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哲学思想论文(精选8篇)
柏拉图哲学思想论文篇1
关键词: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美学思想说
一、不同的时代背景
在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进行阐述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他们的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一些重要的思想源泉进行简略的说明,以便更好地理解掌握他们的美学思想。
黑格尔曾说:“柏拉图并不是一个玩弄抽象理论和抽象原则的人,他的真实精神,不能是别的,而只能是他生活与其中的真实事物。”柏拉图于雅典的一个门第显赫的富贵之家,父母均为贵族后裔,他的贵族思想倾向非常明显。在雅典,奴隶制社会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危机,最后贵族派失势了,民主派当权了,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民主制判处了死刑,这对于始终站在贵族阶级立场上维护贵族集团利益的柏拉图来说,不啻为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维护贵族奴隶主的势力,柏拉图猛烈抨击民主政治,竭力要求按古希腊城邦的社会规范来改革政治,治理社会。“他把奴隶主贵族中的上层人物比成哲学家,使哲学家获得政治,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的灾祸是无法避免的”。为了这一至上的政治理想,柏拉图抬高哲学和哲学家,将其他的学术(包括艺术各门类)与技艺混同起来,并把艺术当作政治王国的工具,贬低艺术和艺术家的地位,忽视艺术自身的独特性,把政治效果当作衡量艺术好坏的标准。《理想国》更是把哲学、伦理思想说成是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不成熟的雅典民主制给雅典人民带来一定的灾难。这一切使柏拉图更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同时也影响了他对艺术的正确认识。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雅典民主制较成熟的时代,其父亲是马其顿王的御医,他自己做过亚历山大的老师,然而,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不同,他并不热衷于政治,也没有复兴奴隶主贵族制的重任,亚里士多德只是从他的社会哲学概念出发,认为:“共和政体,即温和的民主政体,乃是对雅典最良好的政治制度。”政治上的低调,使他在哲学、美学等其他学科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他的治学观不会受到传统的百科全书式的荷马文化和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等习惯于泛谈一切(包括玄学)的学问家们(包括柏拉图)的带有严重诗化倾向(巴、恩二氏均用诗体写作)的泛哲学的影响,尤其是对柏拉图思想的继承与创新,使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为成熟。亚里士多德在美学上着重批评柏拉图的“理念论”、“灵感说”,对艺术进行较全面的阐述,对艺术的作用给予较公允的评价,形成自己的诗学体系。
此外,伯里克利执政时期雅典的民主制最兴盛,兴建大型剧场,发放观戏津贴,组织戏剧竞赛,戏剧成为一种民主政体用以实现政治、道德教育任务的文艺活动,戏剧演出活动成为雅典公民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可以说古希腊戏剧是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产物,这种现象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文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
文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是整个文艺理论的根本问题,在古希腊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也只有从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转向研究人和社会的过程,从而率先引起苏格拉底的注意,而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从各自的理性主义的哲学观点出发,以模仿说来解释和论证文艺和现实的关系。
“模仿”的希腊语是“mimesis”。它有两项主要含义:
1、模仿,原型(模特儿)的复制;
2、凭借艺术的表现、再现。
英语系统研究模仿说的学者,往往也相应以这两项含义来理解模仿。
1、“imitation”(“模仿”)。模仿的行为或事例;复制品,仿造的相似物;模仿某一作家的风格或文体的作品或文章;
2、“representation”(“表现”,“再现”)。表现物,如艺术作品、戏剧的扮演或演出、表现的行动或动作、被表现的状态;以可见的形象或形式来表现,例如用描画或描写;再现,重新表现。
由此可见,必须注意希腊语的mimesis有双重的含义,否则容易引起误解。不同的哲学家在阐述各自的模仿说时,或者强调其中某一重含义,或者兼而有之,所以切勿以汉语的“模仿”而望文生义,从而发生误解。
(一)两种对立的模仿说
以模仿说来解释事物,希腊古已有之,最早出现在巫术观念里,以后早期哲学家们也以此阐述其学说。
也只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才以模仿说来具体、系统地阐述各自的文艺理论,但他们两人的模仿说的哲学上的理论依据是根本对立的。
柏拉图模仿说的哲学理论依据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观念论。他将客观的、永恒的、不变不动的理念看作是万物的本原、目的,可感事物之所以被派生出来,是由于模仿同名的理念。他的模仿的意义是确定的,必须有三种东西:(1)作为存在在先的模仿的对象的模型(理念);(2)体现这种模仿的“穆德革”(demiourgos),即制造者,在文学艺术中即是指文学艺术家;(3)模仿的产品。循此,他认为可感的客观世界处于变异之中,原本是不实在的,它是由模仿理念而派生出来的。而作为诗、画、雕塑等艺术品,则是作者模仿事物的产物,所以是“模仿的模仿”,因而同神所创造的理念“真实体隔着三层”,或和“真理隔着三层”。并因此而得出从根本上否定文学艺术的普遍结论:模仿者(可以泛指文学艺术家)的灵魂是非理性的,模范的作品是低劣的,是虚幻的幻影。
从根本上讲,柏拉图的模仿说,即他解释文艺与现实关系上的哲学观点的出发点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将文学艺术作品理解为被动的、消极的仿制品。正因为这样,柏拉图是西方美学史上极端否定文学艺术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深刻地影响了中世纪的美学理论,从而也间接地导致文学艺术的衰落。
实质上,柏拉图的美学观正是纯思辨的,而他的文艺观,不是从一般贵族奴隶主,而是从上层贵族奴隶主为首的哲学王立场出发,并认为一切文学艺术都是从属于维护上层贵族奴隶主的理想国的利益,文艺既无独立存在的价值,又根本不考虑一般公民的实践生活。亚里士多德在讨论第一哲学时确也是纯思辨的,但是在具体讨论到文艺时,却是现实主义的,有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并强调和重视文艺对公民们的世俗的需要,肯定文艺是自律的,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柏拉图的美学观及其模仿说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的认识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因而也是现实主义的。亚里士多德的作为解释文艺和现实的关系的核心理论的模仿说,从其开始讨论文艺起源的观点来看,就渗透着唯物主义的,即现实主义的精神,强调文艺起源于对自然,对客观世界的模仿,诸如对存在于自然中的音调和节奏的模仿,而这种模仿活动是人的本性使然。在这种模仿活动中,在鉴赏模仿再现的文艺作品中,艺术家和鉴赏者都可以因此而获得。贯彻在这种文艺模仿起源说中的是认知,将文艺的起源同知识的起源相互联系起来,并自始至终将艺术的起源、创作和发展同人的认识活动联系起来,从而从一开始就排除了神秘主义的、非理性的因素,渗透着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渗透在他的整个文艺理论中。
艺术起源于模仿,这个观点并非是亚里士多德的独创,他的创造性贡献在于,用知识的发生学方法,或结合人类认识的发生来论证这种文艺起源模仿说。表面上看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间并无根本上的区别,实际上区别在于,柏拉图认为这种由于模仿而产生的文艺,与真理实在“隔三层”,是与知识对立的,它仅仅是虚幻的幻影,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类模仿自然的同时,也就是获得知识。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人是对立的。
三、文艺的社会功能
柏拉图对传统的文艺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他又高度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柏拉图认为智慧和理性是最高的,只有哲学家才懂得真正的快乐和利益,所以应该由哲学家统治城邦,正确地引导和教育人民。柏拉图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不准诗人闯入理想国的城邦。声称,诗人和画家一样,他们的模仿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的价值,所以“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正是由于诗人逢迎灵魂中低劣的部分,以影响别人,连好人们除掉少数例外,也受到它的坏影响,因此,即使是人们所崇拜的荷马,也在排斥之列。柏拉图之所以对传统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持否定态度,另一重要依据是,这些文艺的内容是亵渎神的。他主张把一切美好的属性都归诸神,而荷马和赫西奥德等诗人虚构了一些故事,讲给别人听,“没有能用言词描绘出诸神与英雄的真正本性来。就等于一个画家没有画出他所要画的对象一样”。柏拉图清楚地认识到文艺在培育人的灵魂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传统的文艺仅仅停留在远离真实的本体,即他所谓的与真理隔三层,加之又亵渎神明,败坏社会各等级的天赋本性及其德性,从而对此持剧烈批判态度。但他最后之所以持极端的立场,坚持要将诗人逐出理想国,最根本原因在于以《荷马史诗》等为代表的传统文艺,出于其模仿的本性,从而破坏了理想国的立国之本――分工的原则。但在晚期,柏拉图的观点有了变化,对模仿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有条件地肯定史诗、悲剧和喜剧,提倡依法治理文艺。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讨论了文艺的社会功能,但他们的观点分歧很大。
