指在某一时刻，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t1和t2，t1的心理解子的综合评估指标m小于t2的心理解子的综合评估指标n，那么我们就说t2呈现心理协调，t1呈现心理冲突。这里，心理解子的综合指标主要指理论能够满足多少人的心理需求，满足的程度有多大等等。如库恩所述，在常规科学阶段，一开始反常的出现并没有引起科学家的注意或者视反常于不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常违反了科学共同体遵循的科学范式，超出了他们心理所接受的程度和范围，形成一种背景反常。背景反常的出现使得科学理论面临心理协调力的冲突，使得科学家主体在心理上产生抵制情绪，忽略、排斥甚至拒绝一个新的理论。一个或一些经验反常或概念反常的背后往往渗透着一些背景反常因子，因为观察渗透着理论，理论渗透着科学主体的背景知识水平、思维心理状态等非理性因素。

(2)背景反常与思维协调力的关系。理论的理解、评价和创造都需要经过人的思维活动，从理论与思维活动的关系中考察理论的协调力是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的。协调力模式用思维的协调力来考量这一问题。所谓理论的思维协调力是指在某一时刻，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t1和t2，t1的思维解子的综合评估指标m小于t2的思维解子的综合评估指标n，那么我们就说t2呈现思维协调，t1呈现思维冲突。在理论的比较评价中，t1就面临着思维反常的威胁。这n－m的思维解子就是理论t1面临的反常。

从理论理解的思维过程看，思维对理论的理解，一方面取决于思维对理论理解、消化能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理论本身的可理解性程度。这里，思维对理论的理解主要侧重理论的可理解性问题。一个好的理论总趋向于最可以被理解的方式表达、反映最复杂的科学规律。如果一个理论表述复杂，难以被人们所理解，其思维协调力就会下降，相反，如果该理论表述简洁，易于理解，其思维协调力则会上升。

从理论接受的思维过程看，在某一时刻，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t1和t2，t1的接受型思维解子的综合评估指标m小于t2的接受型思维解子的综合评估指标n，那么我们就说t2呈现接受型思维协调，t1呈现接受型思维冲突。在理论的比较评价中，t1就面临着接受型思维反常的威胁。一个理论的接受型思维解子的综合评估指标包括理解该理论的数量和质量；这n－m的接受型思维解子就是理论t1面临的反常。理论在被理解之后，需要以一定的标准对理论进行比较、评价，区别优劣，决定对其的取舍。从理论评价的思维过程看，在某一时刻，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t1和t2，t1的评价型思维解子的综合评估指标m小于了t2的评价型思维解子的综合评估指标n，那么我们就说t2呈现评价型思维协调，t1呈现评价型思维冲突。在理论的比较评价中，t1就面临评价型思维反常的威胁。一个理论的评价型思维解子的综合评估指标包括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对该理论的评价情况，如对理论的肯定、否定等；这n－m的评价型思维解子就是理论t1面临的反常。

从理论创造的思维过程看，在某一时刻，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t1和t2，t1的创造型思维解子的综合评估指标m小于t1的创造型思维解子的综合评估指标n(m≥o)，那么我们就说，t2呈现创造型思维协调，t1呈现创造型思维冲突。在理论的比较评价中，t1就面临着创造型思维反常的威胁。一个理论的创造型思维解子的综合评估指标主要包括该理论解答了其本身问题的数量和质量，针对该理论能提出多少个新的有价值的问题；这n－m的创造型思维解子就是理论t1面临的反常。

总之，消除理论的思维反常，提升理论的思维理解、接受、评价和创造的思维协调力，是提升理论综合协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科学的发现不仅需要科学主体严密的逻辑思维，需要掌握总结归纳与推理演绎的科学方法，同时也需要涉及的科学主体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社会、心理等背景知识的参与，需要考虑科学主体在进行科学发现时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逻辑主义一味地强调科学理论的逻辑合理性，忽略了对复杂的背景因素的思考；历史主义看到其中的弊端，充分考虑了这些社会、心理乃至其他的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发现与科学理论的构建中所起的作用，但是过分放大了这些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性，也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样态。协调力模式不仅将理论的逻辑性考虑进来，还把与理论相关的背景因素也纳入到理论的比较和评价中来，更加符合科学史实的发展轨迹。

