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范例(3篇)

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范文篇1

[关键词]：系统辩证论/发展/唯物辩证法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系统科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现代系统科学是有跨学科性质的横向学科。系统科学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1]。积极开展对系统辩证规律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

1系统是物质世界存在的方式

系统是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决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的结果，而是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最高概括。19世纪以前的近代自然科学主要研究既成的客观事物，19世纪的近代自然科学进入到对事物过程以及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研究。19世纪中期的三大发现分别揭示了细胞向生物体的转化、不同形式的能量转化和新旧物种的转化的科学事实，使人们认识到自然界各种不同事物及其过程通过相互转化而普遍联系起来，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转化联系的宇宙图景。

20世纪的现代自然科学已从研究自然界的既成客观事物、过程及其相互转化进步到研究自然界事物的内部结构、层次和信息，把自然界的事物当作系统加以考察。由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紧密结合，使现代科学整体化的趋势加强。宏观、微观和宇观相互交叉、渗透，科学和技术相互交叉、渗透，各门自然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等，正改变着人们关于物质世界的图景。现代科学认识正向着微观的各层次和宏观的各层次两个方面延伸，从信息、层次、结构和功能的诸多方面揭示自然界的规律，人类获得了对物质世界越来越完整的认识。而任何成熟的科学理论知识本身就转化为进一步科学研究的方法论。20世纪，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的产生，大大开拓了人类的视野，开始了科学研究模式的变革。人类开始了对科学认识论的发展，推动了生物工程、微电子技术和新材料工艺等工程技术科学的兴起。各门学科正由分化走向新的综合，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等方法论学科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普利高津研究热力学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在光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协同论，进一步向传统的科学思维模式挑战。这不仅影响了整个人类生活的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的整个思维方式、整个观念体系。结构功能论、层次论、信息论等正在转化为当代的普遍的科学认识方法。这些科学方法在现代系统论中得到了综合，这一切使科学思维方式逐步走上了恩格斯在百年前就预见到的“辩证的综合”[2]道路。现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已不仅仅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事物作为系统而存在，而是整个物质世界作为系统而存在的科学图景。总而言之，在现代科学所揭示的范围和层次上，都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展示了从无机界、有机界、人类社会到人们的精神领域，从宇观、宏观到微观客体，系统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系统是物质世界存在的方式，系统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

同样，系统是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类认识史的高度概括。从系统观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系统是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系统是物质世界固有的根本属性。不论自觉程度高低，人类总要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或深或浅地在自己的头脑中反映它、认识它。

总之，系统是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有其深刻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哲学理论根据，这已被现代科学技术、人类社会实践及其认识史的发展所证实。

2系统的实质是多元的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系统是物质世界的存在方式，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不论是物质对象，还是知识对象和思维对象，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系统。一切物质都构成系统，一切观念也能构成系统。客观世界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系统，而且它们往往是综合性很强的复杂系统。

系统作为一个标志事物整体的哲学范畴，它揭示任何事物都是由其内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按一定的方式所组成，并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整体。尽管由于观察的角度、研究的方法等存在差异，关于系统的定义也有各种不同的表述，但总起来看，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这是对系统的基本共识。

从更深的层次看，系统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联系和关系，实质上就是种种矛盾、种种辩证的统一关系。因此，可以说系统实质上就是矛盾的集合体、多元辩证的统一体。恩格斯把系统看作一种客观世界的“辩证的综合”[2]。他在概括19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时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联系的清晰图画”[3]。

从宇宙观的角度说，系统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构成的。有人把它们称为系统的三大基元[1]。正是这三者的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才构成了系统整体。从系统自身的角度看，系统包含有要素、层次、结构、功能等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要素、结构、功能三大因素[1]，同样，是由于这些因素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才构成系统整体。

从系统的基本特征看，可以把系统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系统的首要的基本特征是整体性，整体性的关键是整体与部分的辩证统一关系。系统的性质由结构决定，系统的结构性同样存在要素与结构、结构质与量、结构与功能等各种辩证统一的关系。系统的层次性深化了我们对事物矛盾关系的认识，层次性告诉我们既有高层次与低层次间的辩证统一，又有同层次中要素间的辩证统一，更有层次与整体的辩证统一关系。系统的开放性告诉我们，任何系统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进行着物质、能量或信息的交换和转换，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系统，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系统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系统的发生和发展来看，系统的发展都是遵循辩证统一规律的，量变和质变的转换形式，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形式，都会在系统的整体发展中表现出来。

