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定义范例(12篇)
通货膨胀定义范文篇1
[关键词]通胀成本；MIU；CIA
对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度量自Bailey(1956)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至今，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而国内学者主要使用的方法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的估算方法，基于MIU模型、CIA模型以及交易时间模型的估算方法。
一、基于消费者剩余理论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BaileY(1956)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定义为货币需求函数逆函数下方的面积，即将名义利率从i减少到0时的消费者剩余作为通货膨胀福利成本。
欧俊、李花(2006)利用该理论对通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估算，得出如下结论：1、若名义利率不调整，半对数型货币需求下该成本为GDP的0.5％，双对数型货币需求下该成本为GDP的0.9％：2、若保持实际利率不变，名义利率和通胀都上升的情况下，该成本会下降。这种模型现在还在发展之中，只能为政策选择提供信息，减少决策难度。
陈昆亭、郑文风(2007)分别用消费者剩余方法和Lucas(2000)的收入补偿法对中国通胀福利成本进行估计，结果显示用消费者剩余法估算得到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要小于用收入补偿法得到的结果，并且认为Lucas的收入补偿法所得到的结果更合理精确。
二、基于货币效用模型(Mlu模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即假定消费者从消费商品和持有货币中直接获得效用，当通货膨胀发生时，导致了实际货币余额的下降，使得消费者的福利受到损失，于是产生了福利成本。
储丽琴(2008)运用补偿变量法，选用1992年到2008年共65个季度的数据，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在大约10％的名义利率下(以1993年和1997年为例)，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率约为2.1％，并且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随着名义利率的上升而上升。
于栋，闫庆悦，霍凌汉(2011)建立了包含人口增长和货币利息收益的MIU模型，并根据1993年到2009年的数据估算了通胀的福利成本：他们计算出的成本远远小于国内其他学者得出的结果：货币的利息收益和人口增长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都存在负的影响，其中货币的利息收益是通胀福利成本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人口增长的对它影响却很小。
三、基于现金约束模型(CIA模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该模型认为效用是消费和闲暇的函数，通货膨胀会降低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家庭将会减少消费需求，增加闲暇的需求，因此会造成劳动供给的减少，导致产出、消费和资本存量的减少，这就是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
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2005)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在CIA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研究发现当通胀率较低时，其福利成本较小：但是当通胀率较高时，其成本也较大。并比较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数据得出：在中国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比美国更为显著。因此，在中国货币政策对福利影响更大。
陈彦斌，马莉莉(2007)分别采用消费者剩余方法、MIU模型以及CIA模型对中国通胀的福利成本进行计算，利用CIA模型计算出的成本明显小于用消费者剩余和MIU模型计算的结果，相对而言利用CIA模型的估算却更不准确。实证结果表明在中国10％的通胀率的福利损失约为消费的12％，接近产出水平的4％。此外，在中国高通胀率伴随着较高的福利损失，因此将通胀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对提高福利水平是有利的，
四、基于交易时间模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该模型认为购买商品需要时间和货币，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贬值，降低了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家庭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等的效用，从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休闲时间，因此造成了福利损失。蔡万旭(2009年)在此模型下，求解出1992――2008年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介于GDP的0.5699％～1.8732％之间。而利用消费者剩余方法得到结果要稍微小一点。从其研究中看到，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并不大，没必要对通货膨胀过于紧张。
谢赤(2002)在新的交易技术的情况下模拟了货币需求，讨论了金融创新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上的影响。他的结论是，如果储蓄是有息的，则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将最终独立于储蓄需求。
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交易时间模型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在给定收入税率和政府开支的情况下，当收入税率较低时，个体消费攀比程度越高，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越低：当收入税率较高时，攀比程度越高，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越高。
五、小结
纵观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借用国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对完全预期通货膨胀下的福利成本进行估算，几乎没有涉足非预期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因此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根据中国国情和现实约束条件，寻求适合我国经济情况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准确估算各期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并做出正确的评价。
参考文献：
[1]欧俊，李花，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初探[J]，财经论坛，2006，(12)
[2]储丽琴，基于补偿变量法的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J]，学术交流，2008，(8)
[3]于栋，闫庆悦，霍凌汉，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再探讨[J]，宏观经济研究，2011，(3)
[4]陈昆亭，郑文风，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J]，世界经济文汇，2007(3)
[5]龚六堂，邹恒甫，叶海云，通货膨胀与社会福利损失[J]，财经问题研究，2005，(8)
[6]陈彦斌，马莉莉，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研究[J]，经济研究，2007，(4)
[7]蔡万旭，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J]，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通货膨胀定义范文1篇2
关键词：通货膨胀会计；模式；历史成本
一、通货膨胀会计的涵义
通货膨胀会计是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根据一般物价指数或现行成本数据，将传统历史成本会计加以调整，借以反映和消除物价上涨因素对传统会计报表的影响，或彻底改变某些传统会计原则，从而更真实的反应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一种会计程序和方法。
通货膨胀会计不同于物价变动会计，通货膨胀会计反映的是物价上涨对会计信息的影响，而物价变动会计则是从双向反映物价升降变动对会计信息的影响。所以，通货膨胀会计是物价变动会计的一个方面。关于通货膨胀的判定标准，国际会计准则第29号在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中的财务报告指出，三年累计通货膨胀率接近或超过100％为恶性通货膨胀；而针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环境，按照过去20多年我国五轮经济波动周期的经验，将物价涨幅在5％以下定义为正常，5％—10％之间视为温和型通货膨胀，10％以上则为恶性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会计研究起步最早、也最为完善的国家是英国和美国。著名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诺比斯提出，英、美等一些发达西方国家已经具有了对恶性通货膨胀具有一定免疫力的会计体系。其中，美国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提出并研究通货膨胀会计，因而美国对通货膨胀会计的研究也居于领先地位。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美国经济上的稳定和繁荣，使它的会计实务相当稳定和保守，直到70年代中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迅速上升后，才使其加强了对通货膨胀会计的研究与实践。英国对通货膨胀会计的研究起步也较早，而受到重视是在英国的物价上涨率迅速上升的60年代以后。从1971—1974年，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了一些有关物价变动的文告，1975年桑地兰兹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桑地兰兹报告《通货膨胀会计》，建议所有公司尽可能采用现行成本会计体系。
二、通货膨胀会计的规律
第一，通货膨胀期持有现金及其等价物一般会遭受货币购买力损失，持有实物资产一般会获得持产利益。企业的货币性资产和货币性负债的金额是固定不变的，但它们所代表的实际购买力却随物价水平的变动而变化。与此相反，非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负债的价格一般是变化的，但它们所蕴藏的购买力却不随物价水平的变动而变化。一般物价水平变动是个别物价变动和币值变动交叉影响的结果，个别资产商品价格的变动趋势通常情况下是同一般物价水平变动趋势一致的。所以，当物价水平上涨时，实物性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也上涨，而货币性资产和负债的实际购买力要下降。
第二，技术进步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抵消作用，并且会导致个别资产的价格下跌。先进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能够极大的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商品的生产成本，从而使原有商品的价值遭到贬损。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能使得一些产品的性能提高、用途增加、消耗下降，从而加速了商品特别是机器设备的贬值。实践证明，技术进步具有使某些商品价格永久下跌的趋势。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的一般物价水平呈爬坡上升趋势，但高科技领域的某些商品像电脑等的价格却一降再降。我们在研究通货膨胀会计时，必须充分认识技术进步对物价变动的影响，以便对特定行业、特定产品以及一般企业具体资产价格的特殊性予以足够重视，恰当的反映其价格变动情况，提供确实对决策有用的信息。
三、我国推行通货膨胀会计存在的问题
1.我国的会计法规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通货膨胀会计的推行首先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国际会计准则中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中的财务报告”项目，我国会计准则体系中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只有少数的相关规定。根据我国财政部财政部的分析报告，其原因是中国不存在该准则所适用的环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具有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也就不需要制定类似的会计准则。目前我国有关通货膨胀的会计法规，在今年我国财政部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中只对中国企业在境外的子公司报回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下的财务报告作出了规定将于明年月起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号第四章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第条，对企业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中的境外经营的财务报表列示出了相关折算规定。具体分析国家限制通货膨胀会计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物价变动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把全国统计的平均综合物价指数作为各地通货膨胀会计的参数，显然满足不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和可靠性的要求，如果分地区物资类别统计物价指数，虽然从理论上讲可行，但是信息处理技术的物质基础目前尚难以满足通货膨胀会计的要求。
(2)国家虽然与企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具体涉及到企业利润分配时，企业总是希望少纳税、少缴利润，而国家为加强其宏观调控的力度，更好的履行其职能，总希望多征多收，如果实行通货膨胀会计并以此作为企业利润分配的依据，必定会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处于改革发展阶段，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成熟，实行通货膨胀会计后，国家对企业会计工作的监控难度将会增大，可能会出现某些企业滥用通货膨胀会计，借以偷税漏税的情况。
（3）实行通货膨胀会计后，使会计工作更加复杂，从而对财会人员的素质要求以及对会计信息处理的技术及系统要求大大提高，虽然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会计信息处理系统较高，能满足这些要求，但是我国会计工作人员的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和企业的会计水平难以满足通货膨胀会计的要求。
2.企业对应用通货膨胀会计的认识不足
通货膨胀会计的建立和运行需要一定的经济环境基础，其中企业对其的认识和支持以及技术上的运用是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而对于我国大多数企业及企业管理者、会计从业者而言，对通货膨胀会计的了解及认识还不足。
（1）一般企业认为产品的价格决定于市场，而国家征税的依据是传统会计的资料，通货膨胀会计不能给企业带来直接的利益，反而使企业增加对财会工作的投入，得不偿失。
（2）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粗放管理模式的影响，一些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对通货膨胀给企业造成的影响认识片面，他们只看到由于物价上涨而使采购资金的实际需要量、更新购置固定资产的资金需要量常常超过计划数，使企业资金受短缺之困，也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职工工资增长等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传统跨及低估了前期购入资产转移消耗的价值。他们在经营决策中，考虑的是未来的名义收入和支出，而对未来的实际收入和支出不够重视，甚至还没有认识到，因此在决策中缺乏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
（3）由于我国长期政企职责不分，官僚主义现象比较严重，意识形态过于浓厚，使企业、政府更乐于看到上报的成绩，如果运用通货膨胀会计方法，会不同程度地降低“成绩、业绩”，有违其喜好。
四、我国通货膨胀会计模式的选择
我国通货膨胀会计模式的选择，应基于对通货膨胀下各种会计模式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在宏观经济情况与企业微观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前提下，根据我国物价变动的特点以及企业财会工作的状况综合考虑，以求作出合理的选择。选择时我们需要注意到，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还比较紧张，国家宏观调控机制及有关法规尚不完善，无法及时、正确的取得所需的物价指数我国现阶段会计核算与会计管理水平较低，大部分会计工作仍处于手工操作阶通货膨胀会计模式研究段，企业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不很高，绝大部分人没有接触过通货膨胀会计模式，更不能实际应用，要胜任新的会计模式并非短期可以解决同时，新《企业会计规则》规定了我国企业会计的计量基础仍是历史成本原则。鉴于上述原因，要建立系统、完善的通货膨胀会计方法十分必要，也应该有一个过渡时期。就目前来说，比较现实的选择应是将具体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按谨慎性原则对历史成本计价方法有限度的修正
稳健的利用我国现有的制度规定及原则，适时谨慎的改革某些会计方法，从最大程度上消除通货膨胀对会计信息的影响，提供相关会计信息。具体考虑到以下几点：
通货膨胀定义范文篇3
关键词：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通货膨胀目标制：文献评述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3－0010－05
一、导论
目前，通货膨胀问题成为当前决策层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政府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控的力度和效果的不确定性以及潜在外生冲击的不确定性将引发微观经济主体难以判断未来的通货膨胀水平，也即存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的跨期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影响市场的预期相对价格水平，阻碍真实价格信息在市场间的传递，导致价格机制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从而可能降低经济的实际产出。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如果通货膨胀被很好地预期，那么通货膨胀产生的成本就较小；如果通货膨胀提高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那么它的成本就相对较大。因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被认为是联系通货膨胀和实际经济活动的中间环节，也即高通货膨胀产生的经济成本是由于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通货膨胀的不确定增加了，并据此调整自身的经济行为而引起的。鉴此，了解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水平、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政策规则之间的关系对当前我国制定有效的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对该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存在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但国内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将对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从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评价。
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
(一)理论分析
1、高通货膨胀导致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
Okun(1971)首先提出高通货膨胀导致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并可能降低社会总产出的论断，Friedman(1977)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得奖演讲上再次对该论断进行了阐述，其后，Ball(1992)用一个非对称信息博弈模型理论化了Okun和Friedman的论断。Ball(1992)的博弈模型中包含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强货币政策制定者和弱货币政策制定者。公众知道强货币政策制定者愿意忍受实行反通货膨胀的成本，而弱货币政策制定者不愿意。当通货膨胀很低的时候，两种类型的政策制定者都将保持低通货膨胀，因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将很低；然而，如果一个非预期的冲击使得当前的通货膨胀提高的话，只有强货币政策制定者将进行反通货膨胀操作，由于假设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以随机方式掌权，从而公众并不清楚何时反通货膨胀政策能被执行，因此高通货膨胀将增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Ball考虑货币政策体制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影响。而Holland(1993)提供了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关系的另外一种解释，他考虑在给定一定货币数量变化下，经济参与者预期价格水平变化幅度不确定性的影响，其结果是高通货膨胀下，货币存量变化对总体价格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从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增加。
2、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导致高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
Cukierman和Melzter(1986)和Cukierman(1992)的模型隐含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未来更高通货膨胀水平的结论。该模型包含一个“机会主义”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它有一个多期的目标函数，这个目标函数反映货币政策制定者既有控制通货膨胀，也有通过创造不可预期的货币增长来刺激经济的双重目标，赋予这两个目标的权重是随机的。货币政策制定者知道公众如何预期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它们通过比较刺激经济的收益和通货膨胀的成本来选择一个货币增长计划，使其目标函数最大化。Cukierman认为货币增长不确定性来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货币政策操作的非精确性，另一方面是货币政策制定者目标函数的变化。当货币政策操作误差较高的时候，公众就必须得花更多的时间来辨别实际货币增长相对于预期的偏离是货币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函数转变还是操作过程的误差所致，也即公众面临着推论的不确定性，他们对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抵消行为的负面效果会小于创造非预期的货币增长以刺激经济的正面效果。从而，货币政策制定者愿意以当期的经济增长换取下期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增长不确定性提高将导致最优平均货币增长的上升，进而引发下期更高的通货膨胀。
(二)实证研究
