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教育的问题(收集5篇)
传统教育的问题篇1
论文摘要:网络时代中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的冲击与挑战，在目前国内学界所提出的优化途径中尽管有着诸多有价值的对策，但也存在着缺乏针对性与实效性等方面的不足。因此，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优化途径中必须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具有的限度性;坚持“身体在场”的教育原则，处理好现实与虚拟间的互动关系，帮助受教育者实现良好的“自我认同”。
一、引言
2008年1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止200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人数达到了2.1亿。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网民职业构成结构中学生所占比例最大，达到28.8%，而这其中文化程度本科的占16.1%、大专占18.7%。对于紧跟时代步伐的青年学生而言，网络已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以这一群体为重要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必然要将视线投向网络，“要加强对大学生网络虚拟群体等新型大学生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者们在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对策的问题上进行了积极探索，成果颇多。本文试图分析目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众多对策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思路。
二、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网络是把“双面刃”，它一方面给人们带来大量的信息资源，使得“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它的虚拟性及开放性却也极易对人们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尤其是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网络在提供一种新的教育载体的同时，更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对此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界争论纷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持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有利的一方认为，网络中高容量的信息环境，在时间上、空间上的自由性都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资源;网络中交往主体的平等性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创建了自由对话的平台，从而改变了传统教育中那种单向式的“你讲我听、你打我通”的权威主义教育模式，促进了双方信息与意见的交流，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而网络的开放性则有利于教育者在第一时间内进行真实信息的收集，进而能够作出迅速有效的预测和防范。此外，个性化的服务环境、多样化的服务平台满足了不同个体的需求，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深人人心。与此相对应的是，也有不少学者从网络的虚拟性等基本特征出发，强调了它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网络世界的交往由于缺乏身体在场，从而使得交往主体脱离了现实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极易产生道德冲突、道德价值取向错位、道德相对主义盛行以及社会责任感弱化等不良现象。而目前的网络世界信息鱼龙混杂、多元文化夹杂其中，、迷信信息泛滥，随意的个性环境和缺乏理性的环境极易令青年学生沉酒其中，丧失自我。这些都使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面对着积极与消极影响并存的网络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既不能削足适履，更不能因噎废食。库尔特·卢因说过“信息总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许进人渠道或者继续在渠道里流动作出决定”。对此，针对网络的虚拟性、瞬时性、开放性及互动性等特征，研究者们主要从“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探究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的途径及方法。
一方面，主张将重点放在“自律”上的学者们，提出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的自我提高、自我约束的要求，并推动双方的互动协作和共同建设，从而达到教育的“合力”。他们指出，教育者应由“教会顺从”的训导者转变为“教会选择”的指导者，加强自身的学习提高综合素质，主动利用各种有利资源将自身建设成一支专业化、高效化的网上“环保”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同时应加强网络文化建设，主动培育占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增强正面宣传，引领舆论导向;教育者还应转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营造健康的精神环境，抓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并完善政治环境，从而保证人民群众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信任。此外，受教育者自身也需要自觉倡导网络“自律”精神和遵守“网络伦理”，抵制不良信息的腐蚀，积极参与营造科学的网络环境。
另一方面，研究者们着重强调要从体制、法律法规的建设及加大人财物的投人、提升网络技术水平等“他律”的角度来优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他律”一要靠立法的完善和及时，要加强法律法规对网络的监管，并形成制度机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同时更要加大物质投人，广泛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更新硬件设备、提高网络技术的安全水平，净化网络空间，创造良好环境;此外还可采用实名制，并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督和管理以建设有序的网络环境。而更为根本的则是要从家庭、学校、社区及传媒等大环境人手，营造全社会齐抓共管、群策群力共创良好网络环境的大氛围。闭
三、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优化途径中存在的问题
如上所述，针对网络社会中的多种特点，学者们都能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合理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这对于我们深人了解网络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冲击与帮助有着很大的价值和贡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些观点与论争亦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如下:
第一、泛泛而谈，难显实效。或由于广大思想政治教育者本身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高科技信息技术缺乏较深人的了解，平时接触不多、研究不够;或由于缺乏有效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激励机制，使得目前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还只是作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附属，重视不够。虽然广大研究者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优化的方法和途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目前的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网民在网络上的行为呈现出多样性及复杂性。然而目前的研究较多停留在对于现象的描述层面上，缺乏对不同群体的心理及行为特征等的深人研究，因而提出的对策也缺乏针对性，很难收到实效。一些泛泛而谈的对策显得空洞且滞后，另一些脱离网络世界关键特质的对策则只是美好的愿望。当然，这些研究也有赖于伦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共同努力。