亚里士多德从其第一哲学及认识学说出发,肯定文艺是模仿,而模仿是人的天赋本性,它不仅能予人以快乐,而且有其固有的独立的认识功能。从其伦理学出发,认为理想的人格是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格,与快乐有关的本能、欲望、情感等心理功能是人性中所固有,通过净化不仅可以得到满足而且可以得到宣泄。从其政治学说出发,肯定审美教育在培育青少年缔造理想城邦的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他在积极肯定文艺的自律的独立地位的同时,高度重视文艺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功能。亚里士多德明确主张,作为文艺的音乐和绘画,本身并无实用或求知等的目的,也不从属于政治,而是自身有它们固有的作用,起到在闲暇消遣中获得审美的作用。亚里士多德除了肯定文艺的心理和闲暇消遣功能外,与心理和闲暇消遣功能交织在一起,还揭示和论证了文艺的社会教育功能。第一,文艺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文艺教育要符合特定政治的精神和宗旨;第三,包括文艺在内的教育,是城邦的共同责任。总之,亚里士多德较之柏拉图,更强调文艺的固有的独立的作用,肯定文艺给人以审美,愉悦人的心灵,在闲暇消遣过程中获得享受,从而使人的灵魂得到净化,得到宣泄和陶冶,并以此教育儿童,培养未来公民的理想人格。所以在缔造理想城邦的过程中,立法家要注意以立法的手段重视对儿童的包括诗歌、音乐、绘画在内的文艺教育。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重视的是“寓教于乐”,认为文艺对政治的作用是间接的,文艺有它固有的独立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此外,文艺还有无可替代的巨大认识作用。正因为这样,亚里士多德是高度重视文艺的,文艺在他设想的理想城邦中将得到高度重视,并达到高度的繁荣昌盛。
四、结语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共同完成了“理念的哲学”,即承认有普遍的必然的理性知识,这是哲学的对象。但他们彼此又有不同,柏拉图只承认普遍的理念而忽视世界中的个别事物,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普遍知识只能从个别事物中获得,所以他重视个别事物,重视经验事实。可见,亚里士多德确实是深受柏拉图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商务印书馆,1981、
[2]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3]亚里士多德、诗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柏拉图哲学思想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 理想国 人与社会关系 优生节育
在浩瀚的世界文明史中，古希腊文明可谓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自然、社会以及社会制度的研究高度下，古希腊哲学以她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视觉艺术给后人留下许多传世经典。每当我们言及古希腊哲学，不得不提及大哲学家柏拉图与其不朽名著《理想国》。因为每个哲学家都或多或少在这本经典中体会到内心的共鸣。柏拉图一生中创作了许多著作名篇，在哲学界广泛流传，而《理想国》是哲学史上的不朽之作，也是许多哲学学者研究与参考的对象。
一、《理想国》的主要内容
在叙述方式上，这本哲学书与其他哲学书截然不同。打开《理想国》，我们不难发现，柏拉图并不是以第一人称开门见山地阐述自己的哲学理念和思想观点，而是按以第三人称的视角，逐步展开人物故事发展的脉络，虚拟刻画出一个鲜活、真实的苏格拉底。书中开头讲述苏格拉底起初是要到贝尔斯祷神，而在祷告结束后的返程中与派拉麦克偶遇，在派拉麦克的家中他们高谈阔论起来，并逐步演变为一场激烈而又精彩的辩论。在这场宾主交谈中，涉及了许多关于奴隶制社会下奴隶主阶级的思想观念，譬如哲学、政治、教育、经济等方面的构想与争辩，都是柏拉图假以苏格拉底之口来表明观点的，尤其是苏格拉底在分析正义与非正义这两个个概念时，充分展现出了一个政治家雄韬伟略的姿态。因此，《理想国》是公认的百科全书，是一个十分详尽完整的治国计划纲要和政治宝典。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书中关于理想国的描绘，理想总是远远高于现实，这是受米诺文明与当时国家所处的宗教文化背景所影响的，体现了希腊人民对于社会安定、政治稳定、自然和谐的强烈向往与追求。
在思想观念上，《理想国》展现出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并给我们构造了一个心之向往的世外桃源。原书分为十章，虽不是宏篇巨幅的文海，但在这有限的字符中涉及到的话题却是各方各面的，主要有国家独裁、正义与非正义、国民教育、公民道德、国家法律、善与恶、男女平等、民主制度、社会分工等。柏拉图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假设和结论。虽然只是一些主观的构想，在历史与现实的重重考验下未能得到证明与实现，但柏拉图以哲学的思考方式探讨人生基本问题的可能性与解决方法，为日后的社会发展乃至当今的现实考量都具有深远影响。例如其优生节育思想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措施是有一定参照作用的，也反映出了柏拉图对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与重视。
二、柏拉图的优生节育理念的时代先进性中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思想依据
柏拉图在千年以前就看到了人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他认为国家的人口增长应与社会的发展需要相适应，并以优生优育为培育原则。例如书中的上篇第四章论城邦的妇女儿童公有制中：统治者对结婚生育要有所控制，要充分考虑战争、疾病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另外，统治者还要把持适当的公民人口，尽量使城邦不要过于庞大也不过于弱小。;在第五章论定国安邦中论述道：女人应该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为国家抚养儿女，男人应当从过了跑步速度最快的年龄到五十五岁。;结婚的机会对于优秀人物，应该多多益善，以便让他们尽可能地多生孩子。;柏拉图在第二章中描述一个小聚居由几个人逐步发展到一个大国，其中人口的不断增长与经济的逐步提高，为这个社会的繁华增添了更多是新生力量。在此也看到社会的发展是同步依靠人的发展的，而同样的，人类要依赖于社会带来的物质资源才能求发展。因此，柏拉图看到了人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
千年以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写道：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显然，恩格斯在这里将人口问题看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看成了社会历史的决定性的制约因素之一。这是对人口问题的社会历史地位最恰当的表述，充分体现了人口与社会的多重关系。
延续到今天的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宪法中第二章第四十九条中明确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国家围绕此宪法依据，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在建立健全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依靠大力宣传教育、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全面的综合服务，深入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促使人口数量的稳定增长，即将超越社会的容纳限度。由此带来的就业压力也越来越明显。如果中国在人口数量上不加以控制，那么随着人口大爆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竞争更加激烈，社会矛盾也变得更为剧烈。
可以说，柏拉图的优生节育思想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依据，因为它们都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生育力与生产力的关系：生育力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初动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育力的提高。但在生育力过高的情况下，会阻碍生产力的平衡发展;生产力过高而生育力过低的同时，会影响生产力的可持续性。柏拉图虽然没有在《理想国》中明确表述出这一关系，但在书中的上篇第四章论城邦的妇女儿童公有制中：统治者对结婚生育要有所控制，要充分考虑战争、疾病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另外，统治者还要把持适当的公民人口，尽量使城邦不要过于庞大也不过于弱小;多处论述都体现了柏拉图对生育力和生产力的重视。因此无论是在柏拉图的优生节育理念中还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里，都秉承这样的原则：优生优育，重质不重量。第二，人口数量要与社会承载限度和社会需求相一致。由此看来，柏拉图提出的优生节育理念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措施，两者的出发点是大相径庭的。
三、柏拉图的优生节育理念的历史局限性
(一)反对一夫一妻制
柏拉图认为，拥有私有财产使人们养成利己和贪欲之心，从而导致了社会的分歧与矛盾。因此，柏拉图把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看做是产生国家一切灾难的主要祸根。为了使城邦守护者能够一心安家卫国，柏拉图提出财产公有的设想，在全国实行按需分配，反对成员拥有任何形式的私有财产。他进而提出，女人也要归男人共有，不得组成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这与他在书中提出的男女平等观念是矛盾的。女人和男人过了生育之年，均可以同其他任何异性自由相处，除了那些直系的有血缘关系的异性，如父母、子女、父母的父母、子女的子女。
柏拉图虽然反对一夫一妻制，但也提倡在两性行为方面建立秩序。他认为婚姻大事应尽量安排得庄严神圣，这才是最有益的婚姻。这种秩序;就是要保证下一代的质量，其宗旨是：最好的男人必须与最好的女人尽多结合在一起，最坏的男人与最坏的女人要尽少结合在一起;最好者的下一代必须培养成长，最坏者的下一代则不予养育。为此，治理者可以使用一些假话和欺骗手段，甚至作弊的抽签等措施，达到维护婚姻秩序的目的。虽然说，柏拉图之所以反对一夫一妻制，是为了建立所谓的婚姻秩序，这种秩序可以保证下一代胜过老一代，对国家更有益，但是在现代人的情感世界看来是难以接受的。
(二)把人类男女的婚姻结果比作动物毫无感情的繁殖
柏拉图持的优生观点，其设想来源于饲养动物的经验，即养殖户在繁殖动物时要择优配种。在柏拉图的眼里，那些优秀男人就是英勇卫国、功勋昭著的年轻卫兵。他们应该拥有无尚的荣誉和奖励，一定要给以更多的机会，使之与妇女交合，以便从他们身上获得量多的后裔。这样的措施的确是优生优育的方法，但柏拉图却忽略了人类高尚的情感，把人类等同于动物，把男女之爱理解为人类的本性需要、情欲的必然，是片面而不可取的。
(三)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规定了婚育的时期：男女在身心两方面都精力旺盛的时候，女人从20岁到40岁，男人应当从过了跑步速度最快的年龄(大约25岁)到 55岁为国家抚养儿女。而在秩序之外的婚姻，如果生孩子，则是淫乱的、不正义的行为。他们的孩子是愚昧和淫乱的产物，同那些有先天性缺陷的孩子一样，将被秘密地加以处理。在我国，那些在持秩序之外;的或者先天性缺陷的孩子是弱势群体，更应当得到社会的保护，但在柏拉图看来，他们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不应当来到这个社会享有生存权。他们的出生注定是一种对神灵的亵渎。这当然是一种极端的令人难以接受的想法。人生而平等，生命只有一次，柏拉图却认为那些非正常的孩子的生命如此下贱，连他们存在这个世界的机会都没有，必须隐瞒着公众秘密处理掉;。然而柏拉图却在《理想国》中大谈其正义论，就这一点来看，柏拉图并没有将正义;看得透彻。
柏拉图哲学思想论文篇3
《理想国》读后感 曾经以为智者哲人如柏拉图者，其著作势必是艰深、睿智、充满智慧的火花，使我如坠云端而不知所踪。从来认为像《理想国》这样的在西方哲学史上的辉煌巨著一定也写得玄之又玄。如今，看着柏拉图的《理想国》，尽管依旧无法参透《理想国》中的奥妙，也无法深入的了解它的深层次含义，因为它就像一座空中花园，必须有足够的思想阶梯才能够爬的上去，但它带给我的启迪确是深远的尽管我只能仰望而叹之，道听途说而思之，片言只字而感之。其实，经典的影响力，不在于天马行空的文句，也不在于振聋发聩的论断，而在于它给世人幽暗闭塞的观念世界以一道耀眼的闪光。
