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科学论文(精选8篇)
翻译科学论文篇1
翻译是艺术吗？是艺术！仅就译者必须运用语言重新塑造原文中已塑造出的形象而言，
翻译就应当是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翻译又不能仅仅是艺术，因为“在艺术世界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源泉，都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译者的“生命”源泉仍在于原著之中。即便是文学翻译，译昔对原著的理解也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这其中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之。况且，翻译除了文学翻译外，还包括科技翻译，政论翻译等等。当然，这类翻译中也有创造，但我们还不至于可以荒唐到或是说这类翻译不是翻译，或是说大量这类的翻译都是艺术的地步吧！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或是科技翻译，或其他种类的翻译总还是要讲点科学。关于这个问题，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已有阐述。至于“翻译学”的提法国内早在本世纪十年代，或是更早些时候已有过，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进口货”’。
此后，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这其中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近一二十年，广大译论工作者为建立翻译学大声疾呼、呐喊，作了不懈的努力，进行大规模、有益的探索。译界众多学者对建立翻译学寄以厚望，不少学者也为之付诸艰辛。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大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常常为人们所误解。应该说，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使这一仍处于孕育中的学科屡屡遭人非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什么是科学？有些人一提起“科学”二字就联想到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殊不知人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途经均不相同。把翻译学与物理、化学相提并论，不免拟于不伦。依此而否定翻译学是一门科学是不足为训的。
学科概念混淆，把翻译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加以理解、运作，在国内外皆有人在，致使一潭清水越搅越混了。
其实，科学是知识的体系，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立即构成一个体系，一夜之间就使之变成一门科学。正如钱学森教授指出的，“知识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现代科学体系；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叫做前科学，即进入科学体系以前的人类实践的经验。”“……不管科学还是前科学，只是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情况是在变化的。一部分前科学，将来条理化了，纳入到科学的体系里……”依我们之见，尽管人类的翻译活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凭借他人或自身的经验进行翻译。现有阐述翻译方法的论著大多还只是这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翻译还只是“前科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否定它能向一门科学方向发展。世界在进步，学科在发展。客观的事物不能由某人说是就是科学，说不是就不是科学。不能在学术界搞武断，对刚刚才提出对建立翻译学的思考｀时就给予当头一棒，力图抑制她的问世。我们应该允许探索。提出“思考”就意味着是一种探索。所以有人提出翻译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5，这是较为恰如其分的。
既然是探索，就应该允许人们从多方面，多学科地进行。无端的否定未必即能奏效。即便在自然科学中，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得到了伽利略的证实，成了冤案，却在几百年后才得以昭雪，何况人丈科学乎？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不能就因此把翻译学说得玄而又玄，似乎说得越玄乎就越高深。译学研究毕竟是源于实践，而后又回到实践来指导翻译实践的一门学问。译学研究不能脱离实践，这己成了译论工作者的共识。当前有些研究似乎已陷入了纯学院式的研究，说三道四、连篇累犊，却于翻译实践无补。拉上几十门学科，标上无数术语，并不表明一个学科之成熟，只会导致许多概念含混不清。这种“理论”显得极其庞杂，但未必有实用价值。又如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按西方翻译理论的说法，划分为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及话语层。就连提出这一理论的作者本人
都感到“翻译的基本难点之一，就是如何能在每个具体情况下，从语言学等级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层次作为翻译单位。”。连这一“理论”的提出者都感到为难，那这类学院式的研究究竟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有多大指导意义，就很值得怀疑了。尤其是对于像汉语这样象形文字与西方语言对译中就更难发现其实用价值。继而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必要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或是“偏低、偏高层次的翻译”，势必就成了一纸空谈。
提到建立翻译学，就必定要设计语言学的问题。应该承认，语言学的发展给翻译学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一方面，译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两种语言的话语对比，对语言中的现象及其实质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在翻译中更自觉地掌握某些语言对比规律；另一方面，许多译论研究人员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运用语言学中的术语、概念来阐述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总结出某些系统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现在坚持翻译是艺术的学者基本上也还没脱离翻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所归纳出的翻译实践中某些系统经验，就正说明这一点。但是，正如众所公认的，翻译是艺术。艺术创作本无定规。同一个原著的句子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你可以这么译，他又可以那么译。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不同译法，均无可指责，全凭译者在上下语境中去“创造”。这是一；其二，正如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一再申明的那样，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正是研究翻译过程的语言学方面”，“纯粹是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很明显，他们研究的是语言，并不注重研究原著作者及译者的主体意识。他们只能对现成的译例在语言上作静态对比，只能考虑其表面现象。因此，就翻译研究而言，他们的研究必有偏失，或显得异常肤浅；其三，现代的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语言为研究对象，对汉语的语言几乎未加触及。正如陈望道所指出的：“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8。汉语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总体结构以及语言的运用等诸方面与西方语言截然不同。仅以西方语言模式为基础建立起的语言学套在汉外对译中几乎是行不通的。何况，翻译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为此，语言学对于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妄图在这样的语言学基础上去创立翻译学，“不仅限于找出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而且要为翻译工作者提供某些规范或｀规定’”’，那只能是一场迷梦！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翻译理论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必妄自菲薄。要说我国的翻译事业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上比西方国家落后，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工｀，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就文化总体而言，各国文化不是依照同一路线发展，不可能按一个普遍的、等同的阶段进行。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面对的是不同的客观世界，由此提出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所具有的经验也不尽相同。因此，就不可能有个普遍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任一传统文化的优劣高下，更不能用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来评判另一文化标准。很明显，我们同样不能拿某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翻译理论作为另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翻译理论的标准。这中间不可能划分时间顺序的先后，而只能是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