第二、观念陈旧，模式落后。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来，不少研究者的思维方式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上，对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大多将其视为传统模式的一种延伸或附属。现有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或原则等也大多是由传统工作方法改头换面而来。借鉴已有的经验固然重要，但是如今的互联网世界，已非新生时对现实社会的简单虚构。虚拟社区、虚拟商店、虚拟会社等等新的名词，与现实社会的社区、商店、会社相比，他们不仅仅只是多了个“虚拟”一词，不再只是反映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模拟，更多的则是揭示出一种“异化”，是对现实社会的延伸和发展，甚至是以虚拟世界的游戏规则和道德准则对现实生活某些方面的反讽与矫正。由此，也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及时更新自我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第三、缺乏立场，随网起舞。与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改头换面”直接应用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相对的是，一些研究者陷人了“随网起舞”的误区。面对网络这一新生事物，不少人以为“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于是忽略了本该坚守的立场，随着网络的指挥棒乱转。网络世界虽然表现出虚拟性、匿名性等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新特征，然而其终究无法脱离物理社会的存在而存在，网络交往的主体也是实实在在的人。在幻像万千的网络世界中把握其本质和规律，既要以“变”的思维和“变”的目光来审视其发展，也要以“不变应万变”的沉着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只有教育者在思维模式上真正转变了，才能切实有效地开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四、“新瓶装旧酒”传统思维的超越:问题中解决对策的探寻
据上所述，针对已有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优化途径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用矛盾分析的方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思索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对策。
首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须要做到“凭虚人实”，坚守“身体在场”的教育原则。
作为全球化最显形的投影一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上的网络社会，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要面对的不过是整个人类社会所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的一个折射。“立世德为首，立德育为先”，肩负着育人使命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坚守住“身体在场”的教育，不能“随网起舞”。我们应该加强对网络这一新生事物的理解和认识，扬优抑劣，及时矫正青年学生在网络世界中的失范行为。但是须知网络生存毕竟基于现实社会，虚拟身份亦有确切所指。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遵循虚拟世界的游戏规则，以化名或匿名的身份与受教育者平等、自由、近距离交往的同时，更要凭虚人实，做好“身体在场”的教育。即摒弃“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的思想，在适应时展的同时，自我反省、回归本然。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教会人们怎样与世界相处、与伙伴相处、与自身相处的实践活动。正如高德胜所说:如果学校教育能够回归本然，在教育过程中使每个人建构好自身，学会与自己交往和对话，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网络空间中迷失自我，动辄着火的缺陷。我们承认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根本不同，也承认在现实生活中所形成的品质不可能完全迁移到网络空间之中，但我们同样不可否认真正的德性所具有的穿透力和持久性。学校教育要由教育引导向教育关怀转变，由读写算的技术性工具性职能向教会学生关心自己、关心他人、关心自然社会环境、关心人类制造出的物品及关心知识和学问等方向转变。也惟有如此，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化为“看不见的手”，真正做到“净化网络环境”，当好“环保工人”。
其次，必须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限度，在实际教育中量力而行。
在探索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如何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转变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克服“新瓶装旧酒”的懒惰思想。面对一个新生的事物，借鉴已有的经验固然重要，但是毕竟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区别，因此需要认真研究和掌握网络空间的思维逻辑和客观规律。万维网的发明者伯纳斯·李曾阐述道:从原理上讲，要使网络成为一种普遍的资源，就必须使其毫无限制的发展。而从技术上讲，如果有任何控制中心的存在，它就会立刻成为限制网络发展的瓶颈，这样网络就永远也不会发展壮大。人出于社会关系、劳动及需要的本质而寻求人际交往，互联网最大的长处莫过于满足了人们对于信息资源交流、共享的需求。人们上网是为了消费信息或在娱乐、消解信息中获得愉悦和满足，几乎没有人上网的目的是为了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据在大学生中调查，经常浏览网上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网站或网页者仅占6.8%，有时浏览者占25.8%，偶尔浏览者占38.7，从未登陆过的占28.6%48.1%的学生从未听说过学校有关党的知识专题网站，26.4%的学生听说未访问过，23肠的学生听说过并只在组织活动时才有2.5%的学生访问过。川这组调查数据充分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网站的效果不佳，也对我们倡导思想政治教育占领网络阵地，引领舆论导向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毕竟网络世界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信息主义，不能很好地适应网络世界的逻辑规则必然会被网民所冷落。思想政治教育亦有自己的规律和前提，在强大的信息网络面前既不能“随网逐流”更不能包办一切，应该量力而行。举例来说，“实名制是反网络的，与网络的本性不符，也与大多数网络行者的需要相悖，强行推行的结果只能是毁灭网络。就好像都市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在陌生人的世界里生活的好处是自由，没有熟人社会的处处约束，坏处是孤独和冷漠，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但我们不能因为都市生活的孤独和冷漠而让都市中的每一个人在胸前插上自己的名卡。
最后，还必须要做好现实与虚拟间的互动，帮助实现“自我认同平衡”。
传统教育的问题篇2
“民族教育改革”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因裹挟着“民族”、“民族教育”等诸多概念，使得本已十分复杂的“教育改革”因为“民族”的特殊性变得更加艰难。“民族教育改革”推进和突破的重心甚至不在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改革”问题上，而落脚在“民族教育”以及“民族”问题上。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民族教育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首先取决于对“民族”以及其赋予“民族教育”特殊性的认识。“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可以藉由“民族教育”概念本身的内涵来解析。民族教育在我国“是指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也就是说，少数民族的教育和民族地区的教育应该是民族教育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显然，少数民族教育和民族地区教育的特点主要源于少数族群的特殊性和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因此，“民族教育”特殊性的解析，“族群”和“地域”是两个不可或缺的抓手。“族群是在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以及体制特征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语言、其成员所具有的对共同起源的信仰以及共同的群体身份感”。