公元前5世纪，雅典哲人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以对话体的方式著述《理想国》，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探寻人类正义问题的著作。柏拉图不仅是古希腊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所谓理想国，是柏拉图推理出的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这个国家由立法统治者，国家护卫军，普通劳动民三个阶级组成。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家应该为政治家，政治家应该为哲学家。哲学家不应该是躲在象牙塔里死读书而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去努力实践，去夺取政权。政治家应该对哲学充满向往，并不断的追求自己在哲学上的进步，并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理想国的宗旨是缔造一个秩序井然至善至美的正义国家，围绕这个宗旨，柏拉图开篇不久就开始讨论什么是正义的国家，究竟什么是正义?柏拉图首先询问了他周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有的人说:正义就是欠债要还。还有的人说: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柏拉图对正义的讨论，是从区分城邦正义、个人正义开始的。古希腊讨论正义，都是把它视为个人的德行，属当时普遍重视的四主德(正义、智慧、勇敢、节制)之一。柏拉图感到个人的德行属于微观世界，较为抽象，不易说明，需要借助于一种显明的、宏观的事物来说明。柏拉图采取的论证方法是，以城邦来比方个人，借助于阐明城邦正义来阐明个人正义。他认为真实的正义不是表现为外部城邦的各做各的事;，而是在人的自身内部各做各的事;。这就是说，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相互干涉，起别的部分的作用。他应当安排好真正自己的事情，首先达到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不正义应该就是三种部分之间的争斗不和、相互间管闲事和相互干涉，灵魂的一个部分起而反对整个灵魂，企图在内部取得领导地位。
在我看来，《理想国》首先开启了对理想国家加以描述的先河。在该著中，柏拉图本来是要论述个人正义，为了说明个人正义，用城邦正义作为铺垫和比方，但，柏拉图实际上用大量的篇幅去论证描述理想城邦。柏拉图的这种证明方式给了后人一个他所始料不及的提示:除了个人正义之外，还存在着城邦正义，或者说，还存在着国家制度的正义。后来人们在思考国家正义、法律正义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对人类文明发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成果。而我国古代没有关于国家正义问题的思考。我国古代虽然有对个人正义的思考，但这种思考主要涉及个人义务、行为，基本不涉及国家制度的正义问题，所以，其思考的深度远不能同西方的正义思考相比。传统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认为，君主制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可改变。如果没有西方思想的引入，很可能，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帝制或君主专制制度中。想到现今的社会，正义一直都是受人们褒扬的话题，正义的事情永远都是被人们所称颂的。然而什么是正义，我想很多人都是无法给出全面的解答的，或者即使给出了也是摸棱两可，一个简单的有思想的人都可以利用柏拉图式的反驳推翻掉。社会现象纷繁复杂，人们的思想各色各样，在此处正义的事情，放到彼处马上就变成了荒唐的事情，甚至是极其不正义的事情。单纯的眼光去判断事情总是片面的，多虑的思想去思考事情总是无法清晰的，生活中只能适事而行。
《理想国》读后感 有句老话说，一千个读者的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的我们，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理想的国度，于是就有了一千个不同的理想国。
走进柏拉图的《理想国》，透过它我恍惚看到了苏格拉底他那承受着所有善与恶的永恒不灭的灵魂，看着他追寻着智慧与正义，走向上的路，从未停下过脚步。也正是透过智者们的经久不息的讨论，借着苏格拉底同格劳孔等人的辩论，以正义为地基，构筑起柏拉图他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
这是一个智慧、勇敢、节制而且正义的国家，由立法统治者，国家护卫军，普通劳动民三个阶级组成：让勇敢节制、心胸宽广、温雅亲和、良好的记性以及智慧敏锐的哲学家来做国王，让他们积极参与政事；选择那些不忘原则的，不易受骗的人做护卫者，而舍弃其余的人；有节制美德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个人与国家是共通的，人的灵魂具有理性、意志和欲望三个部分一样，最理想的国家也应由相应的三个等级组成，把分工看作国家的构成原则。在一个国家中，当护国者、战士和辅助者，这三种人都各司其职，互不干涉，那这个国家就是正义的。一个人的各种内部品质都在起着它应有的作用，做着该做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就是正义的。从大的城邦到城邦中的每种人乃至于他们的生活，工作，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在智者们的对话中，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理想化的国度，他心目中所渴望的一切。
哪怕这样的国度仅仅只是那些先哲们天马行空的思索，这样的国度只是立于云端的的乌托邦，但是它却真真正正地在人们心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大浪淘沙的历史洪流中存留下来，成为不朽的经典。
我同样有我的理想国，在我理想的国度里，我希望一切都是我付出无数汗水，亲手得到的，亲手创造的，纵然有付出的辛苦，但也有收获时候的美好。
我愿成为自己国度的哲学王，成熟睿智地应对我所面对的一切，勇敢地护卫我应当守护的而不忘初心，遵守本分做我应该做的事，用理性和正义构筑起属于我的'理想之国。
《理想国》读后感 今年的上课老师让读柏拉图《理想国》，对于这样的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的名着，似乎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是不怎么样的，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理解中我们看到书中的一些对话是十分的荒唐甚至是幼稚的，但是其实在这样的理解中我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视角，我们忽视了我们应该关注的东西，我们只是知道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东西或许是不怎么样的，在我的老师组织的课堂的讨论上边，很多人都在从这样的理解上误解柏拉图的着作思想，所以在我自己的理解中或许在我们阅读的首先应该更加的关注柏拉图的写作才背景和他自己的很多的背景，这样的理解是十分的必要的，我们必须在理解着作的首先知道了作者的自己的背景，或许我们的了解会更加的宽容一点，我们或许在我们理解中更加的清楚如何来面对自己的阅读的困难。
我们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写作于古希腊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的背景让我们知道柏拉图的思想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当然我这样说的目的不是说他的思想不可以启迪我们今天的人们，相反的是，柏拉图的着作启发了后世的很多的思想家去开发他们自己的思想的领地，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古希腊的文字的理解中是政治学;的意思，这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着作《政治学》是一个名字，在某一种程度上也是说的一个内容，在后来人们的翻译的过程中西方人将希腊文翻译为拉丁文时是翻译为了今天的英文The Republic;拉丁文词根，所以英文的翻译自然就是The Republic;，我们的国人在翻译英文的时候翻译为了＂共和国＂，＂国家篇＂或者是我们今天在理解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一种关于自己的制度的建设的一种期待，你是否理解这样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在阅读或者理解那样的文本的知识的时候我们无法回避的想到我们自己的环境和我们自己的制度是否可以适合于我们自己的生存，于是我们翻译的理想国也就在这样的了解中定了下来，其实在我自己的理解中柏拉图的是一个十分的现实的政治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理想的环境中想象的东西，可是我们曲解了柏拉图的理解，从题目的翻译上我们就可以看的出来，所以我们更多的是相信理想国是空想的，却不知道那是一个经过当时现实的思考而做出的一个高于我们的实际的制度建制的一个政治的东西。
关于柏拉图，苏各拉底的学生，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一个出生在雅典的贵族的后裔，在当时雅典和斯巴达交战的时候出生，那个时候雅典的民主的代表人物伯里克利已经去世，其实当时的人从荷马世界降落到了民主的世界中，同时，人们开始思考一些东西，在柏拉图成长后，那个着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战争的结果验证了斯巴达人在圣庙中乞求的预言，雅典战败了，于是，外受到斯巴达人的压迫，内受到自己的统治者的压迫，人民的生活可以想象，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柏拉图开始在进行了自己的考察结束后开始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就展现在我们自己的面前。
柏拉图哲学思想论文篇4
［关键词］法律思想 地理环境 人治 哲学家
［中图分类号］D9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10－0005－02
孔子与柏拉图不仅塑造了不同历史类型的文化体系，也影响着现代文化基调，并将决定两种文化的未来走向。本文从二者思想产生的历史、自然环境分析，对其法思想的异同进行研究，希望能更进一步理解两种文化差异的根源之所在。
一、柏拉图、孔子法律思想的暗合与差异
（一）柏拉图、孔子法律思想的暗合
如上所述，柏拉图与孔子处于不同的文化领域，但都处在奴隶制社会时期，都面临着地方政权的割据等问题。基于此共同的问题，他们二人的思想便有了相通，即暗合之处。
1、都主张贤人治国的人治论。柏拉图与孔子都主张由贤能的人来治理国家。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理想。他认为，理想的统治者只能是哲学家，并提出了他对哲学家的界定，以及如何将一个气质适宜的男女青年培养成哲学家。在他看来，国家的命运全系优秀人物之身，这是典型的人治模型。孔子同样主张人治，他警告统治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①当一国之主为昏君时，则是国家的不幸，是人民的灾难。统治者要效法圣人之举，克已奉礼，内圣而外王。
2、都主张人有等级差别。在柏拉图、孔子的视野里，人不是平等的，而是有等级差别的，在政治地位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有天然的合理性，也正是这种人际间的不平等，才实现了社会的长治久安。柏拉图的等级思想表现在他的《理想国》之中，他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是由三种不同身份、不同等级的人组合而成。这三种不同等级的人分别是：