对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要远远早于两者关系的理论研究，但实证研究碰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因为它无法直接观察，只能以某种替代变量来衡量。
1、以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
早期的实证研究往往简单的将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例如，Okun(1971)、Foster(1978)、Pagan，Hall和Trivedi(1983)。这些研究大部分支持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即高通货膨胀水平往往伴随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衡量方式无法区分波动率中的可预测部分和不可预测部分，因为经济参与者即使能用可得信息预测到部分波动率，预测到的部分也会在方差中反映出来。实际上，只有不可预测的波动率才是不确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因此，通货膨胀方差或标准差不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它可能会夸大两者的相关程度。
2、以通货膨胀预测调查的预测方差/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
这种衡量方式主要采用美国的Livingston或SRC调查中个人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数据，因此也主要用于研究美国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这种衡量方式也大都支持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有正向相关关系。但这种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会受到个人预测者诸多主观因素影响，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预测者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Zarnowitz和Lambros，1987)。
3、以计量经济模型的条件方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
随着Engle(1982)的ARCH模型、Bollerslev(1986)的GARCH模型以及其后的一些非对称性GARCH类模型如AGARCH，TGARCH，EGARCH等和具有分形特征的长记忆模型的提出，条件方差就成为主要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衡量方式，这是因为GARCH模型能在给定经济结构下，明确估计通货膨胀在不可预测冲击下时变的条件方差，它比前面两种衡量方式更能反映不
确定性。
为了反映货币政策体制的转换和人们预期变化对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者也在条件均值等式和条件方差等式中引入时变参数(time－varyingparame－ter)或马尔柯夫体制转换(markov－switching)。
但这种衡量方式也并非十全十美，因为它必须以计量模型能很好的拟合通货膨胀演变路径为基础，否则以计量经济模型产生的条件方差作为不确定性衡量方式会产生很大的偏差，甚至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Allan和Marcel(1996)用加拿大CPI和核心通货膨胀率数据，采用一个简单的自回归模型和一个包含产出缺口、进口价格指数，石油冲击和间接税率等变量的约简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发现在自回归模型中，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在约简模型中，这种关系并不显著，说明两者之间关系存在模型依赖问题。
4、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检验。
以上文献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通货膨胀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估计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两步法，即先用模型拟合得到条件异方差，而后将其作为因变量或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反映两者关系的系数；另一种是最大似然估计法，即在条件均值等式加入滞后条件方差或在条件方差等式中加入滞后通货膨胀率，而后进行最大似然估计，得出反映两者关系的系数。实际上，这种估计结果反映的是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如Ball(1992)或Cukierman和Meizter(1986)的理论模型中所反映的因果关系。鉴于此，也有一部分文献对两者关系进行Ganger－causality检验。这些研究结论都支持高通货膨胀引发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假说，但反过来，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导致高通货膨胀的假说的证据却不尽相同。
三、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实际经济活动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产出之间关系是实证研究的另一个重点，例如，Hayford(2000)采用Livingstion调查数据，发现对未来失业率的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正相关，通货膨胀是失业率不确定性的Granger原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或失业率不确定性都会暂时减缓实际GDP的增长；Jyh－LinWuetal(2003)采用一个带有马尔柯夫转换方差的时变系数模型(timevaryingparametermodel)研究美国1957年到2000年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实际GDP关系，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区分为回归系数变化引起的不确定性(由经济体制转化和人们对货币政策体制预期变化引起的)和扰动项异方差的不确定性(由不可预期的经济冲击引起的)，发现回归系数改变引起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实际GDP有一个显著的影响，但是源于扰动项异方差性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除了产出之外，经济学家们还关心另一个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失业率，因此，也存在研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失业率之间关系的文献，例如，Steven和Jon(1997)采用时变参数ARCH模型检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发现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个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会受到样本时段、样本产业和经济周期的影响。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关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其他经济活动的关系，例如，N．Apergis(1997)用ARCH模型拟合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并将其加入货币需求等式，发现这样的货币需求等式可用于解释1988年希腊货币体系的管制放松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影响；BryceKanago(1998)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合约持续期(contractduration)之间存在一个负相关关系。
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实际经济活动联系起来，有利于货币当局大致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并为各国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决策支持。例如，多数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两者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的结论，进一步，如果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会对实际经济活动，如产出，就业等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明显的政策含义就是货币当局应该以低通货膨胀而不是经济增长或充分就业为主要货币政策目标。
四、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目标制
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未来经济的随机冲击引起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但由公众与货币当局之间在货币政策上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原则上却可通过加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提高货币当局信誉的措施加以规避。一些发达国家的货币当局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高度透明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inflationtargeting)。一般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有三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存在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值，它可以是一个目标点或是一个目标区间，通常以消费物价指数，或是剔除掉短期成分的消费物价指数来衡量。取得这个通货膨胀目标值或将通货膨胀控制在目标区间内是货币当局的主要货币政策目标，同时，货币当局不应该存在其他的名义锚，如汇率目标或货币增长目标；第二，存在一个通货膨胀预测目标(inflation－forecasttargeting)的货币政策决定程序，也即货币当局设定某个货币政策工具，使得基于所有相关信息集合下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与通货膨胀目标一致；第三，高度透明性(transparency)和义务性(accountability)，中央银行有责任取得目标通货膨胀，并提供透明的货币政策报告。
通货膨胀目标制下，货币当局对取得目标通货膨胀的义务性和货币政策的透明性降低了公众与货币当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下降。但Bernankeetal(1999)却指出，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中，公众仍然无法完全预期到货币当局的反通货膨胀措施，一个可能的结果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但通货膨胀预测误差却不一定下降。这种观点得到DavidR．Johnson(2002)的实证支持，他比较5个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和6个非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1984年－2002年的预期通货膨胀调查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拟合预期通货膨胀的动态行为，发现在5个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中，预期通货膨胀显著下降，但平均通货膨胀预测误差(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却没有显著小于非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但A．Kontonikas(2004)用1972年到2002年英国的数据，采用对称、非对称和成分GARCH－M模型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却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消除了通货膨胀持续性，减少了长期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五、文献评述
第一、关于不确定性的来源问题。从理论上讲，通
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来源主要包括供给冲击，货币政策体制转换的冲击和对经济结构的不完全信息等。Ball(1992)理论模型的不确定性来源于类型不同的货币当局在面临通货膨胀时采取货币政策倾向的不同；Holland的模型加入经济参与者的预期因素，在对经济结构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不同微观经济主体的不一致预期将导致不确定性的增加；Cukierman和Melzter模型的不确定来源于机会主义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选择，从而也可归结为货币政策体制转换的不确定性。显然，货币政策的可信性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由于供给冲击如石油价格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等因素不是货币当局能够控制的，相反货币当局的信誉却是可积累的，它能直接降低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减少经济参与者的扭曲行为。因此，构建货币当局的政策信誉就显得至关重要。
实证研究中，大部分文献都支持通货彩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相关关系，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是否引起产出和就业率下降的实证研究结果却不大一致。虽然相关关系与Ball或Cukierman和Melzter模型中的因果关系不同，但两者的正向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它们同向运动的趋势。实际上，Friedman－Ball的论断是以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为中介，反映了高通货膨胀的社会成本问题。这种论断的实证研究必须首先检验高通货膨胀引发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而后检验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引发实际产出或就业率下降，但国外多数文献仅仅只研究其中的一个步骤。而国内文献更多的是直接研究通货膨胀水平与实际经济活动的关系，如刘金全和谢卫东(2003)。
第二，关于不确定性的衡量问题。正如前文所说的，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和基于调查的预期通货膨胀方差都不是理想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衡量方式。GARCH类条件方差反映了变量非预期冲击的变动，能较好反映不确定性，但它必须以模型表达式的正确为前提条件。因此，一些能更加贴切反映通货膨胀过程和不确定的方法逐渐被引用，如以菲利普斯曲线反映实际经济变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或以时变参数模型反映经济参与者的学习过程和预期行为的变化，或以马尔柯夫体制转换反映结构变化等。但不可否认的是研究者很难采用统一的模型对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因为各国的货币政策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路径是不相同的。对中国而言，如何构建能够合理反映中国通货膨胀演化路径的计量经济模型，衡量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进而探讨其与通货膨胀本身以及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国外的这些研究成果就显得很有借鉴价值。
第三，关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问题。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否成功的一个衡量标准是其能否有效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测误差(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但实证研究的结论却不一致。通货膨胀目标制仅有十来年的实践经验，多数实证研究都面临样本期限短，数据有限的问题，同时，不同的研究方法也会影响实证研究的结果，从而影响其参考价值。对中国而言，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不现实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已经隐含地存在汇率名义锚，通货膨胀目标和汇率目标往往会存在冲突。另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较弱，货币政策工具有限等也会影响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采用。但毋庸置疑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在要求货币当局强化货币政策透明度上的信念却是值得中国在操作反通货膨胀政策时进行借鉴。
六、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影响和趋势
2006年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关注通货膨胀问题，并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研究。例如，杨柳，李力(2006)从供给推动方面出发，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我国能源价格变动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表明能源价格变动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同时也是引起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原因。赵振全，刘柏(2006)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VAR模型研究我国国际收支对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认为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变化引致外汇储备变化，对以外汇占款形式的基础货币投放产生影响，从而对通货膨胀构成影响。李海海，曹阳(2006)也检验了我国外汇占款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并揭示其内在传导机制。然而，在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是否引发通货膨胀上，程凌，张金水(2006)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东亚国家进行检验，得出在开放条件下，如果能有效地吸引外资并引导外资流入生产性部门，那么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长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而是促使产出真实增长的结论。另外，郭田勇(2006)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揭示了诸如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与实体经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机理。
通货膨胀定义范文篇4
关键词：通货膨胀；预期管理；政策协调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12)02-0065-03
通货膨胀早在中世纪封建时代就已经出现过，但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到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纸币发行规模的扩大，通货膨胀才成为令人关心的经济现象。但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通货膨胀还只是个别国家和个别时期内发生的现象，具有明显的局部性和间歇性。它一般是在战争和革命等紧急情况下，由于资产阶级国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大量发行纸币引起的。
世界大战爆发后，几乎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全部或部分地放弃了金本位制度，使可兑现的银行券变成了不兑现的银行券即纸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泛滥打开了闸门。二战以来，通货膨胀更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问题。上世纪以来，通货膨胀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先是通货膨胀与就业交互替代的过程；然后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与低成长并存的滞胀，随之又有低通货膨胀、低失业率和高成长的结合。
由此可见。通货膨胀不仅是严重的经济问题，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为此，西方经济学界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论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一、西方经济理论学派及实践
(一)凯恩斯学派的通货膨胀理论
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理论建立在其有效需求原理基础上。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扩大的需求是推动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需求的扩大既可能是货币增长率提高所引起，也可能在货币供应不变时发生。这就是说，货币增长率的提高是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一切引起有效需求扩大的因素都是通货膨胀的致因，如政府支出的扩大或者减免税收造成的公众支出扩大。通货膨胀既可能是货币性的，也可能是非货币性的。货币增长率提高，引起需求扩大进而引起物价上涨。在充分就业之前，货币供应量增加引起的有效需求扩大，一部分被就业的增加所吸收，另一部分则反映在物价上涨上，被称为“半通货膨胀”：在充分就业实现后，有效需求的扩大才全部反映到物价上涨上，导致“真正的通货膨胀”。凯恩斯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对于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对于通货膨胀的治理，凯恩斯认为应控制总需求。即政府实行紧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唯一有效的办法。根据所谓的“相机抉择”经济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增加税收，减少公共工程支出和福利支出；在货币政策方面，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从而抑制经济过热。
战后20多年来，西方经济前所来有的成功，部分地归因子大多数国家政府有效地运用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政策工具。70年代以前。大多数西方国家商业波动不大，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较低，经济学内部和公众中原来对凯恩斯主义的许多右翼恬凝，最终被繁荣的现实所消除和抵消了。在美国。主流宏观经济学在60年代的肯尼迪一约翰逊政府期间，更是甚嚣尘上，达到了鼎盛阶段。当时，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得到了公开的拥护和最大胆的运用。否则，国会永远也不会通过1964年引起赤字增长的大减税法案。该法案并不是为了阻止或扭转衰退的出现，而是为了保持正在蒸蒸日上的经济复苏。
(二)供给学派的通货膨胀理论
