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制度范例(3篇)

科技创新制度范文

关键词：高校科技创新、制度效率、规模效率、DEA

1、问题的提出

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研究中，如何对高校科技的创新体系进行评价是一个核心问题，我国众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等。以往的研究更多侧重于高校科技创新主要方面的“总量”研究，而较少涉及“效率”的比较研究。有些研究即使提出“效率”概念，但从这些文献的主要内容来看，占主体的仍然是“量”的研究，而关于效率的研究，只是采用简单的指标。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区别于以上研究：一是对不仅从效率的角度对高校的科技创新进行评价，而且详细地区分了制度效率和规模效率；二是从区域比较的角度展开研究，这也为研究高校的科技创新效率与该区域整体科技竞争力以及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2、制度效率与规模效率

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评价不仅要看它产出的量，或者说不能只看它的“效果”（effectiveness）；同时还要看它的产出与其投入的相对关系，也就是要看它的“效率”（efficiency）。对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评价也是一样，我们不仅要分析高校的论文产出情况、科技成果鉴定、专利申请、成果转化等，以上这些都是从“效果”的角度进行评价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从“效率”的角度研究我国高校的科技创新。

对我国高校的科技创新体系来讲，所谓制度效率是指高校的科技创新知识与硬件环境、科研管理制度、激励制度、财务制度、成果转化制度等是否能够保证科技创新投入资源（人、财、物）的生产潜力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而规模效率则是指高校在制度设计已经给定的前提下，最有效的资源投入规模是什么，如果规模有效则意味着，在给定制度设计的前提下，此时投入资源的规模正恰到好处，既不浪费也紧缺，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最佳状况。

3、DEA模型

DEA方法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查恩斯（ACharnes）、库伯（WCooper）和罗兹（ERhodes）等于1978年首先提出的评价具有多个输入和多个输出的决策单元相对有效性的方法。我国自1988年由魏权龄系统地介绍了DEA方法以后，该方法在众多领域，包括地质、金融、管理、宏观经济研究、甚至医学等得到广泛的运用。

对被评价的决策单元，DEA的基本模型C2R是：

式中：

――评价对象j0单元的效率；――j0单元第i种资源的输入量；――j0单元第r种资源的输出量；――对第i种的输入资源的一种度量（权系数）；――对第r种的输出的一种度量（权系数）；――所有决策单元的效率；v――输入资源的权重向量；u――输出的权重向量。

这个模型的含义实际上是：保证所有的决策单元的效率不会比最大的效率还大的常识性的条件下，选择适当的输入v和产出u，使得j0决策单元的效率达到最高。也就是j0在最弱、最宽松的条件下（只要其他的决策单元不违背常识性的规律即可以）能够达到的最大效率，那么它也就反映了该决策单元“竭尽全力”所能达到的效率，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仍然没有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境界，那就是这个决策单元本身的问题！它是低效的。为了运算方便，上面的基本模型等价于下面的对偶模型：

4、高校科技创新相对效率评价的DEA模型

根据我国目前高校科技创新体系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分别从高校科技人力资源、资金来源、科研设备投入三个方面描述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投入要素。表1给出了以上三个方面的具体指标。

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进行模型计算时，由于属于同一方面的指标的量纲不同，或者数量级别差别较大，比如在科技服务方面，专利部分，发明专利与专利出售总额两个指标不一致；而专利出售总金额与技术转让成交金额相差数十倍。

5、结果分析

（1）高校科技创新有效可以分成两种类型。

从运算结果的总体分布来看，高校科技创新处于有效位置的区域并不一定分布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在较偏远或欠发达的地区，高校的科技创新也可以达到制度效率与规模效率有效的状态。

（2）我国高校科技创新效率总体差异并不悬殊。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高校科技创新的制度效率平均在0.86的水平，而标准差则很小，只有0.13。这表明，高校科技创新平均相对效率比较高；同时，较小的标准差也表明高校科技创新的相对效率相差并不悬殊。

一般地，偏度的绝对值大于标准差的2倍基本就表明该分布是显著不对称的。我国高校科技创新制度效率的偏度是-0.34，大于其标准差0.13的两倍，可见，高校科技创新制度效率的分布是不对称的。负的偏度表示有一个长的左尾，也就是说高校科技创新制度效率尽管相差并不悬殊，但是还是大部分的高校处在制度效率的全国平均水平以下。