其实，国外的译论也是处于探索之中，也未必已成定论，甚至某些堤法未见合理。翻译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正处于探索中的科学，对西方人何曾不也是如此？基于这祥的认识，我们就不至于会把国外的译论奉为至宝，视若·｀圣经，，，或为之惊讶不已。就以奈达为例，他早期认为翻译是科学，到了80年代又强调是一种艺术。这说明人对客观事物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允许有所改变。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正本清源”1“的问题。也不要因他人观点变了，我们就得跟着转。西方译界的论坛上曾提出过equivalence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equivalence在自然科学中译为“等值”是指“量值”或“效应”大小方面的“等”。在某些学科中也就只译为“类”，“代”而已。西方人把它应用到翻译中，传入我国后不知怎么地译为·“等值”。于是就有人便在“等值”上做文章。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是一项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之的活动。它涉及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在东西方之间这一差别尤为显著。为此，在翻译中就存在“不可译”的现象，这其中何曾有那么多的“等值”可言？况且，至今为止，在人文科学中尚无像自然科学中所具有的量化公式。因此，严格来说，翻译中是无“值”可“等”的。又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偏低层次的翻译”和“偏高层次的翻译”，只不过是“直译”与“意译”的换一种说法而已，无“先进”，“落后”之分。认识到世界各国都在对翻译学进行探讨，我们就无需对西方的翻译理论顶礼膜拜了。
翻译科学论文篇2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韩子满（*）、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70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20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应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毛荣贵（2005：345）教授认为，符号学、符号美学、接受美学或格式心理学都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笔者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大翻译文化美学、翻译认知美翻译交际美学、翻译语用美学、翻译篇章美学等跨学科层面的探索。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进行批评性地接受，关注审美接受的过程，着重探索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作者、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原语被读者接受的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化转换美学、审美意识的认知、审美再现的共性与特性，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社交层面等多维角度探讨动态的翻译美学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运用理性的交际观，合理解释翻译美学，使译语再现原语的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等美学。为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养分，与其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笔者（2006）从语用学的角度探索了语用学翻译美学，透视了哲学渊源及其实质、认知再现美学、灵感美学、文化美学，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在当今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范式主流背景下，如何避免起解构主义的过分怀疑思想，过分夸大主体意识，把翻译引向无政府主义；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思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语用价值等，动态的研究其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
翻译科学论文篇3
关键词：翻译机构；译学载体；应用翻译研究；译学建设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8-0184-5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3、046
1 、 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兴起使得翻译研究突破了语言学研究的藩篱，开始从文本层面扩展到超语言学研究的诸多维度，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甚至经济等因素都纳入到了翻译研究的范畴，翻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以扩大。翻译机构是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与翻译相关的实体机构，伴随着翻译活动的产生而出现，从不同角度参与并影响着翻译活动及译学研究。翻译机构是译学存在的“硬件”，支撑着译学发展，也自然该纳入译学研究之列。而当今的翻译研究对其重视不够，翻译机构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阶段。
2 、 我国译学发展简述
在我国，“翻译学”一说最早出现于1927年蒋翼振编著的《翻译学通论》，之后，吴曙天的《翻译论》中涉及了翻译学的阐述。1932年，林语堂发表名为“论翻译”一文中提到“译学”之说。1940年，黄嘉德编写《译学论集》一书，收录了译论研究文章。新中国成立不久，董秋斯于1951年在《翻译通报》发表《论翻译的理论建设》一文，首次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主张，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强调翻译过程中有客观规律可遵循，其中渗透着语言学研究倾向。文中提出翻译理论建设的三个基础：正确的科学方法、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但是当时也存在着“翻译是一门艺术”的观点。1953年，姜椿芳在《略谈口译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的主张。这是建国之初关于翻译研究的第一次针锋相对。之后，由于历史原因，关于翻译学建设的问题进入了沉寂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青岛召开全国首届翻译理论研讨会，建立“翻译学”的主张被重新提及，再次掀起译学理论研究的热潮。学者关于“究竟要不要建立翻译学”、“翻译学应不应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究竟有没有翻译学”等话题展开了讨论，深化了译学研究，唤醒了译学学科意识。20世纪末《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曾以“翻译学科是不是梦”为题，唤起译界讨论，译学学科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中国翻译》杂志也曾开辟专栏，组织学者就翻译学中的基本概念、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阐述、梳理和界定。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就译学理论框架提出了自己的构想，比如黄龙、谭载喜、刘宓庆、杨自俭、许钧、张南峰等，以完善译学理论建设。当前，翻译研究维度的扩展将语言之外的诸多因素纳入到译学研究范畴之内，彰显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翻译研究现在已意味着与翻译有任何关系的任何东西”（Lefevere&Bassnett， 1998： 1， 转引自曾文雄，2006）。于是各派翻译理论研究在中国全面开花，这有利于丰富我国的译学理论体系，而译学理论建设是译学学科建设的根基，可为学科发展提供方向。然而，纵观我国译学研究，理论研究部分着墨偏多，而应用研究部分却略显单薄，将翻译理论研究看成译学研究核心，而应用研究却置于边缘地带。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讲，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应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研究，偏向某一方结果均会导致学科体系的不完整、不和谐，翻译研究也不例外。厚此薄彼不利于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穆雷（2009）也提到，我国翻译学研究目前较多地倾向于宏观、抽象、框架层面的思辨，对实证研究、个案研究不足，应加强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翻译教学与实践。译学理论体系建设是译学学科建设的根基，译学理论体系本身全面发展方能确保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
翻译机构是实际存在的翻译实体，涉及翻译领域的方方面面，进行具体的实践活动，与翻译学科存在极强的相关性。翻译机构出于某种目的组织与翻译相关的活动，或进行翻译实践，或培养翻译人才，或组织译学会议进行理论探讨，等等，涉及译学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翻译机构研究用以指导翻译机构有效运行，保持其与外部联系的和谐性，以实现译论研究的充分落实，属应用翻译研究部分。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不多，这不利于译学应用研究的丰富与发展，也不利于译学学科建设。
3 、 翻译机构研究内容及其定位
3 、 1 翻译机构研究内容
翻译机构伴随具体翻译活动而出现。我国有翻译记载的历史始于周朝，当时翻译主要见于政府外事交往中，并无独立的翻译机构，而与政府外事翻译部门融为一体，译员兼有其他外事职能。在以后千年的发展史中，伴随翻译需求的增加，翻译机构也随之增多，历史上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佛经翻译时期的译场，明朝的历局、四夷馆，清朝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等等。而翻译教学和翻译学自身的发展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培训机构和译学研究机构到了近代才出现，翻译机构也是到了近代才更为成熟、完备。
这里凡是与翻译相关的机构都纳入了翻译机构研究之列。任何研究都包括理论和应用两部分，翻译机构研究也不例外。翻译机构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部分。应用研究部分可进行再分，包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如图1所示：