供给学派是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失灵的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70年代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滞胀”。“滞胀”的出现，使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顾此失彼。供给学派就是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潮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其基本的理论主张就是恢复“萨伊定律”，强调供给第一。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所主张的“需求管理政策”是造成滞胀的根源，供给是需求的唯一可靠的源泉。需求增大不一定造成实际产量增长，很可能只是单纯增加货币量，引起物价上涨，储蓄率下降。这又必然引起利息率上升。影响投资的增长和设备更新。造成技术变革的延缓。只要需求的扩大超过实际生产的增长，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而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必然出现停滞或下降，从而造成滞胀的局面。
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政策。降低税率能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并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来加以论证，而且提出的减税政策相当全面和具体。由于里根的大力提倡，美国政府在几乎整个80年代的财政政策中，一直在采取一种激进而危险的预算方针。美国政府这次采取的激进性预算政策在时间跨度上持久漫长，这种情形在欧洲和日本的保守政府中都没有出现过。
(三)理性预期学派的通货膨胀理论
理性预期学派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前身，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批判最为彻底和尖锐。理性预期学派的通货膨胀理论建立在萨伊定律和自然率基础上。他们认为，预期的通货膨胀和实际的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差距，政府不可能运用此种差距来促成生产者需求幻觉以减少失业，附加预期的卢卡斯总供给曲线用理性预期的理论捍卫了古典学派的垂直总供给曲线，显示失业和通货膨胀间不存在交替关系。政府推行充分就业政策是促进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在政策主张上，该学派认为货币供给要尽量避免造成公众的预期误差，所以他赞成弗里德曼的固定规则的货币政策，固定规则的选择应根据对周期根源和动态的认识。
在里根经济学、撤切尔主义及西德自由主义经济中，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信念得到了很大的反响。
(四)货币主义学派的通货膨胀理论
现代货币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它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以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为其政策主张的基调，以“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为主要政策内容。该派的核心人物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派认为，货币决定名义国民收入；私人部门具有内在稳定性；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是货币增长的起伏不定，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存在长期的交替关系，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垂直。因此货币政策只在短期影响实际经济，而长期货币中性；通货膨胀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原因在于政策支出的快速增长，充分就业政策及错误货币政策的实施，主张货币供应量应以稳定或不变的比率增长以稳定价格水平，中央银行要充分控制货币供应量，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而不是失业。弗里德曼强烈反对微调和其他激进的财政政策。由于货币主义把通货膨胀、失业、生产停滞、经济波动等简单地看作是货币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所起作用的结果，因而他的政策主张也很简单，就是使货币始终按照一种事先规定的固定不变的比率增长。并反对物价和工资管制。
货币主义对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尤其是对西欧，北美和日本的中央银行具有很大的影响。从70年代开始，美国国会要求联邦储备银行每年两次制订货币总量增长目标。1979年，联邦储备银行更认真地实行了货币主义政策；而且声称，它将严格控制货币供给，直至通货膨胀得到完全的控制，哪怕这种做法会产生商
业波动和失业率增加的副作用。然而，从1982年开始，联邦储备银行又回到了以前的老路上。变成了一个很讲实用主义的微调机构。目前，货币主义对西德、英国和日本的政府与中央银行仍然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
对通货膨胀及治理措施的判断，依赖于对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基本判断。总体来看，目前中国经济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外部环境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内在稳定机制尚未恢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同时流动性过剩使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增强。
(一)外部环境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出台规模空前的救援措施，世界经济出现了缓慢复苏。由于这些政策性的外生因素并没有转换成持续的、自主增长的内生因素。当财政刺激政策到期时，因财政支持力度减弱。不仅经济重返困境，而且还增添了债务危机等新的阻碍因素。当前国际经济运行条件尚未改善，有的甚至趋向恶化。复苏前景难以预料。
(二)经济结构不合理现象有所改善，但经济增长方式未得到显著改变
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强调投资与出口的拉动作用，在理论上强调生产决定消费。理论和实践上的偏差带来我国经济结构内部与外部的失衡。外部失衡表现为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内部失衡表现为投资相对于消费的扩快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施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积极扩大内需，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外部失衡状况，实现了经济的强势回升。但宏观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尚未确立，经济增长方式未得到显著改变。
(三)消费不足状况有所改善，但扩大内需的持续性不足
以居民消费率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全球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在60％左右。其中，高收入国家为60％-65％，中等收入国家约为55％-60％，低收入国家一般高于65％。2009年，我国消费率为35％。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家实施了应对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推出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政策，以刺激投资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但是，其中有些政策措施是在危机情况下的应急之举。不具有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措施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偏低、分配格局不合理、产业结构层次低、城市化质量不高、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仍然制约我国内需驱动型增长和经济长期平衡发展。
(四)流动性过剩，潜在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
流动性过剩在于一是危机管理货币政策下的信贷膨胀。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滑影响，我国政府果断出台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各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得到了有效传导，货币信贷总量大幅度增长。二是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下的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在经历了一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后。2009年年底国际经济实现复苏，海外市场需求得到部分恢复推动我国出口的回暖，贸易顺差的增加，也使外汇占款增加。流动性过剩带来了通胀的隐患。主要体现为近期相关资产和商品价格的上涨，通胀预期逐步强化。受居住、食品价格上涨影响，生活费用显著上升，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增加，劳动力特别是低端劳动力价格也大幅上涨，从而全面推高各行业的生产成本，加大价格上涨压力。
三、政策建议
(一)短期政策一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配合，优化需求
在加强宏观调控政策预案研究的同时，发挥货币政策的主导作用，提高央行的调控效率，财政政策予以适当配合。
1.以货币政策为主，控制资产价格膨胀，管理通胀预期。中央银行应采取适当的“紧缩”措施，合理地控制货币信贷增长，进而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过快增长；同时，要加快货币供给制度改革。财政政策要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收入的合理化和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实现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
2.加快发展、扩大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政策，开辟多元的流动性释放渠道。一是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改革。完善立法监管和投资教育，有序引导境内外资本价值投资。二是改善外汇储备留存结构，发展战略资源储备；三是建立财政投资型储备基金(如香港的外汇基金)，发展经营型财政理念，增加财政转移支付来源储备，必要时可作为干预市场的经济杆杠，以维护内部市场稳定，增强规避国际经济周期性波动风险的赤字平衡能力。四是加强对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管理和窗口指导。
3.积极运用财政政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一是平衡财政收支，减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量增长的压力，坚决避免中央政府直接向央行透支。二是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严格压缩和控制消费性支出比例。建立、健全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等制度，从再分配环节压缩消费需求的膨胀。
(二)长期政策：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供给的改善
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结构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是严重依赖外部需求；其二是严重依赖外部资源。这两个特征使我国经济运行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唯有加快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才能彻底降低经济运行的风险，减轻外部需求和价格波动的冲击。才能防止我国市场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时形成的通胀预期。
通货膨胀定义范文篇5
虽然宏观经济现象十分复杂,但描述宏观经济现象的主要指标体系却并不复杂,只有一些诸如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投资率和其他描述实际经济、名义经济规模和变化的指标。虽然宏观经济指标体系并不繁琐,但是处理和分析这些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异常艰难。如何判断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替代等问题,已经成为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理论的核心内容。无论是作为重要政策分析工具的IS-LM曲线,还是市场均衡分析的AS-AD曲线,还是研究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替代的菲力普斯曲线等,都在致力于分析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机制。但在对这些曲线、机制的认同上却存在着争论,远未达到理论和经验分析的统一(Turnovsky,1996)。在对这些指标之间替代和影响关系的长期争论中,虽然关于经济增长率(下面简称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影响关系没有被研究者忽视,但似乎也没有成为持久和突出的研究重点,只是近年来随着一些国家经济出现了新的态势,才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MallikandChowdhury,2001)。在目前的研究中,存在两种具有本质差别的认识和观点。一些研究认为通货膨胀有碍快速经济增长,因此他们推崇低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例如Alexander(1997)坚持认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仍然是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
他的经验研究采用了经济增长方程,考虑了净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增量等生产投入要素。在增长率的回归方程中,资本和劳动投入等变量的系数是正的,但通货膨胀率的系数却是负的,它对增长率具有负的边际作用,通货膨胀有碍于经济增长。Barro(1996)的类似研究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他认为保持低通货膨胀不仅有利于提高增长率,而且“低通货膨胀和高增长”的组合具有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为此,他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了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使其具有内生经济增长的特征。Barro认为通货膨胀率增加10%,将使增长率降低0.2-0.3%,也使投资率(投资在GDP中所占比例)降低0.4-0.6%。需要注意,这只是通货膨胀的“短期成本”,如果从30年后的长期效果看是使增长率降低4-7%,因此应该避免高通货膨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长期存在。另一种观点否认或者不支持“低通货膨胀是快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例如Stanners(1996)通过对于不同国家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一些通货膨胀率较低的国家并没有实现超出自然率水平的快速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日本经济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出现了低通货膨胀下的经济持续萧条,这更促使人们开始怀疑低通货膨胀水平带来的增长效应。Krugman(1999)对日本经济萧条进行了长期研究,开出了一系列促使日本经济脱离货币政策“陷阱”的主张,但是目前来看却无一奏效。他认为根本原因就是货币政策的扩张性力度不够,因而日本低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现象没有得到彻底缓解。
由此看来,将经济从通货紧缩转向通货膨胀,有时竟然比将经济从通货膨胀转为通货紧缩更为艰难。它带给人们的启示是:低通货膨胀并非有助于经济增长。如果研究我国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影响关系问题,那么不仅需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而且也要对结论给出新的解释。我们注意到,以往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缺欠或者不够严谨的地方。首先,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在截面数据上的平均表现,不能反映具体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带来的影响,要想获得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必须对同一国家进行纵向数据的影响关系研究。这要求目标国家的样本当中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形态。考虑到我国无论是增长率还是通货膨胀率都曾经出现过多种态势的变化,因此我国可以作为具有单一国家纵向样本数据的实例。其次,以往的研究仅注重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水平值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相当于研究处于较高水平时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静态影响”。我们将比较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增量之间的影响,以及两者波动性之间的影响,以获得动态相关性的认识,并检验两者之间增量的“动态”互动性。
二、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相关性模型及其检验
我们利用变量gt和πt表示月度(同比)实际GDP增长率和月度通货膨胀率;利用变量Tgt和Tπt表示序列当中的趋势成分。由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当中显然不存在确定性的线性趋势成分,因此我们采用H-P滤波方法(HodrickandPrescott,1980)脱离时间序列当中的趋势成分。定义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序列当中的波动成分为:Cgt=gt-Tgt,Cπt=πt-Tπt。图1和图2给出了月度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时间路径,样本范围为1990年1月至2001年12月,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从图1和图2中的趋势成分可以看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具有类似的波动模式,而且波动的峰和谷是基本对应的。从图中的波动成分来看,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聚类现象(在某个时间段内呈现密集性),这是条件异方差现象的体现。我们发现通货膨胀率中的波动成分出现了稳定的持续性,这说明通货膨胀率波动的方向比较稳定,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价格粘性或者价格变化的单向性。由于经济变量之间的影响可能是水平值之间的关系,也有可能是波动成分之间或趋势成分之间的关系,因此在下面的经验检验当中,我们将分别处理这三种形式。下面我们使用三种不同的模型对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首先,我们使用水平值成分、波动成分和趋势成分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然后,我们使用二元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和误差修正模型,判断两者之间的短期相关性和长期均衡关系;最后,利用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模型)来判断两者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volatilityspillovereffect)和波动性传导的非对称性等。
(一)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
首先描述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目前一些研究认为,即使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那么这些相关性在超前或者滞后上可能出现非对称性,即超前和滞后通货膨胀率同当期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程度存在明显不同(KimandThomas,2000)。这种非对称性可能反映出价格调整在前,数量调整在后,名义经济对于实际经济的正向影响较强,对名义经济的反馈影响较弱等特征。我们计算两者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ρ(j)=[cov(gt,πt+j)]/[σ(gt)σ(πt+j)](1)j=0,±1,±2,…,±p其中cov(gt,πt+j)是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方差,σ(gt)和σ(πt+j)分别表示各自变量的标准差。j>0时表示当期增长率gt与滞后j期通货膨胀率πt+j之间的相关性;j<0时表示当期增长率gt与超前j期通货膨胀率πt+j之间的相关性;通过计算样本协方差和样本标准差,可以得到图3和图4所示的动态相关系数轨迹。纵轴表示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横轴表示相关性超前或者滞后的时间长度(选取12个月的范围)。可以看出,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所有时滞长度内的相关系数都是正的,并且相关系数都在0.5以上,说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在一年的范围内都是比较稳定的;在12个月的期限内,这种相关性轨迹呈现出一种凸型变化模式,超前1至2个月,通货膨胀率与当期增长率的相关性最强,达到0.67左右,这说明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率产生反应的最大可能是在1至2个月之间,产出反应是比较灵敏的,这可能是由于价格上升造成的“名义增值”直接累积到“实际增值”中,短期内“名义扩张”直接带动“实际扩张”。从图3中我们也观察到动态相关性当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超前通货膨胀率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强于滞后通货膨胀率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这种非对称性导致了后面Granger因果检验当中通货膨胀率对于增长率影响关系的单向性。
类似地,我们可以分析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当中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如果分析增量之间的动态相关性,那么将得到更为深刻的启示。上述水平值之间的相关性是对两者之间影响关系“事后”状态的“静态”推断,是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经过“加速”或者“减速”后状态比较,而我们更为关注其间的互动过程和连带作用。图4给出了两者波动成分之间的动态相关性。首先,此时非对称性更为突出,尤其是超前影响的变化更为明显,而滞后影响变得极不稳定,甚至出现了方向上的更迭;其次,此时的相关程度远远低于水平值之间的相关程度,其中超前8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冲击,对于当期的增长率波动影响最大,最大相关性达到0.32左右。这说明通货膨胀率周期同增长率周期并不同步,具有大约半年左右的时差,这意味着刺激或者诱导的价格膨胀,其产出的增长效果最大可能在半年以后体现出来。增长率波动成分同滞后通货膨胀率波动成分之间的滞后相关性非常微弱,意味着增长率的正向冲击对于价格波动没有显著影响,这也是价格粘性或者调整缓慢的体现。我们需要在简化式VAR模型中检验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Granger影响(Mills,1999)。例如描述增长率gt与通货膨胀率πt的VAR模型的简化式为:gt=α10+∑pi=1α1t-igt-i+∑pi=1β1t-iπt-i+ε1t(2)πt=α20+∑pi=1α2t-igt-i+∑pi=1β2t-iπt-i+ε2t(3)其中,εt是具有白噪声性质的误差项。