由此，我们基本可以认为，高校科技创新的效率基本与高校所处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无关。这个结论揭示的信息实际是，高校的科技创新活动还没有深深地融入到当地的经济发展中，因此才会出现高校的科技创新效率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的关联较弱。这表明，高校作为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知识的创造者和供给者的基础性地位还没有真正到位，在提供真正的科技的原创性动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结论也表明，如何促进我国高校的科技创新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是摆在我国高校科技管理部门与高校科研人员面前的核心问题之一。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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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科技资源是决定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战略资源，科技资源共享正在成为各国政府最具优先权的任务。科技资源共享有助于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创新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文章论述了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促进科技资源共享。

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知识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已不再由一般资源的占有量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所决定，而是取决于其科技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能力，科技资源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科技资源是从事创新活动所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包括科技文献、科学数据、自然科技资源、大型仪器设备、信息网络等。科技资源共享正在成为各国政府最具优先权的任务，发达国家将其作为强化竞争优势的国策，发展中国家则以此作为实现跨越发展的战略举措。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资源投入较低，研发经费只相当于美国的9.56%、日本的20.5%和德国的43.7%；人均r&d经费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0，r&d人员人均经费只有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巴西比我国高4倍以上，印度的科技资源投入强度是我国的2.5倍。在科技投入仍嫌不足的我国，科技资源共享尤为重要。

1科技资源共享的战略意义

1.1科技资源共享有助于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许多国家在科技资源投入相对较高的情况下，仍然注重科技资源共享。有资料表明，不少发达国家的科学仪器设备的利用率高达170％～200％，而我国的利用率不到25％。以modis卫星接收系统为例，该系统在美国仅有16套，英国、法国、德国等大部分欧洲国家均各有1套，他们都是通过共享满足需求，但我国目前已经拥有17套（仅在北京地区就有8套），而各地、各部门还有80套的购买计划，重复建设现象十分严重。再如，印度政府为了实现国家大型科研仪器设施的共享，建立了科技体系和高校体系两种管理体系，针对不同的体系制定了配套管理制度，大大提高了科技资源的共享程度，优化了资源配置。可见，结合我国国情，通过科技资源共享提高其利用率，有利于弥补科技投入的不足。

1.2科技资源共享有助于提高创新效率

现代科学研究面临的巨大挑战，科学研究问题空前复杂化，科学研究对象不是简单孤立的系统，而是涵盖更大的范围，跨学科科研信息、数据的实时获取与处理，仿真与大规模计算已成为分析、发现和预测的主要手段之一。科学家之间密切的合作与交流迫切需要科技资源共享。科技资源共享对一个国家的创新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如美国通过完善各种法律制度促进科技资源的共享，制定了《信息自由法》、《版权法》、《生命基因组研发法》、《标准文献数据法》等一大批法律文件，为科技资源共享奠定了长期稳定的基础。英国推出了e-science计划，实现跨越地理界限的全球科技资源共享，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进步。欧盟通过建设欧洲技术平台将管理者、产业联盟、政府部门、公司、消费者组织、培训者等利益相关者聚集到一起，参与科技资源共享，推进了整个欧洲的自主创新过程。可见，通过科技资源的开放和共享，可以有效降低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成本和风险，提升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的能级与水平，加速自主创新的进程。

1.3科技资源共享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都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强化科技资源共享工作，必将促进科技知识更好地传播及应用，充分发挥科技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推动产业结构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转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4科技资源共享有助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科技资源共享能促使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增加专业化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推动政府管理模式的根本转变。在科技资源共享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定位于创造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强化顶层设计，加强规划引导，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加强重大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同时，构建社会化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借助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和科技中介的力量，共同实现全社会的科技资源共享，从而大大提供政府的公共管理效率，最终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优质服务。

2我国在科技资源共享方面存在的问题

2.1科技投入不足与共享不够并存

2006年，我国的研发投入只占gdp的1.41%，与发达国家2％左右、世界500强企业5％~10％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科技投入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却存在共享力度不大、科技资源重复建设和重复引进、共用性差等问题。以科学数据资源为例，虽然科技人员数据共享呼吁已久，但共享进程举步维艰。目前由国家投资，通过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获取的科学数据至少达几百万亿字节。为获取这些数据，国家耗费了巨额资金和可观的人力物力，但如此庞大的数据却大多分散在各单位而不能共享，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确实能为相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有效支撑的还