理论指导实践，但需借助应用研究发挥其指导作用。应用研究本身也属理论范畴，也发挥指导作用，只是距离具体实践较理论研究更近一些。如何将理论的指导作用真正落到实处，中间需要相应实体机构来有效运作以确保具体实践的顺利进行和翻译终端产品的产出，以使翻译产品（这里涉及译作、译论及培养出的翻译人才等）真正达到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预期效果。翻译机构的运作是距离翻译终端产品最近的程序，没有翻译机构，翻译学的任何研究无法落到实处。翻译机构研究通过对翻译机构的描述，找出其中的运行规律，来指导其有效运行，以推动译学学科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翻译机构的理论研究部分主要涉及翻译机构的基础性研究，涉及翻译机构的实质、宗旨、职能、类型等。翻译机构就实质而言，属翻译发展的“硬件”，支撑着整个译学学科的发展，组织译论研究、培养翻译人才和负责翻译产品的产出，构成了译学学科建设的外部条件。其意义在于促进译学学科发展和满足社会对翻译的需求。因职能不同，翻译机构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有以进行学术研究为主的译学研究机构，有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的翻译培训机构，有以出版发行翻译产品为主的翻译出版机构，有提供翻译服务的翻译服务机构。按照其与译学理论的相关性排序应是这样：译学研究机构>翻译培训机构>翻译出版机构>翻译服务机构。不同翻译机构宗旨、活动、目的等不同。翻译机构的应用研究部分包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主要涉及内部机构操作方面的研究，具体来讲涉及相关工作程序、译者权益、人员分配、部门间的协调、翻译产品的推销、部门内部的管理等等。外部研究涉及翻译机构与相关翻译政策间的互动、机构间的联系、翻译产品的满意度考查、翻译机构的宏观管理等等。
3 、 2 翻译机构研究在译学体系中的定位
Holmes于1972年发表了“翻译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被普遍认为译学学科的创建宣言。文中作者描述了译学学科架构，将翻译学分为纯理论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纯理论翻译学包括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理论、描述和应用三者构成翻译学三大分支，存在辩证关系。描述和应用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资料，后者指导前两者。应用研究部分包括翻译教学、翻译辅助工具、翻译批评和翻译政策。如图2：
翻译机构是译学发展的载体，是实际存在的实体机构，直接进行具体的实践活动，负责译学理论的组织落实与展示。翻译机构研究可以指导翻译机构本身的运作并研究其与外部的联系，属于翻译学应用研究范畴。所以将其列入Holmes译学研究体系中的应用研究部分，如图3所示：
翻译机构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其他子领域之间联系密切，是双向的平级关系，不存在从属关系。翻译机构均可以为其他四项子领域理论的实现或研究成果的展现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没有翻译机构，任何关于翻译的研究只能束之高阁，无法指导实践，也无法将研究转化成现实的研究成果。翻译机构研究通过指导机构本身有效运作来确保理论指导顺利转化为现实，同时对翻译机构成品的研究又是检验其他相关翻译理论的过程。翻译机构本身的运作程序，内部各部分的协调以及与外部条件包括政策指令甚至宏观上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关系，均会对翻译教学、翻译批评和翻译辅助工具产生影响，促进或阻碍它们的发展。对翻译机构的研究旨在发现其本身的运作规律及其与外部条件的互动关系，以实现内外连贯发展，进而有效推动翻译学的发展。
皮姆（Pym， 1988： 4；转引自Munday， 2001： 22）曾指出，Holmes的图表没有提及任何参与翻译过程的译者的个人风格、决策过程和工作实践。这是翻译机构研究所涵盖的内容。翻译机构组织翻译活动，会直接选择具有某种翻译风格的译者，也会因遵守翻译政策或据自身某种需要来影响译者的翻译风格。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过程和工作实践方面，目的论者Vermeer（维米尔，1989/2000： 221，转引自Munday， 2007）认为，翻译是一项目的，这一行为需要委托人与译者就译本的对象、目的、应用场合等进行商定，这势必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影响译者对文本的整个操作过程。而委托人有时就是翻译机构本身，或者委托人通过翻译机构实现与译者的沟通。
后来，Munday对Holmes的译学研究体系的应用研究部分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将应用研究各子项进一步细分，研究更为具体，如图4：
后来随着译学词典研究的发展，孙迎春又对其中的翻译辅助工具部分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如图5所示：
翻译工具是为了满足译者使用。一方面，这些工具可为翻译机构组织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提供服务，供译者使用；同时，翻译机构属于译学实体机构，是译学词典收录的对象之一。翻译机构的编纂属于事物型译学词典编纂范畴，成为专科词典的一种。另一方面，任何词典的不断问世，均需借助翻译机构的具体操作来实现，以有形的形式呈现在使用者面前。翻译机构的发展均可收录到译学词典之列，一部翻译实体词典的问世可以见证翻译机构的发展，而一部译学词典的问世又是翻译机构本身的成果之一，二者存在较强的互动关系。
3 、 3 翻译机构在译学学科建设中的作用
穆雷（2009）提到，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科体制的建设；二是学科理论的建设。“根据国际通例和学术界公认的标准，一门学科的形成和被确认，除了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有专门价值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外，还需要具备一些保证其持续运作和发展的基本的外部条件。它至少包括具有自己的行业协会团体、有自己的专业性杂志。在高等院校和专门研究部门中有自己的系科和研究所，设立专任的教授职位和系统的研究生（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教育体系等”（陈跃红，1999；转引自穆雷，2009： 57）。到翻译学这里，这些外部条件就是翻译机构涵盖的内容。目前来讲，这些外部条件已经具备。我国于1982年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2005年起改名为中国翻译协会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简称中国译协），下设九个专业委员会，全国设有五十多个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其他协会也有的设有翻译研究会。中国译协有自己的会刊――《中国翻译》（其前身是《翻译通讯》）。在翻译教学方面，主要体现在翻译学学位点的建设上。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授权点基础上获得“翻译学”二级学科授权点，2005年起招收翻译学硕士生和博士生，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得以建立。2006年，教育部批准三所高校设立翻译学本科专业。至此，我国翻译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完整的教育体系就形成了。大批高校已建立或正筹备建立翻译系、翻译学院以及翻译学本科专业，部分高校已建有或正在建设翻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以组织进行翻译研究。翻译学在我国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建立。
我国翻译学学科建设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学科体制不断完善，并且得到了官方认可，翻译学获得了其合法地位。但是，翻译理论建设仍有不足，翻译学术队伍有待进一步壮大。我国的翻译机构尤其是翻译研究机构应在理论建设方面发挥其推动作用。具体来讲，应更多地加强译介同行间的联络沟通，增强国际、国内译介同仁的交流，提供更多理论探讨的机会，对翻译学研究薄弱领域加强探索研究。同时，针对翻译学研究的薄弱领域，翻译出版机构在选题方面要有所倾斜，推动这些领域学术成果的产生。Holmes构建的译学研究体系是开放的，要结合我国的译学研究现状与时展，不断对之进行丰富和发展。在学术队伍建设方面，应该加强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教师的培训，提高其教学和科研能力。《中国翻译》编辑部与一些高校联合举办的暑期培训班已做出了很好的示范。高校翻译教学培养的人才也会部分地加入将来的翻译学术队伍，所以，高校的翻译教学应和翻译研究中心（所）结合，提高硕士生、博士生的科研能力。
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翻译需求日益增多，翻译产业也日益成熟、壮大。据统计，“2004年全球翻译产值超过130亿美元，中国约为127亿元人民币。2005年全球翻译产值达227亿美元，中国约为200亿元人民币”（转自吴希曾，2007）。据估计，2004年以后，全国的翻译公司数量已达4000多家。翻译服务机构的日益增多也带来了翻译市场的混乱状况。现在众多的翻译服务机构在服务质量、专业性、行业管理等诸多方面存在问题，这使得原本混乱的翻译市场更为失序。宏观上来讲，应该制定统一规范加强行业管理，避免机构间的恶性竞争，引导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微观上，机构内部必须严肃准入制度，雇佣合格译员，加强译员考核培训；同时加强自身管理，确保内部运营程序高效顺畅，提高翻译服务质量。
译学学科建设应该有效利用其自身发展的外部条件――翻译机构来不断完善自己，同时，后者也应充分发挥自身功能保持译学学科长效发展并不断壮大。
4 、 结语
我国译学理论体系伴随着译学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持续扩大而不断完善，翻译机构研究作为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仍处于初始阶段，有待进一步丰富来充实应用翻译研究，以完善整个译学理论体系进而推动译学学科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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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科学论文篇4
关键词：奈达代表作；“迈向翻译学”；误译；翻译科学探索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5008305
英语science 是一个多义词，第一词义是“科学”、“自然科学”；第二词义是“人文社会学”、“学”、“学科”、“学问”；第三词义是“技巧”、“艺术”。natural science中的science的词义是科学，natural science的译文是“自然科学”；social science中的science的词义是学、学科、学问，social science可以翻译成“社会学”、“社会学科”、“社会学问”。可是，“社会学”已经是sociology的译文，social science不能再翻译成“社会学”了，可以翻译成“社会学科”，“社会学问”。
natural science除了翻译成“自然科学”，还可以翻译成“自然学科”、“自然学问”。social science 翻译成“社会学科”和“社会学问”分别与“自然学科”，“自然学问”对应了。必须为social science寻找一个与自然科学对应的译名。