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是上述模型当中滞后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例如,可以检验原假设:β1t-i=0,i=1,…,p,如果检验的F统计量拒绝原假设,则认为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这时前期的通货膨胀率水平(趋势或者波动成分)具有解释增长率水平(趋势或者波动成分)的能力;如果F统计量未能拒绝原假设,则说明πt对gt没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这时前期通货膨胀率与现期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较弱,体现出价格波动和实际产出变化的两分性。类似地,可以通过检验假设:α2t-i=0,i=1,…,p,来判断增长率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反馈作用。如果gt对于πt具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则说明增长率的变化将导致通货膨胀率的反应,这是实际经济规模需要名义经济规模支持的体现,此时名义经济与实际经济之间的关联性较强。根据动态相关性,选择半年时滞(p=6)进行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水平、趋势和波动成分之间的双向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得到表1的检验结果(Granger影响简称为G影响)。检验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的任何成分都对GDP增长率中的相应成分具有显著Granger影响,这说明价格水平变化具有解释实际产出变化的能力。这从逻辑关系上说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的下滑,同出现的轻微通货紧缩有密切关系;在反向影响关系上,出现了增长率的趋势成分对于通货膨胀率趋势成分的显著Granger影响,这是产出趋势成分对于价格趋势成分的促进作用。
(二)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为了判断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可能存在的协整关系和误差修正关系,需要先判断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序列的单整阶数,为此采用单位根检验。表2给出了单位根检验的ADF统计量和PP统计量(Mills,1999)。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ADF统计量均无法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增长率的PP统计量检验除外)。我们仅采用ADF统计量的检验结果。进一步对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在1%的显著水平下,检验发现它们的差分序列已是平稳过程(检验结果略)。因此,可以推断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序列都是1阶单整过程。假设二维随机向量为Xt=(gt,πt)′,它的p阶自回归模型为:Xt=A0+∑pi=1AiXt-i+εt(4)t=p+1,…,T其中εt是序列无关的残差序列,T是样本容量。为了简单起见,下述分析忽略了外生变量的影响。此时可以将上述模型表示为:ΔXt=A0+∏Xt-1+∑p-1i=1ΓiΔXt-i+εt(5)∏=∑pi=1Ai-I,Γi=-∑pj=i+1A如果矩阵是降秩的,即0<rank(∏)=r<2,这时存在列向量α和β,使得∏=αβ′,称其中的β为协整向量,可以将其标准化(取第一个分量为1)。以协整向量作为组合系数,可以使得β′Xt是平稳序列,也即所寻求的协整组合。经济时间序列的协整组合一般具有明显的经济含义,它表示这些经济变量的趋势成分之间存在长期影响关系,这种长期影响关系经常表示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似然比统计量34.4大于对应的临界值15.4,因此检验拒绝“不存在任何协整关系”的原假设。
继续比较第2大特征根可知,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仅存在一个显著的协整关系。估计标准化协整向量为(1.000,-1.321),则协整关系的估计方程为:gt-1.321πt-0.101=u1t(6)其中u1t为平稳序列,它表示协整关系当中的动态偏差,常数项表示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尺度差异。协整关系表明,增长率gt和通货膨胀率πt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不仅同图1和图2体现的基本特征相符,也同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的结果基本一致。利用协整关系方程,可以获得样本数据区间内协整误差的动态轨迹,并分析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短期偏离均衡关系的模式和时域。协整误差的动态轨迹由图5给出。从图5所示的协整路径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协整关系在1992年末至1996年底出现了比较急剧的调整过程。这个期间的实际经济波动和名义经济波动均显著地偏离其均衡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当活跃的时期。当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无论是实际产出变化还是价格水平变化,都体现出调整之后的显著稳定性,这是经济运行接近自然率水平的表现,此时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波动都呈现一定的惰性,并蔓延和持续下来。利用协整组合变量,可以得到下述描述短期调整的ECM模型:ΔXt=A0+αβ′Xt-1+∑p-1i=1ΓiΔXt-i+BZt+εt(7)其中系数向量α表示误差调整过程的收敛速度。
如果误差调整系数的绝对值小于1,则意味着短期波动将向长期均衡收敛。具体估计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协整方程当中常数项估计接近于零,且统计上不显著,因此忽略。括号内数字表示t统计量,*号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下同)为:Δgt=-0.574ut-1(-7.58)*+0.311Δgt-1(3.86)*+0.288Δgt-2(3.52)*-0.248Δπt-1(-0.30)-0.359Δπt-2(-0.44)(8)Δπt=-0.003ut-1(0.43)+0.005Δgt-1(0.55)-0.004Δgt-2(-0.42)-0.306Δπt-1(3.55)*+0.156Δπt-2(1.81)*(9)其中ut-1表示上个时期的误差修正项。误差修正模型结果与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的结果基本一致。首先,在增长率的调整过程中,协整误差(与均衡水平的偏离)起到了显著修正作用。由于修正系数是负的,因此修正过程中增长率将产生震荡收敛趋势,并收敛到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的自然率水平上;同时,增长率序列中仍然存在自身的回归调整,前期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差分(短期波动成分)对于当期调整也起到了显著作用。其次,通货膨胀率的短期修正模式与增长率的调整过程存在两点显著不同。一是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并没有对协整偏离产生显著反应,这意味着实际经济规模与整体价格水平之间的差异无法直接促使价格水平加速或者减速变化,需要货币和利率等中介工具作用;二是价格调整主要依赖自回归过程,前期增长率的短期波动对于通货膨胀率调整没有显著影响,这是名义经济与实际经济两分,价格对于产出单向影响的体现。利用ECM模型可以求解出稳态均衡水平之间的关系。如果稳态通货膨胀率增加1个百分点,则诱导稳态增长率增加1.32个百分点,增长率增加1个百分点,则带动通货膨胀率上升0.76个百分点。虽然这些数量关系同Alexander(1997)等人的结论大相径庭,但对于判断我国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长波趋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分析
即使一个时间序列是平稳(无条件方差为常数)的,它的条件方差也可能出现随着时间发展而变异现象,这就是Engle(1982)首先发现的条件异方差模型(简称为ARCH模型)。下面我们采用ARCH模型及其推广形式(称为GARCH模型)来描述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当中的波动性及其相互影响。
1.描述通货膨胀率πi的GARCH(p,q)模型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数据生成过程(均值过程):πt=α+∑mi=1θiπt-i+εt+∑nj=1ηjεt-j(10)上面假设通货膨胀率πt服从ARMA(m,n)过程。其中残差序列是条件异方差过程,表示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具有聚类性和持续性(如图2所示)。在已知信息集It-1={πs,εs;s≤t-1}的条件下,假设绝对残差序列的条件分布为正态概率分布,但具有随时间变化(简称时变)的条件方差:εtIt-1～N(0,h21),t=1,2,…,T(11)GARCH(p,q)模型的第二部分由条件异方差过程组成(方差方程),假设条件异方差序列满足:h2t=β+∑qt=1iε2t-i+∑pj=1ψjh2t-j(12)β>0;i>0,i=1,…,p;ψj>0,j=1,…,q这说明条件方差不仅依赖过去的条件方差(GARCH项),而且依赖模型过去绝对残差的平方(ARCH项)。由于GARCH模型的条件方差依赖过去已经实现了的波动程度和已经变更的信息,因此它能够用于描述一些平稳性和波动性混合的数据生成过程。利用信息准则和拟合优度检验(Mills,1999),选择增长率的均值过程为AR(1),然后建立并估计GARCH(1,1)模型如下(仅给出方差方程,均值方程略):h2gt=1.69×10-5(0.56)+0.521ε2gt-1(6.98)*+0.758h2gt-1(22.5)(13)类似地,选择ARMA(2,1)过程描述通货膨胀率的均值过程,并估计通货膨胀率序列的GARCH(1,1)模型:h2πt=4.45×10-6(2.32)*+0.123ε2πt-1(2.09)*+0.892h2πt-1(15.8)*(14)从方差方程估计的显著性上看,上述模型的估计效果较好,表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序列中存在条件异方差现象。注意到上述方程中表示条件异方差影响的GARCH项影响更为显著,这说明无论是经济增长率还是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都具有显著的条件依赖性。条件异方差曲线由图6和7所示。图6表示的条件方差轨迹同预期基本一致,1994-1997年条件方差波动最为显著,此时无论是实际经济还是名义经济都比较活跃,出现代表性的经济“双高”态势;在图7表示的条件方差轨迹中,第一轮波动聚类区间对应着1992经济回升到1996年经济“软着陆”,这个期间出现了一个典型的价格波动过程。第二轮波动聚类区间对应2001年至今,这轮波动性是由通货紧缩预期导致的。因为条件方差度量的是均方离差,无法识别向上波动和向下波动,因此第二轮波动聚类很可能表示紧缩波动,对此形成的加剧通货紧缩迹象应给予足够重视。
2.进一步可以判断波动性对于序列绝对水平的影响。例如,我们将试图判断是否随着增长率波动程度的加大,增长率的绝对水平也随之增加。为此在均值方程引入条件标准差,构造GARCH-M模型:gt=α+λhgt+∑mi=1θiggt-i+εgt+∑nj=1ηjεgt-j(15)如果上述方程中当期条件标准差的调整系数λ>0,则意味着存在对波动性的“风险奖励”,即经济增长的风险(波动性)增加将导致增长率的绝对水平提高;否则,如果当期条件标准差的调整系数λ<0,则意味着存在增长风险带来的“风险惩罚”。在存在“风险奖励”或者“风险惩罚”时,还可以进一步计算出为了保持确定性增长而愿意放弃的增长水平(风险溢价)等。估计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序列的GARCH-M模型结果为(均值过程和方差过程的阶数不变):gt=0.028(2.47)*+0.297hgt(2.12)*+0.648gt-1(7.28)*(16)πt=-0.006(1.60)+0.711hπt(1.49)+0.942πt-1(50.1)*(17)上述估计结果表明,增长率序列存在显著“风险奖励”,这表明适度的增长波动性对于维持较高增长水平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说明增长型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程度的内生波动属性。通货膨胀率序列中虽然存在正的“风险奖励”,但是并不显著,这是由于价格紧缩阶段的稳定性导致的。
3.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中的波动成分之间可能存在波动性的互动影响或者“溢出影响”,例如从通货膨胀率波动向增长率波动性的短期“溢出效应”可以通过下述模型表示出来:hgt=β+∑qi=1iε2gt-i+∑pj=1φjhgt-j+∑rl=1ζlε2πt-l(18)ε2πt-l表示前期出现在通货膨胀率中的冲击或者扰动,如果这些扰动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存在通货膨胀率向增长率的溢出效应。类似地,可以度量从增长率向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溢出效应”。具体估计“溢出效应”模型为:hgt=1.69×10-5(>10)*+0.521ε2gt-1(>10)*+0.758hgt-1(>10)*+2.54×10-14ε2πt-1(4.96)*(19)hπt=6.79×10-6(5.42)*+0.09ε2πt-1(26.9)*+0.80hπt-1(52.4)*+8.01×10-6ε2gt-1(0.42)(20)上述结果表明存在通货膨胀率对于增长率的“溢出效应”,即价格波动性将导致产出波动性,这是价格机制的实际体现。与此相反,增长率波动性却对价格波动性没有显著“溢出效应”,即使产出出现波动,价格水平却存在一定程度的粘性。这说明出现需求冲击时,市场的主要反应是进行数量调整,而没有进行明显的价格调整,这种现象可能是卖方市场的基本特征。
4.可以利用非对称性的GARCH模型检验通货膨胀率对于增长率中正向冲击和反向冲击的不同反应,判断价格调整过程中存在的非对称性。价格波动的“杠杆效应”可以通过阈值(threshold)ARCH模型描述(称为TGARCH模型)。例如,描述通货膨胀率的TGARCH模型的方差方程为:hπt=β+∑qi=1iε2πt-i+∑pj=1φjhπt-j+ωDπtε2πt-1(21)其中变量Dt是表示绝对残差变化方向的哑变量,当εgt-1<0时,Dgt=1;当εgt-1≥0时,Dgt=0。在TGARCH模型中,如果系数ω<0并且显著,则波动性对正向冲击的反应大于对反向冲击的反应,从而体现波动程度的非对称性。TGARCH模型的具体估计结果为:hgt=8.29×10-5(2.04)*+0.803ε2gt-1(5.40)*+0.714hgt-1(22.5)*-0.629Dgtε2gt-1(-2.41)*(22)hπt=4.58×10-6(2.24)*+0.454ε2πt-1(2.17)*+0.874hπt-1(13.3)*-0.311Dπtε2πt-1(-3.21)(23)检验结果表明Dt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因此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中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这说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中出现的反向冲击降低了市场波动程度,而正向冲击加剧了市场波动程度。非对称性程度可以通过图8和9体现出来。当增长率出现幅度为0.5的正向和反向冲击时,增长率波动性的变化分别为0.005和0.003,显然正向冲击的作用更强一些;通货膨胀率波动性中存在的非对称性程度要比增长率稍强一些,这是由于价格调整中存在向下粘性所致。TGARCH模型所揭示的非对称性具有重要的市场机制和政策操作方面的启示。无论是增长率还是通货膨胀率,一旦出现了正向冲击,由此导致的“示范效应”和“追涨效应”将是非常明显的,这些都同正向冲击带来的利润预期增加和投资扩张等行为有密切关系。
三、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相关性的经验检验结论和经济政策启示
上面我们使用了多种计量方法对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检验,并且得到了许多重要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统计关系上的结论尚缺乏具有行为基础的经济模型支持,这也是目前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关系研究的主要缺欠。准确和深刻地揭示两者之间的本质关系,还需要通过实际经济和名义经济之间的数量转换关系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通过各种理性或者渐近理性(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等)约束下的资源配置过程来进行。由于目前尚无一个得到公认的模型体系,我们只能结合上述检验结果,讨论两者之间关系的一些典型特征,并分析相应的经济政策启示。
第一,毋庸置疑的是,在大量的经验检验中,我们发现我国经济运行存在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水平、趋势和波动成分)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比较稳定。这样的统计结论支持“适度通货膨胀有助于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理论命题。我们通过两者各种成分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检验,不仅发现通货膨胀率对于增长率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而且发现了增长率对于通货膨胀率的趋势具有反馈作用。这说明适度通货膨胀对于保持经济增长是有利的,但快速经济增长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反馈作用,即“快速经济增长会导致跟进的通货膨胀”。因此,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在走钢丝,艰难和复杂的影响关系将给制定经济政策及其操作带来了困难,同时也为制定和调整经济政策带来了深刻启示。
第二,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采用单一国家的纵向样本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将检验的重点放在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波动成分和波动性之间的影响关系上,刻画了波动性形成的“风险奖励”和“溢出效应”等非对称性。这些都是从增量角度和风险角度分析和度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互动”、“反馈”和“引导”等关系的计量方法。我们发现,无论是增长率还是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波动性或者变差都伴随着较高的水平值出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意味着经济波动并不是什么“坏事”,对于增长型经济周期来说,适度波动将促使平均增速得以提高,其启示便是收缩阶段将积蓄经济反弹的能量,从而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内生属性。但是,当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时,政策诱导的适度波动是促使经济转入扩张,还是加剧下滑,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检验,这种非对称性非常重要。
通货膨胀定义范文1篇6
[关键词]股票价格；通货膨胀；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6-0076-05
历史事件表明，股票价格由快速膨胀到急剧崩溃，往往都会引发一轮较长时间的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由此引发了各国理论界和货币决策者对“货币政策是否应该对股票价格作出反应”这一问题高度关注与深度思考。尽管股票价格不乏包含了诸多投机因素，但是不可否认的，股票价格同时也包含了未来经济运行趋势及预期通货膨胀信息。Gertler和Bernanke（2001）指出，资产价格将会通过财富效应、资本的成本效应、金融加速器渠道对总需求产生影响。由此可见，如果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相关性，货币当局又能对包含股票价格在内的资产价格波动作出一定反应，必将有益于缩短前瞻性货币政策的时滞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一、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研究述评
关于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更多集中于“通货膨胀对股票收益的影响”这一问题。究其原因，与著名的“费雪效应”是密不可分。费雪（Fisher，1930）提出，名义利率近似等于实际利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和，实际利率是独立于货币因素或通货膨胀之外而是由实际经济因素所决定，通货膨胀则完全由债券或股票的名义收益所体现，即通货膨胀与债券或股票的收益之间存在正向变动关系，在长期股票是一个好的抗御通货膨胀风险的套期保值品。为此，理论界围绕“费雪效应”是否存在展开较为深入而持久的研究。
1.20世纪90年代前“费雪效应”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前的绝大多数实证检验表明，通货膨胀对股票实际收益的影响是负向的，并不存在所谓的“费雪效应”（如Lintner，1975；Bodie，1976；Fama、Schwert，1977；Nelson，1976；Schwert，1981；Cohn、Lessard，1982；Geske、Roll，1983等）。为解释通货膨胀对股票收益之负向影响的实证检验结论，西方理论界提出了诸多理论假说，其中富有代表性的理论假说主要有的“税收效应说”（TaxeffectHypothesis）、“通货膨胀幻觉说”（InflationillusionHypothesis）、“假说”（Proxyhypothesis）“证券风险溢价说”（TheRiskPremiumHypothesis）等①。
“税收效应说”（Feldstein，1979；Summers，1981）认为，由于通货膨胀率的上涨使得企业的存货价值名义增加和资产折旧的历史成本下降，使其账面收益提高，从而导致企业利润虚假增高，而实际税收负担增加和实际利润下降，由此降低企业股本价值，故而通货膨胀对股价的影响是负向的。
“通货膨胀幻觉假说”（Modigliani、Cohn，1979）认为，通货膨胀诱导投资者犯下两种认知错误：一是当投资者对企业预期实际利率进行资本化时，用名义利率替代实际利率；二是由于投资者没有能力认识到，即使考虑到企业所面临较高的名义利率支付负担而降低企业报告利润，但是企业也会名义负债贬值而隐含的实际资本收益增加。由于通货膨胀幻觉使投资者缺乏理性估值，从而低估股价，由此导致通货膨胀对股价产生负向影响。
“假说”（Fama，1981）则认为，通货膨胀与证券价格之间负向关系是虚假的，这种负相关只是股票收益与实际经济正相关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通货膨胀作为资产收益、未来实际经济活动预期、利润的实际推进器，当通货膨胀加速时，投资者预期经济增长将下降且波动加强，其要求的风险溢价将增加，故而出现通货膨胀率与未来实际经济增长率是负向关系，而股票收益率与预期未来实际经济增长率是正向关系。
“证券风险溢价假说”（Malkiel，1979；Pindyck，1994）认为，在高的通货膨胀期间，股票的风险溢价将增加。当通货膨胀增加，资本的总边际收益（thegrossmarginalreturnoncapital）波动性将随之增加，假定投资者是风险规避者，将会增加其必需的风险溢价，而这种溢价要求直接导致证券价格直接下降。
但是“假说”（Fama，1981）则认为，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之间负向关系的错误的，通货膨胀率与未来实际经济增长率是负向关系，而股票收益率与预期未来实际经济增长率是正向关系。因为通货膨胀作为资产收益、未来实际经济活动预期、利润的实际推进器。当通货膨胀加速时，投资者预期经济增长将下降而更加波动，因此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投资者预期经济增长越发不稳定的宏观经济有助于形成长期收益增长。
2.20世纪90年代后“费雪效应”研究的趋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方面，研究者对“费雪效应”的实证检验结论并不像前期研究那样较为一致，而是出现较大的分歧；另一方面，对“费雪效应”的实证检验的研究角度更加细化与深入。具体而言，研究者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费雪效应”展开了深入的实证检验：