三、结语

量子力学核心理论范文

朱光亚教授为本书所作的序言对原子核物理学的产生、发展、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及下一个世纪的展望做了极好的描述。原子核物理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核的构成及“版图”是怎样的？核子间相互作用及其表现形式是怎样的？核的转化规律是怎样的？……随着加速器技术、探测器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获得更高能量及各种种类的离子（包括放射性离子），它可用作炮弹去轰击各种不同的原子核（靶核），产生各种核反应产物，从而研究原子核物理学的各种基本问题。促使原子核物理学在更高激发能、更高角动量和更大同位旋等的自由度内不断开拓新领域。

本书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发展主线来描述的。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绪论，概述了80年代以来原子核物理发展的主要成就，并展望今后可能取得重大进展的前沿方向，非常值得普通读者一读。第二至第五章分别论述了核结构和亚位垒融合及核裂变理论方面的最新成就。第六至第八章分别论述了下世纪初期原子核物理研究的三个前沿领域：中高能核－核碰撞，亚核子自由度研究和放射性束物理。

核结构一直是原子核物理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在证实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假设并建立了核的壳模型和集体模型以后，出现了两个新领域——原子核的高自旋态研究和巨共振研究，揭示原子核在快速转动和具有更高激发能时的核结构特性。最近几年随着放射性核束装置投入使用，当强烈改变核内中子数和质子数平衡，推向质子滴线和中子滴线时的原子核结构特性已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本书第二、三章详细介绍了这些方面的新进展和发展前景，详细介绍了高自旋态研究中发现的回弯现象。有些现象的物理内涵至今还没有搞清楚。特别地，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作者对于巨共振的一般知识和各种巨共振模式做了系统介绍，并着重介绍了新的中子晕核产生的软模式巨共振，建立在激发态上的巨共振，巨共振的各种衰变方式，原子核自旋同位旋激发，磁巨共振，高温转动核的巨共振等前沿课题。

核裂变的发现是原子核物理基础研究的产物，并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有关核裂变的许多问题尚未完全搞清楚，一直还是原子核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第四、五章论述垒下重离子融合裂变反应和原子核裂变，也提到了作者在这方面的近期成果，内容丰富，有的现象用理论解释还有偏差。作者也介绍了最近少量有关中子晕（皮）核的近垒和垒下裂变反应的实验及两种相反的理论预言，并预计这方面研究将开辟重离子核反应的新方向。对通常原子核的裂变反应以及现有的核裂变的液滴模型、裂变道理论、裂变理论的壳修正、核裂变的扩散模型、用多维输运过程来研究裂变动力学以及裂变理论中的量子修正，书中都有介绍。并对形状同质异能态现象、裂变中的延迟现象等实验及其理论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对耗散裂变从唯象描述到微观理论的发展，作者给出了一个极好的展望。对裂变过程中的时标和核的粘滞性直到裂变理论和相关的非平衡态理论的关系也有很好的描述。

从第六章开始本书着重描述下世纪原子核物理可能会取得重大进展的三个前沿领域。第六章是有关中高能和相对论性核－核碰撞的，其中重大课题有：核物质的状态方程；核物质相变，包括液气相变和夸克－胶等离子体(QGP)的产生；热核性质和多重碎裂衰变的新模式等。宇宙初期大爆炸时可能产生QGP，这是人们从未认识过的新物态。作者从介绍核态方程的一般知识开始，进而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理论研究的现状，包括玻耳兹曼－乌林－乌伦贝克(BUU)方程，量子分子动力学方法(QMD)及核－核碰撞的输运模型的蒙特卡罗模拟，然后描述中高能核－核碰撞的有关实验及其解释。最后详细地介绍了QGP产生的有关实验和实验上诊断QGP产生的方法。对QGP的研究将对原子核物理，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产生重大影响，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实验明确表明QGP的存在。人们期待着20世纪末美国相对论性重离子加速器RIHC的运行及其实验结果。除了通过观察中子星和超新星爆发可以获得部分有关高温高密核物质的信息外，中高能核－核碰撞是目前实验室中研究高温高密核物质的唯一途径，这方面将有许多新的结果出现。