据此解释可知，一个族群可以定义为维持一个习得文化传统的群体，族群的延续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延续。族群特殊性的重要特征首先就是族群文化的特质。既然“民族教育”的特殊性主要源于少数“族群”的特殊性，而“族群”的特殊性又主要凝结在族群文化，因此可以说，“民族教育”的特殊性主要源于“族群文化”对教育提出的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教育改革”思考的重心就聚焦在“民族教育”如何能够更好地完成少数“族群”赋予的文化使命。“民族教育改革”的任务也就是尽量消除制约“民族教育”文化功能发挥的因素，使得“民族教育”在促进“族群文化”发展方面发挥功能。具体来说，“民族教育改革”主要关注以下的问题：教育与民族文化符号，教育与民族文学，教育与民俗，教育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与民族禁忌，教育与民族宗教，教育与民族心理，教育与民族性格，教育与民族身份与认同，教育与民族意识或精神，等等。这些在“族群文化”层面的问题应该是“民族教育改革”需着力解决的问题，也是决定“民族教育”特殊性的核心问题。除“族群”及其拥有的文化特质外，“地域”是影响“民族教育”特殊性的另外一个关键要素。这是与我国少数族群的分布特点紧密相关的。由于历史和生产方式等原因，我国少数族群主要分布在重要的边疆地区和边远地区，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内地以及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另外，这些地区地域广阔、人口稀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族群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这种“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地域特征成为影响本地区教育发展的突出因素，也是“民族教育改革”必须考虑的出发点。“民族地区”的地域特征一方面制约了“民族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还对“民族教育”的发展提出了特殊任务。“民族教育”必须从民族地区特征出发，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服务。
因此，“民族教育改革”的目标就是摒除一切脱离民族地区特点的思想、制度等因素，使得民族教育能够培养出促进本地区发展的民族人才，使民族教育成为民族地区发展的正能量。具体来说，“民族教育改革”主要关注以下问题：教育与民族经济，教育与民族地区人才，教育与流动儿童，教育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教育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素养，妇女与少数民族教育，教育与人口因素，等等。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族教育改革要突出“民族”因素。“民族”因素应涵盖少数“族群”和民族“地域”或地区因素。少数族群的文化特质以及少数族群生活的特殊地域是从根本上决定民族教育异于其他教育的关键点，是影响民族教育改革推进的问题点，更是民族教育改革的突破点。民族教育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民族自觉”的程度。所谓“民族自觉”，就是“民族教育”对自身特殊性的一种觉知和认识。“民族自觉”的程度也就是一种对“民族教育”特殊性即民族教育改革“从哪里出发”这一问题的认知程度。
二、民族教育应基于叠合认同协调自身改革与主流及现代改革的关系
“民族教育改革”作为中国整体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改革过程，这就意味着民族教育改革始终面临着如何协调自身改革与“主流”改革的关系问题。同时，民族教育改革还面临着在中国教育整体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协调自身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问题。因此，在诸多影响民族教育改革方向的因素中，“主流”与“现代”应该是两个不可忽略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民族教育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始终要不断思考的问题。所谓中国教育改革的“主流”，主要指中国教育改革的主导性意志、整体性行动以及主要趋势。具体来说，也即指在中国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性思想、观念和理论，在集体共识下形成的一种整体性改革行动，以及中国教育改革的主要趋势和走向。
这些因素构成了中国教育改革的“主流”，形成了一种裹挟性的、霸权式的力量，推动着中国教育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变革。相对于中国教育改革的“主流”，民族教育改革则处于“支流”的地位。这种“支流”的地位一方面表明了民族教育改革与中国教育改革“主流”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教育改革“主流”对民族教育改革的影响。这就要求民族教育改革要在自身改革与“主流”改革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民族教育改革不可以完全忽略自身的民族特点而全面地融入主流。因为“族群的需求是不同且多元的，主流文化所主导的单一认同，不能满足族群的多元需求，结果会造成族群间彼此矛盾、紧张、冲突的产生”。文化领域如此，教育改革也是如此。“主流”教育改革无论从理念上抑或行动上都毫无例外地会忽略民族教育改革存在的特点，这容易导致民族教育改革误入歧途。但是，民族教育改革同时也不可以孤芳自赏，自我陶醉于自身的改革设计。因为但凡改革必然有其共同性的理念，也会遭遇到普遍性的问题与障碍。中国教育整体改革的目的就是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在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如何协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因为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连续体”，而非一个“非此即彼”的两极化。如一位学者说的，“诚然，这种新与旧的作风的混合，现代与传统观念的重叠，或者正是转型期社会的一个突出的性质”。
正是这种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使得民族教育改革始终都要思索如何在延续和发扬传统中实现民族教育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我们认为，民族教育的“传统”，是指在历史的变迁中，民族教育积淀下来的相对持久的行为模式、价值系统等。传统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和群体性。因此可以说，民族教育的传统性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民族教育的内涵。与传统不同，我们认为民族教育的“现代”是指适应当今社会发展、时代变迁等变化所表现出来的特性。“现代”同样也应该成为民族教育与时俱进的核心特征，且在今天已然成为民族教育改革不可阻挡的洪流。如此看来，在“传统”与“现代”关系上，民族教育的改革需要批判的精神。一方面，着力思考民族教育传统的时代性问题；另一方面，重点关注“现代”概念的误解对民族教育传统扬弃的影响。民族教育传统因具有一定的持久性，故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也即对环境变化回应的迟缓。因此，民族教育的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需要不断地自我检视来回应时代的诉求。这样民族教育的传统因素才能成为构成“现代”民族教育的核心要素。另外，“现代”一词具有浓重的感彩，似乎“现代”一定比“传统”好。事实上，“这种附有价值色彩的‘现代’观念常与‘盲目的崇新主义’结合不分，可是，经验告诉我们新的不一定比旧的好。同时，即使新的样样比旧的好，新的也未必一定来临。因为社会的发展是不必一直是向‘前’演化的”。
这也就意味着对待民族教育的“传统”，我们不能认为“传统”与“落后”“愚昧”同义而一味地摒弃；同样我们也不能抱守成规，让“民族中心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作祟，排斥或主动放弃先进的思想、观念和制度。而在对待民族教育的“现代”时，更要审慎地甄别批判，在加快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同时，反思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后果”；在民族教育现代化的浪潮中，重思民族教育“传统”的价值。总之，在对待“主流”和“现代”的问题上，民族教育的改革不应只固守一端，而应寻找“叠合认同”（叠合认同原指学者杨凤岗在研究美国华人基督徒的社会认同时发现，美国华人基督徒既不是放弃族群认同被动地接受同化，也不是拒绝融合而简单地固守其族群认同，而是同时圆润地建构和重构美国人认同、华人认同和宗教认同，将这三种认同叠合在一起，而又不丧失任一认同的独具特征，从而成就其叠合认同）。也即民族教育改革应该在自身的“支流”与整体改革的“主流”，在民族教育自身的“传统”与教育“现代”之间寻求叠合处、共识点，力图在民族教育自身的传统与主流和现代之间寻求一种恰切的平衡。这应该是民族教育改革始终追求的一种“理想类型”。
三、民族教育应从其他领域的改革和自身改革的历史中寻求借鉴