“自然科学”的含义一是自然物质世界的系统的知识；含义二是一种研究的名称，意为“对自然物质世界进行的研究”。social science也是一种研究的名称。《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辞典》2022页说：social science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of human societ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ocial science （ 对人类社会和社会关系的研究）。
《朗文当代英语大词典（英英、英汉双解）》1670页 解释social studies说：“social studies n [p] =social science”（社会研究= social science――笔者译）
该词典在解释social science的时候说：“social science [U] 又作social studies”（social science [不可数] 又作社会研究――笔者译）
根据上面词典的解释，social science就是社会研究。
一、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译成“翻译科学探索”引发争论
1964年，奈达发表代表作“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1]，翻译界也奉为现代翻译理论的代表作。80 年代初“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被介绍到我国并被翻译为《翻译科学探索》。此译名引起翻译理论界广泛关注。有人认为《翻译科学探索》是一个十分正确而贴切的翻译，因为这个译名被广为接受[2]64。一些学者，如张经浩却不以为然，提出反对意见， 认为奈达这一代表作在 80 年代初被介绍到我国时被翻译错了，“在很大程度上误解和误传了奈达的意思”[3]。争论的焦点在“翻译科学探索”中的“翻译科学”上。赞成和赞扬译名的学者认为Science of Translating译为“翻译科学”反映了奈达的翻译是科学这一思想；反对者却认为Science of Translating译为“翻译科学”违背了奈达的翻译是艺术、是技巧的思想，主张把书名译为“翻译的科学探索”，而不是《翻译科学探索》（即：对翻译这门科学的探索”）。
然而，将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成《翻译科学探索》，不仅在“翻译科学”一词上很值得商讨，而且在“探索”一词上更加值得商讨。本文讨论首先从译文“探索”一词上开始，然后商讨“翻译科学”一词。
二、“探索”之译值得商讨
（一）汉语“探索”一词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说：“探索 （动词） 多方寻求答案，解决疑问：探索人生道路/探索自然界的奥秘。” [4]1325
“探索”除了动词词性之外，还具有名词词性，如“宇宙探索”中的“探索”是名词。
作为名词的“探索”可以与前面的名词搭配构成词组，如“科学探索”、“海洋探索”、“火星探索”、“共产主义探索”、“翻译科学探索”。这样的名词词组至少有三种语法结构而产生三种意义：
1、探索可视为动词，前面的名词视为宾语，如“战争原因探索”（=探索战争原因），“自然界的奥秘探索”（=探索自然界的奥秘）。
2、前面的名词是定语，修饰后面的名词，如“科学探索”（=科学的探索，即用科学方式进行的探索）。
3、前面的名词表示探索的范围，如“海洋探索”（=在海洋中探索）。
4、有些词组有一个以上的理解和意义，如“翻译科学探索”，可以有至少三种理解和意义：（1）翻译的科学探索（即对翻译进行科学的探索）；（2）翻译科学探索（即：对翻译这门科学的探索）；（3）翻译科学探索（即：在翻译这门科学中的探索）。
（二）英语toward的含义和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的翻译
Toward的词典基本意义是in the direction of （朝……方向，向……目标，）[5]510。
Toward与它后面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宾语搭配，处于不同语境，产生出千变万化的意义，译文也就万万千千。如，They are heading toward the German border他们正在向德国边境迈进。He set out toward the college（他向学院出发了）；The building looks toward the sea（大楼面向大海）；That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 the co-operation（这是迈向走向合作的第一步。）
Toward是介词，它的宾语即是运动的目标。这目标具有的两个特点是：
（1） 客观存在，明确而清晰；（2） 尚未到达的（目标）； 如上面例子中的toward the German border中的the German border。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的a Science of Translating是Toward的追求目标，这个追求目标明确而清晰，客观存在。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的a 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学）现在没有建立，将来一定建立，它还在远处，在未来，但是它客观存在，是明确而清晰的尚未实现的目标。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的汉语译文可以是“迈向翻译学”、“向翻译学迈进”、“走向翻译学”、“攀登翻译学”、“为翻译学而奋斗”等等。
（3） 将奈达的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成“翻译科学探索”，否定a 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学）是将来肯定存在的东西，是已经确定无疑的目标
谭载喜教授将奈达的著作的名字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成“翻译科学探索”[6]。
上文已经解释，“翻译科学探索”可以有至少三种理解和意义：1、 翻译的科学探索（即对翻译进行科学的探索）；2、翻译科学探索（即：对翻译这门科学的探索）；3、 翻译科学探索（即：在翻译这门科学中的探索）。然而，中国翻译理论界普遍理解为“翻译科学探索（即：对翻译这门科学的探索）”。
汉语“探索”一词的意义是“多方寻求答案，解决疑问”[4]1325。
那么“翻译科学探索”即对翻译这门科学（奈达原意不是翻译科学，而是翻译学这一门学问）多方寻求答案，解决疑问。换言之，“翻译学”是否存在还是一个疑问，需要多方寻求答案，解决这个疑问。这样，“翻译学”存在与否都还没有决定，还在探索之中，又怎么谈得上建设翻译学？
奈达的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a Science of Translating（谭译译为“翻译科学”）是Toward的宾语。Toward的宾语是现在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和将来肯定存在的东西，如Toward moon（向月球迈进），the moon（月球）是现在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Toward munism（向共产主义迈进），munism（共产主义）是将来肯定存在的东西。奈达的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向翻译学迈进）中的a 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学）是将来肯定存在的东西，是已经确定无疑的目标。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成“翻译科学探索”否定a 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学）是将来肯定存在的东西，是已经确定无疑的目标，违背了奈达的原意。
三、“翻译科学”一译更值得商讨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解释Science说：
Science 1（u）knowledge about the structure and behavior of the natural and physical world，dased on facts that you can prove， for example by experiments科学，自然科学：new develop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学技术的新发展 Δthe advance of modern science现代科学的进展Δthe laws of science科学定律 2（u）the study of science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理科：science students/teachers/courses理科学生/教师/课程 3（u、c）a particular branch of science自然科学学科：to study one of sciences攻读一门自然科学学科――Compare ART（6） 4（sing、）Humanities a system for organizing the knowledge about a particular subject，especially one connected with aspects of human behaviors or society（尤指人文、社会）学科、学：Is there an adquate basis for a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际政治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有足够的基础[7]？
从上面的词典定义判断，science可以翻译成“科学”、“学科”、“学”。“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学科”和“学”是人文、社会的学科、学，如国际政治学科、国际政治学。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的Science到底应该翻译成“科学”还是“学科”或“学”？
词典的第一个解释中，Science的汉语译文是“科学”，这个Science（科学）是自然科学，这个Science（科学）是关于自然和物质世界结构和行为的知识，这知识以事实为基础，，能用实验证明（knowledge about the structure and behavior of the natural and physical world，dased on facts that you can prove， for example by experiments）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的Science是有关翻译的知识。翻译不是自然和物质世界结构和行为，也不用实验证明，这个Science不是“科学――自然科学”。如果把它译成“科学”，就认为它属于自然科学。
翻译是人的主观行为，翻译的对象是原文，原文是人的主观行为的产物。翻译是译者主观解读和表达原文作者主观创造的文字材料，是主观对主观，不是处理自然和物质世界的结构和行为。翻译知识不是“科学”。
翻译属于人文、社会活动范围，翻译知识体系属于人文学科、社会学科或人文学、社会学的范围。有关翻译的知识体系是“翻译学”。
人文、社会学科或学不叫科学，如“ 写作学”不能称之为“写作科学”，“文艺学”不能称之为“文艺科学，“汉学”不能称之为“汉科学”，“古诶及学” 不能称之为“古诶及科学”。
因此，Science of Translating应该翻译成“翻译学”而非“翻译科学”。
中国翻译理论家正在构筑“翻译学”，而不是构筑“翻译科学”。学科的名称很重要，不能马虎了事。
四、奈达的Science of Translating的名和实
