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技术概论(6篇)

海洋技术概论篇1

一、海洋类高等院校定位理论的逻辑基础及相关内涵分析

笔者认为对海洋类高等院校的准确定位首先需要做好三个前提工作：一是，对海洋类高等院校分类进行界定，这是定位研究的逻辑基础。二是，对海洋类高等院校办学目标进行客观评析，这对定位具有指挥棒的功能和功效；三是，对特色定位进行辩证地探讨。高校分类与高校定位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概念。从二者的联系上看，高校分类是高校定位的前提条件，而高校定位是落实高校分类的重要保证；从二者的区别来看，高校分类是解决高校的社会地位高低问题[14]。如果分类不清，势必导致各高校定位不明，发展目标错位，发展规划不合理并难以实现。因此，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分类标准，一方面可以为决策者及其用户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为高等学校合理分工提供适当的政策分析工具和准确的情报。没有科学、合理、可行的高等学校分类方法及其标准，高等学校就不可能明确定位，政府就不可能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及其机构的发展状况[6]26。高校办学目标是高校结合所在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实际发展状况，在政府、市场的双重影响之下对自己所达标杆的一种认知。笔者认为高校定位与高校办学目标是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依价值目的论，高校定位是高校依办学目标对自己角色的客观归位；从内容关联看，高校办学目标是高校定位的核心，它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它既是发展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制订科学的发展规划的一个前提和基础。作为高校办学的奋斗目标或努力方向，办学目标定位就是在科学分析学校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基础上，根据一个或一组定位特征，合理确定学校在某一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位置。此系统可以是某一区域、某个行业、某个国家甚至是全世界的高等教育系统，也可以是以某类学科性质为特征的高等教育系统[13]79。特色是一所学校与其他学校相比较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办学内涵[15]，是一所学校区别于他校的显著标志，是高校得以生存的根本缘由。在强调以质量和特色立校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中，我们需要谨慎地看待高校特色问题。张楚廷对“个性”（实际上就是“特色”）有如下精彩的表述：在发展中形成个性；在全面发展中形成个性；在自由的发展中形成个性；个性的充分发展才能导致多元化；个性发展、自由发展、和谐发展、全面发展在某个层面上来说是完全相同的，它们都离不开一个词就是“发展”[16]。从上述表述来看，高校的特色建构在学校完全、自由、充分的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特色的产生是高校在优胜劣汰的情境下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历时性过程。通过高校分类来引导我国高校定位，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尽可能地缩短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时间；二是尽可能地减少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结构无序的损失，有效降低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乃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成本；三是尽快地将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引向多元、开放、弹性的正确方向，形成精英与大众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高等教育的功能[9]59。同时，科学的高校定位可以明确学校的责任和前进的方向，使学校获得理性导向的指引，确定哪些地方是自己发展的重点。每所大学只有定位准确，才可以形成自己的个性特征，办出自己的特色。一旦定位不准，特色的形成便没有了根基。同时，不科学的定位也将会导致高校办学特色的迷失、竞争力的下降，从而造成不利的、被动的办学局面。

二、海洋类高等院校自我定位及误区

目前我国1000多所普通高校的发展层次可以用一个圈层图来表示（见图1），从里往外第一圈大概有10所左右，基本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高水平大学；第二圈大概有25所左右，基本目标是建设国内外知名高水平大学。两个圈所涉及的35所就是进入“985计划”建设的高等学校。第三圈大概有21所左右，是除了“985计划”建设高校之外的设有研究生院的高校；第四圈大概有39所，和前三圈合起来是进入“211工程”建设的95所高校；第五圈大概有170多所，是经批准能够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第六圈大概有230所左右，是经批准能够授予硕士学位的高校；第七圈大概有100多所，是培养本科生的高校；第八圈大概有800多所，是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大专层次的高校[17]。我国海洋类院校截止2011年5月份有5所，分别是：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以及浙江海洋学院。根据上述圈层分析，中国海洋大学属于第二圈层，上海海洋大学属于第五圈层，大连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学院属于第六圈层。这一海洋类高等院校类型的划分为我们探讨并准确界定海洋类高校的定位提供了一个必要前提。结合上述5所海洋类高校的门户网站及其在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时的自评报告，各高校的自我定位和拟定发展目标如下面两表所示：海洋类高等学校定位，应该从两个层面来考虑：一是，一所学校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定位；二是，学校内部各要素在学校发展中的定位。海洋类高等学校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定位，主要体现在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和办学特色三个方面。海洋类高等学校各要素在学校发展中的定位，是指根据高等学校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定位，来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学科分布、培养目标、服务面向等。总结上述海洋类各高校的自主定位与中长期发展目标，笔者认为其共存的误区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为理念，二为行为。在理念层面上，海洋类高校的发展目标都追求“类型求全、层次攀高、规模求大、水平一流”。即：办学目标定位在类型上趋向于多科性、综合性；层次趋向教学研究型、研究教学型、研究型；规模上趋向万人以上的巨型大学；办学水平上趋向世界一流、国内一流、行业一流，并且办学实力越强的高校越趋向于多科性、综合性、研究型。不可否认，不同类型的海洋类高等院校应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但是某些高校尚未凝练出自身的办学理念，或者没有形成独特的办学理念，这可能会对其办学目标的明确定位带来一定的困难。有些海洋类高等院校本来教学质量不错，但为了设立研究生学位点，便要求教师都去搞科研，结果科研竞争力没有上去，教学质量却受到了影响。在行为层面上，一是各海洋类高等院校设置的学科和专业雷同。各院校虽然对学科、专业予以了足够重视，但是在具体的学科、专业设置上，没有结合地区的特点，具体分析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出自己可发展的空间，而是随大流、赶热门，结果造成了专业的重复设置和资源的浪费。二是在培养模式上，各海洋类高等院校未从自身的实际条件和客观需求出发，亦步亦趋地照搬一些重点大学的模式，致力于培养学术性的人才，使原本在培养本、专科生上有专长和特色的院校，纷纷放弃自己的阵地，通过“联合办学”等形式追求升格。三是在服务面向上，除浙江海洋学院的办学目标定位为“我国中部海洋人才培养基地”，其他海洋类高等院校都是将办学目标定位与“国内外”或“世界”大学看齐。