（1）具有能力而适宜担任统治者、专门从事领导国家的人组成。这是第一等级的人，这种人地位最尊贵，他们是上帝用金子铸造而成的。
（2）其次，便是军人阶层。他们专门承担保卫国家安全、抵抗外国侵略的任务，上帝用银子铸了他们。
（3）最后一个阶层是劳动者，这一阶层专门从事体力生产劳动。上帝用铜和铁铸造而成的。
以上三个阶层的人，社会地位不一样，享受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也有很大的差别。很明显，第一阶层是领导者，第二阶级是第一阶层的后盾，第三阶层地位最低，受第一阶层的领导与统治。
孔子也认为人是有尊卑贵贱等级差别的，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应该有严格的等级、森严的序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地位，也必须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不能僭越，不能反抗。“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②子女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是婚姻大事，也只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子关系，也完全处于非平等地位。夫妻关系中，夫为妻纲，男尊女卑，女子完全依附于男子。在孔子看来，明确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社会自然会和谐有序，也就根本不需要法律的介入。
3、都轻视、忽略法律的作用。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孔子，他们都轻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重视人治。
柏拉图认为国家的治理，应该是由哲学家来完成的。因为只有哲学家才是最完美、最智慧、最理想的人选，只有他们才能用最完美的策略来治理国家。因此，法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法律总是滞后的，甚至可能是维护恶的统治的。同样，孔子也轻视法的作用。在他看来，礼就是完美的，它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③的功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④礼与法，都具有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所不同的是，礼的作用更大，更具有根本性，能铲除人的为恶之心，使人向善。而法只具有外部功效，它只能使人不敢为恶，只能迫使人们守法，而无法使人内心向善。
（二）柏拉图、孔子法律思想的差异
柏拉图、孔子思想虽有诸多的暗合之处，但其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1、关于贤人治国的差异：柏拉图推崇哲人治国，孔子倡导圣人治国。
柏拉图的哲人，更具有普通民众的气质。通过外部努力，用现有的知识完全可以把气质相宜的男女青年教育成哲学家。哲学家不是天生的，他具有世俗性。在向哲人转变的过程中，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孔子推崇的圣人具有神秘性、先天性。他所说的圣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神。如何做如孔子所言之圣人？要“修身”，要有“德”，但何为“修身”，何为有“德”？孔子则语焉不详，不具有可操作性。这就使圣人如“普罗米修斯的脸”，一人一个结论。这种不易操作也无法操作的为圣人之路，最终往往蜕变成欺世盗名的虚妄之辞。
2、关于等级差异的区别：柏拉图所言之差异，实乃社会职业之差异；孔子所言之差异，实乃宗法等级之差异。
柏拉图认为，雅典社会的三个等级，是源于其职业的不同。雅典是一个小城邦，该城邦商业发达。商业的繁荣，交易的发达，必须突破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催生出平等与民主来，雅典就是这样的。在雅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取决于自己的社会职业，而非取决于血缘关系。而孔子所言的等级差别乃是天生的，非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君臣、父子、夫妇、男女、长幼、上下”等等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基础。卑贱者恒卑，尊贵者恒贵。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大宗爱护小宗，小宗服从大宗。卑下者要永远服从尊贵者，否则就是犯上作乱，就是大逆不道。孔子所说的等级，是适应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意识反映。
3、对法律态度前后变化的差异：柏拉图早年完全否定法律的作用，推崇人治，但晚年认识到法的作用。孔子则是自始至终重视礼治、德治的作用，轻视法治。
柏拉图早年对哲学家治国推崇备至，对法律持虚无的态度，其晚年的《政治学》与《法律篇》中则一改先前的态度，开始承认法律在城邦政治中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而且在较短的时间里又没有较好办法使统治者变为一个哲学家，则法治仍然要比人治要好，实行法治的国家虽然不能称为最好的政治，但却可以称为‘第二等好的’政治。”⑤对于法治，柏拉图采取了一种较为灵活的态度，他在《政治学》一书中这样总结：“一个专制的政府，如果根据好的成文法律来统治，就是六种政体中最好的一种，但是，如果他不是根据法律，那就是最无情的，对他的臣民的压迫，也是最厉害的。”⑥柏拉图对法律的认识，在其晚年有颠覆性的变化。
孔子的一生，志在恢复周礼，“克已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他一直过分夸大礼的“内圣”作用，希图通过礼的内圣作用，达到使人人皆有廉耻之心，耻于犯罪，以达治国之理想，而非施行刑法惩罚，使人有畏惧之心，而不至于犯罪。孔子的这种思想，终其一生，未有变化。
二、制约柏拉图、孔子法律思想的物质原因
任何思想的产生或消亡，都有物质原因，柏拉图、孔子的法律思想产生亦是如此。
（一）柏拉图、孔子法律思想物质原因
1、政治环境。柏拉图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到前四世纪之间，处在奴隶制社会时期。他生活的希腊半岛，有一百多个城邦国家，各个城邦互不隶属，处于一种分裂割据的政治状态。孔子生活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之间，正是井田制遭受空前破坏，礼制受到严重冲击的时代。当时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相继称雄。因此，柏拉图与孔子，虽然分处东西两大文化体系之中，却处在相同的政治历史环境之中，都面临着相同的政治困境。
2、思想文化。在柏拉图时代之前，文化启蒙的先知们已经开始思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等命题，形成了法文化的初步繁荣。柏拉图的思想，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孔子毕生所倡导的“礼仪”“仁爱”等，便是受“礼”的影响。孔子所言“十有五而志于学”，⑦青年孔子，就在不断地学习“周礼”。孔子所倡之礼，绝非孔子所创，它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种礼也是远古时代先人们在生产、生活祭祀中不断积累升华而成的。
3、阶级利益。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孔子，其思想总是打上了阶级利益的烙印，谁都无法摆脱。两位思想家都有或者曾经有过显赫的家庭，殷实的家资，都属于上流社会当中的一员。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前347年）出生于雅典一个富有的奴隶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父亲阿里斯同是雅典王室的后裔，母亲则与梭伦（Solon，约公元前638-前559年）有亲戚关系。柏拉图的亲属里底亚是30僭主贵族寡头的首领。柏拉图与30僭主统治时期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有关系。因此，柏拉图的思想亦是从维护奴隶制，维护当权派的利益出发，未超越其阶级利益的范畴。孔子家世系宋国权贵，因避内讧才逃到了鲁国。纵使孔子“少也贫贱”，但孔子毕竟属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之一”，曾经有过显赫的家势。他对于当时的种种变革深感不满。对晋国赵鞅、荀寅“铸刑鼎”之举，孔子痛心疾首，痛斥道：“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⑧
（二）柏拉图、孔子法律思想差异的物质原因
柏拉图与孔子，其思想既有暗合之处，亦有差异之地。恰恰是这种差异，造就了两大文化体系的差异。
1、地理环境的差异。从地理上来看，柏拉图所活动的雅典与孔子所活动的黄河流域，分属两种不同的地理环境。柏拉图生活在雅典城邦内，而雅典城邦当时属于希腊半岛上一百二十多个国家之一，属于典型的地中海型气候，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沿海地带。因此便产生了一种深邃的、理性的、探索性的开放型文化与开放型法律思想。孔子生活在黄河流域，黄河流域北有崇山与荒漠，西有流沙，南有天堑与烟瘴之气，东有浩淼之大海，唯有黄河流域，滋润万物，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与四面隔绝联系的地带，形成了安于固守的黄河文明，国人以黄河流域为天下之中心。这种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决定了文化上的自封性。
2、生产方式的差异。柏拉图所生活的雅典有许多天然的优质海港。地中海各地商贾皆云集于此，因此，在雅典文明的萌芽阶段，就和商品经济结下了深刻的姻缘。马克思说过，商品是天然的等价派。要进行广泛的商品贸易，就要求从事商品交易的双方在法律地位上平等。而孔子所生活的东方文明则与上述不同，黄河流域适宜耕作，先民们很早就利用河水灌溉，培育了农作物，形成了发达的农耕文明，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重人伦，重血缘关系，最后，就形成了“亲亲、尊尊、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宗法礼治社会，产生了“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伦理观。
三、结语
柏拉图与孔子，为同时代两大文化体系的杰出代表者。他们的思想既有其暗合之处，这源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政治背景、历史机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又有着差异之处，此源于产生其思想的地理环境，又有其各自的特点。总之，两人思想的暗合与差异，都反映出了各自的物质对特定意识的决定作用，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东西方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
注释：
①论语•子路、
②论语•八佾、
③《左传》隐公十一年、
④论语•颜渊、
⑤张宏生,谷春德著、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2版,第17页、
⑥《政治学》,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⑦论语•为政、
⑧《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参考文献】
[1]蔡尚思著、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2]第宏生,谷春德著、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2版、