不足已有数据库总量的10%，一些领域的基础性、公共数据库，要么难以建立，要么难以为继，缺乏系统性而变成“死库”。现有的科学仪器设备也没有充分发挥效益。2002年，教育部直属高校40万元以上仪器设备使用相对较好的占33.5％，其余2/3的仪器设备使用效益有待提高，综合效益不合格的设备达37.8％。江苏省省内高校和部属科研单位900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年平均使用机时为400h，年平均使用机时小于200h的占58%，大于1000h的仅占12%，同时，有20%的仪器处于待修状态。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利用率低下不仅造成科技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导致我国的战略性研究经常受制于人，关键技术难以突破。如我国高科技领域中的发明专利，绝大多数来自国外，如无线电传输、移动通信、半导体、西药、计算机领域，来自外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分别占93％、91％、85％、69％、60％；2003年应对sars的战役，更加暴露了科技资源共享问题的严重性。

2.2科技资源共享法规和机制缺乏

在我国科技投资投入极其有限的条件下，通过共享保障各种科研和创新活动正常开展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但是，关于科技资源共享的法律法规匮乏，导致科研单位普遍缺乏共享的积极性。同时，由于没有出台具体可操作的共享运行机制，科技资源共享无章可循。科技资源分散在众多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中，部门之间、单位之间缺乏有效的资源投入管理和协调机制，一方面，各部门之间争资源、上项目，大量重复购置仪器设备，造成资源严重浪费和经费分散。另一方面，由于分散和重复，资金往往不足以购买完善的配套辅助件，科技资源质量令人堪忧，不仅整体水平不高而且缺少真正的具有顶尖级技术含量的科技资源，加之缺乏运行维护费用，许多许多科技资源利用率较低。

2.3科技资源建设标准化程度低

科技资源的标准化工作是实现资源共享的基本前提和保证，但由于很多科技资源都是在没有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的环境下建设的，许多部门的资源还处于“自成体系”的状态，科技资源距离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相距甚远，更谈不上与国际标准接轨，标准化程度低成为科技资源共享的又一障碍。

2.4科技资源共享的社会氛围不浓

科技资源共享在发达国家已成为一种自觉的习惯，而在我国，由于科技资源“条块分割”和“块块封锁”的现象普遍存在，“共享能使自己受益”的观念还没有被普遍接受，许多单位或科研人员认为共享就意味着免费，自己得不偿失，甚至会培养竞争对手，给自己增添麻烦。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束缚了科技资源共享，许多科研院所及科研人员对共享的社会价值认识不足，缺乏共享精神，使科技资源共享难以在全社会开展。

由于上述共享问题没能很好地解决，部门或科学家群体之间的科技资源不能有效共享，影响了我国科研水平的提高。但国外学者却利用其资金优势与我国不同单位分别开展合作，在其研究领域中获取了比国内学者更为全面的科技资源，使其对一些重要的科学和技术创新问题的研究比国内学者更有发言权，长此以往，必将阻碍我国自主创新的进程。通过制度创新，促进科技资源共享势在必行。

3加快制度创新，促进科技资源共享

3.1逐步构建科学资源共享法律体系

《科技进步法》作为我国科技领域的基本法，是科技资源共享的基本依据。由于历史原因，该法律中尚未明确科技资源共享的有关条款，应加以修订完善，明确规定资源管理者和公共管理者将资源向社会开放和共用，并赋予有使用需求的相关主体有申请资源使用的权利，并界定国有科技资源的性质，规定科技资源在一定的条件下为社会所共享共用。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地起草《科技资源共享与保护法》、《科学数据共享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规，逐步构建科学资源共享法律体系，使科技资源共享工作有法可依，有力地促进和保障科技资源的共享。

3.2建立健全科学资源共享机制

我国的科技资源共享模式与国外存在显著区别，大多数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立法的形式从源头上规范科技资源共享，具有形散神聚的特点，使资源共享成为公民的一种法律义务和自觉行为；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市场化和法制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目前完全以立法手段实现科技资源共享的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以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建设为契机，理顺科技资源共享机制则切实可行，也是当务之急。建立科技资源共享机制研究已经被提高到战略高度，正如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政府要“要完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和共享，形成广泛的多层次的创新合作机制”，《2004～2010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纲要》也明确了科技资源共享应以机制建设为核心。科技资源共享机制应包括：科技资源产权制度、科技资源共享的激励机制、科技资源共享的监督机制、科技资源共享的技术决定机制、科技资源共享的安全机制和科技资源共享的绩效评估机制等，只有抓住这个共享机制核心，才能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