海洋技术概论篇2

【关键词】海洋经济；海洋经济产业；产业格局；发展

一、海洋经济的内涵

“海洋经济”这一术语首先由美国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中国现代海洋经济理论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和于光远等于1978年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建立“海洋经济”新学科的建议，这是中国首次出现“海洋经济”这一概念。［1］

依据国务院颁发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中对海洋经济的定义，海洋经济是指人类开发利用海洋形成的各种海洋产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总和。［2］海洋经济是活动场所、资源依托、销售或服务对象、区位选择和初级产品原料对海洋有特定依存关系的各种经济的总和。一般意义上理解，海洋经济包括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资源及空间的相关服务性产业活动。

海洋产业是指人类利用海洋资源和空间进行生产和服务活动形成的部门集合。目前发展比较成熟的有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海水制盐业等传统产业部门，随着空间科学技术和海洋科技的进步，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新型海洋产业在海洋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逐步产生了海洋资源利用开发、海洋能利用、深海采矿技术、海洋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

二、浙江省海洋经济产业现状

浙江省有长达6696公里（其中大陆岸线1889公里）的海岸线，居全国之首；常规条件下适宜开发的海岸线资源761公里，其中深水岸线506公里，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海岛2869个，约占全国的40%；滩涂资源391万亩，其中87.5%具有淤涨型特点，面积大、完整性好，围垦开发条件优良。［3］

浙江拥有全国最大的渔场，近海渔业资源蕴藏量在205万吨以上。浙江沿海旅游资源齐全，包括2个部级风景名胜区和5个省级风景区、820个四级以上的海洋旅游资源单体。正是依托这些宝贵的海洋资源，浙江人把发展的眼光投向了海洋经济：2008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2677亿元，已占到全省GDP的12.5%，海洋一产和涉海二、三产业产出比达到9∶42∶49。尤其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达5.7亿吨，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港。临港工业初具规模，合成材料、精细化工和石化新产品的产值均居全国前列，镇海炼化是我国最大进口原油加工基地。全省造船能力约1250万载重吨，造船完工量522万载重吨，占全国18.1%、居第3位。海水淡化、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生物等海洋新兴产业方兴未艾。沿海基础设施日趋完善。舟山大陆连岛工程、温州半岛工程、杭州湾跨海大桥等陆海“三大对接工程”及甬台温铁路建成，三门核电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推进，综合交通网络体系和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支撑体系日臻完善。

三、国内主要海洋经济大省之比较

海洋第一产业主要指海洋水产业，包括海洋捕捞业、海水养殖业以及正在发展的海水灌溉农业(试用海水灌溉能适应高盐度环境的农作物)；海洋第二产业包括海洋盐业、海洋油气业、滨海沙矿业和沿海造船业，以及正形成产业的深海采矿业和海洋制药业；海洋第三产业有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主要为海洋公共服务业。［4］

广东、上海、山东、浙江凭借自身的优势，走在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前列。

广东省在2000-2002年3年之内水产业总产值分别达到335.6亿元、402.1亿元和441.9亿元，位居全国沿海省市水产业产值之首。与其他沿海地区相比，其旅游业产值也是全国首位。此外，港口运输业及造船工业发展得也比较好，科技人员数量也多。上海凭借其优良的区位条件和现有经济基础，为其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环境。上海是我国第一大港，其造船工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发展得比较好，产值是港口业发展薄弱地区的100倍左右。浙江省凭借其丰富的水产资源，在最近连续几年内海洋捕捞产量居全国第一。此外，其主要海洋产业发展得都很好，处于国内较高水平。山东省海洋产业产值几年来均居全国沿海地区的前列，主要是依靠海洋水产业来发展的。山东的海洋产业种类丰富，海洋石油与天然气资源丰富，海洋盐业也较发达，海洋科技人才汇集。

四、浙江省海洋经济产业的发展途径

1、加大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实现经济战略升级

浙江沿岸海洋经济区第一产业的发展历史最为悠久，特别是海洋捕捞业和海水养殖业。它们曾是区域内海洋经济总产值的主要来源，也曾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方式。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区域海洋捕捞业和海水养殖业的发展十分迅速，现在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程度。与此同时，区域海洋第二、三产业也迅速崛起，获得了快速发展，改变了仅以第一产业为支撑的海洋经济结构，极大地提高了海洋经济总产值，同时又吸收了大量劳动力，进一步加快了海洋经济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在近年来，区域海洋第一、二、三产业相对比例迅速调整，其中第三产业的份额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经济服务化现象”，即第三产业劳动力和国民收人的相对比重都保持上升势头。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调整往往伴随人均GDP的增长，当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上时，产业结构就会出现服务化趋势，从而带来第三产业的明显增长。保持第二、三产业增速持续高于第一产业的势头，特别是以港口海运和滨海旅游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已成为区域海洋经济增加值最多的优势产业。在此基础上，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海洋服务业发展，有利于促进浙江沿岸海洋经济区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