自80年代放射性核束装置问世以来，人们发现了中子晕核等一系列新现象。国际核物理学界普遍认为，放射性核束物理，包括它在天体物理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应用是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原子核物理学重要的前沿领域之一。本书第七章对放射性核束产生的方法和有关装置做了详细的介绍，特别介绍了我国学者提出的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冷却储存环装置和北京放射性核束装置。这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领域。许多发现对传统核理论模型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利用放射性核束进行的核反应和传统的核反应有很多不同之处，特别是一些学者提出用这种核反应来合成超重元素，从而扩展人们已经知道的元素种类，放射性核束将大大提高人们合成新元素并研究这些新核素的性质的能力。自然界除了200多种稳定核素外，理论预言大约还有6000个以上的不稳定核素，到目前为止人们合成了其中的2000多个，放射性核束将使人们更容易去合成这些未知的核素，特别是当这些核素越来越接近于中子滴线和质子滴线时，将表现出许多新奇的性质，发现并解释这些性质将是对原子核物理学的重大挑战。

放射性核束的产生和应用还打开了核天体物理学的新局面，它主要研究宇宙和天体中各种元素及其同位素的核合成机制、时间、物理环境和宇宙场所。核反应在天体演化和宇宙演化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恒星和超新星爆发的主要能源，导致了天体和宇宙中各种化学元素和同位素的产生。迄今为止，天体物理学感兴趣的一些核反应的截面及其随能量的变化，多半是通过理论计算或是从较高能区的实验数据外推到天体核反应发生的能区而得到的，而且特别缺少不稳定核的数据，放射性核束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缺。实验核天体物理学正在进入一个以放射性核束引起的热核反应为重点的新的发展阶段。书中对宇宙大爆炸后初始核合成，主序星和高温天体环境中氢的燃烧，天体中比较重的元素的合成所需的核反应及相应的实验方法都做了介绍。

量子力学核心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影响因素；计划行为理论；优质猪肉供应链

中图分类号：F253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生产国和消费国。2010年全国猪肉总产量达5071.2万吨，约占肉类总产量的63.98%，居世界第一位。猪肉质量安全问题既影响着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极大地影响着肉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近年来“注水猪”、“瘦肉精”等猪肉质量安全事件频出，猪肉产品中兽药、农药和有害重金属残留以及菌落数超标现象普遍，严重影响了猪肉的质量安全状况。如何保证猪肉产品质量安全已经成为政府、学者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构建由适度规模养猪场户、大中型屠宰加工企业和超市为主体的优质猪肉供应链是解决肉质量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例如，卢凤君等，2003；陈超等，2003；孙世民，2006）。

生猪屠宰加工企业作为优质猪肉供应链的核心企业，既要在屠宰加工环节中保障猪肉质量安全，又要对上游养猪场户和下游超市的质量行为进行监督与引导，其良好质量行为的实施状况对保证猪肉质量安全具有重要作用。良好质量行为形成的前提是较强的行为实施意愿。本文将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季柯辛等，2012），引入计划行为理论，基于9省522家生猪屠宰加工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优质猪肉供应链核心企业（简称核心企业，下同）良好质量行为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旨在为规范和改善其质量行为，提高肉质量安全水平提供参考和借鉴。