翻译和翻译研究是social science（社会研究）的范围，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的science 与social science（社会研究）中的science 同义。science of translating的汉语译文是“翻译学”或者“翻译研究”。
奈达认为，翻译不是科学，翻译是一门学科。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说，学即学科，即学问[4]1546。《新汉英词典》有一例句，有助于帮助理解和翻译science 。例句是：哲学是关于世界和人生的一门学问Philosophy is a science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of t he world and life[8]、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翻译是一门学问。
奈达说“translating is far more than a science、 It is also a skill， and in the ultimate analysis fully satisfactory translation is always an art、 [9]
在中国普遍流行的译文是“翻译远远不止是科学。它还是技巧，而且归根结底，完美翻译始终是艺术。” [2]64
译者误读了这个句子中的science 。奈达此句中的science不是“科学”，而是学科、学问。奈达认为，翻译是一门学问，然而它不仅仅是一门学问，它还是技巧，而且归根结底，完美翻译始终是艺术。
人们普遍懂得，像翻译这样的人的主观创造活动，需要知识，但是光有知识远远不够，这样的活动还需要练习和实践，在练习和实践中提高技巧和艺术水平。英语说“practice makes perfect（熟能生巧）”，好的教师需要具有与教育相关知识，更加主要的是在教育第一线得到锻炼和提高教学的技巧和艺术水平。因此人们说“教书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技巧和艺术。”演讲如同教书，人们也说“演讲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技巧和艺术。”
奈达的“translating is far more than a science、 It is also a skill， and in the ultimate analysis fully satisfactory translation is always an art的正确译文是“翻译远不仅是一门学问，它也是一种技巧，归根结底，令人满意的翻译始终是一种艺术。（笔者译）”
中国翻译理论界普遍认为，奈达把翻译当做科学，来源就是这一句话。可是这是对奈达这句话的错误理解和翻译。
邵璐说，奈达“翻译即科学” 一说首先是在奈达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在1964 年明确提出 “a Science ofTranslating” （翻译科学）外，奈达还在 1969 年与Charles Taber 合著的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Translation 中进一步清楚地说到： “、、、 t ranslating isfar more than a science、 It is also a skill ， and in theultimate analysis fully satisfactory t ranslation isalways an art、”（翻译远远不止是科学。它还是技巧，而且归根结底，完美翻译始终是艺术。） [2]65
奈达在此虽然不曾直接说 “翻译即科学”，但 “翻译远远不止是科学” 一语的内涵即是如此。所谓 “翻译远远不止是科学”，其基本前提即 “翻译是科学”，只不过它 “不仅仅是科学” 罢了。
谭载喜在1982年说奈达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6]4-10。而1999年却又说：“奈达曾经提出 ‘翻译是科学’ 的主张，后来又基本放弃了这一主张……不管是提出还是放弃，他（ 奈达）都没有提出充足的、 令人信服的论证” [10]。
其实谭载喜错误地理解和翻译了奈达笔下的Science ofTranslating。奈达从来没有说“翻译是科学”。奈达也从来没有放弃和改变翻译是科学这一主张，因为奈达从来没有说“翻译即科学”
这一主张，又怎么能说放弃和改变“翻译即科学”这一主张呢？
谭再喜误解了奈达还批评奈达说，奈达把翻译当作科学是不正确的，因为翻译并非 “科学”，翻译学即研究翻译的那门学问才是科学[11]
奈达真够冤枉的，被误读了，挨批评了，又还要受教训：“翻译并非 ‘科学’，翻译学即研究翻译的那门学问才是科学”。奈达不懂中文，如果懂中文，读懂了谭教授的教训，一定会反驳说：“翻译学即研究翻译的那门学问是学科，不是科学。”
张经浩教授强烈反对把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为“翻译科学”，他主张把它译为“翻译的科学探索”，即“科学地谈翻译”，而不是《翻译科学探索》（即不是对翻译这门科学的探索） [12-13]。张教授的意见正确的。谈翻译，就是“对翻译的科学研究”。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英英、英汉双解）在解释-ology时说：
“-ology 又作-logy suffix （in nouns 构成名词）1、scientific study of something学：geology（=the study of rocks and The Earth）地质学/climatology（=the study of climate）气象学/Egytology（=the study of ancient Egypt）古诶及学。” [5]478
根据上面的朗文词典的解释，scientific study of t ranslating、就是“翻译学”。
五、结语
把奈达的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中的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为“翻译科学”，误解了奈达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定性；奈达认为翻译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技巧和艺术，翻译不是科学。Science of Translating应该翻译成“翻译学”或“翻译学问”或“翻译学科”、“翻译研究”。把Toward翻译成“探索”误解了奈达。奈达认为，翻译需要系统的学问，但是它也是一种技巧和艺术；奈达认为翻译研究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学科，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变成翻译学，译者要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向翻译学迈进）。把奈达的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成“翻译科学探索”，违背了奈达对翻译研究的定位，否定了奈达对构筑翻译学的决定的信心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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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谭载喜、 翻译是一门科学――评价奈达著《翻译科学探索》[J]、翻译通讯，1982（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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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谭载喜、翻译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17-18、
翻译科学论文篇5
关键词：翻译标准； 时代性；科技文体；信、准、顺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6-0-02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对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作为搭建交流桥梁的翻译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这在很大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翻译学科及翻译事业的发展。
关于翻译定义的回答有众家之说。而作为翻译的核心问题，翻译标准却是众家之说均有不同。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很多学者曾经提出过很多的不同看法及见解。这充分表明翻译标准理论是随着时代在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一、文献回顾
（一） 严复翻译标准“三原则”
19世纪末，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在《天演论》（1898）《译例言》中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也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他还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顾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严复提出的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正是对我国翻译理论产生极大影响，至今仍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信、达、雅”“三原则理论”。
（二） 学界对严复“三原则理论”的争议
严复“三原则理论”中的“信”，指在翻译活动中，译入语（target language）要忠实于源语（source language）的内容，风格形式，特点以及文化。这无疑是极具道理的。
但是严复提出来的这种翻译理论是具有时代背景的。在严复时代，通过翻译介绍到我国的各种作品的内容基本上没有现代小说中那些粗俗的内容和文字，而且当时的读者都是比较崇尚高雅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故而无论是从译入语忠实于源语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讲，这一原则的提出是无可厚非的，在当时的时代来讲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随着翻译学科以及翻译事业的不断发展，关于翻译理论的标准问题，傅雷、钱钟书、刘重德等著名学者相继提出“神似论”、“化境论”、以及“信、达、切”等观点。这也进一步体现了翻译标准的发展时代性。
很显然，这些观点所关心的只是文学翻译的标准。翻译理论学科是一门综合的，广博的学科。“文学翻译只占当今翻译总量的0、5%，大量的翻译文本是非文学性的（比如政治文件，法律文书，科技资料等。）”。正如前文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翻译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在一些比如科技，经贸等领域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方面扮演着不可缺少的作用。翻译的成功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政治的发展。正是这种新时期下的新形势赋予了翻译鲜明的时代性。作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翻译标准亦如此。