3.3积极推动科技资源共享的标准化建设

使用的标准和规范不同，会直接影响科技资源的共享和服务，为了提高科技资源共享的水平，必须制定以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标准，建立科技资源信息采集、、加工、保存和应用服务的标准体系；制订统一的技术规范、管理制度和安全机制；加强服务资质认证，实现分析数据、测试报告的国际国内互认。政府可以通过招标和委托研究吸引有工作基础和研究开发能力的单位参与科技资源共享技术标准和数据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在科技资源共享过程中逐步完善相关的技术标准和数据标准，通过共享服务在相关领域和行业中应用和推广这些技术标准和数据标准。

3.4大力营造有利于科技资源共享的氛围

科技资源共享不仅是科技、教育界的事情，更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参与。要通过各种方式、手段大力宣传科技资源共享的必要性，向社会公众宣传“资源共享，共同受益”的理念，增强政府部门的资源共享意识，培育科技资源共享的良好社会文化环境。政府要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最大限度地公开其信息，使科技界、企业、高校和公众都能共享政府信息资源；国家要鼓励科技资源拥有者积极探索多种途径的共享活动，并推广共享的成功经验；媒体要大力宣传科技资源共享的社会价值，倡导共享精神。只有当科技资源共享的理念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全社会科技资源的高水平共享，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资源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方建中，邹红.实现科技资源共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基本任务[j].科技与经济，2005（2）

2张其瑶.资源不共享成为阻碍科技进展的巨大壁垒[n].科学时报，2003-11-11

科技创新制度范文篇3

西安交通大学(以下简称“西安交大”)是一所具有理工特色，涵盖理、工、医、经济、管理、文、法、哲、教育等9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做好学校的引才纳贤体制与环境建设，是引进一流海外人才的奠基石，是学校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扩大对外交流，把西安交大建设成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基础。近年来，学校通过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吸引了一批学科带头人和学院、学校领导人，以及中青年学术骨干。

加强人才引进制度的环境建设

以留学人才为主体的海外人才是高校高层次人才队伍的重要来源，在高校学科建设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采取积极措施吸引海外人才，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壮大本国人才队伍的通行做法，也是在较短时间内突破技术瓶颈，提升科研水平的一条宝贵经验。

西安交大在国家相关政策指导下，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不断加强人才引进制度的创新与规范。学校不断修订招聘海外人才计划，始终重视政策持续创新，制定新的引进海外科技人才的政策，走制度持续创新之路，取得了一定成效。

系统的引进人才计划和培养计划

为提高学校的国际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培养和造就一批国际国内著名的学科带头人，并以此带动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西安交大通过设立定位明确、层次清晰、相互衔按的系列人才培养计划，造就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创新团队、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青年学术骨干；通过搭建规范系统的人才培养支持体系，完善学校师资队伍建设。

在杰出人才引进方面，西安交大不仅依托国家设立的各类高层次人才计划，从2000年开始，还相继设立了与此相配套的“腾飞人才计划”、“海外优秀学者讲座教授计划”、“百名外籍教师计划”、“百名骨干教师计划”、“卓越人才计划”海外人才招聘计划、“高级学术管理岗位招聘计划”、“卓越团队合作计划”等人才引进计划，以多处形式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杰出人才以不同的方式来校工作，

其中，“腾飞人才计划”旨在培养和造就一批国际国内著名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骨下教师，使其中一部分人能够进入国际教育科技学术前沿，成为在国内外教育科技界有较大影响，师德高尚、学术造诣精深的新一代学科带头人；“海外优秀学者讲座教授计划”旨在以较优厚的待遇聘任一批杰出海外留学人员或著名教授携其团队来校主持开设学科前沿课程，开展合作研究，带领西安交大相关学科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实施“百名外籍教师招聘计划”和“百名骨干教师招聘计划”等人才引进计划旨在大幅改善教师队伍结构；“高级学术管理岗位招聘计划”旨在逐步做到学院院长、重点实验室主任、学科建设项目负责人等由海内外著名学者担任：“卓越团队合作计划”旨在柔性引进一批国外一流学者及其团队来校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强化已有优势学科，急需发展学科及国家重点科研基地的队伍建设，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全面落实学校在创建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过程中的“卓越”理念。