2、依托优势海洋资源开发，实现良好的海洋产业格局

一直以来，依靠丰富的海洋资源，积极发展海洋经济，是浙江沿岸海洋经济区海洋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值得注意的是，海洋能源、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功能食品、海洋环保技术及设备、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等新兴领域，将成为浙江沿岸海洋经济区海洋经济发展的潜在力量，其开发潜力巨大，并且会产生连带经济效应。同时，也要加快形成港口海运业、临港工业、海洋渔业和滨海旅游业等优势产业，以港口建设和临港工业为突破口，带动其他海洋产业的协调发展。面向未来，积极推进海洋产业多门类的发展，努力在原有优势产业逐步成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型海洋产业，就能够在浙江沿岸海洋经济区最终形成多元化发展的海洋产业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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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技术概论篇3

>>海岸带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及其国际经验借鉴山东半岛海岸带规划与生态化综合管理的逻辑架构人工海岸地貌建设对海岸带空间资源与景观资源的影响研究电信宽带资源综合管理系统的分析与设计论舟山海岸带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策略《培训与开发》实践课程建设地方化经济与海岸带城市发展培训与开发课程课改实践探索3S技术在海岸带资源环境中的应用概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综合实践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策略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网络综合布线课程与实践教学方案构建基于知识管理的培训课程开发模式创新与实践企业员工培训课程优化思考与实践海口市东郊海岸带建设用地与耕地动态变化关系研究高职院校课程考核方案的制订与实践基于“学习领域”课程方案研究与实践干部教育培训红色资源开发的实践与探索基于维修工作过程的装甲装备专业士官培训课程开发与实践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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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技术概论篇4

2012年3月，《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2年）》（以下简称《区划》）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其中共有17处提到近岸海域”，如在海域管理与环境保护状况中提到海岸和近岸海域开发密度高、强度大，可供开发的海岸线和近岸海域后备资源不足”等，在海区主要功能中也多次提到各岸段近岸海域的功能定位和开发保护要求，最为核心的是，《区划》明确提出了近岸海域海洋保护区面积占到11％以上”和近岸海域保留区面积比例不低于10％”的区划目标。

在学术研究层面，一个空间概念的表述方式和其内涵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研究者之间存在差异亦属正常，然而，如果这些空间概念作为实施相应海域管理政策的客观对象，以一种类似术语的形式出现在相关管理文件中，那么其界线范围和内涵意义则都应该是明确的。特别是在《区划》中，这些区域概念与明确的量化管理目标直接对应，就更应该明确其范围，只有这样才能客观评价区划目标的落实情况。然而，关于上述几个海域范围的概念，在相关的各类典籍、规范、标准和管理文件中，目前尚没有准确定义。因此，本文将在综合分析相关学科领域海洋区域划分方法与国际国内海洋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符合海洋地理学科理论和海域管理实际的海洋横向分带与命名方案。

一、海”与洋”的划分

一般来说，海洋是由海”和洋”组成，二者分别代表不同的空间地理范畴，有着各自的自然地理特征。《海洋学综合术语》（GB／T15918—2010）对于洋”的定义为：地球表面上相互连通的广阔咸水水体的主体部分，及其上部大气和覆盖的底土。一般远离大陆，深度一般大于2000m”，而对于海”的定义为：地球表面上相互连接、盐度为2以上的水体被陆地、岛礁、半岛包围或分割的边缘部分，及其上部大气和波及的底质”。可见，海”特指海洋的大陆、岛陆等的边缘部分，也就是常说的边缘海”。海”与洋”最为本质的区别是基底地质构造，海”的基底构造属于大陆壳，而洋”的基底构造则属于洋壳，也就是说，海洋是由大陆边缘海和大洋盆地两部分构成［2］。因此，要划分海”与洋”，就必须界定何为大陆边缘。

从海洋地质学和自然地理学的角度讲，大陆边缘是指大陆至洋底的过渡地带，也就是陆壳和洋壳的过渡地带，由陆向洋按照地貌特征分成3个部分，即大陆架、大陆坡和大陆隆（亦称大陆基”或大陆裾”）（图1）。大陆架是大陆向海延伸的浅海部分，又称陆棚，构造上属于陆壳性质，平均坡度只有0．1°左右，其范围由海岸线向外，至坡度明显增大的转折处为止，平均水深130m（一般以200m等深线作为大陆架的界线），平均宽度只有70km［3］，但是在稳定的大陆边缘，大陆架宽度可达数百至数千千米以上，比如我国东海区域就属于稳定的大陆边缘，大陆架宽度最大可超过500km，其外缘深度为130～150m［4］。大陆坡是连接大陆架与大洋底的海底大斜坡，坡度较大陆架明显变大，平均坡度为4°17′，下界水深在2500m左右，大陆坡的平均宽度仅为20～40km。大陆隆是位于大陆坡和洋底之间的一种大型扇形地（深海扇形地）堆积，水深在2000～5000m处，宽度约600～1000km。