二、科技性文体翻译及其标准
科技性文体亦即科技英语(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EST)，是一种重要的英语语体。科技文体与非科技文体相比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特点。故而其翻译也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翻译。必须把翻译的普遍标准理论指导与其特定的文体特点结合起来采取灵活的技能技巧进行翻译。因此，严复的翻译标准理论对科技性文体的翻译仍具指导意义。
（一）科技性文体的特点
关于科技性文体的词汇、语法、句法、修辞等特点已有很多学者对此做过专门的论述，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科技英语既涵盖自然科学领域的各种知识和技术,也包括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特点总的说来强调事实存在的客观性，重事实，内容信息量大，结构紧凑，数据精确，逻辑严密，专业性强。因此，翻译的要求要简洁，清晰，准确，严密。
（二）科技性文体翻译的基本原则
正是由于上述科技性文体自身的一些独特性，在翻译过程中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第一，须了解和熟悉所译材料相关的科技信息及内容。如技术操作基本原理，工程技术要求等；第二，须掌握相关科技内容涉及的词汇。特别是一些专业性词汇；第三，明确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性。特别要避免“英化汉语”和“汉化英语”的出现。
（三） 科技性文体翻译的标准
科技性文体的翻译仍属于翻译学科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仍需遵循。但由于其学科的独特性，翻译的标准亦应有所不同。可概括为：信、准、顺。
1、标准之一：信
虽然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存在着很多的争议，但很多学者以及译者们均认为“信”是一切翻译的根本基础。脱离这一点翻译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甚至不能称之为翻译。对于科技性文体的翻译亦如此。科技性文体特点之一就是所述信息的客观性，毫无疑问，译入语（target language）必须立足于源语（source language）。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能直译的就尽量直译，尽量避免意译。例如：
The polite lamp stopped to represent the termination of the operation、
译：指示灯熄灭，以示操作终止。
磁力线从不相碰或相交。
译：Lines of magnetic force never touch or e across each other、
2、标准之二：准
“准”，即准确无误，精确。科技性文体数据讲究的是精确，对专业术语来讲，讲究的是准确。由于很多词汇采用的是合成词的方式，以及有些词是一词多义现象，因此，在翻译中选词就要慎重而准确，切忌望文生义胡乱猜测。“准”是科技性文体翻译的关键。例如：
If a designer were to design a bracket to support 100 1b、 When it should have been figured for 1000 1b, failure would be forthing、
译：如果一个托架应当被设计为1000磅而设计者却将它设计为100磅，那么肯定会出事故。
这种微波的传播原理要用方程式来解释、
译：The propagation of such microwaves will be explained in terms of equation、
3、标准之三：顺
“顺”，即通顺。指译文表达要连贯，明晰，畅达与简洁。这是科技性文体翻译的较高要求。
No convincing signs of plant or animal life have been detected by instruments soft landed on Mars、
译：在火星上软着陆的仪器目前还没有探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动植物生命迹象。
软钢不如中碳钢硬，因为其含碳量较低。
译：Mild steels are not so hard as medium-carbon steels because they contain less carbon、
三、结语
总的来说，翻译学科是在不断发展的。作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翻译标准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正是翻译标准时代性的体现。本文所论述的对科技性文体翻译标准的看法是立足于传统翻译标准又结合科技性文体的特点而提出来的一点浅薄看法。然而，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翻译方法是灵活多变的，是“信、准、顺”三者的结合。笔者认为，任何文体的翻译都应该是在一些基本理论原则的指导下，结合不同文体的特点，与时俱进，灵活处理以达到成功翻译之目的。
参考文献：
[1]刘云虹,许钧、理论的创新与实践的支点翻译标准 “信达雅”的实践再审视[J]、中国翻译,2010(5)、
[2]孙海慧、浅谈科技英语的翻译技巧[J]、广东科技,2008(6)、
[3]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4]王婷、浅谈科技英语的翻译[J]、中国新技术产品,2008(12)、
[5]王振平、翻译标准和 “信达雅”[J]、外语教学,2000(1)、
[6]王治奎、大学英汉/汉英翻译教程[M]、 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7]许建平、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翻译科学论文篇6
关键词：非英语专业 翻译教学 特点 借鉴
随着翻译学科的建立翻译研究逐渐深入以及四六级考试改革，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也引起更多关注。然而其现状却并不乐观，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却没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分析了非英语专业相对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的特点，然后提出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提高翻译能力的途径。
一、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在翻译能力方面的现状及原因
四六级考试翻译题目得分率低，究其原因在于大学英语教学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忽视，首先是因为教学大纲对翻译教学的忽视，历年来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在培养目标中对翻译能力一直没有重视。其次是四六级考试对翻译能力考查的遗忘。据统计，自1987年9月到2007年12月的43次四级及1989年1月到2007年12月的40次六级考试中，四级出现翻译题仅7次，出现频率为16、3％，其中4次出现在2006年新题型改革后；六级出现翻译题型3次，频率仅为7、5％[1](p86)。再次是大学英语翻泽教学科研滞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论文中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少。最后是教材和师资的缺乏。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教材在学习目标、内容、过程方面认识不足，更没有专门翻译理论教材。师资方面也缺乏应有的翻译理论素养和严格的翻译实践训练。
二、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的重要性
一方面，翻译能力不仅是英语的一项基本技能，而且是英语综合能力的反映。四六级考试翻译题目的得分率以及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忽视也反映了对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翻译不仅要求学生仔细分析句子结构、语义、词义记忆正确理解原文，而且要求学生掌握消化输入内容又要能够输出所输入的内容，与简单的客观题相比更能够从整体上反映学生的英语综合水平。
另一方面，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能力的培养还可以为翻译行业输送大批量的翻译人才。现在翻译行业的缺口非常大，仅仅靠英语专业培养的翻译人才很难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人才的储备力量的培养可以很好地缓解目前翻译行业的人才短缺问题。相关统计数字显示，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完全有能力从事翻译工作，而且在某些方面他们还具备英语专业的学生所不可比拟的优势。首先，翻译专业培养的学生中只有一部分从事翻译工作，远不能满足翻译行业的需求。其次，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分散在各行各业，翻译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长于文学、政治、法律等领域的翻译工作，对机械、化工、医药等领域的翻译工作往往难以胜任。再次，中国80％以上的西方经典著作是由科学、工程、经济等领域非外语专业背景学者翻译的。
三、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的特点分析
同为翻译教学，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与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有共同之处；但作为非专业的翻译教学，也有其独特之处。
共同点：从培养目标上来讲非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与专业翻译教学是一致的。翻译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了解一定的翻译理论，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具备基本的翻译能力。
不同点：一方面，两者在教学大纲、教学任务、教学目标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就大纲而言，在非英语专业本科的英语教学中，翻译教学几乎处于完全被忽视的地位。1999年教育部新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首次将“译”的能力列入大学英语的教学大纲，在借助一定的工具下，笔译速度达到每小时300个英语单词左右。一方面学生误认为有了字典这一工具，生词的难题解决了翻译也就不成问题了。另一方面大学英语教材没有系统、全面介绍翻译知识和翻译技巧的独立单元，其间穿插的一些翻译练习题充其量只是一种造句，一种语法词汇的综合练习，算不上是翻译方面的系统训练。
另一方面，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的对象不同。首先，英语基础薄弱。没有词汇，人们就无法传达任信息，词汇是构成话语的基础也是理解的基础。其次，汉语表达水平低。遣词造句能力不高，词汇贫乏，很难翻译出通顺流畅的语言。最后，缺乏对英、汉两种语言差异的了解，不谙翻译技巧。这也是上文中我们提高的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与英语专业的学生差别最为明