“民族教育改革”作为民族地区社会综合改革的一部分，其自身的改革必然牵扯着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历史经验证明，教育改革从来不可能实现“一枝独秀”，总是或依赖、或促进、或同步于社会整体改革。因此，如何协调自身与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这是关乎民族教育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另外，在我国整体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民族教育在改革局面的复杂性、改革任务的艰巨性、改革领域的广泛性等方面都已非比寻常。但是无论面对怎样的复杂情景，民族教育改革都不应忽略的就是自身的改革历史。因为今天的民族教育之所以如此，不仅取决于今天社会的发展，它还是历史改革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基于此，民族教育在深入推进改革的浪潮中始终应该在其他领域的改革与自身改革的历史中寻求借鉴。民族教育改革与其他社会改革同处于一个改革的场域。虽然每一领域的改革都有其特定的问题，特殊的关节点，特别的改革措施，但是处在同一社会场域中的各领域改革之间并不是“领域割据”的，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彼此影响和相互干预。
所以从改革的意义来看，民族教育改革不只为了解决民族教育存在的问题，还在于其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从改革的问题源来看，民族教育本身的问题是与民族问题、地区发展问题密不可分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族教育问题主要是这些领域存在的问题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如此看来，民族教育改革就不能仅仅囿于自身领域，还需要从其他社会领域中去“顺藤摸瓜”找出问题的根源。从改革的支持力量来看，民族教育改革已经逐步进入“攻坚期”，仅仅依靠教育自身的力量，已经不能使问题顺利地得以解决。“对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来说，由于其面广量大，且涉及价值论争、利益博弈、体制改造、机制转换等诸多深层次错综复杂的问题，因而所需要的就不只是某项社会支持，也不只是某些社会支持”，而需要给予“完整的社会支持”。因此，民族教育改革在协调与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时，虽然应该凝神静气理出自身领域的问题，突出自身领域改革的特点，但同时还应该放宽眼界，拓展领域，积极地从其他社会领域的改革中寻求推动自我改革的支撑力量，借鉴推进改革的成功经验，还应该与其他领域挖掘改革中相互牵连的共同问题，突破改革中阻碍彼此的共同障碍，更应该超越领域的切割来思考“自我”改革的全局意义，探索改革行动中能够相互配合的恰切路径。民族教育改革除了不能忽略对其他领域改革的关注，还不能忽略对自身改革历史的反思。同中国教育的整体改革一样，民族教育改革从来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而是一次接续一次的行动。这也就意味着民族教育改革本身已经形成了历史，即改革的历史。这也就对今天民族教育的改革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如何协调改革的“今天”与改革的“历史”。
民族教育“今天”的改革主要是为了解决今天制约民族教育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但是民族教育今天的状况及存有的问题，除了与当下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也与历史上的“改革”有着直接的关联。历史学家蒂利认为，社会演变的过程是取决于路径的。也就是说，民族教育今天的状况及存有的问题是沿着历史上的“改革”以及形成的路径发展的结果。“今天”的改革也是针对“历史”改革造就的现实而进行的。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民族教育“今天”的改革，有必要系统梳理改革的“历史”。在改革的“历史”中追寻今天民族教育存有问题的历史原因，为今天民族教育改革寻找出路；在改革的“历史”中剖析民族教育历史上改革的成败得失，为今天民族教育改革积累经验；在改革的“历史”中整理民族教育改革的脉络，把握民族教育改革历史进程，为今天民族教育改革准确定位；在改革的“历史”中透视民族教育内外复杂的利益关系，为今天民族教育改革顺利进行做好准备。当然，改革的“历史”的确对“今天”的改革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但这绝不意味着民族教育“今天”的改革必须背上“历史”改革的包袱。因为从根本上讲，“今天”的改革就是对“历史”改革遗留的问题寻求解决的一次行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改革”就是对“历史”改革的再改革。因此，民族教育的改革需要在改革“历史的垃圾箱中”不断翻找，同时又不能掉进箱子中。
四、结语
传统教育的问题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大学教育；传承
大学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在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大学生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客观要求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使大学生既要掌握本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又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更要具备较高的思想觉悟和文化修养，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传统文化的教育被忽视和弱化的倾向依然。那么，如何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切实融入大学教育实践之中，以优秀的文化精神濡染和塑造青年学子的心灵与人格，则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一）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必然性
1.现实的缺憾，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高等学校作为文化传承的主阵地，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遗失和传统文化在大学教育中的缺失。一方面，传统文化教育被边缘化。高校功利主义教育培养模式致使大学生漠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高校自身对传统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较为模糊，缺乏对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缺乏系统化、制度化的教育机制。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从“文化素质教育”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专业课程之下，正在沦落成学生获得学分的工具；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政治理论课教育之中，成为纯粹服务于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放眼世界，越是发达的国家，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越是重视。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特色鲜明，是大学重要的文化资源。作为文化大国，具有丰厚的文化蕴藏，其中优秀的传统文化值得在大学教育中加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我们民族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氛围。先秦典籍蕴含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唐诗宋词流动着民族语言的优美韵律，《易经》体现出我们祖先的崇高智慧，《增广贤文》凝聚着传统社会的人生体验……精深的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的学术源泉，丰富多彩的历史蕴藏是用之不竭的学术宝藏。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它既有一些精彩的要素和闪光的方面，又有不少落后成分和消极因素。我们在大学教育中，对传统文化需要扬弃，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何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传统文化素质，形成“文化自觉”是亟需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问题。就现状而言，当前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认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存在偏差，大学生的传统美德观念淡薄。正是因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弱化和缺失，才使大学生容易接受外来不良文化的侵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腐朽思想，对大学生人格的形成起到了负面影响，部分大学生功利思想严重，缺乏积极、健康的生活目标。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鉴于目前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现状，将传统文化教育纳入高等院校教育教学之中，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积极主动地将传统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知识框架、价值体系和道德信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义。