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上，西安交大本着“分层次、分类别、突出重点”的思路，搭建一个规范化、系统化、与教育部“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紧密衔接的培养支持体系。该体系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以培养和造就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著名学科带头人和学术团队为目标，与教育部“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相配套，重点实施“优秀学科带头人海外名校名师提升计划”和“优势学科创新团队培养计划”：3年内选拔20～30名50岁以下的“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杰出学科带头人及国家创新团队成员，到海外高校跟随著名科学家，从事合作研究。通过连续3～5年的合作，提升西安交大的知名度与竞争力，促进部分学科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第二层次，学校每年将遴选10～15名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中青年学者担任“腾飞人才”特聘教授，连续资助3～5年，使其中相当一批学者尽快进入第一层次人才行列，成为“长江学者”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第三层次，以培养中青年学术骨干与后备学术带头人为目标，支持具有博士学位的中青年教师出国研修，提高双语教学水平。

建立健全的管理体制

西安交大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工作，在中央人才会议召开后，成立了由学校党委书记任组长、有关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人才强校”战略规划，拟定学校队伍建设的重大思路，研究决定人才队伍建设的配套政策与举措。设立由主管副校长担任主任的“高层次人才工作办公室”，作为学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机构，负责制定全校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规划和落实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的具体工作。

为了将工作落到实处，在各学院(部)也成立了“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小组”，负责具体解决落实本单位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中的工作条件、资源调配、政策支持等问题。通过各级行政职能的划分，使各级职能部门担负起各自的职责，保证了人才引进工作的有序进行。

建立具有国际模式的用人机制

在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加大人才培养的同时，西安交大大力推进队伍建设工作的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和师资队伍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不断完善人事制度改革。重点在用人机制、聘任程序与制度、薪酬体系及考核奖惩制度等方面实现规范化管理、依法行政，实行以“科学定编、按需设岗、公开招聘、择优聘任、严格考核、合约管理”为核心的全员聘任制。通过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制度的实施，引入人才竞争机制和人才规范有序的流动机制，实现人才队伍的结构优化和分类管理，即：教师实行职务聘任制，管理干部实行教育职员制，技术支撑队伍实行岗位聘任制。

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0年来，西安交大共聘任25位长江学者，其中17人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8人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30％是国外引进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柯海外工作学习的经历，他们已成为学校中青年队伍的中坚力量。

西安交大自2000年设屯“腾飞人才计划”以来，到目前为止，已聘任“腾飞人才计划”特聘教授60位，其中引进海外留学人

员20人，他们中有一批人先后人选教育部“长江学者”，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腾飞人才计划”现已成为两安交人推荐进入国家人才计划选拔的重要途径。

“让我们的优秀学生踩在我们的肩膀上，使他们尽快上一个台阶，尽早进入国际学术舞台。”这是2002年受聘为西安交大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的任晓兵博士在他倡议并主持成立西安交大多学科材料研究中心时的讲话。

任晓兵教授在日本工作多年，他受聘来校后，首先组建学术团队，其次以国际接轨的培养学生方式，提高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

几年来，任晓兵教授已指导学生完成数篇高质量的论文。其中一个本科生用2个月时间完成的论文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欧洲航天局的一名科研人员曾发电子邮件到中心索要论文全文，并称论文具有“惊人的高水平”。任晓兵教授说：“作为教师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自己的学生迅速茁壮成长。”

建立与国外知名大师的合作研究，每年都聘请国际知名大师来中心讲课，是任晓兵研究中心的另一个亮点，“听了大师们的报告和讲课，使我们受益非浅，感觉眼前一下子亮了起来。”学生们如是说。任晓兵教授说：“我们中心的宗旨就是‘做一流的学问，培养一流的学生’。”

几年来，该研究中心已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基金项目”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4项，产出影响因子大于3.1的高水平论文20余篇，指导本科生、研究生近30人。