显的地方。翻译实践证明一旦找出英汉不同之处及表达方式之差异，问题便迎刃而解。从结构上讲，英语重形和；汉语重意和；前者主要靠语言本身的语法手段，后者主要靠句子内部逻辑关系。因而英语结构紧密，汉语结构简练。在词义方面，英语词义灵活，突出表现为一词多意而汉语用词精确，严谨。英语句法形式紧凑，语法结构严谨，而汉语句法恰恰相反。学生语法不清晰，在理顺原文句子结构问题上束手无策。英语从句一个接一个，修饰语连绵不断，句子威分之间的复杂关系，足以把一个语法知识欠佳的学生搞得晕头转向。最后也只好随意切割句子成分，理解荒谬。
四、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可以借鉴专业翻译教学成功的经验
（一）根据翻译专业教学，作为一个译者需要具备的基础能力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也都必须具备，首先需要培养的就是以下几个方面：切实打好语言基础、掌握文化背景知识、提高汉语素养，要做好这些工作就需要明确翻译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地位，编写专门的大学英语翻译教材，并且要改进大学英语课堂的翻译教学方法。
（二）针对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特点，我们还需要对其进行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外语专业和翻译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长于文学、政治、法律、新闻、经济、管理等领域的翻译工作，非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应该定位于机械、化工、医药、电子等领域。并且中国80％以上的西方经典著作(不包括文学著作)是由科学、工程、经济、历史、哲学等领域的学者翻译的，这些学者大部分都是非外语专业背景。所以从翻译教学的文体和翻译素材的选择上，非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要有意识地向这些方面侧重。
（三）进行系统的翻译理论教学，培养翻译技能意识。相关语料库资料调查显示，就翻译单位来说，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学生所采用的翻译转换的基本单位是词[2]，这就导致他们在翻译实践中更关注短语在译入语中的对等转换，译文结构受源语限制比较严重，这样就会出现很多不地道的汉语表达，甚至翻译腔。在其他方面诸如时态、语态、衔接词、句式结构的转换技巧上，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处理起来也受英语原文的影响比较严重，对原文结构调整非常有限。这表明学生缺乏基本翻译技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原文而不能打破原文结构的限制，译出符合译文语言表达规范和表述习惯的句子。导致译文语言不通顺流畅，可读性不强。
结合刘宓庆翻译技能意识的培养和翻译能力提高的论述及pacte翻译能力模式研究，在分析英语专业八级英译汉翻译试题的基础上，可以得出结论要想提高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的翻译能力，翻译理论知识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在翻译理论的讲授中，不仅要使学生知道这些翻译理论知识，而且要让他们把翻译理论知识内化，再结合大量的翻译实践练习，以此来培养学生们的翻译技能意识，这样他们在以后的翻译实践中，就会有意识地去运用翻译理论来作为指导，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pacte翻译能力模式研究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指导，除了翻译理论知识的学习之外，还要具备策略能力，策略能力贯穿了整个翻译过程，需要我们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运用各种翻译理论外的能力，包括心理能力，才能顺利地完成整个翻译任务。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
五、小结
虽然教学大纲已经把翻译能力列为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一项考察技能，然而从四六级考试翻译题目的得分率来看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状况并不乐观。作为翻译行业储备力量的重要来源，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非英语专业的非专业性，在教学对象、教材、师资方面具有独有的特点；然而同为翻译教学，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与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上是相通的，所以可以借鉴其成功的方法和经验。在培养过程中，一方面要针对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要注重翻译理论的灌输和翻译技能意识的培养，培养学生具备翻译的各项子能力，再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练习将理论内化熟练运用，最终达到提高综合的翻译水平的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汪晓莉、基于实证视角看我国大学英语翻译教学[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9,(2)、
[2]周宁,徐剑、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汉翻译规范的语料库研究[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09,(6)、
翻译科学论文篇7
关键词：功能派翻译理论；科技用语；翻译；汉译
一、引言
科学技术无国界，随着当今社会的高度信息化，各国逐渐迈人信息与资源共享的阶段，科学与技术方面的交流也逐渐增多，然而，更多的障碍与挑战也随之而来，不同国家的语言不同，思维不同，方式不同，这就给沟通与交流带来了困难。而科学技术方面的沟通更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而翻译作为沟通的桥梁，不仅需要转换不同语言，更要转换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方式以及不同的习惯。功能派翻译理论起源于德国，它从一种暂新的视角解析翻译，它打破了翻译只是语言的转换这种传统的理论，指出翻译是一种交际方式，这就使得翻译的实用性大大增强。科技用语专业性极强，属于典型性文本，因此本文以科技用语的汉译作为实例分析文本，从功能派翻译理论视角出发，以科技用语的汉译为研究重心，对功能翻译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做出分析与阐释。
二、功能派翻译理论概述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翻译理论得到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与革新，基本上摆脱了过去“字对字”、“词对词”的机械式翻译方法，提出翻译是原文与译文之间超越字面含义的转换。其中最著名的是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P65）。然而，此时的翻译理论依然停留在语言学层面，忽略了翻译活动所蕴含的交际功能与社会效应。
直到20世纪70年代，德国兴起功能派翻译理论，其在继承过去翻译理论的合理成分之外，更打破了旧的翻译理论对翻译活动所造成的束缚与限制。功能派翻译理论将翻译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延伸至交际层面，指明其隐含的社会文化含义，使得翻译不再只是停留在语言层面，其行为与所达到的功能与效应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其创新的思维给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增添了重重一笔。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凯瑟林娜・莱斯提出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汉斯・费米尔提出的目的论原则及其延伸理论；贾斯塔・赫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克里斯蒂安・诺德提出的功能加忠诚理论。
功能派翻译理论打破了翻译界的旧式思想，将翻译看做是原文作者、译者、目标语读者共同作用并交互的一种能动性活动，这就为翻译活动开启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在翻译摆脱了“字对字转换”的限制之后，其原文与译文之间转换的能动性大大增强，以往难以逾越的文化之间的鸿沟，两种语言之间难以找到的对应副本，文本功能方面难以达到的交际效果，都可以通过译者所选取的翻译策略一一解答，这一切，都站立在功能派翻译理论的肩膀之上。
三、科技用语特点分析
科技用语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实用性，就语言表达而言，它既有科技英语的一般性文体特点，如用语精简，结构严谨，力求表达贴合、客观，不重虚文润饰等，又在此基础上更加着重于准确度。一般科技用语较为晦涩难懂，专业术语极多，容易使读者产生混淆，这就使得其翻译过程中常常需要采取一些非常规方法。科技用语在市面上可参考的文献资料较少，因而译者的理解又面临巨大的困难，在对原文精确无误的理解之上，译者需要将其转换成相应的译入语，译语文本不仅要展现出原语文本的深意，更要语内连贯，简介明了，翻译过程须避免语意、语篇的混淆与费解，更不能出现失误或差错，因此译者须更加灵活地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也就更能体现出翻译理论的指导作用。
功能派翻译理论将翻译行为视为一种综合性的交际活动，其强调译入语是否能够达到与原语相同的交际目的与社会效应，其将原语作者、译者与译人语读者看做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翻译活动不再拘泥于字、词、句、修辞甚至是语篇，而是注重整个原语文本所要传递的信息，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也正好将科技用语翻译所面临的难题迎刃而解。因此本文选择科技用语为研究文体，将功能派翻译理论融入翻译实践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巧妙融合，在阐释功能派理论如何被践行的同时，也说明了科技用语翻译中的难点如何通过理论的指导而解决。
四、功能派翻译理论在科技用语汉译中的应用
由于科技用语的翻译实用性较强，其属于细分研究范围，因此在剖析其用词、句法以及语篇等方面语言特点的同时，应强调该种文体的实用性，并且配合渗入译者的主体性，以及目标语读者的重要性。由此自然过渡到功能翻译理论这一大翻译理论体系理论范畴，从而强调功能派翻译理论对科技用语汉译的指导性作用，再从读者群的特点入手，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表明翻译过程中如何体现理论原则，对译者主体性以及目标语读者之间的能动关系做出分析与对比。