2.时代呼唤，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党的十七大更是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提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任务。以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系统地阐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认为，只有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历史文化，才能很好地认识和选择当代中国的发展特色和发展道路，进而增强民族自信和道路自信。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凝聚和打造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们进行道德教育的“好教材”，人们通过学习把握“中华传统美德”，有助于“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意在于继承和保存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于将传统文化放在当今时展的大背景中进行重新的整合与优化，培养大学生的文化更新和创造能力，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因此，传承创新文化是社会赋予大学的光荣使命，更是当代大学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过程中，大学应发挥积极作用。在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整体流程中，大学阶段至关重要。中小学阶段主要侧重于经典诵读和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体验。大学阶段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学习阶段，侧重于对经典的解读、研读。一个人的大学阶段是其人生观、价值观理性化探索的重要时期，这时如果没有对经、史、子、集的深度阅读，缺乏与古圣先贤的深层对话，就很难培养起坚定、深厚的传统文化信仰，很难形成自觉的做人价值观。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知识分子队伍的主体、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当前社会上绝大多数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经典要义还相当陌生的情况下，高校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已显得刻不容缓。3.历史渊源，现代大学教育要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有所延续，有所创新文化传承是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对于传统文化教育，大学应有义不容辞、任重道远的责任意识。厘清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大学教育的关系，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它直接影响着我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和教育模式的选择。现代大学教育是在传统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它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大学教育要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有所延续，有所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文化，是德性文化，以和为贵为传统，和谐是中国古代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修身精神、和谐精神、刚健有为精神、人格道德精神等等，都是我们需要重点抓好的教育。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既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道德教育和全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应当贯穿于当代大学生道德修养和品格塑造的始终，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培养爱国主义情怀，提高文化素质和人文素质。
（二）传统文化与大学教育的内涵
1.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传统是一种力量，其通过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是文化、思想等的继承性、延续性的表现。文化则是一个十分宏大的概念，在此所指的仅仅属于精神领域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传承的，是依托于历史，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集中体现。广义上的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传统文化，专指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指的是具有稳定的价值追求、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优秀的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家园，包含着许多人类文明的生存智慧，是历久弥新的一种精神财富。其基本精神包括：“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礼治精神以及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孝亲敬长、厚德载物的精神等等。明确提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质，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高度肯定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指出“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强调老子、孔子等人的思想包含着许多正确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生存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2.大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大学职能的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职能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的文化传承职能逐步显现。大学需要文化的融合，需要新文化的冲击。随着社会发展对大学提出新的要求，文化传承已成为当代大学发展的自觉选择。传承创新文化、推动文化交流既是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对大学职能的新要求，又是对大学职能认识的拓展。同时，大学文化传承职能与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一脉相承。大学不仅用先进的文化培养各种优秀人才，而且在此过程中将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底蕴、人文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源源不断地传递到社会，对社会文化起着积极的导向和辐射作用。“创新文化，引领未来”作为大学的新职能，有久远的传统根源，它既是许多教育家和大学改革者执着追求的大学理想，也是大学应对社会竞争、满足社会创新之需的现实选择，是大学传统的当代化、中国化。现代大学要重视自身的文化引领和文化创新功能，通过对多元文化理性梳理、批判与融合，确立新时代文化精神的主要内涵，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而言，大学教育包括专业基础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两大部分，专业基础教育重在培养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人文素质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责任意识、创新精神，从而实现塑造完善人格的目的。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其核心内涵是对于人的塑造、伦理道德的强调以及社会的维系，特别是对于文化传承的主体———人的教化、规范成为其本质要求之一。从这点来看，大学教育特别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教化所追求的目标是相互统一的，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互融性。