3系统辩证论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是唯物辩证法发展的新阶段

19世纪中期的三大发现使我们认识到自然界各种不同事物及其过程通过相互转化而普遍联系起来，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转化联系的宇宙图景。“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中。”[4]三大发现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辩证法的自然科学基础。其中起核心作用的对立统一规律主要讲的是对立面的转化，它集中体现和反映了三大发现的哲学成果，是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20世纪自然科学把自然界的事物作为系统加以考察，深入研究自然界事物的内部结构、层次和信息，揭示了结构观、层次观和信息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系统观。系统的结构关系和层次关系原理告诉我们，自然界按物质结构的不同分成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无限发展的物质层次。今天的自然界是宇宙物质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长期进化和发展的产物。因此，无限多样的物质层次之间一定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转化联系；高级层次一定包含低级层次，复杂层次一定包含简单层次，因而转化联系必然导致包含联系；又由于物质层次具有质的相对稳定性，它们一旦通过转化形成之后，就同时并存于自然界之中，所以它们之间必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彼此发生着交叉联系。也就是说，自然界物质层次的普遍联系，包括不同层次之间的转化联系、包含联系和交叉联系，而不仅仅只有转化联系。

信息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客观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要素所组成，信息就是物质和能量在时空中分布不均匀的程序，是对物质和能量的组织和控制，它提示了物质结构的实质及其变化的根源。现代系统观是现代自然科学高度综合发展的产物，它把结构观、层次观和信息观集中于自身之中。“在现代科学和生活的整个领域里都需要新的概念思考方式、新的观念和范畴，而从某方面说它们都是以‘系统’概念为中心的。”[5]系统观展现了宇宙的系统联系的图景，它比转化联系的图景在细节上更精细，在总画面上更全面具体。

系统科学揭示了系统、结构、层次等新的物质基本属性，以及这些基本属性同物质、时间、空间、运动等物质基本属性之间普遍存在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性。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实，物质运动、时空、结构、层次、系统等物质诸基本属性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具有内在联系和统一性，形成物质世界各种基本属性的辩证体系，它为建立以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为逻辑起点，以物质的变动性、广延性、持续性、结构性、层次性和系统性为基本内容的系统物质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系统本身就是物质性与辩证性的有机统一，是物质世界的表现形式，是物质世界的本质属性，这是对唯物辩证法宇宙观的新发展。

系统辩证方法是在整体综合基础上的分析，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综合是分析的前提、指导和归宿，分析始终不能脱离综合，在系统的整体联系中认识它的各个部分以及它的各个部分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后再把系统中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系统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综合为一个整体，正确地揭示系统的整体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和综合真正实现了辩证的统一。这不象传统方法那样，先把整体分割为孤立的部分，然后用孤立部分去说明整体，最后在分析孤立的部分的基础上再把它们还原为整体，但是，这个整体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整体了。整体——分析——系统整体的系统方法原则是对唯物辩证法方法原则的重大发展。

现代系统科学的哲学成果集中体现和反映在系统辩证论当中。系统辩证论所揭示的系统辩证规律主要在系统、结构、层次和信息诸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规律，特别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发展，克服了对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片面理解，在唯物辩证法原有范畴和规律的基础上，使辩证法对事物的复杂性认识更精确、更全面、更彻底，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弥补了唯物辩证法原有规律和范畴的不足，是唯物辩证法的新阶段，是反映现代科学和人类实践的哲学新成果。

4系统辩证规律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系统辩证论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的新成果，进一步探究了物质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普遍本质，揭示了物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系统辩证规律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4.1系统辩证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

哲学是对客观世界及其具体事物的最一般最普遍的本质的抽象和反映，高度的抽象化是哲学的重要特点。但这一特点并不妨碍哲学对客观世界及其具体事物的认识从抽象再上升到具体。哲学的发生发展呈现着两种趋势：一方面它在不停地分化，从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具体性。另一方面它又不断整合，从而显现出丰富性和系统性。唯物辩证法原有的范畴和规律并没有穷尽对客观世界及其具体事物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性认识。随着哲学体系的不断完善，各种新范畴、新规律的发现，唯物辩证法会不断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系统辩证规律不仅从这个意义上使唯物辩证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更重要的是系统辩证规律所反映的是物质世界及其具体事物的整体的、系统的本质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物质世界及其具体事物的总关系本身，反映了客观世界及其具体事物普遍本质的全面具体性和完整系统性，即从事物的内部有机联系、从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来辩证地系统地看待客观世界。这就进入了整体——分析——系统整体的系统辩证思维阶段。因此，系统辩证规律本身是抽象和具体的直接同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