（1）区分了当期与前期、预期与非预期的通货膨胀效应。Boudoukh和Richardson（1993）指出，“费雪效应”揭示的是股票收益与预期通货膨胀的关系，使用事后的通货膨胀衡量是一个采用了错误变量的问题；如果采用事前的通货膨胀衡量，股票名义收益与事前以及事后通货膨胀在长期都是正向变动关系。Blanchard（1993）发现，在1970年代，通货膨胀的非预期增加将导致股票价格急剧下跌，高的股票溢价与通货膨胀急剧上涨相联系，低的溢价与通货膨胀下降是相联系的。Barnes（2000）发现，在较低及温和的通膨国家，通货膨胀与股票收益率之间为负相关或不相关；但在高的通膨国家，两者之间呈现很强的正向相关。Choudhry（2001）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及委内瑞拉等四个高通膨国家，当期的股票收益与当期的通货膨胀为正向相关，且前期的通货膨胀对当期的股票收益有明显的影响。Ritter和Warr（2002）发现，股票的未来实际收益与预期通货膨胀是负向相关，在1978年~1997期间，预期通货膨胀每增加100个基点，股票预期实际收益次年将减少242个基点。而Hondroyiannis和Papapetrou（2006）通过MS-VAR（MarkovSwitchingVAR）模型检验发现，股票实际收益与预期通货膨胀、非预期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2）区分了货币因素的与产出波动因素的通货膨胀效应。Graham（1996）研究发现，1976年~1982年期间的通货膨胀是货币因素而不是供给冲击所导致的，这期间的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之间为正向变动关系。Hess和Lee（1999）认为，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取决于通货膨胀是由供给冲击还是由需求冲击所引起的；他们利用季度数据和时间序列的方差检验法发现，在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由货币冲击相关的需求干扰提高了通货膨胀率和股票收益，而由实际产出冲击的供给干扰将降低通货膨胀率和股票收益。Kryzanowski和Rahman（2009）认为，如果卢卡斯型飞利浦斯曲线的周期性波动成分是由产出率波动主导，则股票实际收益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负向相关是错误的。
（3）区分了顺周期货币政策与逆周期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Kaul（1987）认为，顺周期与逆周期的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收益率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影响。当实际经济活动的增长或下降，则导致实际货币需求的上升或下降；如果货币供给也相应地增长或减少，根据货币部门的平衡过程，物价就应当上升或下降。因此，顺周期货币政策使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之间为正相关关系，逆周期货币政策则会使两者之间为负相关关系。但是Graham（1996）发现，在1976年~1952年期间，美国实施了顺周期的货币政策，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却为负向相关关系。
（4）区分了短期与长期的通货膨胀效应。Anari和Kolari（1999）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对工业七国的实证检验发现，在短期（大约2年）股指对通胀非预期的增加呈现负向反应，而在长期（10年~20年）却是持久的正向效应。但Tatom（2002）通过协整检验却发现，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在长期是负向相关的，高的股票价格与低通货膨胀、低联邦利率是相联系的。Al-Khazali和Pyun（2004）发现，在亚太新兴经济体中两者短期是负相关而长期是正相关。但Kim（2005）却得出相反结论，他运用小波分析法对美国1926年-2000年期间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在短期（l个月）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为正向相关，在长期（128个月）两者却为负向相关。
此外，研究者对通胀与股价之间以下两方面内容也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实证研究：
关于股票是不是有效的抗御通货膨胀风险的套期保值品的问题研究。多数研究表明，在长期股票是有效的抗御通货膨胀风险的套期保值品。Marshall（1992）认为，对于货币因素所引致的通货膨胀，股票是有效的抗御通货膨胀风险的套期保值品，但是对于实际产出波动因素所引致的通货膨胀并非如此。Ely和Robinson（1997）实证检验发现，在长期股票具有套期保值功能。Lothian和McCarthy（2001）对OECD国家长期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股票是一个好的抗御通货膨胀风险的套期保值品，但这需要非常长的时间。Al-Khazali和Pyun（2004）回归检验了太平洋流域9个国家的证券市场发现，股票的实际收益与通货膨胀在短期是负向相关的，但是在长期两者之间则是正向相关的，股票在亚洲和在美国与欧洲一样都是好的抗御通货膨胀风险的套期保值品。Ahmed和Cardinale（2005）发现，股票在美国在长期（5年或以上）是有效的抗御通货膨胀风险的套期保值品，但在英国和德国的效果是混合的。Luintel和Paudyal（2006）发现，英国股票在长期是一个好的抗御通货膨胀风险的套期保值品。但Engsted和Tanggaard（2002）发现，美国的股票并不是有效的通货膨胀套期保值品，无论是对预期的或非预期的通货膨胀。
关于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问题研究。Ely和Robinson（1997）运用约翰逊（Johansen，1988）的分析框架，对1957-1992年期间的16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大部分国家的股票价格与商品价格并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两者之间并非一对一的关系。Anari和Kolari（2001）发现，在1953年~1998年期间，6个主要经济体的股票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Luintel和Paudyal（2006）也发现，在1955-2002期间，英国的股票价格与商品物价之间存在协整关系。Silvapulle、Moosa和Hoque（2007）利用TAR（thresholdautoregressive）和M-TAR（momentumTAR）模型对工业七国的检验发现，实际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存在协整关系；当通货膨胀上升时，通货膨胀将导致股票实际收益下降，而当通货膨胀下降时，通货膨胀对股票实际收益没有影响，通货膨胀在美国与股票实际收益存在短期负向变动关系。此外，Evans和Wachtel（1993）、Holland（1995）、Spyrou（2004）等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与股票是正向相关。
二、股票价格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的研究述评
关于货币供给量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国内外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概括起来，主要存在负相关论、正相关论、不显著相关论以及因果关系论等四种实证研究结论。
1.负相关论
负相关论者分别从“通胀溢价假说”（inflationpremiumhypothesis）、“政策预期假说”（Policyanticipationhypothesis）和和“实际经济活动假说”（Realactivityhypothesis）等三种理论视角阐述了非预期的货币供给量变动与股票价格之间为负向的相关关系②。
“通胀溢价假说”认为，由于货币当局在市场上缺乏可信度，货币供给的非预期宣布增加将导致高的通货膨胀预期；高的通货膨胀预期将导致公司未来的现金流增加，但同时也导致公司未来现金流贴现的资本成本增加，由此而导致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非预期的货币供应量变动之间为负向相关。
“政策预期假说”认为，在价格粘性下，货币供给的非预期增加，使得实际利率水平下降、货币需求增加，由此而导致市场短期利率上涨。而短期利率上涨则将导致经理人预期货币当局的未来货币政策将趋于紧缩，进而导致实际利率上涨。实际利率的上涨不仅使得未来的现金流贴现的资本成本增加，同时也使得经理人相信高的实际利率将抑制未来经济活动而导致未来公司利润下降，由此而导致股票价格下跌。因此，该假说认为，货币供给的意外增加与低的股价是一致的。
“实际经济活动假说”认为，货币供给的意外变动传递着未来的货币需求，货币供给的非预期增加，则意味着未来货币需求大于其预期。由于未来货币需求依赖于未来产出，货币供给的意外增加导致经理人预期未来产出增加和未来利率的提高，由此而直接导致当前货币需求增加的利率上涨，从而导致当前股价下跌。
尽管上述三种假说是建立货币当局可信度缺失基础上得出非预期的货币供给变动对股价产生负向影响，但是多位学者的经验检验却证实了非预期的货币供给量变动与股票价格之间为负向的相关关系。Pearce和Roley（1983）以及Cornell（1983）的经验研究发现，股票价格只对非预期的货币供给变化作出反应，非预期的宣告货币供给增加使股票价格下跌，反之相反；Mishkin（1982）、Hardouvelis（1986）和Hafer（1986）的实证研究均得出类似的结论。不仅如此，有些实证研究在没有区分预期与非预期的货币供给量变动情况下，同样得出了货币供给量与股票价格之间呈反向变动的关系。如Berkman（1978）利用M0货币指标、Lynge（1981）利用M1与M2货币指标，在没有区分预期与非预期的货币供给量变动情形下，他们的经验研究同样得出了“货币供应量和股市价格之间存在着逆向变化关系”的经验结论。
2.正相关论
正相关论者认为，货币供给与利率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利率又与股票价格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由此可推知，货币供给量与股票价格之间应该存在一种正向相关的关系。这种正向相关关系的推论同样也得到许多学者实证验检验结果的有力支持。Huang与Kracaw（1994）对日本的实证研究，得出股价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而与利率之间存在负向关系。Chen（2007）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冲击对熊市的市场收益有较大影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增加了市场转向熊市的可能性。
3.不显著论
Lastrapes（1998）利用VAR模型对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和荷兰等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货币供给的突然变动对资产价格产生正的影响，但除法国和英国的影响统计上效果不显著；并且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效应在长时间内会回到最初的水平。Bordo、Dueker和Wheelock（2008）运用Qual-VRA模型对美国的1952年8月至2005年12月的月度数据经验检验发现，广义货币M2存量的增长对股票市场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而长期利率对股票的实际价格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持续性的负向影响。
4.因果关系论
在实证研究中，除了论证之间的相关性之外，研究者也对两者之间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结论却存在截然不同。有的学者经验研究得出货币供给量变动是因，股价变动是果，由此得出可以利用货币供给量变动对股价进行预测；如Alatiqi和Fazel（2008）实证研究发现，货币供给并不是股价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有的实证检验却得出相反的因果关系，得出股价与货币供给量之间存在协整，价格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如王国松（2010）基于中国1999年7月至2009年7月的统计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实际股价与实际M1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和互为因果关系，实际股价与实际M2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三、结论与研究展望
虽然关于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国内外实证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一致，但是由相关的国内外实证文献可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股票收益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正向变动关系，股票在长期是个较好的抵御通货膨胀风险的套期保值品，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费雪效应”关系在长期是存在的。之所以对“费雪效应”的各国实证检验出现不同的检验结果，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研究者实证研究所考察的样本区间的时间长短不一致。“费雪效应”假说虽然指出股票价格与通货膨胀在长期存在的理论关系，但是并非没有从理论上界定和量化“长期”概念，由此而导致有的实证检验支持“费雪效应”的存在，而有的否定其存在。
通货膨胀定义范文篇7
关键词：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相关性计量经济分析
前言
在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目标有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经济持续均衡的增长。物价稳定是指价格总水平的稳定，一般用价格指数来衡量。物价稳定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由于通货膨胀对经济有不良影响，它会使货币贬值，价格信号失真，造成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发展。而经济增长目标是指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经济社会所生产的产量和收入的持续增长，通常用一定时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来衡量。一国理想的经济状态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但是，经济持续增长与通货膨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悖论，即宏观理论中也认为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在短期内同时实现是有矛盾的。在探讨通货膨胀成因时，往往认为经济增长是以总需求扩张为前提的，总需求的扩张会引起总体物价水平的上涨，进而引起通货膨胀，即所谓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目标和物价稳定目标往往是冲突的，经济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一旦达到或超过一定水平（如2.5%），政府就提高利率，这主要就是出于对经济过热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担心。这种反应其实隐含着经济增长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的观念。然而，西方经济学也承认，经济增长并非一定会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原因除了总需求的拉动，也可以由成本推动等因素所引起。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但并未伴随着显著的物价水平的上涨；而20世纪70年美国经济所经历的“滞胀”，即经济停滞但物价却高速上涨，也说明通货膨胀并非一定由经济增长所引起。因此，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GDP增长速度之高之快实属罕见。到2010年，经调整后数据显示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在取得丰硕经济建设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通货膨胀是最具代表性的问题之一。关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2008年以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从过热和通货膨胀趋向于经济下滑和通货紧缩。为了刺激经济，我国实行了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2009年第三季度以后，经济触底反弹，开始进入了扩张阶段，但同时也带导致了2010年物价水平居高不下。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始终是一国经济治理的重要目标，我国在实行宏观调控时，为了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注意把握通货膨胀的度，防止通货膨胀对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分析研究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性，对我们理解我国宏观经济现象与规律，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历年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几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在1985年，当时中国经济进入高涨阶段，1984年GDP增长率高达15.2%，与此同时，物价水平大幅攀升，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从1984年的2.8%跃升至1985年的8.8%。第二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在1988年，由于中国经济继续过热，GDP增长率达11.6%，到1988年7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已达19.3%，人们普遍产生通货膨胀预期，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逐步复苏，地方政府和企业出现投资过热的现象，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快，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生活消费品价格一直居高不下，1994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上升到了24.1%，通货膨胀问题严峻。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过热，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迅速膨胀，经济增长率高达14.2%，与此同时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攀升，2008年达到5.9%。2009-2010年，我国为抵制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2010年经济增长率较2009年有所提升，达到10.4%，但是与此同时，物价水平也开始上涨，2001年CPI增长率达到了5.4%
为了能从总体上对历年来通胀率与GDP增长率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下面我们给出我国近年来的相关经济数据，以及根据对应的经济数据所作出的图形（见图1）。通货膨胀率inflation采用的是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增长率来衡量，如表1所示。
关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国内事实上存在着两种意见：一是相关论，二是不相关论。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高增长必然带来高通胀，要抑制通货膨胀，必须降低经济增长。其中，相关论又可以分为直接相关论和滞后相关论。前者认为经济高增长会直接在当期引起高通胀，后者认为经济高增长在滞后一段时间后必然引起通货膨胀。不相关论认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现实中只要政策得当，就可以既实现经济高增长又保持低通胀，而如果政策不当，即使在经济低速增长时也可能发生高通胀现象。
然而由图1可以看出，我国从1980年至2012年，总体上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具有同方向变动的趋势。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增长的年份往往都伴随着或者容易引发高通货膨胀。从1980年到1987年前后，它们两者的变化基本上都是同步同方向；但到了1988年以后，通胀率的变化要比GDP的增长率的变化滞后，但同方向的变化趋势仍然存在。
图1只能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初略的反映，要说明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关性理论成立，还必须要经过相应的计量分析验证。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
为了能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确定的关系，对宏观经济理论分析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意义的参考，本文试着用计量经济的理论和方法拟合出两者的关系。
（一）建立回归模型
设通货膨胀率为被解释变量y，GDP增长速度为解释变量x，做出x和y之间的散点图，见图2。在以往的很多文献分析中，往往把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简单估计为线性相关关系，进而用线性回归方程进行拟合并得出计量分析结论。但是由图2明显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如果不根据变量间关系的具体表现，直接套用线性模式，会使得拟合数值和实际数值间产生很大的偏差，造成计量检验效果差，从而最后的结论失去现实的意义。
同时，基于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表现出来的非线性特征，本文也参考了国内和国外的同类文献。Chang和Black（2001）研究美国经济时得出的美国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中山大学陈慎思（2005）通过对中国经济数据的分析，得到能通过统计学上的各项检验的三次回归模型，进而得出结论：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三次回归模型的非线性关系。许多文献都指出，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这使得形成通货膨胀的原因纷繁复杂。有体制转换、成本推动、需求拉动、经济过热、价格调整、货币投资规模扩大、利益驱动等十余种。而且这众多因素通常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于通货膨胀，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倾向呈现出非线性特征。
结合以上分析，以及参考其它文献研究的内容，本文采用三次回归方程，建立y与x关系模型如下：
y=β0+β1x+β2x2+β3x3+u
其中，y为通货膨胀率，采用历年CPI增长率；x为GDP增长率；β1、β2、β3分别为x、x2、x3的回归系数；u为回归残差项。
（二）数据分析
用统计软件spss进行非线性数据分析，得到了表2的各项参数估计值。
综上，可见回归结果为：
由该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的回归效果良好，即使在1%的显著水平下，参数β0，β1，β2，β3的t统计值都很高，p-value统计值都很低，说明各个变量的t检验仍然是非常显著的，方程的变量都是显著的。F统计量的联合假设检验也达到了
1.3%的显著水平，说明方程具有很强的显著性，模型的解释能力较强。而对于自变量GDP增长率对因变量通胀率的解释效果为R2=0.31的水平，这个水平还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影响通胀率的变量还有失业率、货币供应情况、货币流通速度等等，所以，仅仅GDP增长率这样一个变量的解释效果就能达到0.31的水平，应该认为效果是比较显著的了。
其次，如图3所示，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效果是比较好的，而且残差项也是非常均匀的分布在回归线的上下方，且分布呈现出无规律的变化趋势，因此我们可以近似认为此处的残差与变量之间具有同方差性。
（三）模型的经济含义与不足
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回归所得出结论表明x是y的一个原因，即经济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随着GDP增长率的变化，通货膨胀率呈现出沿着一个固定的水平上下波动的趋势。对通胀率与GDP增长率模型来说，三次回归模型说明了这两个变量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用正、负相关关系来下结论，实际上，这个问题可能是因时因地而异的。而且，正如前文所说，从1980年到1987年前后，它们两者的变化基本上都是同步同方向；但到了1988年以后，通胀率的变化要比GDP的增长率的变化明显滞后。因此笔者认为，上述三次回归模型虽然能基本证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之间有显著的联系，但是不能完全证明两者之间具有一定会同时发生的正相关关系。究其原因，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通货膨胀形成影响因素越来越复杂。要真正弄清楚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还必须要考虑其它一些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的其它因素，比如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经济成本变化等等。
结论与建议