柏拉图哲学思想论文篇5
关键词：东西方视角；理想国；差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061-01
柏拉图是古希腊三大哲人之一，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又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又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创始人。《理想国》是西方最早的哲学和散文体创作之一，是世界哲学宝库中的闪耀之作，它涉及到了柏拉图思想核心的诸多方面，这包括了哲学、伦理、政治、教育和艺术等重大问题。《理想国》一书阐述精彩、想象丰富、逻辑缜密、循循善诱、环环相扣，给我们后人描绘了一幅优越的美好城邦画面。本文便以中国传统思想的典范代表来对撞西方哲学的经典之作，借助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位置的儒、道和安逸闲适的隐逸诗人陶渊明对于理想世界的探索，从比较视野下来解读东西方“理想国”之别，思考中西“理想”之异。
一、老子与《理想国》
老子和柏拉图也都处在社会不安的环境中，他们都力图改造自己的社会，从而建立起太平盛世的理想世界，但他们的方法却相差很大。
“道”是老子哲学观中最为核心的内容。老子推崇“无为”，也就是无为而治。老子的“无为”思想并不是让人完全的消极被动，让人不作为，而是要求我们要在客观之中显现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在无为中有为。老子认为“无为而治”，便可天下大治。
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主张正好与之相反。他认为通往理想国家必须把人们交给理性，要充分发挥好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抑制自己，遵从理性法则。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城邦是一切公有。这里的人们必须遵从理性的安排，不论何时，各种事情男的女的要同样干，而理想国的君王必须是文武双全的最为人尊敬崇拜的优秀人物来担当。在柏拉图《理想国》之中提出了“王者之术”，也就是让“哲学王”来建立管理正义之城邦。哲学王是整个城邦“正义”的化身，其理性也最高，而哲学王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理性来实现整个城邦民众的最大利益。
二、孔子与《理想国》
《论语》和《理想国》两部著作产生都是在的奴隶制没落封建制兴起的时期，《论语》和《理想国》两本著作都优国优民，都试图在乱世中寻求天下大治的伟大理想，但是由于各自的文化的差异，让他们在思想道德意识、伦理观念与政治理想上的主张各不相同。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十分注重个人的修养，他重宗族血亲，主张先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总体看来，《论语》中最为注重的首先便是个人修养问题。要实现理想王国必须从我做起，也即先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
柏拉图的理想王国构建以其哲学基础为根本，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整个国家的公民分为三个层次，他指出各个层次的人需要各司其职，这样国家才可能出现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为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正义之国”，他从国家的职能出发，主张实行贵族管理的政体，先要实现整个城邦的正义，进而再来实现个人的正义。他所倡导的正义具有残酷性，比如柏拉图为了减少存在的矛盾，甚至还提出了“共产”与“共妻”的想法。
三、陶渊明与《理想国》
《桃花源记》为我们描绘了世外桃源。桃花源的秩序是一种闲适自然的质朴秩序，“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怡然自乐”。在桃花源里，生活的是不是神仙，不是英雄，而一群很普通的人，这里没有压制的中心或者统治权威，每一种事物都不是对象而是存在，而且万物表现平等、不可或缺。
理想国的世界与桃花源有很大的不同，这与人的意志诉求有很大关系。在《理想国》中事物的存在不再具有天然质朴的本源性，而成了实现某种意志的工具。理想国也推崇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一种外在的自由。柏拉图认为个人只有作为整体存在时才能显现价值，个人只有将自身置于他所属的城邦的利益时，他才是自由的人，有价值的人。事物真实存在的不是个别个体，而是整个世界，作为理想国来说，那就是整个人类，而为了实现到人类的整体幸福和最大利益，达到理想国世界，这就每个人把自己归属到城邦之中，把自己和城邦有机结合起来。
总体看来，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东西方对于理想国的追求不断，但中国传统文化更带有质朴的自然气息和闲适的人文气息，而理想国则更有理性和法度的约束。在通往理想国的途径上，中国传统思想更抽象些理想化些，而理想国在实现路径上更为理性具体。《理想国》体现了柏拉图以智治国、理性之国的倾向，对于法制建设、制度建设通往理想国的道路很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这样的主张又相对地淡薄了亲情伦理。
柏拉图哲学思想论文篇6
论文摘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各自不同的哲学本体论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学本质论。他们的哲学本体论是客体性的,其文学本质论因而也是客体性的。西方哲学和文论的这种客体性起点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学创作论和批评论都从属于各自的文学本质论,并最终从属于各自的哲学本体论。
西方文论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西方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大体而言,西方古代哲学侧重本体论,西方古代文论就侧重本质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客体性;西方近代哲学侧重认识论,西方近代文论就侧重创作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主体性;西方现代哲学侧重方法论,西方现代文论就侧重批评论,两者的共同特点是中介性——主客体之间的中介性,如语言性、文本性等。这正是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核心观念在哲学和文论关系上的合逻辑的发展。
本文只论述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决定西方古代文学本质论这种关系,其余两种关系将另文专论。西方古代哲学着重研究客体对象的本源,这就表现为侧重本体论。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决定着西方古代文学本质论乃至整个西方古代文论。这种决定关系应主要考察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的哲学与文论的关系,因为他俩的哲学和文论统治了随后的整个古代时期,并对西方近代和现生重大影响。比较而言,柏拉图在哲学上的影响尤为深巨,亚里士多德在文论上的影响最为广远。
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曾分别提出“水”、“气”、“火”、“种子”、“原子”等具体事物或者设想的物质微粒,来作为世界万物的本源,这是自发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本体论。基于这样的哲学本体论,文艺便被认为是对由这些本体所构成的自然事物的模仿。如赫拉克利特认为艺术之所以是和谐的,是由于模仿了自然;德谟克里特认为人们从鸟的歌唱学会了唱歌。这种模仿论是古希腊最早的文艺本质论,它还是直观的、朴素的,也是片面的,因为它仅仅从文艺的外在源泉看问题。
古希腊哲学和文论发展到柏拉图时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柏拉图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的理论和巴门尼德的抽象存在论的影响下,在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一般概念的影响下,提出由多种多样的理式组成的理式世界是真实的本体,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是虚幻的,是对真实的理式世界的模仿和分享,是后者的“影子”和“模本”。柏拉图的理式实际上是关于事物和世界的抽象概念,但是被绝对化、神秘化而作为先于现实世界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客体。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论。柏拉图的这种本体论,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完全摆脱了感性直观的束缚和局限而建立起真正的哲学形而上学。从此,思索和探求隐藏在所谓虚幻的感性世界后面的真实本质或者说存在本体——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便成为西方哲学本体论的主流。
柏拉图的文论是在继承前代文艺模仿论的基础上,从上述他的理式论直接推出的,也可以说是他的理式本体论对前代模仿论的改造。他在《理想国》等对话中承认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现实世界又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艺因而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它“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尽管如此,文艺模仿论却因此而不再是直观的、朴素的了,而是辩证地触及了文艺的本质:文艺在模仿现实事物的同时,应当体现隐蔽在事物表象后的本质(依柏拉图,那本质即真理,亦即理式)。柏拉图还据此把诗分成两类,一类是单纯模仿性的诗,即只是模仿事物的表象以满足人的情欲从而毒害人的理性的诗;另一类则是分享了理式的诗,是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在文艺本质观上,我们与柏拉图的主要不同之处是:依据柏拉图,文艺所体现的本质是先于现实事物而存在并作为后者来源的理式本体;而我们则认为,那本质其实是根源于现实事物的,是对后者深入认识的结果。可知我们对柏拉图文艺本质论的肯定是在颠倒的意义上进行的。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本体论可以说是对以往不同性质的本体论的综合或者说调和,因而有不一致之处。在《范畴篇》中,他提出个别事物是“第一实体”即本体,一般即事物的“种”和“属”是“第二实体”,两者并不割裂,因为个别事物之外并不存在一般。但在《形而上学》中他却认为,在构成事物的质料和形式这两个因素中,形式先于质料,形式决定某物之为某物,是更为本质的东西,它才是作为本体的实体。这样,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体论最后变成了形式本体论,与柏拉图的理式本体论相似了。