1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1.1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由Ajzen于1985年提出，是社会心理学中最著名的态度和行为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行为的发生受行为主体实施该行为意愿的直接影响。行为主体的行为意愿越强，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小。行为意愿受行为主体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其中，态度是指个体在执行某行为时积极的或者消极的感受；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决策是否执行某行为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感知到完成某一行为容易或困难的程度。态度越积极、主观规范程度越强、知觉行为控制越强，行为意愿就越大，反之就越小。此外，个体自身情况和环境等因素通过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影响行为意愿，最终影响行为的发生。

1.2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本文在参考计划行为理论原有框架的前提下，兼顾企业生产决策的客观差异，从基本特征（包括从业年限、生产规模、员工素质、营销对象和企业资质）、目标实现（包括经济利益、客户需求、企业信誉和竞争优势）、外界压力（包括政府引导、消费者需求和合同约束①）和资源条件（包括资金条件、人力资源、技术设备与领导能力②）等4方面分析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提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实施意愿的分析框架（详见图1）及如下研究假说：

H：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实施意愿有正向影响；

H：从业年限对核心企业的知觉行为控制有正向影响；

H：生产规模对核心企业的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有正向影响；

H：员工素质对核心企业的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有正向影响；

H：营销对象对核心企业的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有正向影响；

H：企业资质对核心企业的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有正向影响；

H：良好质量行为实施后的经济利益、客户需求、企业信誉和竞争优势等4方面的改善程度对核心企业的行为态度有正向影响；

H：政府激励约束、消费者需求和合作伙伴合同约束对核心企业的主观规范有正向影响。

H：资金实力、人力资源、技术设备和领导能力对核心企业的知觉行为控制有正向影响。

2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2.1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所用数据由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于2012年1月～3月（寒假期间）实地调查获得。调查问卷共设置21个问题，包含了对研究假定中涉及的全部因变量、中间变量与自变量的测量。调查对象为各地已与养猪场户和超市建立合作关系的生猪屠宰加工企业，遍及山东省、湖南省、河南省、甘肃省、浙江省、山西省、湖北省、河北省和江苏省等9个省份，受访者为企业的领导或管理人员。522份调查问卷在行政区域、地区及产区方面的分布状况③详见表1和表2。

由于问卷调查兼顾了各地的猪肉生产和地域特征，受访者多为企业的领导人员或管理人员，平均文化程度和平均从事本职工作年限较长，熟悉猪肉供应链和猪肉生产质量管理的基本要领，对调查问卷内容有较好的理解与把握。因此，调查数据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可信度，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

2.2变量选择

基于研究假设，在构建计量分析模型时选择了4类17个解释变量，其含义与统计特征详见表3。

2.3模型选择

根据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实施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包括自变量-中间变量关系分析和中间变量-因变量关系分析④。

在自变量-中间变量关系分析时，由于基本特征的5个自变量均从不同侧面反映核心企业的基本情况，因此直接进入自变量-中间变量关系模型中。但是，目标实现在外界压力和资源条件各自包含3个以上的自变量（共计12个），且相互间有一定的关联关系，因此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模型，分别对目标实现、外界压力和资源条件的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以消除变量间的相关关系，降低自变量维度。这时，自变量与每个中间变量的关系成为“多对一”的关系，因此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在中间变量-因变量关系分析时，由于因变量只有“愿意”和“不愿意”两种情况，且核心企业在进行是否实施良好质量行为决策时，将在理性地综合衡量所有中间变量的基础上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做出最佳选择。Logit模型正是按照这一原则，将逻辑（Logistic）分布作为随机误差项的概率分布的一种二元离散选择模型。所以，选用Logit模型来分析中间变量-因变量间的关系。

3模型结果与分析

3.1自变量的因子分析

运用SPSS16.0软件，分别对目标实现、外界压力和资源条件等3类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