4.2系统辩证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精确化

唯物辩证法指出了事物不但有质的规定性，而且还有量的规定性。但它本身却未对事物量的规定性作出具体精确的哲学概括。系统辩证规律认为系统的结构决定事物的性质，它给出了系统结构具体的量的规定性，如物质量、运动量、几何量、信息量等。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上作出了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的概括，等等。使数学成为“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形式”。[6]系统辩证规律是对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实践成果的直接概括，它所作出的量的规定性是与客观事物相吻合的，可以被证实的，它有助于我们对客观事物展开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系统辩证规律的某些内容借助数学工具，用数学的形式加以表述，这就使唯物辩证法更加精确化，使我们能对复杂事物系统的整体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定量分析，从而达到全面而具体的精确认识。

4.3系统辩证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深刻化

系统辩证规律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整体本质关系，在一定水平和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事物内在的总关系本身；而唯物辩证法的原有范畴和规律所反映的只是客观事物总关系中某种最一般的关系，而不是总关系本身。事物的整体本质关系必然内在地包含事物的各个不同方面的本质关系，因此，系统辩证规律必然内在地包含唯物辩证法的原有范畴和规律。这种内在的包含、发展并深化了唯物辩证法。发展和深化绝不是替代，因为系统辩证规律和唯物辩证法的原有规律以及范畴都各有其具体内容、使用范围和作用。整体优化律深化发展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结构质变律与层次转化律发展深化了质量互变规律，差异协同律发展深化了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唯物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把矛盾看成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根源，而差异协同律进一步把事物的差异和协同作用看作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根源。事物的差异和协同作用既是矛盾斗争的积极成果，又是对矛盾同一的发展和丰富，因为矛盾的同一仅指对立两极的同一，而系统的差异协同作用是指在对立两极同一的基础上实现所有子系统在客观整体上的联合和协调，即多元的辩证统一。事物运动发展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事物的差异和协同作用。事物的差异协同既包含了对立面的斗争和同一，又进一步使之深刻化和具体化。比如，对立统一规律认为，事物由多种矛盾组成，但事物内部的多种矛盾是通过什么整体关系和形式构成事物？这个问题在对立统一规律那里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而系统辩证规律却可以精确地告诉我们，事物内部诸要素所构成的诸矛盾是通过结构关系和形式构成事物自身的。结构把事物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联接为一个有机整体，确定了它们在整体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把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辩证地统一于一体。因此，结构决定事物性质的提法比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提法更精确、更严密、更深刻，使唯物辩证法对事物的复杂性认识更精确、更全面、更彻底。系统辩证规律内在包含唯物辩证法的原有规律和范畴，把唯物辩证法的新旧范畴和规律联接为辩证法的新体系，是唯物辩证法的深刻化。总而言之，系统辩证规律为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增添了全新的内容，提供了崭新的形式，把唯物辩证法推向了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范文

【关键词】总体观/总体方法/全然性/时代性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51(2003)06-0060-(04)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总体观回顾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同总体、全体、整体、系统等范畴的改造发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1](P492)从客观内容看，总体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作为客体，社会和思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的发展。马克思把总体、系统范畴运用于分析和解剖人类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就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在其发展进程中向总体的转化”[2]。他对最复杂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进行经济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规律，并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出发，发现了古往今来贯穿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总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自然观的创新同样与总体、整体、系统范畴的应用和深化发展分不开。他以康德的宇宙总体自组织双向演化学说为依据，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总体的物质自组织原理。尽管当时对宇宙核能源的生成问题还完全不清楚，但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能动的物质观，站在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基点上，从哲学上超前预测到物质总体的双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自组织原理，使发展原理和物质原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范畴中达到真正的统一。他接着从总体方法论的新视角研究唯物辩证法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整体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并运用总体(整体)范畴科学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总体系统结构，全面概括19世纪下半叶整个自然科学最新发现，构建了自然辩证法这门关于自然科学的总体辩证发展的哲学新学科。他指出：“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宇宙是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3](P409)

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运动的总规律，使总体范畴上升为统摄唯物论与辩证思维运动的总的方法论。马克思在1845年春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运用总体方法，在人的思维与客观真理、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当中把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纳入新世界观；在人的本质与社会形式上引入“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认识和变革世界的新世界观，使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升华为以变革世界的实践为特点的总体观。

列宁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总体观的同时，还从两个方面深化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理。其一，把现代唯物主义看成是在时代科学中从系统到总体的不断发展的前进运动，提出了唯物主义在核时代总体发展的新原理；其二，从这一新原理出发，吸取黑格尔的总体方法论有价值的东西，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范畴的方法论功能和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功能研究。