根据功能派翻译理论，科技用语的汉译应以译人语所达到的交际效果为重中之重，因而翻译过程会采取一些非常规翻译方法。在科技用语的实际翻译过程中，最常用的翻译方法为增译法、省译法、转换法、拆句法与合并法。在科技用语汉译实践中，以功能翻译理论为导向，以译入语达成的效果为标准，由结果决定过程，在翻译过程中对以上翻译方法进行综合运用。
翻译科学论文篇8
关键词：非英语专业 翻译教学 特点 借鉴
随着翻译学科的建立翻译研究逐渐深入以及四六级考试改革，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也引起更多关注。然而其现状却并不乐观，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却没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分析了非英语专业相对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的特点，然后提出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提高翻译能力的途径。
一、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在翻译能力方面的现状及原因
四六级考试翻译题目得分率低，究其原因在于大学英语教学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忽视，首先是因为教学大纲对翻译教学的忽视，历年来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在培养目标中对翻译能力一直没有重视。其次是四六级考试对翻译能力考查的遗忘。据统计，自1987年9月到2007年12月的43次四级及1989年1月到2007年12月的40次六级考试中，四级出现翻译题仅7次，出现频率为16、3％，其中4次出现在2006年新题型改革后；六级出现翻译题型3次，频率仅为7、5％[1](p86)。再次是大学英语翻泽教学科研滞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论文中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少。最后是教材和师资的缺乏。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教材在学习目标、内容、过程方面认识不足，更没有专门翻译理论教材。师资方面也缺乏应有的翻译理论素养和严格的翻译实践训练。
二、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的重要性
一方面，翻译能力不仅是英语的一项基本技能，而且是英语综合能力的反映。四六级考试翻译题目的得分率以及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忽视也反映了对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翻译不仅要求学生仔细分析句子结构、语义、词义记忆正确理解原文，而且要求学生掌握消化输入内容又要能够输出所输入的内容，与简单的客观题相比更能够从整体上反映学生的英语综合水平。
另一方面，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能力的培养还可以为翻译行业输送大批量的翻译人才。现在翻译行业的缺口非常大，仅仅靠英语专业培养的翻译人才很难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人才的储备力量的培养可以很好地缓解目前翻译行业的人才短缺问题。相关统计数字显示，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完全有能力从事翻译工作，而且在某些方面他们还具备英语专业的学生所不可比拟的优势。首先，翻译专业培养的学生中只有一部分从事翻译工作，远不能满足翻译行业的需求。其次，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分散在各行各业，翻译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长于文学、政治、法律等领域的翻译工作，对机械、化工、医药等领域的翻译工作往往难以胜任。再次，中国80％以上的西方经典著作是由科学、工程、经济等领域非外语专业背景学者翻译的。
三、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的特点分析
同为翻译教学，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与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有共同之处；但作为非专业的翻译教学，也有其独特之处。
共同点：从培养目标上来讲非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与专业翻译教学是一致的。翻译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了解一定的翻译理论，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具备基本的翻译能力。
不同点：一方面，两者在教学大纲、教学任务、教学目标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就大纲而言，在非英语专业本科的英语教学中，翻译教学几乎处于完全被忽视的地位。1999年教育部新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首次将“译”的能力列入大学英语的教学大纲，在借助一定的工具下，笔译速度达到每小时300个英语单词左右。一方面学生误认为有了字典这一工具，生词的难题解决了翻译也就不成问题了。另一方面大学英语教材没有系统、全面介绍翻译知识和翻译技巧的独立单元，其间穿插的一些翻译练习题充其量只是一种造句，一种语法词汇的综合练习，算不上是翻译方面的系统训练。
另一方面，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的对象不同。首先，英语基础薄弱。没有词汇，人们就无法传达任信息，词汇是构成话语的基础也是理解的基础。其次，汉语表达水平低。遣词造句能力不高，词汇贫乏，很难翻译出通顺流畅的语言。最后，缺乏对英、汉两种语言差异的了解，不谙翻译技巧。这也是上文中我们提高的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与英语专业的学生差别最为明显的地方
。翻译实践证明一旦找出英汉不同之处及表达方式之差异，问题便迎刃而解。从结构上讲，英语重形和；汉语重意和；前者主要靠语言本身的语法手段，后者主要靠句子内部逻辑关系。因而英语结构紧密，汉语结构简练。在词义方面，英语词义灵活，突出表现为一词多意而汉语用词精确，严谨。英语句法形式紧凑，语法结构严谨，而汉语句法恰恰相反。学生语法不清晰，在理顺原文句子结构问题上束手无策。英语从句一个接一个，修饰语连绵不断，句子威分之间的复杂关系，足以把一个语法知识欠佳的学生搞得晕头转向。最后也只好随意切割句子成分，理解荒谬。
四、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可以借鉴专业翻译教学成功的经验
（一）根据翻译专业教学，作为一个译者需要具备的基础能力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也都必须具备，首先需要培养的就是以下几个方面：切实打好语言基础、掌握文化背景知识、提高汉语素养，要做好这些工作就需要明确翻译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地位，编写专门的大学英语翻译教材，并且要改进大学英语课堂的翻译教学方法。
（二）针对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特点，我们还需要对其进行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外语专业和翻译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长于文学、政治、法律、新闻、经济、管理等领域的翻译工作，非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应该定位于机械、化工、医药、电子等领域。并且中国80％以上的西方经典著作(不包括文学著作)是由科学、工程、经济、历史、哲学等领域的学者翻译的，这些学者大部分都是非外语专业背景。所以从翻译教学的文体和翻译素材的选择上，非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要有意识地向这些方面侧重。
（三）进行系统的翻译理论教学，培养翻译技能意识。相关语料库资料调查显示，就翻译单位来说，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学生所采用的翻译转换的基本单位是词[2]，这就导致他们在翻译实践中更关注短语在译入语中的对等转换，译文结构受源语限制比较严重，这样就会出现很多不地道的汉语表达，甚至翻译腔。在其他方面诸如时态、语态、衔接词、句式结构的转换技巧上，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处理起来也受英语原文的影响比较严重，对原文结构调整非常有限。这表明学生缺乏基本翻译技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原文而不能打破原文结构的限制，译出符合译文语言表达规范和表述习惯的句子。导致译文语言不通顺流畅，可读性不强。
结合刘宓庆翻译技能意识的培养和翻译能力提高的论述及pacte翻译能力模式研究，在分析英语专业八级英译汉翻译试题的基础上，可以得出结论要想提高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的翻译能力，翻译理论知识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在翻译理论的讲授中，不仅要使学生知道这些翻译理论知识，而且要让他们把翻译理论知识内化，再结合大量的翻译实践练习，以此来培养学生们的翻译技能意识，这样他们在以后的翻译实践中，就会有意识地去运用翻译理论来作为指导，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pacte翻译能力模式研究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指导，除了翻译理论知识的学习之外，还要具备策略能力，策略能力贯穿了整个翻译过程，需要我们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运用各种翻译理论外的能力，包括心理能力，才能顺利地完成整个翻译任务。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
五、小结
虽然教学大纲已经把翻译能力列为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一项考察技能，然而从四六级考试翻译题目的得分率来看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状况并不乐观。作为翻译行业储备力量的重要来源，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非英语专业的非专业性，在教学对象、教材、师资方面具有独有的特点；然而同为翻译教学，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与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上是相通的，所以可以借鉴其成功的方法和经验。在培养过程中，一方面要针对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要注重翻译理论的灌输和翻译技能意识的培养，培养学生具备翻译的各项子能力，再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练习将理论内化熟练运用，最终达到提高综合的翻译水平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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