首先分别对3类自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3类自变量内部均存在显著的直接相关关系，存在信息上的重叠。进一步的KMO测度和Barlett球体检验结果显示，3类变量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次采用基于主成分模型的主成分分析法分别确定3类变量包含的因子。结果共提取出4个因子（目标实现中包含2个；外界压力中包含1个；资源条件中包含1个）。提取出的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74.72%（目标实现）、73.67%（外界压力）和74.17%（资源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变量的数据信息，符合要求。再次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详见表4）将目标实现中的第一个公共因子命名为“利益提升”因子；将第二个公共因子命名为“竞争优势”因子；将外界压力和资源条件2类自变量中提取出的因子分别命名为“外界压力”因子和“资源条件”因子。最后，采用巴特利特法（Bartlett）进行因子得分估计，最终通过SPSS16.0软件计算，得到各因子得分函数如下：

生产规模、员工素质、营销对象和目标实现（含利益提升和竞争优势）5个自变量（因子）对核心企业的行为态度有影响。首先考虑所有5个因素对（5）式进行估计，得到模型一，其中，生产规模不显著；剔除生产规模变量后得到模型二，所有变量都在0.0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各变量的系数以及统计量如表5所示。

由表5可见，员工素质、营销对象、利益提升和竞争优势4个因素对核心企业行为态度的影响有统计显著性，影响方向均为正，与本文的假设一致。由回归系数可见，利益提升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为竞争优势和员工素质、营销对象的影响程度最小。这符合企业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总体目标的基本规律，也验证了高学历从业人员更容易拥有积极的良好质量行为态度。此外，核心企业对于良好质量行为的态度还会随着营销对象收入水平的增高而变得积极，这间接验证了课题组的前期研究结论：构建以中高收入理性消费者为营销对象的优质猪肉供应链对于保障猪肉质量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孙世民，2006）。生产规模对核心企业的良好质量行为态度没有影响，与本文的研究假定不相符。可能的解释是，扩大生产规模带来的规模效益低于好质量行为的实施成本，因而对核心企业的良好质量行为态度影响有限。

3.2.2主观规范与其影响因素间的多元回归分析

营销对象、企业资质和外界压力3个自变量（因子）对核心企业的主观规范有影响。首先考虑所有3个因素对（6）式进行估计，得到模型一，其中，营销对象不显著；剔除营销对象变量后得到模型二，所有变量都在0.0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各变量的系数以及统计量如表6所示。

由表6可见，外界压力对核心企业主观规范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为正影响，与本文的假定一致。这说明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实施意愿的主要压力来自于政府、消费者和供应链合作伙伴。根据因子得分函数F可知，三者对于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实施意愿的压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消费者、政府和合作伙伴。营销对象对核心企业的主观规范影响不显著，与本文假设不相符。这说明消费者对于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实施的需求并不会随其收入水平的涨落而增高或降低，即便是低收入消费者也一样需求高质量的猪肉产品。企业资质对核心企业的主观规范影响不显著，与本文假设不相符。说明“龙头企业”等称号并没有对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实施意愿带来额外的动力。可能的解释是政府选择培育的重点龙头企业都是有实力且质量行为较规范的企业，无需因资质的提升再做改善。

3.2.3知觉行为控制与其影响因素间的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研究假说从业年限、生产规模、员工素质、企业资质和资源条件等5个自变量（因子）对核心企业的主观规范有影响。首先考虑所有5个因素对（7）式进行估计，得到模型一，其中，从业年限、生产规模和员工素质不显著；按相伴概率由大到小的顺序逐个剔除这3个因素后得到模型二，所有变量都在0.0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各变量的系数以及统计量如表7所示。

由表7可见，资源条件和企业资质对核心企业的知觉行为控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本文假定相符。由回归系数可见，资源条件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企业资质。这说明，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的主观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资金实力、人力资源、技术设备和领导能力。根据因子得分函数F可知，技术设备和人力资源对核心企业知觉行为控制影响程度相同，且大于资金实力和领导能力的影响。可见，引进先进技术和高水平人才是提升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能力的首要途径。从业年限和生产规模对核心企业的知觉行为控制影响不显著，与本文假设不符，可见，核心企业随着从业年限的增加而带来的资本与经验累积和随着生产规模扩大而带来的规模效应并未明显地增加其实施良好质量行为的可能性。这与资金实力在主观规范的4个主要影响因素中居于次要位置有一定的关系。员工素质对核心企业的知觉行为控制影响不显著，与本文假设不符，说明提高员工素质并不能明显地降低从业人员掌握良好质量行为基本要领的难度。