列宁重点论述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整的统一性，使唯物主义世界观推进到核时代的历史新水平。他继续和发展恩格斯的彻底唯物主义路线，不但把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提高到核时代的“客观实在性”，而且从核时代原子核微观粒子的新发现出发，继续深化辩证物质观，提出“发展原则”、“统一原则”，“此外还必须把发展的普遍原则和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等等的统一的普遍原则联结、联系、结合起来”。[4](P282)他并以这一发展唯物论的总体指导思想为依托，从“原子、电子”等微观粒子层次上提出“物质深邃无限性”的新原理，这一新原理和列宁对物质“客观实在性”的核时代物质观相结合构成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系统到总体的时代深化的重大发展。他提出的“发展原则”必须同“统一原则”相“联结”、相“联系”、相“结合”的指导性原理，为历史新时期深化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科学提供了完整的现代唯物主义基础和方法论指南。

二、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和方法论的深化

其一，列宁从哲学是“大圆圈”的新视角展开对唯物主义总体观方法论探索。黑格尔提出思辩的总体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过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质，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环绕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着；同时这个圆圈是许多圆圈的一个圆圈……这一链条的各个环节便是各门科学”，“方法是仅仅和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因此，它是对自身的简单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存在。但是现在这也是充实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并且全然集约的总体的存在”。[4](P263)这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重要的规定之一，他以观念的“全然集约的总体”系统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约的总体”，只要打破黑格尔封闭的思辩系统，仍会显露这一方法的总体整合的辩证方法论的现代功能。

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哲学就是这一科学技术系统在经过“圆圈的圆圈”的科学技术总体进行“全然集约的”整合产生了“大圆圈”——即各门科学的新的哲学“总体”整合的结果。列宁把哲学的辩证思维的总体“大圆圈”看成是在实践中沿螺旋线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辩证的思维圆运动，由感性具体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性经过实践的检验上升到新一轮实践的更高的辩证思维中的“理性具体”，进而在更高的实践过程中经过检验达到辩证理性的整体的高度的综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唯物主义整体综合方法论意义上，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思维通过整体双重化运动、达到更高的辩证法综合有序化的发展目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黑格尔给当代辩证法设定的目标就是通过否定性(矛盾性)的双重化的整体的思维运动，“更大的扩展同时是更高度的集约”，“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加丰富，就愈加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使自己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称这是“对辩证法这个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4](P261)列宁吸纳了黑格尔从总体功能上对辩证法这一最重要的科学界定，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对于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功能仍有现实的价值。

其二，列宁对总体、现象、规律关系的唯物主义新研究。这对于“左”的思潮将辩证法规律的绝对化、简单化、庸俗化和严重扭曲化的批判方面，更加显示其方法论的指导价值。黑格尔认为：“规律是本质的现象”，“规律的王国是现存世界或现象世界的静止的反应”。列宁指出：“这是非常唯物主义的、非常确切的(从‘静止的’这个词来看)规定。规律把握住静止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并在概括黑格尔对总体、现象整体与规律关系的合理论述时指出，“规律”比起“总体、现象”仅仅等于“部分”，虽然“似乎承认，规律能弥补这个缺陷，既能把握否定的方面，又能把握现象的总体”。[4](P166-167)因为黑格尔已从物理学发展史的深刻教训中看到，把任何物理学重要规律绝对化，抬高到代替其他规律的位置，都会阻碍科学的前进和发展。物理学本身的发展也推倒了这种窒息科学、阻碍认识前进的错误行径。正如达尔文的宏观生物进化论已在上世纪逐渐在分子生物学、基因遗传学和信息遗传学中不断深化并向新达尔文主义方向发展一样，把发展的某一规律绝对化、偶像化为唯一发展规律甚至代替了其他规律和辩证法的全部范畴体系，它所带来的窒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恶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其三，对总体范畴内涵的新研究。古代哲学就已从宇宙学的视角直观地看到宇宙整体的分与合的功能。但在两千余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囿于经验观察的局限性，有的把“分”绝对化了，有人把“合”绝对化了，如古代希腊的芝诺把运动空间的可分性绝对化，最后走上了否定运动的歧途。庄子则把“一尺之椎”的可分性绝对化为“日取其半，永世不竭”的无限可分性，从而走上了否定庄周主体存在的荒唐唯我论。

“分”和“合”的现代哲学的表述即连续性表征宇宙总体的“不可分割性”，如各种呈连续性存在的物质场(引力场、核场、电磁场等)；非连续性表征具体物质的“可分割性”，如各种呈非连续性存在的宏观物体，微观分子、原子、核粒子等。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能够更准确地表征场与粒子、“分”与“合”的物质总体的统一，说明当时牛顿无法解释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巨大宇宙空间通过引力与引力场在宇宙总体中的“超距”作用，因此既不存在离开物质场和宇宙总体的绝对可分的粒子，同样不存在绝对不可分的原子。每个物质层次可分性与不可分性、时间的非间断性与间断性、认识的非区分性与区分性、活动的非间歇性与间歇性、空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事物的联系性与非联系性[5]都是同时存在着的。2500多年以前的老子就认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6]列宁讲在物质总体中二者的连接才是“真正的辩证法”。