然而，国际和国内法规对于大陆架的界定，与传统的自然科学定义又有所区别。1958年国际海洋法会议通过的《大陆架公约》对大陆架定义为邻接海岸但在领海范围以外深度达200m或超过此限度而上覆水域的深度容许开采其自然资源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以及临近岛屿与海岸的类似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此定义更多的是从资源开发和管理角度出发，并未给出明确的区域范围。而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于大陆架则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界定方法，其中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里，则扩展到200海里的距离”。这一定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里得到了完整的继承。此处，如果不考虑对于200海里专属经济管辖权的说明，《公约》规定的大陆架是到大陆边的外缘，而大陆边包括沿海国陆块没入水中的延伸部分，由陆架、陆坡和陆基的海床和底土构成，它不包括深海洋底及其洋脊，也不包括其底土”。可见，《公约》规定的大陆架实质上是包括了地理学和地质学意义上的大陆架、大陆坡和大陆基3个部分，而大陆架和大陆坡都具有明确的地貌标志，大陆基范围则不很明确，因此《公约》中的大陆架一般更明确的是指大陆架和大陆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约》中对于划定大陆边缘的标志———大陆坡脚的定义为大陆坡坡底坡度变动最大之点”，类似于地质学领域对于大陆架的从低潮线起以极其平缓的坡度延伸到坡度突然变大的地方为止”的定义［4］，但是笔者认为，《公约》所指坡底坡度变动最大之处并非指由缓变陡，而是从大陆坡向平缓的洋底过渡的由陡变缓之处。《公约》中另有条款规定大陆架范围不应超过2500m等深线，这个深度也是大陆坡的下界水深［3］，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从海洋综合管理和海洋权益保障的角度出发，海”与洋”的界线应该在大陆边缘附近，也就是大陆坡坡度明显变缓的大陆坡脚附近（《公约》规定的大陆架外边线可至大陆坡脚之外60nmile处）。这样划分的原因有3个：一是大陆坡坡脚处是陆壳向洋壳转变的起点［3］，以此来分界，符合海洋地理学和海洋地质学的自然规律和一般认识；二是地貌标志明显，便于界线的勘定和说明；三是依此分界，海”涵盖了《公约》确定的大陆架范围，便于海洋管理与国际国内法规的有效衔接。

二、海”的划分

目前，关于海洋横向分带方面的唯一相关的标准定义见于《海洋学术语海洋资源学》（GB／T19834—2005），其中定义近海渔业为在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内海域从事的渔业生产活动”，定义远洋渔业为在非本国管辖海域（外国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或公海）从事的渔业生产活动，包括大洋渔业和跨洋渔业”。可见，此处的近海”是指海岸线至大陆架边缘的海域空间，实际上对应的是《海洋学综合术语》中的海”近海”和远洋”实质上指的是海”和洋”，这也与前文所述的海”与洋”的划分方案是一致的。

对于海”的进一步划分，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横向的海区自然特征划分；另一种是按照垂直方向的水深特征划分。前者如前苏联学者A•B•根别利，按照海的形态和水文特征把海又分为边缘海、地中海（内陆海和陆间海）、岛间海和内海［5］，还有美国学者DavidA．Ross则把大陆边缘海划分为沿岸区、大陆架、大陆坡、大陆隆，其中又把沿岸区进一步划分为海岸、海岸线、海滩、河口湾、?湖、沼泽等［2］。后者如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学者根据边缘海的深度又把边缘海分为沿岸海（或浅水海，深度500m以内）和开阔海（或深水海，深度500m以上）。而对于海岸带区域的进一步划分，则一般认为现代海岸带是海陆交互作用的地带，包括海岸、海滩和水下岸坡3个部分（图2）。海岸是高潮线以上狭窄的陆上地带，大部分时间于海面之上，仅在特大高潮或暴风浪时才能淹没，又称潮上带。海滩是高低潮之间的地带，高潮时被水淹没，低潮时露出水面，又称潮间带。水下岸坡是低潮线以下直到波浪作用能到达的海底部分，又称潮下带，其下限相当于1／2波长的水深处，通常约10～20m［4］。但是，对于海”的横向划分，目前尚没有公认的和标准的方案，尤其是针对海洋管理，更是缺少有针对性的界定方法。

在海洋管理实践中，由于海洋分区往往有针对性的管理政策和管理目标的指向，所以分带与分区需要准确的界定，而不应存在概念认知的不确定性，因此其界定的标志，如地理标志、水深条件、地理方位坐标等，应同时兼顾自然区域划分的合理性和与有关管理法规的衔接性。结合目前的研究成果和海洋管理实践，可以提出3条较为明确的且具有实际管理意义的界线：一是海岸线，海岸线是海洋和陆地的分界线，也是海洋管理和土地管理的分界线，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而且其勘定技术较为成熟；二是15m等深线，15m是沿海波基面的平均深度，是波浪可以作用的深度范围，因此一般将15m等深线作为海岸带向海方向的下限，再下则进入浅海区域，海岸带区域具有不同于陆域和一般海洋区域的特性，也是海域开发利用的最热点区域，具有明确的管理意义；三是领海外部界限，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公布东海和南海区域的领海基点，因此其领海基线和领海外部界限都是明确的，领海外部界限是领海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分界线，国家对领海外部界限以内的海域享有完全，《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2年）》中提到的近岸海域也是指领海外部界限以内的海域。