二、高等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一）将传统文化教育纳入教学计划
高校各级领导，特别是教学主管领导，应把传统文化教育纳入教学计划，重视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学校的师资资源，开设涉及古代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宗教、道德、教育等领域的选修课程，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求。传统文化课的课程体系和讲授方式也需要进一步的规范。现在传统文化课几乎都是“因人授课”，老师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哪方面懂得多就多讲一些，不懂的就少讲甚至不讲。如何把传统文化课与现实的需要密切联系起来，提升学生的眼界，丰富他们的思维方式，让学生有收益，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目前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除了文、史、哲等相关专业之外，整体的传统文化教育现状，可以说是很不乐观，理工科高校的传统文化缺失现象更为严重。部分高校虽然也在探索实施通识教育，在课程内容方面，相继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课，讲授中华经典，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但是，相当部分高校存在着缺少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缺乏有关部门的有力推动和指导，缺乏从事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图书资料也不能适应传统文化教育的需要等困扰问题。
（二）大力发扬课程教学的显性教育功能
显性教育是指通过课程设置有针对性、时效性地学习接触传统文化的教育，这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战场。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情，进而在业余时间有选择地阅读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文史哲典籍，潜移默化受到影响。坚持把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同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化为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基本价值理念。本着“育人为先，德育为本”的精神，自觉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传统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拓展新形势下学生思想教育的有效途径。一方面，“两课”教学中要尽可能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寻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点。另一方面，调整公共基础课程设置，在公共基础课程体系中增加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内容，并作为必修的通识课程，使传统文化传承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传统文化倡导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忧国忧民的优患意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以及传统文化中人道主义和民本思想传统都可以渗透到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增强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和吸引力。
（三）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建设的隐形教育作用
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能够创造一种感染、陶冶学生的文化氛围。要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生生活的每一个场景、每一细节，让学生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通过举办以传统文化教育为主题的专题报告会、系列讲座、研讨会等，通过征文、演讲、辩论赛、知识竞赛等形式，在学生中广泛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强化传统文化教育的环境氛围，扩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的深度和广度。要充分利用报栏、学报、校报、社团刊物、校园广播站等多种媒体形式，扩大传统文化教育的受众面，使教育形式更加生动、内容更加新颖。
（四）着力打造一批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高校要把传统文化教育落到实处，需要有一大批既有很高的专业造诣，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优秀教师队伍。这样一支教师队伍，他们能够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能够以崇敬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判断和分析，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及其缺陷所在，用传统文化的理念和思想推进学科的研究，达到对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叉渗透。据悉，在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一次对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材和课程情况的调查中发现，高校传统文化课程普遍存在着教学问题，在部分高校甚至出现了常识性的错误。师资问题是高校传统文化课程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教传统文化公共课的老师大都是中青年教师，其中很多还是刚刚毕业，“很多都没有原原本本读过十三经，也很少有人通读过二十四史，能把先秦诸子的书读完的人也少见，自己都半懂不懂，怎么教学生？”对此短板，除了培训之外，用制度来保证传统文化的教师队伍的稳定性也不失为应对策略。
（五）搭建优秀文化的传播平台
高校要充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如举办“国学大讲堂”，定期邀请专家学者与师生交流，广泛开展吟诵古典诗词、学习中华民族传统礼仪、传习传统技艺等活动，增强师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感悟。此外，在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注重传统文化的渗透，组织学生对文物古迹、风俗习惯、民间文化传承人进行调查采访，让学生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自觉承担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另外，要给大学生提供读经的机会和场合，使读经成为各大专院校的必修课，至少要成为师范院学生的必修课，尤其是师范院校文科学生的必修课。
传统教育的问题篇4
文化是民族之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支柱，但凡涉及教育的问题，都不可能脱离文化。学前教育也不例外。我国的学前教育理应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那么，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又称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和精神，是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的总和，是中华文明的软实力，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教育的根本。
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内核，以老子道德文化为本体，由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多元思想相互包容、融通而成的一个和谐体系。
中华传统文化与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与每个中国人的关系就如同水与鱼的关系一般，虽然鱼离不开水，但是“鱼是最后一个知道水的存在的”。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富含哲理，辩证求和，追求神似，讲究意境，无人能运用简洁的语言和文字概括其精髓和要义，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许可以用28个字勉强概括之：禅释因果，儒教人和，易懂规律，道得众合，兵出运筹，医利身心，史能明志。