经过上述经济理论的分析和历年数据的观察，以及结合相应的计量回归方法的分析，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联性，本文可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我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即经济增长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收缩、经济衰退从而通货紧缩这样有规律的变化过程。表1中是1980-2012年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1983-1984年、1986-1987年、1990-1992年、2002-2004年、2007-2008年、2010-2011年这六个阶段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都是增加的，当然在此期间，也出现了几个局外值，例如2000-2001年这个阶段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都是下降的。这些值对整个回归计量分析产生了扭曲。但是这个阶段也可以从宏观经济理论上得到解释，即全球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成本下降并存的繁荣局面。
其次，我国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是非线性的。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得形成通货膨胀的原因纷繁复杂。据粗略统计，有体制转换、成本推动、需求拉动、经济过热、价格调整、货币投资规模扩大、利益驱动等十余种。这众多因素通常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于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带来的货币投资规模的扩大，引起总需求膨胀，与此同时，短期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也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总体物价水平如果过快上涨则要求政府利用宏观调控，调整价格，增加总供给，那时，经济会因通货膨胀而出现倒退。这样总供给与总需求都发生了变化。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产生先后有关，而且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动幅度有关。
另外，文中的分析也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确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近些年来更多表现为滞后的相关性，即经济增长在滞后一段时间后必然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一结果是正常的、合理的，因为过去有许多年份的经济增长率大体相当，而所对应的通货膨胀的状况却差异很大。同时，通货膨胀由于其自身的特性，还会受到预期的影响，当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其本身前几期的影响，特别是前一期的影响，即由于惯性作用，一旦物价上涨后，一般很难在短时间内平抑下来，而会继续保持上涨的趋势。因此，鉴于我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这些特征，我们不能机械的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总之，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无不把经济增长作为本国首选的宏观经济目标。我国近些年来也把经济增长摆在各项经济工作的首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的经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综合各方面因素判断，通货膨胀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联系，经济发展必然要求大量增加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这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造成物价的上涨，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通货膨胀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先后都出现了通货膨胀。一般欧美等发达国家是把通货膨胀控制在1%-3%之间，而不是消灭通货膨胀或者采用通货紧缩，西方经济理论认为适度的通货膨胀反而对经济有促进作用。但是，宏观经济理论上都一致认为，较高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因为通货膨胀会造成经济发展的剧烈波动，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甚至危害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我国在实行宏观调控时，为了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保证经济稳健的增长。同时预防突发的供给冲击加剧的物价上涨，注意把握通货膨胀的度，防止高通货膨胀的发生进而对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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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定义范文
【关键字】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政策中央银行
近代，随着金融创新的蓬勃发展和日新月异的经济环境不断改变，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积极开展新的货币政策探索和实践。在货币政策多元化背景下，通货膨胀目标制开始受到关注。而世界各国的经济学者都高度关注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框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英国等都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相关学者虽然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但是否实行依然存在较大争议。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内涵
1．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含义
对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明确定义，直到今天学术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部分学者将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一种“货币政策框架”，认为国家中央银行对外正式公布一个时期或某几个时期的通货膨胀率目标值或区间，同时明确承认货币政策长期主要目标是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这种观点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本文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可理解为，国家中央银行需明确首要目标是物价稳定并向外界公布未来一段时间所要达到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同时也需预测得到目标期通货膨胀率的预测值，再根据该预测值和目标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距调整和操作货币政策，最终使得实际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货膨胀率尽可能的接近。
2．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优点
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货币当局与中央银行可实现规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沟通机制在中央银行、政府、公众之间应该是开放的、透明的，从而可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制度可直接缓和社会的经济波动，有助于稳定当前社会经济。
3．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缺点
在某些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中，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经济严重衰退并不是偶然现象。因为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中央银行只对通货膨胀率负责而不需要考虑其他变量，即重视需求方的因素，而忽视供给方的因素，同时也无视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制度对本国失业的影响，以及频繁变动的货币政策工具对社会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
二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必要条件
首先，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国家货币当局必须确定和公布合理的通货膨胀目标区间，该区间的通货膨胀率能够保持本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
其次，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含义可见，目标期通货膨胀率的预测值是否准确会对其实行的效果起决定性作用，故精确预测通货膨胀率是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必要条件。
最后，通货膨胀目标制实行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保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可信度，即中央银行必须为实现通货膨胀目标而有绝对的自力，以选择相应政策工具，同时公众要绝对信任中央银行的意愿和能力。
三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通货膨胀目标制从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实行该政策的国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所以我国目前是否可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应结合本国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通货膨胀率的预测精度较低
第一，由于货币政策的操作与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之间存在着一年半至两年的时滞，所以该预测期超过一年半。而预测期与目标期的间隔时间越长，预测的准确性就越低；第二，现实中的实体经济现象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特别是在宏观经济运行波动较大时，经济运行规律的反映与未来运行轨迹的模拟仅借助计量手段几乎是不可能的。故迄今为止，精确预测通货膨胀率仍然很困难，但是能否精确预测未来通货膨胀的走势已成为货币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
2．中国人民银行缺乏高度的独立性
我国的中央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条和第5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做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从上述法律规定可见，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是独立性较弱的中央银行。然而通货膨胀目标制实行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保证中央银行的高度独立性，故当前我国此条件暂不具备。
3．我国当前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与发展
我国目前如果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则国务院必然要求中国人民银行的首要目标是稳定物价，同时评价一国中央银行政绩的关键标准就是看实际通货膨胀率是否落入了目标区间，这很有可能会激励我国中央银行不顾一切地去完成预期通货膨胀目标，而有时这会导致很多负面结果，如经济发展停滞、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等，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是我国当前的首要目标。
4．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首先，在我国完全依靠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问题可能效果不大，因为通货膨胀是一个内生变量，同时与不稳定因素（需求过度、供给冲击、财政赤字、政治等）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次，汇率稳定对我国目前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则中国人民银行就会采取收缩货币供应政策，且也会不得已抛出大量外汇来避免汇率升值，而这会使得我国的国际储备减少，无形中增大了外汇市场面临国际游资投机性的冲击。
最后，即使中国人民银行可以不考虑汇率波动，为实现预期通货膨胀目标提高利率，从而造成资本流入，汇率升值，出口减少。此时，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以产出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这得不偿失。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相关必要条
件不具备，即暂不宜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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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定义范文篇9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产保险措施
经济发展推动了国内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手中的资金、资产也越来越多。一方面标志着国内社会正在积极步入小康社会。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居民财产的增加，相应的财产保险也成为了保险业发展的重要领域。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式复杂多变，人民币汇率持续走低，国内经济正处于改革和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财产保险是公民财产安全的有效保障措施。在近几年，国内的财产保险业务不断攀升，创造了非常好的保险业绩。但同时，由于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国内财产保险公司的盈利状况并不乐观。重视通货膨胀下财产保险公司盈利问题的研究对保障财产保险事业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通货膨胀概述
通货膨胀是非常常见的经济学现象。通货膨胀的存在是合理的，但同时需要严格控制。通货膨胀一旦超出控制范围则会对经济产生毁灭性的影响。目前国内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通货膨胀控制预警机制，保障国内经济安全运行。但从财产保险公司的盈利现状来看，通货膨胀将是财产保险公司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财产管理任务。正确理解通货膨胀对做好相关工作有重要意义。
1、通货膨胀的定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对通货膨胀的定义为：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出现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上涨的现象。从通货膨胀的定义可以看出流通纸币、铸币、信用货币的过度发现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2、通货膨胀的原因。通货膨胀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居民财产缩水，对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但为什么还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流通货币的过量发行，其间接原因则是控制纸币发现的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或刺激经济增长或平衡汇率而发现的。例如：2008年，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在国内实施了四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财政刺激拉动内需对保障经济发展也是非常必要的。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温和性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因此，通货膨胀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将不可避免。
3、通货膨胀对经济影响。根据通货膨胀的定义，可以看成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首先，通货膨胀造成物价整体上涨，间接导致流通货币贬值。近几年，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国内通货膨胀指数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国内物价普遍上涨，人工工资也普遍上涨。其次，通货膨胀导致流通货币购买力下降。当前国内的经济现状已经让人们意识到通货膨胀对居民存款的影响。财富缩水已经迫使人们开始关注财产保值方面的投资。最后，通货膨胀一旦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范围，极有可能发展为激烈性通货膨胀。如果一旦出现则会严重破坏整个经济体系。例如：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08年的美国次贷金融危机，都对国内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
二、通货膨胀环境下财产保险公司的盈利现状
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同时通货膨胀也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通货膨胀，最终都会呈现一个结果。即：流通货币购买力下降，货币贬值。因此，通货膨胀是居民财产安全的潜在风险因素。同时，通货膨胀也是财产保险公司面临的重要问题。通货膨胀对财产保险公司的盈利有很大影响。
1、财产保险公司的盈利来源分析。国内财险公司的盈利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即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所谓承保利润是保费收入与费用之间的差值部分。投资收益则是财险公司利用保费对外投资所取得利润。国内所有保险公司的盈利都来自于这两个部分。其中任何一项收益发生变化都将影响到财产保险公司的整体收益。
2、通货膨胀对财产保险公司承保利润的影响分析。通胀对保费收入影响主要基于：价格效应、收入效应、替代效应等。首先，通货膨胀造成国内物价普遍上涨，其中财产保险公司的保费也会在非常上涨的范围内。受保费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必然会造成一部分放弃投保或改投其他保险或其他投资方式。价格上涨带来的需求下跌是必然的。因此，通货膨胀造成了保费收入的降低。其次，通货膨胀对人们的收入造成了巨大压力。就以国内近两年的经济情况来看，通货膨胀的物价水平不断上涨，但同比的工资水平上涨的比较慢。收入没有很大的增长，但居民用于生活的开支却在不断上涨。这样受生活成本压力的影响，一些居民会选择放弃财产保险的选择。最后，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国内的金融市场越来越繁荣。居民投资理财的金融产品越来越多，例如：股票、期货、黄金等等。在通货膨胀综合压力下，居民选择其他替资方式成为威胁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重要因素。另外，通货膨胀也增加了财产保险理赔的概率和风险，提高了保险公司的财产保险理赔成本。
3、通货膨胀对财产保险公司投资收益的影响分析。投资收益是财产保险公司盈利的重要来源，而且财产保险公司在投资方面有加大的灵活性。为了实现投资较高的收益回报，一些财产保险公司会将投资锁定在流动性较高的投资项目上。目前财产保险公司主要以投资银行存款和债券为主。一般情况下通胀会提高债券投资的收益率。另一方面，由于通胀率升高时，银行存款率也会随之上调，因此通货膨胀下投资银行的收益率也会提高。因此，一般情况下，财产保险的投资收益在通货膨胀情况下会有所增加。可见，财产保险的是应对通货膨胀比较有效的投资方式。
三、通货膨胀下财产保险公司提升盈利水平的措施
通货膨胀对财产保险公司的盈利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例如：据统计2006年，财产保险公司利润总额1.78亿，2008年则损伤83.47亿，到了2010年财产保险公司利润总额225.59亿元，实现了财产保险公司盈利水平的大幅度改善。而在2006年到2010年这段时间周期内，国内的通货膨胀指数变化明显，是影响财产保险收入的重要观测因素。在国内财产保险发展过程中，投入更多的精力积极研究通货膨胀下的企业的盈利保障措施是非常必要。
1、财产保险公司要正确认识通货膨胀对企业盈利的影响。从前面通货膨胀对财产保险企业盈利影响的分析来看，有坏的一方面也有好的一方面。因此，正确认识通货膨胀对财产保险企业盈利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正视通货膨胀下财产保险企业盈利面临的问题是关键。首先，在当前一些财产保险公司过于追求投资收益，以“现金流承保”的方式换取更多利润。该方式的操作在增加了财产保险投资收益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财产保险投资的风险。其次，国内现有财产保险体系和制度还不完善。通常财产保险是以承保人财产损失为赔付条件的。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承保人的财产损失发生概率增加，而现有财产保险制度对财产保险的赔付条件、赔付率等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在财产保险管理方面对财产赔付准备金的管理也不科学。这些漏洞都有可能增加财产保险的成本。最后，国内可用于投资的金融产品越来越多，投资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现代社会的经济现状越来越复杂，通货膨胀发生概率和指数也越来越高。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任何一项投资其风险都在增加。理性看待通货膨胀对财产保险盈利的影响，充分认识到财产保险公司存在的影响盈利的问题，是做好改善工作的前提。
2、财产保险公司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通货膨胀的财务应急预案。首先，在公司内部建立一套科学的体系用于检测通货膨胀指数。通货膨胀对企业造成严重影响一般是由于企业的反应滞后造成的。建立一套完善的通货膨胀监控系统，可以帮助财产保险企业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获得及时的通货膨胀指数，及时做出正确的财务处理，降低损伤。其次，在企业内部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系统。该系统一方面用于评估承保人的财产风险，相抵理赔风险。另一方面，用于评估财产保险企业内部投资风险，有效降低和控制投资风险，增加投资收益。最后，重视财产保险产品的创新。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各种可替代的金融产品层出不穷。受通货膨胀价格因素的影响，难免会降低财产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做好财产保险产品的创新，定制更加合理和让消费者放心的财产保险产品，可以大大提高财产保险的市场销售情况，保障财产保险的保费收入，有效应对通货膨胀对财产保险的影响。
四、结束语
财产保险已经被现代社会所接纳和认可，但在新环境下财产保险事业的发展也面临了新的问题。通货膨胀的持续存在成为影响财产保险企业盈利的隐患之一。重视通货膨胀对国内财产保险公司盈利状况影响的研究是非常及时和有价值的。对保障财产保险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徐雅琴.论CPI对我国产险保费增长的影响[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1（04）.
[2]周苏玉.我国财险公司经营管理效率现状及对策分析[J].商场现代化，2011（01）.