亚里士多德的文论也是对以往文论的综合和改造。在《诗学》中,他认为文艺的本质是模仿现实,这是对古希腊早期模仿论的继承。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模仿,已从古希腊早期思想家所说的对自然事物的模仿,转移到着重对现实中人的行为的模仿。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在这种模仿中,“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可见他强调的是在模仿中体现事物的本质和理想,这显然又是对柏拉图的文艺模仿论的一种继承。不过,他抛弃了柏拉图的“理式—现实—文艺”这种由上而下的体系,认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本质和理想并不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外。这大约是他哲学中的实体本体论思想所发生的作用。这样,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本质论既保留了柏拉图文艺本质论中文艺应当表现(模仿)本质和理想这一深刻思想,又把它合理地置于现实基础上了。至此,西方文艺模仿论臻于成熟,并“雄霸”文论史二千余年。至近代它才受到表现论的强有力的冲击,但是它并未被完全取而代之,而仍然以“模仿”、“再现”、“反映”等名称存活下来,直至今天。
从上述可见,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论都有一个合理的发展过程。就哲学本体论看,其本体从单纯的个别事物的概念(古希腊早期某些思想家的本体概念),发展到一般本质的概念(柏拉图的理式本体概念),再发展到包含一般本质于其中的个别事物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本体概念)。与此相应,古希腊的文学本质论也从模仿单纯的个别事物,发展到模仿根源于一般本质(理式)的个别事物,再发展到模仿本来就包含着一般本质于其中的个别的人和事物。
从上还可见出,西方古代无论是哲学本体论还是文艺本质论,研究的对象都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或者是物质的客体,或者是精神的客体。(在古希腊哲学中,主体和客体的分化才开始萌芽,近代哲学中这对概念的分别才充分明确起来。)所以,我们说西方古代哲学本体论和文学本质论的特点是客体性。
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从侧重客体开始,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当人类因主客体分化而开始具有自觉意识时,他首先最惊讶和最意欲征服的应当是客体对象,而不是主体自身。西方的这种“客体起点”,也是其自来重视发展科学的文化基础,因为西方文化正是从注重客体对象才发展出科学精神的(从注重主体自身则发展出人文精神)。就哲学自身来说,有此古代客体性本体论的起点,才可能有近代主体性认识论的充分发展,进而也才有现代中介性方法论的充分发展。设若不是这样的起点,上述西方哲学(指纯哲学,不包括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三方面的充分发展也许是不可能的。
西方古代哲学的客体性本体论还有相当的深刻性。这种深刻性,主要不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包含一般本质于个别实体中的理论上(个别中包含一般是认识论上的某种深刻性),而体现在柏拉图的理式论上。柏拉图设定此超验的“理式”,从而建立起超验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本体论也有超验形而上学性)。超验形而上学是科学永远不可能达到和取代的领域,因而是哲学真正能够安身立命之处。它是人类智慧对哲学家的独特馈赠:人类智慧对经验事物的追本溯源,总会超越经验事物本身而达其先验和超验的根源。只是形而上地推论起来,柏拉图的超验的精神本体——理式——是不大合理的,后来受他的理式论启发和影响而产生的其他超验的精神本体,如上帝、绝对精神等,也不高明。惟有近代康德为作为其感性现象界外在来源而设定的超验的物质本体——自在之物,则较为合理(康德的自在之物又指三个最高的统一体,即“灵魂”、“世界”和“上帝”,其中也包括精神本体。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本体论是二元论性质的)。这是从超验的精神本体向超验的物质本体的发展。这种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成是哲学超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完成。
西方古代客体性模仿论文艺本质论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可以认为,正因为有此古代客体性文艺本质论做基础,才可能有近代主体性文学创作论的充分发展,进而也才有现代着重中介性(主要是语言性)的文学批评论的充分发展。设若西方文论不是肇始于客体性文学本质论,它在以上三方面的充分发展大约也是不可能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除本体论以外,还有相应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柏拉图的认识论可以叫“回忆”论,认为人的灵魂生前已经认识理式,因而已经具有了知识,人出生后通过感知事物而回忆起那些知识。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认识起源于感觉,而作为更高的、具有理性认识功能的灵魂有如蜡块,能留下外界事物的痕迹,这是带有反映论性质的认识论。可见两人的认识论都基于各自的客体性本体论,因而都具有被动性的特点,柏拉图的认识论尤其突出。这不像西方近代认识论,后者具有主体性能动创造的特点,并构成近代哲学的主要内容。
至于哲学方法论,柏拉图运用的主要是先验的理性辩证法,他认为靠它可以不通过感觉而辩证地认识那理式体系。亚里士多德则主要运用逻辑的归纳推理尤其是演绎推理的方法,这是与他的实体本体论和相应的认识论相统一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论由于都基于并服从于其客体性本体论和认识论,缺乏独立自主性,不像现代哲学方法论那样,不但往往是该哲学的主体内容,而且往往具有自主性,有的还被赋予本体论或认识论的性质(被赋予本体论性质的如解释学哲学的方法论,被赋予认识论性质的如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方法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论除客体性本质论外,也有相应的创作论和批评论。柏拉图的创作论主要是灵感论,指模仿和分享理式的诗人是在“迷狂”状态下创作的,即依靠“神力凭附”而“代神说话”,那神就是最高的理式。亚里士多德的创作论更丰富,主要体现在戏剧理论中,包括对情节、性格、典型、有机统一性及虚构等的论述。两人的文学创作论都是根基于相应的客体性文学本质论和哲学本体论的,所以都显出被动性,柏拉图的创作论尤其如此(他的灵感论与近代浪漫主义的主体性的灵感论就有很大的不同)。这不像近代文学创作论那样,后者基于当时的主体性认识论,因而显出很强的主观创造精神,并构成近代文论的主要内容。
柏拉图哲学思想论文篇7
【关键词】柏拉图；哲学王；批判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对于西方的政治学甚至整个文化的发展，无疑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只有启蒙所形成的“开放洞穴”使政治成为可能，也使得“政治哲学”成为必要，进而使得哲学与政治，睿智的认识与实际的行动形成合力。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学说之一。在《理想国》中， 他从“正义”出发构建了哲学王统治的城邦国家，通过洞喻故事把正义城邦何以可能的问题转化为囚徒解放问题。囚徒解放既涉及囚徒个人的解放，更重要的是囚徒群体的解放。前者的核心是困境中的某个囚徒走出洞外成为自由人，即哲学家的造就问题；后者是这个哲学家重返洞内去解救同伴，从而使自己转变为哲学王的问题。如何造就哲学王以及哲学王如何建构正义城邦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主题。不过，柏拉图在论证这一主题时，其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与转变，并逐渐把教化与强制、统治与民主、正义与法治联系了起来，以构建他的正义城邦，作为对现实腐败的城邦政治的批判。
一、“哲学王”思想的渊源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的他是民主政治的拥护者。不过，公元前431-404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长达28年的战争，使得雅典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锐减，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和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这种社会矛盾纷呈的状况下，民主政体的弊端日益暴露：民众们虽然参与城邦政治，但却不知怎样参与，多数是凭借个人的好恶来做决定，这就容易被极少数政治家利用做出一些不明智的决定，再加之个中原因，雅典战败，民主文明的繁荣时代也宣告终结。之后“三十僭主”政体乘机取代了雅典的民主政体，这些僭主中一些是柏拉图的亲戚和好友，他们曾经邀请他一起执政。最初，柏拉图对于新政体抱有好感，认为当政者是在进行改革和公正地治理国家。但是，随后的发展却使柏拉图看到僭主政治并没有给国家带来正义。苏格拉底作为公民被推选为五百人大会议员，雅典人要集体审判十将军，因为他们由于风暴没有注意运回阵亡的士兵尸体，当时诸多议员迫于压力，只有苏格拉底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坚持十将军无罪。此外，苏格拉底还曾受三十僭主的胁迫，要他判萨拉米斯的赖翁死刑，但苏格拉底坚持不去行不义。[1]这使得柏拉图放弃了对于僭主政体的希望。
苏格拉底之死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公元前399年，一个年轻人在雅典状告苏格拉底，说他不信城邦神并引进新神，败坏青年。苏格拉底在法庭上面对500人的陪审团做出申辩。柏拉图的《申辩篇》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这一过程，这篇对话虽然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却可以被看作苏格拉底与城邦的对话。实际上，苏格拉底本可以采用修辞或缴纳一笔罚金搏得法官们的同情，但他把法庭上的申辩变成了他在雅典城邦面前的哲学陈述，即哲学在政治面前的申辩，结果处处惹恼法官，以至于本来根本不会判处死刑的案子，法官只能照死刑宣判。我们可以从柏拉图那里看到哲人苏格拉底在城邦中的形象。第一，苏格拉底是一只牛虻（《申辩篇》），他要不时叮咬城邦，使城邦处于不断思考和反省中；第二，苏格拉底是助产士（《泰阿泰德篇》），他要帮助人们净化他们的意见，去除那些未经反省的偏见；第三，苏格拉底是一支电鳐，他总是不断使自己处在瘫痪状态中，也使别人感到困惑（《美诺篇》）。[2]也就是说，尽管苏格拉底仍然处在城邦的空间中，但其思想可以摧毁各种既定的标准，瓦解城邦的伦理，而当思想的飓风吹到城邦时，不仅唤醒沉睡的城邦，使人们冷冻的思想解冻且会彻底击碎普通人对生活的信念。城邦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对作为智者的苏格拉底产生不满。显然，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哲人苏格拉底这里处在紧张的冲突中。柏拉图也从此放弃对政治的追求转向对哲学的研究。
这样的经历，促使柏拉图开始思考治理国家的人以及他们的习俗和法律。既然人的品性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所以柏拉图认为，要改造现实的不良政治就必须从改造人的品性入手，而且只有哲学家才能承担这个使命，只有哲学家获得政权或政治家成为哲学家并对个人和城邦进行改造，才能使个人和国家达到善。另外，柏拉图在自己的亲身游历中，结识了塔仑它木城邦的政治领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阿启泰，塔仑它木的民主政体和阿启泰的为人、学识都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启泰成也为柏拉图日后追求的哲学家与政治家相结合的“哲学王”的雏形。
二、“哲学王”思想的本质