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学说各有所长，相辅相成。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只是众多学术门派中的一个，但在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和历史验证之后，它显示出比其他众多学术门派更能反映具有五千年神传文化的历史古国的精神，因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的精髓“中庸之道”以及“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都源自中华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基础，迄今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广袤土地上的每一个中国人。
儒家学术的核心思想是“仁”。
从词义上讲，“仁”指的是二人（“仁”=“人”+“二”），可以理解为二人的相处之道。在《易经》里，“一”代表道，“二”即两条道（即天道与地道），人在生命的道路上必须不断遵循天道、地道，才能修成“仁”。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孔子主张以“仁”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就是，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悌，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忠，对人则有爱心。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他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为恭、宽、信、敏、惠。
孔子所谓的“仁”，不是个人处世的“匹夫之仁”或“小恩小惠之仁”，而是治理有方、为民造福的“大仁大义”；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是告诫人们，为人要克制私欲，遵循天理，方可达到“仁”的境界。
中庸是儒家哲学的基础、道德准则和处世的智慧，孔子把中庸称为至德。孔子所谓的中庸之道，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主张在过与不及两端之间转折和把握一个中点或度，即从量变到质变的关节点，以保持事物的常态。
从历史上看，儒家学说是一种适合于治世的、稳定社会的思想和理论。儒家学说在个人层面提倡君子风范，在社会层面提倡纲常伦理，在国家层面提倡仁政爱民、为政以德，在国际层面提倡天下一家、仁者无敌，因此，它是一种维稳型、秩序型、中和型和进取型的文化，有益于社会稳步发展，有益于国家的安定和谐，有益于世界的和合万邦。
而今，我国进入了文化复兴的发展时期，儒家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具有时代意义的经典的部分，会对崛起中的中国文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优秀的、精华的部分，也有其拙劣的、糟粕的部分。对所谓的优秀、精华或者拙劣、糟粕的评判是一种价值判断，因此是主观的，是与评判者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是与该文化所处的情景紧密关联的。
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华的部分？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拙劣的、糟粕的部分？从不同的视角或维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就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不同的评判者对这些问题也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下面所述的仅是笔者认定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华的部分，认定的依据是对当今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具有时代价值，即为当今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所共认的最核心和最基本的价值。
(1)天之道、人之道，尊重生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尊重自然的价值，尊重人的价值”，原本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对待天道、人道的态度，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中华文化非常有深度的一种觉醒。
深度的觉醒就是人性的发挥，是对人的存在价值的认识。中华文化早就有这样一种认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十分重视生命，这就是所谓的“人命关天”，儒家学说中的“仁”，本意就出于尊重生命。
(2)重民本、求大同，重义轻利
孔子所谓的大同，是指人的道德素质高，其深层意思是人人无心作恶，安居乐业，没有战争，这叫善的大同。用现在的话来解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所谓大同和以民为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陈述的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和谐的、自由的、平等的、公正的、敬业的、诚信的和友善的社会和公民道德是一致的。
(3)崇仁义、讲仁爱，恪守诚信
儒家文化认定，人性是善的，人性里本来就包含着“仁”，包含着对人的爱心。孔子提出，应该把人当“人’看，统治者应当把劳动者当“人”来爱护。用现在的话来解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诚即天道”“人言为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是同一意义的。
(4)重道德、讲人格，修身养性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道德、讲人格、修身养性”讲的是类似的公民道德规范。
(5)讲中庸、尚和合，辩证统一
儒学讲究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要义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通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及“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达德”（智、仁、勇），成为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伦理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中国人崇奉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讲求和谐有序，倡导仁义礼智信，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面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可以说，思想道德建设是中华文化脉动几千年的核心力量。
当今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或转换，或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承载。换言之，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中国人正在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的学前教育应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绑定
中西方的文化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并不能以孰是孰非、谁优谁劣为标准加以判断。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丢弃或摆脱自己的传统文化，任何来自外部的强加或内部的叛离，都不利于该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的价值，是与文化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些所谓的“教育理念”，包括“学前教育的理念”，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必须与文化绑定。中国的学前教育应该主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绑定。
在历史的长河中，孕育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环境、条件和人都不相同，它们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由此演绎而来的学前教育价值取向也必然会有诸多不同。例如，由中华优秀文化演绎而来的学前教育价值取向会偏重于讲究道德、讲究规矩，而由西方文化演绎而来的学前教育价值取向则会偏重于强调自主、自我，强调自律；由中华优秀文化演绎而来的学前教育价值取向会偏重于讲究集体利益、讲究“顾及他人，为别人着想”，而由西方文化演绎而来的学前教育价值取向则会偏重于强调“我就是我”“我的事情我做主”，强调个人利益大于集体利益，强调个性张扬；由中华优秀文化演绎而来的学前教育价值取向会偏重于“和”“合”，“求大同，存小异”，而由西方文化演绎而来的学前教育价值取向则会偏重于强调竞争，强调“独占鳌头”“我最行、我最棒”，强调“与众不同”……
传统教育的问题篇5
关键词基础教学传承实践教学模式