通货膨胀定义范文篇10
一、货币供应量的概念、指标及影响货币供应量(也称货币存量),是指全社会的货币存量,是全社会在某一时点承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总现阶段我国的货币供应框架体系中,货币供应量主要有以下几个指标:M0=流通中现金M1(狭义货币)=M0+非金融性
公司的活期存款M2(广义货币)=M1+非金融性公司的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通常所说的货币供应量,主要是指M2[3]。
通常来讲,衡量货币供应是否均衡的主要标志是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物价总指数变动较大,则说明货币供求不均衡,反之则说明供求正常。
二、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研究
从货币分析法的一个公式:Md=P
L(R,Y)我们可以得出,货币总需求
(M)与价格(P)、利率(R)和产出水平(国民收入-Y)有关。在利率
(R)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要保持物价的稳定就要保证货币的供给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过分地增大货币总量的供给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是正相关关系[4]。
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是不同的经济范畴,但两者又有一定的联系,通货膨胀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物价上涨。因此,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一般当CPI增幅>3%时称为通货膨胀(INFLATION);当CPI增幅>5%,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SERIESINFLATION)
货币大量投放发生1994年之前。在1993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高达40%。1995-1996年,我国曾面临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尤其是1994年,全国零售商品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品价格上升超过20%。1995年,CPI指数也高达17.1%。由此可见,过量的资金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5]。
而从1997年底(10月)起到2003年底我国零售物价总指数(RPI)连续下降,CPI从1998年3月起持续下降22个月。依据经济学一般定义,可判定我国经济曾经出现通货紧缩现象。
2007年,CPI达到4.8%,依据经济学一般定义,经济已经进入通货膨胀阶段。2008年2月,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跃至8.7%,创下了十二年来昀高点[6]。
三、货币供应量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研究
M2增长率及CPI增长呈现较大的相关性,但在2004年出现了反常现象,原因是2004年,我国政府为了抑制投资过热,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点针对土地市场开展整顿,严格控制土地供给[7]。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房地产价格将不断上涨的心理预期,导致大量闲散资金出于投机目的流向房地产市场,进一步增大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从而造成房地产市场价格进一步上涨。而另一方面,2004年的货币供应量却较大下降,因而导致图2出现的2004年的特殊情况。但从总体来看,我国房地产价格与货币供应量是呈正相关关系的。
房地产价格变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1)财富效应,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意味着人们名义财富的增加,货币需求相应增加。(2)交易效应,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往往伴随着交易量的扩张。成交量越大,需要用来完成媒介作用的货币就越多,相应地,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3)替代效应,如房地产价格上涨,会使得人们调整自己的资产结构,多持有房地产,少持有货币,货币在人们资产组合的比重下降,会降低货币需求。房地产价格变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由这三方面的效应共同决定,财富效应和交易效应增大了货币需求,而替代效应减少了货币需求[8]。
货币供应量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从而导致货币贬值,从而房地产价格上升。
四、通过货币供应量分析通货膨胀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货币供应量与房地产价格和通货膨胀之间均分别呈现正相关关系。从图3同样可以看出,1998-2007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呈现较高的相关性。
这是由于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可能会超过经济运行所需的货币数量而引起货币贬值和价格水平全面、持续上涨,将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而导致通货膨胀现象。另一方面,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将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货币贬值,而货币贬值又会使得房地产价格上升。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或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减少。
在一定区间范围内,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有利于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企业可获得更多资金易于导致房地产市场繁荣。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巨大带动作用将有利于经济形势向正方发展,必然导致CPI的增长。
但如果货币供应量过多,首先易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同时,房价过度上涨造成经济主体的预防性动机增加过大,使储蓄增长幅度过大(这对应着消费大幅缩减),就有可能对产出、通胀形成负面的影响,引发通货紧缩;反之,如果房价上涨刺激消费增长(减少储蓄),或者虽然使储蓄增长,但增长幅度低于投资的增长幅度,则可能对产出起正向作用,进而对物价水平产生向上的压力[9]。
一致的相关性,两条折线段的变化趋势有很大相似性,图表为这种相关性分析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但各变量之间复杂的经济关系还需要于更严密计量方法的检验。
五、小结
通货膨胀定义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现代货币主义；国际资本；经济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0-02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通货膨胀一直都是一块很难解决又频繁发生的“诟病”。经济学著作中，对通货膨胀的解释主要是：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即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供给，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上涨的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供远小于求）。可见，通货膨胀是在纸币出现后才会出现的，由于货币市场中纸币的供给量与需求量没有达到“均衡”(供给量大于需求量)，纸币所代表的货币价值减少，所能交换的商品量从而减少，从而导致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总之，通货膨胀与货币的数量密切相关，在通货膨胀频发的时代，现代货币主义者的身影就越加活跃。
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也逐渐浮现出来。金融危机过后，自2010年12月26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2011年更是连续多次上调，同时CPI走势居高不下，尤其是在食品领域，不断出现的“天价”商品，更使许多消费者“望洋兴叹”。当然，通货膨胀使当前收入水平的消费者，难以继续以相同的支出比例购买同样效用水平的商品，在感慨“囊中羞涩”的同时，越来越少的消费者剩余，使我们的人民难以体会世界第二经济体带来的“幸福”。在2011年两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的把降低CPI指数、抑制通货，作为“十二五”期间经济领域的重要任务。到底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顽固”的通货膨胀呢？中国的经济又到底“胀”在哪里呢？下面，笔者就将用现代货币主义思潮的一些理论来阐述笔者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
现代货币主义的代表弗里德曼认为，由于自然失业的存在，在长期以内，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没有互相替代的关系。只有在发生了未预期到的名义总需求的扩张和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或者说加速度的通货膨胀）时，经济中的实际失业率才会暂时低于自然失业率，才产生菲利普斯曲线所描绘的交替关系。
我国长期以来，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减少失业，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短期内可能会使一部分增加的货币量被生产领域“吸收”，从而刺激生产者招募更多的工人扩大生产，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被招募的工人大部分来自“自然失业”的劳动者，因此短期内可能会在不产生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减少失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在长期看来，增加的货币只会全部转移到商品的物价上（货币数量论认为，商品的价格水平和货币的价值是由货币的数量决定的，在其他事项不变的条件下，商品的价格水平与货币数量成正比例变化），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这是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了货币增长率，使物价开始上涨，于是，厂商设法生产更多的产品，增雇工人。由于工人仍然是按照过去的物价水平来衡量自己的名义工资，以为实际工资不变或正在上升，从而愿意增加劳动的供给。然而，长期一旦工人发现实际工资已经下降，他们便会按照现实的物价上涨率来计算他们购买的物品，并要求提高名义工资。名义工资提高后，工人的预期与现实的通货膨胀趋于一致，实际工资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当厂商发现了这一点，便不再雇佣更多的工人，失业率也就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从而使增加的货币量转移到物价上，引发通货膨胀。
为什么增加的货币供给量无法被需求量“吸收”，而转移到商品市场，从而引发通货膨胀呢？在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看来，这是因为货币的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弗里德曼认为，人们的财富和收入、债券、股票等的预期收益率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都是货币需求函数的变量，在这些变量中财富和收入的影响是主体，其他变量的影响是非常微小的。而由于人们长期的财富和收入，总是围绕一个稳定的值即“永久性收入”上下波动，因而这一变量也是稳定的。因此，非自然的增加货币的供给量会超出其需求量，从而转移到代表商品的价值上，使商品的价格上涨。
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通货膨胀的理论，并不是没有实践支撑的“纸上谈兵”。在二战结束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从战争的萧条中走出来，纷纷采取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财政政策。短期内，这些国家一度出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较少的失业人数，较温和的通货膨胀的经济“繁荣”景象。但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经济衰退仍然更加频繁，失业人数大量增加，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出现了凯恩斯主义所无法解释的“滞涨”现象。在采取货币主义的政策后，瑞士、联邦德国、日本成功的控制了通货膨胀，撒切尔夫人实行的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货币主义政策以及美国里根总统的“经济复兴计划”，也实现了经济的好转。
二、国际因素的影响
(一)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充分利用“人口窗口”的机遇期，不断发展出口导向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凭借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低成本，取得产品竞争的价格优势。然而，我国在出口上赚取大量外汇的同时，这些外汇又在国内，以兑换人民币的形式流通。根据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我国的货币需求量是稳定的，而来自国际的货币在兑换人民币的同时，迫使政府增加人民币的供给量。这就导致，流通的货币数量超过了流通商品的数量，单位货币所代表的商品减少，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从而引发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除了以上原因外，我国为了筹集资金、刺激投资、发展生产，在很长时间内都采用比较高的人民币存款利率，以鼓励人民积极储蓄，积聚社会财富，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举措，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与国际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被利润所牵引，为了获得高比例的利润报酬，它大可不必在乎，这其中的手段和道德因素。中国如此高的利率，自然逃不过国际投机商的“法眼”，他们把大量的资本兑换成人民币，投入中国，然后静静的等待利息的产生。同样，如此多的资本涌入中国市场，自然也加剧了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
(二)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
目前的通货膨胀，并不只是在中国存在的“奇珍异宝”，而是在国际上较为普遍的“大众商品”。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俄罗斯、欧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在现代货币主义者看来，货币是影响国内经济的唯一重要因素，同样也是影响国际经济的唯一重要因素。世界通货膨胀率取决于由各国发行中心决定的货币供给量所组成的国际总货币供给量，因而国际通货膨胀，不可能是因为某个国家的货币发行量过多而引发的，而是每个国家都给国际总货币供给量增加了一定的份额，因此都应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承担某种责任。因而，在国际通货膨胀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独善其身”的。
1975年莱德勒在《货币和通货膨胀文集》中表述了自己关于通货膨胀在国际传导的看法。他把商品分为“可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品”和“不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品”两类。认为，前一类商品价格受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易于波动，然后再影响后一类商品价格的波动，这样就把通货膨胀从国外传递到国内来了。这样看来，当前国际石油、粮食、矿产等资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无疑给我国商品的价格带来了压力，也是促进我国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代货币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学者哈里·约翰逊则认为，通货膨胀通过国际资本流通渠道传递。这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其一，世界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可能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利息率水平，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利息率的变动；而国际金融市场利息率的变动将促进国际范围的资本流动，即资本由利息率低的地区流向利息率高的地区，这样，一个开放经济国家的国内金融利息率也因资本的流入与流出而有一个适应国际金融市场利息率水平的过程，该国国内通货膨胀率也将与世界通货膨胀率逐步适应。这种适应意味着世界的通货膨胀传递到国内来了。其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一国国内通货膨胀率与世界通货膨胀率不一致，那么也有可能通过国际收支差额的调整使得国内通货膨胀率与国际通货膨胀率适应起来。具体地说，在世界通货膨胀率高于一国国内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世界市场货币充足，信用松动，国内货币供应不足，信用紧缩，这样就会导致资本流入，从而使国际收支产生盈余。一国为了规避国际资本流入过多而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将会扩大货币供给量，扩大信用，使国内通货膨胀率提高，并使之与世界通货膨胀率相适应。反之，在世界通货膨胀率低于一国国内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一国国内货币供给过多，信用松动，就会导致资本外流，从而使国际收支产生赤字。一国为了避免资本流出过多而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将会紧缩货币供给量，紧缩信用，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率，并使之与国际通货膨胀率相适应。
当前，国际利息率的变动影响了国际资本流通渠道，从而使国际通货膨胀传递到我国。因而，我国很难在国际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情况下保证经济不发生通货膨胀。
三、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现代货币主义学者关于通货膨胀原因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就是，成本上涨所带来的物价上涨。我国经济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1978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者较高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然而随着“人口窗口”的即将关闭，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上涨，工人们对工资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而工资反过来却是产品成本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面对成本的上涨，生产者为了保证自己获得正常的经济利润，不得不提高商品价格，同样价格的上涨又刺激了工人们增加工资的要求，如此一来，循环往复。这种循环在导致物价水平上涨、通货膨胀加剧的同时，也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更关系着我国是否能顺利跳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能否顺利完成“十二五”规划。
总之，中国现在面临的通货膨胀问题，既有历史发展的必然因素，又有国际投机主义偶然加剧的影响，是一个渗透性较强、关联面较大的问题。在“十二五”规划的美好憧憬下，如何切实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是解决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物价水平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幸福，也决定了通货膨胀问题在“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通货膨胀定义范文篇12
关键词：通货膨胀目标制，物价稳定，货币政策，消费价格指数，批发价格指数，核心cpi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际实践
（一）新西兰
1990年3月，新西兰成为第一个正式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自第一次石油冲击以来，新西兰在大部分时间中经历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累积通货膨胀（以cpi为基础的）在1974年到1988年（包括1988年）之间为480%。因此，通货膨胀预期深深地扎根于新西兰社会之中（nichollandarcher，1992），社会危机促成了1989年12月《新西兰储备银行法》（rba）的通过，该法案要求新西兰储备银行“制定与执行货币政策，以实现与维持价格总水平的稳定为经济目标”（在储备银行行长的任期5年内保持0-2%）。政府与独立的中央银行签订的第一个《政策目标协议》（pta）确定了通货膨胀的具体数字目标和这些目标将要实现的日期，在开始时，价格稳定的目标被定义为年通货膨胀率在0-2%之间。在1996年底，区域从0-2%扩大到0-3%。
新西兰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主要特征：（1）政府与独立的中央银行签订《政策目标协议》（pta）；（2）通货膨胀目标制只是在反通货膨胀将要成功地完成之后才开始采用的；（3）价格指数是“基底通货膨胀率”，剔除了利率变化、贸易条件变动、能源与商品价格变化、政府收费与间接税的变化以及由一些其他有较重要影响的价格变化所引起的第一轮冲击；（4）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独特特征是中央银行的责任在不断增强，新西兰政府与中央银行就制度政策目标签订了正式协议，如果没有达到通货膨胀目标，政府有权撤销储备银行行长的职位；（5）通货膨胀目标是一个较窄的区域目标而不是点目标；（6）操作工具为隔夜现金利率（1999年3月以前为拆借利率）；（7）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除年度报告以外，新西兰储备银行还出版《新西兰储备银行公报》（包括重要的讲话、官方声明和专题文章，大多数文章是署名的）。
新西兰的成功反映了“边干边学”的愿望，以及当局政策调整的成功。使趋势通货膨胀下降，并维持一个低的通货膨胀预期要比把通货膨胀运行紧紧控制在一个狭窄的区域内更加容易，对一个开放的小国尤为如此。
（二）加拿大
1991年2月，加拿大银行（boc）和联邦政府联合宣布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明确承诺降低通货膨胀。促使加拿大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各种不稳定因素是：政府债务与对外负债的急剧增长、政治不确定、货币政策的信誉问题以及间接税的增加所触发的工资－价格螺旋上涨。
加拿大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主要特征：（1）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目标制不是正式立法的结果，而是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体制也就具有了官方的性质，通货膨胀目标是由政府与中央银行联合决定和公布的；（2）加拿大银行对通货膨胀目标负全部责任；（3）同新西兰一样，加拿大是在降低通货膨胀的实质性进展已经很明显时开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4）因为它所具有的“整体”性质，由加拿大统计局测量的cpi成为加拿大官方的主要目标变量，同时还应用和公布“核心cpi"（剔除产品、能源和间接税费的影响）；（5）通货膨胀目标被认为是一个区域，而不是一个点目标，中期通货膨胀的目标被确定为逐渐地趋同于长期目标；（6）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过程中，加拿大中央银行运用所谓的“货币条件指数”，即汇率与短期利率的加权平均数，作为信息变量与短期目标；（7）操作工具为隔夜拆借利率区间的中间值；（8）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通货膨胀目标制增强了加拿大银行对价格稳定的承诺，加拿大银行增加其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努力帮助公众正确地区分价格水平的一次性冲击和趋势通货膨胀，减少了经历一次性冲击传递的风险。通胀目标制可能减弱了而不是增强了商业周期，因为目标区的下限和上限一样受到了重视。
（三）英国
1992年10月，即英国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erm）一个月后，英国财政大臣宣布以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英格兰银行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其目的是要提供一个新的名义锚和恢复可信度。《英格兰银行法》确立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并指定财政部对物价稳定作出定义（rodgers，1998）。自实行通货膨胀目标以来，英国还没有突破过目标。