三、结论

海洋技术概论篇5

“印太”地缘政治概念与美印战略考量

“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的内涵

“印太”作为地缘政治概念，实际上指的是拓展和外延的亚太。传统意义上的亚太主要指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并不包括南亚、西亚和中亚。“印太”则将印度洋海域和印度等南亚国家也包含在内。一般来说，“印太”是指从西伯利亚东端向南延伸的巨大弧形地带，包括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南亚以及大洋洲、东南亚的陆地和海域，还有学者主张将非洲东海岸和波斯湾也包含在内。

近年来，“印太”概念屡屡见诸于美印等国政界要人和战略学者的言论和著述之中。2010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公开声称：“我们正在扩大与印度海军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印太盆地对于全球商贸的重要性。”2012年12月，印度总理辛格在印度-东盟峰会发表讲话时指出，“印太地区的稳定、安全与繁荣对印度至关重要。”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所亚太研究部主任迈克尔・奥斯林、印度观察家基金会战略项目研究部主任拉贾・莫汉等知名学者也认为，太平洋和印度洋已不再相互分隔，而是一个单一的战略空间。

“印太”概念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正在兴起的亚洲海上战略体系，南海、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重要海上通道均在其中。特别是印度洋目前承载着全球2/3的能源运输和1/3的货物运输，已成为世界上最繁忙、最重要的战略贸易通道。该地区也是中、美、印等大国的利益交汇点，是相关国家进行战略筹划、开展战略互动或者实施战略竞争的重要区域。

美国“印太”战略考量

自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付诸实施，美国不断加强对印太地区的战略关注。2010年1月，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公域竞争：多极世界美国权力的未来》中指出，美国战略界过去对印度洋不够重视，鉴于印度洋在商业、能源、军事等领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加之中印两国在印度洋的战略竞争，美国应加强与印度等国的战略合作，限制中国的军事扩张，同时避免与中国发生海上冲突，确保印度洋的海上安全。

2011年l1月，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文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再次强调了印太地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她指出，“印太”地区正在被航运和战略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维护该地区的安全稳定，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美国将调整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军事部署，将“印太”地区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可操作的概念体系。

2013年6月，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当前印太地区正在成为一个统一的战略区域。尽管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沿海地区面临的海洋安全挑战不尽相同，美国目前的亚洲战略重心也依然在亚太而非印太，但在未来10～15年里，美国的战略方向将逐渐转向印太地区。由此可见，美国倡导“印太”概念的实质是基于对该地区重要性的认识，在美国优势地位相对削弱，地缘力量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背景下，积极调整在该地区的战略部署，重塑联盟与伙伴关系，应对中国的崛起，并将印度视为“印太”战略构想的重要支撑，支持印度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

印度“印太”战略考量

印度前外长希亚姆・萨兰曾经声称，南亚是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单元。事实上，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印度与亚太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联系相对有限。但随着全球地缘重心东移，以及印度在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上升，印度与亚太地区的联系不断增加，并且成为“印太”地缘政治概念得以问世的重要动因。

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实施“东向”政策，逐步加强与亚太的经济政治联系。经过多年努力，印度先后成为东亚峰会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正式成员，并且着力推动国家战略空间突破传统的印度洋地区，向西太平洋地区延伸。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领导层进一步超越传统的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界限，从更广泛的“印太”视角对印度的战略利益进行重新界定。在印度看来，“印太”地缘政治概念是对已经过时的亚太战略版图的拓展，印度将从中受益。这是因为传统的“亚太”主要关注西太平洋和中、美、日等亚太大国之间的互动与竞争，印度洋和印度被排除在外；而“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突出海洋安全和大国的海上竞争，凸显印度洋和印度的重要性，印度将成为印度洋与太平洋走向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为此，印度需要明确在“印太”地区的利益诉求，并制定相关政策。

在此情况下，印度不仅将拓展与东盟和东亚国家的战略联系作为提升印度大国地位的重要渠道，还将其作为平衡中国在印度洋影响的“遏制”手段，并且支持和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印太”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印防务关系的发展

高层互动日趋频繁

在“印太”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印战略利益诉求趋同，促使双方加强军政高层接触与互访。2014年10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访问美国，并与奥巴马总统达成一致，将美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延长10年。2015年1月，奥巴马自担任总统以来第二次访问印度，成为首位在任内两次访印的美国总统。在奥巴马此次访印期间，美印两国政府联合了《美印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展望》，宣布两国将在从非洲到东亚的广阔区域内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加强军事合作，包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帮助印度提高武器装备水平，并在反恐和情报共享方面加强合作。此外，美印两国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谋长委员会主席等也已经实现了双向定期互动。特别是此次阿什顿・卡特访印以及与印方签署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将进一步推动美印防务关系的发展。

与此同时，美印在军事领域已建立起多层次的防务磋商与对话机制，如国防部副部长级防务政策磋商机制，下设防务联合工作小组、联合技术小组、军事合作小组和国防技术安全小组等。这些小组每年要举行1～2次军事安全交流活动，就两国在防务领域中的合作事宜进行沟通与协调。