“正义”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柱，也是他构建“理想国”的出发点和归宿。柏拉图所谓的“正义”，是“德性”意义上的正义，是“整个城邦的正义” [3]。他说：“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 [4]，而“个人性格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 [5]，这也就是国家产生的原因。一个好的城邦不仅需要能提供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而且还需要能够保卫领土卫国者。为了说明这个原则，柏拉图还提出了著名的“金银铜铁论”：“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 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 [6]确切地说，由于统治者是高贵的，因而只有他们才具有一种真正的知识，即用来考察整个国家大事的智慧，这种知识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被加入了白银的军人，经过严格的体操和艺术训练，他们不但有强壮的体魄，还有勇敢的美德；对于劳动者，因为其充满了欲望，节制则是他们的美德。基于上述等级的划分，柏拉图认为，如果每个人在城邦内都能够做自己分内的事，这就是“城邦的正义”；而每一个人自身的各种品质在自身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那他就是正义的，这就是“个人的正义”。
而“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对“理想国家如何实现”的回答，该问题又可归结为理想国家应当由谁来统治。对此，还有以下诸问题：理想国家是怎样的国家？为什么只有哲学家才能胜任最高统治者？在《国家篇》中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展开是沿着哲学、哲学家、哲学王一步步推进的，他以一种迫切而隐晦的形式宣告了哲学统领一切的开始，洞喻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线索。他认为，哲学是对自在自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意识，是对国家的普遍目的及对这种普遍目的的有效性的意识。 [7]它所追求的是一种至高的“善”。柏拉图用太阳作比喻，认为“善”不仅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而且正如太阳是万物产生的原因。借助于洞穴喻，他指出，真正的哲学家是走出洞穴的自由囚徒，他们具有最伟大的知识，“看见过美本身、正义本身和善本身”， [8] “能够体验到沉思真正的存在与实体所带来的快乐”。[9]同时，作为获释的囚徒，当他走上那陡峭崎岖的坡道，来到阳光下，他会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并得知以前所看到的事物都是虚假的时，一种认知上的错乱会使他不断质疑自我的存在，而这种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将一直伴随其探寻真理的全过程。这番描述说明了哲学家成长过程的艰辛，回应柏拉图对哲学至上性的论断；同时也预示哲学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某种隔阂。
在这个基础上，柏拉图指出，“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政治权力与哲学理智结合起来，而把那些现在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碌碌无为之辈排斥出去，否则……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能免于灾难”。[10]显然，所谓“哲学王”也就是哲学智慧和政治权力结合的体现。不过，他强调，真正的哲学家永远酷爱永恒不变的知识（理念），不会迷失在生灭变化的事物之中，“哲学家的灵魂一直在追求人事和神事的整全”，他的心灵有宏大的思想，对一切时代和一切存在进行沉思，制定出关于美、正义和善的法律，并守护着它们，这样的哲学家理当成为城邦的最高统治者[11]，无疑也是城邦的最完善的护卫者。如何培养这样的统治者、护卫者呢？柏拉图认为，除天赋之外，还须“劳其心努力学习，象劳其力锻炼身体一样”，必须“走一条曲折的更长的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习“善”的理念。[12]柏拉图进一步指出，每一位哲学家的教育和培养模式都是循序渐进的，他并不要求从小就学习理念论、辩证法，而是在完成全部教育课程、经历实践锻炼，尤其是被遴选为统治者以后，提出了更高的学习研究理念论的要求，并且把它与城邦的治理结合起来。当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看见了善的理念时，就得以善为原型，管理好国家、公民和他们自己，他们出任城邦的治理者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城邦”必须做的是应尽的职责。[13]
三、“哲学王”思想的转变
当然，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的提出饱受争议。波普尔视柏拉图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对其进行“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唯美主义”等的定性，并明确指出“哲学王就是柏拉图自己”，而《国家篇》就是“柏拉图本人对神圣权力的要求”，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这一理论的存在价值。在柏拉图看来，虽然哲学家能够看到真实的世界，但他们往往并不愿意回到人间去拯救现实的世界，“所以哲学家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他们就像一个在暴风卷起尘土或风雪时避于一堵墙下的人一样，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得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 [14]可见，柏拉图已认识到了哲学家从政的艰难性。为此，他认为哲学家为王是需要一定条件来保证的，即“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者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15]柏拉图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进行的三次西西里之行，但最后都归于失败。这不但说明了想通过学习哲学来实现“善”的统治的实现是何等的渺茫，也说明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哲学家为王。
然而，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政治家篇》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围绕政治家的定义展开的。柏拉图选取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纺织来定义政治家，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家是具有真正统治技艺的人，他们依靠相互和谐与友谊的纽带把人性中的不同因素及不同部分结合在一起，就如同织布者把经线和纬线恰切而和谐地织在一起，这样政治家的这一块织物便成为最美好和最优秀的。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对适度原则的强调，他开始从绝对走向相对，产生了对相对价值的认同。他不仅认识到“大”与“小”的相对性，而且明确反对“过度”与“不足”，认为勇敢走向极端会成为凶残和疯狂，节制和谦卑过分会变得软弱无能，只有坚持适度原则，才能使“善的所有部分都处在相互谐和的状态中”。在实践中，政治家必须选择一名同时拥有两种性格的人，当需要几位执政官的时候，他必须确保两种类型全都有恰当的代表，以便使一部分人的勇气和活力，调和另一部分人的温和和谨慎，从而保证整个国家之网的和谐。这一点无疑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另外，柏拉图继二分法之后讲述了本篇唯一的一个神话故事，即“反向旋转的宇宙”。这个故事最直接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纠正二分法中对政治家的界定，把政治家从神灵的位置被拉回到了人间，神性色彩遭遇否定，获得承认的只是其人性的部分。[16]
其次，柏拉图意识到了法律的另一层作用。在《政治家篇》中，一方面他仍坚持认为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表现为法律的统一性与个体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即“法律从来不能签署一条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命令，这条命令能使每个人处于最佳状态，也不能精确地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在任何时刻都知道什么是好的，怎样做是正确的”，[17]并且法律对具备王者技艺的人的束缚。[18]另一方面，柏拉图又认为法律是必要的。因为他意识到“权力和智慧结合于一身是罕见的，人性又是自私的，”[19]通过医生和船长的例子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对掌握真正技艺的人不作任何约束，他们既可能突破现有法律的支配，实现对现实的改进，也有可能在野心的推动下为谋取个人利益牺牲整体的利益，而后一种结果对社会的破坏程度要远远大于法律的严格性对独立研究的束缚。这样看来，法律的保护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可以通过它向真正的统治靠近。因而，柏拉图最终认定，在一个法治的城邦还是应该遵守法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对“哲学王”思想的改进。
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反映了他迫于当时的政治现实，试图拯救每况愈下的希腊民主制的美好愿望。透过他的著作，柏拉图对哲人与城邦关系的反思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重视精英教育，道德教育。然而，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道德领域却出现了缺失，人们以不择手段追求功利为目标。面对生存的困惑，人们呼唤道德的重建。可见，我们在强调法治重要性时，不应该忽视道德的重要作用。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永远保持一种“正义”的信念，以批判为其社会功能定位的，而这也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来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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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哲学思想论文篇8