其四，对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发展。“辩证法的要素”俗称“十六要素”[4](P249-251)是列宁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遗产的重大贡献，不但在辩证法的内容上总体性思想较明确，而且对辩证法的总体结构建构上总体性思想也是较明确的。如在辩证法的内容上，列宁多次较直接地表述了总体性思想：“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倾向”、“关系的全部总和”、“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等。在辩证法的总体结构上，起初列宁在全盘改造黑格尔哲学遗产时把唯物辩证法概括为“三条”，认为“大概这些就是辩证法的要素”，紧接着又把三要素扩展为“七要素”、“十六要素”，囊括了三个发展规律和系列范畴，这是对辩证法的总体扩展和深化。北京大学的王东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已有精彩的阐述，[7](P106)故不再赘述。当然，列宁深知宇宙自身不断发展，随着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还会揭示新的要素和方面，来扩大辩证法科学的内涵。列宁的这一重要方法论遗产对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克服“左”的错误，推动辩证法的信息化新发展仍有特殊的现实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总体观是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哲学世界观基础

二战后，在全球生态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西方的学者和科学家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作了大量的工作，中国政府在领导经济发展中吸取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合理内容，并把它作为我国未来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哲学世界观是什么?西方思想家还不能从科学的哲学世界观来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如美国著作家、社会活动家杰里米·里夫金与特德·霍华德(JeremyRifkinwithTedHoward)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版了《熵：一种新世界观》[8]一书，试图回答可持续发展的哲学世界观问题，该书出版后曾轰动西方世界，我国很快就有中文译本问世。但通观全书，作者站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立场上，把热力学的熵的单向发展搬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对全球的生态现状作出悲观的描述，把“热熵”当作自然界最高的科学定律，所谓《熵：一种新世界观》实质上是世界“热寂说”的新翻版，按照这种新世界观可持续发展最终只能导向发展的“零的增长”，最后走向全球的生态灾难和人类的灭亡。这种以“新”为标榜的世界观没有汲取核时代宇宙的双向演化的熵功能，没有看到生态系统的熵的双向演化功能，客观上起着只让富国发展，不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宇宙间实际上只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能量。一类是以光子作为物质基础的能量——物质热辐射能，另一类是以暗物质粒子作为物质基础的能量——物质冷辐射能。”[9]并认为，后一类是“负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17世纪30年代英国渥塞斯特(Worcester)侯爵制造的非常著名的“永动机”实验，现在看来实际上就是想利用负能运转的机器。关于“永动机”，可将其简单地理解为：非人力、畜力和常规能源为动力的一经开动就永远不停地运转的机器。古今中外有很多有识之士尝试制造“永动机”，目的都是为了“省力”而“作用大”。13世纪就有了企图制造“永动机”的记载。实际上“亚永动机”早已出现：如，水车、风车；风力、水利、太阳能发电机等。当今，达到第一宇宙速度(7.9km/s)的人造地球卫星和航天器实属真正意义上的“永动机”，它的诞生意义深远，已经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人造飞行器的宇宙速度会不断提高，研制“永动机”的脚步不会停止，“负能”的利用将会诞生更多更好的“永动机”。

我们不是否定包括能源危机在内的生态灾难发生的现实可能性，但不能把可能发生的东西当作唯一的现实根据。只要充分利用现已达到的防止生态恶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只要和平与发展仍占时代主流，在各国政府协商和通力合作的基础上，推行全球化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得力政策，通过加大生态环境防治的人、财、物的投入，就有可能逐步扭转全球生态恶化的现实，恢复全球的生态向良性方向即有序化的减熵方向转化。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物质自组织原理为指导对核时代揭示的物质总体熵的双向转化进行新的哲学概括，提出了总体性的哲学熵原理。[10]哲学熵范畴是以宇宙熵原体为客观依据的，但它是以信息高技术为依托的现代人的智能对宇宙熵的能动的社会反映，其现代技术前提是智能化的全球环保高技术，而形成哲学熵的最重要的智能要素，是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不断提高环境意识的能动的人类主体。[11]技术客体是硬件，掌握环保技术的人是软件，但软件——人有无限的环保技术的创造力，两者的结合构成现代哲学熵的空前巨大的保护、恢复生态环境的能动力，可更快地恢复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自然科学的理论方面，哲学熵原理是以耗散结构的非平衡态热力学、协同学等最新科学理论为自然科学依据的，着重点是解决自然界由无序向新的有序化的生态环境的恢复，这一哲学熵唯物主义总体自组织原理既是恩格斯物质自组织原理的运用，同时又为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当代生态经济学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现论依据。应该承认，二战后半个多世纪，全球工业化空前扩展，由于忽略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导致全球环境的不断恶化。草原大规模沙化，森林大面积毁灭，江河污染不断扩大，大气污染日趋严重，工业污染排放物仍未受到控制，气候条件变化异常，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日趋减少等等。但是，只要自觉贯彻哲学熵物质自组织原理，在各国政府积极的环保政策的指导下，特别是工业大国主动地减少排污量，竭力改善和保护全球环境，就一定能够尽快实现环境由增熵向负熵的发展方向转化，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