联合军演机制化

联合军演是美印防务合作的重要内容。印度是与美国举行联合军演次数最多的非美国盟国之一，每年的演习和交流活动达50多次。美印定期举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涉及诸军兵种，内容丰富。近年来，随着美印防务关系的发展，两国联合军演规模不断扩大，演习科目逐步增多，并且朝着机制化、实质化、长期化的方向发展。其中，美印陆军年度“准备战争”联合演习，演习地点通常设在中印边境或印巴边境附近，以共同提高两军官兵在特殊地带实施作战行动的技能。美印海军年度“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已成为全球著名的多边联合军演，演习科目包括反潜战、防空战和反水面战等。美印空军年度“对抗印度”和“红旗”联合军演，增进了两军飞行员的技战术交流，提高了两军空中联合作战能力。美印特种部队定期举行的“瓦吉拉・普拉哈尔”联合演习，包括远程侦察与监视、直升机机降与伞降、射击与野外生存等科目，以增强两军联合反恐作战能力。美国前国防部长哈格尔在2014年8月访印期间还表示，美印应进一步扩大联合军演的规模。

军贸合作不断扩大

加强武器装备建设，是印度实现大国目标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印度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其年度军费开支中几乎有一半用于从海外进行军购，对军事装备进行更新换代。印度庞大的军贸市场也成为美印防务合作的助推器。2011年1月，美国正式解除自1998年印度核试验以来对印实施的军事出口禁令，大力发展与印度的军贸关系。据简氏防务集团的数据显示，印度在2013年从美国进口的军事装备总价值达19亿美元，使印成为美国最大的军贸出口市场，并且摆脱了数十年来对俄制武器的依赖，实现了武器供应渠道多元化。

据美国白宫透露，自2008年以来，美印之间的军贸总额已达100亿美元左右，包括印度向美采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以及波音公司生产的P-8I“海神”海上巡逻机和C-17“环球霸王III”运输机。目前，美国正计划向印度出售24枚“鱼叉”反舰导弹，总价值约2亿美元。美印双方还在就16亿美元的AH-64D攻击直升机项目、8.33亿美元的“支奴干”运输直升机项目和5.83亿美元的BAE系统公司榴弹炮项目等进行积极磋商。

军事技术合作日益深化

随着美印防务关系的发展，美国逐渐放宽了对印技术出口限制，简化出口管制程序，加快了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步伐。特别是在2010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印期间，美国政府宣布将印度的一些科研机构和工业企业从美国限制技术输出的名单中删除，其中包括从事武器研究的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和从事航天技术研发的印度宇航研究机构，从而使美印两国在军事高科技和民用核能等领域的合作范围得到拓展，特别是为印度提升导弹能力、扩充核武库提供了便利条件。

目前，印度正在积极争取通过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联合研发和生产活动，实现国防工业的自给自足，以期在未来逐步减少对进口武器的依赖。2014年7月，美国宣布将向印度出口导弹、飞机和火炮等高科技武器，并准许印度军工企业基于许可证在本国进行这些武器的生产活动。这是美国首次向印度同时出口武器与军工生产技术。2015年1月奥巴马访印期间，美国宣布向印度转让“大乌鸦”无人机技术和C-130J“大力神”运输机以“滚装/滚卸”方式加装传感器吊舱的技术。目前，印度还在建造航母问题上积极争取与美国开展合作，特别是希望获得美方尖端的电磁弹射技术。

美印防务合作对“印太”地缘安全的影响

美印经略“印太”形成合力

美国在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通过借重印度正在崛起的经济军事力量和扼守印度洋的重要战略位置，强化与印度的防务合作关系，努力建立有利于美国战略利益的亚洲力量平衡。美印防务合作已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实施战略调整的重要支点。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在2012年6月访印期间表示：“当美国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区拓展军事伙伴关系和军事力量部署时，与印度的防务合作将成为该战略的基石。美国要大力加强美印军事与防务合作以及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的伙伴关系。”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1月访印时，更是将美印关系称为“天然的伙伴”。

事实上，在“印太”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印两国通过开展防务合作协力经略“印太”。美国的“印太”战略谋划的实质，就是通过强化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关系，将印度纳入美国的战略体系，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美国积极支持印度的“东进”政策，鼓励印度“不仅要向东看，还要参与东方、行动东方”。此外，自2012年底以来，美国政府多名高官提出建设“印太经济走廊”构想，设想建立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至东南亚互联互通网络，推进相关国家的贸易自由化，促进地区经济融合，在拓展南亚的同时，巩固在整个“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印度则将传统的“东向”政策强化为“东向行动”政策，并将其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相关联，提出要“通过印美磋商、对话和联合军演，与其他印太国家实现更紧密的合作。”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与伙伴关系得到强化

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如何在国防预算大幅度削减的情况下有效履行在该地区的新使命。美国政府在2012年1月公布的国防战略指南中提出，在印太地区要尽量争取通过提升盟国与伙伴国的军事实力和协同行动能力，弥补美国军费预算的不足，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优势。为此，美国放宽了对印度等国的军事技术和武器出口限制，通过军售和联合军工生产，提高盟国及伙伴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并通过联演联训和情报合作等渠道，增强美国与盟国及伙伴国的协同行动能力。