为使学校各个学科，特别是一些弱势学科，在学科建设、学生培养等方面尽快提升，不仅需要优秀的领军人物，也需要强有力的人才后备队伍，为此，西安交大出台“百名骨干教师招聘计划”，在3年内，为全校各学科招聘100名左右具有博士学位、副教授职称以上的海内外优秀中青年学者。

目前，已有96名海内外优秀学者通过竞聘成为西安交大教授、副教授，他们的到来，为学校拓展海外合作项目打开了通道，为学生培养带来新的理念。

以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特聘教授邓红文为例，邓教授原是美国克瑞顿大学(CreightonUniversity)的教授，2004年应聘到校任教。在学校和学院的支持下，组建了“分子遗传研究所”，为生命学院搭建了一个跨学科交叉的科研创新平台。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和人才培养等方式使西安交太的生命学科在分子流行病学、分子遗传学、统计遗传学、生物信息学等领域的研究取得长足发展；通过严格的科研训练，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并带动青年教师尽快成长为骨干教师，形成学科团队。几年来，利用邓教授在美国的科研项目资助及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先后派博士生和硕士生16人次赴美国学习并取得了可喜成绩，发表SCI收录论文27篇，影响因子5.0以上论文8篇，10.0以上的2篇。

打破国界，面向全球觅英才

为了向国际化大学迈进，2004年3月，西安交大通过“高级管理人才招聘计划”，在用人机制上打破国界，面向全球招聘校级、院级领导。

最终通过严格的选拔，聘请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卢天健教授来校担任副校长，这是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率先面向海外公开选拔的第一位副校长，这在国内也是首次。

卢天健副校长到任后，就如他的名字所隐含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以执着的毅力，将国外先进到办学理念与西安交大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提出改革方案，在教育部和学校的支持下，取得明显成效。

为把世界顶尖级人才吸引到西安交大，卢天健副校长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祖国进步，宣传学校，鼓动他的学生、学者和朋友来中国、来西安交大。短短几年里，在他的鼓动下，一批精英已经来校任职，为学校发展输入新鲜血液。如英国一所大学的经济系主任到校任职，现已成为学校经济金融学院的首席经济学家；在西安交大历史上第一位从剑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学者已到校任教；第一个在日本东京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西安交大学子也回到母校任特聘教授。

在卢天健副校长的影响下，2005年年仅35岁的单文华教授，受聘到校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担任院长。作为我国海外学子中首位在英国高校执教的法学教授，单文华是我国极少数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经济法与比较法学者之一，海牙“国际比较法科学院”成员，他说：“我回来不是为了享受，是想做点事情，想把西部的法学做起来!”

在理想的支持下，几年来，在单文华教授的带领和推动下，西安交大建成了一支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国际法团队，实现了法学门类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等多项突破。利用自己在国外的资源，他邀请到了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在内的许多国际知名专家到西安交大讲学、考察和工作。2008年初，在学校的积极支持下，单文华教授负责筹建并担任院长的西安交大法学院成立。在这样一个专门的平台上，该学院会有一个更广阔的天空来“做强西部法学”。

目前通过实施“高级管理人才招聘计划”还聘请了在国际社会学界有很高学术声望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边燕杰担任人文学院院长，著名旅美华人数学家堵丁柱教授担任理学院院长等，他们不仅提升了西安交大一些学科在国际、国内同学科领域的地位，也为学生的培养，学科建设作出了显著贡献。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事业留人，感情留人

留学人员在国外生活、工作多年，已适应了国外的文化背景、生活环境。而国内的行政管理、文化背景、生活环境都与国外不同，留学人员回国后，有一个重新调整自我，适合国情的阶段。作为学校的各个部门，应当承担起为这些回国人员解除后顾之忧、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国内的生活、工作环境的重任。

为做好引进人才的后续工作，2006年11月，西安交大特别出台了《高层次人才引进暂行办法》，对不同形式的引进人才在科研经费启动、工作环境方面做了具体的规定；在生活方面，对于不同形式引进的人才享受不同的年薪待遇、津贴，如人事关系转入学校，可享受的安家费，学校协助解决配偶在校内的工作等都有明确的政策保障。

西安交大地处西部地区，由于地域制约，大量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在高校安家落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因地制宜，多管齐下，采取客座教授、特聘教授、短期讲学、科研合作、技术交流、课题攻关等多种方式，不拘一格，用其所长，注重实效，已形成具有开放式的高校教师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