《理想国》读后感 柏拉图的《理想国》既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开山之作，也是西方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内涵丰富，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但凡目下之人文、社科类学科莫不可追源溯流至此，书中涉及了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神学、美学、教育学等领域的诸多问题。故此，欲入西学之门寻奇揽胜，《理想国》堪称首选路径。该书中文译本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斌和、张竹明之译本为最佳，英文译本以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之The Republic;译笔最为流畅，当为尚未熟谙古希腊文者之宝鉴。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在比雷埃夫斯港给女神献祭完毕，正准备回到雅典。玻勒马霍斯和格劳孔的弟弟阿得曼托斯挽留了他们，来到玻勒马霍斯家里。第一卷中的有关正义;问题的所有辩论都是在那里进行的。首先，苏格拉底与玻勒马霍斯的父亲珂法珞斯交流了拥有财富的老年人的优裕生活，并从而引发了有关正义;的讨论。珂法珞斯认为正义就是为人诚实;和欠债还钱;。这一辩论未及深入，玻勒马霍斯起而为其父辩护，但只是坚持欠债还钱;就是正义，并进一步把正义;发展为相当于咱们的雷锋同志那样的精神境界对朋友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其次，愤青;色拉叙马霍斯不满于苏、玻二人的一唱一和、互相吹捧;，挑起了其与苏格拉底之间的激烈论战。色拉叙马霍斯认为正义无他，就是强者的利益;，而且强者是从来不会犯错误的。呵呵，这个诡辩士、愤青子已经颇有些强权就是真理;的意味了。苏格拉底透过分析所谓的技艺;就是要使利益达之于客体，而非对于执行者本身有利来加以反驳。色拉叙马霍斯对此也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牧羊人就不是为了羊群好，而是为了牧人自身获利，并由此得出结论："Justice is in fact what is good for the stronger， whereasinjustice is what is profitable and good for oneself。" 即公然叫嚣正义者，强者之利也;多行不义，方能得利。看来政治非道德论者古已有之，始作俑者非此色愤青子;莫属啊!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和中国法家的慎、申、商、韩之流真当拜色拉叙马霍斯为他们的祖师爷了。最后，智慧的苏格拉底最后说服了粗鲁的色拉叙马霍斯，使之勉强认可了过正义的生活要比过不正义的生活好，理由有三：第一，正义的人聪明善良，不正义的人邪恶无知;第二，不正义者内心烦乱不安，从而不能有效行动;第三，正义者要比不义者生活更加幸福。
我们要注意的是，从一开始苏格拉底的被强行挽留，到论辩过程中辩论的话题也随着发问者的牵引而不断地转换，直到第一卷的结尾也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正义;是什么。这样的结局，我们是不满意的，然而苏格拉底的高徒们就满意吗?到底什么是正义，苏格拉底有答案吗?第二卷能否揭开谜底?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理想国》读后感 《理想国》是古希腊着名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年)重要的对话体着作之一。一般认为属于柏拉图的中期对话。本书分为十卷，在柏拉图的着作中，不仅篇幅最长，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其哲学的各个方面，尤其对他的政治哲学、认识论等有详细的讨论。《理想国》是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丰富多彩、环环相扣的对话，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这个城邦是历史上大大小小乌托邦;的开山鼻祖。该书是柏拉图中期思想的总结，其语言华丽，逻辑缜密，想象丰富，阐述精彩，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力。
柏拉图不仅是古希腊哲学家，也是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所谓理想国，是柏拉图推理出的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这个国家由立法统治者，国家护卫军，普通劳动民三个阶级组成。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家应该为政治家，政治家应该为哲学家。哲学家不应该是躲在象x塔里死读书而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去努力实践，去夺取政权。政治家应该对哲学充满向往，并不断的追求自己在哲学上的进步，并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柏拉图认为，正义的城邦或理想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统治者应从有才能的人中挑选出来，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第二，统治者阶层应过公社生活。第三，国王应该是哲学家，或应该让哲学家作国王，因为只有哲学家才具备治理国家应有的知识。
《理想国》首先开启了对理想国家加以描述的先河。在该着中，柏拉图本来是要论述个人正义，为了说明个人正义，用城邦正义作为铺垫和比方，但，柏拉图实际上用大量的篇幅去论证描述理想城邦。柏拉图的这种证明方式给了后人一个他所始料不及的提示：除了个人正义之外，还存在着城邦正义，或者说，还存在着国家制度的正义。后来人们在思考国家正义、法律正义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对人类文明发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成果。而我国古代没有关于国家正义问题的思考。我国古代虽然有对个人正义的思考，但这种思考主要涉及个人义务、行为，基本不涉及国家制度的正义问题，所以，其思考的深度远不能同西方的正义思考相比。传统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认为，君主制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可改变。
如果没有西方思想的引入，很可能，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帝制或君主专制制度中。想到现今的社会，正义一直都是受人们褒扬的话题，正义的事情永远都是被人们所称颂的。然而什么是正义，我想很多人都是无法给出全面的解答的，或者即使给出了也是摸棱两可，一个简单的有思想的人都可以利用柏拉图式的反驳推翻掉。社会现象纷繁复杂，人们的思想各色各样，在此处正义的事情，放到彼处马上就变成了荒唐的事情，甚至是极其不正义的事情。单纯的眼光去判断事情总是片面的，多虑的思想去思考事情总是无法清晰的，生活中只能适事而行。
作为一本影响深远的书籍，《理想国》内容不可谓不精彩，是一本可以很好了解城邦由来的书!
《理想国》读后感 《理想国》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重要的对话体着作之一。这是对柏拉图中期思想的总结。柏拉图的《理想国》是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丰富多彩、环环相扣的对话，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可以说这个城邦是历史上乌托邦;的开山鼻祖。
所谓理想国，是柏拉图推理出的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家应该为政治家，政治家应该为哲学家，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而这些在《理想国》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直接提出来，柏拉图是通过对正义的深入探讨。
《理想国》在讨论到城邦的建设的时候，首先说的就是人的正义问题，在柏拉图的理解中，他认为我们如何去理解正义首先需要理解的是一个城邦的正义，如果我们理解了城邦的正义那么也就理解了个人的正义，所以，理解就是一个从大到小的过程，但是在我们的课堂的讨论中有的人的言论让我有这样的想法，在我们一个直白的理解中，我们认为一个人的正义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有个人才有国家的一切，在一个认同个人主义的时代中，在自由主义的思想的指导下，这样的想法是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我们要知道柏拉图写作的背景和写作的意图，所以从一个城邦的建设意图出发，城邦的正义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服从城邦的正义的，在城邦的需要的时候，个人正义往往应该让位给城邦的正义的，所以，我们在理解柏拉图所说的先写大字，再写小字;的言论是从城邦的理念出发的，因为他认为城邦才是最重要的，那个时代也只有在城邦的完善的情况下，个人的一切才是有保障的，因此我们要把城邦的正义和个人的正义充分理解，如果我们仅仅是从个人正义的角度来理解柏拉图的正义的话，那样的话，我们的理解是偏激、狭窄的，那样的话就很容易误解柏拉图的意思，在当今社会，理解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是我们正确理解柏拉图的一个重要因素。
理解两者正义之间的关系后，我们现在来理解柏拉图的正义观念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明显的提出正义的概念是个人做自己分内的事情;。或许是我们这样的理解，在柏拉图的意思中或许认为，人本来就是有区别的，等级的划分并不意味着一定是级别的划分，或许是秩序的要求，因此柏拉图要建立自己城邦的时候，他不能不考虑到一个城邦对于秩序的要求。此外柏拉图关于人应该各做各的事情是基于人本身的内在素质，或许换个说法是每个人在他生来就有自己属于自己的禀赋，而他的禀赋决定了他所应该从事的事业，那是正义的。
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正义，当然这些是柏拉图从他的城邦的正义推导出个人的正义，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理解或许适合于当时的城邦的正义，而对于如今，关于正义的描述是困难的事情。
此外，柏拉图提出了理念论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学说，用三个著名的比喻解释了他的思想。他认为每一类事物都有其共同的特性，如美的事物的共同特性是美;，红的事物的共同特性是红;等。这些共同的特性是事物的共相;或理念;，理念是完美的，是感性事物的本质和存在根据。
美的事物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其有了美的理念，善的事物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其有了善的理念。理念是在感性世界之上独立存在的。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是分离的。柏拉图强调感觉和理性的区别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感觉只能认识外部世界及其影子，只有靠理性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认识理念。他对人类的认识作了如下区分：对外部事物的影子的认识是猜测;；对外部事物的认识是信仰;，在理智阶段，人们所认识的是较低的理念的认识，如对圆;和三角形;的理念等的认识。
理性阶段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阶段，在此阶段，才能把握到最高的理念，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猜测和信仰不是知识，是意见。对理念的认识才是知识。柏拉图在著名的洞穴;比喻中讲了一个人如何经历了猜测世界、信仰世界、和形式世界理念世界的过程。这个人获得了关于理念的知识后，感到有责任教导那些还在洞穴中的人们。柏拉图由此指出，在一个正义的国家里，哲学家应该成为国王，凭借责任治理好国家。
柏拉图认为品德来自于教育。教育是排除不理性干扰，将真理发掘。而柏拉图认为教育是一个回忆的进程。此外辩证法也是找回真理的、主要手段，同时让灵魂安适;的求善欲望又为求知提供了不竭的动力。然而这种教育往往会遭到他人的不理解。柏拉图将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形象地比作了洞穴。因而那些缺乏哲学的人被视为关在洞穴里的囚犯，那些哲学家便是走出洞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