英国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主要特征：（1）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时机选择是很成功的，英国经济在1990年、1991年和1992年上半年出现衰退后刚刚开始反弹；（2）价格指数为零售价格指数（rpix）剔除抵押利息支出，负责计算价格指数的机构（国家统计办公室）与评估通货膨胀目标是否实现的机构（英格兰银行）不是同一个；（3）英国原来采用的是一个通货膨胀的目标范围，但1997年5月后，通货膨胀目标开始用一点来表示，两边都设“限”，如果通货膨胀突破目标界限（2.5%+／-1%），那么英格兰银行必须向政府提供正式的解释；（4）目标由财政部设定；（5）操作工具为短期回购利率；（6）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没有公众的支持，中央银行最终将无法实现目标。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中央银行，非常努力地向公众传达币政策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信息，并解释货币政策操作的原理和策略。《通货膨胀报告》（季刊）首先在英国出现，如今，几乎所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都采纳了这一形式，它以清晰易懂和图文并茂的风格提供有关通货膨胀前景、中央银行的计划和目标的全面信息。英格兰银行在《通货膨胀报告》（分为通货膨胀率、货币和利率、需求和供给、劳动力市场、定价行为以及通货膨胀预期几个部分）中详细说明英国经济在过去的表现，通货膨胀预测用不确定区间（"扇形图”）来表示，并对通货膨胀率的实际值与预测值进行比较，从而找出通货膨胀偏差的原因；英格兰银行还向公众独立地就与财政部工作人员和财政大臣的常规会议进行通报。英格兰银行的交流方式还包括会议后立即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议，会议两周后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纪要和投票情况，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解释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经济性的讲话。为加强责任追究制，一旦通货膨胀偏离点目标1个百分点以上，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就必须公开致函财政大臣，解释目前偏离的原因，计划采取的政策措施，以及预计回到目标路径的时间（rodgers，1998）。此外，季度公告还政策性的讲话和相关研究文章。
1997年5月前，英格兰银行缺乏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财政大臣控制政策工具），只有通过其作出的分析及对公众的规劝来对政策施加影响的，以及设计出与公众交流的独创方法，特别是通过《通货膨胀报告》进行交流。英格兰银行还采用公开论坛和其他途径，来传达其预测、分析，甚至明确的货币政策建议，并规定：英格兰银行只有在报告的内容已经定稿并刊印之后才送交财政部，因而，财政部不会有机会对报告进行编辑或甚至提出修改的建议，从而增加政府反对英格兰银行评估的成本，有助于物价稳定。
（四）瑞典
在放弃瑞典克朗钉住欧洲货币单位（ecu）8周后，1993年1月15日，瑞典中央银行宣布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其主要特征：把整体通货膨胀而非核心通货膨胀作为目标，增加了瑞典银行向公众提供货币政策解释的负担，同时，还带来了工具不稳定的可能性。瑞典通货膨胀目标由瑞典银行设定，操作工具为回购利率，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在1997年出版的通货膨胀报告中，瑞典中央银行首次公布了数量化的通货膨胀预测。从1999年6月起，瑞典中央银行开始运用为期24个月的“扇形图”表示通货膨胀预测的不确定性。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瑞典中央银行将其通货膨胀目标制划分为三个阶段（berg，1999）：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1993～1995年）、公布显式的通货膨胀预测（1996～1997年）和引入分布预测目标制（1998年至今）。1999年初，瑞典中央银行还宣布：若因短期因素影响出现偏离目标的情况，瑞典中央银行将事先公之于众（heikenstein，1999）。通过对瑞典中央银行法的修正（1999年1月开始生效），瑞典中央银行从政治干预中获得了独立性。新法律将保持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瑞典中央银行不受政府的控制，新成立的执行委员会作为中央银行新的执行部门（heikenstein、vredin，1998）。通过公布执行委员会会议纪要（6～8周的时滞）以及一年至少两次向议会常务委员会提交货币政策的书面报告，进一步加强了瑞典中央银行的透明度和责任追究制。
在短期内，灵活性与透明度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从长期来看，灵活性与透明度趋于互相增强。而瑞典银行认为：公众了解得越少越有利于维持货币政策灵活性。瑞典银行定期发表《通货膨胀报告》，该报告在宣传教育方面的影响力、印发的广泛与经济理念随时间的发展而稳定增长。该报告为瑞典银行向财政政策制定者施加控制财政赤字的压力提供了极好的讲台。
（五）以色列
1985年，由于黎巴嫩战争的大量开支和庞大的社会保障费用给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以色列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的边缘。1991年12月，以色列在宣布爬行汇率浮动幅度的同时，开始向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转变，并于1997年6月当汇率浮动幅度扩大到28%时，实行完全的通货膨胀目标框架。以色列是在成功地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3位数的通货膨胀率降至15%～20%后开始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头3个年度通货膨胀目标是由财政部和以色列银行共同宣布的，后来由作为政府代表的财政部长在咨询以色列银行之后宣布通货膨胀目标，并由中央银行负责实现目标。在个别情况下，以色列银行认为目标不合适而公开表示保留意见。在最初的3年里，为稳定预期，公布的目标区间非常窄或者只是一个点目标。1994年通货膨胀率高出目标6个百分点后，点目标被2个或3个百分点宽的目标区间所代替。1999年，财政部宣布2000年和2001年两年的目标为3%～4%。以色列是唯一一个在当期通货膨胀率处于两位数时开始确定通货膨胀目标的国家。
以色列货币当局在定义通货膨胀目标时选择使用所有项目cpi，水果和蔬菜这类波动性项目的价格没有从该指数中剔除，抵押贷款利率成本和公寓价格也未剔除。其原理是，价格波动性项目约占消费物价指数的40%，财务和工资合约按所有项目cpi进行指数化仍很普遍。以色列货币当局的操作工具为短期利率。
1998年3月，以色列银行第一次公布通货膨胀报告，但是，报告没有明确的通货膨胀数值预测。每季出版的“近期经济动态”完全是回顾式的，其内容包括重大进展、主要行业、劳动力市场、外贸和国际收支、价格、政府财政以及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以色列银行享有高度的独立性，特别是在政策的日常执行中更是如此。行长任期5年，可连任（联合政府的最长选举周期只有4年）。从1998年8月起，以色列银行行长被要求公开解释预期的通货膨胀偏离目标超过1个百分点的情形。
以色列通货膨胀目标的经验是成功的，通货膨胀率从1991年末的18%下降至1999年末的约1%；到1998年，以色列完成了从1985年以稳定性为基础的固定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更具前瞻性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度的转变。
（六）澳大利亚
经历了长期的通货膨胀以及长时间的通货膨胀治理（通货膨胀率降低至2%以下）之后，1993年4月，澳大利亚宣布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以此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为货币政策提供一个名义“锚”，因为，自1985年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ba）放弃货币目标后，这个“锚”就消失了。
通货膨胀目标由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设定，并须经政府认可，通货膨胀目标被定义为整个经济周期内平均基本通货膨胀率达到2%～3%。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明确地定义“基底消费物价指数”目标，并剔除了很多项目（水果和蔬菜、汽油、按揭贷款利息、公共部门产品和服务以及“其他波动较大的商品的价格”）。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操作工具为现金利率。现行汇率为浮动汇率。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通常对通货膨胀的短期波动并不敏感，它认为澳大利亚是出口导向型的，汇率的很多（虽然不是全部）变动反映了贸易条件（即澳大利亚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动，而不是通货膨胀预期或商业周期的变动。
自1997年5月起，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提供《关于货币政策的半年声明》。经济状况通报、行长和副行长讲话，以及偶尔发表的研究文章主要来自于储备银行的每月公告。除报告之外，公告中发表的所有文章都是不署名的。
澳大利亚在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后，实现了历史上较低的通货膨胀。
（七）西班牙
经历了长期的通货膨胀以及长时间的通货膨胀治理之后，1994年11月28日，西班牙银行的行长在西班牙议会经济事务委员会的讲话中，宣布从1995年1月起实行通货膨胀制度，在1999年1月加入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之前一直按此框架运作，这一宣布是根据《西班牙银行自法》（遵循《1993年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制定的）进行的。《西班牙银行自法》确定物价稳定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赋予西班牙银行运用政策工具的独立性，禁止对政府支出融资，并制定了加强透明度和责任追究制的具体措施。
通货膨胀目标由西班牙银行设定，价格指数为消费物价指数。西班牙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还包括责任追究机制和交流工具。中央银行行长对货币政策负有责任，西班牙银行应定期向议会和政府汇报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描述下一年的货币政策目标，并视情况报告它所遇到的维持价格稳定的障碍。行长的年度讲话在西班牙银行的每月《经济公报》的1月刊上转载（英文版《经济公报》为季刊）。西班牙银行从1995年3月起每6个月（同时用西班牙和英语）一次《通货膨胀报告》（其内容包括概述、消费物价指数、总供求情况以及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展望），该报告没有包括任何有关通货膨胀的数量预测，原因是存在潜在的不确定性。
通货膨胀目标制经过4年的实践，西班牙通货膨胀降至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西班牙银行没有规定例外条款，并于1996年宣布了3.5%～4%的通货膨胀目标区间，1997年和1998年的目标分别降至2.5%和2%。
（八）巴西
1999年6月，巴西中央银行（bcb）把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其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巴西得到了其他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援助。
巴西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还包括若干确保责任追究制和透明度的措施，这与英格兰银行的做法颇为相似。如果目标被突破，巴西中央银行行长应公开致函财政部长，解释突破的原因与采用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生效需要的时间。巴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决议在例会后立即公布（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五周举行一次例会），并在会后一星期公布会议纪要。另外，巴西中央银行还季度通货膨胀报告，详细说明过去通货膨胀情况和有关政策决定，以及对未来通货膨胀前景的分析，包括用“扇形图”说明通货膨胀预测。
部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所使用的沟通方式见表1。
[@图头@]表1：部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所使用的沟通方式
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效果
所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均实现了低通货膨胀和低通货膨胀预期。（corbo和hebbel（2001）从一个广阔的视角分析了拉美5国运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验和结果，他们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拉美取得的成就令人鼓舞，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均大幅降低，其中运用时间最长的智利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一种长期均衡的低水平2%～4%，巴西也基本维持在6%～8%。这些国家较少地受价格水平冲击向通货膨胀率转嫁的影响；同时，低通货膨胀预期也使得这些国家通常享有较低的名义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目标制增加了公众对货币政策的理解，增加了决策者的责任心，并为货币政策提供了增进约束的“名义锚”。所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多，表明这个框架优于货币和汇率锚框架。
回顾这些中央银行的经历，毫无疑问，这一策略是成功的。这一点尤其可以从那些经历过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中得到印证。货币政策的滞后意味着需要前瞻性的政策，通货膨胀目标制有助于引导对通货膨胀预期并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来确定货币政策的方向。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低通货膨胀国家如英国、瑞典和加拿大的实践也是成功的（奥特马·伊森，2004）。建构良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尽管不是万能药，也不是决策智慧的替代品，但是它给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部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实施效果见表2。
[@图头@]表2：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通货膨胀目标（2001年）
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通货膨胀目标写入法律中，并明确规定由一个政治独立的中央银行来对它负责，通货膨胀目标制正在取代货币供应量目标和汇率目标，成为22个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另外，stone（2002）认为，欧洲中央银行（ecb）和美联储虽然没有明确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但实际上都把通货膨胀作为主要政策目标，具有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一些主要特点，是隐含的通货膨胀目标制。humphrey-hawkins法案已经为联储提供了某种程度的责任，该法案要求美联储主席一年两次就货币政策的表现在国会作证。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下政策的透明度更高，会使美联储按照民主社会中适当的方式接受更严格的公众监督。
由于通货膨胀目标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使之成为最近十多年来西方货币经济学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从传统的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的货币供应量目标（monetarytargeting）和以稳定汇率为主的汇率目标（exchange-rate-targeting）到明确公布通货膨胀目标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世界金融领域一个重大的变化，毫无疑问，通货膨胀目标制无论是对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还是实践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经验
（一）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信度并确保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对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初步成功非常重要
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大多是在通货膨胀处于较低和下降时期，而不是在通货膨胀处于上升并可能失控时期引入的，目的在于“锁定”早期反通货膨胀的收益，避免通货膨胀死灰复燃，特别是在处于一次性通货膨胀冲击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等到通货膨胀抬头才采取行动，就已经为时已晚。一旦容忍通货膨胀积聚能量，等到高通货膨胀预期被纳入到各类合同和价格协议中，就很难控制。加拿大是惟一的例外。加拿大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是为了降低征收新间接税对通货膨胀的潜在影响。
（二）政府应当保持目标独立性，而中央银行应当保持工具独立性
debelle和fischer（1994）提出区分中央银行的目标独立性和工具独立性。政府应当保持目标独立性的理由是：民主制度中的政策目标最终必须反映民意，所以，目标应由选举产生的官员确定；而且，当货币政策的目标，以及中央银行实现目标的记录比较清楚地向公众显示时，中央银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执行与社会利益不一致的政策。中央银行应当保持工具独立性的理由是：因为中央银行对于怎样进行实现政策目标的工作具有最佳的信息和专门知识，此外，如果不给予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的控制权，它就不能为实现通货膨胀目标负责，工具独立性可使短期政治干预最小化和中央银行的责任最大化。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增加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趋势，这一趋势得到这样一种理论的支持：就是独立的中央银行比受制于政府的中央银行能够更好地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和实际变量，如产出和就业（alesinaandsummers，1993）。
（三）把达标的职责（权力在中央银行）与计量目标变量的职责（权力在统计部门）分开
尽管允许中央银行计量和调整目标变量可能会增加灵活性，但会降低透明度和公众对制度完整性的信心。
（四）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长期价格稳定，这并不是指价格稳定是惟一目标，但其他目标必须与通货膨胀目标相一致
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并没有使中央银行为了实现低通货膨胀而放弃对其他经济目标的关注，如汇率水平或经济增长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具体说明了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的长期目标，但也规定了要关注其他重要的经济目标，只要这些目标与长期价格稳定相协调。弗里德曼和卡特纳（friedmanandkuttner，1996）强调：把通货膨胀作为惟一的关注焦点，在发生强大的供给冲击，如不时打击世界经济的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可能造成经济高度的不稳定。一个设计良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很好地应对供给冲击。实际上，还没有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在长期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加拿大和瑞典在内的国家把初始通货膨胀目标产生效果的时滞定得较长，以避免给产出和就业等带来不必要的短期成本。一个普遍的惯例是区分长期通货膨胀目标和短期通货膨胀目标，使后者逐渐向前者靠拢。通过调整接近长期目标的速度（或者目标时限），决策者能够降低通货膨胀的实际成本，也减少产出波动，同时，保持对长期价格稳定的承诺。svensson（1997）认为，对中期通货膨胀目标向着长期目标的连续调整，对于既关注产出波动又关注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的政策制定者是最优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个极有前景的货币政策策略，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和政府理解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好处之日，也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成为一个标准方式之时。
（五）用来定义通货膨胀目标的价格指数是核心cpi，食品、能源和其他特别具有波动性的项目已从中剔除
与其他指数相比，核心cpi可能对货币政策来讲是一个较好的向导，因为它度量了持久的基底通货膨胀而不是对价格水平的暂时性影响。使用cpi而不是其他价格指数（如gdp缩减指数）的论据是，它与消费者的生活水平直接相关，是公众最好理解的价格指数，并且是媒体报道最广泛的指数。与其他主要价格指数相比，它的计算更为频繁，且较少延迟计算。最后，这一指数的度量误差比其他可供选择的指数能更好地被经济学家理解。
（六）由于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存在着较长的时滞和不确定性，中央银行要及时提供有关整体经济、央行货币政策及其意图的信息（包括实现或未能实现目标的进展情况，并对已经改变或偏离目标的原因作出解释）
中央银行为了与公众沟通可以利用各种场合，包括演讲、记者招待会、在立法机关作证、统计数据和不定期的出版物。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通常新闻公告反映达成共识的观点或一系列没有署名的观点，这样，能促进对货币政策决策更自由和更坦诚的讨论。而英国官员认为公布投票记录有利于建立更透明的政策程序，鼓励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更独立的思考，因为他们知道公众要他们为投票负责（allen，1999）。多个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如加拿大、瑞典，以及最近的新西兰中央银行）所运用的一个信息变量的例子是所谓的“货币状况指数”，是一种利率和汇率的加权指数组合，可以有助于中央银行确定未来可能的通货膨胀路径。中央银行为了避免其时机的选择是受到政治驱动这样的怀疑，因而，定期发表正式报告应成为中央银行信息宣传的一个特征。这样，通货膨胀目标制明显地增强了中央银行对公众和推选出的官员的责任，促进了决策者和公众之间的沟通。
中央银行出版的通货膨胀报告还提供评估通货膨胀目标执行情况的方法，若达不到通货膨胀目标需要中央银行采取明确措施。以英国为例，若通货膨胀偏离2.5%的目标值1个百分点，英格兰银行行长就会被责成向财政部长提交一封公开信解释偏离的原因，并提出回到目标值的应对措施和时间表。
一旦通货膨胀目标向社会公布，并为实现目标而采取了一些措施，继任的政府除了延续该政策以外，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因此，通货膨胀目标的宣布似乎能够给公众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影响，而无论哪个政党执政。
（七）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实施过程中，通货膨胀预测占有关键的地位，对从管制转向政策制定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央银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此外，尽管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建立模型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已经完成了模型建立工作，但它们的职员在运用前瞻性通货膨胀模型，判断通货膨胀前景与适当货币政策反应等方面仍缺乏实践经验。由于数据缺陷，经济结构仍在变化和它们的经济对冲击所表现出的脆弱性，新兴市场国家较少依赖统计模型来预测通货膨胀。
（八）通货膨胀的实际治理成本关键取决于通货膨胀下降的速度、经济的名义刚性以及信誉度
降低通货膨胀率需要长期的过程，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要通过中央银行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承诺而逐步建立，而信任的建立会降低通货膨胀预期，有助于目标实现。那些想将高通货膨胀水平大幅降低的国家是否适合通货膨胀目标制框架，仍然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通货膨胀率超过30%的国家开始向通货膨胀目标过渡。
总之，作为一个只有15年历史的新兴货币政策框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