“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的提出和付诸实践，使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与伙伴关系进一步得到强化。其中，澳大利亚是该地区除印度之外“印太”概念最积极的倡导者，并努力推动印度加入美澳安全协议，建立“印美澳三方安全协议”。日本提出建立由日、美、印、澳组成的“亚太民主菱形”，“对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海上公域实施联合防卫”。2011年12月19日，首轮美日印三边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内容涉及海上安全、反恐、反海盗、防扩散和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从而为“印太”合作的机制化进程奠定了基础。此外，印尼、新加坡等国也是“印太”概念的支持者，并且在“印太”地缘政治背景下成为各方拉拢的合作对象。从上述发展动向可以看出，美国借助“印太”地缘政治概念，试图将亚洲盟国和伙伴国联合起来，在该地区建立类似于北约的军事组织。

中国安全发展利益面临挑战

美国倡导“印太”地缘政治概念，重要考虑之一就是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曾公开指出：“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地位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国的崛起。”美国《国家利益》在2014年9月发表文章称，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必须拉拢印度。近年来，无论是美国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深化与印度等国的防务合作关系，还是印度通过实施“东向”政策涉足南海等地区的安全事务，均有制衡中国和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的意图。印太地区不仅包括了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沿海地区，还覆盖了中国能源和贸易海上交通线。一旦这些地区及相关海上交通线受到威胁，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沉重打击，阻碍中国的崛起进程。

此外，在传统的“亚太”地缘政治概念中，中国具有举世瞩目的战略地位。但在美国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印太”战略设计中，印度的地位和作用被刻意突出和抬升，并且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正常的海洋维权与远洋活动进行有意渲染和炒作，甚至声称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提高将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和军事行动能力。正如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罗里・梅德卡夫所言：“相比于‘亚太’地缘政治概念，在‘印太’概念下中国的影响更多地被弱化和淡化。”这是有关国家拉拢印度平衡中国所企图达到的目的，也是中国安全发展利益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美印防务关系发展的局限性

美印战略目标存在差异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确保本国的霸主地位不受挑战，建立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防止出现能够与美相抗衡的国家。而印度是世界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发起国，坚持主张世界多极化。印度国防部长普拉纳布・穆克杰曾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演说时公开表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担负起确保整个世界和平和秩序的责任，无论该国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有多么强大……单极世界的主张令人无法容忍，印度期待建立一种世界各国相互合作的多极世界。”美国前任驻印度大使特雷希塔・谢弗也认为：“印度不喜欢两极世界，也不喜欢单极世界。它喜欢多极世界。”

事实上，印度的国家战略是在确保本国在南亚地区主导地位的同时，努力争取实现“世界大国”的夙愿。尼赫鲁早在1954年就曾在印度议会发表演讲时声称：“展望未来，如果没有战争等意外事件发生，那么印度将成为除了美、苏、中之外的世界第四强国。”印度前任副总理阿德瓦尼更是野心勃勃：“如果说20世纪是西方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印度的近期目标是达到新加坡的发达程度，远期目标则是与美国平起平坐。”印度发展对美防务关系，主要目的是利用美国提升自身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美国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兰德公司研究员埃里克就曾经表示，崛起的印度对美国同样是个大麻烦，美国对此必须警惕和防范，特别是要防止印度实力增强后不受美国的控制，谨防在对印关系方面做出过于乐观的预期。

美印“印太”战略利益存在冲突

美印“印太”战略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对印度洋的明争暗夺。从地缘角度看，印度洋作为世界第三大洋，是连接亚洲、非洲与大洋洲以及太平洋与大西洋的重要海上交通线，并且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印度是濒海大国，拥有6100千米长的海岸线，特别是印度半岛向南嵌入印度洋1600千米，犹如巨大而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扼守着印度洋海上交通的要冲。印度前任驻华大使潘尼逊曾称：“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掌握了印度。”因此，印度一直将印度洋视为本国的“内湖”，反对其他大国的染指企图。

美国为了确保印度洋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和美国军事力量的“准入权”，强化美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影响，绝不会容忍具备核能力的印度独自控制印度洋。在冷战时期，美国曾与苏联在印度洋进行了激烈的角逐。冷战结束后，美军不仅没有撤出印度洋，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美国驻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已成为美军在印度洋的“要塞”，是美国控制“印太”地区的前沿基地之一。印度并不愿意美国对印度洋实施控制。2000年11月，美国海军“鲍里奇”号侦察船进入印度洋的印度专属经济区，结果遭到印度海军舰艇的拦截。此后，印度组建了安达曼-尼科巴战略司令部，使部署在印度半岛东西两侧的海军部队与驻守本土的陆军相呼应，并在空军的配合下形成强大的联合作战力量，对美军迪戈加西亚基地构成威慑。随着美印两国在“印太”地区野心的碰撞，双方在印度洋的战略矛盾也将继续加深。

“印太”地区战略力量的掣肘

长期以来，印度在外交战略中奉行“大国平衡”思想，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在大国间左右逢源，从而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在“印太”地区，印度在强化对美关系的同时，也注重发展对俄、对华关系。这种做法将对美印防务关系的发展形成掣肘。

海洋技术概论篇6

摘要：海洋科技突飞猛进，新的可开发利用的海洋资源不断发现，海洋已成为巨量财富源泉，为解决困扰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两大问题展现了新的曙光。本文简要介绍了海洋经济与海洋产业的概念，分析了海洋经济产业的特征，最后提出了海洋经济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海洋产业经济对策