二战后，西方涌现了两次信息科学革命，创立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信息通讯理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始于西方的数字化电子网络化信息革命引发的智能化机器人的后工业化的革命方兴未艾。高科技不断取得重大的突破，但整个西方科学哲学仍未脱离旧实证论的窠臼，多囿于某一科学成就来替代哲学世界观。如，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的“整体主义”，就是把维纳的控制论的正、负熵观点和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直接提升为“现代整体主义”哲学方法的主流，而贝塔朗菲(LudwigVonBertalanffy,1901～1972，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则试图以生物系统论为基点建立一种“系统哲学”，其创造哲学总体论的尝试在“时兴”一阵之后就在世界哲坛上如昙花一现，销声匿迹了。因为这种急功近利的哲学创新，在哲学上既缺少正确的方法，又离开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不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全面的科学哲学的认识之上。

总之，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总体观是以理性具体表明事物及其相互联系的全然性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是运用总体观，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事求是、开拓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人，在新世纪、新挑战、新机遇面前，将会以新思路、新作风、新面貌率领中国各族人民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马克思主义总体观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她的智慧源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期待着创新、腾飞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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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董长军.宇宙能源新概念——负能[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范文

一、哲学主题的根本转换: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无疑是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用文学的语言来说,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犹如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它使哲学这片思想的园地沐浴在“新唯这里我们应当注意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关注的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人的命运。马克思发现,如果不能给工人、劳动者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被压迫的人们以真实的利益和自由,人类解放就是空话甚至沦为一种欺骗。所以,马克思提出了超越“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彻底革命’、“人类解放”的问题,并认为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担当“解放者”这一历史角色的,只能是无产阶级。为什么?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是一个随着现代工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阶级,在他身上“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因而是一个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的阶级;同时,无产阶级又是一个“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的阶级,是一个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阶级。

那么,在人类解放过程中,哲学的作用是什么?或者说,哲学的职能是什么?在《导言》中,马克思说了两句形象而又深刻的话:一是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二是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哲学是人类解放的“头脑”①。既然是“头脑”,那么,“头脑”必须清醒;“头脑”不清,就不可能确立人类解放的真实目标,不可能理解人类解放的真正内涵。列宁说过,在工人中并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要从一个自发的阶级转变为一个自觉的阶级,需要进行思想教育。的确如此。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并受资本家剥削的工人,赞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并不少。同样处于被压迫的奴隶地位,有起来反抗奴隶制的奴隶,有满足于奴隶生活的奴隶,也有赞美奴隶生活的奴才。实际上,奴隶主义并不是奴隶主的“主义”,而是没有觉悟的奴隶的“主义”。换句话说,要使无产阶级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使命,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是人类解放的主体或“解放者”,那么,无产阶级就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有自己的哲学。

因此,联系经济学的研究和历史学的考察,从哲学上探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目标、内涵和途径,就成为马克思的首要工作。这一工作的成果,就是“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就是“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一句话,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与传统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重在解答“世界何以可能”不同,作为现代哲学、新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在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为了解答人类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探讨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本体,并使哲学的聚焦点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本体。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们每日每时必须进行的基本活动。作为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人是在实践活动中自我塑造、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人通过实践改造着自己的自然属性,人通过实践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属性,直接决定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也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一句话,人是实践中的存在,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本体。正因为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或生存本体,所以,人的生存状态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即使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也是在实践活动中发生的。具体地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劳动,这种人的生命活动异化了,人与人的关系物化了,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统治人,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揭示出被物的自然属性所掩蔽着的人的社会属性,揭示出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发现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秘密所在,并力图付诸“革命的实践”,消除劳动的异化、人的异化,从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如果说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那么,“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命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己经成为固化的、正统的、经典的定义。可问题是,马克思一生从来没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称谓他所创立的新哲学,从未提出或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在《申圣家族》中,相对“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提出的是“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相对“旧唯物主义”,马克思提出的是“新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在《意志意识形态》中,相对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马克思提出的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那么,是谁首先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谁首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历史上春“辩证唯物主义”是狄慈根首先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恩格斯首先提出的,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则是卢卡奇首先提出的。