AbstractTheconstructionofpracticeteachingmodelforlocalcompulsoryeducationrequiresthreemajortaskstobedone，including“inheritinginsteadofgoingbackwardsto”traditionalpracticeteachingmodelsinChina，“borrowinginsteadofcopying”practiceteachingmodelsfromabroad，aswellas“integratinginsteadofrelyingtoomuchon”teachingtheoriesofvariousschools.Withtheanalysisofthecurrentsituationandproblemsofthelocalcompulsoryteachingasthestudybasis，withthesolutiontothoseproblemsasthestudypurpose，andwiththeconceptoforganizingefficientclasses，thepaperisaimedtoofferreasonableadviceashowtolocalizetheconstructionofpracticeteachingmodelforcompulsoryeducation.
Keywordscompulsoryeducation；inherit；practiceteaching；model
在Υ传统基础教育文化的时候必须坚持传承而非返古的思路，进而才可以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创新。在对待外来基础教育文化问题上，必须坚持因地制宜而非拿来主义，更不能在中西陈旧的理论体系中往复循环，而应该根据基础教育的客观情况直面教学实践的本身，并以此纽带融汇中西已有的各种理论，提炼适合地方特色的模式构建方法，解决地方问题。
1融汇与传承
在面对已有基础教育实践教学理论指导问题上，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必须坚持三个着力点：一是传承融汇传统教育文化积淀避免文化倒退；二是将西方理论融汇为已所用避免效颦；三是基于地方基础教育实践本身对中外教育理论进行融汇，创造智慧课堂。
1.1坚持传承而非返古
基础教育传统是围绕着教育领域形成的世代相传的关于教育的处事方式，是一种对教育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号召力的文化力量，为此基础教育改革绝不能丢弃传统。
一方面必须坚持传统，我国实践教学从源流来说，主要是以儒家课程与实践教学思想为主线的教育传统，“以孔、孟、荀为源，以董、韩、朱、陆、王（夫之）等为流，以王国维、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等为变”。这些教育思想在教育历史中获得赞许和认可，并逐渐成为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实践的理论指导，必须坚持传承。
坚持而并非返古，传统虽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在权威的“前见”逐渐成为“死板教条”时，必须对传统的教学积淀进行融会贯通的“领”与时俱进的“悟”，传承合理的文化内核，从而使传统的基础教育理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基因。
另一方面地方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必须全面而深入地分析当地的基础教育现状及问题，结合基础教育实践教学的发展趋势，汲取的元素和灵感，形成一种具有地方特色又具有传统文化基因的实践教学模式架构。
1.2坚持借鉴而非效颦
在对待西方实践教学研究成果的问题上，地方基础教育实践教学面临着“东施效颦”的困境：近代以来，我国大量引入从古希腊、罗马到当代德、日、法、捷、美、苏、英等过课程与教学论思想。在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的研究上常以谱系学、行动学、现象学、建构主义等带有浓郁西方色彩的分析视角透视地方教育实践，陷入了西式思维和表达，有的无视地方基础教育现状生搬硬套，最后东施效颦、南橘北枳。对待西方教学理论的方式不应该屈膝相望，而将其作为解决现实教学问题的工具书，仔细根据目录查看能解决地方实践教学哪个方面的问题。“冷存”各种西式理论，在适时于中国传统理论有机融合，使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发展的过程中获得用之不竭的养分，并在寻根、流传、质变的辩证运动中形成地方特色。
2检验与升华
地方实践教学模式建构不能只在理论范畴里做思辨，而必须深入地方基础教育实践中寻找问题域，在深入的过程中进行理论创新，升华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度，解决地方实践教学模式构建一直依赖经验流传的不完整性的问题。
2.1坚持“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从根本上讲，实践教学研究和其他教育学研究范畴一样都是事理研究，因而必须以教学实践本体为基点。这就要求实践教学模式研究必须紧跟教学实践，将不断变化的教学实际作为教学论证的起点，从而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追寻适应时间、空间要求的教学事理，要想掌握真实的教育状况，就必须深入教育实际，进行亲身感受走访调研，在课堂上为研究导航，在学生与教师的口中探寻问题。必须在学校课堂的讲台上找出“是什么”的问题，在教师与学生的口分析“为什么”的问题，在大量的数据分析及教育体系理论深入梳理解读下找到“怎么办”的问题，完善具有地方基础教育特色的实践教学理论表达。
2.2坚持实验校正方向的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实验是教育实践中平息争论的唯一方式，是检查教育成果的唯一方式，是排除了为迎合低级趣味而丢弃古老智慧的危险的情况下创建的不停地退出教育成果的唯一方式”。有效的教学实验参与是可以判别实践教学模式研究成果是教学经验的堆积还是具有时效性的科学范式的有力工具。正如王策山所说：“理论先行，进行教育实验，生成教学模式，进而上升理论，乃是从实践到理论的有效途径。”传统的实践教学模式是描述式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而实验室定量分析式对样本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拒绝文学式的笼统表达，同时确定主客分离的关系，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都作为独立的主体，合理把握主体间性，避免研究成果受到研究者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
3转化与创新
将国外的实践教W模式创造出中国范式、将古代教育智慧改良时代范式、将实践教学经验理论转化成为地域范式，这些变化不是目的而是方法，转化以基于地方、融通古今、连接中外为呈现形式的实践教学理论。
3.1以地方问题为转化与创新的基础
地方教学理论构建的基础在于如何促进地方教育事业发展，研究的范畴应该是地方性突出的针对性实践教学问题。地方教学问题域的形成，有利于推动地方特色实践教育范式的形成：一是地方特色教育智慧的传承有了基础，使文化积淀得以丰富，从而有效处理了传承和复古的辩证关系；二是国外教学实践模式中国范式有了平台，有了在平台上展示、量化、选择的依据，从而有效避免了“东施效颦”的闹剧；三是使现代中国教学实验有了重点，有效地避免了主观意识对实践教学的影响，真正地在教育问题上寻找突破口，对实证研究所产生的教育现状、问题、事理及规范进行地方式的描述与归纳，最终构建显著地方特色教学学术话语体系和理论框架，从而提升地方教育问题研究对客观教育实践的引导能力。
3.2以原创理论解决地方需求、成为地方特色为研究路径
利用传统与西方实践教学模式作为出发点，从不同的侧面观测地方实践教学，提出假设进而验证是研究方法之一，但必须明确的是：根据这个起点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能够满足地方经济需要，促进地方教育特色改革发展的原创性问题的产生。想要问题的特色与原创就不能按照中国传统理论和西方理论的思维范式研究问题，而必须“冷存”各种理论，直面地方实践教学的本体，以原创性问题为基点，对理论进行实践检验让研究成果流向课堂、流向讲台、流向教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实践教学理论构架。将基础教学中的现实问题当作源点就能够给清晰判读论点与依据比例。找到“为什么”“是什么”的根本成因。
3.3以智慧课堂效能提升为核心，为实践教学改革发声
课堂是实践教学模式原始组成部分，高效的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离不开课堂的评价。试想在实践教学模式虽然按照原创性、地方性、时效性的产生研究成果，当成果放置于课堂进行检验时效果堪忧时候，所有的研究一文不值。基础教育实践教学研究应以智慧课堂效能提升为核心，为实践教学改革确定正确的方向。
智慧课堂如何构建，课堂效能如何提升，这是实践教学中的首要问题。在实践教学研究中在确定方式内容等内容后，最终着力点不论是任何课堂实践都是技术与艺术的对立统一体。什么是技术？一般认为，它是“产品的制造方法，采用的工艺或提供的服务或技能”有学者指出，“教学行为方式是教学思维方式的外在表现，是由教学的方法、形式、手段、技术等构的行为样式。”可见，课堂技术是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课堂技术与课堂艺术有机融合创造智慧课堂、特色课堂，是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的重要目的。在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中许多研究者逐渐认识到：降低课堂重心，放手学生去学习、去思考，学生能做的事情尽量交给学生去完成；提炼“核心知识组块”打造简明实践教学课堂，倡导“实践出真知”是智慧高效课堂建构的核心因素，实践教学模式创建就是高效课堂的创建、高效课堂就是教与学、讲与练的整合和配方技术，将高效课堂背后的隐秘技术性结构呈现出来，全面提升教师的教学效能，促进基础教育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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