资源枯竭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瓶颈，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能源价格飙升，世界人口激增，各种自然灾害不断刷新历史纪录，政府则面临着来自这些方面的各种威胁。人类在反思自我的同时，加快了调整和自然界的协调统一的步伐，不断的拓展新的经济发展空间，寻求新的资源替代来源，而海洋蕴含的巨大能源资源，正是人类未来希望所在。

然而我国的海洋资源开发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开发不是很充分，海洋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依然不是很发达，海洋中的高科技含量并不是很高，基本上还是以传统海洋产业为主，海洋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依靠资源消耗型的粗放性增长模式。因此，仅仅依靠初始的开发模式，难以维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调整海洋开发思路，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坚持科学可持续的海洋经济增长模式。

1、海洋经济与海洋产业概念

海洋经济包括海洋的开发利用及其保护和与之相关联的各类产业活动。海洋产业和海洋经济相关的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包括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船舶工业、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电力业、海水利用产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沿海旅游等主要海洋产业,以及海洋研究教育管理服务。

而若按照形成时间分类，海洋产业可以分为传统型产业、新兴海洋产业和未来海洋产业。传统型产业主要是指海洋捕捞业、海水制盐业和海洋交通运输业,新兴海洋产业是指海水增养殖业、滨海及海洋旅游业、海水盐化工业、海洋油气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药物和食品工业、海水直接利用业和海洋服务业。未来海洋产业技术尚未成熟但是有很强开发价值的海洋能利用、深海采矿业、海洋信息产业和海水综合利用等。

2、海洋产业特征分析

2.1海洋产业的开放性特征

海洋不同于陆地没有严格的封闭界限，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因此也难以准确的分割其界限，正因为如此国家上对与海域的竞争以及海洋经济的竞争都要比陆地更加激烈，同时也需要更加密切的合作，因此海洋经济就具有开放性强的特点，海洋经济需要跨越地区部门及行业之间的界限，从理论研究层面，海洋经济也涉及到多个产业多个科学领域，总而言之，海洋经济是一个开放型的国际化的全球经济体系。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开始步入大规模开放利用海洋的新时期，沿海国家动用各个方面的技术手段加紧开放利用海洋，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世界海洋经济的发展使得海滨地区成为国家发展与经济开发的热门地段。海洋经济已经成为世界新的经济增长点。

2.2海洋产业的现代化特征

和传统的产业体系相比较，海洋体系本身依托于现代科学技术，对于海洋的开发方面对高新技术的依赖要大于一般的传统产业。因为在广大的海域进行开发，本身具有的难度很大，而且往往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以及密集的知识投入。真是海洋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才推动了海洋开发的迅速扩张。世界海洋产业近几十年所取得的突破，离不开海洋生物技术。海洋石油探测技术的飞速进展。中国目前之所以海洋产业整体开发不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高新技术方面的制约，据数据统计，发达国家在海洋经济发展中倚重的科技因素是我国的两倍以上。我国在海洋经济领域方面缺乏先进的探测仪器设备、资金和技术也不是很到位，因此发展海洋开发高新技术对于推动海洋产业化的发展是势在必行的。从我国的国情上看，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将依托于强大的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

3、海洋产业经济发展策略

3.1加大海洋产业开放领域和发展空间

产业开放主要是指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选择基础条件好的优势产业领域，在投资市场准入条件方面依照国际通用规则进行经济方面的合作。产业开发需要在自身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先进的技术或者管理条件，进行国际产业分工合作，最终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自身的发展。

3.2优化海洋产业区域结构

发展临海产业本身具有重要的调整作用，一方面通过临海产业为载体可以将海洋优势从海洋推广到陆地，扩张海洋产业的服务基地。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吸引陆地资源的开发方向向沿海地区倾斜，充分发挥港口海运等方面的辐射海外的优势。随着海洋开发的深入，海陆之间的关联度日益密切，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优势互补的关系，海洋的深度和广度开发本质上取决于陆地经济的发展状况，海洋经济的制约因素也不然要通过加强陆地经济的发展来加以消除。只有在加强海洋产业与陆地经济的联动中全面布局，优化调整结构产业，才能促进海洋产业在整个经济和资源平衡中的作用。

3.3优化海洋产业技术结构

针对传统产业，要继续发扬其原有的优势，并且通过开发高新技术为产同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延长传统产业的经济优势，形成良好的可持续发展产业。要加强国际地区间的和高新技术相关的信息技术、资金以及劳动力的交流渗透。例如，加强国际渔业经济技术合作，学习国外先进的捕鱼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渔业的整体竞争水平。产业结构的变动一般都是从低级向高级，由粗放到集约逐步提高，从农业为经济支柱的农业社会，发展到以轻纺工业为主的阶段到重化机械的大型工业区结构，再到最近的新技术时代。

4、结论

大力发展海洋经济，需要科研支撑和创新引领，要全面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坚持项目带动，着力打造海洋经济发展平台和载体。抓住发展机遇，积极促进海洋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努力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切实增强海洋经济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同时，注重考虑发挥海洋经济的综合效应，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各级各部门要不断优化服务，形成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为海洋经济创造良好发展环境，齐心协力把海洋经济产业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1］余金.湛江举办海洋经济博览会［J］.中国渔业经济,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