1886年,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领域中的漫游》中首次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用于描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但真正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则是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仅是唯物主义哲学,而且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①;由于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历史领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辩证唯物主义称作历史唯物主义。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历史的”这个“形容词”不是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征,而是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这个领域就是社会历史领域。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作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作历史唯物主义,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

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用列宁的原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作辩证唯物主义”②。那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关系?列宁没有明确回答这一问题,但提出了一个与此密切相关且影响深远的观点,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中的“推广运用”。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

,列宁提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思想史的独特贡献,意义极其重大。从空间上看,自然和社会相距很近,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似乎近在咫尺;从时间上看,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又相距遥远,两者之间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时间距离。人类是从自然开始自己的唯物主义历程的,在古希腊时期就创立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但一直到19世纪中叶才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这就是说,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到唯物主义历史观,人类整整走了两千多年的心路历程,用中国的成语来形容,那就是“咫尺天涯”。恩格斯说过,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哲学发展道路在这里就开辟出来了。的确如此。没有对社会的科学理解,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辩证法和认识论,这也就是说,没有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没有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像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辩证唯物主义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世界观,而“历史唯物主义”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涉及、所解释的领域之一,是历史观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辩证唯物主义仅仅涉及、解释自然界,是自然观,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涉及、解释人类社会,是历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部分,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同一个领域,也就是人与世界总体关系的研究中呈现出来的两个理论特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新唯物主义”的两个不同表述。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转化为哲学思维方式,从而创立一种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三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也就是新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理论特征。其中,实践唯物主义是本质特征或根本特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基本特征都是从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本质特征引申出来的,是这一本质特征必然展开的内在逻辑和理论表现。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又是对新唯物主义的三个不同表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称谓。用“实践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透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内含的实践维度及其首要性和基本性,因为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①。用“辩证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透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内含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②,按其本质来说,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用“历史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透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内含的历史维度及其彻底性和完备性,因为唯物主义的彻底性、完备性集中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哲学发展道路也就在这里开辟出来了。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一生只使用过一次“实践唯物主义”而认为这一概念不成熟,我们不能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倡导“实践唯物主义”而忌讳这一概念,我们也不能因为前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有许多局限性而“废名”。

三、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关系:资本批判的存在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院派”,更不是以往哲学主题延伸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同对时代课题的解答密切相关,并与之融为一体。反过来说,马克思对时代课题的解答始终贯穿着哲学批判。马克思说过,德国是一个哲学民族。的确如此。在英国,社会运动首先表现为经济运动;在法国,社会运动首先表现为政治运动;而在德国,社会运动首先表现为理论活动、哲学运动。在《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别实际的意义。

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①马克思所走的道路就是一条典型的德国人的道路。具体地说,马克思不是直接从现实出发去解答时代课题的,而是通过对哲学的批判返归现实,从而解答时代课题的。可以说,马克思每前进一步都是通过哲学批判取得的: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1845年的“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以及“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1846年的“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的批判”。这一系列的哲学批判使马克思得到了严格的理论锻炼,对现实的社会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使他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有了更透彻的理解,从而创立了实践、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科学地解答了时代课题。

马克思的哲学批判集中体现为形而上学批判。从历史上春“形而上学”在对终极存在的探究中确立一种严格的逻辑规则,标志着作为理论形态的哲学的形成。但是,形而上学中的存在又是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存在。无论是近代唯心主义哲学中的“绝对理念”,还是近代唯物主义哲学中的“抽象物质”,从根本上说,都是一种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无关的抽象的存在、抽象的本体。因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②,并认为批判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趋向人的世界和人的存在,对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给予深刻批判,对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给予深切关注,从而使哲学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和人类解放的“头脑”。

有一个问题我们应当注意。什么问题?这就是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纯粹哲学”的层面上,而是将形而上学批判同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而上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发挥其政治功能,从而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辩护和服务。问题是,形而上学这样一种抽象的哲学形态为什么能够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理论上看,形而上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因为形而上学中的抽象存在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抽象统治”具有同一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受抽象统治,而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关系的统治与形而上学中抽象存在的统治具有必然关联性及其同一J险。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就是,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原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同一性原则不仅对应,而且同源,正是在商品交换中,同一性原则获得了它的社会形式,离开了同一性原则,这种社会形式便不能存在,所以,形而上学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说,形而上学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发挥其政治功能的。