3.3中间变量-因变量关系分析

运用SPSS16.0软件，选择Logit二元选择模型分析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与良好质量行为实施意愿间的数量关系。Logit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良好质量行为实施意愿有正向影响。首先将3个中间变量进行标准化，然后代入（10）式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由表8可见，3个中间变量都在5%和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实施意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本文假定相符。根据回归系数可知，行为态度的影响程度最大，主观规范次之，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程度最小。

4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山东等9省的522份调查问卷，依据计划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利用因子分析法、多元回归模型和Logit二元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实施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实施意愿受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3个中间变量的直接影响。其中，行为态度的影响程度最大，主观规范次之，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程度最小。

（2）基本特征、目标实现、外界压力和资源条件等4类15个因素均通过影响3个中间变量间接地影响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实施意愿。

①基本特征中，员工素质、营销对象和企业资质3个因素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其中，员工素质的影响程度最大，营销对象次之，二者主要通过影响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态度来影响其行为意愿；企业资质的影响程度最小，主要通过影响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来影响其行为意愿。

②目标实现中，5个因素均有统计显著性。其中，提升经济利益、满足客户需求和提升企业信誉3个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大，提升同行间竞争优势和提升替代品行业间竞争优势2个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小。5因素均通过影响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态度来影响其行为意愿。

③外界压力中，3个因素均有显著性影响。其中，消费者的影响程度最大，政府次之，合作伙伴的影响程度最小。三者均通过影响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的主观规范来影响其行为意愿。

④资源条件中，4个因素均有显著性影响。其中，人力资源和技术设备的影响程度较大，资金与领导能力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4因素均通过影响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来影响其行为意愿。

4.2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要增强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实施意愿，就应采取针对性措施促使其转变行为态度、强化主观规范、提高知觉行为控制强度。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①加强宣传推介，提高消费者对优质猪肉的需求强度。广泛利用各种媒体大力宣传食品安全意识、理性消费和健康消费理念，全面介绍优质猪肉的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过程，进而增强消费者对优质猪肉安全状况的认知度，形成对优质猪肉的需求动机和购买行为。②加强鼓励扶持，增强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实施的综合实力。通过制定出台优惠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技术水平较高、设施设备较先进、社会信誉较好、组织协调能力较强且发展潜力较大的生猪屠宰加工企业，鼓励和支持他们组建优质猪肉供应链。③加强监督管理，形成推动核心企业良好质量行为实施的环境压力。强化市场监管，严格贯彻执行《食品安全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法规，建立健全猪肉质量（上接第10页）安全追溯体系，认真落实猪肉市场准入制度以及“问题猪肉”的召回制度、赔偿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④加强自律，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核心企业应自觉地认真贯彻执行相关法规，主动配合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积极开展“道德行业与良心工程”建设活动，努力培育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维护消费者权益、提升社会信誉、培植竞争优势”为主题的供应链文化，不断提高职工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

注：①优质猪肉供应链中，核心企业与养猪场户及超市之间签订合作合同，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②核心企业应发挥组织领导作用，领导节点企业制定各类生产标准与制度，组织协调合作伙伴的实施良好质量行为。

③总体调查问卷遍及全国9省份，但山东农业大经济管理学院的生源结构使得大部分调查问卷集中于山东省。

④为使表述清晰，将基本特征、目标实现、外界压力和资源条件所包含的影响因素称为“自变量”；将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称为“中间变量”；将良好质量行为实施意愿称为“因变量”，全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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