在我看来,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高度关联、融为一体,这是马克思的独特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存在方式。科学社会主义正是以哲学批判为前提,以资本批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是从剩余价值开始,是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四、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所在在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种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这就是以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来否定科学社会主义。波普尔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根据历史规律对未来的令杨耕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历史所作的预言,而历史不可预言,因为历史规律根本不存在,历史本身是事件的堆积;科学社会主义的“大错”,就是相信历史规律,只要“清除”历史规律,就能摧毁科学社会主义。波普尔的确看到了一个合理的事实,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历史规律,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为其理论前提和客观依据的,但他又把这个合理的事实溶解于一种不合理的理解之中。究其实质,是力图釜底抽薪,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可是,波普尔是在否定一个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这就是,历史的确有其内在规律。不管他如何诅咒,也无法“清除”历史规律。从历史上看,每一代封建君主都被反复教导如何进行统治,甚至编写了《资治通鉴》之类的书供他们阅读,以希图封建王朝万世一

系,可是,历史上照样发生农民起义,照样发生改朝换代,照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这一个一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的出现,体现的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吗?法国的拿破仑、美国的林肯、中国的孙中山……这一个一个不可重复的历史人物的出现,体现的不正是时势造英雄的规律吗?说过,历史上的事件与人物,是“只过一P“只演一回”的,但有的历史事件与人物虽然“只过一P“只演一回”,却“永久存在”。这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之所以“永久存在”,就是因为符合历史规律、顺应历史规律。英雄与小丑、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分界线就在于,是否把握历史规律以及如何处理人与规律的关系。顺历史规律而行者是英雄,流芳百世;逆历史规律而动者是小丑,遗臭万年。在认识历史时,我们应当区分三个概念,这就是: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规律。任何历史事件的产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其中的偶然性使历史事件各具特色、不可重复,历史事件因此都是“一”;历史现象则是“多”,明治维新是“一”,是“一”,罗斯福新政也是“一”,可改革或改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是“多”;在这多种多样的历史现象的背后,就是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能重复起作用的历史规律。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的支配下,社会发展呈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从人类总体历史看,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没有也不可能早于资本主义社会,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于1640年,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于1789年,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则形成于1911年。同样,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早于封建社会,西欧的封建社会产生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则形成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221年战国时期,如此等等。

在研究历史时,有的人总是不顾及历史的规律性而沉酒于“如果……就……”的假言判断中。比如,在有的人看来,如果成功了,中国就如何如何;如果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资本主义,今天就如何如何。然而,历史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并不以“如果……就……”的公式为转移。实际上,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如果……就……”的论断是永远不能被验证的,因而是没有科学意义的。沉酒于这种研究方式,我们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虚幻的历史。这绝不是误认风车为妖魔的堂吉诃德式的战斗,而是实实在在的两种历史观的对立,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对立。

马克思一方面制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另一方面又拒绝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进行论证,提供“预定看法”。在致纽文胡斯的信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而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①。这种态度本身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而不是上帝;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它没有也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未来社会一切问题的答案。自诩为包含一切问题答案的学说只能是神学,而不可能是科学。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找不到有关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这不能责怪马克思,要责怪的只能是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本性”的无知。恩格斯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我们只能按照马克J恩主义的“本性”期待它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它做它不能做的事。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实质

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是德国,但我们无需“乡愁”或“乡恋”,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基础上产生的世界性的精神产品,并非仅仅属于德国和西欧。我在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也就是整个人类历史,而是指各民族、各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使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或者说世界历史在今天己经是一个可经验到的事实了,但它却形成于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趋势,并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命题表征了这一历史趋势。在《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②。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再次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如此,不仅形成了世界市场,而且形成了“世界文学”,也就是形成了世界性的精神产品。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世界性的精神产品。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提出的这样一种思想,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开拓世界市场,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实际上造就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正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着双重剥削,这就是,不仅剥削本国的工人阶级,而且剥削他国的“农民的民族”;不发达国家则遭受着双重苦难,这就是‘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这就是说,西方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世界化了,外化为“农民的民族”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并使不发达国家产生了同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①。

可是,我们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产生时主要是反映了西欧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反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反映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科学社会主义则更多地吸收了法国社会主义的传统。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然产生一个民族化的问题。恩格斯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并在《美国工人运动》中提出了工人阶级纲领“美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不同国家的具体实际、不同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转化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改造世界的功能。就中国而言,马克恩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这一“移自外域”的理论“取得民族形式,“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成为中国人民认识历史、改造现实的恩想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然包含着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否则,就难以中国化。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